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制度模式探析

㈠ 簡述我國公共服務模式的構建

公共服務，是21世紀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

包括加強城鄉公共設施建設，發展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為社會公眾參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活動等提供保障。公共服務以合作為基礎，包括加強城鄉公共設施建設，強調政府的服務性，強調公民的權利。

公共服務滿足公民生活、生存與發展的某種直接需求，能使公民受益或享受。譬如，教育是公民及其被監護人，即他們的子女所需要的，他們可以從受教育中得到某種滿足，並有助於他們的人生發展。

(1)中國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制度模式探析擴展閱讀：

構建全民均等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之一，是促進社會公平公正、維護社會和諧安定、確保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重大舉措。

政府轉型是構建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制度基礎。政府轉型的基本趨勢是公共服務職能不斷發展並成為重要職能。公共服務職能的強化將大大推動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構建。

首先，政府職能轉型的核心是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對於服務型政府來說，全面履行政府職能，必須在抓好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的同時，更加註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這就要求政府必須成為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主體，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就業和住房保障等領域建立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其次，政府轉型的首要任務是解決當前基本公共服務的供需矛盾。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人民群眾對基本公共服務需求的增長正在出現逐步加速的趨勢。

人民群眾全面快速增長的基本公共服務需求與基本公共服務總體供給不足、質量低下、供給不均等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這就要求各級政府必須推進公共服務體系改革，加快建設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改革公共服務方式，完善公共服務網路，保障公共服務供給。

㈡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制度模式主要特點是什麼

綜述
中國新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及改革已經走過了十幾年的歷程，經過多年的摸索、實踐，在資金的管理上逐步形成了「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籌資模式，建立了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但目前我國養老保險也愈來愈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加速發展的人口老齡化、覆蓋面窄、統籌層次低、隱性債務和個人空賬等問題，已使現有的養老保險制度力不從心;而農村傳統的「家庭養老與土地保障」功能已日趨退化，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剛剛開始試點，任務艱巨。因此結合我國實際情況，針對我國當前社會養老保險在實踐中出現的難點問題進行分析，進而提出相應的改革與完善對策，是社會保障中亟待解決的核心問題。
發展歷程
我國的養老保險以1951年2月26日政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為起點，經歷了幾十年風風雨雨，其發展可概括為四個階段:1951－1965年為養老保險制度的創建階段。該階段以政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為標志，主要工作是著手建立全國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並逐步趨向正規化和制度化。1966－1976年是養老保險制度嚴重破壞階段。當時中國社會保險事業與全國社會經濟文化一樣遭受到嚴重破壞，社會保險基金統籌調劑制度停止，相關負擔全部由各企業自理，社會保險變成了企業保險，正常的退休制度中斷。1977－1992年為養老保險制度恢復和調整階段。在十年動亂結束後，我國採取漸進的方式對養老保險進行了調整，恢復了正常的退休制度，調整了養老待遇計算辦法，部分地區實行了退休費統籌制度。1993年到現在是養老保險制度實施創新改革階段。本階段主要是創建了適應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模式，改變了計算養老金辦法，建立了基本養老金增長機制和實施了基本養老金社會化發放，最終基本建成我國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
制度結構
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基本部分和主要環節，是社會保險的主要內容。而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養老保險制度中由政府管理和提供的那一部分，又被稱作基礎養老保險制度或公共養老保險制度，具有強制性、互濟性和普遍性的特點。
中國目前社會養老保險體制構架按照人口類型可分為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和農村養老保險三大部分。中國最初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即是城鎮養老保險制度。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養老保險制度是從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中分離出來的，其後，在制度變革過程中又經歷了合並和分離的過程。
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
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先後經歷初步建立（1950—1966）、「文革」中的破壞以及「文革」後的恢復（1966—1986）、改革與完善（1986年至今）三個階段。初步建立階段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具有以下特點：（1）有明確的法律依據；（2）完全現收現付制的模式；（3）企業繳費，職工個人不繳費；（4）企業間實行全國統籌的保險費率；（5）政策制定、監督和執行分別由不同的部門承擔。勞動部負責政策的制定和監督，工會系統負責具體的保險經辦，二者相互監督相互制衡[1]。但該制度也存在明顯問題：（1）覆蓋范圍狹窄，即僅限於城鎮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正式職工和機關事業單位職工。（2）按崗位劃分參保條件。計劃經濟的特徵使人們一旦進入特定崗位就享受到相應的保障。（3）保險體系層次單一，所有責任都由政府承擔。而且在現收現付制度模式下，基本沒有任何積累資金。
