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公共服務供給

Ⅰ 公共服務理論

公共服務的理念起源於19世紀後半葉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沖突與斗爭，最早提出公共服務的是19世紀後半期德國社會政策學派的代表人物瓦格納（AdolfWagner）。1912年法國公法學家萊昂·狄驥明確界定了公共服務的實施主體是「那些事實上掌握著權力的人」。19世紀末期英國改良主義經濟學家霍布森提出了「最大社會福利」思想，界定了公共服務的價值目標，他認為國家必須干預經濟生活，以便把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調和起來，使「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得以實現。

21世紀初期，以美國著名公共行政學家羅伯特·B·登哈特為代表的一批公共行政學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理論。這一理論包括了六個方面的基本內涵：一是政府的職能服務；二是追求的目標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副產品；三是行政作為在思想上要具有戰略性，在行動上要具有民主性；四是服務於公民，而不是服務於顧客；五是強調責任政府，責任並不簡單；六是重視人，而不只重視生產率。

公共服務屬於公共產品的范疇。按照公共產品的概念，公共服務應是一種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社會服務，是以一定的信息、技術或文化等形式表現出來的一種公共產品。公共服務根據內容和形式分為基礎公共服務、經濟公共服務、公共安全服務和社會公共服務。基礎公共服務是指那些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公民及其組織提供從事生產、生活、發展和娛樂等活動都需要的基礎性服務，如提供水、電、氣，交通與通訊基礎設施，郵電與氣象服務等。經濟公共服務是指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公民及其組織（即企業）從事經濟發展活動所提供的各種服務，如科技推廣、咨詢服務以及政策性信貸等。公共安全服務是指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公民提供的安全服務，如軍隊、警察和消防等方面的服務。社會公共服務則是指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滿足公民的社會發展活動的直接需要所提供的服務。

