1. 如何加強對行政執法機關瀆職侵權行為的監督
撰稿人：沈旦妃 俞佳 職務犯罪預防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它不僅需要社會各階層、各領域、各部門共同參與，而且需要通過法律的、機制的、體制的教育等多種手段和途徑進行綜合治理。分析行政機關一些瀆職案件後，筆者產生這樣的認識：瀆職侵權職務犯罪是社會各種矛盾的綜合反映，預防職務犯罪單靠打擊是不夠的，必須堅持教育在先、預防在先、打防並舉、標本兼治的方針，努力從源頭上遏制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根源。 一、行政執法人員瀆職侵權犯罪的主要原因 行政執法人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層次的，既有客觀方面的原因，又有主觀方面的因素；既有歷史的原因，又有現實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極少數行政執法人員不能正確對待和行使手中的權力，因為權利的異化而最終導致犯罪的發生。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工作人員法制觀念淡薄。行政執法機關內部發生的職務犯罪，犯罪行為大多數是不能正確對待手中的權力，視公權為私權，權力觀念錯位，特權思想嚴重，講親情不講原則。這和極少數行政執法機關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職業道德教育流於形式有一定的關系。 2、權力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導致執法腐敗蔓延。我國行政執法機關有相當部分實行垂直領導體制。如稅務、工商總局直接領導各直屬稅務、工商局，管轄范圍大，各直屬稅務、工商及基層所遍布全國各地，使上級局對下級局的管理和監督有較大難度，管理難以到位。而地方稅務、工商因沒有隸屬關系，所以地方黨政管不了，形成「管的著的管不到」的局面，使權力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 3、一線執法人員權力過大，形成監管漏洞。我國稅務、工商、醫葯、土地、質監等部門現行的業務管理體制中，業務管理許可權實際上集中在基層執法人員手中。他們是否依法行事完全取決於自身的素質和良知。由於執法權力集中在一線人員個人身上，形成一些監管漏洞甚至黑洞，不法分子只要買通了他們，就可以實施不法行為。 二、行政執法人員職務犯罪的預防對策 (一)努力提高執法人員素質，加強對執法人員人教育和管理 一是各級黨委、政府要充分認識到瀆職侵權犯罪也是一種腐敗，在政治上對黨和國家造成的消極影響和嚴重危害性絕不亞於貪污賄賂犯罪。有效地預防瀆職侵權犯罪，既是對中央提出的全面系統地預防腐敗犯罪指示精神的貫徹落實，也是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實踐。因此，黨委要高度重視瀆職侵權犯罪的危害性，大力支持司法機關預防和依法查辦瀆職侵權犯罪，為預防瀆職侵權犯罪提供政治和組織保證。 二是要開展經常性的教育活動。城建、質監、土地、衛生等系統要經常開展正確的權力觀和義務觀教育、專項教育和崗位廉政教育。要結合行政執法工作實際，加強法制教育、職業道德教育、廉政教育和崗位業務培訓，使行政執法工作人員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要加強法制教育，樹立法制觀念，組織學習有關法律、法規和各項規章制度，增強遵紀守法的意識，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和拒腐防變能力，自覺抵制各種不正之風的侵蝕，廉潔奉公，公正執法。加強「八小時」以外對執法人員的管理和監督，把八小時以內的思想政治工作延伸的八小時以外，促使其正確處理好與工作對象的關系，斷絕與不法分子的交往和聯系，純潔行政執法隊伍。 三是要落實廉政責任制，兌現獎懲制度。各級行政執法機關要落實廉政責任制，單位負責人與部門負責人之間，部門負責人與普通幹部之間要層層簽訂廉政責任狀，哪個環節出問題就追究哪個部門負責人的責任。大力推行廉政量化和風險管理，實行責任考核與追究制度。將理論學習、廉政教育、專項業務等層層分解，把任務目標落實到人，形成「橫向到邊、縱向到底，交叉到位」的責任體系，部署違法違紀要追究領導責任，實行「廉政一票否決制」。與此同時，要執行獎懲制度，獎罰分明。對遵紀守法、廉潔自律、勤政奉公者要給予大力表彰，對查處違法犯罪有功人員給予重獎；嚴格執行中紀委和國務院各項紀律法規，認真落實黨風廉政責任制，對工作失職的領導幹部進行嚴肅處理，對違規違紀人員堅決查處，該處分的堅決處分，決不手軟。 （二）改革和完善行政執法部門的管理體制，加深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 一是要努力健全對重要業務環節的監督制約機制。對一些權力比較集中、比較敏感的重要業務環節，要按照「事權分離、權力分解、相互制約、規范程序、公開透明」的原則，對現有的作業流程、作業方式進行全面系統的改革，科學地進行內部權力分解和職能劃分，建立全新的業務管理體制。