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政府公共服務公共性的缺失及其治理

『壹』 合法性的命題對於社會治理的價值是什麼

含義 第一，國家行政組織或公共行政組織是行政管理的主體，由於各國國家政治體制和行政體制各不相同，行政管理的主體也不同，用這種較為抽象的概念可以更多地概括它們的本質和共同點； 第二，行政管理的主體並不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而是與立法、司法部門相對而言的行政執行部門或國家權力的執行機關，它對執行憲法和各種政策、法律負有責任；第三，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突出了「公共」的特性，涉及到公共權力的運用、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公共服務等問題。 公共行政主體是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構，即行政機關。在我國，行政管理主體是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公共行政客體是國家事務、社會公共事務和行政機關的內部事務。行政管理活動的根本原則是依法管理。 行政職能 含義和地位 政府職能是與國家的立法職能和司法職能相對應的職能，即國家行政機關的職能。政府職能是行政機關在管理活動中的基本職責和功能作用，主要涉及政府管什麼、怎麼管、發揮什麼作用的問題。政府職能是國家職能的具體執行和體現，政府職能的行使受立法機關的監督；反之，政府職能發揮的程度又制約和影響其他國家職能的實現程度。 發展過程 奴隸制和封建制社會時期國家政府職能的重點在於政治統...

『貳』 公共性的特性

引言 20世紀後期的一場全球性行政改革運動，把人類的政治歷史領進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就是公共管理的出現。公共管理是人類社會的一種全新的社會治理模式。人類曾經擁有過統治型的社會治理模式。近代社會，在工業革命中成長起來的管理型的社會治理模式取代了統治型的社會治理模式。20世紀後期，當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走向全面成熟的時候，當人們對這種模式的全部科學建構都已完成了的時候，當行政學對它的認識已經洞察精微的時候，這種以「官僚制」命名的社會治理模式卻走向了自我否定的征程，在官僚制背景中成長起來的一代精英們開始了對官僚制的改造。從主觀上看，行政改革只是出於解決現實問題的需要，並沒有建構一種新型社會治理模式的雄心。但是，在一點一滴的改革中，在對「官僚制」所造成的諸多問題的系統解決中，卻觸及到了這種社會治理模式的根本，從而開始了整體性的變革。這就是正在走向公共管理這一新型社會治理模式的進程。 與統治型的、管理型的社會治理模式不同，公共管理既不是以權力的強制力為前提的統治階級意志的實現，也不是在權力與法律的結合中實現的對社會的有效控制，而是一種奠基在服務精神基礎上的公共服務模式。公共管理在本質上是服務的。但是，公共管理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模式出現在社會歷史舞台上，僅僅是最近幾年的事情，它的成長需要我們自覺地對其進行建構。而這項偉大的社會工程作為一項人類整體運動，又需要在我們對公共管理實質的認識和把握中來進行。從公共管理剛剛嶄露出來的特徵中，我們看到，倫理關系第一次成為一種基本的社會治理關系。因此，認識和建構公共管理體系的努力，就需要把對公共管理倫理關系的分析作為起點。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在本文中試圖對公共管理倫理關系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性加以考察。通過這種考察，是能夠為公共管理活動的行為體系確立一個大致的輪廓的，甚至是可以為公共管理行為體系的建構提出具體的方案的。但是，本文的目標僅僅在於揭示公共管理倫理關系的基本特性。 公共管理倫理關系的開放性 公共領域的本質特徵就在於它的開放性，是廣泛地向私人領域和一切社會成員開放的領域。公共管理是公共領域的這一本質特徵的充分展現。為什麼在近代社會出現以前，沒有形成一個公共領域？那是由於擔負社會治理功能的領域缺乏開放的特徵。為什麼近代以來的公共領域總是存在著結構性的缺陷？也是由於公共領域的開放性不足所造成的。只有當公共領域擁有充分的開放性，公共性才不僅僅是一個理論追求，而是體現在社會治理實踐中的現實。歷史考察揭示出的事實是：缺乏開放性和開放性不足，都是由於社會治理模式中倫理關系的缺位造成的。一旦社會治理模式中擁有了健全的倫理關系，這種社會治理模式就會獲得實質的開放性。公共管理倫理關系的開放性決定了公共管理這一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的開放性。 開放性是指系統與環境之間交流和互動的外在特徵。統治型的社會治理模式是一種單向的作用方式，強制性的秩序是通過權力關系單向運動而獲得的，治理者與其對象之間，在常態的治理活動中，根本不存在交流與互動。嚴格說來，統治型的社會治理是一個封閉的體系，治理主體基本上是來自於某一或某些確定的階層，治理方式千年一系，治理體系僵化等等，都證明了它是封閉的。 與統治型的社會治理方式相比，近代社會的管理型社會治理方式表現出了開放性的特徵。這是由於法律關系在治理體系中成長起來的結果。法律關系在調節和平衡權力關系的過程中，恰恰是通過社會治理體系的開放來獲得支持力量的。法律如果不能保證社會治理體系的開放，就必然會使自己成為權力的附屬品，法律關系自身就無法得以健全和完善。在這種條件下，法律就會成為權力關系的遮羞布，就會成為權力關系謀求合法性的謊言。一旦法律對權力關系的放任有所束縛，就會被毫不猶豫地一腳踢開。所以，社會治理體系中法律關系的確立，恰恰成了權力關系「任性」的剋星。正是法律關系賦予了社會治理體系以開放性。因為，法律關系的確立正是出於這樣的目的：制約權力關系的層級化或等級化了的不平等。法律關系在本質上是一種平等的關系，它確認社會治理中的主體與客體、主體自身以及治理者之間的平等地位，而這種平等恰恰是開放性的基礎。 所以，在法律關系得到充分發展的任何地方，社會治理體系都會表現出開放性的特徵，都會有治理對象的積極參與，權力關系都能夠受到較為有效的約束。但是，法律關系的開放性也是有限的開放性。因為法律對社會治理中的主體、客體、治理者及其對象的身份地位，都有著明確的規定；對社會治理的方式和工具選擇，都作出了原則性的規范。法律僅僅承認有限的開放通道。這就決定了法律關系的開放性也只是在極其有限的范圍內才是現實的，超出這個范圍，開放性就轉向了自己的反面。即使是在有限的范圍內，開放性也總是一種形式化了的開放性，在涉及到許多實質性的問題時，它就會表現出冷冰冰的封閉性和僵化。 公共管理倫理關系的開放性是全面的開放性，它接受法律關系的平等理念，又超越這種平等，它所表現出來的是公共管理主體之間、主體與客體之間、公共管理者與其對象之間實質性的平等。這就決定了他們之間能夠處於良性的交流與互動狀態。公共管理倫理關系中的每一個方面、每一個因素都全方位地向其他方面、其他因素開放，正是通過開放，才達到了積極合作的目的。 公共管理倫理關系應當是開放的。因為，公共管理主體秉承的是服務理念，把公共利益的實現作為至高無上的追求，時刻准備傾聽來自公共管理客體以及社會所有方面的意見和要求。公共管理倫理關系能夠開放。因為，這種倫理關系隨時准備把一切社會成員納入到這種倫理關系中來，決不輕視任何准備進入這種倫理關系的願望，決不排斥任何准備進入這種倫理關系的要求，對於一切有利於倫理關系成長的因素，都表現出無限的熱切。公共管理倫理關系必然是開放的。因為，公共管理是建立在平等參與的基礎上的，反對甚至杜絕一切壟斷，沖擊一切因壟斷而造成封閉的領域。 公共管理倫理關系的開放性是與開放的歷史條件聯系在一起的。由於市場經濟的發展，交換關系作為社會的主導性關系日益走向成熟和普遍化，市場競爭的社會化造就了社會成員機會平等化的歷史趨勢，社會生產和生活的絕大多數領域都積極地向願意投身其中和適宜於投身其中的人開放。但是，公共管理倫理關系並不從屬於交換的原則，它是對交換原則的超越。交換關系為它提供了平等的基礎，這種基礎卻不是它按照交換原則行事的舞台，而是互助合作的前提。所以說，公共管理的倫理關系是一種新型的關系，它的開放性不是為了進行交換，而是造就服務和合作。正是公共管理倫理關系的這種開放性特徵，成了公共管理這一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開放性的基礎。公共管理就是開放性的社會治理模式，而公共管理倫理關系則是它的動力源。