Ⅱ 如何構建和諧社會的公共服務供給體制

。公共服務的覆蓋面還比較低，體制還不健全，不能很好地適應和諧社會的要求。在和諧社會構建中，要積極探索適合我國國情而又有效的公共服務供給體制。 關鍵詞： 和諧社會構建，公共服務供給體制，政府主體，非政府主體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我國正經歷著利益關系深刻變化、公共需求迅速發展的重要時期，實現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職能轉變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決定性 影響 。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的本質是公共服務。無論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督，還是社會管理 ，都是公共服務，都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但這不是要政府包攬一切，而是要求政府與社會和諧互動，創造公共服務政府供給主體與非政府供給主體之間、服務者與服務對象之間和諧互動的平台。 公共服務供給 公共服務是指提供給大眾的具有以下特性的任何一種服務：在這些服務的提供過程方面存在著潛在的嚴重市場失靈(被寬泛地解釋為公平與效率原因)，這說明了政府介入的合理性，政府介入的方式包括生產、資助和監管(Grout & Stevens，2003)。由於市場本身存在著外部性、信息不對稱、競爭不完全以及社會公平得不到足夠重視等一系列 問題 ，不能完全依靠市場機制提供公共服務。因此，政府必須適度介入和積極干預公共服務的供給。政府幹預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提供公共服務、付費購買公共服務和對多種服務供給主體進行監管。 公共服務從功能方面可以分為三大類：維護公共服務，如國家安全、行政管理和國防外交等；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公共服務，如政府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進行的相關基礎設施建設、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等；社會性公共服務，如教育、社會保障、公共醫療衛生、 科技 、環保等。公共服務也可以從性質上分成三大類：監督型公共服務，如國家行政管理；純公共服務，如義務教育、公共醫療、環境保護；准公共服務，如發展非義務教育、新聞出版等。通過以上的分類可以看出，由於種類不同，公共服務供給的體制也有不同。英法等國主要由政府直接開辦醫療機構提供；美國、荷蘭等國也有政府開辦的 醫院 ，但更多依靠政府、商業保險機構和個人提供資金，向盈利和非盈利的醫院購買服務，同時由政府監管機構、行業自律組織和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等對服務價格、質量等進行監管。對傳統的公共服務如基礎教育，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由政府開辦的機構直接提供。 新 中國 建立後，公共物品供給由政府壟斷，在城市，社會成員則依附於所在單位，公共服務供給轉變為單位集體福利；在 農村 ，隨著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合作化進程深入，互助組一初級社一高級社的發展也是行政權力延伸的軌跡。1958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推廣標志政府成為公共服務供給的主體。 計劃經濟體制相配套的「全權全能政府」包攬公共物品供給存在諸多弊端，並且在實踐中舉步維艱。20世紀80年代後期，公共物品供給體制的改革陸續展開，主要體現為：向地方分權，鼓勵地方政府參與；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資分開，轉換經營機制，建立 現代 企業 制度等。 改革開放以來，公共服務供給的改革是為了解決公共服務有效供給不足和使用效率低下的雙重難題。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完全由政府和公有制企業為主體的單一性的公有公益供給方式，轉化為公有私益(公共所有，私人獲益)、私有公益(私人所有，公眾獲益)和公有公益(公共所有，公眾獲益)三者並存、共同負擔的多元化格局，供給主體分為公有、私有與合作等多種模式，消費方式分為有償消費和無償消費方式。 通過以上的 分析 ，可以看出，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務水平，並不就是指公共服務的供給主體只能是政府，而是著眼於多個方面，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務的供給中准確定位，不能缺位，不能越位。總體的要求應該是：形成完善的公共服務供給體系；高水平的政府公共服務監管能力；適應我國實際的公共服務模式。 和諧社會構建與公共服務供給 西方20世紀70年代的行政改革給人們的啟迪之一是：隨著社會進步，特別是 科學 技術迅速發展，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在處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眾的關繫上，傳統意義上的政府職能將發生變化，政府會把更多職能以多種形式下放給社會中那些非政府、非營利性組織承擔。這些組織不僅要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而且要承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 因此，根據國際經驗和我國當前實際情況，在公共服務的供給中要貫徹「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總要求，努力提高黨和政府管理社會的能力，善於通過發揮村民自治組織、社區自治組織，社會團體、行業組織、中介組織以及工青婦等群眾組織的作用，形成公共物品供給的合力。同時，在這一過程中，政府與社會協同共進，共同為一個目標而努力，會進一步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

