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做一個職業打假人都要具備什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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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可以參考一下「全國打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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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懲售假者是打假的關鍵
新華網
全國聯合打假行動目前仍在深入開展，不斷傳來的戰果讓消費者感到振奮。雖然打假行動打掉了很多造假售假窩點，但同時暴露的問題也讓人憂慮。當前假冒偽劣違法犯罪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有些地方制假售假已成氣候，出現了假冒偽劣一個村、一條街和生產、銷售、運輸、倉儲、保管「一條龍」的態勢。另外，高科技的應用以及高學歷人員的參與，使得造假手段更趨隱蔽、復雜。如廣東省質量技術監督局在查處一涉嫌假冒高技術產品金剛石鋸片的造假窩點時，發現該造假工廠的管理人員大都具有大專以上學歷，懂法律，懂管理，懂技術，他們平時非常注意研究國內各名牌金剛石鋸片，造假水平相當高。因此，雖然打假的力度在不斷加強，但假冒偽劣商品大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感覺，再加上個別地方保護主義的庇護，制假售假者或抗拒執法，或與執法人員打起了「游擊」，導致一些地方假冒偽劣商品泛濫，打假形勢異常嚴峻。
假冒偽劣商品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為制售假貨可以獲得高額的利潤。制假是「源頭」，而售假則是制假的「動力」。製造假冒偽劣商品最終是為了銷售牟利，正所謂「無售不制」。執法部門在打假中，常常過分強調要從源頭上打擊假貨，給制假者以「重拳」，而對售假者的懲罰往往較輕甚至忽略。假貨沒收了制假的人還在，制假的設備摧毀了制假的技術還在，只不過是換一個時間和地點，同樣的制假者還會製造同樣的假貨並流入市場造成危害。有需求、有利潤，這就是為什麼假冒偽劣商品屢打不絕、越打越難的原因。
筆者以為，打假行動不僅要打擊制假，更要打擊售假，徹底摧毀假貨的盈利模式。有的商家特別喜歡賣假冒偽劣商品，因為這些商品利潤高，效益大，風險小，即使被工商部門查獲最多不過沒收，要消費者找上門來也可以推到制假者身上，一句「不知道」能賴就賴，這些比起他所獲得的利潤來真是微不足道。因此打假不僅要打掉制假的窩點，更要對售假採取嚴厲的懲罰措施，徹底打掉製造假冒偽劣商品的「動力」。假如所有的商家都不敢或不願意出售假貨，那造假者又如何實現利潤呢？
打擊出售假貨的有效辦法，就是消費者和工商部門聯手，誰售假就打擊誰。首先，由消費者向有關工商部門投訴，工商部門根據消費者提供的線索對商家進行查處，如果一旦確認，就可以處以售假商家所有假冒偽劣商品價值10倍以上的罰款，同時對提供線索的消費者給予2到5倍不等的獎勵，這樣無論誰銷售假貨，無論他知道或不知道他所銷售的是假貨，一經查證就給予嚴厲懲處。這樣使商家在進貨時，不僅要對自己負責，更要對消費者負責，而那種進了假貨把損失轉嫁給消費者，或者明知是假貨但為了獲得高額利潤而故意欺騙消費者的行為都應該受到嚴厲的懲罰。通過外力的監督和約束，我們不僅可以打擊售假的商家，而且還能培養商家的誠信，最後到所有商家為了自身利益都拒絕假貨之時，假冒偽劣商品也就自然會銷聲匿跡，實現「無售不制」的局面。
為職業打假者合法化呼籲
——兼與梁慧星研究員商榷
國內媒體2002年7月後，一個引起公眾關注的老話題，由於《上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修訂草案)》的公布，再度浮出水面，不僅在消費者協會如上海消協和全國消協內部，而且在法學家間和傳媒間同時成為爭議的焦點。這個很長時期得不到解決的聚焦，即《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應該不應該，保護不保護「知假買假打假者」?如同《南方周末》(2002年7月25日)編者按：「在法律的爭議與現實的需求之間，我們還需要更深入的爭鳴與探討。」
其實決不限於法學家間甚至社會典論對此存在爭議，就是在司法界具體到某一個承審此類訴訟案件的法院內部，甚至合議庭內部也同樣會出現兩種分歧意見。據上海市黃浦區法院法官趙冰清說：兩種觀點之一認為，以打假為贏利手段，不是真正的消費者，不適用《消法》第49條；另一種則認為，不要去追究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只要商家確實售假，就構成欺詐，誰捉到，誰就應該得到賠償。
我以為：首先必須重溫所謂「退一賠一」即雙倍賠償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格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對於「知假買假」的分歧意見主要是對《消法》第49條中「消費者」概念理解不同造成的。那麼究竟什麼才是這一條的真正立法意圖呢?著名法學家梁慧星研究員在接受采訪時回答說：「我本人參與了《消法》的起草過程。在《消法》草案的專家討論會上，反對這條的人不少，而發言中極力主張制定這條的只有何山(全國人大法工委)、武高漢(原中國消協)和我3個人。當時我們只是想以經濟利益調動受欺詐的消費者維護自身權益的積極性，懲罰有欺詐行為的經營者，根本沒有想到有人會利用這條去牟利，在經營者和消費者之外竟出現了一個職業打假者。」梁先生認為「要是任由『知假買假』式的職業打假階層一味發展下去，就會形成一個脫離於公權和私權之外的、以打假為業的牟利行業」，並稱「知假買假』者「不合法」。
但是「我們」「3個人」之一的武高漢在接受電話采訪時認為：消費者是假冒偽劣商品的「天敵」。贊同《消法》第49條的還有當時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喬曉陽、胡康生等以及很多省市人大、消協的代表。對於「知假買假不屬於消費者」成了一個法律名詞並被爭論不休，武高漢感到「特別迷惑，特別悲哀」。他認為「知假買假」是經營者強加給消費者的概念，違背了《消法》立法的基本精神。
另一位何山不僅在6年前主動「疑假買假」，並將兩幅徐悲鴻的《奔馬圖》「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最後得到法院支持獲雙倍賠償。而且他認為，消費者購假索賠對社會有好處，應當鼓勵。個人打假既保護了消費者權益，也減少了政府的打假成本，應該得到關心和支持。
請允許直言，我贊賞梁研究員的「理性」和非「情緒化」，並且擁護「建立真正的政府『懸賞打假』制度」。但是，在《消法》沒有修改對消費者不包括「知假買假」的職業打假者，對此作出明確界定之前，比較而言，鑒於中國市場假貨充斥甚至以假亂真，李逵難辨，正如某電視劇一句經典台詞：「現在只有媽是真的，連爹都有假的」情況下，我倒覺得「職業打假者」應運而生，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縱使讓這些見義勇為的「打假英雄」「先富起來」而我輩不至因買生活必需品柴米油鹽醬醋茶也擔心偽劣又有何妨?我僅知天津出了個「王海」，贊成他關於「知假買假或打假無疑增加了賣假者的風險成本，對減少欺詐有好處，有利於社會公益」的觀點。據聞他已退出「打假」，在專心寫書；南京出了個「楊鴻」；上海出了個「王海東」。縱或全國大、中城市各有一名代表性人物，為有效遏制假冒偽劣泛濫而出現一個「職業打假者階層」，試問那又有什麼「社會危害性」?職業打假者與假冒偽劣同生共死，讓中國市場如同美國、日本甚至某些發展中小國一樣凈化，那又有什麼不好?
