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法律作文寫作試題
「法律」為話題作文
法律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途徑，與道德相比，法律更客觀，范圍較窄，並且以強制手段發揮作用。當維護社會秩序的道德力量不夠的時候，需要用法律手段解決。
在公共生活中，法律具有指引作用，強製作用，預測作用和評價作用。所以每個公民都應該知法守法，這樣社會才能更穩定，經濟才能更好更快地發展。
有人認為學法是一件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無的事。其實，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當今我們的家庭生活，學校生活，以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離不開法。我們身邊的學多問題都要依法解決。所以，一個合格的公民必須是一個知法，懂法，且要守法的公民。要有法制觀念，要懂法律知識。要養成依法辦事的習慣。對於香港這個有名的法制社會，大家都不會陌生。可是大家知道嗎？香港的法律是多麼的井井有條。無論是在生活中，學習中，還是在工作中，人們都依法規范自己的行為。所以，香港的經濟處於領先地位。人們的文化素質也很高。可見，法律是多麼的重要！
知法，守法是青少年學生健康成長的需要。我們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人民的希望。祖國和人民盼望我們健康成長，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為了不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我們青少年學生不僅要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現代科學文化知識，而且要有法律知識和守法觀念，懂得合法與非法，違法與犯罪等道理，自覺依法辦事。這樣才能抵制各種不良影響，促進自己健康成長。否則，就會成為法盲，就會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做出損害國家，社會和人民利益的事情。使自己陷入歧途，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如果社會成員不懂法，不守法，大家都隨心所欲，為所欲為。那社會就會陷入極端混亂之中。那樣社會就無法存在和平發展。人們就無法生活，學習和工作，人民的生命，財產和各種權利就無法得到保護。因此，知法、守法是我們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
為了祖國的明天，也為了我們自己，去學法、了解法，讓我們每一個人都做一個知法守法的合格公民吧！
㈡ 如何增強法治觀念，樹立法律權威論文
（一）全民法治觀念的培育是法治社會建設的先決條件。法治觀念反映出社會成員對法律的信任和依賴程度，影響著法律規范轉化為現實制度的范圍及程度，決定著一個國家法律制度建設的進程及成效。加強全社會的法治觀念，用法律來保障、推進法治社會建設的進程，讓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夠在法治觀念的指引下積極參與到改革中並能夠分享改革的紅利，既是改革進一步深化和改革成果得以鞏固的內在要求，也是社會主義法治社會建設的現實需求。
（二）法治觀念深入民心是法治社會建設的根基。法治在本質上是「法律至上」之治，根基在於全民守法。法治的直接目標是規范公民的行為、管理社會事務、維持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終極目標是保護公民自由、平等、公正等基本的政治權利。人民是依法治國的主體和力量源泉，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基礎。通過健全普法宣傳教育機制，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能夠引導全民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能夠引導全民強化道德觀念和法治意識，將法律制度內化於心，逐步形成崇法守信的社會風尚，為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建設打下牢固的根基。
（三）法治觀念是建設法治國家對公民的基本要求。國家的法治化，既要有公民社會的參與，又不能脫離社會的法治化。法治觀念不僅僅是執政黨和政府的信念，同時應該成為全體公民的信念；不僅應該融於執政黨依法執政和政府依法行政的實踐中，也同時應該融於每一個國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中。法治社會建設的現實需要是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普及法治精神，喚起民眾對法治的認同，讓民眾真切地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讓法律銘刻在每個人的心裡；只有每個公民都自覺遵紀守法，才能真正實現法治社會。
（四）樹立法治觀念，讓法治成為化解社會矛盾的利器。在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進程中，應當推進多層次、多領域的依法治理，讓法治精神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讓法律成為化解社會矛盾的終極武器，這是法治社會的基本內涵。在法治社會建設過程中，要發揮法治的引領和保障作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社會矛盾和問題，加強法治基礎建設，創新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提高平安建設現代化水平，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出更大貢獻。
（五）樹立法治觀念，讓公共法律服務體系成為法治社會建設的助推劑。完備的法律服務體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必備要素。法治社會建設需要完善公共法律服務網路、整合公共法律服務資源、拓展公共法律服務領域，不斷提高公共法律服務能力和水平，讓廣大群眾感受到「法律在我身邊」，逐步建立「有事找律師、有事找法官」的法律自信，在遇到法律問題或權利受到侵害時能夠獲得及時有效的法律幫助。在社會主義法治觀念培育的過程中應當讓廣大群眾更加深刻體會到法治社會建設「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的精神，讓人們普遍感知法律，促進全民尊法、信法、守法、用法，贏得廣大群眾對依法治省的擁護和支持。
㈢ 想寫一篇關於企業法律顧問的論文，闡述這個職業目前的作用~
企業法律顧問的作用
法律顧問是企業為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聘請律師就其在業務方面的問題提供法律幫助而擔任的特定職務。企業法律顧問一般有兩種，即常年法律顧問和專項法律顧問。常年法律顧問與企業簽訂法律顧問協議，在協議約定期限內（通常是1年或1年以上）處理該企業所有的法律事務，這類法律顧問服務范圍廣、時間長，故稱為常年法律顧問，法律顧問關系隨協議期滿而結束，如果繼續聘用，需要重新簽訂協議。專項法律顧問受企業聘用專門處理某一項法律事務，法律顧問關系待該項法律事項辦理結束而結束，一般不受時間限制，故又稱臨時法律顧問或者短期法律顧問。如今企業大多聘請常年法律顧問，因其能在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和其他活動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法律幫助。
大多數企業都聘請了常年法律顧問，尤其是一些大企業，但多數企業只把律師定位在討債和打官司即訴訟方面，甚至在簽訂合同的時候都忽略了法律顧問的作用，其實，除了訴訟以外，一名優秀律師能為企業做的還是很多的，而且對企業來說還是非常重要的。