Ⅲ 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歐美模式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政府提供服務的低效率和壟斷性所產生的巨大壓力下，英、美、澳、日等歐美國家都逐步將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作為重要環節納入到了政府改革的實踐框架之中，並取得了重大成效。
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是提高政府效率的一種有效選擇。近些年來，雖然我國不少地方作了大量積極探索，但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仍處於「初級階段」，需要在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一套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運行機制，以提高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
健全的立法規定
在英國、美國等歐美國家，均有國家層面對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立法。比如，美國就具有全世界最為完善的法律法規制度體系。美國國會和有關部門制定了大約500 種政府采購法規，形成了以法律（法案、法令）、規章制度、行政和司法三個部分組成的制度體系。其中《聯邦政府采辦法案》和《聯邦政府采購條例》是政府采購法規體系的核心，統一規范了政府各機構的采購政策、標准、程序和方法。
在英國，自上世紀80年代撒切爾夫人將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作為社會福利改革的一部分大范圍推開以來，無論是1997年上台的托尼·布萊爾將其常態化、制度化，還是如今執政的卡梅倫提出的「大社會」計劃，均在立法和政策上對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改革提供了有力保障，先後於1998年和2011年分別發布了《政府和志願及社會部門關系的協議》和《開放的公共服務白皮書》，通過選擇性放權，秉持公平性與多元化原則，改善公共服務，引領公共服務改革創新。
日本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進程起始於2004年小泉內閣通過的《推進規制改革、民間開放3 年計劃》。雖然起步較晚，但是日本政府在公共服務購買的進程中始終堅持立法為先導的原則。《關於通過競爭改革公共服務的法律》明確了政府購買服務的基本原則；《會計法》及相關法律規定了中央政府有關的購買服務程序；《地方自治法》及相關法規規定了與地方政府有關的購買服務程序，從而形成了關於政府購買服務的較為完備的法制框架。
在澳大利亞，對於社會部門的一般管制均以澳大利亞稅務局為核心，這就確保了澳大利亞慈善法律的真實價值是關注獲取利益。1997年頒布的《財政管理與責任法》和《聯邦服務提供機構法》規定了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在這方面的細則。
公開透明的購買流程
一套公開透明的公共購買流程，是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必然要求。經過多年的發展，西方發達國家大多已安排專項預算，通過一定的政府采購程序對私有和非政府組織提供的社會服務進行購買，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簡單來說，西方國家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流程是這樣的：首先，政府對購買服務進行可行性和必要性研究，按照一定的程序選定購買的公共服務的范圍、項目，並確定相應的預算；其次，向社會公布政府購買的項目、購買價格、預算安排以及質量要求和各項服務指標等；再次，對投標進行資質認定，並運用招投標和委託等方式選定供應商、簽訂合同並實施相應的過程管理和監督；最後，對這些組織進行績效考核並按照績效進行結算。
當然，具體到每個國家而言，其流程可能也會有所不同。比如在美國，政府購買公共服務至少由6個環節構成：制定統一的單據格式、招標公告以及表述格式、對招標工作人員統一定位，詳細制定招標采購操作規程，確定合格供應商名單，招投標，交貨追查，進行采購審計和管理審計。英國的政府采購程序則包括8個階段：制定采購計劃，確定采購總負責人和配備律師、會計師或審計師，律師起草和在指定刊物上公布信息，接受咨詢，按標准確定合格供應商名單，招標或直接采購，按照合同監督供應商完成服務，獨立審計。
但不管怎麼變化，實現政府對非營利組織和社會服務組織公共服務的購買，「按照選定服務項目——社會公布——資質認定、招標管理——過程管理、監督——績效考核——結算」都是最基本的流程。
非壟斷的購買方式
在西方發達國家，公開競標是最典型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方式。例如，英國政府早在1990年公布的公共醫療和社區關懷法中就明確規定，中央政府撥付的特殊款項的85%必須以競爭招標的方式向私營或非政府組織購買。不過在加拿大，正式招投標並非最主要的方式，政府也經常採用直接向社會組織提供項目的方法。
競標可以幫助政府降低購買公共服務的成本、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但不足之處是有可能引起政府雇員的反對，需要建立起相關過渡的政府雇員機制。除公開競標外，在涉及專業性較強的公共服務時，西方發達國家還會採用協議定標的方法，如對監獄、醫院等服務的購買。
在美國，合同外包則是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的主要形式，被廣泛應用於社會服務領域。在合同外包的發展過程中，政府購買服務經歷了由設計型合同向績效型合同的轉變。設計型合同的特點是政府為投入和過程付費，政府部門制定的規章制度嚴格約束社會組織的行為；績效型合同則是通過社會組織提供服務的質量、效果等的評估付給費用。20 世紀90 年代新公共管理理念取得主導地位後，績效型合同出現並普遍使用，使為公民提供的服務和項目質量最大化，便於有效測算項目和服務的最終產出。
另外，不管採取哪種購買方式，政府都應逐漸從公共服務直接生產者的角色中淡出，而更多地承擔起公共服務規范和制度制定者的責任。以英國政府做法為例，2001 年，布萊爾政府設立了公共服務改革辦公室，與公共服務決策部門、執行部門共同開展工作相關部委制定購買服務政策，下設具體的部門執行。同時，實行了中央與地方「分治」，使地方政府擁有了更多的公共服務決策權。在社會層面，獨立顧問團、專業消費者組織和行業自律協會在完善公共服務社會管理體系，保護消費者利益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樣就形成了中央政府制定規劃、各級政府部門具體執行和社會團體予以輔助的政府購買服務管理體制。

