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多元

⑴ 基本公共服務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2012年7月出台的《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從實踐操作層面制定了基本公共服務國家基本標准，明確了四個主要目標：供給有效擴大、發展較為均衡、服務方便可及、群眾比較滿意，最終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擴大有效供給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前提。從經濟上來看，這既包括擴大供給，需要大幅度增加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總量和比例），又包括有效供 給，需要優化和調整社會資源配置方式。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擴大基本公共服務有效供給的目標在於政府最大化地實現代表性、回應性和責任的價值。隨著社會的轉 型和發展，政府通過各項制度或者公共政策更大程度地實現其代表性和責任，回應多元利益主體日益增加的基本公共服務需求，需要基於全體社會成員的需求來完善 基本公共服務國家標准體系，不斷健全標准動態調整機制。從管理視角來看，擴大有效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是從管理社會向社會管理轉變的基本措施和重要途徑，從 整體上看，社會管理的焦點在於擴大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這一結果上。為獲得預期效果，在產品和服務的提供方面可以妥善運用各種市場競爭機制，可以通過政 府、市場、社會力量等多元主體通過多種途徑來提供，即公共服務供給方式多元化，實現提供主體與提供方式多元化。為了實現有效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政府既應 該強調民眾需求導向的觀念，又應該扮演「掌舵者」而非「劃槳者」的角色，還應該關注服務對象民眾的回應即社會滿意度。
發展較為均衡是基 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本要求。基本公共服務發展包括規模的擴大和結構的優化，最直接的因素是公共服務需方與供方的匹配。基本公共服務均衡的實質在於政府兌 現保障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務權利的承諾，通過深化改革，建立與完善教育、住房、就業、衛生醫療等領域內的制度建設，通過具有普遍可接受或可容忍的基本公共 服務結果和機會均等來限制社會的不平等。從宏觀層面來看，發展較為均衡是指在全國范圍內合理布局人、財、物等各種資源，各地建立資源共享機制，實現基本公 共服務的供給在總量和結構上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達到相對的均衡。從中觀層面來看，發展較為均衡是指要基本實現城鄉間、地區間在基本公共教育、勞動就 業、衛生醫療、養老服務等各種公共資源配置的均衡，尤其要實現各縣域內基本公共服務的均衡發展。從微觀層面來看，發展較為均衡包括服務領域內資源配置的均 衡、服務結果的均衡以及服務評價的均衡，尤其要明顯地提高農村和老少邊窮地區的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公正平等分配能力以及服務評價能力，以解決公眾的住房 難、上學難、看病難、就業難等問題，使全體社會成員都有均等地享有住房、教育、醫療、勞動的權利與機會。
服務方便可及是基本公共服務均 等化的具體方向。隨著對基本公共服務的探討從理論上升到實踐層面，它的可獲得性和方便性是國家基本標准得以落實的重要衡量因素。首先，要健全服務網路。目 前，低收入和貧困群體有較高的基本公共服務需要，但服務網路延伸得不夠長，對基本公共服務利用率比較低，導致基本公共服務的可及性與方便性相對不足，又由 於他們的支付能力有限，尤其在災難性事件出現以後，容易因病致貧或者因災致貧。因此，實現國家基本標准有賴於全面建立以基層為重點的服務網路。其次，要提 高針對特定領域的基本公共服務的設施標准化水平，使基本公共服務需求者能方便地獲得相應的服務。比如，提高教育機構、培訓機構設施的標准化設施是受教育 者、勞動者獲得便捷的教育、信息、培訓服務的基礎。再如，要增強基本公共服務的規范化、專業化和信息化。最後，要保障城鄉居民就近獲得服務。基本公共服務 國家標準的第一個階段性目標是通過城鄉基本公共服務規劃一體化與服務制度銜接、加大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支持力度等方式，逐漸消除在二元社會結構中基本公共服 務獲取的差異性，使城鄉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務具有可及性和方便性。

⑵ 求助管理要構建多元化服務模式

「多中心治理」提供理論依據。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事實上政府已經無法成為唯一的治理者，它必須依靠與民眾、企業、非營利部門共同治理與共同管理」①。即每一公民都不是由「一個」政府服務，而是由大量的各不相同的公共服務產業所服務，其中大多數公共服務產業都含有重要的私人成分②。這一社會現實促使以奧斯特羅姆夫婦為核心的一批學者在公共管理領域創立了一種新的理論，即「多中心治理」理論。多元供給我國社區公共服務多元供給主體應該包括：政府、市場、第三部門、社區組織。在社區公共服務合理分類的基礎上，不同類型的公共服務由相應的供給主體承擔，實現社區公共服務多元主體的分類供給。

⑶ 基本公共服務都包括哪些內容

公共服務的范圍比較廣，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高低和政府建設的能力大小而專定，但基本上屬都包括公共教育、公共衛生、公共文化等社會事業，也包括公共交通、公共通信等公共產品和公用設施建設，還包括解決人的生存、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所需要的社會就業、社會分配、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社會秩序等公共制度建設。

