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鞍山天璽

❶ 魏晉書法的魏晉書法

從曹魏開始，對文學藝術的關注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惟才是舉」等選人制度的實施，使「才能」有可能越過道德而成為人們的首要追求，其中就包含文學藝術，如原來被視作小道的文學，被曹丕譽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書法在東晉時期成為世家大族爭能斗勝的方式之一，上層貴族大量進入這個領域。魏晉書法在這一背景下，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首先，是楷、行、草等字體在廣泛的應用中得到迅速完善；其次，出現了多位在歷史上極具影響力的大書家，在風格的開創和典範的樹立上有無可取代的意義，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書法史的發展；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書法作為藝術的許多基本觀念被揭示出來，不僅形成理論，而且被貫徹到實踐中，從而使書法的藝術性質得到了強化。
這時期的書法發展，大約可以這樣來描述：三國為過渡時期；兩晉（尤其是東晉）為鼎盛時期。 數量極少，著名的有兩件，都屬吳國，一為《天發神讖碑》，傳皇象書；一為《禪國山碑》，傳蘇建書。
《天發神讖碑》，又名《天璽紀功碑》，傳為三國吳皇象所書。晉時折為三段，俗稱「三段碑」，嘉慶十年毀於火。現故宮博物院藏有北宋拓本。在中國書法史上，《天發神讖碑》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碑刻。從書體上說，它非篆非隸，處在兩者之間。此碑用隸筆寫篆字，橫首用折刀頭、橫尾有波磔，豎尾用懸針，轉折用方，若懸崖斬斷，字勢雄偉。
《禪國山碑》體勢也是變幻莫測，風格奇詭。有人以為這是吳地地域風氣的影響，應該是有道理的，但可能還有一個更深刻的原因——即篆隸本身的走向沒落。至於它們的藝術價值，清人張廷濟雲：「吳《天璽紀功碑》雄奇變化，沉著痛快，如折古刀，如斷古釵，為兩漢以來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跡。」雖嫌過譽，而對其審美特點的揭示可謂中肯。 三國時期的草書，最為傑出的書家是吳國的皇象。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今江蘇揚州）人。生卒不詳。官侍中、青州刺史。唐張懷瓘以其八分入妙、小篆入能，章草入神品。清包世臣說：「草書唯皇象、索靖筆鼓盪而勢峻密，殆右軍所不及。」
傳世作品有《急就章》、《頑暗帖》、《文武將隊帖》等，《急就章》尤為劇跡。現存《急就章》，以明正統四年據葉夢得之潁昌本為底本所刻的「松江本」最為有名，字數達1394個。其藝術特點，以唐人竇臮和張懷瓘的評價最稱精當。竇臮《述書賦》說：「廣陵休明，樸直古情，難以窮真，非學可成。似龍蠖蟄啟，伸盤復行。」張懷瓘《書斷》說：「右軍隸書，以一形而眾相，萬字皆別；休明章草，相眾而形一，萬字皆同，各造其極。」長期以來是學習章草的極佳範本。 三國時期的楷書傳世的有三種類型：碑刻、法帖和簡牘。
碑刻集中在吳國，有《谷朗碑》和《葛府君碑》兩種。從體勢來看，還有隸書的平正姿態，而筆劃則已經都泯滅了波磔，未知是字體演變已經臻於此境，或是刻手不佳所致。清康有為認為，「南碑當溯於吳，」以此二種為「真楷之極」，特別是《葛府君碑》「尤為正書鼻祖」，其說後來多為書法史研究者所繼承。 法帖主要是魏國鍾繇的作品。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東）人。生於東漢桓帝元嘉元年，卒於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151～230年）。漢靈帝時任黃門侍郎，魏國時官至太傅，史稱鍾太傅。他在中國書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在南北朝時代，與張芝、王羲之、王獻之被稱為「四賢」，以後長期與王羲之合稱「鍾王」。劉宋羊欣說鍾繇善銘石書、章程書和行押書，當即隸書、楷書和行書。他在歷史上享名最盛的是小楷，有「正書之祖」的美譽。其書存世可以確認的主要是小楷，共有10種，即《賀捷表》、《薦季直表》、《宣示表》、《力命表》和《還示帖》、《墓田丙舍帖》、《白騎帖》、《長患帖》、《雪寒帖》、《長風帖》。
南朝梁武帝以為逸少不及元常，並評其字說：「鍾繇書如雲鵠游天，群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又說：「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庾肩吾認為其書「天然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則認為雖然鍾繇「布纖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盡善盡美的只有王羲之。唐張懷瓘《書斷》認為「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又說：「剛柔備焉，點劃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清人劉熙載認為「其書大巧若拙，後人莫及」。
鍾繇以國家重臣的身份，在書法領域進行了積極的活動，對人們的書法熱情是一種極大的促進，這本身就有很重要的意義；更重要的是，他的努力，加快了楷書成熟的步伐，為東晉崛起的二王，有直接的先導作用。他的小楷，長期影響了歷史上的小楷書家。「正書之祖」的美譽，他是當之無愧的。
簡牘書主要出土於吳地。1979年江西南昌發現的《高榮名刺》（其用途近於現在的名片）及簡牘、安徽馬鞍山發現的《朱然名刺》及《木謁》，都有很接近成熟楷書的寫法，尤其是後者，體勢寬博，雖然剛從隸書化出，但楷法已具規模。可見，到三國時代，楷書的發展已經是勢不可當了。這幾件作品，風格與後世受隸書影響的楷書有相似之處，值得重視。 鍾繇不但在政治上，軍事上取得重要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書法成就經常被人稱頌，在中國書法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據唐代張彥遠《法書要錄·筆法傳授人名》說：
蔡邕受於神人，而傳與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之鍾繇，鍾繇傳之衛夫人，衛夫人傳之王羲之，王羲之傳之王獻之。
可見，鍾繇是蔡邕書法的第二代傳人。其實，鍾繇的書法藝術之所以取得巨大藝術成就，並不限於一家之學。宋代陳思《書苑菁華·秦漢魏四朝用筆法》就記述了鍾繇的書法成功經過，說他少年時就跟隨一個叫劉勝的人學習過三年書法，後來又學習曹喜、劉德升等人的書法。因此，鍾繇與任何有成就的學者一樣，都是集前人之大成，刻苦用功，努力學習的結果。
鍾繇在學習書法藝術時極為用功，有時甚至達到入迷的程度。據西晉虞喜《志林》一書載，鍾繇曾發現韋誕座位上有蔡邕的練筆秘訣，便求韋誕借閱給他，但因書太珍貴，韋誕沒有給他，雖經苦求，韋誕仍然是不答應借給他。於是鍾繇忽然情急失態，捶胸頓足，以拳自擊胸口，傷痕累累，這樣大鬧三曰，終於昏蹶而奄奄一息，曹操馬上命人急救，鍾繇才太難不死，漸漸復甦。盡管如此，韋誕仍鐵心一塊，不理不睬，鍾繇無奈，時常為此事而傷透腦筋。直到韋誕死後，鍾繇才派人掘其墓而得其書，從此書法進步迅猛。