Ⅳ 公共服務國內外理論概述

行政變革的理論中最為引人矚目的新貴無疑是「新公共管理」(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相比教而言，它摒棄了傳統政治理論的觀察視角，而是從市場和經濟學的角度重塑了許多行政的理念和價值，從而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行政發展架構。同時，必須注意到的是，以丹哈特夫婦為代表的另一些學者針對新公共管理的理論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並倡導「服務而非掌舵」的新公共服務理論(the New Public Service)，他們的觀點在我們的服務行政研究中具有值得重視的巨大意義。
一、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揚棄
1、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產生，為政府改革注入了新鮮血液。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官員的「經濟人」假設，政府相似於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企業組織，政府與民眾的關系是公共服務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系。因此，其核心內容是力圖將私營部門和工商企業的方法用於公共部門，強調市場競爭、政府工作的績效評估、行政過程的透明取向、成本效率和顧客導向等。一時間，「企業化政府」、「市場為本」、「政府瘦身」、「重塑政府」成了政府官員使用率極高的流行詞語。然而新公共管理的思想並沒有涵蓋當今政府在實踐中所應該涵蓋的基本理念。而且新公共管理過分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過分強調政府向企業學習、用企業提供商品的方式提公共服務，往往會而且在實踐中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的差別，從而產生倫理上和責任上的問題。另外，在市場化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不盡人意的腐敗現象。這一切，導致公平與公正問題的凸顯。
新公共管理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政府不再同時掌舵和劃槳，而是把劃槳的任務賦予更為高效率的市場，政府則專心做好掌舵的工作。丹哈特夫婦則針對性地提出了一個實質性的問題：「當我們急於掌舵時，我們是否正在淡忘誰擁有這條船？」從掌控和駕馭社會的角度講，政府過去已經做了很多，也的確發揮過積極的意義。但是對於現代社會，這種單極化的掌控結構是否還合理呢？現代社會更多意義上是一個多元化的結構，即便在公共行政領域它更多的也要體現出公民的主體性。其實公民才是一個多重的角色，他們既是公共財政的主要供給者，也是公共服務的接受者，同時也是各種生活的參與者和公共利益實現的監督者。歸根到底，作為最終的授權者，他們甚至可以通過新契約的形式向民間公共組織授權，而非單獨指向政府，這樣就使得掌舵者的地位受到了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講，未來政府在許多時候的角色將不再是主導型的，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與者，至於劃槳手也不僅僅是市場這一單一結構能夠完全提供的，需要有更為多元的參與力量來重構體系。
2、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揚棄。在對新公共管理進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礎上，一些學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的新理論。丹哈特夫婦提供了新公共服務與新公共管理比較的一個代表性範式，他們提出了對服務行政有相當指導意義的七個方面：1.服務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標而非副產品；3.戰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動；4.服務於公民而不是顧客；5.責任並不是單一的；6.重視人而不止是生產率；7.超越企業家身份，重視公民權和公共服務。夏書章先生對此有這樣的評價，「在傳統公共管理與新公共管理之後，出現新公共服務運動，並非偶然，故不論它們之間的理論觀點和具體內容上的分歧和爭議如何，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視，即強調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歸根到底是公共服務的性質。」