(3)公共服務多元擴展閱讀：

基本公共服務包括三個基本點：

一是保障人類的基本生存權（或生存的基本需要），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需要政府及社會為每個人都提供基本就業保障、基本養老保障、基本生活保障等；

二是滿足基本尊嚴（或體面）和基本能力的需要，需要政府及社會為每個人都提供基本的教育和文化服務；

三是滿足基本健康的需要，需要政府及社會為每個人提供基本的健康保障。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水平的提高，一個社會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會逐步擴展，水平也會逐步提高。

⑷ 基本的公共服務都包括哪些

1、基礎公共服務是指那些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公民及其組織提供從事生產、生活、發展和娛樂等活動都需要的基礎性服務，如提供水、電、氣，交通與通訊基礎設施，郵電與氣象服務等。

2、經濟公共服務是指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公民及其組織即企業從事經濟發展活動所提供的各種服務，如科技推廣、咨詢服務以及政策性信貸等。

3、公共安全服務是指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公民提供的安全服務，如軍隊、警察和消防等方面的服務。

4、社會公共服務則是指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滿足公民的社會發展活動的直接需要所提供的服務。

社會發展領域包括教育、科學普及、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以及環境保護等領域。社會公共服務是為滿足公民的生存、生活、發展等社會性直接需求，如公辦教育、公辦醫療、公辦社會福利等。

(4)公共服務多元擴展閱讀：

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目標

1、大力發展教育、衛生、文化、體育等各項社會事業。堅持教育優先發展，促進教育公平；加強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快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滿足人民群眾文化需求。

2、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完善就業服務體系。促進就業再就業，加強勞動保護，發展和諧勞動關系，實現經濟發展和擴大就業良性互動。

3、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保障群眾基本生活。逐步建立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相銜接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著力解決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問題，這也是構築社會安全網的需要。

4、完善收入分配製度，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強收入分配調節，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註重社會公平，促進走共同富裕道路。

5、加強生態環境保護，促進人與自然相和諧。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

6、強化市場監管，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包括整頓葯品生產和流通秩序，加強食品、葯品、餐飲衛生監管，保障人民群眾健康安全。大力推進全國統一市場體系建設。七要繼續加強道路、電力、通信、供排水等公共設施建設，不斷改善城鄉居民生活條件。

⑸ 如何理解公共事業管理主體的多元化

首先，公共管理主體的多元化提高了公共管理的績效。在政府作為公共管理唯一主體的前提下，由於政府對公共事務的管理不存在競爭壓力，加之行政效率的測度十分困難，政府效率的低下和充斥整個公共管理領域的官僚主義就難以避免。公共管理主體的多元化則意味著對公共事務的治理權將在多個相互競爭的主體之間進行競爭，競爭能促進公共管理績效水平的提高。
其次，公共管理主體的多元化有利於淡化官僚體制中的「官本位」意識。政府在作為唯一公共管理主體的前提下，幾乎壟斷了對所有公共資源的支配權，這種對公共權力的獨占性是形成「官本位」意識的根本原因。而公共管理主體多元化的實現則意味著政府不再是公共資源的唯一支配者，同時公民通過各種途徑分享公共權力、參與公共事務的治理等，也使他們對公共權力有了更理性的認識，「官本位」意識也將隨之淡化。
最後，公共管理主體的多元化也有助於克服政府機構不斷膨脹的趨勢。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不僅不會減少，而且還會越來越多樣化和個性化。所以，政府規模和政府職能范圍將不斷擴張，政府機構和人員的膨脹就不可避免。公共管理主體的多元化則意味著即使出現了新的公共服務和產品需求，政府也可以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交由其他社會組織來承擔，這樣社會及公民新的公共服務需求就不能成為政府擴張規模的借口，政府機構和人員的膨脹也有可能最終得到遏止。
由此看出，公共管理主體的多元化趨勢不僅是理論上的突破，也是對現有公共管理格局的重新認識。關注並探討在對公共事務的有效治理中不同治理主體各自的定位、分工和相互關系，以期形成政府、非政府公共組織、社團、社區、企業甚至個人共同參與公共事務治理的嶄新格局，從而克服政府作為唯一公共管理主體所產生的種種弊端，有利於為公民提供更多、更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

⑹ 提供公共文化服務具體指什麼

具體指：好公益性與經營性、均衡化與個性化、普遍服務與提高效率三對關系。

1、處理好公益性與經營性的關系。公共文化服務是公共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共服務的公益屬性決定公共文化服務必須將公共利益置於首位，而不能以盈利為主要目的。

2、處理好均衡化與個性化的關系。公共文化服務著眼於滿足社會成員的公共文化需求，應在區域空間、社群之間以及社會個體之間盡可能實現均衡的文化資源配置，盡力做到公平公正。

3、處理好普遍服務與提高效率的關系。在公共文化服務領域應用PPP模式，是要增加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主體，擴大公共文化服務覆蓋面，提高公共文化服務能力。

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關於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指導意見》，將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以下簡稱「PPP模式」）推廣應用到公共文化服務領域，以推動公共文化服務從政府供給向合作供給、從單一投入向多元投入轉變。