通過監控管理和執法評估，對當地各現場執法情況作出適時定量的分析，掌握情況，把檢查執法問題同廉政檢查結合起來，糾正業務工作偏差，同時追究個人責任。 二是要嚴格管理，強化監督，這是預防和減少瀆職侵權犯罪的重要環節。預防部門應幫助和指導各行政機關、部門建立完善各項規章制度和各項監督制約機制，不斷總結和探索有利於預防瀆職侵權犯罪的新辦法和新制度，加強對基層幹部的管理、約束和檢查，如發現問題，及時糾正，以防患於未然。 三是要堅持制度監督。教育不是萬能的，預防職務犯罪每個單位、每個行業都有自己的管理特點和規律，要針對本單位或本行業的特點、分析容易滋生腐敗的部位和環節，職務犯罪建立健全執法制度規范程序，明確責任，減少漏洞，在健全制度的基礎上，健全監督制，並確實落實。 四要堅持執法公開。執法標准、程序要公開化。每個單位執法權力都有自己的程序、特點和規律，外部力量很難介入，成為執法權力運作的封閉性，群眾很難監督。無數事實證明：職務犯罪最重要原因是對權力約束不力，行使權力缺乏公開性和透明度，失去制約權力越大，發生職務犯罪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執法部門要將執法標准、程序向社會公開，便於群眾監督、防止執法人員權力濫用及失職。 （三）加大對行政執法人員職務犯罪的預防和打擊力度 一是行政執法機關要積極配合檢察機關查處職務犯罪的工作，及時提供有關犯罪線索。檢察機關在其專業化優勢和經驗的基礎上，應認真鑽研行政執法部門的專業知識，熟悉工作流程及有關規定，掌握城建、土地、等工作必需的相關知識，同時，善於攻堅克難，頂住壓力，保證行政執法人員職務犯罪案件的有效查處。 二是行政執法機關應與檢察機關建立工作聯系制度，成立專門的預防職務犯罪工作協調小組，具體指導和協調檢察機關與行政執法部門共同做好預防職務犯罪工作，以「預防工作聯席會議制度」等方式通報查處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案件情況，剖析案件的特點、發案原因及規律，有針對性地提出預防工作中的實際問題。檢察機關定期或不定期派員到行政機關上法制教育課，並運用典型案例，以案說法，警示教育廣大行政執法工作人員。 三是加大監督力度，共同抓好行政執法機關職務犯罪預防工作。檢察機關在開展預防職務犯罪工作中，必須立足於履行檢察職能，緊緊圍繞檢察職權，不能超越檢察職權搞預防，堅持在黨的領導下與行政執法機關密切配合。建立預防職務犯罪聯席會議制度，加大檢察、行政機關的聯系，共同把好預防職務犯罪的關口，遏制行政機關職務犯罪案件的發生。要加強信息交流和情況通報。行政機關有關加強隊伍建設、完善內部管理監督、健全制度機制等方面的政策、改革措施，行政人員違法違紀案件查處情況，要及時向檢察機關通報。共同開展調查研究和預防對策研究。根據行政執法機關職務犯罪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行政機關和檢察機關可共同開展前瞻性的調查分析，深入探索制度、機制改革和創新，努力研究從源頭上預防行政機關職務犯罪的根本性措施和對策。共同推進檢察建議的落實。檢察機關要結合查辦行政機關職務犯罪的典型案件，認真分析存在的問題，積極提出預防職務犯罪的檢察建議，努力提高檢察建議的質量，增強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並積極協助案發單位共同及時落實。要共同開展預防職務犯罪調研，研究各個時期行政執法人員職務犯罪的特點和規律，有針對性地開展系統預防，做到系統問題系統抓、綜合問題綜合治。進行預測性分析研究，研究我國隨著行政執法機關體制的調整，行政執法人員職務犯罪可能出現的新變化，提出防範對策。
2. 思修中刑法的案例分析題
lz，這個為什麼是刑法題……？
補充：
1）口頭遺囑只有當事人、利害關系人的證言肯定不行，一般都要求至少2個無關的見證人。要不然想怎麼說就怎麼說，還不全亂了。
2）只要是合法收養的養子，法律上視為正常的父母子女關系，繼承也一樣，精神病與否也沒有影響。
3）可以的，喪偶兒媳、女婿，如果對配偶的老人照顧比較多的，可以視其為第一順序繼承人（等於法律上假裝他/她是老人的子女了），繼承法上有明確法條，自己搜索下吧（用喪偶搜索）。
4）可以，李雲用「代位繼承」，李聰用「轉繼承」，具體解釋請網上搜索，很好搜。
5）懶得算了……原則就是所有有繼承權的第一順序繼承人均分。包括上面4）說的兩位，還有那個沒再嫁人的兒媳。
6）遺贈和遺囑不同，因為帥某不是死者親屬，所以接受遺產屬於接受遺贈，應當在知道相關事項後2個月內表示接受與否，否則視為放棄。如果是繼承人（而不是受遺贈人）則相反，2個月內不表示，視為默認接受。
3. 如何認定瀆職罪的「嚴重不負責任」