「文革」中，中國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文革」結束後，養老保險制度逐步恢復。此階段的制度特點為：（1）單位成為養老保險金籌集發放的主角，企業完全承擔了原來勞動部和工會的職責，制度中的監督與制衡關系不復存在；（2）依然實行現收現付制的模式[1]。存在的問題主要有：（1）覆蓋面狹窄。改革開放後，中國出現了多種經濟形式，但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仍主要集中於國營企業；（2）企業完全負擔社會養老保險，且新老企業負擔不均；（3）基本養老金計發辦法無法適應工資制度改革的要求。經濟改革使多種經濟成分得到發展，企業工資制度也發生變化，以標准工資為基礎的養老金計發難以為繼；（4）基本養老金沒有調整機制，如沒有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等；（5）退休條件以及待遇水平與工齡掛鉤的做法欠科學。
1995年，在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中首次引入個人繳費和繳費確定型制度，打破了以往現收現付制模式下繳費責任主要由企業承擔的局面，強調個人在養老保險中的責任和義務。然而，現實中還存在著一系列尚未解決的問題：（1）統籌范圍實際上仍以縣市為主，與「實現養老保險省級統籌」的目標相距甚遠；（2）各地養老金收繳、支付標准不一，阻礙了勞動力跨地區的流動；（3）企業仍然擔負著養老金發放和管理退休職工的責任；（4）1995年的改革導致前後兩個實施方案並存，在制度設計和管理上帶來新的混亂。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造成資金運作上的賬目、管理混合運行現象，給統籌資金挪用個人賬戶提供了方便；（5）覆蓋面依然很小，統籌層次依然很低。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覆蓋面進一步擴大，制度本身也得到了完善和發展。但改革過程中依然存在很多問題：（1）最突出的便是巨大的隱性債務。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過渡的過程中，由於一部分人的過渡養老金全部或部分沒有個人積累，所有都要從社會統籌中支付，但規定要求「企業繳費一般不超過企業工資總額的20%」，但又要求「保證按時足額發放養老金」，於是很多地區的繳費比例大大超過了有關規定；（2）過高的費率負擔使很多已參保的企業採取各種手段逃避拖延繳費；（3）覆蓋面雖擴大但一些非正規就業的社會弱勢群體如農民工仍得不到保障；（4）由於經濟發展的地區不均衡，僅以省為基礎的養老保險制度難以解決各地區之間的勞動力流動問題。
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
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養老保險與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在制度變革過程中先後經歷了分離→合並→分離的過程。1955年12月國務院頒發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退休處理暫行辦法》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退職處理暫行辦法》使得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養老保險從職工養老保險制度中分離出來；1958年3月，國務院將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待遇合並；1978年6月，國務院發布文件分別規定了幹部和工人的離、退休制度，從而將自1958年起幹部和工人實行的統一退休退職辦法重新分成兩個不同的制度；1980年10月國務院頒布的《關於老幹部離職休養的暫行規定》和1982年4月頒布的《關於老幹部離職休養的幾項規定》共同構建了老幹部離休制度；1993年8月，國務院頒布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對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退休養老制度做了較大修改和調整，公務員不需要為養老繳納任何費用。
機關、事業單位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基本特點是：（1）養老保險金固定。一般以退休前最後一個月的工資為基數按一定比例計發；（2）保障水平高。無論是名義替代率還是實際替代率都高於企業；（3）個人不承擔繳費義務完全由財政負擔。
該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為：由於沒有統一的政策和法規相配套，各地區根據自身的財政收入狀況自行其是，致使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待遇與企業職工的養老保險制度不相銜接，而且事業單位彼此之間差距明顯。
農村養老保險制度
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先後經歷了初步探索與試點推廣（1982—1994）、逐步發展（1994—1997）、衰退停滯（1998—2008）以及嶄新發展（2008年至今）四個階段。
自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中國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1982年，全國11個省市3547個生產隊實行養老金制度，養老金由大隊、生產隊根據經濟狀況按比例分擔，從隊辦企業利潤和公益金中支付[3]；1987年3月，民政部下發《關於探索建立農村基層社會保障制度的報告》[4]；1991年，國務院授權民政部在有條件的地區，開展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試點工作。此階段農村養老保險的主要特點是：（1）在養老保險金的籌集渠道上，集體經濟承擔了主要義務，資金的多少受集體經濟效益的影響，來源不穩定，個人不承擔繳費義務；（2）在養老金的計發上，沒有科學嚴格的計算；（3）養老金的管理上，以村鎮企業或鄉鎮為單位，缺乏監督和約束機制，資金安全性差，流失嚴重。
1994—1997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先後提出整頓方案：繼續在有條件的地區進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探索。在此基礎上，針對進城農民工、城鎮農轉非人員和農村勞動者研究設計標准不同、可互相轉變的養老保險辦法。2008年10月，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指出要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2009年9月國務院發布《關於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規定2020年基本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社會保障體系的目標；在籌資模式上，採用統賬結合的制度模式；在基金管理上，新農保基金要納入社會保障基金財政專戶，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單獨記賬、核算。新農保制度模式的主要特點為：（1）基金籌集以個人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政策扶持，突出自我保障為主的原則；（2）實行儲備積累，建立個人賬戶，個人領取養老金的多少取決於個人繳費的多少和積累時間的長短；（3）農村務農、經商等各類從業人員實行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便於農村勞動力的流動；（4）採取政府組織引導和農民自願相結合的工作方法。該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參保比例較小，保險水平偏低；政府沒有補貼農村養老保險費；養老基金難以實現保值增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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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現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是什麼