(6)公共服務多元擴展閱讀

公共文化服務PPP模式是一項重要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當前，亟須澄清模糊認識、克服不良傾向，引導公共文化服務PPP模式健康發展。

在PPP模式的實際運行中，受經濟利益驅動，社會資本往往對公共文化服務的公益性缺乏足夠重視，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務時表現出較為明顯的營利化傾向。如何處理好公益性與經營性的關系，保證公益性的主體地位，約束社會資本過度的營利行為，是亟須解決的問題。

目前，我國公共文化服務PPP模式主要應用於市場化程度較高、經濟較為發達的中東部城市地區。這些地區對公共文化服務的個性化需求較強，但在個別領域出現了個性化文化服務規模盲目擴張、布局失衡的現象。

從實施情況看，一些社會資本沒有處理好公共服務與提高效率的關系，為提高自身效率隨意縮減服務項目和服務人群范圍，導致服務質量不同程度地下降

⑺ 什麼是公共服務管理模式

公共服務，是21世紀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強城鄉公共設施建版設，發展教育、科權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為社會公眾參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活動等提供保障。
目前，公共服務管理模式主要五種模式：
（1）政府機構，如美國社會保障總署、新加坡公積金局；
（2）准政府機構，如中國事業單位性質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部分已參公管理）；
（3）非盈利民間機構，如美國藍盾藍十字協會；
（4）私營機構，如智利私營養老金公司；
（5）多元合作機構，如德國社會保險協會。

⑻ 公共服務領域PPP模式有哪四大突破

2016年10月12日，財政部發布《關於在公共服務領域深入推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工作的通知》（財金[2016]90號，以下稱「《通知》」），在開展兩個「強制」試點、公平開展項目采購、規范項目實施、明確所有PPP項目均可「兩招並一招」四個方面取得了突破。《通知》全文及解讀如下：

關於在公共服務領域深入推進政府和
社會資本合作工作的通知
財金[2016]90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財政廳（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財務局：
為進一步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工作部署，統籌推進公共服務領域深化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改革工作，提升我國公共服務供給質量和效率，鞏固和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現將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一、大力踐行公共服務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各級財政部門要聯合有關部門，繼續堅持推廣PPP模式「促改革、惠民生、穩增長」的定位，切實踐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新要求，進一步推動公共服務從政府供給向合作供給、從單一投入向多元投入、從短期平衡向中長期平衡轉變。要以改革實現公共服務供給結構調整，擴大有效供給，提高公共服務的供給質量和效率。要以改革激發社會資本活力和創造力，形成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二、進一步加大PPP模式推廣應用力度
在中央財政給予支持的公共服務領域，可根據行業特點和成熟度，探索開展兩個「強制」試點。在垃圾處理、污水處理等公共服務領域，項目一般有現金流，市場化程度較高，PPP模式運用較為廣泛，操作相對成熟，各地新建項目要「強制」應用PPP模式，中央財政將逐步減少並取消專項建設資金補助。在其他中央財政給予支持的公共服務領域，對於有現金流、具備運營條件的項目，要「強制」實施PPP模式識別論證，鼓勵嘗試運用PPP模式，注重項目運營，提高公共服務質量。
【解讀】
這是財政部首次以「強制」方式推廣PPP模式。根據《通知》的要求，垃圾處理、污水處理兩個公共服務領域的新建項目，要「強制」應用PPP模式；其他中央財政給予支持的公共服務領域的項目，要「強制」實施PPP模式識別論證。在「強制」的同時，對於垃圾處理、污水處理領域的PPP項目，中央財政將逐步減少並取消專項建設資金補助。這種資金支持的減少意味著，此類項目本身的經濟價值和收益情況將直接決定社會投資人是否能獲得預期收益。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做好項目篩選工作；另一方面，社會投資人也要審慎進行調研，選擇收益率可觀、現金流穩定的項目進行投資。