❷ 三國兩晉南北朝考古資料有何特點

最早素瓷依照顏色分類，有青瓷、黑瓷、白瓷三種常見顏色的瓷器。東漢以來至魏晉時製作的瓷器，從出土的文物來看多為青瓷。這些青瓷的加工精細，胎質堅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層青色玻璃質釉。這種高水平的制瓷技術，標志著中國瓷器生產已進入一個新時代。

魏晉南北朝時期瓷窯和瓷器考古
古陶瓷學者對考古出土的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陶瓷器進行過多次科學鑒定和研究，提出陶器和瓷器的界定標准，使長期存在於考古學界的陶瓷混稱現象有所改變，這是古陶瓷研究工作中的一大進步。根據古陶瓷學者提出的陶瓷器界定標准，我國真正的瓷器開始出現於東漢，發源地在今浙江上虞一帶。隨後，南方各地也開始設窯燒瓷。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南方的瓷器生產已進入成熟階段。北方戰亂不息，經濟凋敝，手工業遭到嚴重破壞，瓷業的出現大約要遲至北魏統一北方以後。根據南北方所存在的不同情況，分別介紹如下。
南方的瓷窯和瓷器
考古發現的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南方瓷窯，主要分布在浙江和蘇南宜興一帶，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境內也有零星發現。這個時期的瓷器，絕大多數發現於窯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六朝墓中，除雲南、貴州以外，其他各地的六朝墓也有一些瓷器出土。
浙江是我國瓷器的發源地和主要產區之一。其中燒造最早、產品數量最多、質量最好而最負盛名的是越窯青瓷。浙東的上虞、寧波和浙南的永嘉等地，都發現了東漢中晚期的越窯窯址；在東漢晚期墓中，又相繼發現用越窯生產的青瓷器隨葬。上海硅酸鹽研究所曾對上虞小仙壇東漢越窯址中出土的青釉印紋壘瓷片進行測試化驗，並與上虞龍泉塘西晉越窯青釉瓷片的試測數據進行對比研究，證實這些青瓷片具有瓷質光澤、透明性較好，吸水率低，燒成溫度達1300℃左右，胎釉結合緊密，符合近代瓷的標准。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江浙一帶的制瓷業迅猛發展，僅上虞一地，已發現東吳時期的窯址30 多處，西晉窯址60 多處。曹娥江沿岸的帳子山、鞍山、小仙壇、龍池廟等地，窯址密布，是當時燒造青瓷器的重要場地。這里不僅蘊藏著豐富的優質瓷土，也有燒制青瓷器的充足燃料，曹娥江更為青瓷的遠銷提供了極為便利的運輸條件。江蘇、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器，經常發現是浙江生產的越窯瓷器。
除上虞以外，浙江的紹興、餘姚、鄞縣、寧波、奉化、臨海、蕭山、餘杭、湖州以及江蘇的宜興等十幾個市縣，也都發現了六朝瓷窯遺址。根據製品釉色的不同，可分為越窯、均山窯、甌窯、婺州窯和德清窯。越窯主要分布於浙江北部和東部沿海地區。均山窯在江蘇太湖之濱，集中分布於宜興丁蜀鎮和均山附近。甌窯在浙南溫州一帶。婺州窯主要分布於浙江中部的金華地區。德清窯主要分布於浙江北部的德清縣及其附近。上述瓷窯，除德清窯和上虞帳子山窯兼燒黑瓷以外，全部燒制青瓷，各有特色。
發掘資料表明，南方青瓷普遍採用龍窯燒制，起初是陶瓷同窯共燒，以後逐漸分離。窯爐結構和裝燒技術因時代不同而有所改進。大體說，窯身由寬短變成狹長，由統燒改為分段燒，窯床斜度由前緩後陡變成10 多度平斜，窯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隨著窯爐的改變，燒制技術的提高，窯具的設計也有改進，從而增加了裝燒的數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質量。
考古發現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窯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長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布區，特別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馬鞍山、蕪湖和東下的揚州、鎮江一線。根據器形、裝飾紋樣，釉質色澤以及坯體等特點，可分為孫吳、西晉、東晉、南朝四個發展階段。東吳青瓷較多保留東漢瓷的特點，常見器形有缽、雙耳或四耳的罐，雙耳或四耳的盤口壺，雙沿罐，水盂、油燈、香熏、唾壺等日用器。此外還有專供隨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谷倉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雞籠之類。胎質堅硬細膩，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勻。裝飾紋樣有弦紋，模印的斜方格回紋、斜方格井字紋，雕刻，鏤空，堆貼等技藝。南京及其附近出土的東吳越窯青瓷器，造型大多優美雅觀，例如，1955 年南京光華門外趙士崗4 號墓出土的「赤烏十四年」青瓷虎子，1958 年南京清涼山出土的「甘露元年五月造」的青瓷羊尊和青瓷熊燈，1974 年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墓出土的雙系罐和雙系、四系盤口壺，1962 年溧陽東王公社鳳凰元年墓出土的一組青瓷明器（倉、灶、水盂、鐎斗、提籃等），1955 年南京光華門外趙士崗鳳凰二年墓出土的蛙形水盂，1973 年金壇白塔天璽元年墓出土的堆塑樓台谷倉罐，等等，都是越窯精品，充分展示了東吳時期青瓷製作的高度藝術水平。