粱先生以《消法》起草者的身份闡釋「立法原意」，讓我們了解了立法當時粱先生本人的「原意」，但是立法一個相互斗爭和相互妥協的過程，參與起草法律的並不止一人，各個起草者的「原意」也殊難相同，在法律適用發生爭議的時候，去尋找「立法原意」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即使是某一個起草者本人的解釋也很難說就是「立法原意」，如果兩個起草者的「原意」相對立，那麼究竟誰的「原意」是「立法原意」呢?
法律一經制定就註定要落後於生活，因為法律條文是穩定的，而社會生活是變動不已的，法律必須與時俱進，要解決僵硬的法律條文和流動的社會生活的矛盾，非對法律進行解釋不可。清華大學法學院張明楷指出：「隨處可以看到的現象是，對於同樣的條文、同樣的用語，不同學派的學者可能有理有據地研究全不同的解釋。」而「判斷何為真詮，何為真釋，不僅要看是否符合文義，而且要看是否符合正義」(《刑法的基本立場序說》中國法制出版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據某個著名網站的調查，超過90%的網民贊成王海式的『知假買假』，輿論明顯呈『一邊倒』的態勢，絕非偶然。」《北京青年報》(2002年7月22日)《解讀「不保護知假買假」》談得好：「此次消費者針對『不保護知假買假』傳聞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民憤』，其實正是消費者在當前消費環境中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的一個縮影。」
至於司法監督，人人皆知，美國是由聯邦最高法院法官進行憲法監督與解釋。1930—1941年出任該院首席大法官查爾斯·埃文斯·胡果(Charles Erans Haghes)有一句坦率而驚世的名言：We are under theConstitution，but the Constitution is What the Judges say it is．大意應是：我們尊重(美國)憲法，但憲法是什麼，由法官說了算。
中國是成文法非判例法國家，法官不能造法。在司法支持打假，優化和凈化市場方面，我以為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支持王海東打假的一個《批復》是非常難能可貴，值得弘揚推介的。
1998年4月8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於原告王海東與上海真知旅遊購物中心產品質量糾紛一案的批復》：「原告向被告購買無繩電話，並無違法。被告向原告出售的無繩電話沒有郵電部門頒發的『入網許可證』，也未取得國家無線電管理委員會核發的『無繩電發射設備型號核准書』，屬國家法律、法規、政策禁止銷售的產品。被告這一行為是對不特定的消費者的欺詐。經營者違法經營不僅應接受行政處罰，也應對消費者承擔民事責任。故本案應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判令被告承擔責任。」
正是因為這個態度明確，不同凡響的《批復》，要求全市各級法院，無論購買商品者是什麼人，無論他是否知假和個人生活需要．凡經營者經舉報、審查確認構成欺詐的，一律適用《消法》第49條，給購買者退一賠一。這就使得上海市場相對全國各地市場而言，雖不能說假劣絕跡，確實做到了購物環境和執法環境的凈化和優化。這難道不是有目共睹和有口皆碑的么?建議最高人民法院除將「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為欺詐「(《關於貫徹施行<民法通則>若平問題的意見》第68條)延伸適用於 《消法》第49條，並將上引上海市高院《批復》推廣全國法院系統參考適用。
我們不是倡導借鑒外國先進經驗，說什麼他山石可攻玉嗎?現在美國以金融保安業聞名世界的平克頓公司從1992年就以「調查公司」的名義打進中國「打假」市場，據說該公司80％以上的業務集中在「打假」上。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優質品牌保護委員會是國內最大的對寶潔、聯合利華等74個跨國公司的品牌進行保護。其中寶潔公司每年假貨損值12億，聯合利華每年假貨損值3．4億。他們作為職業打假者不僅合法化，而且實現了規模化和企業化。既然洋人已經在我們鼻子下面不僅成為一個企業而且成了一個市場行業的主要業務，我們為什麼不把他們的經驗直接「拿來」學到手，甚至直到今天還要喋喋不休地爭論什麼「知假買假」合法不合法，受不受法律保護昵?
最後，呼籲對「職業打假者」，即運用《消法》第49條謀生的打假者，承認他們的行為不僅合情合理而且應予以合法化。我完全贊同《法制日報》(2002年7月18日)「為知假買假索賠行為正名」。因為「法理上講，承認知假買假者是消費者，是法治社會對公民個人權利重視和保護的表現。在法治社會里，公民依法享有對自己的合法財產佔有、支配和使用的權利與自由，任何其他機構與個人均無權對公民的花錢動機進行審查。從法理上講，社會輿論一邊倒地支持知假買假索賠行為與某些銷售假劣商品的商家對此恨之入骨的態度的對比，就足以辯明人心向背。因此，對於知假買假索賠行為，立法應該是開綠燈而不是亮紅牌。」請允許狗尾續貂；不僅立法，而且司法，行政、法學、律師，包括傳媒眾口鑠金，都該如此。
總而言之：為了中國市場凈化，為了中國出口誠信，為了中國精神文明，除了有效打擊假冒偽劣、打擊欺詐行為，別無選擇。「打假」是硬道理，是判斷是非的基礎和前提。除了依靠政府，依靠各行業包括消協打假，還須全社會動員起來對一切欺詐行為包括制假售假鳴鼓而攻之。對於「知假買假」的打假職業者，務必鼓勵、支持，使其合法化，而不容歧視、排斥，更不容否定。
『貳』 如何成為一個真正的職業打假者
你好！ 下面是你需要的文章資料，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祝你順利！ 具體可以參考一下「全國打假網」http://www.daja.net.cn/ 還可以看看以下的文章： 嚴懲售假者是打假的關鍵 新華網 全國聯合打假行動目前仍在深入開展，不斷傳來的戰果讓消費者感到振奮。雖然打假行動打掉了很多造假售假窩點，但同時暴露的問題也讓人憂慮。當前假冒偽劣違法犯罪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有些地方制假售假已成氣候，出現了假冒偽劣一個村、一條街和生產、銷售、運輸、倉儲、保管「一條龍」的態勢。另外，高科技的應用以及高學歷人員的參與，使得造假手段更趨隱蔽、復雜。如廣東省質量技術監督局在查處一涉嫌假冒高技術產品金剛石鋸片的造假窩點時，發現該造假工廠的管理人員大都具有大專以上學歷，懂法律，懂管理，懂技術，他們平時非常注意研究國內各名牌金剛石鋸片，造假水平相當高。因此，雖然打假的力度在不斷加強，但假冒偽劣商品大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感覺，再加上個別地方保護主義的庇護，制假售假者或抗拒執法，或與執法人員打起了「游擊」，導致一些地方假冒偽劣商品泛濫，打假形勢異常嚴峻。 假冒偽劣商品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為制售假貨可以獲得高額的利潤。制假是「源頭」，而售假則是制假的「動力」。