三、積極引導各類社會資本參與
各級財政部門要聯合有關部門營造公平競爭環境，鼓勵國有控股企業、民營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等各類型企業，按同等標准、同等待遇參與PPP項目。要會同有關行業部門合理設定采購標准和條件，確保采購過程公平、公正、公開，不得以不合理的采購條件（包括設置過高或無關的資格條件，過高的保證金等）對潛在合作方實行差別待遇或歧視性待遇，著力激發和促進民間投資。對民營資本設置差別條款和歧視性條款的PPP項目，各級財政部門將不再安排資金和政策支持。
【解讀】 PPP項目的投資體量大、運營周期長，各地政府在采購社會投資人時，考慮到民營資本的投資實力和運營能力，往往設置與項目無關或對項目而言過高的資格條件，以限制民營資本的介入。這顯然與PPP模式的理念——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相悖，但因為沒有相應的懲罰機制，導致PPP項目中歧視民營資本的情況時有發生。根據《通知》的要求，如某一PPP項目被認定對民營資本設置了差別條款和歧視性條款，將不會獲得財政資金。這對於那些項目收入主要或全部來源於政府財政資金的項目來說無疑是致命的。這一要求將改變民營資本在PPP項目投資中的地位。然而，如何鑒別資格條件是否過高，無法參與項目投資的社會投資人如何尋求救濟，仍需要財政部給出解答。四、扎實做好項目前期論證
在充分論證項目可行性的基礎上，各級財政部門要及時會同行業主管部門開展物有所值評價和財政承受能力論證。各級財政部門要聚焦公共服務領域，根據《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財政部、發展改革委、人民銀行關於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指導意見的通知》（國辦發〔2015〕42號）規定，確保公共資金、資產和資源優先用於提升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水平，按照政府采購法相關規定擇優確定社會資本合作夥伴，切實防止無效投資和重復建設。要嚴格區分公共服務項目和產業發展項目，在能源、交通運輸、市政工程、農業、林業、水利、環境保護、保障性安居工程、醫療衛生、養老、教育、科技、文化、體育、旅遊等公共服務領域深化PPP改革工作，依託PPP綜合信息平台，建立本地區PPP項目開發目錄。
【解讀】 究竟什麼樣的項目可以用PPP模式一直是各界爭論的話題之一。由於相關法律、政策的不健全，導致濫用PPP模式的現象時有發生。比如，開展物有所值評價和財政承受能力論證的目的是嚴格項目立項條件，只有在當地政府財政能力允許，項目以PPP模式開展優於以其他模式開展時，才應當採用PPP模式。然而，部分政府為了達成投資目標，按照政策要求反向進行物有所值評價和財政承受能力論證，致使這一評估系統成為一紙空文。按照《通知》的要求，PPP項目建設要切實防止無效投資和重復建設，嚴格區分公共服務項目和產業發展項目，這應當可以利用物有所值評價和財政承受能力論證來進行防範。此外，《通知》提出要在PPP領域引入目錄機制，只有列入目錄的項目才可進行開發，也有助於控制項目的過度開發。

五、著力規范推進項目實施
各級財政部門要會同有關部門統籌論證項目合作周期、收費定價機制、投資收益水平、風險分配框架和政府補貼等因素，科學設計PPP項目實施方案，確保充分體現「風險分擔、收益共享、激勵相容」的內涵特徵，防止政府以固定回報承諾、回購安排、明股實債等方式承擔過度支出責任，避免將當期政府購買服務支出代替PPP項目中長期的支出責任，規避PPP相關評價論證程序，加劇地方政府財政債務風險隱患。要加強項目全生命周期的合同履約管理，確保政府和社會資本雙方權利義務對等，政府支出責任與公共服務績效掛鉤。
【解讀】
隨著國家對PPP模式的大力推薦，各地政府都在積極推廣應用。然而，部分地方仍存在對PPP模式認識不清，混淆PPP項目與政府購買服務項目的情況，在未能對PPP模式進行深入研究的情況下「大推」、「強推」PPP項目落地，導致部分PPP項目變成了「拉長版BT」項目；甚至因項目前期論證不準確，發生項目落地難、推進難等問題。背離了PPP模式的精神，嚴重影響了社會投資人對PPP模式的信任。針對各地政府以固定回報承諾、回購安排、明股實債等承諾吸引投資人的情況，《通知》明確指出此類承諾不受財政部認可，這提醒廣大投資者在投資項目時，需要聚焦在項目本身，而非政府的承諾上。
PPP項目的合法合規性是項目能否實施的前提。隨著國家對於PPP項目規范性要求的提高，勢必會淘汰一部分不符合PPP模式的項目。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囿於財政困境，急於通過PPP模式解決財政壓力，在手續不全的情況下便開展項目采購，這為項目的順利實施埋下了隱患，也增加了社會投資人在項目中的風險。在本所承辦的某PPP項目中，通過審查項目的合法合規性，發現政府未將項目納入財政部PPP綜合信息平台作為付費的前提條件，這可能導致項目付費無法列入財政預算。在本所律師與政府方的多次協調之下，成功將此條件列入PPP項目合同，避免了社會投資人的損失。
PPP項目的實施方案對項目能否順利實施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必須論證項目的可行性，進而實現政府和社會投資人的預期目標。PPP模式涵蓋了項目的投資、建設和運營多個階段，由於社會投資人不可能精通全部領域，無法把握可能存在的風險，導致在項目中的預期收益無法實現。在本所承辦的某PPP項目中，因政府推動項目心切，社會投資人也急於投資，在項目的計費指標、回報機制尚不確定的情況下完成了項目的采購，導致雙方意見不一，在項目磋商階段遭遇較大阻礙，經本所律師多次提示項目風險，並參與項目磋商，最終擬定了雙方均滿意的解決方案。