具體而言，法律顧問為公司企業服務的方式很多，比如：對企業的重大經營決策方案提供法律意見和法律依據，從法律的角度提出可行性論證，從而避免企業經營上的法律風險；草擬、修改、審查公司企業的各種合同、協議及其他有關法律事務文書；針對某些侵害企業合法權益的事件發表律師聲明，或針對性地發出律師函；代理企業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和仲裁、行政復議，切實保護企業的合法權益；參與企業的非訴法律事務；參加企業經濟項目談判，審查或准備談判所需要的各類法律文件；在企業內部進行力所能及的法制教育和法律培訓；配合企業人力資源部門做好勞動人事工作，草擬、審查勞動合同、保密協議，進行辭退設計等等。
筆者擔任過多家企業的常年顧問，總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程序，取得了較好的成效，現分述如下：
1、全面掌握企業的情況，比如：了解企事業單位的性質、經營方式、業務范圍、企業簡史，了解企業在本行業、本系統中所處的地位、作用、服務對象和競爭對手，了解企業的業務情況和可能涉及到的法律問題，掌握有關的法律規定，以便使用起來得心應手，等等。
2、對企業急需解決的問題區別情況，採取不同措施予以處理
（1）對企業正在違約的合同，要在對方接受的前提下，明確責任，簽訂補充協議，以消除違約後果，盡可能減少財產損失。
（2）對於口頭合同，要盡快採取措施，用書面形式固定下來，除書面簽字蓋章的原始合同外，傳真、電子郵件等形式也是證據，萬不得已時，也可以採取錄音的方式，以防後期產生糾紛時因無證據而敗訴。
（3）對於已超過訴訟時效期的債權，盡量調解結案，或者與對方簽訂新的還款協議，以獲取有效訴權。
（4）對於快要超過訴訟時效期的債權，要盡快起訴，對於不能起訴的關系客戶，要用書面形式要求還款，使訴訟時效中斷。
（5）對於其他糾紛，區別輕重緩急，選擇最佳方式，一個一個地解決，盡最大努力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避免財產損失。
3、由點及面，開展法律顧問工作
在完成上述工作的基礎上，按照常年法律顧問明確的范圍內，開展下列工作：
（1） 解答法律咨詢
就企業在經營方面遇到的有關法律或法律事務方面的問題提供具體意見，方式有口頭和書面兩種。對於問題簡單，法律關系明確的一般性的咨詢，使用口頭形式。對於所涉及事關重大的法律事務則以提供法律意見書的形式，為企業提供具體的法律意見。
（2）草擬、審查、修改各類法律事務文書，參與重大合同的談判上述法律事務文書以合同為主，目的是防患於未然，在簽訂合同時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力爭減少或不發生爭議，這其中涉及到許多技巧問題，比如如果已方不會違約，定金的數額和違約金的比例可以適當提高；如果已方也可能違約，定金和違約金的比例不要訂的太高，以防自己一方違約後承擔的違約責任過重。
（3）有針對性地舉辦培訓班，提高業務人員的法律意識和風險防範意識
企業經營活動中，時時刻刻都需要簽訂各類合同，法律顧問不可能事必親躬，草擬、審查、修改每一份合同，尤其是那些臨時商議的補充條款、補充合同。筆者現在接手的一個案件正在上訴，甲方購買乙方鋼材，欠乙方貨款38萬余元，後在商議還款過程中，甲方業務員自作主張，簽署了每天每萬元支付500元的違約金的條款，結果對方起訴，一審法院除判決返還本金38萬余元之外，又判令甲方另行支付違約金25萬元，筆者二審才接手此案，二審結果不得而知，但甲方正處於一種非常被動的境況卻是顯而易見的。由此可見，幫助顧問單位提高業務人員的法律意識，也是法律顧問的一項重要工作。
（4）企業發生糾紛時參與訴訟
擔任顧問單位的代理人，參與訴訟也是法律顧問的一項經常性工作，但並非所有的糾紛均選擇訴訟的方式，尤其是與企業關系較好，又與企業有直接利害關系的關系戶發生矛盾的，筆者往往建議企業選擇非訴訟解決矛盾，實踐也證明，從長遠角度看，這對企業發展是有利的。但對於調解無望，案情復雜或者爭議對方在外地的案件，要盡早起訴，爭取管轄權。
（5）協助企業人事主管部門開展工作
近些年來，勞資關系矛盾愈演愈烈，法律顧問的職責也應包含企業勞動合同、保密協議的草擬、審查，辭退員工的方案設計，以及員工提起勞動仲裁、訴訟的出庭應訴工作。筆者的感觸是一個諳熟勞動法律規章的法律顧問，對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保持企業團隊精神和士氣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上述不能囊括法律顧問的全部的工作范圍，其實下列小故事最能說明法律顧問作用了。
魏文王問名醫扁鵲說：「你們家兄弟三人，都精於醫術，到底
哪一位最好呢？」
扁鵲答說：「長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問：「那麼為什麼你最出名呢？」
扁鵲答說：「我長兄治病，是治病於病情發作之前。由於一般
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鏟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氣無法傳出去，只有我們家的人才知道。
我中兄治病，是治病於病情初起之時。一般人以為他只能治輕
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氣只及於本鄉里。
而我扁鵲治病，是治病於病情嚴重之時。一般人看到我在經脈
上穿針管來放血，在皮膚上敷葯等大手術，所以以為我的醫術高明，名氣因此響遍全國。」
兵法雲「殺敵一千，自損八百」，訴訟並非是解決糾紛最好的方式，最好的方式是防患於未然，企業法律顧問正是起到了這個作用。
㈣ 關於法律的作文800字
法律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途徑，與道德相比，法律更客觀，范圍較窄，並且以強制手段發揮作用。當維護社會秩序的道德力量不夠的時候，需要用法律手段解決。
在公共生活中，法律具有指引作用，強製作用，預測作用和評價作用。所以每個公民都應該知法守法，這樣社會才能更穩定，經濟才能更好更快地發展。
有人認為學法是一件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無的事。其實，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當今我們的家庭生活，學校生活，以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離不開法。我們身邊的學多問題都要依法解決。所以，一個合格的公民必須是一個知法，懂法，且要守法的公民。要有法制觀念，要懂法律知識。要養成依法辦事的習慣。對於香港這個有名的法制社會，大家都不會陌生。可是大家知道嗎？香港的法律是多麼的井井有條。無論是在生活中，學習中，還是在工作中，人們都依法規范自己的行為。所以，香港的經濟處於領先地位。人們的文化素質也很高。可見，法律是多麼的重要！
㈤ 求一篇關於法律方面的論文，題目自理，只要不是抄襲的都可以
我畢業時寫的論文，你參考一下吧
懸賞廣告若干法律問題分析
[內容摘要]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具有濃厚市場氣息的懸賞廣告在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商品流通、調動社會各界力量來完成組織和個人無法完成的特定任務，從而提高工作效率和效益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我國目前尚無懸賞廣告的立法，使得社會現實生活中因懸賞廣告引發的糾紛沒有統一的法律來規范。本文試從懸賞廣告的概念、性質、構成要件、法律效力、立法建議、司法實踐等角度加以探討，肯定懸賞廣告的法律效力，澄清對懸賞廣告的認識，以期使今後的立法和司法實踐達到協調一致。
[關鍵詞]懸賞廣告；契約說；單獨行為說；法律效力；撤銷
懸賞廣告自古有之，《史記*呂不韋列傳》記載：「呂氏春秋成，懸諸東門，謂有能更動一字者，賜以千金」，秦代更有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流傳於世。在現代社會，懸賞廣告更是頻頻出現，種類甚多，如報刊登載、街頭招貼、廣播電視傳播等；適用面廣，常見的如尋覓遺失物、尋找走失人口、徵集作品、查禁偽劣假冒商品、訪求車禍目擊者等等。實踐情況如此復雜，有關懸賞廣告引起的糾紛不斷增加，而我國現行法律對這一問題的規定卻不明確。本文試圖就關於懸賞廣告所涉的幾個問題作一粗淺的探討。
一、懸賞廣告的概念及構成要件
（一）懸賞廣告的概念