我國現行的農來村公共產品供給體自製是在人民公社時期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基礎上形成的,其基本特徵是公共產品供給的制度外籌資機制和自上而下的公共產品供給決策機制.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環境的變遷,這種體制暴露出了公共產品供給效率低下、地區間公共產品供給不平衡等問題,影響了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因此,應該積極探索新的改革方案,重構統一、規范和公平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具體包括建立充分體現農民需求的自上而下的公共產品供給決策體制;明確各級政府的財政職能,建立針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轉移支付制度;鼓勵企業和私人參與公共產品供給,建立多元化的供給主體結構及加強對公共資源使用的監督,在公共產品供給中引入競爭機制等。

㈣ 如何構建和諧社會的公共服務供給體制

。公共服務的覆蓋面還比較低，體制還不健全，不能很好地適應和諧社會的要求。在和諧社會構建中，要積極探索適合我國國情而又有效的公共服務供給體制。 關鍵詞： 和諧社會構建，公共服務供給體制，政府主體，非政府主體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我國正經歷著利益關系深刻變化、公共需求迅速發展的重要時期，實現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職能轉變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決定性 影響 。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的本質是公共服務。無論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督，還是社會管理 ，都是公共服務，都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但這不是要政府包攬一切，而是要求政府與社會和諧互動，創造公共服務政府供給主體與非政府供給主體之間、服務者與服務對象之間和諧互動的平台。 公共服務供給 公共服務是指提供給大眾的具有以下特性的任何一種服務：在這些服務的提供過程方面存在著潛在的嚴重市場失靈(被寬泛地解釋為公平與效率原因)，這說明了政府介入的合理性，政府介入的方式包括生產、資助和監管(Grout & Stevens，2003)。由於市場本身存在著外部性、信息不對稱、競爭不完全以及社會公平得不到足夠重視等一系列 問題 ，不能完全依靠市場機制提供公共服務。因此，政府必須適度介入和積極干預公共服務的供給。政府幹預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提供公共服務、付費購買公共服務和對多種服務供給主體進行監管。 公共服務從功能方面可以分為三大類：維護公共服務，如國家安全、行政管理和國防外交等；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公共服務，如政府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進行的相關基礎設施建設、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等；社會性公共服務，如教育、社會保障、公共醫療衛生、 科技 、環保等。公共服務也可以從性質上分成三大類：監督型公共服務，如國家行政管理；純公共服務，如義務教育、公共醫療、環境保護；准公共服務，如發展非義務教育、新聞出版等。通過以上的分類可以看出，由於種類不同，公共服務供給的體制也有不同。英法等國主要由政府直接開辦醫療機構提供；美國、荷蘭等國也有政府開辦的 醫院 ，但更多依靠政府、商業保險機構和個人提供資金，向盈利和非盈利的醫院購買服務，同時由政府監管機構、行業自律組織和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等對服務價格、質量等進行監管。對傳統的公共服務如基礎教育，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由政府開辦的機構直接提供。 新 中國 建立後，公共物品供給由政府壟斷，在城市，社會成員則依附於所在單位，公共服務供給轉變為單位集體福利；在 農村 ，隨著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合作化進程深入，互助組一初級社一高級社的發展也是行政權力延伸的軌跡。1958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推廣標志政府成為公共服務供給的主體。 計劃經濟體制相配套的「全權全能政府」包攬公共物品供給存在諸多弊端，並且在實踐中舉步維艱。20世紀80年代後期，公共物品供給體制的改革陸續展開，主要體現為：向地方分權，鼓勵地方政府參與；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資分開，轉換經營機制，建立 現代 企業 制度等。 改革開放以來，公共服務供給的改革是為了解決公共服務有效供給不足和使用效率低下的雙重難題。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完全由政府和公有制企業為主體的單一性的公有公益供給方式，轉化為公有私益(公共所有，私人獲益)、私有公益(私人所有，公眾獲益)和公有公益(公共所有，公眾獲益)三者並存、共同負擔的多元化格局，供給主體分為公有、私有與合作等多種模式，消費方式分為有償消費和無償消費方式。 通過以上的 分析 ，可以看出，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務水平，並不就是指公共服務的供給主體只能是政府，而是著眼於多個方面，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務的供給中准確定位，不能缺位，不能越位。總體的要求應該是：形成完善的公共服務供給體系；高水平的政府公共服務監管能力；適應我國實際的公共服務模式。 和諧社會構建與公共服務供給 西方20世紀70年代的行政改革給人們的啟迪之一是：隨著社會進步，特別是 科學 技術迅速發展，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在處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眾的關繫上，傳統意義上的政府職能將發生變化，政府會把更多職能以多種形式下放給社會中那些非政府、非營利性組織承擔。這些組織不僅要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而且要承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 因此，根據國際經驗和我國當前實際情況，在公共服務的供給中要貫徹「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總要求，努力提高黨和政府管理社會的能力，善於通過發揮村民自治組織、社區自治組織，社會團體、行業組織、中介組織以及工青婦等群眾組織的作用，形成公共物品供給的合力。同時，在這一過程中，政府與社會協同共進，共同為一個目標而努力，會進一步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

㈤ 鄉村振興戰略第三十章增加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要包括幾個方面

《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第三十章 增加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要包括
1、 優先發展農村專教育事業