六、充分發揮示範項目引領作用
各級財政部門要聯合有關部門，按照「又快又實」、「能進能出」的原則，大力推動PPP示範項目規范實施。要積極為項目實施創造條件，加強示範項目定向輔導，指導項目單位科學編制實施方案，合理選擇運作方式，擇優選擇社會資本，詳細簽訂項目合同，加強項目實施監管，確保示範項目實施質量，充分發揮示範項目的引領性和帶動性。要積極做好示範項目督導工作，推動項目加快實施，在一定期限內仍不具備簽約條件的，將不再作為示範項目實施。
【解讀】 2016年10月13日，財政部公布了第三批示範項目名單。這對規范PPP項目，建立標準的、具備可行性的PPP模式起到了指導作用。這些示範項目更易落地、更具經濟價值，也更能吸引金融機構的投資。與此同時，《通知》也表明：示範項目不是「鐵飯碗」，要有進有退，對尚未完成簽約，在一定期限內仍不具備簽約條件的項目，將不再作為示範項目實施。

七、因地制宜完善管理制度機制
各級財政部門要根據財政部PPP相關制度政策，結合各地實際情況，進一步建立健全本地區推廣實施PPP模式的制度政策體系，細化對地市及縣域地區的政策指導。要結合內部職能調整，進一步整合和加強專門力量，健全機構建設，並研究建立部門間的PPP協同管理機制，進一步梳理PPP相關工作的流程環節，明確管理職責，強調按制度管理、按程序辦事。參考自MBA智庫文檔

⑼ 公共服務與社會化服務

（一）公共服務及供給

1.公共服務及分類

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能夠促成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公共服務體制，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是我國改革與發展進程在當前階段的迫切要求。在我國，公共服務有三種含義：一是國家是公共服務型國家，所以其所作所為都是提供公共服務；二是政府是公共服務型政府，所以其所作所為都是提供公共服務；三是公共服務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之一，有其具體的內容和形式。

根據公共服務的方式，公共服務可分為一般公共服務與具體公共服務。如果國家的性質與職能是為全體公民及其共同利益服務，政府是公共服務型政府，那麼所有的國家公職人員和政府工作人員，不論其所從事工作的內容和形式如何，都是在提供公共服務，所有使用了國家公共權力和國家公共資源的社會過程都屬於公共服務。這就是一般意義上的公共服務。具體的公共服務則是依其內容和形式而定的。具體公共服務分為直接公共服務和間接公共服務。間接公共服務是指為滿足公民及其被監護人（如未成年子女）生存、發展、生活以及從事生產活動和社會活動的某種間接需求而不是直接需求、使用了國家權力和國有資源的社會活動過程，如經濟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直接公共服務則是為滿足公民生存、發展、生活以及從事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的某種直接需求的、有國家權力、政府行為和國有資源介入的社會生產過程，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職能之一。當談到政府職能轉變和政府主要任務之一是保證公共服務的提供的時候，就是指的這種直接公共服務。

根據公共服務的內容，公共服務可分為基礎性公共服務、經濟性公共服務、社會性公共服務和公共安全服務。基礎性公共服務是指那些公民及其組織從事經濟和社會活動、或者生產、生活、發展和娛樂等活動都需要的、有某種政府行為介入的基礎性服務，如供水、供電、供氣，交通與通訊基礎設施，郵電與氣象等；經濟性公共服務是指通過某種政府行為的介入為公民及其組織即企業從事經濟或生產活動所提供的服務，如科技推廣、咨詢服務以及政策性信貸等；社會性公共服務是指通過某種政府行為的介入為公民的生活、發展與娛樂等社會性直接需求提供的服務，如公辦教育、公辦醫療、公辦福利以及環境保護等；公共安全服務是指通過某種政府行為的介入為公民提供的安全服務，如軍隊、警察和消防等的服務。

2.公共服務對象

公共服務的對象是公民及其組織。公民的各種直接需求，在很多情況下是通過組織的方式表達出來的。公民的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分別表達了公民的經濟需求和社會需求。公民的經濟組織即各種形式營利性的企業，公民的社會組織即各種非營利性的非政府組織，這兩種組織形式構成了民間的組織。政府為滿足公民及其組織的直接需求所開展和介入的活動，即為公共服務。如果某政府機構是在為政府本身的需要而工作，其服務對象是政府機關和政府工作人員，那麼就不屬於公共服務。

公共服務滿足的是公民及其組織的基本的直接需求。在一個社會中，公民及其組織對服務的需求可以是無限的，但卻並不能要求由公共服務去滿足所有需求。公共服務只需保障公民及其組織的基本的直接需求，而其他部分的直接需求則由民間服務供給機制去決定。譬如，公共服務應該對每一個公民及其被監護人保證基礎教育的供給和基本社會保障的供給，在此之外的教育和社會保障可以由民間服務供給機制決定。也就是說，保障社會弱勢群體或者窮人的基本生存和發展權利是公共服務的目標，富人則可以通過民間供給機制去滿足其更多的或更高的需求。在一個社會中，公民及其組織的基本的直接需求、公共服務水平和優先事項安排是由該社會的發展水平、文化傳統、價值取向、社會經濟體制以及發展戰略等多方面的因素決定的。