司法實踐中，對「嚴重不負責任」的認定直接影響到許多瀆職罪具體犯罪是否成立。如何認定「嚴重不負責任」?在實踐中爭議很大。從刑法解釋論立場看，對「嚴重不負責任」進行體系解釋是解決認定這個問題的有效方法。 在瀆職罪客觀方面要素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對「嚴重不負責任」如何理解?這個問題實際上包括了兩個方面內容:第一，「嚴重不負責任」的性質和地位。易言之，作為構成要件要素的「嚴重不負責任」，究竟是主觀要件還是客觀要件?第二，「嚴重不負責任」的具體認定。盡管瀆職罪的條款並未明確規定「嚴重不負責任」，但在瀆職罪其他條款中卻明確出現了「嚴重不負責任」的字樣。因此，對「嚴重不負責任」的理解，必須聯系其他條款進行統一解釋。 關於「嚴重不負責任」的性質 作為刑法用語的「嚴重不負責任」出現在包括瀆職罪在內的11個條款中，它們分別是:刑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三款中介組織人員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第三百零四條故意延誤投遞郵件罪;第三百三十五條醫療責任事故罪;第四百條第二款失職致使在押人員脫逃罪;第四百零六條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簽訂、履行合同被騙罪;第四百零八條環境監管失職罪;第四百零九條傳染病防治失職罪;第四百一十二條第二款商檢失職罪;第四百一十三條第二款動植物檢疫失職罪;第四百一十九條失職造成珍貴文物損毀、流失罪。 對「嚴重不負責任」性質的理解，理論上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嚴重不負責任」屬於主觀要件。認為「行為人本來能夠正確地認識一定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客觀聯系，並進而正確選擇自己的行為，避免危害社會結果的發生。但他卻在自己的主觀意志支配下，對社會利益和公民大眾的安危採取了嚴重不負責任的態度，從而使自己的行為造成了嚴重危害社會的結果」。 第二種觀點認為，「嚴重不負責任」屬於客觀要件。有學者在論及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三款中介組織人員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時認為「本罪在客觀上必須具有嚴重不負責任，出具的證明文件有重大失實，造成嚴重後果的行為」。贊成「嚴重不負責任」是客觀要件的學者在理論界為數不少。 第三種觀點認為，「嚴重不負責任」應該是主客觀表現的統一體。嚴重不負責任不僅能視為犯罪構成要件中的客觀要件，而且也可理解為是過失心理的主觀要件。 從語法上來看，將「嚴重不負責任」作為導致後果產生的主觀原因也並非完全沒有依據。然而，視「嚴重不負責任」為主觀方面要素，至少會產生下列兩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造成法條之間的不協調。刑法第三百零四條中規定，郵政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故意延誤投遞郵件，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本條從主觀罪過中分析，故意犯罪是毫無疑問的，但由於瀆職罪一般為過失犯罪，而一個罪名中不可能存在兩個罪過，既是故意，同時又有過失，因此，將「嚴重不負責任」解釋為主觀要素，使得法條的整體性被破壞; 第二，造成構成要件中缺乏行為要素。比如，刑法第四百條第二款中規定:司法工作人員由於嚴重不負責任，致使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脫逃，造成嚴重後果的，處……。如果將「嚴重不負責任」作為主觀要素，那麼，本罪在客觀方面只有危害結果，卻沒有犯罪的本質要素———失職行為，從而使得構成要件沒有規范要素，這是不可思議的。 將「嚴重不負責任」解釋為主客觀表現的統一體，更是違反了規范要素的邏輯結構。犯罪構成各要件之間既相互聯系，同時又有所區別，每一規范要素與事實之間具有對應關系。一個規范要素不可能集主客觀表現於一身。所以，這種觀點實際上違反了刑法解釋論的基本邏輯。 將「嚴重不負責任」解釋為瀆職罪的客觀行為要素，實際上是必然的選擇。筆者贊成這種觀點，認為這是對法條進行合理解釋後得出的結論。 關於「嚴重不負責任」的解釋 在解決了「嚴重不負責任」的性質和地位的問題後，該如何認定「嚴重不負責任」?在實踐中爭議很大。對「嚴重不負責任」的認定已經成為許多瀆職罪具體犯罪是否成立的關鍵。 在筆者看來，站在刑法解釋論立場，對「嚴重不負責任」進行體系解釋是解決認定這個問題的有效方法。體系解釋是指根據刑法條文在整個刑法法規中的地位，結合其他相關法條，來闡明其規范意旨。體系解釋的目的在於避免孤立地理解刑法條文，使條文之間避免不必要的「皺褶」或「漏洞」，以便實現刑法整體協調。「使刑法相協調是最好的解釋方法」。「法律條文只有當它處於與它有關的所有條文的整體中才顯出其真正的含義」。 將刑法中使用「嚴重不負責任」的所有條款進行比較，可以發現，法條中的用語可以分為兩種情形:一種是在法條中以「嚴重不負責任」概括了瀆職行為。如刑法第四百條第二款中「司法工作人員由於嚴重不負責任，致使……」，刑法第四百零八條中「負有環境保護監管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導致……」等;還有一種是除了以「嚴重不負責任」進行概括外，還詳述了嚴重不負責任的具體表現形式，如刑法第四百一十二條第二款中「前款所列人員嚴重不負責任，對應當檢驗的物品不檢驗，或者延誤檢驗出證、錯誤出證，致使……」，刑法第四百一十三條第二款中「前款所列人員嚴重不負責任，對應當檢疫的檢疫物不檢疫，或者延誤檢疫出證、錯誤出證，致使……」。