『叄』 社區治理概念包括哪些規定性特徵

社會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會組織為促進社會系統協調運轉，對社會系統的組成部分、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以及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進行組織、協調、監督和控制的過程。 社會管理在廣義上，是由社會成員組成專門機構對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事務進行的統籌管理；在狹義上僅指在特定條件下，由權力部門授權對不能劃歸已有經濟、政治和文化部門管理的公共事務進行的專門管理。
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管理體制的政策選擇 (一) 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管理系統和機制 首先,深入研究社會管理的對象、手段、目標、監測指標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法律、法規、社會政策,開發適應社會管理和調控需要的社會指標,建立和完善數據採集系統。 其次,要確定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內涵。當關於建立和完善社會管理體制的若干思考前我國社會管理體制改革要認真梳理復雜的利益關系,著力解決一些影響社會發展的體制難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如何建立健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體制問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中效率和公平的協調問題;混合所有制社會格局下政府的有效社會管理和調控問題;社會事業(文教、衛生、文化、體育等) 、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統一勞動力市場等領域的體制性障礙問題。這些問題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會制約著我國社會發展和社會運行效率的提高,這些關鍵領域的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必須從體制上實現新的突破。 最後,還要處理好管理社會發展的有關政府部門之間的利益協調問題。從中央政府確定的改革目標和方向來說,這些社會發展管理部門需要本著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基本目標,以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為己任來制定政策和配置公共資源,而不是各自為政,為實現部門利益最大化來配置公共資源。 目前有關社會發展管理部門管理的社會資源實際上是第二次分配後的公共財政收入。眾所周知,公共財政的目的在於實施國家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促進社會公平。公共財政出現的前提是市場失靈,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政府政權組織的角色,依據政權力量,以市場失效為范圍,執行國家的社會管理者職能,為市場提供公共服務。公共財政具有公共性和非營利性兩個基本特徵,其收支活動主要通過公共預算來實現,包括經費預算和公共投資預算。社會發展管理部門必須本著公共性和非營利性這兩個基本原則來使用公共財政資源。不從根本上認識這個問題,就不能更好地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這個問題不解決社 會管理體制改革就不能取得根本突破。 (二) 做好社會管理的基礎性工作 目前各省都在開展社會指標的研究和設計以及采樣工作,如果各省都是各自為戰,缺乏協調和統一,將來全國的比較和總結將會存在很大的困難,因此,國家應組織專家和各省一道開展研究,建立一套全國和各地都能使用的社會管理指標體系,為建立全國社會宏觀調控機制提供技術支持。政府要實現社會管理的目標,必須把其目標具體化,通過技術設計編製成可以測度的社會指標,就像經濟發展中的國內生產總值、消費價格指數、國際收支、就業率、居民收入等一樣。歷史上,我國曾經建立並在實踐中使用了若干社會發展的指標,有關部門和地區也根據工作需要和形勢的發展設計了若干社會指標。但是,到目前為止,能夠像經濟發展那樣用幾個指標來預測社會發展的社會指標則很鮮見,對於社會宏觀管理,這無疑是一個世界性難題。 (三) 實現社會資源合理有效配置 根據我國現階段的特點和部門分工,可以把社會管理部門原則上分為兩大類,第一類負責社會公平,主要手段是提供社會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包括教育、文化、衛生、民政、體育、勞動社保等;第二類負責社會安全和社會穩定,主要手段是行政和司法,包括公安、司法、安全、社團管理、安全生產等。當然,二者的分工不是絕對的,有些部門兼顧兩種職能,比如,民政部門的社區建設和民間組織,一方面承擔社會公共服務職能,另一方面又承擔社會安全與穩定任務。社會公平與社會穩定也不是截然分開的,二者互為因果,如果社會公平問題處理不好,社會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引發社會動亂。而社會穩定又可以為社會公平創造發展的空間和環境。例如,在以福利為核心的社會管理部門,非營利組織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任何一個國家對於非營利組織參與政治活動都是非常關注和提防的,包括美國。因此,必須妥善處理好兩類部門的關系,推進機制和體制創新,保證社會公共服務資源的合理配置。同時,也要處理好兩類系統內部各個部門之間的關系,保證社會目標的有效實現。 評判一個國家對社會發展重視還是不重視,不是看它說了什麼,而是看它做了什麼,特別是看它把多少資源用於社會發展。從國際經驗來看,大凡重視社會發展的國家,都會在公共財政中把社會發展放在一個重要的位置。例如,OECD 國家政府在公共衛生領域的投入占其衛生總投入的70 %以上。再如,美國社會管理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已經由早期的社會組織自我管理模式轉向由政府、社會組織和企業共同治理的模式,政府的主要職能是社會管理。