懸賞廣告，一般認為是廣告人以廣告的形式對完成懸賞廣告中規定的特定行為的任何人，給付廣告中約定的報酬的意思表示行為。[1]史尚寬先生認為，懸賞廣告，謂以廣告聲明對完成一定行為之人，給與報酬，因而廣告人對完成該行為之人，負有付報酬之義務。
（二）懸賞廣告的構成要件
從其定義看出，懸賞廣告的成立具有以下要件：
1、廣告人須具有相應的行為能力。廣告人是做出懸賞廣告意思表示的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單位。廣告人具有相應的行為能力是懸賞廣告成立的前提條件，因此，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未經監護人同意所做的懸賞廣告無效。
2、以廣告的方式對不特定人的意思表示。其形式多種多樣，如：報紙刊登，廣告欄張貼，街頭叫喊，或廣播電視等，發展到今天又有上網發布等等。只要使不特定人知曉的一切方式均可。不特定的人，並不要求一般公眾，只要是不特定多數即可。
3、須要求他人完成一定的行為。一定行為其種類並無限制，只要不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序良俗，既可以為私人利益，也可為公共利益。
4、須廣告人表示要對完成一定行為之人給付報酬。懸賞廣告，必以「賞」為要件。王澤鑒先生指出：「報酬不限於金錢，凡能為法律行為標的之任何行為均可」[2]因此形式是多種多樣的。
二、懸賞廣告的法律性質探析
關於懸賞廣告的性質世界各國民事立法可分為兩種學說，即契約說和單獨行為說。
1、契約說（要約說）認為，懸賞廣告是廣告人對不特定人所做出的要約，必須經行為人完成懸賞廣告中所指定的行為而為承諾相結合，契約即為成立，在廣告人與行為人之間產生權利義務關系，行為人因完成了指定的行為而享有向廣告人請求支付報酬權。持該種學說觀點的學者有胡長清、王伯琦、鄭玉波及姚德年等。[3]
2、單獨行為說認為，懸賞廣告僅是廣告人單方的一種意思表示，是對完成廣告中指定行為的人的一種許諾，行為人完成指定行為即可獲得其報酬，一定行為的完成是其懸賞廣告生效要件，也就是說懸賞廣告因廣告人一方的意思表示而成立，但其發生效力須得一定行為的完成，持該學說的學者有梅仲協、史尚寬、王利明、王澤鑒及崔建遠等。[4]
從國外及我國台灣地區的立法上看，懸賞廣告問題在法律體例上規定的位置不一，這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各國對其法律性質的不同理解及立法例的採納。日本民法典把懸賞廣告規定在契約總則中契約的成立一節，該法第529條規定：「以廣告聲明對實施一定行為給予一定報酬者，對完成該行為的人，負有給付報酬的義務」。[5]可見日本民法認為懸賞廣告與完成其指定行為之間是要約與承諾之關系。德國民法典把懸賞廣告獨立規定為一節，該法第657條規定：「通過公開的通告或告示，對完成某種行為，特別是產生懸賞結果的人，有向完成行為的人給付報酬的義務，即使行為完成時未考慮此刊懸賞廣告者，亦同」。[6]該條明確規定了行為完成人不知道有其懸賞廣告，廣告人也應承擔給付報酬的義務，故德國民法上視懸賞廣告為單方法律行為。據此，可不問行為人是否具備民事行為能力，只要完成廣告中指定的行為，就有權請求廣告人支付報酬。我國台灣地區的民法將懸賞廣告規定於契約通則中，體例上是仿襲日本民法，但其具體內容的規定上借鑒了德國民法。該法第164條規定：「以廣告聲明對完成一定行為之人給與報酬者，對於完成該行為之人，負給付報酬之義務，對於不知有廣告而完成該行為的人，亦同」。
筆者認為，為確定懸賞廣告的性質，要考慮民法設計的初衷和所追求的價值，民法根本目的在於促進商品經濟有序、協調、快速、健康的發展。所以，平等、自由、公平、意志自治、誠實信用、公序良俗是民法的基本原則，也是商品交易中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底線。綜上所述，將懸賞廣告看做單獨的法律行為，更符合民法制度的內涵和精神，符合民法的社會價值和社會目的。所以，我認為，對於懸賞廣告的法律定位，採納單獨說為適宜。
1、如果采單方法律行為說，只要廣告人發出了懸賞廣告，不需要他人作出同意即能發生法律效力，廣告人應當受到廣告的拘束。這樣，一方面，如果某人不知道廣告人發出了懸賞廣告，而完成了廣告中所指定的行為，該人仍能取得對廣告人的報酬請求權，而廣告人不得以該人不知廣告內容為由而拒付報酬。另一方面，由於廣告人實施的是單方法律行為，所以其應受該行為的拘束，懸賞廣告一經發出即不得隨意撤回。而採納契約說，則將廣告人發出懸賞廣告被視為要約行為，這樣廣告人可以在相對人作出正式承諾以前撤回或撤銷其要約，變更要約的內容。這顯然對相對人不利。
2、採用單方法律行為說，可以使限制行為能力人、無行為能力人在完成廣告所指定的行為以後，也可以對廣告人享有報酬請求權。但若採用契約說，那麼限制行為能力人和無行為能力人即使完成了廣告所指定的行為，也將因為其無訂約能力，從而無承諾的資格，不能在他們與廣告人之間成立合同，當然也就不能對廣告人享有報酬請求權，這就不利於保護限制行為能力人和無行為能力人的利益。
3、如果將懸賞廣告視為單獨行為，那麼任何人完成廣告中所指定的行為都將是一種事實行為，而非具有法律意義的承諾行為。這樣，只要相對人完成了廣告指定的行為即享有報酬請求權，而不必准確地判定在什麼情況下有效承諾的存在以及承諾的時間等問題，從而也可以極大地減輕相對人在求償時的舉證負擔。
三、懸賞廣告的法律效力
（一）對懸賞廣告合法性的認定
對於懸賞廣告，主要國家的民事立法均予以承認。在我國，《民法通則》、《合同法》和《廣告法》雖未對懸賞廣告做出規定，但《民法通則》和其他民事立法中也沒有禁止懸賞廣告的規定。在實踐中，政府機關也有實施懸賞廣告的行為，可見在我國懸賞廣告確實有它存在的積極意義和價值，對其的合法性應當予以認可。
（二）懸賞廣告的法律效力
懸賞廣告的法律效力是指在其合法有效的情況下所產生的法律後果，即行為人的報酬請求權問題，也是懸賞廣告的的核心問題之一，最容易滋生爭議糾紛，具體可分為如下幾個問題：
1、酬金未明確的懸賞廣告報酬額的確定。關於報酬額，懸賞廣告中大都明確表示，但未明確表示的並不罕見，如尋人、尋物啟事中，酬金等內容很多是「當面酬謝」「必有重謝」之類，那麼這些不確定報酬額懸賞廣告，行為人在完成指定行為後向廣告人請求支付報酬的額度標準是什麼呢？「於此情形，關於報酬（重賞）之內容，應斟酌指定行為之性質內容，完成該指定行為所需之勞力及費用，交易慣例及當事人之間關系，依公平原則決定之。」[7]筆者認為，此時酬金的確定不宜過高，否則懸賞廣告人在經濟上失去意義，如果過低，完成行為之人的利益得不到保護，則日後人們就可能疏於對此類懸賞廣告的注意，也不利於日後眾多潛在懸賞廣告人的利益。我國台灣地區民法規定遺失物之拾得人享有的報酬請求權為物值之三成，我國司法實踐中若遇到此類糾紛，可借鑒其他國家、地區民法對此類廣告的規定。
2、數個行為人的報酬請求權認定。在數個行為人完成廣告指定行為的情況下，報酬請求權的認定相當復雜，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1）數人分別先後完成指定行為時，各國立法例一般以完成行為在先者享有報酬請求權。 一般認為完成指定行為定有期間者，則僅於該期間內最先完成行為人取得報酬請求權。如廣告明確除完成行為外，並須通知廣告人的，則通知亦屬指定行為一部分，此時應以行為人通知到達廣告人的先後為標准，確定最先通知人有報酬請求權。 （2） 數人各自同時完成指定行為時，外國立法例規定，各人以均等比例分受報酬請求權，但報酬因性質不能分割或依廣告表明只能由一人獲得者，以抽簽決定應受報酬人。 當數人完成指定行為而不能證明其行為先後的時，一般推定為同時完成。（3）數人共同協力完成指定行為時，由行為人共同取得報酬請求權，廣告人應考慮各人對行為結果的貢獻，依公平合理原則將報酬分配給各人。 在此之前，任一行為人可以請求將報酬為全體參與人提存。但懸賞廣告僅許一人單獨完成而禁止協同完成的，則協同行為人無報酬請求權。 此外，在數人可能享有懸賞報酬請求權情形，為適當減輕廣告人的負擔，有立法例規定，當存在數人完成指定行為時，廣告人善意給付報酬於最先通知之人時，其給付報酬義務即為消滅。
3、不知有廣告的行為人的報酬請求權問題。單獨行為說認為，因廣告而負給付報酬義務，並非由於契約，乃基於廣告人單獨的一方行為而生，故對不知有廣告而完成行為之人，廣告人亦負給付報酬義務。德國民法規定，廣告人有義務向已實施指定行為的人給付報酬，即使行為人未顧及懸賞廣告而完成指定行為的，亦不例外。 我國台灣現行民法，對懸賞廣告法律性質採取契約行為說，規定對不知有廣告而完成廣告所定行為之人，准用懸賞廣告規定，肯定行為人享有報酬請求權。 此屬法律效果的准用，即雖不成立懸賞廣告契約，仍得在完成廣告所定行為，而有報酬請求權。 指定行為在廣告以前既已著手或完成時，行為人是否有報酬請求權？解釋上，此時請求權與廣告同時成立。然依廣告的意思表示，並不以廣告以前的完成行為為指定行為的完成的，請求權應依新行為的完成始成立。 傳統的英美契約法理論，強調懸賞契約的合意要件，認為須知曉有懸賞之存在，而後依其指定方式履行完畢，方得求賞格。該觀點對完成指定行為者不公平，遭到現代契約法大師科賓（corbin）等人的強烈反對。科賓主張行為人完成指定行為時，雖不知有懸賞存在，仍應給予求取報酬之權，行為人可以請求法院為強制執行其請求。該觀點已被判例所支持。