以概括的方式表述瀆職行為佔了絕大多數，而具體列出瀆職行為的條款只有商檢失職罪和動植物檢疫失職罪。刑法之所以對這兩個罪名中「嚴重不負責任」進行特別描述，或許是出於這樣的考慮:一是檢驗檢疫部門崗位職責雖然具有特殊性，但其瀆職行為表現形式單一，只有這兩種情形，因此，在法條中加以明確，更有利於司法機關對這種部門瀆職行為的認定;二是檢驗檢疫部門瀆職行為表現形式多樣，但只處罰這兩種行為。無論是出於哪種考慮，將「嚴重不負責任」予以具體化都是一種特殊規定。 「嚴重不負責任」是對瀆職行為的高度概括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即「嚴重不負責任」實際上是對瀆職行為的高度概括，「嚴重不負責任」就是不履行和不正確履行職責。立法者考慮到實踐中瀆職行為表現形式的多樣性，所以在法條中未對「嚴重不負責任」的外延和內涵作出具體規定，而是留待司法部門在實踐中根據具體情況加以認定。 司法實踐中對某些瀆職犯罪案例的處理之所以會出現分歧，就在於審判機關沒有對嚴重不負責任和不履行以及不正確履行職責作同一性的解釋，而是將嚴重不負責任和不履行以及不正確履行職責分別理解，把嚴重不負責任作為不履行以及不正確履行職責的限定詞，來說明失職的程度。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在相關司法解釋中以偏概全，把立法中對「嚴重不負責任」的特殊規定當作普遍規定來對瀆職罪進行定義，即把概括的瀆職行為———嚴重不負責任與具體的瀆職行為相並列，導致認識上的偏差。這樣做的結果就是不當地縮小了瀆職罪的處罰范圍。 體系解釋指向兩個目標:一是通過對構成要件的詮釋，能夠使相應的規范之間嚴密銜接，盡量避免不應有的「漏洞」。二是減少與其他規范之間不必要的重疊，盡量熨平理解上的「皺褶」，使對構成要件的詮釋具有較強的操作性。拋開與其它條款的聯系，孤立地看待瀆職罪中「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以及不正確履行職責」的用語，我們的確很難判斷他究竟是對不履行以及不正確履行程度的限制，抑或是對不履行以及不正確履行職責的概括。
(作者單位:上海市人民檢察院)
4. 瀆職罪案件,檢察院要多長時間才送法院
從公抄安機關到檢察院辦案時間：1、線索初查一般應在二個月內完成。2、立案後對犯罪嫌疑人逮捕後的偵查羈押期限不得超過二個月案情復雜、限屆滿前不能偵查終結的案件，經市人民檢察院批准延長一個月重大復雜案件還可經省人民檢察院批准延長二個月。對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如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還可經省人民檢察院批准再次延長二個月。辦理審查批捕案件，應當在案件受理後的七日內作出是否逮捕的決定，未被拘留的，應當在案件受到後的十五日內作出是否逮捕的決定，重大復雜的案件不得超過二十日。3、檢察院辦理審查起訴案件，應當在一個月內作出決定。重大復雜案件，一個月內不能作出決定的，報檢察長批准，可以延長十五日。
5. 瀆職罪的因果關系是怎樣確定的
瀆職罪的因果關系怎樣確定
1、首先確定對追究瀆職罪有意義的危害後果
危害後果對瀆職罪的定罪和量刑都有重要的意義。有些瀆職罪中的危害結果屬於構成要件結果，指該當某一具體犯罪構成要件所必須具備的結果，即這一結果是具體犯罪構成要件符合性的內容，如果行為未產生這一結果，就不構成犯罪。因此這一結果又稱為定罪結果。這就使得在分析瀆職罪的犯罪構成時，先要考察已經發生的危害結果是否符合瀆職罪的立案標准，[6]如果符合需要追究刑事責任，接下來才能考察行為人客觀方面的瀆職行為與危害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如果沒有發生符合瀆職罪立案標準的結果則無需追究刑事責任，也就不能啟動刑事訴訟程序。
2、以條件說為依據分析瀆職行為和危害後果的關系
一因一果的情況容易判斷，復雜的情況就是多因一果，即瀆職行為和其他介入因素共同導致危害後果的發生如何判斷?筆者認為可以把多因一果的因果關系發展進程大致劃分為兩種情況：其一是a引起b，b引起c，c引起d，其二是a+b+c﹦d。[7]這兩種情況下，a和d之間都有因果關系。
第一種情況下，介入因素由瀆職行為所引起。該種情況下瀆職罪因果關系的判斷和普通犯罪有所不同：在普通犯罪的因果關系判斷中，異常的介入因素會中斷因果關系，而在瀆職罪中只要因果關系發展的鏈條沒有斷，則因果關系不會中斷。瀆職行為使社會關系錯位，背離法律預先設定的模式，引起其它不該出現的介入因素，並最終導致危害後果，只要因果關系鏈條沒有斷，則瀆職行為與後來的危害後果有因果關系。如下例：
余某，環保局長。某化工廠過量排放污水被責令停產，恰好該廠接到一批緊急訂貨。為創收，廠長李某許余某以好處，要求完成訂貨後再停產整頓，余同意。因機器設備晝夜運行發生故障，大量有毒廢水排出，致周圍居民死亡20多人，重傷殘疾183人，直接經濟損失40多萬。