聯邦政府所有福利項目(包括社會保障、衛生、各種福利項目) 幾乎佔去了其政府財政開支的60 %。即便如此,還是不能滿足社會需求。需要幫助的美國人不得不轉向其他福利資源———私人、慈善和志願組織。為了幫助貧困家庭和個人,美國各級政府也直接或間接支持這些慈善和志願組織提供各類社會服務,主要方式包括:建立和完善法律和法規體系;通過免稅或減稅鼓勵私人和公民向慈善和志願組織捐贈;通過政府資金直接支持慈善和志願組織;通過對使用慈善和志願組織提供服務的個人給予補貼、稅收返還等對慈善和志願組織提供間接支持。 我國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涉及的內容很多,根本性的內容之一就是要改革現行的公共財政結構,加大社會發展投入在政府整個預算中的比重。評價一個政府的社會管理體制,看其是不是真正地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關鍵要看其財政結構的變化。如果說我們是公共服務型政府,但是我們的財政支出大部分還是用於生產性投資,而不是公共服務型支出,那麼這個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方向就值得去認真考慮。所以社會管理體制改革首先要改革我們的公共財政體制,特別是改革跟社會發展有關的公共財政。政府財政要堅決從一般性競爭領域退出,公共財政對於社會發展的支出內容必須以「市場失靈」和「公共產品和服務」為標准來嚴格界定和嚴格規范。 (四) 大力支持社會領域的公民事務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 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加強社會建設和完善社會管理體系,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政府負責就是政府制訂規則,創造環境,組織運作活動,提供服務和福利,通過協議方式委託社會組織開展社會服務。政府負責不等於政府包辦,政府應當通過制度創新,廣泛調動社會組織、企業參與社會服務的積極性。在美國,非營利組織通過合同或申請政府基金從政府得到的資助, 占非營利組織經費總額的35 % ( 2005年) ,而在我國的香港地區,這一比重大約為80 %～100 %。另外,政府可以通過多種方式激勵公眾關心社會事務,捐贈錢財、時間,讓公眾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目前我國部分居民對於公共事務的冷漠是我們建立和完善社會管理體制面臨的挑戰之一。政府不應在社會領域與民爭利,相反,應大力支持社會領域的公民事務。政府不與民爭利是實現公眾參與的前提。 毫無疑問,在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中,必須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但是除此之外,是不是還需要有其他主體參與呢? 比如說我們過去講的社會事業單位和隨著社會發展逐步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等。如果我們承認社會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必須參與社會管理體制改革,那麼它們應如何參與、如何配合政府整體的改革戰略呢? 這些問題需要我們深入地研究,進一步地明確。另外,就政府本身來說,現行行政框架內分管社會發展的政府機構很多,涉及文化、教育、科技、體育、衛生、民政、發展和改革等多個部門,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到底以哪個部門為主,或者說由哪個部門進行總體協調和籌劃? 因為社會發展是一個整體,社會管理體制改革需要有一個總體設計。目前,社會管理及其體制改革是分部門進行的,分部門的改革不利於從整體上來完善社會管理體制,而且在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形成利益部門化趨勢。 因此,必須深入研究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整體推進問題。「十五」時期的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一樣,都是各個部門在自己搞自己的,其實際結果不利於各個領域改革的深入,也不利於發展。社會管理體制要改革的內容很多,例如衛生事業改革、教育事業改革、文化事業改革、就業體制改革、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事業單位改革、社團改革、社區管理體制改革等。以事業單位改革、社團改革、社區管理體制改革為例,「十五」期間,它們的改革是各個部門分別在抓,各自推進。毫無疑問,社會事業單位改革將是中國繼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和政府行政機構改革之後,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進行的又一項重大戰略性改革。全面推進社會事業單位及社會事業管理體制改革,涉及到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兩方面的內容,目標是要提高政府管理社會生活的能力,改善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這不僅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對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更具有不可忽視的重大戰略意義。但是事業單位改革離不開社團改革和社區管理體制改革,它們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制約。以社區改革為例,現在的社區改革涉及到社團組織定位、社團組織管理等問題,如果社團管理不改革,社區管理體制怎麼改革? 在社會管理領域中,把問題分隔開來的改革,從整體上來說是沒法推動的。所以,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必須把跟社會發展有關的各種體制、各類機構、各種問題統一起來考慮,這是今後一個時期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總體方向。