4、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的行為人的報酬請求權問題。一種意見認為，既然懸賞廣告為合同行為，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的行為人完成指定行為，如沒有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認，也不能認定為有效承諾，不享有報酬請求權。另一種意見認為應對懸賞廣告合同的主體放寬條件，凡是完成懸賞行為的人，都具有應徵人的資格，享有報酬請求權。筆者認為對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的行為人的報酬請求權，不應以其缺少行為能力為由予以剝奪，其理由有三：首先，行為人雖不具備完全行為能力，但其完成了廣告所指定的行為，其效果與完全行為能力人完成指定行為並無不同，給付報酬符合廣告人的初衷；其次，無行為能力人完成廣告指定行為時得請求報酬對行為人有百利無一害，近似純獲法律上利益，不須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追認。再次，懸賞廣告是對不特定人的要約，從一般情理與誠實信用原則出發，自應童叟無欺，凡完成了指定行為者，享有報酬請求權。
5、具有特殊身份的行為人完成指定行為是否具有報酬請求權？這也是個備受爭議的問題。學者認為，如果有完成廣告指定行為是相對人應承擔的特定的法律義務，其在完成行為後享有報酬請求權，則可能導致義務權利化和利益失衡的不良後果。當相對人對廣告人負有特定的合同義務，或負有完成指定行為的法定義務時，不得適用懸賞廣告法律效力。基於警察職業特性，凡警察完成懸賞廣告所指定行為者，無論是否在執行公務期間，都不能取得報酬。 不過有學者在針對另一起民警拾得遺失物的懸賞廣告糾紛案件，認為作為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要比普通公民負有更多的義務，其特定身份對他基於完成懸賞廣告指定的行為而產生的報酬請求權的實現是有影響的。但是應注意「公行為」與「私行為」的劃分問題，如行為人的行為是「私行為」即非職務行為，此時其特定身份並不能當然阻卻其行使報酬請求權的理由。 依英美契約法理論，在某些情況下，懸賞要約對某些特定身份之人士，不因承諾而得求取賞格之權。倘完成此項行為系具有公職身份者，而於職務行為范圍外所完成之私人行為，如某人工作後休息期內，知悉有懸賞存在而完成指定行為，對於完成此項懸賞行為，並不因其具有公職身份而喪失求償權。在此情況，某人純以私人地位與懸賞要約者締結懸賞契約，自應以雙方間契約之效力而賦予其求償權。筆者贊同行為人對廣告人負有特定合同義務或法定義務者，不享有報酬請求權的觀點。同時我們有必要正確認識具有雙重或多重身份行為人的具體行為的法律性質及其效力，如行為人雖具有法律上的特定身份如警察等公職人員，但其完成廣告所指定行為既非在其應履行的法定職責范圍內和執行公務期間，純基於普通公民身份即一般私法主體的行為而完成的，應享有報酬請求權。
6、對行為人一個行為完成數個懸賞廣告指定行為的報酬請求權問題。特殊情況下，會發生行為人的一個行為同時完成數個懸賞廣告指定行為的情況，這種情況的發生，往往是數個不同的利害關系人對同一事件分別或者共同發出懸賞廣告。此時行為人的報酬請求權則取決於行為人是否可將行為成果交付給廣告人，行為可以分別同時將行為成果交給廣告人的，應享有數個報酬請求權；如果行為成果職能交給其中一個或者部分廣告人的，則行為人只對接受行為成果的廣告人享有報酬請求權。如1999年，遼寧省東港市發生一起特大持槍殺人案，東港市公安局在被害人家屬同意後，於12月13日通過電視台發布了懸賞通告，其主要內容是：一、凡提供線索直接破案的，被害人家屬獎勵50萬元；二、凡是提供線索公安機關通過偵察破獲此案的，公安機關給予重獎；三、凡是提供有關槍支線索破案的，公安機關給予以重獎；四、凡是提供線索破案的，即使與犯罪團伙有牽連也可以從輕或免予刑事責任；五、對提供線索者，公安機關一律嚴格保密。後魯瑞庚提供了重要的案件線索，使得公安機關迅速破案。後東港市公安局只給公安局應將被害人家屬交付的另40萬元給付魯瑞庚10萬元的獎勵。魯瑞庚對此不服，提起訴訟並經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後判決公安局將被害人家屬交付的另40萬元給付魯瑞庚。[8]此案雖然結束，但仔細分析，實際上此案涉及兩個懸賞廣告，一個是被害人家屬的懸賞50萬元，另一個是公安局對提供破案線索的人所給予的重獎。公安局給魯瑞庚10萬元的獎勵應屬於後者報酬請求全的實現，依照懸賞廣告的原理，魯瑞庚還應享有被害人家屬50萬元懸賞廣告的報酬請求權。遼寧高院的判決在一方面承認被害人家屬懸賞廣告的成立，另一方面卻又迴避了東港市公安局懸賞廣告的成立，是該案的遺憾之處。
四、懸賞廣告的撤銷
（一）懸賞廣告能否撤銷
懸賞廣告是否可由廣告人任意撤銷？學說與立法體例均不一致。在一般通說中，如認定懸賞廣告性質為要約的，則可以撤銷。相反，如認定其性質為單獨行為的，則不允許撤銷。我國台灣有學者認為，上述觀點不足取。懸賞廣告之應否允許撤銷，「不能依理論決之，應依實際上有無必要而決之。」主張不應撤銷的，認為如允許廣告人撤銷，則行為人會因此蒙受損害。行為人已著手完成指定行為，然而廣告因情事變遷，不再需要完成其指定行為的，行為人既使因此蒙受損失，也不是沒有補償的辦法，如果絕對不允許廣告人撤銷，仍使廣告人承受廣告之拘束力，未免過於嚴酷。因此，我國台灣「民法」第165條規定，可以由廣告人撤銷廣告。
（二）懸賞廣告撤銷的要件
懸賞廣告只能在行為人完成行為之前撤銷，因為這時懸賞廣告只有對廣告人產生約束力，並未對尚未完成行為的行為人發生法律效力，如果指定行為已完成，債之關系既已發生，自然不能撤銷。撤銷的方式，原則應以與做出懸賞廣告的方式相同，但也可足以使不特定的多數人知道的方式為之，總之，做出撤銷懸賞廣告的方式不能減少只能增大做出懸賞廣告方式的影響范圍，其目的是為了保護行為人的利益。如果懸賞廣告中明確規定了完成指定行為的期間，可推定為在此期間廣告人放棄了其撤銷權。
（三）懸賞廣告撤銷的效力
懸賞廣告，因懸賞人的撤銷，確定不發生懸賞廣告的效力，其結果猶如自始即未做出懸賞廣告。在撤回前即已著手於特定行為的，而於撤回後完成，不得請求報酬給付。至於因指定行為的准備或實施，從而已消耗的費用、勞力、時間所受的損害，是否能要求賠償，立法上各國有別。在德國、日本民法上，除廣告知曉行為人已准備或著手情形的，以加損害於該行為人為目的而廣告撤回的，應構成侵權行為外，並無賠償的義務。瑞士債務法和我國台灣民法則規定，除懸賞人證明行為人不能完成其行為外，對於行為人因該廣告善意所受的損害，負擔賠償義務，但以不超過預定報酬為限度。
五、對我國有關懸賞廣告問題的立法建議
（一）理論上的採納
任何一項法律制度的確立都應有其理論依據或立法理由，這也是為了解決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理論是為實踐服務，同時實踐也檢驗這種理論的可行性、合理性。綜上之所述，筆者認為正在編纂中的民法典有關懸賞廣告的法律性質在理論上應採納單獨行為說，採用單獨行為說不僅有利於保護當事人的利益，維護交易中的安全，而且在我國有一定的歷史和現時的基礎。我國清朝時期的《民律草案》，現在台灣地區的民法有關懸賞廣告的法律性質均是採用單獨行為說。隨著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在社會生活中的行為方式也在不斷發展變化，單獨行為說更為社會所需，更易為人們所接受。
（二）立法之建議