2、推屬進健康鄉村建設
3、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4、提升農村養老服務能力
5、加強農村防災減災救災能力建設

㈥ 試分析中國城鄉差別產生的原因，並闡述建立農村居民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的意義。（不少於1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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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差別擴大原因探析》 （1）農村生態和勞動力資源惡性循環 統計表明，從1998年到2007年這10年中，盡管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人均收入都在增加，但無論是增加絕對值，還是增加幅度，農村遠低於城鎮，直至出現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由1998年的2.51增長到2007年的3.33。2008年上半年，情況有所改變，但與農產品價格大幅上漲有關，因而很難持續。而且城鎮居民的收入主要用於消費和儲蓄,而農民的純收入除要用於消費和儲蓄以外,還有一部分要用於擴大再生產的支出,如果扣除農民擴大再生產的支出,城鄉差距會更大。 造成城鄉差別擴大的原因很多，在我國，由於化學農業和雜交良種的推廣，我國糧食產量打破自2000年以來連續4年的減產僵局，實現連續4年增長。盡管這些增加的產出有一部分來自額外土地的使用和雜交良種的推廣，但多數來自化肥和農葯的更大使用。以化肥為例，目前，我國糧食總產量約佔全球的1/4，但消耗的化肥卻佔全球化肥總使用量的1/3，平均每公頃化肥施用量為400公斤，遠遠超出發達國家每公頃225公斤的安全上限。大量化肥和農葯的施用，固然推動了農業增產，但這些化肥和農葯不僅可能會污染環境（如地下水），而且食品中的化學殘余物還會對農民和消費者的健康構成威脅，這與WTO環保標准相去甚遠，從而自損國際競爭力。與此同時，從農業中解放出來的大量勞動力造成國家就業壓力，並形成中國勞動力價格特別是農民工價格過於低廉的局面。 人們不得不尋求一種可持續發展的農業生產體系，加強環境保護以拯救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確保人類生活質量和經濟健康發展，於是，有機農業（生態農業）作為一種可持續發展的農業生產體系得到迅猛發展。有機農業是按照一定的有機農業生產標准，在生產中不採用基因工程獲得的生物及其產物，不使用化學合成的農葯、化肥、生長調節劑、飼料添加劑等物質，遵循自然規律和生態學原理，協調種植業和養殖業的平衡，採用一系列可持續發展的農業技術以維持持續穩定的農業生產體系的一種農業生產方式。有機農業是勞動知識密集型產業，是項系統工程，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投入，也需要大量的知識技術投入，不然有許多問題尤其是病蟲問題難以解決，還需要有全新的觀念。有機農業食品在國際市場止的價格通常比普遍產品高出20-50%，有的高出一倍以上。因此發展有機農業可以增加農村就業，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業生產水平，促進農村可持續發展。 發達國家以前研究結果表明，採用不施化肥的有機農業生產模式與合理施用化肥的生產模式相比，產量至少降低30％。據此有人斷言，我國如果全部採用有機農業生產模式，按每年人均消耗糧食400公斤計算，將有2.9億人沒飯吃。因此，有機農業不能盲目在全國推廣。事實上這里有個誤區，由無機農業過渡到有機農業開始難免出現單產下降，但經過土質的調整和勞力智力的投入，可以迅速恢復到原有水平，而對於原來並沒有採用無機農業的土壤來說不存在產量下降的問題。 （2）歷史欠賬太多 三農承擔著向全國提供充足農產品的重任。統計表明，從1998年到2007年這10年中，盡管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人均收入都在增加，但無論是增加絕對值，還是增加幅度，農村遠低於城鎮，直至出現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由1998年的2.51增長到2007年的3.33。而且城鎮居民的收入主要用於消費和儲蓄,而農民的純收入除要用於消費和儲蓄以外,還有一部分要用於擴大再生產的支出,如果扣除農民擴大再生產的支出,城鄉差距會更大。造成城鄉差別擴大的原因很多，這里僅簡析歷史欠賬問題。 歷史上的當權者都知道糧食的重要，「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民以食為天」這兩句話最有代表性。封建社會許多新政權的發祥地都是在農村或牧區，但在政權正式建立之後，重點自然而然轉移到城市，三農不過承擔向全國提供充足農產品，兵員和勞工任務罷了。 農村作過包圍城市的根據地，農民做過主要依靠對象，農業作過國民經濟的基礎，但三農承擔糧食生產的重任沒有變，國家投資重點不在農村沒有變。農村在經濟，文化，科技，通訊，交通方面遠遠落後於城市沒有變。因而農村的積累向城市單向流動，農村的勞動力和智力資源也向城市單向流動，城市化的提出更加深了這一趨勢。 過去對糧食價格的長期管制並沒有對農民進行合理補貼，導致農村除土地以外積累微薄。由資源價格上漲產生的好處，農村得到的要比城市少得多，農村提供的勞動力資源反成為最廉價的商品，考慮到城市低保金是以人頭發放的，農民工實際收入比城市低保戶也高不了多少。 （3）對策 ( 一) 提高生產力發展水平城鄉差別的本質是城鄉生產條件和生產方式的差別, 因此城鄉差別的縮小取決於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我們所設計的生產力水平的提高, 一方面是指整個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 另一方面不是重蹈過去割裂城鄉發展的覆轍, 而是要創造條件逐步縮小城鄉生產力發展的差別。 ( 二) 轉變政府的政策導向政府的職能決定它是縮小城鄉差別的主導。因此, 城鄉差別是擴大還是縮小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的政策導向。政府要選擇縮小城鄉在基礎教育、公共醫療、社會保障、公共基礎設施等供給差別的政策。為此, 需要政府著力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採取切實措施以縮小城鄉差別。 ( 三) 改變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發達國家城鄉差別之所以很小, 是因為這些國家已發展到工業一元的程度。我國現階段正處於工業化中期的開始階段, 為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 需要推進城鎮化建設、實行農業產業化, 發展現代農業, 興辦農村工業。 ( 四) 建立和完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具有將資源配置到效益高的部門的優點, 它關注的是效率, 而非公平。十多年來, 我們恰恰是重視了現代市場經濟的技術層面, 對宏觀調控則關注不夠。這樣做的結果是缺乏市場競爭意識和競爭力的農民在市場經濟浪潮中落敗。縮小我國城鄉差別需要建立和完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 該體制既包含技術層面, 又包含政府調控層面, 既重效率, 又兼公平。 ( 五) 建立農民組織農業承受了自然和市場的雙重風險, 是弱勢產業; 農民是一個個分散的個體, 文化素質較低,屬於弱勢群體。城鄉差別的存在與弱勢產業中的弱勢農民缺乏有組織的利益表達機制有關。依靠集體的力量與其他行為主體進行政治經濟利益的博弈以維護農民的權益。 此外, 加強農村基礎教育, 提高農民文化素質、改變農民落後的傳統觀念、依靠科技興農、積極應對經濟全球化和加入WTO 的沖擊也是縮小城鄉差別不能忽視的對策。