『肆』 對公共行政具有決定性影響的環境因素是什麼

20世紀後期的一場全球性行政改革運動，把人類的政治歷史領進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就是公共管理的出現。公共管理是人類社會的一種全新的社會治理模式。人類曾經擁有過統治型的社會治理模式。近代社會，在工業革命中成長起來的管理型的社會治理模式取代了統治型的社會治理模式。20世紀後期，當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走向全面成熟的時候，當人們對這種模式的全部科學建構都已完成了的時候，當行政學對它的認識已經洞察精微的時候，這種以「官僚制」命名的社會治理模式卻走向了自我否定的征程，在官僚制背景中成長起來的一代精英們開始了對官僚制的改造。從主觀上看，行政改革只是出於解決現實問題的需要，並沒有建構一種新型社會治理模式的雄心。但是，在一點一滴的改革中，在對「官僚制」所造成的諸多問題的系統解決中，卻觸及到了這種社會治理模式的根本，從而開始了整體性的變革。這就是正在走向公共管理這一新型社會治理模式的進程。 與統治型的、管理型的社會治理模式不同，公共管理既不是以權力的強制力為前提的統治階級意志的實現，也不是在權力與法律的結合中實現的對社會的有效控制，而是一種奠基在服務精神基礎上的公共服務模式。公共管理在本質上是服務的。但是，公共管理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模式出現在社會歷史舞台上，僅僅是最近幾年的事情，它的成長需要我們自覺地對其進行建構。而這項偉大的社會工程作為一項人類整體運動，又需要在我們對公共管理實質的認識和把握中來進行。從公共管理剛剛嶄露出來的特徵中，我們看到，倫理關系第一次成為一種基本的社會治理關系。因此，認識和建構公共管理體系的努力，就需要把對公共管理倫理關系的分析作為起點。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在本文中試圖對公共管理倫理關系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性加以考察。通過這種考察，是能夠為公共管理活動的行為體系確立一個大致的輪廓的，甚至是可以為公共管理行為體系的建構提出具體的方案的。但是，本文的目標僅僅在於揭示公共管理倫理關系的基本特性。 公共管理倫理關系的開放性 公共領域的本質特徵就在於它的開放性，是廣泛地向私人領域和一切社會成員開放的領域。公共管理是公共領域的這一本質特徵的充分展現。為什麼在近代社會出現以前，沒有形成一個公共領域？那是由於擔負社會治理功能的領域缺乏開放的特徵。為什麼近代以來的公共領域總是存在著結構性的缺陷？也是由於公共領域的開放性不足所造成的。只有當公共領域擁有充分的開放性，公共性才不僅僅是一個理論追求，而是體現在社會治理實踐中的現實。歷史考察揭示出的事實是：缺乏開放性和開放性不足，都是由於社會治理模式中倫理關系的缺位造成的。一旦社會治理模式中擁有了健全的倫理關系，這種社會治理模式就會獲得實質的開放性。公共管理倫理關系的開放性決定了公共管理這一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的開放性。 開放性是指系統與環境之間交流和互動的外在特徵。統治型的社會治理模式是一種單向的作用方式，強制性的秩序是通過權力關系單向運動而獲得的，治理者與其對象之間，在常態的治理活動中，根本不存在交流與互動。嚴格說來，統治型的社會治理是一個封閉的體系，治理主體基本上是來自於某一或某些確定的階層，治理方式千年一系，治理體系僵化等等，都證明了它是封閉的。 與統治型的社會治理方式相比，近代社會的管理型社會治理方式表現出了開放性的特徵。這是由於法律關系在治理體系中成長起來的結果。法律關系在調節和平衡權力關系的過程中，恰恰是通過社會治理體系的開放來獲得支持力量的。法律如果不能保證社會治理體系的開放，就必然會使自己成為權力的附屬品，法律關系自身就無法得以健全和完善。在這種條件下，法律就會成為權力關系的遮羞布，就會成為權力關系謀求合法性的謊言。一旦法律對權力關系的放任有所束縛，就會被毫不猶豫地一腳踢開。所以，社會治理體系中法律關系的確立，恰恰成了權力關系「任性」的剋星。正是法律關系賦予了社會治理體系以開放性。因為，法律關系的確立正是出於這樣的目的：制約權力關系的層級化或等級化了的不平等。法律關系在本質上是一種平等的關系，它確認社會治理中的主體與客體、主體自身以及治理者之間的平等地位，而這種平等恰恰是開放性的基礎。 所以，在法律關系得到充分發展的任何地方，社會治理體系都會表現出開放性的特徵，都會有治理對象的積極參與，權力關系都能夠受到較為有效的約束。但是，法律關系的開放性也是有限的開放性。因為法律對社會治理中的主體、客體、治理者及其對象的身份地位，都有著明確的規定；對社會治理的方式和工具選擇，都作出了原則性的規范。法律僅僅承認有限的開放通道。這就決定了法律關系的開放性也只是在極其有限的范圍內才是現實的，超出這個范圍，開放性就轉向了自己的反面。即使是在有限的范圍內，開放性也總是一種形式化了的開放性，在涉及到許多實質性的問題時，它就會表現出冷冰冰的封閉性和僵化。 公共管理倫理關系的開放性是全面的開放性，它接受法律關系的平等理念，又超越這種平等，它所表現出來的是公共管理主體之間、主體與客體之間、公共管理者與其對象之間實質性的平等。這就決定了他們之間能夠處於良性的交流與互動狀態。公共管理倫理關系中的每一個方面、每一個因素都全方位地向其他方面、其他因素開放，正是通過開放，才達到了積極合作的目的。 公共管理倫理關系應當是開放的。因為，公共管理主體秉承的是服務理念，把公共利益的實現作為至高無上的追求，時刻准備傾聽來自公共管理客體以及社會所有方面的意見和要求。公共管理倫理關系能夠開放。因為，這種倫理關系隨時准備把一切社會成員納入到這種倫理關系中來，決不輕視任何准備進入這種倫理關系的願望，決不排斥任何准備進入這種倫理關系的要求，對於一切有利於倫理關系成長的因素，都表現出無限的熱切。公共管理倫理關系必然是開放的。因為，公共管理是建立在平等參與的基礎上的，反對甚至杜絕一切壟斷，沖擊一切因壟斷而造成封閉的領域。 公共管理倫理關系的開放性是與開放的歷史條件聯系在一起的。由於市場經濟的發展，交換關系作為社會的主導性關系日益走向成熟和普遍化，市場競爭的社會化造就了社會成員機會平等化的歷史趨勢，社會生產和生活的絕大多數領域都積極地向願意投身其中和適宜於投身其中的人開放。但是，公共管理倫理關系並不從屬於交換的原則，它是對交換原則的超越。交換關系為它提供了平等的基礎，這種基礎卻不是它按照交換原則行事的舞台，而是互助合作的前提。所以說，公共管理的倫理關系是一種新型的關系，它的開放性不是為了進行交換，而是造就服務和合作。正是公共管理倫理關系的這種開放性特徵，成了公共管理這一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開放性的基礎。公共管理就是開放性的社會治理模式，而公共管理倫理關系則是它的動力源。