西晉青瓷的成就最為突出。工藝技術、器形種類以及裝飾變化，都比東吳時期有明顯的發展。常見的器形除東吳時原有的以外，出現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雞頭或虎頭的雙耳罐、扁壺、圈足唾壺、獸形尊、三足盤、多子福、鏤空香熏，熊頭或兔頭水注；明器中新出現犀牛形鎮墓獸、男女俑、尖頭形灶、豬舍、狗舍等。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採用動物形象，有的用動物形象作裝飾。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飾帶，如細小斜方格紋，井字菱形紋，聯珠紋。在盆、缽、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劃海星紋和水波紋。谷倉的裝飾更為突出。在谷倉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種形象的奴僕、衛士、闕樓館閣、長廊列舍、龜趺碑等復雜的內容。西晉晚期出現了在青釉上點染醬褐色斑紋的做法，打破了青瓷單色釉的傳統作風，豐富了釉的裝飾效果。
在青瓷器上刻寫年號、產地和製作者的姓名，也是東吳西晉越窯青瓷器的一個特點。例如上述南京趙士崗東吳虎子，腹部刻「赤烏十四年會稽上虞師表宜作」，江蘇金壇西晉墓出土扁壺上刻「紫（此）是會稽上虞范休可作坤者也」。紹興、餘姚、平陽發掘的西晉墓，以及吳縣獅子山西晉傅氏家族墓，墓內隨葬的堆塑樓台谷倉罐上，往往在樓台下方的龜趺碑上分行刻寫「元康×年×月造，會稽」、「出始寧，用此喪葬宜子孫作吏高遷眾無極」等字樣。說明上虞一帶是當時青瓷器的重要產地，同時反映了生產青瓷器的商品性質。
東晉時，青瓷生產進入普及階段。瓷器造型趨向簡朴、實用，裝飾大大減少，模型明器衰落。常見的產品有罐、壺、盤、碗、缽、盆、洗、燈、硯、水盂、香熏、唾壺、虎子和羊形燭台。飲食器皿大都大小配套。紋飾以弦紋為主，少數器物上仍可見到水波紋。到東晉晚期，開始出現蓮瓣紋。南朝仍採用兩晉時的制瓷工藝，多數胎質緻密，呈灰色，通體施青釉。器形較小，製品以雞頭壺、盤口壺和四系罐為最多。浮雕蓮瓣和刻劃蓮花紋成為當時的主要紋飾，由此看到佛教在南朝民間已十分盛行。西晉後期出現的褐色點彩工藝仍普遍存在，但褐點小而密，與初始時不同。
長江中游的江西、兩湖和四川，大約在三國時期開始設窖制瓷。南昌市郊的吳永安六年墓、吳高榮墓、武昌蓮溪寺吳永安五年墓、鄂城吳孫將軍墓，隨葬的青瓷器，為這看法提供了實證。這四座東吳墓隨葬的青瓷器，胎質、釉色、器形基本相同。屬於越窯青瓷系統的一個分支。胎呈淺灰色，釉色分豆青和蟹殼青兩種。豆青釉薄勻潤，開細片，不脫落；蟹殼青釉不甚均勻，呈蠟淚狀，有脫落現象。釉不及底，有些壺、罐表面印麻布紋。主要器形有罐、壺、缽、碗、碟、盅、盤、案、槅、耳杯、香薰等日用器和院落、房屋、倉、灶、碓、磨、臼、牛車、禽畜及禽畜圈舍等模型器。造型、胎釉與浙江越窯青瓷均略有差異。值得注意的是，安徽馬鞍山孫吳朱然墓和佳山吳墓，墓中隨葬的部分青瓷器竟與這四座墓出土的同類青瓷器完全相同。表明江西、湖北在三國時已經燒制青瓷器，而且把青瓷器作為商品遠銷到長江下游。
西晉時期，長江中游的青瓷器數量明顯增多。從墓中隨葬的陶瓷器比例看：江西瑞昌馬頭西晉墓隨葬青瓷器66 件，陶器僅6 件；湖北黃陂灄口吳末晉初墓隨葬青瓷器73 件，陶器7 件；益陽、長沙較大的西晉墓，幾乎全部用青瓷器隨葬。一般造型規整，釉色瑩潤，裝飾華美，有捺印、貼花，加彩和透雕，並開始出現褐釉點彩的新工藝。缺點是釉胎仍結合不好，吸水率和氣孔率都較高。進入東晉南朝時期，這里與長江下游一樣，青瓷製品轉入以日用器皿為主，明器少見，紋飾趨向簡朴，燒制技術有所改進，但釉面光澤較差，透明度始終不及長江下游所產
已發現的長江中游六朝窯址，重要的有四處，即江西豐城窯址、湖南湘陰窯址，以及四川的成都青羊宮窯址和邛崍窯址。豐城窯址分布於羅湖一帶，范圍約3 萬平方米，廢品堆積有的達5—6 米。1979 年發掘。上層堆積唐代瓷片，下層堆積的瓷片與南昌、新干、清江、永修等地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相同。豐城唐代屬洪州，這里發現的南朝窯場，應是唐代洪州窯的前身。湘陰窯址分布於縣城堤坑一帶，范圍約10 萬平方米。1973 年發掘。在25 平方米的發掘區內出土西晉至初唐的青瓷一千多件（片），還有大量的匣缽等窯具。其中的兩晉南朝瓷器與長沙、瀏陽、湘陰、益陽、郴州等地的兩晉南朝墓瓷器完全一致。湘陰唐代屬岳州，這里發現的兩晉南朝窯場，應是唐代岳州窯的前身。成都青羊宮窯址和邛崍縣的固驛窯址、十方堂窯址，都只做過調查和小規模試掘。初步認為這些窯址均始燒於南朝而盛行於唐代。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壺、四系罐、斂口平足碗，以及杯、盤、缽等日用器，都可以在這些窯址的遺物中找到歸屬。

❸ 三國兩晉南北朝瓷器的裝飾手法有哪些

最早素瓷依照顏色分類，有青瓷、黑瓷、白瓷三種常見顏色的瓷器。東漢以來至魏晉時製作的瓷器，從出土的文物來看多為青瓷。這些青瓷的加工精細，胎質堅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層青色玻璃質釉。這種高水平的制瓷技術，標志著中國瓷器生產已進入一個新時代。