環保局長的許可行為直接導致了化工廠生產，晝夜生產造成機器故障，機器故障導致有毒廢水排出，廢水排出導致了人身傷亡和財產損失的嚴重後果，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任何一個環節缺失都不會出現如此嚴重的後果，每個環節又都是合乎規律地引起下一個環節，兩個環節之間銜接地順理成章，所謂介入因素也都是由瀆職行為引起的，沒有瀆職行為也就沒有其後的一系列行為。環保局長的許可行為是這個因果關系鏈的源頭，許可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是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的關系。因此環保局長的瀆職行為與危害後果之間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
第二種情況下，介入因素不由瀆職行為引起，但和瀆職行為共同作用，最終導致了危害結果的發生。如下例：
陸連保，行政拘留所所長，對工作嚴重不負責任，1993年1月中旬，該所關押的被收審人員樊喜順、白麥圈、馮田福先後被同號收審人員多人、多次體罰、毆打致傷。同月21日，被收審人員何俊奎又被同號的劉宗仁、孫永剛(另案處理)等人長時間體罰、毆打致傷(肋骨被打斷七根)，次日，陸連保發現後，只讓告知家屬給買胃葯，並未及時採取有效措施救治，致使何於當晚8時許死亡。經法醫屍體檢驗，死者何俊奎系被平面和具有棱邊條狀致傷物反復作用造成失血、疼痛和酸中毒死亡。
該案例中，如果沒有拘留所長的失職和縱容，也就不會有牢頭獄霸的毆打行為，繼而也不會出現被害人的死傷，因此拘留所長的瀆職和被害人的死傷之間有因果關系，應負刑事責任。
條件說為了防止擴大處罰范圍，又提出了禁止溯及理論，即當一個行為或事實獨立地導致了結果發生時，就應當將結果歸責於該行為，而不能追溯至先前條件。筆者認為介入因素只有符合以下兩個條件，才可能中斷瀆職行為與危害結果的關系：1、介入因素獨立存在，不是瀆職行為引起的，和瀆職行為毫無關系。這里考察的是介入因素的來源和瀆職行為是否有關。2、介入因素獨立導致了危害結果的發生，沒有和瀆職行為共同作用。這里考察的是介入因素能否獨立引起危害後果，如果介入因素不藉助瀆職行為獨立導致危害結果，則瀆職行為與危害結果沒有因果關系。如行為人違法發放林木採伐許可證欲採伐某片森林，但該森林資源卻在濫伐之前被盜伐，則此危害結果與行為人發放林木採伐許可證的瀆職行為沒有因果關系。
6. 今日說法的案例分析
上訴
7. 刑事一審抗訴案例
刑事一審抗訴案件，一般存在的問題
北流院近幾年的抗訴案件全部集中在那些法律規定不明確，檢察院、法院對適用相關法律條款的理解、認識不一致的案件中，具體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種：
1、累犯認定的差異，導致抗訴失敗。
法律規定，「曾故意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5年之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屬累犯」，該們認為，在第二次故意犯罪中，按照刑法有關規定，只要是可以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就應當構成累犯。因為沒有具體的司法解釋，由於檢、法雙方對法律的理解不同而產生分歧。如該院提請抗訴的梁明故意傷害一案就是這種情形。
2、法律規定量刑中從輕、減輕處罰的幅度不明確，抗訴沒達到應有的效果。
由於法律及有關司法解釋沒有對減輕處罰的幅度、檔次的界限作出明文規定，所以有減輕處罰情節的，減輕的幅度、檔次是看法官個人的意志，法官可以作減幾檔的處罰，導致了作無限減刑問題的出現，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權過大。該院提請抗訴不成功的案件中，有2件5人屬於這種情況。
3、玩忽職守罪中的「嚴重不負責任」的界定，法律規定不明確，抗訴不成功。
在該院抗訴沒有獲得改判的龐澎涉嫌玩忽職守一案中，就是由於玩忽職守罪中的「嚴重不負責任」的界定，法律規定不明確而抗訴失敗，因為沒有具體詳細的司法解釋，勢必造成檢察院與法院的認識理解及執行不同，所以抗訴也很難成功。06年新出台的立案標准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目前，瀆職罪侵權案件無罪判決率高居不下，也成為了整個檢察機關的刺手問題，卻又沒法可施。
4、上級法院對故意傷害案件的傷情有重新鑒定的權力，改變了鑒定結論，法院判決時出現量刑畸輕的案例，檢察機關無能為力。
前兩年，最高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釋中，中級以上的法院對傷情案件有重新鑒定的權力，原法醫鑒定結論的改變，也直接導致了量刑的改變。如：該院辦理的抗訴案件趙輝故意傷害一案時就出現這種情況。這就等於中院一邊自已作出鑒定，另一邊自己又作出判決，造成的結果是法院缺乏監督和限制，容易滋生腐敗。不過，近兩年來，出台了新的司法解釋否定了這種做法，法院已不能再對傷害案件私自作出重新鑒定而否定原來的鑒定了。
5、對主從犯的認定，檢、法兩家意見不一，抗訴難度很大。