『伍』 公共治理的基本內容

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則:

1、人本性原則
公共管理的人本性原則，就是管理主體在管理實踐中確立，並運用於管理實踐的一切從人出發，旨在調動人的主動性、創造性和積極性的要求。它具有以下幾重規定：（1）公共管理過程的起點必須是人。公共管理的本質就是為了滿足社會成員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人的才能的充分發揮。因此，人的需要及其滿足是公共管理活動的終極目標。（2）人是公共管理的首要課題。公共管理中包含著措施、手段、設施等要素，但是，這些要素首先是作用於被管理的人，再通過被管理的人所發揮的能動作用，使這些要素產生協調和綜合的結果。（3）公共管理主體的人格化。作為公共管理主體的組織和機構，其實際的運行和效能的發揮，必須依靠具體的人來完成，表現出人格化的特徵。因此，管理主體自身素質的完善、管理主體認識能力的提高和價值取向的合理化，對公共管理的結果將會產生重要的影響。（4）公共管理中人的群體性。公共管理人本性中的人，不單指現實生活中具有自己意志、利益和行為的個人，而且指具有共同目的和協作關系的個人所結成的群體或組織，有著群體的需求和願望。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與人之間、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是平等的，各級管理者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因此，從理論上說，人民群眾既是公共管理的主體，又是公共管理的客體，體現了以人為本原則的本質特性。
2、服務性原則
現代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公共管理就其本質而言，不是管制，而是服務。服務是公共管理的內核和基礎，公共管理的目的不是向社會、企業和公眾提供價值，而是為他們追求和實現自身價值創造良好的條件。因此，要大力增強公共管理機構的公共服務職能，發展和完善有關的公共設施，更好地滿足社會公眾的需要。
3、效能性原則
公共管理為了實現一定的效果，必然要求相應能力的協調和支持。公共管理必須是高效和有效的統一，高效強調公共管理過程的投入要素與實際之間的關系，有效則強調公共管理的實際結果與預定目標之間的關系。
4、均衡性原則
公共管理中必然會遇到一些不一致的要求，從一定的條件看，這些要求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它們並不是處在同一的層面上。在公共管理中既要考慮到不這些要求的合理性，也要注重這些要求之間協調性，只有在不同要求趨於均衡的條件下，公共管理才能取得整體性滿意的效果。

『陸』 如何理解行政管理的公共性

公共性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原則，一切形式和制度的破立必須周繞這個啄則展開，因為「公共性」這個概念所標示的是最為基本的行政理念，是整個行政體系和行政行為模式建構的出發點和原則。本文在簡要論述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內涵的基礎上，聯系我國當前行政管理體制的實際情況，提出落實公共性這一核心原則的建議。
公共性」作為公共管理的一種基礎性內涵，與公共管理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治理活動之間存在怎樣的聯系，這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它涉及到我們對於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價值取向，即它是實證的過程還是規范的研究，或是兩者兼而有之。行政管理（ public administration）是運用國家權力對社會事務的一種管理活動。也可以泛指一切企業、事業單位的行政事務管理工作。行政管理系統是一類組織系統。它是社會系統的一個重要分系統。行政管理最廣義的定義是指一切社會組織、團體對有關事務的治理、管理和執行的社會活動。同時也指國家政治目標的執行，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狹義的定義指國家行政機關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又稱為公共行政。隨著社會的發展，行政管理的對象日益廣泛，包括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市政建設、社會秩序、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各個方面。現代行政管理多應用系統工程思想和方法，以減少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的支出和浪費，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

『柒』 社會治理下的行政公共性是什麼 概念、意義、作用、

「公共性」作為公共管理的一種基礎性內涵，與公共管理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治理活動之間存在怎樣的聯系，這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它涉及到我們對於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價值取向，即它是實證的過程還是規范的研究，或是兩者兼而有之。

公共性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原則，一切形式和制度的破立必須周繞這個啄則展開，因為「公共性」這個概念所標示的是最為基本的行政理念，是整個行政體系和行政行為模式建構的出發點和原則。本文在簡要論述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內涵的基礎上，聯系我國當前行政管理體制的實際情況，提出落實公共性這一核心原則的建議。

就總體而言，作為公共管理的本質內涵，公共性與社會性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在階級與國家產生之前的原始社會時期，公共性與社會性在最廣泛意義上是一致的或領域是重合的；隨著階級與國家的產生，國家成為公共性的代表，公共性逐漸從社會領域中凸顯並獨立出來；而在階級與國家消亡之後，公共性與社會性又再次融為一體。因此，本文所討論的公共性，是指處於從階級與國家產生到消亡這一歷史時期的特定概念。另外，從上述公共性的自然發展過程可以得出，社會性是公共性的存在基礎，公共性則是社會性的特殊體現；社會性具有量的規定性，公共性則有質的規定性。隨著人類社會不斷發展，公共性將不斷擴張與壯大，最後發展成為社會性。

『捌』 社會事務服務中心是干什麼的

社會事務服務中心職責：

1、負責全鎮社會保障服務工作。

2、負責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開展失業、工傷、生育、養老、醫療保險等服務工作。

3、負責收繳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及相關信息、資料、檔案管理工作。

4、負責民政救助工作。負責群眾最低生活保障，救災救濟工作，落實農村五保供養政策。承擔優撫救濟、社會互助事務性和服務性工作。

5、負責授權范圍內各項社會救助人員調查統計、申報工作，承擔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服務工作。

6、承辦鎮黨委、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

(8)當前我國政府公共服務公共性的缺失及其治理擴展閱讀：

接待困難群眾來信來訪，開展咨詢服務、徵集意見、做好信訪督辦，化解社會矛盾，暢通困難群眾訴求渠道設立信訪接待窗口。

以提升社會治理水平和運行效率為目標，立足創新社會管理體系、打造創新型政府，建立「群眾接待中心、政務服務中心、法律服務中心、財務結算中心、惠民幫扶中心」，並引入「市場中介服務機構、企業服務機構」。

積極探索和構建包括「政府」和「市場」在內的社會事務服務網路，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一個功能完善、服務便捷、配置有效的「社會事務超市」正在逐步形成。