魏晉南北朝時期瓷窯和瓷器考古
古陶瓷學者對考古出土的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陶瓷器進行過多次科學鑒定和研究，提出陶器和瓷器的界定標准，使長期存在於考古學界的陶瓷混稱現象有所改變，這是古陶瓷研究工作中的一大進步。根據古陶瓷學者提出的陶瓷器界定標准，我國真正的瓷器開始出現於東漢，發源地在今浙江上虞一帶。隨後，南方各地也開始設窯燒瓷。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南方的瓷器生產已進入成熟階段。北方戰亂不息，經濟凋敝，手工業遭到嚴重破壞，瓷業的出現大約要遲至北魏統一北方以後。根據南北方所存在的不同情況，分別介紹如下。
南方的瓷窯和瓷器
考古發現的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南方瓷窯，主要分布在浙江和蘇南宜興一帶，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境內也有零星發現。這個時期的瓷器，絕大多數發現於窯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六朝墓中，除雲南、貴州以外，其他各地的六朝墓也有一些瓷器出土。
浙江是我國瓷器的發源地和主要產區之一。其中燒造最早、產品數量最多、質量最好而最負盛名的是越窯青瓷。浙東的上虞、寧波和浙南的永嘉等地，都發現了東漢中晚期的越窯窯址；在東漢晚期墓中，又相繼發現用越窯生產的青瓷器隨葬。上海硅酸鹽研究所曾對上虞小仙壇東漢越窯址中出土的青釉印紋壘瓷片進行測試化驗，並與上虞龍泉塘西晉越窯青釉瓷片的試測數據進行對比研究，證實這些青瓷片具有瓷質光澤、透明性較好，吸水率低，燒成溫度達1300℃左右，胎釉結合緊密，符合近代瓷的標准。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江浙一帶的制瓷業迅猛發展，僅上虞一地，已發現東吳時期的窯址30 多處，西晉窯址60 多處。曹娥江沿岸的帳子山、鞍山、小仙壇、龍池廟等地，窯址密布，是當時燒造青瓷器的重要場地。這里不僅蘊藏著豐富的優質瓷土，也有燒制青瓷器的充足燃料，曹娥江更為青瓷的遠銷提供了極為便利的運輸條件。江蘇、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器，經常發現是浙江生產的越窯瓷器。
除上虞以外，浙江的紹興、餘姚、鄞縣、寧波、奉化、臨海、蕭山、餘杭、湖州以及江蘇的宜興等十幾個市縣，也都發現了六朝瓷窯遺址。根據製品釉色的不同，可分為越窯、均山窯、甌窯、婺州窯和德清窯。越窯主要分布於浙江北部和東部沿海地區。均山窯在江蘇太湖之濱，集中分布於宜興丁蜀鎮和均山附近。甌窯在浙南溫州一帶。婺州窯主要分布於浙江中部的金華地區。德清窯主要分布於浙江北部的德清縣及其附近。上述瓷窯，除德清窯和上虞帳子山窯兼燒黑瓷以外，全部燒制青瓷，各有特色。
發掘資料表明，南方青瓷普遍採用龍窯燒制，起初是陶瓷同窯共燒，以後逐漸分離。窯爐結構和裝燒技術因時代不同而有所改進。大體說，窯身由寬短變成狹長，由統燒改為分段燒，窯床斜度由前緩後陡變成10 多度平斜，窯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隨著窯爐的改變，燒制技術的提高，窯具的設計也有改進，從而增加了裝燒的數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質量。
考古發現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窯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長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布區，特別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馬鞍山、蕪湖和東下的揚州、鎮江一線。根據器形、裝飾紋樣，釉質色澤以及坯體等特點，可分為孫吳、西晉、東晉、南朝四個發展階段。東吳青瓷較多保留東漢瓷的特點，常見器形有缽、雙耳或四耳的罐，雙耳或四耳的盤口壺，雙沿罐，水盂、油燈、香熏、唾壺等日用器。此外還有專供隨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谷倉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雞籠之類。胎質堅硬細膩，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勻。裝飾紋樣有弦紋，模印的斜方格回紋、斜方格井字紋，雕刻，鏤空，堆貼等技藝。南京及其附近出土的東吳越窯青瓷器，造型大多優美雅觀，例如，1955 年南京光華門外趙士崗4 號墓出土的「赤烏十四年」青瓷虎子，1958 年南京清涼山出土的「甘露元年五月造」的青瓷羊尊和青瓷熊燈，1974 年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墓出土的雙系罐和雙系、四系盤口壺，1962 年溧陽東王公社鳳凰元年墓出土的一組青瓷明器（倉、灶、水盂、鐎斗、提籃等），1955 年南京光華門外趙士崗鳳凰二年墓出土的蛙形水盂，1973 年金壇白塔天璽元年墓出土的堆塑樓台谷倉罐，等等，都是越窯精品，充分展示了東吳時期青瓷製作的高度藝術水平。
西晉青瓷的成就最為突出。工藝技術、器形種類以及裝飾變化，都比東吳時期有明顯的發展。常見的器形除東吳時原有的以外，出現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雞頭或虎頭的雙耳罐、扁壺、圈足唾壺、獸形尊、三足盤、多子福、鏤空香熏，熊頭或兔頭水注；明器中新出現犀牛形鎮墓獸、男女俑、尖頭形灶、豬舍、狗舍等。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採用動物形象，有的用動物形象作裝飾。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飾帶，如細小斜方格紋，井字菱形紋，聯珠紋。在盆、缽、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劃海星紋和水波紋。谷倉的裝飾更為突出。在谷倉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種形象的奴僕、衛士、闕樓館閣、長廊列舍、龜趺碑等復雜的內容。西晉晚期出現了在青釉上點染醬褐色斑紋的做法，打破了青瓷單色釉的傳統作風，豐富了釉的裝飾效果。