與新公共管理建立在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觀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務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觀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員為公民服務並確實全心全意地為他們服務之上的。新公共服務對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體現在: (1) 新公共服務呼籲維護公共利益，「 當公民能夠根據公共利益去行動時,社會的廣泛利益才能從一個獨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脫離出來,並轉變成一種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會奉獻的過程最終使個人變得完整」，這種觀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個人自利基礎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論。（2） 新公共服務強調尊重公民權利。新公共服務的倡導者堅持認為,政府與公民之間是不同於企業與顧客之間的關系的, 「公民具有一種公共事務的知識,一種歸屬感,一種對整體的關切,一種與自身的命運休戚與共的社群道德契約」。新公共服務倡導者相信公共組織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礎上通過合作和分享的過程來運行,就一定能獲得成功。（3） 新公共服務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務看到當今政治生活領域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變化,政府不再是處於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參與者。更多的利益集團直接參與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之中。新公共服務認為行政人員應該意識到,公共項目和公共資源並不屬於他們自己,作為負責任的參與者,而不是企業家,他們是「公共資源的管家、公民權和民主對話的促進者、社區參與的催化劑、街道層次的領導者」 ,將越來越多地扮演調解、協調甚至裁決的角色。
3、新公共服務理論需要發展和實踐。新公共管理努力實現的是對一系列公共管理困境的救治，現實的問題使得關注效率的工具理性成為必要，相應的它對於追求何種最終價值卻少有興趣，也就缺乏探討緊迫性的認知。作為一種變革和救治的視角，我們對於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予以很多的贊成與肯定，但是這樣一種理論進步更多的是建立在技術和工具的層面，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具有形式偏好性。而新公共服務則試圖將管理的視角逐漸切換到對管理乃至社會發展根本價值的關註上來。資於往事，鑒於現實，我們需要在一個改革的進程中必須在二者理念中尋找一個新的平衡點。
盡管丹哈特夫婦在提供的多個項目的比較後發現，二者似乎存在著太大的差別，但是如果從動態發展的角度，形式和價值事實上必然有相契合的肌理。就如同我們認為即使在公共管理「主體缺位」時期，它也正走在根本價值的漫長回歸之路上，並不能因為當時的理念多麼淺顯而否認那曾是形式與價值耦合的一個歷史進程。新公共服務高舉價值追求的大旗一方面確實很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困惑，在實踐上並不能與新公共管理並駕齊驅。
二、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困惑
公共行政轉向倡導服務的價值和實質的正義，需要致力於建設一個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為根本的行政體系。這樣一種理論推定的首要問題「是否可能」或者說「是否具有操作性」將如何來界定呢？事實上，通過分析，我發現有四個困惑必須予以解決才能回答其現實性。
第一，公民何以理性？以公民為本就意味著公共行政必須滿足公民的需求並為不斷發展的需求提供服務升級的義務。那麼，公民的理性就顯得非常必要了，這種理性包含三個層面的意思：
1.公民是否准確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公民其實往往最注重基礎的需求，而對於可能的或者高層次的需求缺乏認知，這主要是因為需求環境、需求階段以及需求人群的差異造成的。譬如，生活在城市的人嚮往鄉村田園的環境，而農村居民會覺得現代化的都市生活更好，這種需求的「圍城」困境並不意味著絕對的需要，而是階段性的比較和補差心理。所以公民的需求總是表達不充分或者時效多變的，尋求一種明確的認知似乎目前還不可能。
2.公民是否能夠充分地表達自己的需求？即使公民完全知道自己的需求，那他們能清楚無誤地傳遞給供給方嗎？答案是否定的。公民的表達取決於三個因素：a.公民表達的能力，這一點是因人而異的，最好的表達能力者能否最清楚的表達尚有疑問，何況千差萬別的公民群體。b.公民的表達意願，公民的表達意願是受個體情緒影響很大的，不同心理素質和個性的人對表達的見解是不徑相同的。c.表達的成本，這一點其實也很關鍵，如果公民感覺到對話的成本高於收益或者擔心投入沉沒的話就會放棄許多表達的機會。