社會事務服務中心主要任務是：加快推進各項惠民行動，整合惠民幫扶資源，完善惠民幫扶體系，建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公共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服務體系網路。

『玖』 公共治理之於政府轉型的目標訴求

摘要：中國正在發生從舊到新的治理轉型，治理轉型實際上是一場全球性變革運動。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性公共治理轉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結果。全球治理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理論和實踐模式，為中國探索和建立更為有效的公共事務「治理」模式，實現公共治理向「良好治理」方向的轉型提供了某些啟示。
關鍵詞：治理；轉型；全球變革
改革開放30年來，快速推進的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僅引起了中國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的深刻變化，也使政府的管理從理念、制度到結構和方式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出現了中國治理從舊到新的轉型。走向新的治理是當代各國公共治理轉型的必然結果，治理轉型作為公共治理領域發生的一種系統化的、大規模的和帶有根本性的轉變過程，是一場由多種因素引起的全球性運動。20 世紀80 年代以來，公共管理領域圍繞著加強政府能力和滿足公民意願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全球性改革運動，其結果是公共管理發生了從政府管理到公共治理的轉型。探索更為有效的公共事務的「治理」模式，也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管理學研究的核心論域。這種探索將為中國的公共管理研究和正在發生的公共治理轉型提供某種可資借鑒的經驗和理論。
一、背景：全球公共管理改革與治理轉型
在14世紀末就開始使用的「治理」，是與統治( government) 、管理(management)等政府活動聯系在一起，主要用於與國家的公共事務相關的政治活動和管理活動。而今天，越來越多的公共管理研究者開始認同關於「治理」概念的新解釋：治理是包括政府和各種非政府組織乃至私人機構在內的多個主體，協同處理公共事務，以滿足公眾需求，實現最大化公共利益的過程。這一定義主要是在「公共治理」的意義上使用的。它意味著： ( 1 )治理或者說公共治理與政府管理不同，主體並不是惟一的，而是包括政府在內的各種公共和私人的機構； ( 2 )治理權威的運用並不像政府管理那樣，採用單一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性行政命令，而是上下互動、相互協商、彼此合作的方式； ( 3 )治理是對公共事務的網路狀的合作管理，是「多中心」的，目標也是多元的，但最終的目標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滿足公眾需求，實現最大化公共利益。
傳統治理受到人類社會發展的挑戰，從而向現代「新」治理轉型，在西方國家是很早就發生的事。但治理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重視，還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且有其特殊的背景，那就是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運動的興起。當代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運動發端於西方國家，肇始於20世紀80年代。進入20世紀80年代，西方國家之所以首先掀起公共管理改革，源於兩個基本原因：越來越大的財政壓力和公民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普遍不滿。而改革的目的就在於「在公共支出中形成節余(經濟) ，改進公共服務的質量，使政府的運作更有效率，增加使選用和實施的政策變得有效的機會」。為實現這樣的目標，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基本內容包括三個方面： ( 1)社會、市場管理與政府職能的優化； ( 2)社會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務的社會化； ( 3 )政府內部的管理體制改革。
在20多年的公共管理改革過程中，西方各國形成了公共治理的新模式。按照澳大利亞學者歐文·休斯的說法， 20世紀80 年代中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公共部門的管理方式已發生了變化，以官僚制為基礎的傳統行政管理模式正在轉變為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盡管這種模式有各種各樣的名稱，如「新公共管理」、「管理主義」、「企業化政府」、「後官僚體制模式」等，但它們都表示同一種現象，即傳統的官僚制已被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模式所取代。
盡管對當代西方公共管理改革運動中出現的「新公共管理」模式還很難作出恰當的界定和全面的評價，但它意味著當代西方公共管理特別是政府管理的深刻變化，意味著公共治理的轉型，意味著傳統公共治理模式至少在西方國家的終結。而現代公共治理的發展，正如萊恩所言： 20世紀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的變化使傳統的國家治理方式成為過時的東西，「新公共管理(NPM)是有關公共部門治理方式最新的理論範式變化」 。事實上，新公共管理的出現並不僅僅是公共管理理論範式的變化，也是實踐模式的革命。按照萊恩的說法，傳統的公共治理強調政治，強調公共管理與私人部門管理之間的區別，而在現代的公共治理中，公共部門的目標實現原則上與私人部門的目標實現沒有任何差異，都是通過契約制度，而契約中的提供者既可能是公共組織， 也可能是私人組織。
公共管理改革是全球性的，它在英國(開始於1979年撒切爾夫人登上首相寶座) 、美國(開始於1980年裡根當選總統) 、澳大利亞(開始於1983年) 、加拿大(開始於1984年馬爾羅尼總理執政) 、紐西蘭(開始於1984年)等一些西方國家首先發生後， 迅即席捲全球。無論是正處於經濟轉型的原蘇聯東歐國家，還是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以及處在現代化較低發展階段的非洲、拉丁美洲的一大批發展中國家，都捲入了這場改革運動。雖然各國進行公共管理改革的具體原因不盡相同，有的是因為經濟危機或預算赤字如英國、美國、紐西蘭等，有的是由於經濟危機伴隨政治領導變革如日本、韓國、烏干達等，有的是期望達到歐盟要求的標准如匈牙利、希臘等，有的是期望達到國家開發組織要求的標准如馬爾地夫、肯亞、烏克蘭等，有的是因為民主轉型如喬治亞、尚比亞、南非、俄羅斯等，有的是期望效率更高如瑞士等， 所擁有的傳統公共管理模式的具體特徵也很不相同，有如彼得斯所說的盎格魯—薩克遜模式、拿破崙模式、日耳曼模式、斯堪的納維亞模式、伊斯蘭模式、儒家模式、發展中國家的行政模式等七大模式， 但改革的總方向和主要措施是趨於一致的，正如卡馬克對世界123 個國家的調查所顯示的：「各國的改革努力有非常相像之處」，換言之，「各國的改革運動存在全球仿效的特徵」。不能否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的出現也是全球性的。如果說20世紀初開始，世界各國政府普遍按照馬克斯·韋伯的官僚體制原則建立其公共治理模式，那麼20世紀末發生的全球公共管理改革，就意味著各國在爭相超越20世紀的官僚制模式，走向21世紀公共治理新境界。