在青瓷器上刻寫年號、產地和製作者的姓名，也是東吳西晉越窯青瓷器的一個特點。例如上述南京趙士崗東吳虎子，腹部刻「赤烏十四年會稽上虞師表宜作」，江蘇金壇西晉墓出土扁壺上刻「紫（此）是會稽上虞范休可作坤者也」。紹興、餘姚、平陽發掘的西晉墓，以及吳縣獅子山西晉傅氏家族墓，墓內隨葬的堆塑樓台谷倉罐上，往往在樓台下方的龜趺碑上分行刻寫「元康×年×月造，會稽」、「出始寧，用此喪葬宜子孫作吏高遷眾無極」等字樣。說明上虞一帶是當時青瓷器的重要產地，同時反映了生產青瓷器的商品性質。
東晉時，青瓷生產進入普及階段。瓷器造型趨向簡朴、實用，裝飾大大減少，模型明器衰落。常見的產品有罐、壺、盤、碗、缽、盆、洗、燈、硯、水盂、香熏、唾壺、虎子和羊形燭台。飲食器皿大都大小配套。紋飾以弦紋為主，少數器物上仍可見到水波紋。到東晉晚期，開始出現蓮瓣紋。南朝仍採用兩晉時的制瓷工藝，多數胎質緻密，呈灰色，通體施青釉。器形較小，製品以雞頭壺、盤口壺和四系罐為最多。浮雕蓮瓣和刻劃蓮花紋成為當時的主要紋飾，由此看到佛教在南朝民間已十分盛行。西晉後期出現的褐色點彩工藝仍普遍存在，但褐點小而密，與初始時不同。
長江中游的江西、兩湖和四川，大約在三國時期開始設窖制瓷。南昌市郊的吳永安六年墓、吳高榮墓、武昌蓮溪寺吳永安五年墓、鄂城吳孫將軍墓，隨葬的青瓷器，為這看法提供了實證。這四座東吳墓隨葬的青瓷器，胎質、釉色、器形基本相同。屬於越窯青瓷系統的一個分支。胎呈淺灰色，釉色分豆青和蟹殼青兩種。豆青釉薄勻潤，開細片，不脫落；蟹殼青釉不甚均勻，呈蠟淚狀，有脫落現象。釉不及底，有些壺、罐表面印麻布紋。主要器形有罐、壺、缽、碗、碟、盅、盤、案、槅、耳杯、香薰等日用器和院落、房屋、倉、灶、碓、磨、臼、牛車、禽畜及禽畜圈舍等模型器。造型、胎釉與浙江越窯青瓷均略有差異。值得注意的是，安徽馬鞍山孫吳朱然墓和佳山吳墓，墓中隨葬的部分青瓷器竟與這四座墓出土的同類青瓷器完全相同。表明江西、湖北在三國時已經燒制青瓷器，而且把青瓷器作為商品遠銷到長江下游。
西晉時期，長江中游的青瓷器數量明顯增多。從墓中隨葬的陶瓷器比例看：江西瑞昌馬頭西晉墓隨葬青瓷器66 件，陶器僅6 件；湖北黃陂灄口吳末晉初墓隨葬青瓷器73 件，陶器7 件；益陽、長沙較大的西晉墓，幾乎全部用青瓷器隨葬。一般造型規整，釉色瑩潤，裝飾華美，有捺印、貼花，加彩和透雕，並開始出現褐釉點彩的新工藝。缺點是釉胎仍結合不好，吸水率和氣孔率都較高。進入東晉南朝時期，這里與長江下游一樣，青瓷製品轉入以日用器皿為主，明器少見，紋飾趨向簡朴，燒制技術有所改進，但釉面光澤較差，透明度始終不及長江下游所產
已發現的長江中游六朝窯址，重要的有四處，即江西豐城窯址、湖南湘陰窯址，以及四川的成都青羊宮窯址和邛崍窯址。豐城窯址分布於羅湖一帶，范圍約3 萬平方米，廢品堆積有的達5—6 米。1979 年發掘。上層堆積唐代瓷片，下層堆積的瓷片與南昌、新干、清江、永修等地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相同。豐城唐代屬洪州，這里發現的南朝窯場，應是唐代洪州窯的前身。湘陰窯址分布於縣城堤坑一帶，范圍約10 萬平方米。1973 年發掘。在25 平方米的發掘區內出土西晉至初唐的青瓷一千多件（片），還有大量的匣缽等窯具。其中的兩晉南朝瓷器與長沙、瀏陽、湘陰、益陽、郴州等地的兩晉南朝墓瓷器完全一致。湘陰唐代屬岳州，這里發現的兩晉南朝窯場，應是唐代岳州窯的前身。成都青羊宮窯址和邛崍縣的固驛窯址、十方堂窯址，都只做過調查和小規模試掘。初步認為這些窯址均始燒於南朝而盛行於唐代。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壺、四系罐、斂口平足碗，以及杯、盤、缽等日用器，都可以在這些窯址的遺物中找到歸屬。
南方沿海的福建、廣東、廣西，已發現的兩晉南朝的青瓷器也不少。從發表的資料看，三省區的情況各有不同。福建政和西晉永興三年墓隨葬的青瓷器，是福建目前可確認的最早青瓷器。此墓隨葬盤口壺、雙耳罐、短頸壺、缽、虎子各一件，從出土的器物造型看，與浙江越窯所產相似。東晉墓出土的青瓷器遍及全省十多個縣，重要的器形有碗、碟、盤、缽、罐、盤口壺、三足盆、五盅盤、多子槅、耳杯、燈、博山爐、膲斗、蛙形水注、三足硯、唾壺、虎子等日用器和灶、谷倉罐、豬圈、雞舍等模型器。從器形、胎釉和紋飾風格看，明顯分為兩類。一類與浙江越窯所產相似，釉色青綠，胎釉結合較好，例如谷倉罐、三足硯、蛙形水盂等。另一類造型獨特，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如南安豐州東晉墓出土的帶嘴雙系罐、斂口深腹缽，器形紋飾均不同於他處所產。這類瓷器，釉色較雜，有青黃、青灰、蒼青等不同色調，胎釉結合較差，易脫落。南朝墓隨葬地方特色的青瓷器更多，如鋸齒形托杯、蓋碗、年底淺刻重瓣蓮花盤、排列多層乳尖的熏爐、前蹲後卧的虎子，以及單管或多管的燭台等。這時長江中下游隨葬明器已大為減少，但福建南朝墓仍甚為流行。常見的有鐎斗、火盆、帶盤三足爐、粘連的五杯盤、提桶、虎子和鬼灶等，形體皆短小，顯然是專供隨葬的明器。
關於福建瓷器的來源，目前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意見認為，兩晉及南朝前期墓所出的瓷器均為浙江越窯產品，至南朝後期，才多見本地產品。另一種意見認為，福建兩晉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絕大部分是本地燒造，只有少數來自浙江甌窯。1982 年試掘福州西郊懷安窯址，發現一段龍窯殘基。出土瓷片含有南朝至唐代的遺物，出土窯具上又有刻寫「大同三年」「貞元」的年號。由此推知，懷安窯的始燒年代至遲在南朝中期，到晚唐仍未停止。福建南期墓出土的青瓷器，有一部分應是懷安窯所燒造。由於發掘面積太小，資料未全部公布，全貌還不清楚。看來福建瓷器來源的問題，還有待於懷安窯的繼續發掘和更多的新窯址的發現。
廣東至今未發現六朝瓷窯址，但是從西晉墓出土的瓷器中可以看出，廣東在西晉或孫吳時期可能已設窯燒瓷。舉年代明確的廣州沙河頂西晉永熙元年墓為例。此墓隨葬青瓷器50 多件，器形有四耳罐、雞首壺、碗、盞、盆、盂、盅、耳杯盤、簋、豆形燈、唾壺、虎子、牛車、騎馬桶等。其中雞首壺、唾壺、虎子、牛車、騎馬俑等，與長沙西晉墓所出的同類器十分近似。四耳罐、簋、盅、豆形燈、耳杯盤、灶等，則常見於廣州東漢墓所出的同類陶器。這部分瓷器胎色灰白，釉呈青黃色，開細片，多脫落，說明尚未完全瓷化。它們應是沿襲東漢制陶工藝，在本地設窯燒成的。進入東晉南朝時期，廣東青瓷器似乎完全是清一色的本地產品。
粵北始興韶關是東晉南朝墓的主要分布區，已發現的東晉南朝墓近百座，內有紀年墓10 余座，斷代比較明確。隨葬青瓷器400 件左右，其中絕大多數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四耳罐和大小配套的瓷碗。長江中下游所習見的雞首壺、蓮花壺、盤口壺、虎子以及雞、狗和圈舍，在這里甚為罕見。
廣西青瓷器大多發現於南朝墓，從出土的盤口壺、蓮瓣雞首壺、多子槅、多足硯、唾壺、虎子、禽畜模型以及騎馬俑、部曲家兵俑等的器形看，與長沙西晉墓出土的同類器十分近似，可能是受長沙方面的影響而在本地仿造的。考古工作者曾在象州牙村發現一處漢至六朝的陶瓷窯址。從窯址中採集的一部分瓷片看，與南朝墓所出極為相似④。因未發掘，目前尚無法論定。