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懸賞廣告及其糾紛不斷出現。由於我國法律對此問題的規定尚為空白，為了減少糾紛及在糾紛發生後能有處理的法律依據，正在編纂中的我國民法典應確立有關懸賞廣告的法律制度。其一，應明確規定廣告人對於不知有其懸賞廣告而完成該行為的人，也負有給付報酬的義務，完成行為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其監護人代為行使報酬請求權；懸賞尋找遺失物的,遺失人領取遺失物時應當按照其許諾向拾得人支付報酬,否則,拾得人有權留置該遺失物。其二，只有最先完成指定行為的人才能享有報酬請求權，如果是數人同時完成的，應按平等比例取得報酬；數行為人是協作完成指定行為的，法律應規定按其協作程度取得報酬；如果報酬按其性質只能由一人取得的，由數行為人協商決定一人享有，獲得該報酬的行為人應給予其他行為人相應的補償；其三，廣告人可在指定行為完成之前撤銷其廣告，對於行為人因此所受之損害，除廣告人能證明行為人不能完成指定行為的，廣告人應於報酬額之內負賠償責任。如果廣告人在廣告中已附完成指定行為的具體期限，這類廣告在有效期內不能撤銷。為圖商業之利益，故意以不可能完成的行為設立懸賞廣告的，行為人因其所遭受的損失，廣告人不能免除損害賠償責任，賠償責任不以在報酬額之內為限。其四，懸賞廣告所設報酬額過高的，除非情況緊急、意義特殊、人身風險大等，過高部分法律不予保護。以國家、集體財產為報酬而設立的懸賞廣告，得受上級主管部門或本單位內部監督部門干預。
[注釋]
[1]江平： 《民法學》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87頁
[2]王澤鑒：《民法債編總論》188頁
[3]趙轉:《論懸賞廣告的法律性質》，載於《河北法學》1994年第四期。
[4]趙轉:《論懸賞廣告的法律性質》，載於《河北法學》1994年第四期。
[5]曹為、王書江合譯:《日本民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6] 鄭沖、賈紅梅合譯:《德國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7]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二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第66頁。
[8]《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第81期
[參考文獻]
[1]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2]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2年版。
[3]江平： 《民法學》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4]曹為、王書江合譯：《日本民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
[5]鄭沖、賈紅梅合譯：《德國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6]彭萬林：《民法學》（修訂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9年8月版。
㈥ 法律小論文
孟子雲：「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道德與法律兩者各自具有獨特的功能，同時又都存在著局限，它們的關系在傳統與現代社會中側重點是不同的。我國傳統社會奉行的是「以德為本」，「以法為用」，法律雖也受到重視，但至多被作為管理國家的手段，用以樹立政府權威，維護統治秩序。在當時，法律只是被作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工具而已，也不具有至上的權威。而現代法治社會的要求是：就規范層面而言，嚴格劃清法與道德的界限，嚴禁將二者混淆；就具體的制度運作而言，以法為主，以德為輔。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今天，我們在向西方學習先進的法治經驗的同時應立足於我們的本土資源，傳承我們的德治傳統，注重公民道德素質的培養，把法治與德治結合起來。
一、道德與法律的再釋義
（一）道德與德治
道德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產生的，通過社會輿論、傳統習慣和內心信念來維系的，對人們的行為以及思想進行善惡評價的原則規范的總和。道德具有以下特點：首先，道德具有時代性和階級性，恩格斯指出：人們「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其次，道德以善惡為評價標准，處理道德問題就是運用存在於社會輿論、傳統習慣或內心信念中的善惡觀來懲惡揚善。再次，道德的調整對象側重於內心，是通過對人們內心的范導和啟發進而影響人們的行為。第四，道德具有非強制性，道德的推行靠的是輿論和內心。
將道德作為社會治理工具的治國思想稱為德治。德治思想在我國源遠流長，早在西周，周公提出了「明德」和「以德配天」的思想，指出是否擁有外在至高無上的德是作為政權正當性的基礎。德的思想發展到先秦儒家，已經從說明性的「建國」理念邁進到實踐性的「治國」理念，德獲取了更高的政治性的含義，直至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德逐漸成為了正統的法律思想的源泉。之後，法律思想與倫理教化思想沿著這一脈絡發展幾千年，形成了中國傳統的德治治國方略。
（二）法律與法治
在馬克思主義法學中，法的定義是：「法是由國家制定、認可並保證實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統治階級或人民的意志，以權利義務為內容，以確認、保護和發展統治階級或人民所期望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為目的的行為規范體系。」將法律作為社會治理的依據，同時強調法律的至上性的社會治理方式就是法治，這是與人治相對應的一種治國方略，按照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的經典表述，法治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法治是現代社會公認的先進的社會治理方式，這種優越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法治樹立的是法律的權威，而法律是沒有感情、不會偏私的，最大限度地維護了公平正義；第二，在法治下執政者不能任憑自己的意願去行使權力，從而保障社會的長治久安；第三，法律是集體智慧和審慎考慮的產物，在運行中容易得到公民的支持。
二、道德與法律的沖突
打從道德與法律分離的那一天起，道德與法律的沖突就一直困擾著人們。德國法學家耶林說過「：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是法學中的好望角，那些法律航海者只要能征服其中的危險，就再無遭受滅頂之災的風險了。」足見道德與法律關系的重要性。
道德行為的產生大多是屬於情感的激發，情感在道德中的力量是大於理性的。而在法律中情況則恰恰相反，理性在法律中占據主導，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法律是摒棄了慾望的理智。」理性在法律中的運用是為了保證法律制度的普遍性、確定性和穩定性，而道德中存在的情感因素則存在著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當理性化的法律遭遇情感化的道德，必然對它顯示出壓抑性的力量。因此在法治社會，一方面，法律的統治有利於保障社會生活的秩序性；另一方面，則會導致情感的麻木以及人的道德感的萎縮。合法不合理、合法不合情的現象在一定范圍內存在，例如：一個已過訴訟時效的真實債務關系，一個有法律上瑕疵的但實際上能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證據，在法律上都遭否定，而這在道德上看來是不合理的。再如：一個父親做了一件犯罪的事情，依據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即使是他的兒子也有舉報的義務和作證的義務，用道德的眼光來看會覺得很絕情。
道德與法律的這種沖突的根源在於其評價方式的不同。道德的評價是以追求實質的正義為目的的，至於程序的合理則是次要的，也不強調普遍性。法律則不同，在法律的評價中，程序性是首要原則，普遍性是重點追求，期望通過建設一整套合理的法律制度來治理社會，而不以實現個案的實質正義作為首要目的。這種不同，是道德與法律的本質所決定的，在實踐中的確會造成一定的沖突，為此，我們應克服法律萬能論的觀念，學會接受法治的代價。但是，這並不等於面對道德與法律的沖突我們毫無作為空間，我們可以通過如下努力來緩解這種沖突：在立法中，應盡可能注意與道德協調，立法不能偏離社會的主流道德太遠；在法律移植中，盡可能注意與本民族道德的協調；在法律改革中，應盡可能推廣相關道德意識等。