3.公共服務的實現形式

提供公共服務是政府的責任，必須有政府介入，但卻並不一定須由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務的實現形式與手段是多樣的，其所依託的組織機構也是多種形式的。譬如，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可以是公共行政機構，即正式的政府機構，可以是專門的公共服務機構，如公立學校和公立醫院等；也可以是具有公共性的民間服務組織。所謂公共性的民間組織，是指私人企業和各種形式的社會組織，如非營利公共服務組織和社區組織等。私人企業和社會組織的共同特性是非政府，它們都不屬於公共組織。但是，如果有了政府行為的某種介入，如政府通過特許經營、合同承包、無償資助或者優惠貸款、共同投資等方式介入了民間組織的活動，那麼這些私人和社會組織在保持其民間性質的同時還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成為貫徹國家意志、提供公共服務的組織工具。在實現公共服務的整個過程中，政府必須承擔最終責任，保障公共服務的提供和績效，但提供公共服務的方式，卻可以根據情況靈活選擇和組合。

（二）公共服務社會化的現實條件

在世界各國的公共服務改革過程中，公共服務社會化是一個較有共性的發展趨勢。所謂公共服務社會化，就是根據不同公共服務項目的性質和特點，以社會需求為導向，鼓勵各種非營利公共服務組織和社會公眾參與興辦公益事業和社會服務，形成以政府為主導，各種社會主體共同參與的公共服務供給格局。公共服務社會化的內涵主要有：在政府與社會關系的認識上，政府不再作為唯一的公共服務的提供者，而更多地轉為社會主體活力的持續釋放提供製度保障這一角色上來：在政府與公民關系的認識上，公民作為政府行政行為的相對方，享有參與權和發言權。政府行政的效果取決於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的關系，有賴於行政相對人的合作與支持。政府和公民之間不僅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同時還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服務與被監督的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級政府在公共服務社會化方面進行了多樣化嘗試，並在局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當前推動公共服務社會化的有利條件有以下幾點。

1.隨著經濟體制轉軌社會自我管理的能力增強，「第三部門」日漸壯大成熟，為公共管理社會化奠定了一定的社會條件

政府和社會組織體系之間開始建立新型的夥伴關系，為非政府組織在公共服務社會化方面更好地發揮作用提供了空間。行政手段在弱化，社會漸漸從行政的一元化中分離出來，各種社會中介組織進一步發育、發展，它們正在逐漸成為民間社會自我調節的重要力量。社會關系分化速度加快，各種新的利益群體重新組合、構造，正尋找新的利益表達途徑。廣泛的社會參與要求已經動搖了 「單位」和 「部門」在某些領域中的特權。

2.政治體制改革為公共服務社會化創造了體制條件

通過改革，政府逐漸轉變了管理方式，管理的觸角正從微觀管理領域收回而轉向宏觀管理領域，變直接管理為間接管理、變單一管理為多元管理、變過程管理為目標管理。政府管理方式的轉變使得公共服務社會化在管理制度層面上成為可能。

3.行政文化環境的演變為公共服務社會化提供了文化支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行政文化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精華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新文化不斷整合、相互滲透，對公共行政系統的價值觀念、行為規范、社會心理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民主、公平、效率、科學的發展觀、正確的政績觀已成為行政文化的主流。