製造假冒偽劣商品最終是為了銷售牟利，正所謂「無售不制」。執法部門在打假中，常常過分強調要從源頭上打擊假貨，給制假者以「重拳」，而對售假者的懲罰往往較輕甚至忽略。假貨沒收了制假的人還在，制假的設備摧毀了制假的技術還在，只不過是換一個時間和地點，同樣的制假者還會製造同樣的假貨並流入市場造成危害。有需求、有利潤，這就是為什麼假冒偽劣商品屢打不絕、越打越難的原因。 筆者以為，打假行動不僅要打擊制假，更要打擊售假，徹底摧毀假貨的盈利模式。有的商家特別喜歡賣假冒偽劣商品，因為這些商品利潤高，效益大，風險小，即使被工商部門查獲最多不過沒收，要消費者找上門來也可以推到制假者身上，一句「不知道」能賴就賴，這些比起他所獲得的利潤來真是微不足道。因此打假不僅要打掉制假的窩點，更要對售假採取嚴厲的懲罰措施，徹底打掉製造假冒偽劣商品的「動力」。假如所有的商家都不敢或不願意出售假貨，那造假者又如何實現利潤呢？ 打擊出售假貨的有效辦法，就是消費者和工商部門聯手，誰售假就打擊誰。首先，由消費者向有關工商部門投訴，工商部門根據消費者提供的線索對商家進行查處，如果一旦確認，就可以處以售假商家所有假冒偽劣商品價值10倍以上的罰款，同時對提供線索的消費者給予2到5倍不等的獎勵，這樣無論誰銷售假貨，無論他知道或不知道他所銷售的是假貨，一經查證就給予嚴厲懲處。這樣使商家在進貨時，不僅要對自己負責，更要對消費者負責，而那種進了假貨把損失轉嫁給消費者，或者明知是假貨但為了獲得高額利潤而故意欺騙消費者的行為都應該受到嚴厲的懲罰。通過外力的監督和約束，我們不僅可以打擊售假的商家，而且還能培養商家的誠信，最後到所有商家為了自身利益都拒絕假貨之時，假冒偽劣商品也就自然會銷聲匿跡，實現「無售不制」的局面。 為職業打假者合法化呼籲 ——兼與梁慧星研究員商榷 國內媒體2002年7月後，一個引起公眾關注的老話題，由於《上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修訂草案)》的公布，再度浮出水面，不僅在消費者協會如上海消協和全國消協內部，而且在法學家間和傳媒間同時成為爭議的焦點。這個很長時期得不到解決的聚焦，即《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應該不應該，保護不保護「知假買假打假者」?如同《南方周末》(2002年7月25日)編者按：「在法律的爭議與現實的需求之間，我們還需要更深入的爭鳴與探討。」 其實決不限於法學家間甚至社會典論對此存在爭議，就是在司法界具體到某一個承審此類訴訟案件的法院內部，甚至合議庭內部也同樣會出現兩種分歧意見。據上海市黃浦區法院法官趙冰清說：兩種觀點之一認為，以打假為贏利手段，不是真正的消費者，不適用《消法》第49條；另一種則認為，不要去追究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只要商家確實售假，就構成欺詐，誰捉到，誰就應該得到賠償。 我以為：首先必須重溫所謂「退一賠一」即雙倍賠償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格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對於「知假買假」的分歧意見主要是對《消法》第49條中「消費者」概念理解不同造成的。那麼究竟什麼才是這一條的真正立法意圖呢?著名法學家梁慧星研究員在接受采訪時回答說：「我本人參與了《消法》的起草過程。在《消法》草案的專家討論會上，反對這條的人不少，而發言中極力主張制定這條的只有何山(全國人大法工委)、武高漢(原中國消協)和我3個人。當時我們只是想以經濟利益調動受欺詐的消費者維護自身權益的積極性，懲罰有欺詐行為的經營者，根本沒有想到有人會利用這條去牟利，在經營者和消費者之外竟出現了一個職業打假者。」梁先生認為「要是任由『知假買假』式的職業打假階層一味發展下去，就會形成一個脫離於公權和私權之外的、以打假為業的牟利行業」，並稱「知假買假』者「不合法」。 但是「我們」「3個人」之一的武高漢在接受電話采訪時認為：消費者是假冒偽劣商品的「天敵」。贊同《消法》第49條的還有當時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喬曉陽、胡康生等以及很多省市人大、消協的代表。對於「知假買假不屬於消費者」成了一個法律名詞並被爭論不休，武高漢感到「特別迷惑，特別悲哀」。他認為「知假買假」是經營者強加給消費者的概念，違背了《消法》立法的基本精神。 另一位何山不僅在6年前主動「疑假買假」，並將兩幅徐悲鴻的《奔馬圖》「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最後得到法院支持獲雙倍賠償。而且他認為，消費者購假索賠對社會有好處，應當鼓勵。個人打假既保護了消費者權益，也減少了政府的打假成本，應該得到關心和支持。 請允許直言，我贊賞梁研究員的「理性」和非「情緒化」，並且擁護「建立真正的政府『懸賞打假』制度」。但是，在《消法》沒有修改對消費者不包括「知假買假」的職業打假者，對此作出明確界定之前，比較而言，鑒於中國市場假貨充斥甚至以假亂真，李逵難辨，正如某電視劇一句經典台詞：「現在只有媽是真的，連爹都有假的」情況下，我倒覺得「職業打假者」應運而生，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縱使讓這些見義勇為的「打假英雄」「先富起來」而我輩不至因買生活必需品柴米油鹽醬醋茶也擔心偽劣又有何妨?我僅知天津出了個「王海」，贊成他關於「知假買假或打假無疑增加了賣假者的風險成本，對減少欺詐有好處，有利於社會公益」的觀點。據聞他已退出「打假」，在專心寫書；南京出了個「楊鴻」；上海出了個「王海東」。縱或全國大、中城市各有一名代表性人物，為有效遏制假冒偽劣泛濫而出現一個「職業打假者階層」，試問那又有什麼「社會危害性」?職業打假者與假冒偽劣同生共死，讓中國市場如同美國、日本甚至某些發展中小國一樣凈化，那又有什麼不好? 粱先生以《消法》起草者的身份闡釋「立法原意」，讓我們了解了立法當時粱先生本人的「原意」，但是立法一個相互斗爭和相互妥協的過程，參與起草法律的並不止一人，各個起草者的「原意」也殊難相同，在法律適用發生爭議的時候，去尋找「立法原意」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即使是某一個起草者本人的解釋也很難說就是「立法原意」，如果兩個起草者的「原意」相對立，那麼究竟誰的「原意」是「立法原意」呢? 法律一經制定就註定要落後於生活，因為法律條文是穩定的，而社會生活是變動不已的，法律必須與時俱進，要解決僵硬的法律條文和流動的社會生活的矛盾，非對法律進行解釋不可。清華大學法學院張明楷指出：「隨處可以看到的現象是，對於同樣的條文、同樣的用語，不同學派的學者可能有理有據地研究全不同的解釋。」而「判斷何為真詮，何為真釋，不僅要看是否符合文義，而且要看是否符合正義」(《刑法的基本立場序說》中國法制出版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據某個著名網站的調查，超過90%的網民贊成王海式的『知假買假』，輿論明顯呈『一邊倒』的態勢，絕非偶然。」《北京青年報》(2002年7月22日)《解讀「不保護知假買假」》談得好：「此次消費者針對『不保護知假買假』傳聞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民憤』，其實正是消費者在當前消費環境中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的一個縮影。」 