三、道德與法律的和諧統一
道德與法律有對立沖突的一面，也有和諧統一的一面，它們的這種統一關系正是法治與德治結合的基礎。下面，我們從目的、內容與功能三方面來分析道德與法律的這種統一關系。
（一）目的上的一致
道德與法律的關系首先表現在目的上的一致。以法律發展的各階段為線索，法律的目的變化呈現以下線索：奴隸與封建制社會的法的主要目的在於維護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的統治秩序的穩固；到了資本主義時期，因民主、平等、自由等意識的覺醒，這一時期法的目的從秩序優先開始向平等與自由傾斜，並且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一度矯枉過正，過度強調了自由的價值；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因人民民主政權的建立，自由、平等、正義都已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法律所重點保障的目的價值。
同法律的發展一樣，各時期的道德也在維護其經濟基礎的宗旨下，在自己的軌跡上發展。資本主義之前的道德以維護等級制度為目的，比如我國封建時期的「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到了資本主義時期因人權意識的覺醒，平等、自由成為了道德的首要內容。在當代中國，核心的道德內容已轉變為社會主義榮辱觀、集體主義和為人民服務的意識。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道德與法律同時作為上層建築，受經濟基礎的制約，為自己所屬的經濟基礎服務。在同一社會形態下，道德與法律的目的呈現出大體的一致性。
（二）內容上的趨同
道德與法律的關系其次表現在內容上的趨同。從起源上來講，最早的法律是由道德演化而來，雖然現在法律與道德相互獨立，但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發現法律與道德在內容上有許多共同點：首先，道德和法律均含有「義務」規范；第二，道德和法律都對人們的行為予以調整；第三，都具有普遍性、抽象性與反復適用性；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法律往往以道德為基礎，考察近現代文明國家的法律規定可以發現，道德規范中最重要的內容大都被納入到了法律體系之中，比如我國《民法》中有關「誠實信用」、「民事活動應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等原則的規定。
這些共同點為法制建設中的「引德入法」提供了理論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引德入法」應有一定限度，如果不加節制，勢必引起更大的混亂。首先，無節制的引德入法，會導致法律中的義務數量過多，對公民的要求未免過於苛刻，也難以實現權利義務數量上的統一；其次，法律的運行是要花費巨大的資源的，將過多的道德准則上升為法律來用國家公權力加以維護，其成本是巨大的；再次，自由是人類追求的最高位階的價值，將過多的道德要求寫入法律必然形成國家公權力對私人自由空間的過多干涉，甚至導致法律對良心、思想的恐怖統治。
（三）功能上的互補
道德與法律的關系還體現為功能上的互補。一方面，法律對道德的實施起到保障作用，法制殘缺不全、秩序紊亂的社會往往導致道德的淪喪，法律公正嚴明、平等有序的社會常常無形中給人以道德的教化。同時，法律還將一部分關繫到社會生活主要方面的道德准則以法律原則的形式予以了規定，用法律具有的國家強制力來推動社會主流的道德意識的弘揚。
另一方面，道德對法律的實施起到促進作用，人的道德素質對於法律的運行效果影響巨大。就守法而言，一般來說，正直、誠實和富有同情心的人往往比奸詐、虛偽和冷酷無情的人更易於守法。在執法方面，道德能使法律的效益最大化，以行政處罰為例，單純「收錢走人」的方式當然合法，但是如果能在處罰的同時指出該違法行為的社會危害，分析違法行為發生的原因，提出有助於解決困難的方法則會使得處罰對象心悅誠服。在司法方面，因法律缺陷的存在，法官需要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來適用法律，這就難免會受到個人情感的影響，潛在著法官不正確執法的可能性，因此應使用道德教化的方式來培養法官的良知與節操，對法官施以必要的道德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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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行政聽證程序的基本原則
內容提要 行政聽證程序是我國立法
引進的一項新制度，在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公平執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內容。我國《行政處罰法》首次規定了該制度。本文借鑒國外相關
立法和實踐，提出了健全我國行政聽證制度的具體設想和建議。特別提出了行政聽證必須遵循的四項基本原則，即公開原則、職能分離原則、事先告知原則、案卷排他性原則。論文結合國內外立法分析了每項原則的具體要求，並對健全我國行政聽證程序提出了建議和設想。
關鍵詞 行政聽證程序 基本原則 公開，職能分離 事先告知
聽證程序是指國家機關作出決定之前，給利害關系人提供發表意見提出證據的機會，對特定事項進行質證、辯駁的程序，其實質是聽取
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廣義上的聽證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聽證三種形式。立法機關制定法律徵求利害關系人意見的程序稱為立法聽證。司法聽證事實
上就是法院審理案件的程序。本文研究的行政聽證是專門適用於行政機關的程序制度。在這一程序制度中，行政機關作出影響行政相對人權益決定前，有義務告知相對人決定的理由和獲得聽證人的權利，行政相對人有權就事實和適用法律表達意見、提供證據，行政機關有義務聽取和接納，通過公開、民主的方式達到正確實施行政行為的目的。
行政聽證程序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產物，也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內容，近幾十年來，受到世界許多國家的特別重視。凡是制定有行政程序法的國家都不同程序地採用了聽證程序。在普通法國家，聽證程序淵源於英國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該原則是"英國皇家法院對下級法院和行政機關行使監督權時，要求它們公正行使權力的原則。"它是"支配行政機關活動的程序方面的規則"，也是"一個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則"，它包括兩個最基本的程序規則：（1）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到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意見，每一個人都有為他自己辯護和防衛的權利；（2）任何人或團體不能作為自己案件的法官。①前一個程序規則就是聽證規則。在美國，聽證不僅是普通法上的一個重要原則，而且也是憲法正當法律程序條款的要求。憲法修正案第5條規定："未經正當的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正當法律程序的意義就是公正行使權力，行政機關作出對當事人不利的決定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②美國1946年的《聯邦行政程序法》明確規定了行政機關的聽證義務。在大陸法國家，依法治國理論，特別是依法行政理論的完善，為這些國家的行政聽證制度提供了法理基礎。德國行政聽證程序雖然沒有憲法的直接依據，但被認為是法治國家不成文法的重要原則。③1976年通過的德國《行政程序法》明確規定了聽證程序。此外，奧地利1950年的《行政程序法》,西班牙1958年的《行政程序法》，韓國1987年的《行政程序法》,日本1993年的《行政程序法》,均規定了聽證程序。