⑽ 公共服務國內外理論概述

行政變革的理論中最為引人矚目的新貴無疑是「新公共管理」(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相比教而言，它摒棄了傳統政治理論的觀察視角，而是從市場和經濟學的角度重塑了許多行政的理念和價值，從而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行政發展架構。同時，必須注意到的是，以丹哈特夫婦為代表的另一些學者針對新公共管理的理論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並倡導「服務而非掌舵」的新公共服務理論(the New Public Service)，他們的觀點在我們的服務行政研究中具有值得重視的巨大意義。
一、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揚棄
1、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產生，為政府改革注入了新鮮血液。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官員的「經濟人」假設，政府相似於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企業組織，政府與民眾的關系是公共服務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系。因此，其核心內容是力圖將私營部門和工商企業的方法用於公共部門，強調市場競爭、政府工作的績效評估、行政過程的透明取向、成本效率和顧客導向等。一時間，「企業化政府」、「市場為本」、「政府瘦身」、「重塑政府」成了政府官員使用率極高的流行詞語。然而新公共管理的思想並沒有涵蓋當今政府在實踐中所應該涵蓋的基本理念。而且新公共管理過分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過分強調政府向企業學習、用企業提供商品的方式提公共服務，往往會而且在實踐中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的差別，從而產生倫理上和責任上的問題。另外，在市場化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不盡人意的腐敗現象。這一切，導致公平與公正問題的凸顯。
新公共管理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政府不再同時掌舵和劃槳，而是把劃槳的任務賦予更為高效率的市場，政府則專心做好掌舵的工作。丹哈特夫婦則針對性地提出了一個實質性的問題：「當我們急於掌舵時，我們是否正在淡忘誰擁有這條船？」從掌控和駕馭社會的角度講，政府過去已經做了很多，也的確發揮過積極的意義。但是對於現代社會，這種單極化的掌控結構是否還合理呢？現代社會更多意義上是一個多元化的結構，即便在公共行政領域它更多的也要體現出公民的主體性。其實公民才是一個多重的角色，他們既是公共財政的主要供給者，也是公共服務的接受者，同時也是各種生活的參與者和公共利益實現的監督者。歸根到底，作為最終的授權者，他們甚至可以通過新契約的形式向民間公共組織授權，而非單獨指向政府，這樣就使得掌舵者的地位受到了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講，未來政府在許多時候的角色將不再是主導型的，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與者，至於劃槳手也不僅僅是市場這一單一結構能夠完全提供的，需要有更為多元的參與力量來重構體系。
2、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揚棄。在對新公共管理進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礎上，一些學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的新理論。丹哈特夫婦提供了新公共服務與新公共管理比較的一個代表性範式，他們提出了對服務行政有相當指導意義的七個方面：1.服務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標而非副產品；3.戰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動；4.服務於公民而不是顧客；5.責任並不是單一的；6.重視人而不止是生產率；7.超越企業家身份，重視公民權和公共服務。夏書章先生對此有這樣的評價，「在傳統公共管理與新公共管理之後，出現新公共服務運動，並非偶然，故不論它們之間的理論觀點和具體內容上的分歧和爭議如何，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視，即強調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歸根到底是公共服務的性質。」
與新公共管理建立在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觀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務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觀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員為公民服務並確實全心全意地為他們服務之上的。新公共服務對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體現在: (1) 新公共服務呼籲維護公共利益，「 當公民能夠根據公共利益去行動時,社會的廣泛利益才能從一個獨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脫離出來,並轉變成一種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會奉獻的過程最終使個人變得完整」，這種觀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個人自利基礎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論。（2） 新公共服務強調尊重公民權利。新公共服務的倡導者堅持認為,政府與公民之間是不同於企業與顧客之間的關系的, 「公民具有一種公共事務的知識,一種歸屬感,一種對整體的關切,一種與自身的命運休戚與共的社群道德契約」。新公共服務倡導者相信公共組織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礎上通過合作和分享的過程來運行,就一定能獲得成功。（3） 新公共服務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務看到當今政治生活領域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變化,政府不再是處於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參與者。更多的利益集團直接參與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之中。新公共服務認為行政人員應該意識到,公共項目和公共資源並不屬於他們自己,作為負責任的參與者,而不是企業家,他們是「公共資源的管家、公民權和民主對話的促進者、社區參與的催化劑、街道層次的領導者」 ,將越來越多地扮演調解、協調甚至裁決的角色。
3、新公共服務理論需要發展和實踐。新公共管理努力實現的是對一系列公共管理困境的救治，現實的問題使得關注效率的工具理性成為必要，相應的它對於追求何種最終價值卻少有興趣，也就缺乏探討緊迫性的認知。作為一種變革和救治的視角，我們對於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予以很多的贊成與肯定，但是這樣一種理論進步更多的是建立在技術和工具的層面，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具有形式偏好性。而新公共服務則試圖將管理的視角逐漸切換到對管理乃至社會發展根本價值的關註上來。資於往事，鑒於現實，我們需要在一個改革的進程中必須在二者理念中尋找一個新的平衡點。