㈦ 農村公共服務是什麼

1、提供就業服務和基本社會保障等基本民生性服務。

2、提供教育、醫療、公共文化等公共事業性服務。

3、提供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等公益性基礎服務（比如電網、公路網、水利網、鐵路網、通訊網等基礎設施建設，屬於公益性的部分政府需要直接承擔起提供責任）。

4、提供生產安全、消費安全、社會安全等公共安全服務。

(7)中國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制度模式探析擴展閱讀

著力提高農村公共服務水平，需要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1、提高思想認識，強化服務意識。提供公共服務，滿足公共需求，是現代政府的基本職責。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直接關系人們的生活質量。

各級政府應堅持以人為本，以強化服務意識、增強服務效能、提高服務水平為中心，樹立科學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的理念，增強公共服務意識，努力實現由管理本位向服務本位轉變。

在推進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過程中，應始終堅持以農民基本公共服務需求為導向，為農民創新創業創造條件，從農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著手，有序推進農村公共服務發展。

2、加大財政投入，突出公共服務供給重點。有力的財政支撐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基本保障。有效解決農村公共服務投入不足問題，增加農村公共服務供給，要求各級政府調整財政支出結構，逐步增加農村公共服務財政支出的總量與比例。

3、創新供給方式，實現服務主體多元化和方式多樣化。

㈧ 關於中國農村留守空巢老人的社會養老保險三支柱模式探析

1完善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研究
2完善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探索
3政府責任視角下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研究
4社會保障基金籌資模式的比較研究
5「城中村」失地農民社會保障機制的構建
6我國社會保障基金投資運營管理問題研究
7我國農村殘疾人社會保障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8社會轉型期弱勢群體生存保障問題研究
9統籌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研究
10論中國社會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
11工會組織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的作用研究
12新農村建設中的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研究
13關於構建我國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的研究
14農村土地產權與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研究
15農村社會養老保障模式研究
16我國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研究
17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研究
18女性農民工勞動權益保障研究
19基本養老保險逃費現象的成因及對策研究
20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區域差異化研究
21河南省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構建
22我國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風險及其控制
23「三支柱」養老保險體系中的企業年金研究
24建立和完善農民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研究
25人口老齡化對我國養老保險的影響與對策
36論中國現行養老保險制度對就業的影響
37農民工基本養老保險問題研究
38人口老齡化趨勢下的養老保險制度研究
39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風險與防範機制研究
40中國農村養老資源的需求與供給研究
41構建城鄉統一的養老保障體系研究
42轉型條件下中國農村空巢老人的養老保障研究
43失地農民養老保障制度及其可持續發展問題探索
44民間養老服務機構運行機制和養老保障功能研究
45應對老齡化的中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研究
46養老保障中的政府角色研究
47東亞國家養老保障模式比較研究以及對我國的啟示
48新時期我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建設問題研究
49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建設與發展研究
50中國城鎮醫療保障制度研究
51農村醫療保障體系及其運行模式研究
52城鎮弱勢群體的醫療保障問題初探
53論我國醫療保障事業中的政府責任
54農村新型醫療保障制度及其構建路徑研究
55制度邊緣人口的醫療保障問題研究
56農民工醫療保險制度研究初探
57經濟不發達地區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研究
58社會醫療保險費用監控系統的設計與實現
59中國社會醫療保險費用控制研究
60我國醫療保險市場上的道德風險及其控制
61社會醫療保險中的醫方道德風險問題研究
62河南省醫療保險運行狀況分析及對策研究
63我國城鎮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問題與對策研究
64醫療保險制度的國際比較
65農民工醫療保險制度研究初探
66我國現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中的道德風險及控制對策研究67醫療保險費用控制機制研究
68社會醫療保險基金的風險管理研究
69醫療保險費用支付方式探究
70我國社會醫療保險中政府與市場的角色定位研究
71論我國農村社會救助的政府責任
72我國流浪兒童社會救助問題研究
73論我國城市流浪乞討人員社會救助問題研究
74農民工社會救助制度缺失與對策研究
75城鎮弱勢群體社會救助問題研究
76新農村建設背景下農村社會救助問題研究
77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社會救助問題研究
78我國城市反貧困問題研究
79我國城市殘疾人社會救助的現狀分析與對策研究
80建構城市貧困大學生統一社會救助體系
81構建農村社會救助體系的思考
82中國社會救助制度改革研究
83中國農村社會救助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
84社會弱勢群體醫療保障問題研究
85城鎮靈活就業問題研究
86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大學生就業問題研究
87靈活就業人員社會保障問題研究
88公務員養老保險問題研究
89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問題研究
90家庭功能變遷中養老模式的選擇
91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研究
92人口遷移中農村養老問題研究
93試析我國醫療費用增長過快問題
94我國醫療保障制度的公平性芻議
95論醫療保險道德風險的防範與管理
96論完善我國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平衡的機制
97論城鄉一體化的居民醫療保險
98論我國工傷保險的預防職能
99論我國失業保險制度的完善
100論我國社保基金的監管機制
101論我國社保基金的運營
102醫療保障的政府責任研究
103醫療保障的政府投入問題研究
104養老保險的政府投入問題研究
105論城鄉一體化的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
106科學發展觀與社會保障
107論醫療保障水平的地區差異
108我國失業人員社會保障問題研究
109對完善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的思考
110我國社會保障基金管理研究
111對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基金監管制度的思考
112論我國社會保障中政府的責任
113社會保障基金與資本市場互動關系研究
114我國企業年金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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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如何推進"互聯網+"與郵政業務的結合，驅動郵政創新轉型發展，做大線上營銷規模

郵政網點轉型模式探析
1 、公共服務模式

作為社會基礎設施和公用性企業，郵政應充分發揮服務民生、服務「三農」等方面的平台作用，搭建線上線下平台，提升網點客流量和公信力，打造成為政府公共服務和民生服務的陣地。
1.1 完善線上功能
各地政府「互聯網+」行動計劃快速推進，智慧城市的建設也在逐漸深入，各項政務服務、便民服務的內容和方式也在發生變化，郵政線上平台的功能也要隨之完善。互聯網下的網上郵局、郵樂網等，移動互聯網下的手機郵局、郵生活等，應借機轉型升級，進一步完善線上平台的綜合服務功能。
全國郵政的電子商務平台上，各省均疊加了通訊、水、電、燃氣和有線電視等充值繳費功能，基本滿足了線下平台需求，郵政要借機打通線上線下平台，實現電子商務平台綜合服務功能的一點接入，打造線上綜合服務平台。充分發揮郵政優勢和特色，目前大部分線上繳費平台均能提供手機話費充值服務，但尚未提供固話繳費服務，所以類似的地方性、區域性較強的業務正是郵政最大的優勢。
1.2 鞏固線下功能
雖然線上互聯網平台可以實現很多便民服務功能，但部分業務仍需線下與客戶面對面才能完成，如政務中的認證類業務、便民服務中的接觸式充值（一卡通充值）等。
郵政網點交通便利，貼近商戶百姓，正是政府外包服務的理想合作夥伴。國外郵政也積極與政府合作開展各類政務類服務，如護照製作寄遞、身份認證等。由於政府類服務一般具有壟斷性，因此在網點開辦此類服務不僅能提高網點收益，更重要的是能為網點吸引大量客流。目前，多個省份先行開辦了代收稅款、代開發票等服務，這些都為郵政帶來了良好的收益和大量客戶。下一步，可加強與公安、醫療、教育、慈善等各級政府部門合作，爭取政務類業務的委代辦資格，包括護照、出入境通行證、戶口本、居住證、醫保卡、稅單、駕照、交通罰單、慈善目錄冊發放等。通過業務的不斷疊加，打造真正的便民服務平台；還可與學校、醫院等形成合作關系，通過委託申請、委託掛號等服務，簡化學籍證明、成績單開取手續和掛號看病手續。另外，要強力推進政府購買公共服務項目，不斷提升網點的效益和郵政公信力。
提供免費WiFi服務。郵政網點可以考慮開放免費WiFi供客戶使用，提供終端和系統供客戶及時查詢和跟蹤包裹、信件，訂閱電子報刊，網上購物等；同時添置列印、復印設備、電子地圖設備等，為郵政客戶提供列印、復印等疊加服務。利用互聯網時代的免費思維，為用戶打開方便之門，吸引更多人踏進郵政網點。
1.3 融合線上線下
在內需啟動、消費升級以及國民收入不斷提高的背景下，中國旅遊業正步入黃金發展期。目前在線旅遊公司積極尋求線下渠道資源方面的合作，以提升銷售能力及落地服務能力。建議與在線旅行公司合作，通過聯合建設服務點或場地出租的形式，在郵政網點開辦旅遊分銷業務，為廣大客戶提供旅遊產品咨詢、身份驗證、材料收集、現場簽約等一條龍服務，在有效增加客流量和收入的同時，還能與郵政已經開辦的交通票代理（如機票、火車票、汽車票、輪船票等）、酒店預訂、景點演出門票銷售等業務相互促進發展。
加強與公安交警部門的合作，利用公安部出台的政策，積極打造警郵合作主題郵局，拓展車務代辦、違章查詢與違章罰款代理、駕照製作審驗等服務。通過線上線下融合發展，可以嘗試線上提交材料，線下驗證資質，證照投遞到家的方式簡化辦理流程，提高辦理效率。
2 、線下體驗模式