在主從犯的認定上，法律規定：在犯罪中起主要、積極作用的為主犯，但對於何謂主要作用沒有作出更為詳細的解釋，所以就容易出現了檢察院和法院的理解差異而提起抗訴，最後在主從犯的認定上均沒有獲得改判。如該院在提起抗訴的陳義、竇傑陽等4人貪污、受賄、故意銷毀會計憑證、會計帳簿一案，以及劉橋黎等4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一案就存在這個問題。
6、「緩刑」的適用條件太抽象，不好執行，抗訴達不到應有的效果。
在該院這幾年的抗訴案件中，有3件7人是因為緩刑適用不當而提請抗訴的，有1件1人維持原判。法律規定了適用緩刑的條件為「判決3年以下有期徒刑，有悔罪表現，適用緩刑不致再危害社會」，何謂「適用緩刑不致再危害社會」太抽象、籠統，不好執行。另外，還存在一個對緩刑的認識問題，比如：判三年緩刑五年執行和判一年實刑哪個重？在該們及一般群眾的眼裡，肯定是認為是判一年的重，因為判緩刑只要宣布判決結果，就可放出來不用被關押了，而判實刑的還要被關押，從被關押的實際時間來看，就是被判三年緩刑的輕，判一年實刑的重。目前，法院對緩刑的適用比較多，特別是經濟案件，由於法律規定不明確，有的明顯量刑輕的案件卻無法提出抗訴，抗訴的效果也有夠理想。
7、抗訴案件的類型較單一、范圍較局限。
該院這幾年的抗訴案件全部是對無罪判決和量刑畸輕案提出的，類型較為單一，所涵蓋的面太小。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應具體分析，在實踐中既有可能是有其它類型可「抗」之案而未「抗」，在理論上也不排除無其它類型可「抗」之案的可能性。
1.對輕罪重判以及人民法院程序違法的案件進行抗訴的案例極少。既沒有純粹因為人民法院在審判過程中嚴重違反法定訴訟程序，影響公正判決或裁定，而提出或提請抗訴的案件，也沒有因輕罪重判而提出或提請抗訴的案例。
2.檢察機關對刑事自訴案件以及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的法律監督缺乏有效途徑，少見對這兩類案件提出抗訴的例子。尤其是對刑事自訴案件的判決或裁定的監督和審查基本處於監督盲區。由於刑事自訴案件不必經過偵查機關和檢察機關而直接進入刑事訴訟程序，檢察機關對這類判決沒有及時了解和掌握的法定途徑，只有自訴人或被告人向檢察機關申訴後。檢察機關才有可能知曉。因此，對這類案件的判決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是否確有錯誤，是否違反法定程序等問題，檢察機關一般只能在判決生效後經特別途徑進行審查，如符合抗訴條件的，依審判監督程序提請上級檢察機關抗訴。但在實踐中，檢察機關對這部分案件的抗訴鮮有先例。此外，檢察機關對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的法律監督也較薄弱。由於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公訴人一般不參加法庭審理，法庭又依法適用獨任審判，案件在審理過程中是否有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情況，審判人員在案件審理中是否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為，影響公正判決或裁判的等等，檢察機關也缺少監督途徑。
8. 如何認定過失瀆職犯罪的因果關系
司法實踐中採用的「中斷」理論難以有效控制瀆職犯罪，應引入監督過失理論
所謂過失瀆職犯罪，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出於主觀上的過失，未能履行或未能正確履行職責，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這類犯罪有一個共同點，即以負有公共職責的特定主體疏於履行職責為前提，但是，是否疏於履行職責又涉及到對危害結果的分析，換句話說，疏於履責與危害結果之間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理論上爭議很大，實踐中認識也不一致，導致對此類案件的處理有著不同的結論。
對於過失瀆職犯罪中因果關系的認定，理論上有各種不同的主張，司法實踐中多採用「中斷」理論來加以判斷。所謂中斷理論，即在刑法因果關系發展過程中，由於某種因素的介入導致原來因果聯系的方向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致使因果關系中斷。這種中斷必須符合一定的條件：一是介入因素是異常的；二是介入因素對最後危害結果起直接作用。現以某地法院的一個判例來說明這一理論。某市鍋爐壓力容器所檢驗員王某在負責檢驗驗收某個體浴室常壓燃煤熱水鍋爐時，接受對方吃請，不正確履行職責，在被檢驗鍋爐出廠資料技術參數完全不符合要求的情況下，仍在檢驗報告中作出虛假記錄，致使該鍋爐取得市質量技術監督局頒發的《鍋爐使用登記證》並投入運行。之後，該鍋爐業主擅自將常壓熱水鍋爐改為承壓鍋爐使用，最終發生爆炸，造成7死7傷的重大傷亡事故。當地法院依中斷理論認定，檢驗員王某雖然工作上有失誤，不認真履行職責，但因常壓熱水鍋爐在通常情況下不會發生爆炸，且最終所造成的重大傷亡的結果是由於業主擅自改造的行為決定的，故屬於異常介入，因而王某的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中斷，王某不承擔刑事責任。