盡管丹哈特夫婦在提供的多個項目的比較後發現，二者似乎存在著太大的差別，但是如果從動態發展的角度，形式和價值事實上必然有相契合的肌理。就如同我們認為即使在公共管理「主體缺位」時期，它也正走在根本價值的漫長回歸之路上，並不能因為當時的理念多麼淺顯而否認那曾是形式與價值耦合的一個歷史進程。新公共服務高舉價值追求的大旗一方面確實很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困惑，在實踐上並不能與新公共管理並駕齊驅。
二、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困惑
公共行政轉向倡導服務的價值和實質的正義，需要致力於建設一個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為根本的行政體系。這樣一種理論推定的首要問題「是否可能」或者說「是否具有操作性」將如何來界定呢？事實上，通過分析，我發現有四個困惑必須予以解決才能回答其現實性。
第一，公民何以理性？以公民為本就意味著公共行政必須滿足公民的需求並為不斷發展的需求提供服務升級的義務。那麼，公民的理性就顯得非常必要了，這種理性包含三個層面的意思：
1.公民是否准確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公民其實往往最注重基礎的需求，而對於可能的或者高層次的需求缺乏認知，這主要是因為需求環境、需求階段以及需求人群的差異造成的。譬如，生活在城市的人嚮往鄉村田園的環境，而農村居民會覺得現代化的都市生活更好，這種需求的「圍城」困境並不意味著絕對的需要，而是階段性的比較和補差心理。所以公民的需求總是表達不充分或者時效多變的，尋求一種明確的認知似乎目前還不可能。
2.公民是否能夠充分地表達自己的需求？即使公民完全知道自己的需求，那他們能清楚無誤地傳遞給供給方嗎？答案是否定的。公民的表達取決於三個因素：a.公民表達的能力，這一點是因人而異的，最好的表達能力者能否最清楚的表達尚有疑問，何況千差萬別的公民群體。b.公民的表達意願，公民的表達意願是受個體情緒影響很大的，不同心理素質和個性的人對表達的見解是不徑相同的。c.表達的成本，這一點其實也很關鍵，如果公民感覺到對話的成本高於收益或者擔心投入沉沒的話就會放棄許多表達的機會。
3.公民認為自己的需求得到滿足了么？公民的評價體系同樣體現出迥異性，即使是同等同質的服務對於不同的客體而言滿足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這種困境時常出現，使得服務方不知所措，也往往影響公平性和制度化。
所以，就現實而言，差別的公民個體理性層次不同，作為全體考察時則更加具有不確定性，所以只能稱之為有限理性的集合。
第二，政府何以令人滿意？作為服務供給者的身份，如何讓公民滿意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作為權力和權利主體的公民在接受服務的時候對於政府不能是感恩或者寬容的感情，他們通常應當思考這樣幾個問題：
1.政府是全心全意為我們考慮的嗎？政府的人員是由一般的公民擔任的，他們具有雙重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公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須通過本職工作來實現政府的服務。這個特殊群體的集合是不是會帶來政府的人格化以及利益集團化？他們考慮服務的基點還能保持公正嗎？還有可能在沖突的區域依然保持價值的中立嗎？以上的擔心不是多慮的，既往的「經濟人」假說事實上更加增添了這方面的不確定感。
2.政府能提供盡可能多和好的服務嗎？這個問題直接與服務的意願和政府的能力有關：從意願的角度，政府在獲得充分的授權後，必須有兌現契約的實際行動和完善服務的創新精神，還必須保障能夠落實到制度化的設計上而不是可有可無的隨意性安排；從能力的角度，政府在具體的行政中應當表現出足夠的駕馭本職的素質並且有令人信服的實踐來進行經常性的校驗；這個問題實質上還與政府對公民需求的認可有密切的關系，公民表達的所有需求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回應、是否帶來了未來服務升級的承諾和預期等都是現有較鬆散公民社會的結構所不能把握的。
3.政府是值得信任和不可替代的嗎？既然服務是公民對政府的根本定位，那麼政府目前所發揮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嗎？在某一種公共產品的提供上，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已經是最好的可能嗎？現實中，多元的社會和多元的結構已經提供了選擇的其它可能，政府如果不能證明它還有必要居於主導，就必須放棄過去獲得的授權合同，主動退出，但是政府這種自覺的行動常常是缺乏壓力和動力的。
所以，政府總是很難令人滿意的，改革甚至重塑就成為經常性的工作。
第三，政府和公民何以達成共同的核心價值？作為追求理念的「生產力」與「效率」、「民主」與「正義」、「安全」與「福利」等在社會認知上有著不同的理解和偏好，公民群體通常不可能達成一致的認識，政府在各個階段也會有不同的解讀。問題還在於作為被授權的服務主體——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對社會價值的統一發揮影響，又有多大的能力去整合各方開展統一的行動，而且保證不虢奪侵犯公民的權力。另一個方面，公民作為權力的主體為何要去認同某種共同的價值，那些個體和群體多元化的價值之間又如何來保持融合和平衡沖突？我們會發現關於價值的爭論實際上歸結到最後就是公民與政府關系的根本性基礎——合法性認同，公共服務的行政變革不能是停留在技術修補層面的運動，而應該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全方位重構和超越。
第四，公共服務是現在還是未來？基於上述的分析，我們發現在建構服務行政的事實與價值取向上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面對既往的弊端和危機時，形式的修正需要更顯得迫切，而對於理念的刻意追求反而顯得不合時宜，
那麼服務的理論是不是太過超前或者部分地超越了我們的時代而應當被視為未來的理想呢？回答這個問題對於目前指導理論的建設性是不可延緩的，無論是新公共管理還是新公共服務都無法迴避。
三、結論
公共服務推定的困惑不是否定了公共服務理論的可能，而是對公共服務必須解決的理論層面提出了建構的基本內容。一種公共服務理論的建立，必須圍繞上述的問題展開探討，任何理論倘使不能解開上述的困惑，那就恐怕還是會「混淆了規范與描述」，難以提供出「一個令人心悅誠服的替代性方案」。歷史上的政府形態對於社會發展而言至少已經扮演過兩個角色，一個是大包大攬的全面干預者，就像我們在大多數歷史時期看到的統治管理形態，另一個是的市場主義和自由主義者強烈要求的「守夜人」角色或者弱勢政府。事實上，作為權力本體的公民們真的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嗎？當然不是，新公共服務理論實際上也呼喚了新意義上的政府重塑工程。首先，我們需要一個向上仰視我們的政府，他們必須記錄下我們所能給予的權力、堅決保留的權力和禁止行使的行政權力，並確定法律去保障它們；其次，我們需要一個熱心了解我們需求的政府，他們應該劃分出必須提供的、盡可能提供的和由第三方更好提供的不同需求層次，然後努力去達成這樣的供給；最終，我們需要一個全心全意服務於我們的政府，他們以尊重人的個性、確認人的價值、推進人的發展為使命。因何而服務?歸結到一句話就是「民主的政府是為他們的公共服務而存在。」我們所需要的也正是一個服務性的新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