互聯網是傳統企業的工具，隨著O2O電商模式的興起，線下重點在於滿足用戶體驗，郵政網點可在電商產業鏈中扮演重要角色，服務周邊商戶和社區，提升網點客流量和交易量，作為片區電商運營的重要節點。
2.1 農特產品自提平台
隨著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農產品電商得到快速發展。選擇大中城市、周邊居民社區較多的自營及加盟網點開辦農產品體驗店，可以在線上平台、11185電話或網點現場訂購，將自提或配送方式相結合。但是，農產品通常分量較重，寄遞費用佔比較大，影響業務發展。採用網點自提方式免去了「最後一公里」投遞，能夠大幅降低寄遞費用，從而推動業務發展。由於農產品作為食物消耗較快，往往會重復購買，是百姓的剛性需求，可不斷積累長期穩定的客戶。
2.2 進口商品展示平台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廣東、福建、天津和上海四大自貿區的建立，關稅的進一步下調，高端進口商品已經成為越來越多客戶的日常消費品。但是由於線上銷售的體驗限制，假冒商品層出不窮，較多客戶仍停留在觀望階段。重點選擇大中城市、周邊居民社區較多的自營及加盟網點開辦「海淘屋」，結合郵樂網海外館的豐富商品，通過郵政的品牌保證、客戶在網點的線下體驗，會大大提升客戶的購買機會和頻次，培養客戶線下體驗、線上購買的習慣。
2.3 社區居民生活平台
重點選擇三四線城市、縣城中心的商業街道郵政網點，承接商戶的業務信息、促銷信息在各大網站、手機客戶端的搜索、競價、排名發布等。近年來，移動互聯網發展迅速，由於移動終端具有位置定位方便、手機支付便捷的特點，滿足了生活服務類電商網站（主要是餐飲娛樂、房屋中介、美發洗浴、維修維護、家政家教、酒店旅遊等業務）的周邊搜索、現場支付要求，從而帶動了以O2O為主要模式的生活服務類電子商務的迅猛發展，一些商戶利用互聯網的聚眾效應獲得了更好的發展。在示範作用下，更多的商戶希望通過網路進行推廣。在一些城市郵政營業支局周邊，通常是店鋪林立，但為這些商戶提供網上運營代理的機構幾乎沒有。而郵政局所具有如下優勢：一是服務覆蓋面廣；二是擁有相似的運營經驗（資料庫商函、同心圓、郵送廣告等業務也是類似業務，只是渠道和媒體不同）；三是可以提供營業執照審驗等服務。東莞「常惠生活」項目的成功，為郵政發展此類業務積累了豐富經驗。
3 、服務電商模式

3.1 倉配遞一體化中心
互聯網改變了傳統的配送模式，由以前的B2B變成了B2C，而電商企業又大多不具備做好倉儲配送的能力。利用部分郵政網點局所自身優勢，盤活房產資源，因地制宜，建設倉儲標准倉、中倉或微倉，加強信息化打造郵政 「雲倉」。通過「築巢引鳥」，吸引中小型電商客戶進倉。提供訂單後的一體化解決方案，即電商企業只需要將訂單拋給提供倉配一體服務的企業，後續的合單、轉碼、庫內作業、發運配送、拒收返回以及上下游賬務清分等全部由倉配企業來完成，此舉可提高客戶滿意度和粘性，形成新的利潤增長點。
3.2 農村電商服務中心
中國郵政借郵掌櫃的布局快速推進農村電商工作，不足一年時間，已布局近10萬個站點，為廣大村民提供「購物不出村、銷售不出村、生活不出村、金融不出村、創業不出村」的服務。由於加盟網點快速增長，加盟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建議充分發揮郵政農村實體店優勢，一方面成為示範點，建立農村電商服務中心，提供展示、體驗、培訓交流的場所；另一方面成為郵件自提點、攬收點，整合農村物流配送資源，實現信息化對接，利用末端優勢，制定標准，打造公共的農村配送服務商，為電子商務公司和其他快遞公司提供有償的農村配送服務。
3.3 信息認證服務中心
重點選擇鄉鎮和城鄉結合部的支局所，開辦生活服務信息採集、發布、中介、預約、登記等服務。由於用戶自己上傳，沒有驗證環節，導致網上虛假信息較多，影響了客戶體驗。郵政網點可以安裝身份證驗證設備，驗證發布者身份後再發布，並加上「郵政驗證」標記。通過郵樂網與生活服務類網站合作，開辦如求職、家教、家政服務登記，房屋租售、二手物品銷售、醫院預約掛號、招生報名等。

㈩ 中國社會保障的制度模式有哪些特點是什麼

（二）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現有關於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文獻，其研究角度各有側重：

第一個角度，從農村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出發，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基本思路是依據不同類型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分類設計和分類實施。在貧困型農村應建立以基本生活保障為內容的救濟型社會保障體系，在溫飽型農村應建立基本生活需要型的社會保障體系，在富裕型農村應建立保險型的社會保障體系。並依據不同的內容設計，在管理體制、實施的突破口、籌資模式和制度保障等方面進行分類實施。是在城鎮建立相對獨立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還是納入到城鎮居民社會保障體系之中，抑或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觀點。（任保平、王艷，2003）

第二個角度，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應該考慮到農村居民的分化和層化，制度設計因層化後對象的性質、需求不同而有所差別。傳統農民已經分化為傳統的農民和產業工人，包括各個非農行業。而農民工又可以分為三大塊：一部分是已經市民化的農民工，他們的職業身份已經完全改變，需要通過制度改革把他融人城市，納入到市民一體的社會保障制度。第二部分就是農閑時候出來打工的季節工。他們所需要的社會保障相對於已經城市化的人來講就完全不一樣。第三部分是占農民工大多數的流動打工者，他們常年流動性地在外務工，其需要的社會保障制度也與前二者有所不同（鄭功成，20阻）。而在進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設計時，必須考慮現階段農村人口中不同人群對社會保障的不同需求，考慮農村人口日益呈現出多樣化：一部分農村人口已經在事實上實現了非農化（應該設計進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制度通道），一部分仍然從事傳統農業生產 （其主要依賴土地所提供的保障水平仍然有待於提高），還有一部分最為貧困的農村人口（他們最為需要的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兜底」功能）。（樊小鋼，2004）