我國1996年公布的《行政處罰法》首次規定了聽證程序，它是引進國外先進法律制度和經驗的一次有益嘗試，在我國民主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盡管我們能夠從中國憲法精神中找到聽證程序的法律基礎，如憲法第27條第2款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但聽證程序畢竟不同於一般的"走群眾路線"、"傾聽人民意見"的工作原則，它具有自身特殊規則和適用范圍，能夠發揮十分獨特的作用。為了進一步了解聽證程序的本質特徵，全面認識聽證程序的重要意義，本文結合國內外聽證程序的基本理論與立法實踐，對聽證程序的基本原則加以分析和研究，以期有助於健全我國行政聽證程序。
聽證程序之所以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聽取意見"、"兼聽則明"等工作方式，就在於它是由眾多特別法律原則支持的一種程序。這些原則和制度既是聽證程序的必然要求。也是決定聽證區別於其他程序的根本准則。盡管各國對聽證原則的認識和表述不盡相同，但具有共性的原則大致有以下幾個：
一、公開原則
公開是聽證程序順利進行的前提條件，也是防止用專橫的方法行使權力的有力保障。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2條規定："除涉及國家機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聽證公開舉行"。聽證的目的是聽取對方當事人意見，怎樣才能保證當事人的意見被充分如實聽取呢？最重要的是在聽證開始階段就應當向當事人公開有關材料，允許他在決定作出之前為自己辯解，避免被調查人"處於黑暗之中"。④具體而言，公開原則要求聽證程序公開進行，舉行聽證會之前應發出公告，告知利害關系人聽證程序舉行的時間、地點、案由等情況；允許群眾、記者旁聽，允許記者采訪報道；在聽證過程中，當事人有權在公開舉行聽證的地點進行陳述和申辯，提出自己的主張和證據，反駁對方主張和證據；行政機關作出決定的事實根據必須公開並經當事人質證，不能以不為一方當事人所知悉的證據作為決定作出的事實根據；根據聽證記錄作出的行政決定的內容也必須公開。聽證程序公開化不僅可以保證行政決定更加公正、全面、客觀，而且有利於加強對行政機關的社會和輿論監督，提高公民的守法意識。正如英國弗蘭克斯委員會在行政裁判所和公開調查的報告中所說的，為了做到裁判上的公平，一切裁判活動必須以三個原則為指導，即公開、公正和無偏私。在這三個原則中，公開原則列為第一位。⑤
當然，公開原則也不是聽證程序的絕對要求。凡涉及國家機密，個人隱私的事項，可以不公開聽證，這是很多國家的習慣做法，有些國家的法律甚至規定了聽證不公開舉行。例如，日本《行政程序法》規定，"聽證一般應當不公開進行，但聽證主持人認為公開聽證也不會對社會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權益產生不利影響的，聽證也可以公開進行。"⑥德國《行政程序法》也規定，"言詞辯論採用不公開原則"，"在當事人不提出異議的前提下，聽證主持人可以准許其他人員參加"。⑦當然，不公開聽證畢竟是個別國家的做法，而且"少數不公開的聽證是例外，那是為了保護有關的私人利益而存在"。例如，美國正式聽證必須公開，對非正式聽證程序，行政機關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不一定採取公開方式。通常行政機關對當事人提出的不公開聽證的請求，是在考慮了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並平衡各方面利益後，作出是否允許的決定。⑧
二、取能分離原則
職能分離原則是指在聽證過程中從事裁決和審判型聽證的機構或者人員，不能從事與聽證和裁決行為不相容的活動，以保證裁決公平。⑨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2條第1款第4項規定了這一原則，即"聽證由行政機關指定的非本案調查人員主持，當事人認為主持人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有權申請迴避"。
職能分離原則來源於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該原則主張"每個人不能作為自己
案件的法官"，它不僅適用於司法職務，也適用於行政職務。《英國行政法》一書對此作了較全面的介紹，"公民在其權利和合理的利益受到行政決定不利影響時，不僅有權為自己辯護，而且有權要求他的意見必須由一個沒有偏見的行政官員決定。一個行政決定不能由和該決定有利益牽連的人作出，這是自然公正原則對行政程序的要求"。"任何人不能就同一
事件同時作為追訴人和裁判官，因為這種情況也是作為自己案件的法官"。⑩
當然，行政機關不同於司法機構，它不是專門的裁決機構，鑒於行政機關處理的問題涉及較復雜的專業知識和技術，為了提高效率，避免增加財政開支，立法不可能要求行政機關內的追訴調查職能與聽證裁決職能完全分開，由獨立的機構行使。能夠做到的只是內部職能分離，即在同一行政機關內部，執行調查追訴職能的人，不得主持聽證和參加裁決。這也是很多國家聽證程序的具體做法。各國立法之所以如此重視職能分離，是因為事先進行調查追訴的人如參與裁決，必然著重以他所調查的證據作為裁決的基礎，而忽視當事人所提出證據
與反駁意見，甚至調查追訴人秘密調查沒有經過當事人對質的證據，也可能作為裁決的基礎，這對當事人來說是很不公平的。事先調查和追訴的人，對於案件的處理很難處於一種超然的客觀心理狀態，而這種心理狀態是公正的聽證和裁決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如果調查和追訴人員與主持聽證的人員和裁決人員合一，即使主持聽證和裁決的人沒有偏見存在，也難以使當事人相信自己得到了公平的裁決。(11)
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2條的規定體現了職能分離原則，但此規定過於原則，因為"非本案調查人員"的范圍十分廣泛，既可以是負責案件調查部門的其他人員，也可以是機關首長，還可以是本機關其他部門的人員。《行政處罰法》公布
後，很多行政機關
在制定相關實施辦法時，大多將聽證主持人定位於本行政機關的法制機構工作人員，盡管如此，仍難以避免這類人員與調查人員的接觸及受到影響。特別是在法制機構人員本身作案件調查人員時，更能以避免這種情況。為了保證職能分離原則的真正落實，必須確立聽證主持人相對獨立和公正超然的法律地位。美國這方面的經驗可資借鑒。1946年前主持聽證的人員只能行使機關授予的職權，無特殊地位，不能取得當事人的信任，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明確規定了聽證審查官制度，1972年後改為行政法官。行政法官具有獨立性質，不受行政機關首長直接控制，除非有文官事務委員會所規定和確認的正當理由，行政法官不能被罷免。行政機關無權自己任命行政法官，只能從文官事務委員會所確認合格的人員名單中選擇任命人員。他們在編制上是所在機關職員，在任免、工資等方面，不受所在機關控制。1981年修正的州示範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法官集中使用制，即在州行政部門內設立行政聽證局，行政法官根據聽證局的指派，可以在不同機關服務。
與聽證公開原則一樣，職能分工原則也不是絕對的。特別在行政機關的高層，職能融合仍是被允許的。(12)而且在某些特殊領域，職能分工仍有若干例外。如在對申請原始許可證的決定程序，涉及價格的正當性與選用的程序，或涉及公用事業、公共運輸的設施和經營活動的程序中，也不可能做到職能分離，應當允許相對融合。(13)
三、事先告知原則
行政機關舉行聽證，作出行政決定前，應當告知相對人聽證所涉及的主要事項和聽證時間、地點、以確保相對人有效行使抗辯權，從而保證行政決定的適當性與合法性。不能及時得到通知，沒有充分的准備時間，就意味著當事人沒有機會取證和准備辯論，不知道聽證涉及的主要問題，就無法做必要的聽證准備，難以行使自衛抗辯的權利。所以，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出"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較大數額罰款等行政處罰決定前，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行政機關應當在聽證的七日前，通知當事人舉行聽證的時間、地點"。