3.公民認為自己的需求得到滿足了么？公民的評價體系同樣體現出迥異性，即使是同等同質的服務對於不同的客體而言滿足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這種困境時常出現，使得服務方不知所措，也往往影響公平性和制度化。
所以，就現實而言，差別的公民個體理性層次不同，作為全體考察時則更加具有不確定性，所以只能稱之為有限理性的集合。
第二，政府何以令人滿意？作為服務供給者的身份，如何讓公民滿意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作為權力和權利主體的公民在接受服務的時候對於政府不能是感恩或者寬容的感情，他們通常應當思考這樣幾個問題：
1.政府是全心全意為我們考慮的嗎？政府的人員是由一般的公民擔任的，他們具有雙重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公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須通過本職工作來實現政府的服務。這個特殊群體的集合是不是會帶來政府的人格化以及利益集團化？他們考慮服務的基點還能保持公正嗎？還有可能在沖突的區域依然保持價值的中立嗎？以上的擔心不是多慮的，既往的「經濟人」假說事實上更加增添了這方面的不確定感。
2.政府能提供盡可能多和好的服務嗎？這個問題直接與服務的意願和政府的能力有關：從意願的角度，政府在獲得充分的授權後，必須有兌現契約的實際行動和完善服務的創新精神，還必須保障能夠落實到制度化的設計上而不是可有可無的隨意性安排；從能力的角度，政府在具體的行政中應當表現出足夠的駕馭本職的素質並且有令人信服的實踐來進行經常性的校驗；這個問題實質上還與政府對公民需求的認可有密切的關系，公民表達的所有需求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回應、是否帶來了未來服務升級的承諾和預期等都是現有較鬆散公民社會的結構所不能把握的。
3.政府是值得信任和不可替代的嗎？既然服務是公民對政府的根本定位，那麼政府目前所發揮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嗎？在某一種公共產品的提供上，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已經是最好的可能嗎？現實中，多元的社會和多元的結構已經提供了選擇的其它可能，政府如果不能證明它還有必要居於主導，就必須放棄過去獲得的授權合同，主動退出，但是政府這種自覺的行動常常是缺乏壓力和動力的。
所以，政府總是很難令人滿意的，改革甚至重塑就成為經常性的工作。
第三，政府和公民何以達成共同的核心價值？作為追求理念的「生產力」與「效率」、「民主」與「正義」、「安全」與「福利」等在社會認知上有著不同的理解和偏好，公民群體通常不可能達成一致的認識，政府在各個階段也會有不同的解讀。問題還在於作為被授權的服務主體——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對社會價值的統一發揮影響，又有多大的能力去整合各方開展統一的行動，而且保證不虢奪侵犯公民的權力。另一個方面，公民作為權力的主體為何要去認同某種共同的價值，那些個體和群體多元化的價值之間又如何來保持融合和平衡沖突？我們會發現關於價值的爭論實際上歸結到最後就是公民與政府關系的根本性基礎——合法性認同，公共服務的行政變革不能是停留在技術修補層面的運動，而應該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全方位重構和超越。
第四，公共服務是現在還是未來？基於上述的分析，我們發現在建構服務行政的事實與價值取向上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面對既往的弊端和危機時，形式的修正需要更顯得迫切，而對於理念的刻意追求反而顯得不合時宜，
那麼服務的理論是不是太過超前或者部分地超越了我們的時代而應當被視為未來的理想呢？回答這個問題對於目前指導理論的建設性是不可延緩的，無論是新公共管理還是新公共服務都無法迴避。
三、結論
公共服務推定的困惑不是否定了公共服務理論的可能，而是對公共服務必須解決的理論層面提出了建構的基本內容。一種公共服務理論的建立，必須圍繞上述的問題展開探討，任何理論倘使不能解開上述的困惑，那就恐怕還是會「混淆了規范與描述」，難以提供出「一個令人心悅誠服的替代性方案」。歷史上的政府形態對於社會發展而言至少已經扮演過兩個角色，一個是大包大攬的全面干預者，就像我們在大多數歷史時期看到的統治管理形態，另一個是的市場主義和自由主義者強烈要求的「守夜人」角色或者弱勢政府。事實上，作為權力本體的公民們真的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嗎？當然不是，新公共服務理論實際上也呼喚了新意義上的政府重塑工程。首先，我們需要一個向上仰視我們的政府，他們必須記錄下我們所能給予的權力、堅決保留的權力和禁止行使的行政權力，並確定法律去保障它們；其次，我們需要一個熱心了解我們需求的政府，他們應該劃分出必須提供的、盡可能提供的和由第三方更好提供的不同需求層次，然後努力去達成這樣的供給；最終，我們需要一個全心全意服務於我們的政府，他們以尊重人的個性、確認人的價值、推進人的發展為使命。因何而服務?歸結到一句話就是「民主的政府是為他們的公共服務而存在。」我們所需要的也正是一個服務性的新型政府。