二、社會轉型與治理轉型
當代公共治理的轉型表面上看是公共管理改革的產物，本質上則是經濟與社會轉型的結果。傳統的治理模式是一種與工業社會、工業經濟時代的公共管理相適應的實踐模式，當人類社會由工業化社會向信息社會或後工業社會轉型的時候，傳統的公共治理模式必然會顯得越來越不適應，人類必須尋求一種與新的信息社會、知識經濟相適應的公共治理模式。
轉型是事物從一種運動型式向另一種運動型式轉變的過渡過程。社會從一種類型向另一種類型轉變的過渡過程， 就稱為社會轉型。社會轉型是社會的「整體性發展，也是一種特殊的結構性變動」， 其主體是社會結構， 其內容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各個方面，因而它也是許多學科關注的論域。社會學非常重視對社會結構轉型的研究，經濟學學科群中甚至產生了一門被普遍認可的有明確含義的稱為「轉軌經濟學」的學科，專門研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和規律。轉軌經濟學一般都關注影響轉軌進程的經濟因素，而沒有對轉軌過程中的一個基本要素即「政府的轉軌」給予足夠重視。 政府轉軌、治理轉型是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伴生物或者說是其必要的組成部分，應當是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予以足夠關注的學術領域。
所謂治理轉型是公共治理領域發生的一種系統化的、大規模的和帶有根本性的轉變過程。從這個意義上理解，治理轉型並不是什麼新事物。19世紀，西方國家工業化民主體制追求的是政府目標極少的「小政府模式」，而到19 世紀末，原有的那種中央權威極弱的「小政府模式」被徹底打破，因為這種政府已經無法應對工業化民主體制中出現的許多現實問題：工廠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城市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整個新興產業正在孕育。這些新的現象引發了許多新的需求：大型運輸系統、鐵路和橋梁，大型的城市排水和供水系統以及普及教育的體制。
在原有政府模式無法滿足這些需求的時候，創造新型的公共管理模式，替代舊的小政府模式，也就成為必然。簡言之， 20世紀初韋伯式官僚制模式在西方國家的確立，是公共治理的一次重大轉型。
官僚制是適應工業社會的公共管理模式，20世紀初，西方國家政府部門對官僚制的引入使公平行政和效率行政得以實現，並使組織結構優化，層級節制的組織結構使得官員和機構都必須接受嚴格的監督，這客觀上加強了對腐敗行為的控制。在專業化方面，曾經一度由專業人員完整從事的工作被分割成了若干細小的部分，更趨近一個無縫隙的政府。而官僚組織的指揮系統大多採用統一命令的方式，信息上下雙向傳輸快捷，有利於實現政府組織的充分整合。它與早期的治理模式相比是一種進步。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官僚制的優點開始逐漸蛻變成了缺點：本位行政、低效行政和組織整合失靈， 官僚制開始受到懷疑，被宣布為一種過了時的治理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
人類社會發展具有了怎樣新的特點？ 公共治理為什麼必須發生新的轉型？
首先，就西方社會來說，後工業社會(或者說知識社會、信息社會)已經來臨。這一新類型社會的基本特徵是： ( 1)服務性經濟取代了製造業經濟，大多數勞動力不再從事農業或製造業，而是從事服務業，如貿易、金融、運輸、保健、娛樂、研究、教育和管理； (2)專業與技術人員階層處於主導地位； ( 3)理論知識處於中心地位，它是社會革新與制定政策的源泉； ( 4)對技術的發展進行規劃和控制，技術鑒定是可能的； (5)資訊理論、控制論、決策論、博弈論、效用論、線性規劃、計算機技術等新的「智能技術」成為制定決策的工具。其次，公共管理自身出現了危機。對政府和官僚的不信任在像美國這樣具有個人主義傳統的國家，可以說由來已久。美國人對他們的政府有兩種看法，認為他們有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但政客是腐敗的，政府的計劃是處理不當的。今天的美國公眾越來越普遍的看法是政府製造的問題比所解決的問題還要多，政府的政策與計劃不僅沒有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益處，反而還降低了人們的生活質量。愈益顯得無能的政府導致了公共管理領域的危機。 作為傳統治理基礎的官僚製成為一種過時、僵化和無效率的公共管理體制模式，有如奧斯本和蓋布勒在《改革政府》一書中所說：工業時代發展起來的官僚體制，專注於各種規章制度及其層疊的指揮系統，已不能有效運轉；它變得機構臃腫、浪費嚴重、效率低下；它在變化迅速、信息豐富、知識密集的90 年代已不能有效地運轉了。在政府越來越無能、低效的時候，私人部門卻顯得很有效率，各種稱為「第三部門」的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在蓬勃興起、不斷壯大，並對社會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承擔著許多在其他國家由政府機構來發揮的功能。危機的出現預示著「作為一種可以接受的治理模式，傳統的治理已經死亡」， 新的比傳統治理更具現實性和生命力的治理模式即將來臨。
三、走向良好治理： 21世紀的公共治理
「市場失敗」和「政府失敗」是治理得以復興的重要原因，而治理也可能失效。在當代社會，公共事務治理的成效愈來愈依靠政府與公民、社會、企業之間相互影響和良性互動， 即「良好的治理」(或稱「善治」) 。良治或善治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法治、回應、有效。
新的治理並沒有統一的模式，走向「良好治理」是治理轉型的惟一選擇，是21世紀公共治理所應追求的目標。21 世紀的公共治理會呈現怎樣的新景象？ 當代美國公共管理學界一位多產的學者唐納德·凱特預言， 21世紀的公共治理必須有效解決公共治理中的諸多關鍵性問題和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的源源不斷的新問題，主要是： ( 1)向公眾提供更多的非傳統、非政府的服務。(2)更多的公共治理的權力分散到政府機構的較低層次，權力下放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前提和重要內容。( 3)服務協調的負擔增加。過去以代理為基礎的改革的一個主要副作用是政府提供的服務支離破碎、不成體系。21世紀的公共治理要求加強政府組織的能力，特別是與各種非政府組織的合作能力，從而使得政府和它提供的服務對市民來說更完美、更透明。(4)加強公共治理中的國際合作。成長中的全球化對21世紀的公共治理發生著更為重大的影響，它使公共治理確立這樣的原則：國家政府擁有自己的主權，但在重大國際問題上需要與國際組織和其他主權國家協商，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歐洲聯盟等國際組織必須小心地定義自身在全球公共治理中的新角色，並為更有效地扮演這樣的角色提升能力。(5)國家政府在公共治理中扮演新角色，並需要有新能力。權力下放和國際合作使公共治理中更多的政策性問題被移交給地方政府和國際性組織去解決了，在21世紀的公共治理中，政府仍將扮演重要角色，它需要重點解決至少五個核心問題：一般防務和引領對外政策等作為國家主權識別性的基本職能、重新分配收入(這是低層次的政府不可能充分運作的) 、收集數據和推動信息流通、建立不同的政府職能部門與市民社會之間新的密切聯系合作的橋梁以確保公共服務的高效率、進行公眾需要的應付各種公共問題的戰略思考。