至於司法監督，人人皆知，美國是由聯邦最高法院法官進行憲法監督與解釋。1930—1941年出任該院首席大法官查爾斯·埃文斯·胡果(Charles Erans Haghes)有一句坦率而驚世的名言：We are under theConstitution，but the Constitution is What the Judges say it is．大意應是：我們尊重(美國)憲法，但憲法是什麼，由法官說了算。 中國是成文法非判例法國家，法官不能造法。在司法支持打假，優化和凈化市場方面，我以為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支持王海東打假的一個《批復》是非常難能可貴，值得弘揚推介的。 1998年4月8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於原告王海東與上海真知旅遊購物中心產品質量糾紛一案的批復》：「原告向被告購買無繩電話，並無違法。被告向原告出售的無繩電話沒有郵電部門頒發的『入網許可證』，也未取得國家無線電管理委員會核發的『無繩電發射設備型號核准書』，屬國家法律、法規、政策禁止銷售的產品。被告這一行為是對不特定的消費者的欺詐。經營者違法經營不僅應接受行政處罰，也應對消費者承擔民事責任。故本案應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判令被告承擔責任。」 正是因為這個態度明確，不同凡響的《批復》，要求全市各級法院，無論購買商品者是什麼人，無論他是否知假和個人生活需要．凡經營者經舉報、審查確認構成欺詐的，一律適用《消法》第49條，給購買者退一賠一。這就使得上海市場相對全國各地市場而言，雖不能說假劣絕跡，確實做到了購物環境和執法環境的凈化和優化。這難道不是有目共睹和有口皆碑的么?建議最高人民法院除將「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為欺詐「(《關於貫徹施行<民法通則>若平問題的意見》第68條)延伸適用於 《消法》第49條，並將上引上海市高院《批復》推廣全國法院系統參考適用。 我們不是倡導借鑒外國先進經驗，說什麼他山石可攻玉嗎?現在美國以金融保安業聞名世界的平克頓公司從1992年就以「調查公司」的名義打進中國「打假」市場，據說該公司80％以上的業務集中在「打假」上。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優質品牌保護委員會是國內最大的對寶潔、聯合利華等74個跨國公司的品牌進行保護。其中寶潔公司每年假貨損值12億，聯合利華每年假貨損值3．4億。他們作為職業打假者不僅合法化，而且實現了規模化和企業化。既然洋人已經在我們鼻子下面不僅成為一個企業而且成了一個市場行業的主要業務，我們為什麼不把他們的經驗直接「拿來」學到手，甚至直到今天還要喋喋不休地爭論什麼「知假買假」合法不合法，受不受法律保護昵? 最後，呼籲對「職業打假者」，即運用《消法》第49條謀生的打假者，承認他們的行為不僅合情合理而且應予以合法化。我完全贊同《法制日報》(2002年7月18日)「為知假買假索賠行為正名」。因為「法理上講，承認知假買假者是消費者，是法治社會對公民個人權利重視和保護的表現。在法治社會里，公民依法享有對自己的合法財產佔有、支配和使用的權利與自由，任何其他機構與個人均無權對公民的花錢動機進行審查。從法理上講，社會輿論一邊倒地支持知假買假索賠行為與某些銷售假劣商品的商家對此恨之入骨的態度的對比，就足以辯明人心向背。因此，對於知假買假索賠行為，立法應該是開綠燈而不是亮紅牌。」請允許狗尾續貂；不僅立法，而且司法，行政、法學、律師，包括傳媒眾口鑠金，都該如此。 總而言之：為了中國市場凈化，為了中國出口誠信，為了中國精神文明，除了有效打擊假冒偽劣、打擊欺詐行為，別無選擇。「打假」是硬道理，是判斷是非的基礎和前提。除了依靠政府，依靠各行業包括消協打假，還須全社會動員起來對一切欺詐行為包括制假售假鳴鼓而攻之。對於「知假買假」的打假職業者，務必鼓勵、支持，使其合法化，而不容歧視、排斥，更不容否定。
『叄』 職業打假人一單獲賠78萬 職業打假違法嗎
你好！ 下面是你需要的文章資料，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祝你順利！ 具體可以參考一下「全國打假中國」 還可以看看以下的文章： 嚴懲售假者是打假的關鍵 新華中國 全國聯合打假行動目前仍在深入開展，不斷傳來的戰果讓消費者感到振奮。雖然打假行動打掉了很多造假售假窩點，但同時暴露的問題也讓人憂慮。當前假冒偽劣違法犯罪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有些地方制假售假已成氣候，出現了假冒偽劣一個村、一條街和生產、銷售、運輸、倉儲、保管「一條龍」的態勢。另外，高科技的應用以及高學歷人員的參與，使得造假手段更趨隱蔽、復雜。如廣東省質量技術監督局在查處一涉嫌假冒高技術產品金剛石鋸片的造假窩點時，發現該造假工廠的管理人員大都具有大專以上學歷，懂法律，懂管理，懂技術，他們平時非常注意研究國內各名牌金剛石鋸片，造假水平相當高。因此，雖然打假的力度在不斷加強，但假冒偽劣商品大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感覺，再加上個別地方保護主義的庇護，制假售假者或抗拒執法，或與執法人員打起了「游擊」，導致一些地方假冒偽劣商品泛濫，打假形勢異常嚴峻。 假冒偽劣商品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為制售假貨可以獲得高額的利潤。制假是「源頭」，而售假則是制假的「動力」。製造假冒偽劣商品最終是為了銷售牟利，正所謂「無售不制」。執法部門在打假中，常常過分強調要從源頭上打擊假貨，給制假者以「重拳」，而對售假者的懲罰往往較輕甚至忽略。假貨沒收了制假的人還在，制假的設備摧毀了制假的技術還在，只不過是換一個時間和地點，同樣的制假者還會製造同樣的假貨並流入市場造成危害。有需求、有利潤，這就是為什麼假冒偽劣商品屢打不絕、越打越難的原因。 筆者以為，打假行動不僅要打擊制假，更要打擊售假，徹底摧毀假貨的盈利模式。有的商家特別喜歡賣假冒偽劣商品，因為這些商品利潤高，效益大，風險小，即使被工商部門查獲最多不過沒收，要消費者找上門來也可以推到制假者身上，一句「不知道」能賴就賴，這些比起他所獲得的利潤來真是微不足道。因此打假不僅要打掉制假的窩點，更要對售假採取嚴厲的懲罰措施，徹底打掉製造假冒偽劣商品的「動力」。假如所有的商家都不敢或不願意出售假貨，那造假者又如何實現利潤呢？ 打擊出售假貨的有效辦法，就是消費者和工商部門聯手，誰售假就打擊誰。首先，由消費者向有關工商部門投訴，工商部門根據消費者提供的線索對商家進行查處，如果一旦確認，就可以處以售假商家所有假冒偽劣商品價值10倍以上的罰款，同時對提供線索的消費者給予2到5倍不等的獎勵，這樣無論誰銷售假貨，無論他知道或不知道他所銷售的是假貨，一經查證就給予嚴厲懲處。這樣使商家在進貨時，不僅要對自己負責，更要對消費者負責，而那種進了假貨把損失轉嫁給消費者，或者明知是假貨但為了獲得高額利潤而故意欺騙消費者的行為都應該受到嚴厲的懲罰。