但是，引入中斷理論來對過失瀆職犯罪的因果關系加以判斷是不合適的。中斷理論的提出是由於在因果關系理論方面主張條件說的學者企圖制約不適當地擴大因果關系范圍的結果。在過失瀆職犯罪中，絕大多數的個罪比如玩忽職守罪、環境監管失職罪、失職致使在押人員脫逃罪等罪名中，介入的因素都是導致最終結果的直接原因，而且在通常情況下都是不會發生的。比如上例中，若王某能認真履行職責，就不會使該台不符規格的鍋爐投入運營，進而也不會發生業主的擅自改造，當然也不可能出現最終的死亡結果了。因此，從因果關系的發展進程上看，中斷理論在判斷過失瀆職犯罪中具有無法正確認識刑法因果關系的性質。
筆者建議，為加強對過失瀆職犯罪的打擊力度，應該引入監督過失理論來認定此種因果關系。
所謂監督過失，是專門針對上層管理者疏於管理而發展起來的一種理論，其實質是嚴格追究管理者的過失責任。
監督過失可適用於兩種情況：一是未能使從業人員充分注意的直接上級，可因「懈怠監督責任」而適用監督過失追究過失責任；二是基於事故對社會安全體系的影響，對企業的高級領導可追究「組織、營運制度」上的監督過失責任。據此，監督者的職責可分為兩個方面：第一是對人的監督，即對被監督者的直接監督；第二是對制度的監督，即建立安全有效的管理體制。監督者一旦違反這兩種職責而導致危害後果，就必須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可見，通過對管理人員即監督者的失職行為進行處罰，可以使監督者對其職責不敢懈怠，監督者的職責意識得到強化，從而有效地阻止過失瀆職犯罪的發生。
就過失犯罪而言，其因果關系一般存在於行為人的行為與結果之間，但是在監督過失的情形下，則是由於介入他人行為作為中間項而使得危害結果的發生並非監督者直接所為。因此，監督過失中的因果關系較之於一般過失的因果關系而不同。這種差別在於監督過失責任是以監督者對於被監督者所為的過失行為負有過失責任為前提的，因而要探究監督者的過失責任，首先要肯定監督者的過失行為與被監督者的行為所導致的危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其次才是被監督者的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顯然，肯定監督過失犯罪是以肯定監督者與最終的危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為前提的。結果的直接原因是直接行為人的作為或不作為，但直接行為人的行為是由於負有監督職責的人沒有履行監督職責的不作為所引起，因此，監督者的行為與被監督者的行為同為結果的原因。可見，監督過失理論是以強調監督者與危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為基礎的。
監督過失理論的合理性在於對監督者的疏於監督行為的否定性評價，而且此種否定性評價並不是以危害結果為源頭從結果往前溯及原因，而是直接將監督者的過失視作最終危害結果的原因力，即作為對直接責任人員的監督者，由於怠於監督，沒有及時防範或糾正直接行為人的過失行為，以至於發生了危害結果，雖然其監督過失行為本身並不必然導致危害結果的發生，但具體危害結果已經包含在危險的實現的概念中，對最終結果的發生仍具有一定的原因力，因而必須與介入的主體共同承擔責任。
不可否認，監督過失理論強化了監督者的過失責任，肯定了過失瀆職犯罪因果關系的特殊性，為解決過失瀆職犯罪因果關系提供了依據。一般的過失犯罪因果關系存在於行為人及其行為所導致的直接危害結果之間，比如交通肇事罪中騎車人被第一輛汽車撞倒後又被第二輛汽車軋死，這種情況下第一輛汽車的駕駛員與最終的死亡結果之間雖然有事實上的因果關系卻並無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因為法律本身並未明確。但在監督過失情形下，由於監督者的過失行為與介入因素的擔當者共同作用導致最終結果的發生，故而監督者也應承擔共同責任。回到先前所舉的案例中，若依監督過失理論，重大傷亡結果的發生是由於檢驗人員王某的過失行為與鍋爐業主的故意行為共同作用所致，令其承擔刑事責任符合罰當其罪的刑法基本原則。
我國刑法理論雖沒有明確提出監督過失的概念，但從刑法關於過失瀆職犯罪的法條來看，這些規定實際上已經包含了監督過失的基本理論，如刑法第四百零八條規定的環境監管失職罪便是監督過失的適例。應該說，倡導監督過失理論，運用監督過失理論來解決瀆職犯罪因果關系，對於我們盡快解決像蘇丹紅事件、瘦肉精事件、紅心鴨蛋事件等偽劣產品泛濫現象，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引用網路）
9. 淺析如何理解和把握瀆職犯罪中的「惡劣社會影響」麻煩告訴我