北方的瓷窯和瓷器
北方制陶業出現較晚。古陶瓷學者一般認為，北方制瓷業大約開始於北魏晚期，制瓷工藝很可能是南朝逃人傳入的。北朝陶瓷除發現於窯址和北魏洛陽城大市遺址以外，絕大多數發現於北朝墓，尤其是東魏北齊時期的高級統治者墓中。每墓一般隨葬幾件至十幾件。北朝大墓隨葬陶俑動輒數百成千，隨葬陶器皿、陶模型器一般也有數十件。隨葬瓷器的數量顯然不能同共出的陶俑、陶器皿的數量相比。在南方，兩晉南朝墓以隨葬瓷器為主，一般中型墓隨葬十幾件至三十多件，這也是北朝墓所比不上的。
目前可以認定的北朝窯址有三處：一處是河北磁縣賈壁村窯；另二處是山東淄博市寨里窯③和棗庄市中陳郝北窯址。這三處窯址都是北朝至唐代的青瓷窯。窯爐橢圓形（俗稱「饅頭」窯），以木柴為燃料，生產生活用具。器形以碗、缽、盆、罐為多，一次拉坯成型，器底留有線割痕跡，器體厚重，胎質粗糙，含有較多的砂粒和鐵質。施青釉，內施全釉，外施半釉。施釉方法主要有蘸釉和刷釉兩種。釉汁不純，厚薄不勻，色調一般較灰暗，內底多留有三支釘燒痕，燒制技術不高。
北朝墓出土的瓷器以青瓷為主，白瓷、黑瓷也有一些，但數量不多。青瓷器大都造型簡朴，注重實用，燒制技術不甚成熟，除少量蓮花尊以外，全屬日常生活用具。在品種、形制和燒造工藝方面，具有較大的共同性。冀南的磁縣和豫北的安陽，是曹魏、東魏、北齊的政權中心，經濟、文化都比較發達，所以在這一帶的東魏北齊墓，隨葬瓷器比較多，工藝水平也較高，這里應是北朝瓷器生產的一個重點地域。
磁縣、安陽一帶的東魏、北齊墓，一般都有幾件瓷器隨葬。重要的有：磁縣灣漳大墓出土青瓷罐10 件；茹茹公主墓出土青釉仰覆蓮蓋罐1 件；高潤墓出土雞首壺、覆蓮蓋罐、罐、碗、燭台等青瓷器17 件；堯峻墓出土高足盤、三耳壺、罐等青瓷器5 件：堯母趙郡君墓出土青瓷瓶1 件、醬褐釉的四系罐、雙耳瓶、雙系瓶、細頸瓶、壺共7 件；贊皇李希宗墓出土青瓷碗、帶系罐共18 件，另有一些黑釉瓷片；平山崔昂墓出土黑釉四系罐、翠綠釉盤、豆青釉的盤口壺和唾壺，以及醬黃釉、黃綠釉、「焦釉」的碗，共14件；安陽范粹墓出土醬黃釉扁壺、白釉綠彩三系罐、白釉綠彩長頸瓶、白釉長頸瓶、白釉四系罐、白釉壺、白釉碗等，共14 件；濮陽李雲墓出土豆青釉六系罐、米黃釉綠彩四系罐各2 件。這些瓷器標本，是研究北朝瓷器的重要實物資料。
從這批瓷器的一般特徵觀察，器體多數厚重堅硬，胎質潔白、淺紅、土黃都有。釉色以青綠、黃綠為多，透明度較差；又有白、黑、醬、褐諸色。大多施半釉，釉層不太均勻，有脫釉現象。但各色釉中都有一些胎質沽白、釉色晶亮，達到光潔瑩潤的精品。例如，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蓮蓋罐，高潤墓出土的雞首壺，崔昂墓出土的黑釉四系罐，李雲墓出土的米黃釉加綠彩的四系罐和青釉六系罐，范粹墓出土的醬黃釉舞樂人物扁壺和白釉瓷，製作都很精美，特別是白釉長頸瓶，於乳白色透明釉上施數道綠彩，工藝新穎，都是北朝不可多得的精品。
引人關注的還有黑瓷、白瓷，以及這批瓷器的產地問題。
自1977 年浙江上虞東漢窯址中發現黑瓷、青瓷同窯共燒以後，人們便寄希望於最早的北方黑瓷的發現。這批材料為此提供了實證。到目前為止，北朝黑瓷已發現多起：北魏洛陽故城大市遺址發現黑瓷碗5 件、杯3 件、盂1件；東魏李希宗墓發現黑瓷片；北齊崔昂墓發現黑釉四系罐。這些黑釉瓷，釉質都較好，有光潔度，特別是李希宗墓的黑瓷片和崔昂墓的黑釉四系罐，製作頗精，證明北方黑瓷在北朝時已達到一定的工藝水平。
白瓷的出現是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後來各種彩繪瓷的基礎。北方白瓷的出現，過去一般認為在隋代，范粹墓白瓷的發現，把過去的認識提前到了北齊。范粹墓的白瓷，釉呈乳濁淡青色，說明它是在青瓷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關於磁縣安陽北朝瓷器的產地問題，過去學者曾提到磁縣賈壁窯址，應是北方青瓷的中心產區之一，但認為現存窯址開創於隋代。高潤墓出土的青瓷碗和護胎釉碗的發現，證明與賈壁村舊窯址採集的碗片完全吻合。高潤死於北齊武平七年，據此知賈壁村窯早在北齊時就燒造青瓷，而且知道在瓷器上採用護胎釉的新工藝。
此外，河北景縣封氏家族墓、山東臨淄崔氏家族墓出土的北朝青瓷器，也是比較重要的發現。
景縣封氏墓有四座墓隨葬青瓷器，共35 件，年代約從北魏到隋初。器形有碗、盤、碟、杯、壺、瓶、罐、托杯、唾壺和仰覆蓮六系尊。雖然胎釉工藝都不夠成熟，但造型很有特色。除四系盤口壺、唾壺與南方青瓷近似外，直徑達40 厘米的大盤，帶托深腹杯，四系罐，都與南方青瓷不同。最突出的是出自封子繪墓和祖氏墓的4 件仰覆蓮六系尊，形體高大，造型宏偉，裝飾瑰麗，運用印貼、刻劃和堆塑等藝術手法，在器腹以下通施凸塑的仰覆蓮七層，又在口沿到頸部堆貼飛天、寶相花和蟠龍等紋飾。蓋上同樣有蓮瓣裝飾。出土時，整體呈青灰色，胎釉仍結合牢固，不變形，不脫釉。經鑒定，胎釉的化學成分與南方越窯青瓷有明顯差別，故被譽為北方青瓷的代表作。有趣的是，武昌、南京等地的南朝墓中也發現這種蓮花尊，目前已知的至少有6件（流散國外的未計入），有的造型更大，裝飾更華麗，年代也較早。看來景縣封氏墓的蓮花尊很可能是南方逃人或受南方制瓷工藝的影響而在本地仿製的。
臨淄北朝崔氏墓地，始於北魏延到北齊。其中有9 座墓隨葬青瓷器共41件。器形有碗、盤、高足盤、罐、四系罐、雞首壺、獅形水盂等。除獅形水盂製作較精以外，都是一般的日用器皿。器形、胎釉及燒造技藝，均與附近寨里窯出土的瓷器基本相同，自應歸屬於寨里窯所產。