通過外力的監督和約束，我們不僅可以打擊售假的商家，而且還能培養商家的誠信，最後到所有商家為了自身利益都拒絕假貨之時，假冒偽劣商品也就自然會銷聲匿跡，實現「無售不制」的局面。 為職業打假者合法化呼籲 ——兼與梁慧星研究員商榷 國內媒體2002年7月後，一個引起公眾關注的老話題，由於《上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修訂草案)》的公布，再度浮出水面，不僅在消費者協會如上海消協和全國消協內部，而且在法學家間和傳媒間同時成為爭議的焦點。這個很長時期得不到解決的聚焦，即《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應該不應該，保護不保護「知假買假打假者」?如同《南方周末》(2002年7月25日)編者按：「在法律的爭議與現實的需求之間，我們還需要更深入的爭鳴與探討。」 其實決不限於法學家間甚至社會典論對此存在爭議，就是在司法界具體到某一個承審此類訴訟案件的法院內部，甚至合議庭內部也同樣會出現兩種分歧意見。據上海市黃浦區法院法官趙冰清說：兩種觀點之一認為，以打假為贏利手段，不是真正的消費者，不適用《消法》第49條；另一種則認為，不要去追究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只要商家確實售假，就構成欺詐，誰捉到，誰就應該得到賠償。 我以為：首先必須重溫所謂「退一賠一」即雙倍賠償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格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對於「知假買假」的分歧意見主要是對《消法》第49條中「消費者」概念理解不同造成的。那麼究竟什麼才是這一條的真正立法意圖呢?著名法學家梁慧星研究員在接受采訪時回答說：「我本人參與了《消法》的起草過程。在《消法》草案的專家討論會上，反對這條的人不少，而發言中極力主張制定這條的只有何山(全國人大法工委)、武高漢(原中國消協)和我3個人。當時我們只是想以經濟利益調動受欺詐的消費者維護自身權益的積極性，懲罰有欺詐行為的經營者，根本沒有想到有人會利用這條去牟利，在經營者和消費者之外竟出現了一個職業打假者。」梁先生認為「要是任由『知假買假』式的職業打假階層一味發展下去，就會形成一個脫離於公權和私權之外的、以打假為業的牟利行業」，並稱「知假買假』者「不合法」。 但是「我們」「3個人」之一的武高漢在接受中國采訪時認為：消費者是假冒偽劣商品的「天敵」。贊同《消法》第49條的還有當時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喬曉陽、胡康生等以及很多省市人大、消協的代表。對於「知假買假不屬於消費者」成了一個法律名詞並被爭論不休，武高漢感到「特別迷惑，特別悲哀」。他認為「知假買假」是經營者強加給消費者的概念，違背了《消法》立法的基本精神。 另一位何山不僅在6年前主動「疑假買假」，並將兩幅徐悲鴻的《奔馬圖》「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最後得到法院支持獲雙倍賠償。而且他認為，消費者購假索賠對社會有好處，應當鼓勵。個人打假既保護了消費者權益，也減少了政府的打假成本，應該得到關心和支持。 請允許直言，我贊賞梁研究員的「理性」和非「情緒化」，並且擁護「建立真正的政府『懸賞打假』制度」。但是，在《消法》沒有修改對消費者不包括「知假買假」的職業打假者，對此作出明確界定之前，比較而言，鑒於中國市場假貨充斥甚至以假亂真，李逵難辨，正如某電視劇一句經典台詞：「現在只有媽是真的，連爹都有假的」情況下，我倒覺得「職業打假者」應運而生，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縱使讓這些見義勇為的「打假英雄」「先富起來」而我輩不至因買生活必需品柴米油鹽醬醋茶也擔心偽劣又有何妨?我僅知天津出了個「王海」，贊成他關於「知假買假或打假無疑增加了賣假者的風險成本，對減少欺詐有好處，有利於社會公益」的觀點。據聞他已退出「打假」，在專心寫書；南京出了個「楊鴻」；上海出了個「王海東」。縱或全國大、中城市各有一名代表性人物，為有效遏制假冒偽劣泛濫而出現一個「職業打假者階層」，試問那又有什麼「社會危害性」?職業打假者與假冒偽劣同生共死，讓中國市場如同美國、日本甚至某些發展中小國一樣凈化，那又有什麼不好? 粱先生以《消法》起草者的身份闡釋「立法原意」，讓我們了解了立法當時粱先生本人的「原意」，但是立法一個相互斗爭和相互妥協的過程，參與起草法律的並不止一人，各個起草者的「原意」也殊難相同，在法律適用發生爭議的時候，去尋找「立法原意」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即使是某一個起草者本人的解釋也很難說就是「立法原意」，如果兩個起草者的「原意」相對立，那麼究竟誰的「原意」是「立法原意」呢? 法律一經制定就註定要落後於生活，因為法律條文是穩定的，而社會生活是變動不已的，法律必須與時俱進，要解決僵硬的法律條文和流動的社會生活的矛盾，非對法律進行解釋不可。清華大學法學院張明楷指出：「隨處可以看到的現象是，對於同樣的條文、同樣的用語，不同學派的學者可能有理有據地研究全不同的解釋。」而「判斷何為真詮，何為真釋，不僅要看是否符合文義，而且要看是否符合正義」(《刑法的基本立場序說》中國法制出版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據某個著名中國站的調查，超過90%的中國民贊成王海式的『知假買假』，輿論明顯呈『一邊倒』的態勢，絕非偶然。」《北京青年報》(2002年7月22日)《解讀「不保護知假買假」》談得好：「此次消費者針對『不保護知假買假』傳聞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民憤』，其實正是消費者在當前消費環境中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的一個縮影。」 至於司法監督，人人皆知，美國是由聯邦最高法院法官進行憲法監督與解釋。1930—1941年出任該院首席大法官查爾斯·埃文斯·胡果(Charles Erans Haghes)有一句坦率而驚世的名言：We are under theConstitution，but the Constitution is What the Judges say it is．大意應是：我們尊重(美國)憲法，但憲法是什麼，由法官說了算。 中國是成文法非判例法國家，法官不能造法。在司法支持打假，優化和凈化市場方面，我以為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支持王海東打假的一個《批復》是非常難能可貴，值得弘揚推介的。 1998年4月8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於原告王海東與上海真知旅遊購物中心產品質量糾紛一案的批復》：「原告向被告購買無繩中國，並無違法。被告向原告出售的無繩中國沒有郵電部門頒發的『入中國許可證』，也未取得國家無線電管理委員會核發的『無繩電發射設備型號核准書』，屬國家法律、法規、政策禁止銷售的產品。被告這一行為是對不特定的消費者的欺詐。