Ⅳ 美國衛生和公眾服務部的基本概況

該法案將原美國衛生教育和福利部(HEW)劃分為包括G.I. Bill、退伍軍人事務部的衛生及公共服務部和單獨的教育部。這兩個部門均於1980年5月4日開始運作。
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是美國聯邦政府最大的衛生保障機構，是美國醫療系統的官方最高管理機構。每年享受政府財政預算超過10億美金，每四個美國人當中就有一個加入醫療保險、醫療補助計劃。該部與美國各個州縣和城市的各級政府部門一直保持著廣泛而又密切的合作關系。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在全美擁有11個分支執行機構、8個代理處和三個公眾服務部門。原為1939年7月1日成立的「聯邦安全局」，1953年4月11日改組為「衛生、教育和福利部」。

Ⅵ 同是彌補市場失效和提供公共服務，為什麼各國公共支出的具體內容、項目和規模存在種種差異

這是由於各國政府不同的執政需求導致的：
1、政府職能一般包括三個方面：（1）政治職能，主要是運用政治手段（包括專政機關和軍事手段），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和基本利益，維護本國在國際上的主權和利益；（2）經濟職能，主要是通過經濟、法律和行政手段，干預經濟活動，實現國家宏觀政策目標，促進經濟發展，為實現統治階級的統治和促進社會發展創造物質基礎；（3）公共職能，主要是管理社會公共事務和發展社會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環保等事業，以適應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需要。
政府職能的范圍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變化的，因此，公共支出結構也處於不斷調整和變化之中。

1.自由競爭時期。這一時期，三大理論體系支撐著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1）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因此市場經濟不會發生需求不足問題，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不會發生；（2）市場經濟通過價格、供求、競爭三大機制的調節作用，會自動趨於充分就業均衡；（3）利息率能夠自發調節儲蓄和投資達到均衡。在這種背景下，市場機制被認為是萬能的，政府的作用受到否定和排斥，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被完全對立起來，政府職能范圍被局限於極端微小的領域。廉價政府決定了財政的職能作用是弱小的、無足輕重的，因此，公共支出的范圍和結構非常狹窄。在這一時期，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淪》中，對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職能和公共支出結構作了典型限定，政府職能僅限於以下三項：一是保護社會，使其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二是保護個人，使其免受其他人的迫害或壓迫；三是建設某些公共設施。與政府三項職能相對應的公共支出結構為：國防義務——國防支出，司法行政義務——司法支出，公共設備及土木工程義務——公共土木事業支出。從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聯邦政府支出佔GNP的比重平均低於3%；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至1930年，聯邦政府支出仍保持在接近3%的水平上。在1825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第一次經濟危機以後的一百多年裡，資本主義經濟基本上能夠依靠市場機制自身的調節保持經濟的正常運行。

2.1929年大蕭條後的全面干預階段。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市場經濟充分發達，制度演進產生的內在矛盾也在日漸累積和深化。到1929年經濟危機和大蕭條爆發時，其嚴重程度已直接威脅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生存。凱恩斯將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存在的經濟危機和大量失業定義為一種由有效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短期非均衡狀態，主張政府通過財政政策增加投資需求，使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均衡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市場機製得以重新恢復。財政政策實施效果的核心在於消費傾向，其政策傳導過程表現為財政政策手段→收入分配變化→社會總需求改變→財政政策目標實現。這一階段「市場失靈」的范圍除了傳統內容外，更主要的是新出現的部分，包括市場經濟的外部性、壟斷、分配不公、經濟波動、信息不對稱等。這些缺陷的彌補客觀上需要政府介入，以效率准則為主導，加強收入再分配和宏觀調控，通過政策調控穩定經濟運行。公共財政在這一階段逐漸形成三大職能，即有效配置資源、公平收入分配和穩定宏觀經濟。財政活動的范圍隨著政府職能的擴展而迅速擴大，政府支出隨之急劇擴張，發達國家的政府支出從 1960年佔GDP的28%迅速上升到1994年的 50%.隨著對「市場失靈」認識的深化，以及公共產品理論的確立，政府行為與市場活動形成了一體化和相互替代的關系，公共支出廣泛進入新的「市場失靈」領域，傳統的支出結構隨之發生演變。從美國聯邦支出的變動情況來看，1945-1975年，國防支出占聯邦支出的比重從89.49%下降到26.03%，而健康、醫療、收入保障、社會保障等轉移性支出卻在不斷上漲，其中收入保障從1.23%上升到15.09%，社會保障從0.29%上升到19.46%，整個轉移性支出的比重從1.75%上升到42.21%.由此可見，聯邦支出應對「市場失靈」的領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公共支出結構的以上變動，尤其是轉移性支出在公共支出中地位的上升，是政府運用財政支出實現職能目標的直接表現，也是政府直接實施公平社會收入政策的表現。