❹ 魏晉時期書法藝術風格

魏的書法發展比較正常，這與武帝曹操的喜愛有關，他周圍聚集了鍾繇、梁鵠、韋誕、邯鄲淳、衛覬等一批書家。更重要的是，建安十年他還發布了一個禁碑令，雖然扼制了隸書的應用空間，但同時卻可以說為楷、行書的發展提供了機遇。這一制度在東晉時得到重申，為行書發達起了極大的作用。鍾繇在楷書領域的開創性貢獻，為後來二王父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蜀國默默無聞；而吳國則在草書、楷書和篆隸方面都有可觀，尤其幾塊重要的碑刻已是楷書的前驅。
隸書
主要集中在魏國。有名的碑刻是：《上尊號奏》、《受禪表》、《孔羨碑》、《曹真碑》、《範式碑》、《王基碑》、《魏三體石經》等。一個共同特點是，出現了非常明顯而且接近的程式化的作風：體勢開始走向縱長；筆劃形成較強的規律性，並出現了一些刻板的處理方式，像「蠶頭」部分經常飾以方形的角，波磔的尾部常常過於圓滿、張揚等等。這種情況，反映出在新的歷史環境中，人們對於隸書的認識正逐漸趨於淺俗、簡單，隸書的衰弱已經不可避免。啟功先生把這時期的隸書喻為蔗渣，非常形象。可以《上尊號奏》為代表。
篆書
數量極少，著名的有兩件，都屬吳國，一為《天發神讖碑》，傳皇象書；一為《禪國山碑》，傳蘇建書。
《天發神讖碑》，又名《天璽紀功碑》，傳為三國吳皇象所書。晉時折為三段，俗稱「三段碑」，嘉慶十年毀於火。現故宮博物院藏有北宋拓本。在中國書法史上，《天發神讖碑》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碑刻。從書體上說，它非篆非隸，處在兩者之間。此碑用隸筆寫篆字，橫首用折刀頭、橫尾有波磔，豎尾用懸針，轉折用方，若懸崖斬斷，字勢雄偉。
《禪國山碑》體勢也是變幻莫測，風格奇詭。有人以為這是吳地地域風氣的影響，應該是有道理的，但可能還有一個更深刻的原因——即篆隸本身的走向沒落。至於它們的藝術價值，清人張廷濟雲：「吳《天璽紀功碑》雄奇變化，沉著痛快，如折古刀，如斷古釵，為兩漢以來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跡。」雖嫌過譽，而對其審美特點的揭示可謂中肯。
草書
三國時期的草書，最為傑出的書家是吳國的皇象。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今江蘇揚州）人。生卒不詳。官侍中、青州刺史。唐張懷瓘以其八分入妙、小篆入能，章草入神品。清包世臣說：「草書唯皇象、索靖筆鼓盪而勢峻密，殆右軍所不及。」