經營者違法經營不僅應接受行政處罰，也應對消費者承擔民事責任。故本案應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判令被告承擔責任。」 正是因為這個態度明確，不同凡響的《批復》，要求全市各級法院，無論購買商品者是什麼人，無論他是否知假和個人生活需要．凡經營者經舉報、審查確認構成欺詐的，一律適用《消法》第49條，給購買者退一賠一。這就使得上海市場相對全國各地市場而言，雖不能說假劣絕跡，確實做到了購物環境和執法環境的凈化和優化。這難道不是有目共睹和有口皆碑的么?建議最高人民法院除將「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為欺詐「(《關於貫徹施行若平問題的意見》第68條)延伸適用於 《消法》第49條，並將上引上海市高院《批復》推廣全國法院系統參考適用。 我們不是倡導借鑒外國先進經驗，說什麼他山石可攻玉嗎?現在美國以金融保安業聞名世界的平克頓公司從1992年就以「調查公司」的名義打進中國「打假」市場，據說該公司80％以上的業務集中在「打假」上。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優質品牌保護委員會是國內最大的對寶潔、聯合利華等74個跨國公司的品牌進行保護。其中寶潔公司每年假貨損值12億，聯合利華每年假貨損值3．4億。他們作為職業打假者不僅合法化，而且實現了規模化和企業化。既然洋人已經在我們鼻子下面不僅成為一個企業而且成了一個市場行業的主要業務，我們為什麼不把他們的經驗直接「拿來」學到手，甚至直到今天還要喋喋不休地爭論什麼「知假買假」合法不合法，受不受法律保護昵? 最後，呼籲對「職業打假者」，即運用《消法》第49條謀生的打假者，承認他們的行為不僅合情合理而且應予以合法化。我完全贊同《法制日報》(2002年7月18日)「為知假買假索賠行為正名」。因為「法理上講，承認知假買假者是消費者，是法治社會對公民個人權利重視和保護的表現。在法治社會里，公民依法享有對自己的合法財產佔有、支配和使用的權利與自由，任何其他機構與個人均無權對公民的花錢動機進行審查。從法理上講，社會輿論一邊倒地支持知假買假索賠行為與某些銷售假劣商品的商家對此恨之入骨的態度的對比，就足以辯明人心向背。因此，對於知假買假索賠行為，立法應該是開綠燈而不是亮紅牌。」請允許狗尾續貂；不僅立法，而且司法，行政、法學、律師，包括傳媒眾口鑠金，都該如此。 總而言之：為了中國市場凈化，為了中國出口誠信，為了中國精神文明，除了有效打擊假冒偽劣、打擊欺詐行為，別無選擇。「打假」是硬道理，是判斷是非的基礎和前提。除了依靠政府，依靠各行業包括消協打假，還須全社會動員起來對一切欺詐行為包括制假售假鳴鼓而攻之。對於「知假買假」的打假職業者，務必鼓勵、支持，使其合法化，而不容歧視、排斥，更不容否定。
『肆』 道醫傳承人徐小傑，有詳細的介紹嗎
首屆中醫葯傳承發展峰會9月17日在山東青島市盛大開幕！國家食葯監局老領導，青島市食葯監局領導們，青島市醫葯行業協會等單位出席了本屆峰會。原國家食葯監局局長齊謀甲與工商局總局武高漢司長的精彩演講讓參會的專家學者及醫葯行業企業受益非淺。中醫世家周楓萍教授關於三屍蟲及腫瘤方面的科普知識反響熱烈，在休息時間里周教授被圍的水泄不通，參會者爭相與其交流咨詢。道醫學傳承人徐小傑先生的演講更是將此次峰會的交流推向高點！徐小傑先生在演講中關於疾病的真相，如何不病及長壽，如何立命改運等幾大內容引起了參會領導以及眾多嘉賓的關注思考和廣泛興趣！這樣的峰會對於在社會上推動減少過度醫療，遠離葯物傷害，提升人體自愈力有著積極的意義！只有全民健康才有社會小康！本次活動的贊助單位青島上古道醫學研究院也引起了醫葯行業協會的關注與好評！
『伍』 如何做職業打假人
2015年9月1日新的廣告法上線，天貓、京東苦逼的賣家們又得為修改違禁詞忙活。
生活不容易，這時候如果又碰上職業的打假人該怎麼辦。
如果遇到打假，工商肯定會取證，如果無法證明是對的，那麼即將接受處罰。
下面舉例子來分享應對打假人妙招。
方法/步驟比如，打假人要投訴產品在京東的的描述是「宇宙最薄機身」，工商肯定要京東證明怎麼是最薄的，這時候直接給京東發一份免責函，告訴京東，有事背，是免責的。
工商開始和面對面，要給工商材料，這時候拖著不給，打假人會催促工商，工商又來催，就不給搪塞，這樣過了3個月，部分打假人就放棄了。
如果打假人等不下去投訴工商，工商就會給期限，肯定是拿不出證據，這時候就認栽，這時候工商給開發單，要求復議。
要求復議是90天內，就可以拖，到時間了，工商催，說在准備材料，然後拖個3-6個月，有一部分打假人又放棄了。
復議完了，肯定又又認栽，然後要求刑偵訴訟，這個時間是30-90天不等，等到最後期限要求訴訟，去法院叫50元訴訟，可以取證3個月。
一般法院對這個無厘頭訴訟是不理的，可以拖著。
因為訴訟了，工商是免責的，打假人告不了工商。
法院一直壓著案子，最後大多是不了了之。
也有幾率取證，又3個月開庭，然後判掛，3個月，要求2審，然後1234重復。
要記住，這期間是和工商訴訟，不是和打假人，認罰沒事，工商會出公示。
而且這個時間過去都1-2年了，打假人早忘記了。
就算沒忘記，也沒精力和周旋了。
『陸』 酒店的「開瓶費」是否合法啊
不合法，消費者有權自主決定購買或者不購買任何一種商品，這屬於強加式的消費。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第九條規定：消費者有權自主選擇提供商品或者服務的經營者，自由選擇商品品種或者服務方式，自主決定購買或者不購買任何一種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項服務。
第二十四條規定：「經營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
(6)武高漢工商局擴展閱讀
謝絕自帶酒水」不違法：
一、「收取開瓶費不合法」的判決，並不意味著「謝絕自帶酒水」也違法。道理很簡單，「收取開瓶費」與「謝絕自帶酒水」是不同的概念和行為。
二、「謝絕自帶酒水」並不侵害消費者選擇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九條規定：
「消費者享有自主選擇商品或者服務的權利。消費者有權自主選擇提供商品或者服務的經營者，自主選擇商品品種或者服務方式，自主決定購買或者不購買任何一種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項服務。消費者在自主選擇商品或者服務時，有權進行比較、鑒別和挑選。」
自從2006年12月22日新聞媒體報道《北京首起開瓶費案宣判禁收開瓶費首獲司法支持》以來，圍繞著「收取開瓶費是否合法」的爭論就沒有終止過。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收取開瓶費的做法，侵害了消費者的公平交易權，屬於不當得利，應予返還的判決無疑是正確的。中國消費者協會副秘書長武高漢「收取消費者『開瓶費』，侵犯了消費者的自由選擇權」的表示與法無據。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柒』 怎樣成為一名職業打假人
打假是可以起到監督商家的品質，和誠信等問題，對社會的和諧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畢竟是有政府的消費者協會和官方的工商部門等可以依法執行。「職業打假」應該是民間行為，希望沒有這樣的職業產生。而是由國家的正規部門來解決這一民間社會問題。