嚴重損害國家聲譽、或者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是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准中對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罪客觀方面規定的一個法定條件，屬於非物質性損害後果，比較原則、抽象，實踐中難以把握和認定，一直以來是困擾司法機關查辦瀆職犯罪的一個難點。對於我們基層院來講，嚴重損害國家聲譽的案件很難遇到，但是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卻是我們在辦案中經常遇到的情形，由於大家在認識上不統一，導致在執法活動中出現了一些偏差，因此，明確對瀆職犯罪中惡劣社會影響的理解和把握，對司法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所謂造成惡劣社會影響，一般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職責過程中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嚴重損害了國家機關的形象，引起群眾不滿和憤慨，導致群體性事件發生，造成局部地區社會不穩定，甚至造成企事業單位或政府機關無法正常開展工作等。惡劣社會影響通常是以非物質形態表現出來，是無形的，屬於非物質性損害結果，通常具有損害結果的不可計算性，損害後果具有相對的區域范圍以及損害後果表現形式具有復雜多樣性的特點。認定這一情形關鍵在於如何理解和把握惡劣二字，即什麼程度才算是惡劣，惡劣到什麼程度才夠上我們的立案標准，筆者經過認真思考簡要從以下四個方面談一下認識，供大家借鑒和參考。
一、看案件本身性質是否惡劣
社會影響的惡劣程度，取決於案件本身性質的惡劣程度。從主體上講領導幹部失職瀆職要比一般幹部失職瀆職惡劣；從主觀惡性是講，故意犯罪要大於過失犯罪；從行為方式上講，具有徇私舞弊、索賄受賄等情節的瀆職犯罪，要比一般的瀆職犯罪情節惡劣；從侵害客體上講，損害黨和政府聲譽、形象、權威、公信力以及踐踏國家法律法規的瀆職犯罪比損害一般性企事業單位管理秩序要惡劣。總之，案件本身性質、情節的嚴重程度以及社會危害性，是判斷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看案件本身是否能引發惡劣的社會影響
我們在司法實踐中，惡劣社會影響可分為已經顯現和尚未顯現兩種情況，就是說表現在面上的或者說已經表現出來的惡劣社會影響較好認定，如我縣去年發生的因某某事件而引發的抬屍圍攻縣政府、集體上訪等，就嚴重造成了縣域公共秩序的不穩定和國家機關的正常工作。但在實踐中有些本應顯現出來的惡劣社會影響卻因為各種原因未能顯現或者未能及時顯現。未能顯現，並不是沒有社會影響，關鍵要看案件本身是否能夠引發這種社會危害性，只要能夠引發惡劣社會影響，既是沒有引發，潛在的危害也是客觀存在的，況且沒有引發的原因也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是公信力控制的結果，有的是因為瀆職行為被國家機關及時糾正所致，這些都是因公權力的介入，使惡劣影響脫離了公眾視線或是得到了應有的控制。實踐中，因公信力的控制未能引發的，不影響對惡劣社會影響的認定，因為公權力是為社會公眾服務的，如將公權力的結果作為給瀆職者抵債的條件，則違背和侵害了社會公眾的利益，也等於用公權力的結果來減免瀆職犯罪的罪責。
三、認定惡劣社會影響不能違背刑法基本原則和立法本意
最高人民檢察院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准對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罪的立案標准規定了九種情形，第一條第
1款至第7款明確規定：只有造成人員傷亡或者造成公私財產重大損失等嚴重後果的才符合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罪的立案標准；第8款和第9款是對第1款至第7款以外的其他符合立案標准情形的概括和規定。從第1款至第9款之間的關系來看，第8款和第9款規定情形的社會危害程度應與第1款至第7款規定的程度大體相當，也即只有第8款和第9款規定情形的社會危害性程度達到第1款至第7款程度相當的情形下，才能進行立案追訴。因此，司法機關在認定社會影響是否達到惡劣程度時必須在不違背刑法基本原則，不違背立法本意上判斷。
四、要從物質性損害和非物質性損害兩方面來綜合判斷
司法實踐中，許多瀆職行為導致的損害後果既有物質性的也有非物質性的，當物質性損害後果達不到立案標准而非物質性損害後果也不是十分明顯時，就要把兩者結合在一起綜合認定判斷。惡劣社會影響屬於非物質損害後果，是無形的，實踐中存在認識問題，這就要求我們辦案人員在依據現行法律法規，結合具體案情進行綜合判斷的同時，還要建立溝通聯系制度。既要加強向上級業務部門的請示匯報，爭取上級業務部門的指導與支持，又要加強同本院偵監、公訴等部門的溝通與聯系，特別是要加強同審判部門的溝通聯系，力求在認識上達成共識。
總之，惡劣社會影響本身就是一個感性范疇的問題，司法解釋再詳細也囊括不了不斷變化的客觀現實，司法工作人員要根據現行法律法規以及案件具體情況，在不背離立法本意的基礎上去認識和判斷造成的惡劣社會影響程度，既不能失之過嚴，放縱犯罪，也不能失之過寬，擴大打擊面，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准確把握和認定瀆職犯罪中的惡劣社會影響，避免執法的隨意性，做到不枉不縱，公正執法，維護法律的權威性和統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