第三個角度，立足於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基礎，認為構建有中國特色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能也不應照搬西方模式，我國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是一個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以農村家庭保障為主線，以家族成員互助為補充，把政府、社會各方面力量結合在一起的統一整體。（楊復興、趙萬水，2004）

三、社會保障籌資模式——費稅之爭

第一種觀點，社會保障稅制改革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的一個既重要又復雜的難點。社會保障稅的作用在於它是社會保障大廈的支柱；實行稅制的實質在於促進福利型社會保障向真正社會保險模式轉軌；社會保障稅率同社會保障籌資模式之間是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稅收制度的主要措施是全面開征、合理開征、鼓勵開征和保證開征（Z口大松，1997）。這樣可以真正體現基礎養老金的公平原則，有利於解決當前基本養老金的支付危機問題，有利於構建統一、規范、完善的基本養老保障體系（龔秀全、黃勝開，2002）。

第二種觀點，反對「費改稅」。認為社會保障費改稅與現行的社會保險制度運行模式相矛盾。原因是：第一，稅收的公用性與社會保障個人賬戶的私有性相沖突。第二是稅收的不直接償還性與社會保障的專用性沖突。第三，與現行的社會保障政策難以銜接，操作上難以運行（汪澤英，2002）。另外，以開征社會保障稅解決收費難和融資問題，將使政府陷入財政負擔不斷加重的境地（李紹光，2002）。

第三種觀點，社會保障費改稅應當緩行。理由是費改稅的目標模糊、制約因素較多、存在較多技術障礙、預期效果尚不確定、與國際上社會保障改革與發展趨勢不吻合（鄭功成，2000）。類似的還有認為，由於我國財稅制度實行的是分稅制，社會保障稅的開征必須考慮事權與財權的匹配問題，這樣可能性只有兩個，其一是建立起來的養老保險計劃只能是地方性的，地方政府需要面臨很大的財務風險，其二是仍舊存在許多遺留問題的全國性養老保險計劃。因此，建立政府我國尚不具備開征社會保障稅的條件（鄧子基，2002）。

第四種觀點，採取一種非指定稅或准指定稅的變通方式。這種觀點認為，開征社會保障稅難以避免我國以前所採用的現收現付式的融資方式所產生的「擠出效應」，同時也無法保證能確定一個最優稅率。而採用變通方式進行融資，即在總財政收入中按照一定的款項，定期劃撥進入養老保險專項基金中，這樣既可以減少現收現付制對總儲蓄的一部分擠出效應，而且也不妨礙在未來某個合適的時機開征社會保障稅。採取這種方法是與我國養老保險改革以及財政、稅收制度改革的現狀相吻合的（成志剛，2002）。

第五種觀點，未來我國社會保障的籌資模式應當是復合式的，收費與收稅並非是有你沒我、互相取代的關系，沒有哪一種籌資方式能夠獨立滿足社會保障巨大的資金需求收費抑或收稅與社會保障的模式和項目選擇有關。稅費各自有其存在的依據，不能相互替代。但是，開征社會保障稅是大勢所趨，不可逆轉，收費只能是對收稅的補充（王怡、劉晶，2004）。

四、基金運營模式

隨著我國社會保障基金籌措由現收現付制向部分積累制轉化，養老基金投資運營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課題（蔡興楊，1997）。當前我國社會保障基金的主要投資仍是銀行存款、國債和社保定向債券，一小部分投資於企業債券、股市及其他證券市場。在保證了安全性的同時，保值增值成了社保基金管理的面對的難點和挑戰，社會保障基金運營模式也一直是熱點問題之一，涉及社保基金進入資本市場、投資運營多元化、市場化、管理模式、余融工具選擇等多方面問題。幾個典型的觀點如下：

第一種觀點，養老基金應成為機構投資者。機構投資者規模較大，投資趨於長期化，在使社會保障基金保值增值的同時能起到穩定股市的作用。不過養老基金需要具備四個條件，一是要有一個能夠承擔一定風險的資本規模；二是要以較發達的金融市場為基礎；三是要有專業的基金託管機構；四是養老基金應採取指數化投資政策（程宏業，2001）。

第二種觀點，社會保障基金應投資於開放式基金。這種觀點認為，第一，開放式基金是一種風險相對較小、收益相對較高的品種。作為收益共享、風險共擔的集合投資工具，它既不能保證投資人一定盈利，也不能保證最低收益，從國外成熟的社會保障基金運作來看，投資於開放式基金的做法較為普遍。第二，在進行投資時，需要注意要控制額度，避免發生流動性風險，造成支付困難。第三，由於開放式基金的價格風險，社會保障基金投資於開放式基金應堅持長期投資的原則，選擇收益性基金進行投資（張書源、杜愛平，2001）。

第三種觀點，養老金進入資本市場是最終選擇，但條件尚不成熟。這種觀點認為，從理論上講，一個完全積累制的養老金計劃必須成為資本市場中的機構投資者，才能使其得到一個長期穩定的投資回報。一個穩定和繁榮的資本市場才能使養老金儲蓄能夠通過這條渠道轉化為高效率的投資，並且分享投資的收益進而使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維護經濟增長的整體效率。但是在我國，由於資本市場長期以來一直處於高風險狀態，同時也由於沒有一個完全積累的養老金基金合法而且無慮地進入資本市場，從而使它在理論上的作用也無從發揮。如果基金積累制在中國養老金制度改革中能夠繼續走下去並且成為一個長期性主要目標的話，那麼養老金計劃進入資本市場就會是一個遲早都要做出的選擇。但基金適合在資本市場中運作的制度體系尚未定型，組織結構尚未形成，運行規則尚不明確（李紹光，2002）。具體到社保基金進入股市的探討，類似的觀點還有，現收現付性質的社保基金不宜匆忙進入股市，因為無論從資本市場還是從社保基金的制度條件上看，社保基金進入股市都不成熟（鄭秉文，2003）。

第四種觀點，認為根據我國社保制度的基本特徵、目標取向、資金管理和資本市場的現狀，我國社會基金應劃分為三個性質不同的基金，即儲備基金 （全國社保基金）、賬戶基金（個人賬戶積累）和統籌基金（社會統籌部分積累）。並成立三個獨立的事業法人對其進行投資和管理。對於儲備基金，應完全脫離國內資本市場，走向國際市場；賬戶基金由中央政府管理和投資；統籌基金實行省級統籌和投資管理（鄭秉文，2004）。