『捌』 如何成為職業打假人
全國聯合打假行動目前仍在深入開展，不斷傳來的戰果讓消費者感到振奮。雖然打假行動打掉了很多造假售假窩點，但同時暴露的問題也讓人憂慮。當前假冒偽劣違法犯罪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有些地方制假售假已成氣候，出現了假冒偽劣一個村、一條街和生產、銷售、運輸、倉儲、保管「一條龍」的態勢。另外，高科技的應用以及高學歷人員的參與，使得造假手段更趨隱蔽、復雜。如廣東省質量技術監督局在查處一涉嫌假冒高技術產品金剛石鋸片的造假窩點時，發現該造假工廠的管理人員大都具有大專以上學歷，懂法律，懂管理，懂技術，他們平時非常注意研究國內各名牌金剛石鋸片，造假水平相當高。因此，雖然打假的力度在不斷加強，但假冒偽劣商品大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感覺，再加上個別地方保護主義的庇護，制假售假者或抗拒執法，或與執法人員打起了「游擊」，導致一些地方假冒偽劣商品泛濫，打假形勢異常嚴峻。
假冒偽劣商品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為制售假貨可以獲得高額的利潤。制假是「源頭」，而售假則是制假的「動力」。製造假冒偽劣商品最終是為了銷售牟利，正所謂「無售不制」。執法部門在打假中，常常過分強調要從源頭上打擊假貨，給制假者以「重拳」，而對售假者的懲罰往往較輕甚至忽略。假貨沒收了制假的人還在，制假的設備摧毀了制假的技術還在，只不過是換一個時間和地點，同樣的制假者還會製造同樣的假貨並流入市場造成危害。有需求、有利潤，這就是為什麼假冒偽劣商品屢打不絕、越打越難的原因。
筆者以為，打假行動不僅要打擊制假，更要打擊售假，徹底摧毀假貨的盈利模式。有的商家特別喜歡賣假冒偽劣商品，因為這些商品利潤高，效益大，風險小，即使被工商部門查獲最多不過沒收，要消費者找上門來也可以推到制假者身上，一句「不知道」能賴就賴，這些比起他所獲得的利潤來真是微不足道。因此打假不僅要打掉制假的窩點，更要對售假採取嚴厲的懲罰措施，徹底打掉製造假冒偽劣商品的「動力」。假如所有的商家都不敢或不願意出售假貨，那造假者又如何實現利潤呢？
打擊出售假貨的有效辦法，就是消費者和工商部門聯手，誰售假就打擊誰。首先，由消費者向有關工商部門投訴，工商部門根據消費者提供的線索對商家進行查處，如果一旦確認，就可以處以售假商家所有假冒偽劣商品價值10倍以上的罰款，同時對提供線索的消費者給予2到5倍不等的獎勵，這樣無論誰銷售假貨，無論他知道或不知道他所銷售的是假貨，一經查證就給予嚴厲懲處。這樣使商家在進貨時，不僅要對自己負責，更要對消費者負責，而那種進了假貨把損失轉嫁給消費者，或者明知是假貨但為了獲得高額利潤而故意欺騙消費者的行為都應該受到嚴厲的懲罰。通過外力的監督和約束，我們不僅可以打擊售假的商家，而且還能培養商家的誠信，最後到所有商家為了自身利益都拒絕假貨之時，假冒偽劣商品也就自然會銷聲匿跡，實現「無售不制」的局面。
為職業打假者合法化呼籲
——兼與梁慧星研究員商榷
國內媒體2002年7月後，一個引起公眾關注的老話題，由於《上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修訂草案)》的公布，再度浮出水面，不僅在消費者協會如上海消協和全國消協內部，而且在法學家間和傳媒間同時成為爭議的焦點。這個很長時期得不到解決的聚焦，即《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應該不應該，保護不保護「知假買假打假者」?如同《南方周末》(2002年7月25日)編者按：「在法律的爭議與現實的需求之間，我們還需要更深入的爭鳴與探討。」
其實決不限於法學家間甚至社會典論對此存在爭議，就是在司法界具體到某一個承審此類訴訟案件的法院內部，甚至合議庭內部也同樣會出現兩種分歧意見。據上海市黃浦區法院法官趙冰清說：兩種觀點之一認為，以打假為贏利手段，不是真正的消費者，不適用《消法》第49條；另一種則認為，不要去追究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只要商家確實售假，就構成欺詐，誰捉到，誰就應該得到賠償。
我以為：首先必須重溫所謂「退一賠一」即雙倍賠償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格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對於「知假買假」的分歧意見主要是對《消法》第49條中「消費者」概念理解不同造成的。那麼究竟什麼才是這一條的真正立法意圖呢?著名法學家梁慧星研究員在接受采訪時回答說：「我本人參與了《消法》的起草過程。在《消法》草案的專家討論會上，反對這條的人不少，而發言中極力主張制定這條的只有何山(全國人大法工委)、武高漢(原中國消協)和我3個人。當時我們只是想以經濟利益調動受欺詐的消費者維護自身權益的積極性，懲罰有欺詐行為的經營者，根本沒有想到有人會利用這條去牟利，在經營者和消費者之外竟出現了一個職業打假者。」梁先生認為「要是任由『知假買假』式的職業打假階層一味發展下去，就會形成一個脫離於公權和私權之外的、以打假為業的牟利行業」，並稱「知假買假』者「不合法」。
但是「我們」「3個人」之一的武高漢在接受電話采訪時認為：消費者是假冒偽劣商品的「天敵」。贊同《消法》第49條的還有當時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喬曉陽、胡康生等以及很多省市人大、消協的代表。對於「知假買假不屬於消費者」成了一個法律名詞並被爭論不休，武高漢感到「特別迷惑，特別悲哀」。他認為「知假買假」是經營者強加給消費者的概念，違背了《消法》立法的基本精神。
另一位何山不僅在6年前主動「疑假買假」，並將兩幅徐悲鴻的《奔馬圖》「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最後得到法院支持獲雙倍賠償。而且他認為，消費者購假索賠對社會有好處，應當鼓勵。個人打假既保護了消費者權益，也減少了政府的打假成本，應該得到關心和支持。
請允許直言，我贊賞梁研究員的「理性」和非「情緒化」，並且擁護「建立真正的政府『懸賞打假』制度」。但是，在《消法》沒有修改對消費者不包括「知假買假」的職業打假者，對此作出明確界定之前，比較而言，鑒於中國市場假貨充斥甚至以假亂真，李逵難辨，正如某電視劇一句經典台詞：「現在只有媽是真的，連爹都有假的」情況下，我倒覺得「職業打假者」應運而生，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縱使讓這些見義勇為的「打假英雄」「先富起來」而我輩不至因買生活必需品柴米油鹽醬醋茶也擔心偽劣又有何妨?我僅知天津出了個「王海」，贊成他關於「知假買假或打假無疑增加了賣假者的風險成本，對減少欺詐有好處，有利於社會公益」的觀點。據聞他已退出「打假」，在專心寫書；南京出了個「楊鴻」；上海出了個「王海東」。縱或全國大、中城市各有一名代表性人物，為有效遏制假冒偽劣泛濫而出現一個「職業打假者階層」，試問那又有什麼「社會危害性」?職業打假者與假冒偽劣同生共死，讓中國市場如同美國、日本甚至某些發展中小國一樣凈化，那又有什麼不好?