歐文·E·休斯預言，與20 世紀相比， 21世紀的公共治理可能會有以下幾方面的特徵：(1)由於更為注意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之間的界限及改進二者之間的關系，公共服務將具有更多的市場導向性； ( 2)未來的行政將更有彈性； (3)政治性可能會增強，公共治理是政治過程的一部分； (4)行政也可能有更多的參與性；(5)公務員現在比以往能力更強，這種情況還將繼續下去。
四、當代中國：轉軌國家的治理轉型
治理轉型並不是西方國家的專利。20 世紀的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運動波及到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從而也使當代中國的公共管理發生了從政府管理到公共治理的轉型。當代中國公共管理改革的發生及其引起的治理轉型不能簡單地被認為是西方治理轉型向全球擴散和示範的結果，它有自身獨特的背景和動力。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使中國處於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快速轉型時期，進入「轉軌國家」的行列。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公共管理的主要特點和弊端是： ( 1 )全能政府。政府在整個社會中扮演著一個高度集中化的資源配置者角色，壟斷了社會的所有資源，無所不包，無所不攬，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被排斥在外。(2)管制型、人治型、封閉式行政。全能政府在體制上的政府本位和官本位，使其在運行方式上主要通過內部會議、內部文件等進行封閉式管理，「紅頭文件」、領導批示而不是法律法規成為主要甚至惟一的行政管理依據。其突出弊端是政府權力很少受到自下而上的監督和制約，也沒有明確的責任機制，各部門間職能交叉重疊。
1978年開始的改革，促進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同時帶來了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急劇變動，引起了公共治理的轉型。這種轉型主要表現在： ( 1)政府的職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政府的主要職能已不再集中在過去的政治統治或政治領導上面，而且放鬆了對經濟領域的過度干預和嚴格控制，並逐步轉向社會的公共管理； (2)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民呈現一種新型關系。民間組織的數量越來越多，在提供各類公共商品以及從事公益事業和公共服務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並且承擔了一部分原來由政府承擔的職能； ( 3)政府的運作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法律在各個領域開始發揮作用，依法行政成為政府運作的基本要求；(4)政府的權力開始逐步下放，作為政府補充物的「單位」在基層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也大為弱化，而社區的作用、社會的作用增大，福利單位化也被逐步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所替代； (5)職業化的公務員制度開始建立並得到逐步發展，專家和公眾在公共決策中的作用顯得越來越重要，專家咨詢制度、公民參與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社會公示制度、社會聽證制度開始建立。
人類社會每前進一步，都會向治理提出新的要求，都會推動治理除舊布新。治理轉型的動力，是推動治理更新形態、與社會發展進程相協調的方向變化的各種力量的合力。這種合力來自於治理本身和治理所處環境兩方面的變化，即治理轉型的動力由外部動力和內部動力兩部分構成。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客座高級研究員唐納德·凱特在解釋何以有眾多國家在幾乎相同的時間里捲入全球公共管理改革運動，積極尋求相同的改革目標這一事實發生的原因時，指出有四種不同的政治經濟力量在其中發揮著作用：政治的力量、社會的力量、經濟的力量、制度的力量。卡馬克認為，全球公共管理改革的動力在於全球經濟競爭、民主化、信息革命和政府自身的績效赤字。 這都包括了對外部動力和內部動力的分析。
治理轉型的外部動力包括政治、經濟、社會、人口和文化等多種動力。當代中國治理轉型的動力最重要的來自經濟體制的變化。我國在實現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經濟領域的許多變化最終都反映到公共治理的結構和方式上。社會發展同樣是推動治理轉型的重要力量。已經發生的中國治理轉型的歷程，表明了社會發展和社會結構轉型對治理轉型的推動作用。中國社會發展中出現的許多問題，如社會治安問題、就業問題、污染問題、社會不公問題等等，不僅沒有減輕，有些還有加劇的趨勢。這些問題的解決，都呼喚著政府治理職能的繼續調整，治理機制的進一步變革。政治發展對治理轉型的推動力量是不可忽視的，它常常是較為直接和巨大的。經濟體制的變化帶來的社會利益結構變化導致了政治參與的擴大，造成政府決策出現了許多困境，也使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有所發展。這都要求我國在政府治理中提高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程度，提高政府的能力和效率。
中國治理轉型也有其內在動力。中國治理轉型的內在動力來自政府作用和能力不相適應導致低效無能的治理困境，來自政府角色需要重新定位帶來的政府與社會關系的重構，以及體制轉型時期政府治理行為失范而帶來的形象受損。
總之，當代中國治理轉型的動力是多方面的，這些動力目前仍然存在，有些動力甚至在加大，特別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以及以民主政治為目標的政治建設、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的全面推進，使中國公共管理體制的改革創新進入需要在實踐中尋求新突破的深層次攻堅階段，意味著中國治理轉型的腳步不僅不能停止，相反，必須加快。正在發生的中國公共治理轉型應該走怎樣的道路，至今「塵埃未定」，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探索，更需要我們從理論上去尋求突破。研究肇始於西方國家公共管理改革運動的全球公共治理轉型規律，可以使我們從中得到某些領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