第五種觀點，社會保險基金應選擇貨幣市場作為流動性管理的主要場所。認為社保基金進入貨幣市場可以增加貨幣市場的資金供給，活躍貨幣市場的交易；另一方面，還有助於促進貨幣市場的競爭，推動金融工具的創新，進而提高貨幣市場的流動性和運行效率。社保基金的進入還對金融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為社保基金對安全性的特殊要求需要貨幣市場有良好的秩序和較高的效率，客觀上可以推動監管當局提高監管水平。貨幣市場利率的變化對社保基金產生的短期效應和長期效應是有區別的。貨幣市場和社保基金的互動對一國金融市場和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都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楊波，2005）。

五、管理模式——政府作用

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突出特徵就在於政府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與運轉中的主導地位。政府在社會保障管理模式不同，直接決定並體現社會保障制度的類型。自社會保障改革開始後，管理模式經歷了企業分散管理——政府分散管理——政府集中管理這樣的過程。在改革初期，關於管理模式的爭論大多集中在國家社會保障管理機構的統一或分塊負責的角度。比如，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這種管理方式越來越無法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必須進行改革，由現行的多部門管理轉變為由一個部門進行統一管理（田家官，1997）。堅決扭轉「五龍治水」條塊分割的局面，實行統一管理。社會保障管理體制實行政事分離、政經分開、行政管理和監督分開，政府管理部門不管經營只管政策和監督檢查（馮蘭瑞，1994、1996）。關於政府在社會保障制度的管理中具體充當什麼角色，歸納起來有如下觀點：

第一種觀點，主張自治管理。認為我國應建立集散結合的社會保障管理體制，實行自治管理，不隸屬於政府機構。保險機構的最高領導權屬於代表大會，僱主和雇員各佔一半。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理事會，理事會是集散結合的管理模式根據各項社會保險管理要求上的差異，把共性較強的那部分項目集中起來，實行統一管理，而把特殊性較突出的若干項目單列，由相關部門進行分散管理。這種管理模式積極推行一體化的保障制度，在職責分明的原則上有利於建立起高效、精乾的社會保障管理網路（孫久鵬，1996）。另外，基於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項目的不同特點，管理模式應不盡相同。中國社會保險的管理模式應當由政府集權管理向多元合作的自治管理模式轉化，成立政府、僱主代表、勞工代表和專家組成的社會保險管理委員會（3+1模式），實行自治管理（鄭功成，2004）。

第二種觀點，主張政府主導型的社會保障模式。認為社會保障體系向社會成員所提供的各種保障措施，具有滿足社會共同需要的「公共產品」性質，具有一定的財政特徵。因此財政主導型應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模式（馬蔡琛，1999）。我國的社會保障模式的選擇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都應以政府主導、直接管理為宜。原因有二，其一從歷史文化傳統來看，我國長期實行的是中央集權的政府管理體制，政府具有較高的權威力，社會成員對政府的認同度也較高，由政府來推行和發展社會保障阻力較少，效率較高；其二從現實國情來看，我國政府規模比較龐大，由政府來負責社會保障制度具體實施，成本也較低。在短時期內為適應制度轉軌的需要，加大政府對社會保障的於預力度。同時，與政府的主導作用相對應的，社會保障制度管理模式中市場發揮的是補充作用（宋文斌、張強，2004）。這一觀點為目前的主流觀點。

第三種觀點，混合型管理模式。認為，我國政府應對公共社會保障計劃承擔全面的直接管理的責任，而對基金制的社會保障計劃主要承擔外部監管的責任，並對不同社會保障計劃進行協調。政府的長期目標應是發展競爭性的社會保障基金，而近期政府應承擔公共社會保障計劃的主導責任，應通過立法來明確國家、企業和職工三方面的責任，並建立有效科學可行的資金籌集制度（李紹光，2002）。

關於政府在社會保障作用國際上還有這樣的模式，即主要通過市場來進行間接管理的社會保障制度管理儀式，政府僅作為立法者與監督者。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實踐中少有類似觀點。

六、綜合評價

事實上，雖然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發展到今天，制度框架建設已經基本完成，但我國社會保障領域中仍存在大量理論問題有待研究和探討，實踐上城鎮及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中也有大量有待建設和完善之處。在理論界和實際部門，關於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選擇問題仍在爭論中尚未確定。總結文獻可以發現，多數學者能夠從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多樣化發展規律和趨勢出發，立足於中國的國情研究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以下是由於這個原因，關於框架選擇和具體模式選擇的文獻非常眾多。但另一方向也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偏重於從經濟學角度進行社會保障制度研究，忽視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跨學科研究（丁建定，2003）。社會保障涉及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公共管理學等多個領域，尤其是對社會保障制度模式選擇問題，更受到多種因素（包括經濟和非經濟因素）的影響，而大部分文獻在研究社保模式選擇問題上學科角度較單一。

第二，研究解決實務性問題較多，基礎性和理論性問題研究較少，尤其是關於建制理念的研究更少。比如，偏重於社會保障制度內容構成與基金運營的研究，忽視社會保障中責權關系的研究（丁建定，2003）。沒有理論指導的實踐常常會搖擺不定，有時不免會出現「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盲目現象。

第三，「就事論事」（單獨研究模式）的單一性研究較多，綜合性、系統性的研究較少。比如，關於基金籌集模式，許多文獻探討費應該改稅的原因和必要性，但較少有關於我國當前情況下費改稅的制約因素、可行性以及如何保證效果等方面的分析。

第四，注重必要性研究和分析，忽視充分性和可行性論證，理論性、系統性和綜合性分析不夠。往往不能充分論證所述觀點或對辯駁相反觀點，可謂是形成了「百家」而不能形成「爭鳴」的局面。

第五，在介紹國際經驗（如基金運營模式、管理模式、籌集模式等方面）的基礎上，注重靜態研究，忽視動態研究（如制度、模式演進規律及影響因素等）；注重在國外普遍性和有效性，未能充分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考慮國外與國內在制度基礎、背景等方面的差別。另外，重視對當代西方國家社會保障現狀的研究，忽視對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發展演進的研究。

結合國際關於社會保障領域的研究主題，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模式選擇的研究應當側重以下幾個主題方向：第一，我國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選擇的有效性分析；第二，人口老齡化、城鎮化趨勢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模式選擇的影響分析；第三，社會保障制度模式選擇與勞動力市場 （城鄉勞動力市場）、就業市場的關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