傳世作品有《急就章》、《頑暗帖》、《文武將隊帖》等，《急就章》尤為劇跡。現存《急就章》，以明正統四年據葉夢得之潁昌本為底本所刻的「松江本」最為有名，字數達1394個。其藝術特點，以唐人竇臮和張懷瓘的評價最稱精當。竇臮《述書賦》說：「廣陵休明，樸直古情，難以窮真，非學可成。似龍蠖蟄啟，伸盤復行。」張懷瓘《書斷》說：「右軍隸書，以一形而眾相，萬字皆別；休明章草，相眾而形一，萬字皆同，各造其極。」長期以來是學習章草的極佳範本。
楷書
三國時期的楷書傳世的有三種類型：碑刻、法帖和簡牘。
碑刻集中在吳國，有《谷朗碑》和《葛府君碑》兩種。從體勢來看，還有隸書的平正姿態，而筆劃則已經都泯滅了波磔，未知是字體演變已經臻於此境，或是刻手不佳所致。清康有為認為，「南碑當溯於吳，」以此二種為「真楷之極」，特別是《葛府君碑》「尤為正書鼻祖」，其說後來多為書法史研究者所繼承。

簡牘書主要出土於吳地。1979年江西南昌發現的《高榮名刺》（其用途近於現在的名片）及簡牘、安徽馬鞍山發現的《朱然名刺》及《木謁》，都有很接近成熟楷書的寫法，尤其是後者，體勢寬博，雖然剛從隸書化出，但楷法已具規模。可見，到三國時代，楷書的發展已經是勢不可當了。這幾件作品，風格與後世受隸書影響的楷書有相似之處，值得重視。
行書
比較嚴格意義上的行書，在三國時代還沒有發現。史書記載鍾繇學行書於劉德升，且書風瘦勁，但沒有作品傳世。現存比較接近行書的作品是吳地出土的簡牘，這就是江西南昌的吳應墓《木方》，除了少數筆劃如捺、長橫等還有隸書遺存跡象外，無論結體還是筆劃的連接、省減，都是行書的規模。由此看來，到東晉時代形成成熟的規范行書，是可能的。

❺ 買南京的正榮悅東府好還是買安徽馬鞍山的偉星天璽好

當然南京的好，城市級別不一樣。升值的空間也完全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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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各位大神，請問下三國兩晉南北朝考古的特點有哪些～

三國兩晉南北朝,從3世紀初三國鼎峙起,直到6世紀末隋統一止,經歷了近4個世紀。 在此期間,若干政權割據的時間長，邊境一些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地區和部分漢人的流動、遷徙,特別是統治集團間的掠奪混戰,不僅延長了分裂局面,而且加劇了社會的動盪。同時,也加速了漢族和各少數民族的交往和融合，促進了邊遠地帶和南方地區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為以後隋唐的繁榮准備了條件。因此，這時期考古學的特徵是：地方特色比較濃厚；過渡性比較顯著；邊遠地帶增多；不少遺跡遺物突出了軍事的需求，而反映各民族間文化交流的遺跡遺物更為引人注目；佛教遺跡保存較多，佛教雕繪得到發展，形象地說明這種外來的宗教獲得較為廣泛的傳播。三國兩晉南北朝考古資料的發現與著錄，唐代即已開始。北宋提倡恢復古禮，研討古器物蔚成風氣。宋元地方經濟發展,促進了都邑志書的纂修，因此,較詳細地著錄三國兩晉南北朝遺跡遺物，應自宋元始。清代提倡金石考據之學,石刻的輯和古器物的考訂,規模廣泛又駕宋元之上。清末迄抗日戰爭以前,在鐵路工程中,南北各地發現了大批三國兩晉南北朝墓葬，大量隨葬器物流入市場。自此金石文物學家的收藏與記述，脫出主要依靠歷代傳世遺物的范圍；而帝國主義的掠奪破壞也隨之而來。當時破壞最嚴重的地點，是河南洛陽一帶和浙江紹興地區,而以洛陽尤甚。帝國主義勾結商，十數年間洛陽附近北朝大幾無一不被盜掘。盜掘破壞之風波及江蘇、山東、河北南部、遼寧南部與吉林東部從19世紀末起,一些國家就紛紛派人進入中國新疆地區，對各種遺跡、遺物,肆無忌憚地進行有計劃的、長期的劫奪和破壞這種文物的外流和破壞,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開始對重要遺跡進行實地調查，較重要的有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調查甘肅(1923)和(1924)，調查新疆各地石窟(1928～1930)，中國營造學社調查山西大同(1932)，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調查江蘇南京、丹陽地區六朝陵墓(1934～1935)和河南洛陽、安陽寶山等石窟(1934～1935)，考古組調查河北南部(1935)等。重要的考古發掘，有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吐魯番地區發掘的車師、高昌墓葬(1930)，和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團在敦煌發掘的魏晉墓葬(194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大規模地開展了三國兩晉南北朝的考古工作,以1950～1951年中央文物局調查北方、西北各石窟和南京博物院發掘雨花台吳晉墓群為開端。1953年以來，各地較普遍地發現了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各種遺跡，也較普遍地對地上遺跡進行了勘測。1958年以後，逐漸開展整理研究工作，較有成績的項目有：墓葬分區與分期的研究；城址布局的研究；邊境地區遺跡遺物的討論；中外文化交流遺物的研究和早期石窟寺遺跡的研究等。
根據田野工作和初步的整理研究成果，綜述三國兩晉南北朝考古，採取分區組織的方式是可行的。中原和南方是兩個主要地區；北方和東北、新疆也都各具特點；青藏高原和四川西部應另分一區,但因考古發現較少,個別遺址暫附北方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