粱先生以《消法》起草者的身份闡釋「立法原意」，讓我們了解了立法當時粱先生本人的「原意」，但是立法一個相互斗爭和相互妥協的過程，參與起草法律的並不止一人，各個起草者的「原意」也殊難相同，在法律適用發生爭議的時候，去尋找「立法原意」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即使是某一個起草者本人的解釋也很難說就是「立法原意」，如果兩個起草者的「原意」相對立，那麼究竟誰的「原意」是「立法原意」呢?
法律一經制定就註定要落後於生活，因為法律條文是穩定的，而社會生活是變動不已的，法律必須與時俱進，要解決僵硬的法律條文和流動的社會生活的矛盾，非對法律進行解釋不可。清華大學法學院張明楷指出：「隨處可以看到的現象是，對於同樣的條文、同樣的用語，不同學派的學者可能有理有據地研究全不同的解釋。」而「判斷何為真詮，何為真釋，不僅要看是否符合文義，而且要看是否符合正義」(《刑法的基本立場序說》中國法制出版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據某個著名網站的調查，超過90%的網民贊成王海式的『知假買假』，輿論明顯呈『一邊倒』的態勢，絕非偶然。」《北京青年報》(2002年7月22日)《解讀「不保護知假買假」》談得好：「此次消費者針對『不保護知假買假』傳聞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民憤』，其實正是消費者在當前消費環境中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的一個縮影。」
至於司法監督，人人皆知，美國是由聯邦最高法院法官進行憲法監督與解釋。1930—1941年出任該院首席大法官查爾斯·埃文斯·胡果(Charles Erans Haghes)有一句坦率而驚世的名言：We are under theConstitution，but the Constitution is What the Judges say it is．大意應是：我們尊重(美國)憲法，但憲法是什麼，由法官說了算。
中國是成文法非判例法國家，法官不能造法。在司法支持打假，優化和凈化市場方面，我以為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支持王海東打假的一個《批復》是非常難能可貴，值得弘揚推介的。
1998年4月8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於原告王海東與上海真知旅遊購物中心產品質量糾紛一案的批復》：「原告向被告購買無繩電話，並無違法。被告向原告出售的無繩電話沒有郵電部門頒發的『入網許可證』，也未取得國家無線電管理委員會核發的『無繩電發射設備型號核准書』，屬國家法律、法規、政策禁止銷售的產品。被告這一行為是對不特定的消費者的欺詐。經營者違法經營不僅應接受行政處罰，也應對消費者承擔民事責任。故本案應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判令被告承擔責任。」
正是因為這個態度明確，不同凡響的《批復》，要求全市各級法院，無論購買商品者是什麼人，無論他是否知假和個人生活需要．凡經營者經舉報、審查確認構成欺詐的，一律適用《消法》第49條，給購買者退一賠一。這就使得上海市場相對全國各地市場而言，雖不能說假劣絕跡，確實做到了購物環境和執法環境的凈化和優化。這難道不是有目共睹和有口皆碑的么?建議最高人民法院除將「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為欺詐「(《關於貫徹施行<民法通則>若平問題的意見》第68條)延伸適用於 《消法》第49條，並將上引上海市高院《批復》推廣全國法院系統參考適用。
我們不是倡導借鑒外國先進經驗，說什麼他山石可攻玉嗎?現在美國以金融保安業聞名世界的平克頓公司從1992年就以「調查公司」的名義打進中國「打假」市場，據說該公司80％以上的業務集中在「打假」上。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優質品牌保護委員會是國內最大的對寶潔、聯合利華等74個跨國公司的品牌進行保護。其中寶潔公司每年假貨損值12億，聯合利華每年假貨損值3．4億。他們作為職業打假者不僅合法化，而且實現了規模化和企業化。既然洋人已經在我們鼻子下面不僅成為一個企業而且成了一個市場行業的主要業務，我們為什麼不把他們的經驗直接「拿來」學到手，甚至直到今天還要喋喋不休地爭論什麼「知假買假」合法不合法，受不受法律保護昵?
最後，呼籲對「職業打假者」，即運用《消法》第49條謀生的打假者，承認他們的行為不僅合情合理而且應予以合法化。我完全贊同《法制日報》(2002年7月18日)「為知假買假索賠行為正名」。因為「法理上講，承認知假買假者是消費者，是法治社會對公民個人權利重視和保護的表現。在法治社會里，公民依法享有對自己的合法財產佔有、支配和使用的權利與自由，任何其他機構與個人均無權對公民的花錢動機進行審查。從法理上講，社會輿論一邊倒地支持知假買假索賠行為與某些銷售假劣商品的商家對此恨之入骨的態度的對比，就足以辯明人心向背。因此，對於知假買假索賠行為，立法應該是開綠燈而不是亮紅牌。」請允許狗尾續貂；不僅立法，而且司法，行政、法學、律師，包括傳媒眾口鑠金，都該如此。
總而言之：為了中國市場凈化，為了中國出口誠信，為了中國精神文明，除了有效打擊假冒偽劣、打擊欺詐行為，別無選擇。「打假」是硬道理，是判斷是非的基礎和前提。除了依靠政府，依靠各行業包括消協打假，還須全社會動員起來對一切欺詐行為包括制假售假鳴鼓而攻之。對於「知假買假」的打假職業者，務必鼓勵、支持，使其合法化，而不容歧視、排斥，更不容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