事先告知原則是聽證制度的核心內容之一。很多國家的法律原則和程序法包含這項聽證原則。根據英國自然公正原則，行政機關必須聽取對方意見的原則包含三個內容：（1）公民有在合理時間以前得到通知的權利；（2）公民有了解行政機關論點和根據的權利；（3）公民有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其中前兩項內容就是有關事先告知原則的體現。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條規定，行政機關作出不利處分時應在事先留出相當期限，書面通知該不利處分的相對人。書面通知應當包括：（1）作出的不利處分的內容以及有關法令條款的依據；（2）構成不利處分原因的事實；（3）聽證的日期和場所；（4）管轄聽證事務的組織名稱和所在地。此外，美國、德國的行政程序法也規定了較為詳細的告知原則。該原則主要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一）告知的對象。行政機關舉行聽證前，應當將聽證事項及時間地點告知相對人。相對人的范圍，即告知的對象則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界定。我國《行政處罰法》將其界定為"當事人"，即受處罰人，美國法律則界定為"利害關系之當事人"，即"因聽證的結果，而權利義務直接受影響之當事人"。德國《行政程序法》則將其界定為"相對人或關系人"。由於聽證的目的是聽取利害相關人的意見，不僅限於受處罰人或當事人的意見，所以，聽證告知的對象應當比當事人更廣，包括相對人和其他利害相關人。
（二）告知的時間。聽證前告知的目的是便於利害相關人出席聽證會或准備陳述意見和辯論，所以在告知聽證權利和聽證時間內，應當給利害相關人預先留出一定的准備時間，即告知與聽證之間的時間，不宜過短，否則會影響有關人員的准備，但也不宜太長，以避免耗費時間、精力。時間長短視當事人及關系人的住所遠近及案情復雜性而定。(14)各國立法規定須"適時"（timely)
（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條）或在聽證之前"一定期間"內發出通知（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條）。我國行政處罰法規定為7日，至於其他行政行為的聽證的告知時間目前尚無規定，須在行政程序法中加以明確。
（三）告知的內容。聽證前告知的內容應當包括當事人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聽證的大致內容及涉及的重要事項以及聽證時間、地點、聽證機關等。我國《行政處罰法》對此未作詳細規定，各地和各部門在有關聽證的實施辦法中對此進一步細化，增加了"當事人的姓名、名稱、違法行為、行政處罰的理由、依據和擬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等。
(15)
（四）告知的方式。聽證前的告知通常採用三種方式：一是書面直接送達，二郵寄告知，三是公告送達。我國《行政處罰法》未作規定，但各地及各部門實施行政處罰法的具體辦法除規定上述三種送達方式外，還包括委託送達，口頭告知（但要記入筆錄）等。
四、案卷排他性原則
案卷排他性原則是指行政機關按照正式聽證程序作出的決定只能以案卷為根據，不能在案卷以外，以當事人未知悉和未論證的事實為根據。目的是保障當事人有效行使陳述意見的權利和反駁不利於已證據的權利。法院也只能以案卷中的記錄為根據，審查行政決定合法與否，行政機關也可以以此為由排除干擾，獨立作出決定。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2條第1款第7項規定："聽證應當製作筆錄，筆錄應當交當事人審核無誤後簽字或者蓋章"。但沒有規定聽證筆錄在決定中作為唯一依據，甚至對該筆錄在處罰決定的作用也隻字示提。各地各部門的聽證實施辦法對此作了一定補充。如《上海市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試行規定》第26條規定："聽證筆錄應當作為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依據"。《勞動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規定》第16條規定："勞動行政部門不得以未經聽證認定的證據作為行政處罰的依據"。
目前爭議的問題是：聽證筆錄在行政決定中的作用是什麼？一種觀點主張應全面借鑒吸收案卷排他性原則，特別是吸收其精髓，"行政機關認定的事實和理由應是當事人所知悉並經其辯論的；如果行政機關採用聽證筆錄以外的事實和證據，應當提供當事人知悉和辯論這些材料的機會"。(16)
也就是說，聽證筆錄應當作為行政決定的主要依據。
另一種觀點認為，聽證筆錄只能作為行政決定的依據之一，因為聽證之後補充的證據不能認為是無效的，仍應作為依據，當事人也可以不提交有關證據，因而無法做到聽有證據都必須在聽證中出示並經過質證後確認。特別是在當事人放棄聽證的情況下，要求所有證據在聽證會上質證，在法理上不成立，實踐中也做不到。從我國目前聽證制度的適用現狀看，一方面，聽證筆錄的作用仍未被充分重視，行政機關作為程序的發動者和終結裁判者，在使用聽證筆錄方面仍享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而且未經聽證的證據和事實仍然對行政決定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這與聽證程序本身中的案卷排他性原則要求還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聽證筆錄是行政程序的階段性產物，行政決定的最終形成還有賴於行政首長的裁決，聽證後採納證據、認定事實仍不能避免，加之行政決定並不是最終決定，還要接受司法審查，所以為了達到聽證程序本身所追求的目的，
我們同意將聽證筆錄作為行政決定主要依據的觀點。
以上是聽證程序的主要原則和制度，除此之外，還有迴避原則、禁止單方面接觸原則、案卷閱覽原則、委託代理原則等。這些原則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前述的四項原則，只是由於它們多為行政程序的一般原則，且為人們更加熟悉等原因，在此不作詳細論述。
①⑩王名揚：《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52頁,第153-154頁。
②（美）傑羅姆·巴倫，托馬斯·迪羅斯著:《美國憲法概論》,劉瑞祥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的版,第102、108頁。
③參見（台）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查委員會編印：《各國行政程序法比較研究》，第168頁。
④Margaret Allars, lntroction to Australian Administrative
law,Butterworths 1990,at 265.
⑤⑨(11)王名揚：《美國行政法》，中國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頁，第437頁，第438頁。
⑥⑦章劍生：《行政程序法比較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頁。
⑧楊惠基主編：《聽證程序理論與實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頁。
(12)參見（美）伯納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譯，群眾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頁。
(13)參見美國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條。
(14)(16)劉勉義、蔣勇：《行政聽證程序研究與適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頁。
(15)參見《上海市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試行規定》第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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