3.「滯脹」之後的適度調整。凱恩斯之後，新古典綜合派的「混合經濟」思想居於主流地位，公共財政范圍的擴大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十多年的繁榮。但是由於財政政策只能通過心理因素的調節解決流通環節的疏導和價值實現問題，並不能解決生產環節資本與勞動的內在矛盾；只能緩解問題、暫時解決問題或使問題以被扭曲的方式出現，而不能真正消除經濟危機的周期性出現；並且政府作用的濫用也帶來了「政府失效」問題。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滯脹就是一個例證。隨著政府大量干預經濟所造成的失靈問題的出現，20世紀80年代以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又進入了新的調整階段，貨幣主義、公共選擇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向新古典主義復歸，西方社會出現了國有經濟私有化的浪潮。20世紀90年代以後，私有化已突破了原先被認為自然壟斷的領域，如電力、電信行業等。在這一背景下，政府支出佔GDP的比重普遍有所回落，尤其是在歐洲，美國政府支出的比重也停止了繼續攀升的勢頭，趨於平穩。

與此相適應，財政支出結構也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從2000年美國聯邦支出來看，隨著冷戰的結束，國防支出的比重進一步下降到 16.46%；轉移性支出總體上呈持續上升趨勢，已達到56.73%；但有關收入分配方面的支出比重已逐漸趨於穩定；有關社會保障、醫療等福利性支出比重繼續上升；隨著債務規模的擴大，凈利息支出的比重已上升到12.46%.財政活動范圍的逐步趨於穩定，公共支出的效率、公共產品的私人供應受到重視（如福利制度從公共生產轉向私人生產），資源的公共使用受到更嚴格的管理和調整。
總之，政府職能范圍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公共支出結構總是不斷變化的，一些舊的職能退出去，一些新的職能又加進來，這就是政府職能變化的法則。因此，公共支出范圍和結構隨政府職能的變化而變化，也就成為一種客觀必然結果。

Ⅶ 美國羅斯福新政是如何解決社會公共服務方面的問題

舉辦了許多公共工程，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 緩和社會矛盾 穩定經濟秩序 促進經濟恢復.

Ⅷ 美國與其它國家相比一般公共服務支出低原因

美國更加崇尚自由而不是公平
舉個例子
奧巴馬的醫療改革計劃

其實就是建立全專民醫保
這個竟然會屬遭到強烈反對
在中國是不可想像的
中國人對全民醫保都不滿，想要全民免費醫療
可美國竟然反對醫保，這是為什麼呢？

我們看看美國的反對派是怎麼說的
反對派的議員說，原來挺好的，大家憑本事賺錢，賺得多享受的多。現在搞全民醫保，我們就可能要把自己賺的錢分給那些懶鬼。他們好吃懶做，不務正業，囤積了一身的脂肪和疾病，卻要我們這些勤勞的人給他們買單，憑什麼！

Ⅸ 2006年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公共服務報告，美國的"話語權與問責"指標得到多少分

目前尚未有查詢到，可參見下文：http://www.cssm.org.cn/view.php?id=33128
借鑒世界銀行全球治理指數模型，客觀分析和評價我國在依法治國、政府效率、監護籂篙餃蕻祭戈熄恭隴管質量、腐敗控制、話語權和問責等一系列國家治理領域與主要發達國家和東亞發達國家的數量化差距，我們提出構建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推動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主要設想，以及基於國際機構十多年來對世界兩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國家治理能力評估結果提出了到2020年我國國家治理的具體目標和相應的路線圖和時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