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的現狀和趨勢

㈠ 如何改變我國社會公共服務事業發展滯後的現狀

的方法來解決中國的人口問題

黨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

第16屆黨代表大會的決定和十六屆三，四，五，六中全會，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思想，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全面解決中國的人口問題，現作出如下決定。

一個清醒的認識全面加強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

人口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一直是制約我們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是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在中國實行計劃生育以來，全國有不到400萬人，提前的時間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歷史性轉變，有效地緩解了人口壓力，資源，環境，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實踐證明，中國堅定不移地實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並在促進世界人口與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前中國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形勢總體上是好的。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中國人口的發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低生育水平面臨反彈的風險的現實的復雜局面。在二十一世紀的一半將迎來總人口，勞動年齡人口和老年人口高峰。在未來十年中，人口慣性增長勢頭依然強勁，總人口仍將800-1000人每年的凈增長，人口的整體素質水平不高，難以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的要求，綜合國力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龐大，就業形勢比較嚴峻，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增加，社會保障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出生性別比偏高，構成了潛在的威脅到社會的穩定，流動性和遷移人口持續增加，對公共資源的分配，並造成了巨大的挑戰;差結構趨於多元化促進社會均衡發展的任務十分艱巨。總之，人口眾多，人均少的國情，人口沉重的壓力情況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人口，資源和環境之間關系緊張的情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主要問題，無一例外，面對中國快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人口的數量，素質，結構，分布密切相關，在人口問題上的任何失誤都會有對經濟的影響，社會發展產生難以逆轉的長期影響。協調的人的全面發展，以解決人口問題，變人口壓力為人力資源優勢，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持久的動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的戰略選擇國家。全黨一定要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高度為公眾利益服務，執政為民的高度，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高度，從未來的中國國家高度負責，堅持不懈地努力，做好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新時代。

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道路路與

30年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實踐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主要是：我們必須繼續長長期實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穩定和完善人口政策和計劃生育政策，堅持人口與發展綜合決策，並充分發揮的主導作用，把黨和政府在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堅持國家指導與自願，宣傳和教育群眾的利益為導向的管理工作，結合整體推進的分類指導，加強和改進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堅持理論創新，體制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持續改進人口和計劃生育管理，根據法律，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水平，堅持以開放，務實的態度開展國際合作與交流人口與發展，樹立形象的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人口。

「十一五」期間，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進入穩定低生育水平，合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促進全面發展的新階段。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這是必須堅持的基本經驗已經證明了自己多年來，也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不斷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思路，內涵和途徑。要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優先投資人的全面發展，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質，改善人口結構，引導人口的合理分布，保障安全的人口，促進人口大國到人力資本強國的轉變，促進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和可持續發展。

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農村地區。農村生產力還不發達，公共事業發展緩慢，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群眾的生育觀念還沒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基層工作發展不平衡，流動人口管??理服務缺乏有效的手段穩定低生育水平面臨諸多困難，人口結構性矛盾和深層次問題日益突出。因此，我們必須堅持城市和農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在農村地區，以穩定低生育水平，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重中之重，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農村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納入總體部署，進一步開放中國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情況。

千方百計穩定低生育水平穩定低生育水平是新時期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務，「十一五」 「期間實現這一任務的關鍵時期。綜合分析的經濟，社會和人口發展趨勢，到「十一五」期間，總人口（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省）控制在小於13.6萬人，預計到2020年，總人口控制在14.5萬人左右，總和生育率穩定在更替水平之下。

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穩定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黨政第一把手親自抓，負總責，堅定不移地穩定的機構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堅定不移地走創新人口和計劃生育系統工作團隊，機制，手段和方法，以感動。全面的基層工作，根據法律規定，結合思想政治教育和利益導向，綜合運用法律，行政，教育，經濟等手段，建立健全的法制化管理，自治村（居委會），優質的服務，政策推動，綜合治理的一個長期的工作機制。

建立和完善政府的主要人口政策和計劃生育利益，社會補體系統。在全國計劃生育作出貢獻的國家應使計劃生育家庭優先分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規劃免費的基礎服務體系，積極探索建立的一個孩子傷殘死亡家庭獎勵扶助的農村家庭和少生快富「工程，實施家庭獎勵制度的全面實施，長期的回報節育措施，節育手術保險，城市計劃生育夫婦，一次性獎勵制度。計劃生育社會救助的條件下，通過城鄉最低生活保障金，醫療救助以及農村家庭的五保戶支持特困戶生活救助制度，幫助他們就業培訓，合作醫療，扶貧開發，宅基地劃分，改水和衛生設施，沼氣應用，新技術的推廣，有關部門制定和完善農村規劃，特別是獨生子女家庭，雙女戶的優惠政策，按照資格的原則，財務管理，資金發放，社會監督的職責劃分，以確保每一個符合條件的對象收到獎??勵扶助，並能享受優惠的政策。

㈡ 公共服務社會化的重點和難點

難點在來縣域，城鄉統籌、包括推自進城鎮化都離不開縣級公共服務能力的提升，計劃對縣域基本公共服務現狀進行全面評估，按照服務能力進行分類，在摸清家底的條件下提出有針對性的分類指導政策工具包，以提升不同類型縣域基本公共服務水平。
另一個難點是不同人群享受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差異，特別是在城市框架內，中心城區與新城、城鄉結合部、邊遠區域。包括區域一體化的大城市群都面臨著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區域一體化的問題，如京津冀一體化公共服務如何資源配置、制度保障、可用政策工具等。

重點在城鄉一體化和區域一體化兩個層面。

㈢ 結合現狀,論述公共管理未來的發展趨勢

公共管理是一門經濟、管理、社會科學三者有機結合的科學，注重培養學生對公共事物的分析、管理能力。公共管理對數學的要求沒有工商管理和管理科學那麼，但是需要針對不同專業加試不同的科目。行政管理需要有政治學基礎，醫療管理一般只接受本科是醫學的學生，教育經濟與管理要求學生本科階段須修滿一定學分的經濟、管理課程，土地資源管理要求考察土地測量、土地資源利用的有關知識，社會要考察社會學的基礎知識。

從事社會和行政管理工作

行政管理專業的研究生畢業後多選擇考公務員或者在事業單位從事行政管理工作，也有的在外資企業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社會和行政管理類似，主要服務於政府機構，也需要公務員考試，也有許多人在人力資源公司、獵頭公司尋找機會。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專業主要服務於大型醫院，此專業畢業生的就業形勢比較穩定，不過近幾年也有飽和的趨勢。土地資源管理看似是為政府培養土地管理人才，其實更多人進入了房地產公司從事土地購買、土地管理、房產管理等工作，如果再具有測量、法律等方面的知識，將更受用人單位的青睞。

一般情況下，政治學、國際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專業報考行政管理，醫學報考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經濟學、管理學、教育學報考教育經濟管理，土地資源、測繪科學、房地產管理等專業報考土地資源管理。

㈣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歷史趨勢

毋庸置疑，經過前一階段的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急劇轉型，我國經濟社會的基本需求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不僅要求盡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應對生態環境惡化和能源資源短缺引發的嚴峻挑戰，而且要求加快建立覆蓋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應對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所帶來的新的挑戰。有關資料顯示，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多項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相繼超越生存型社會的臨界值。就恩格爾系數來看，2000年城市達到39. 4%，農村達到49. 1% ，均低於50%的臨界值。同年，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首次降至50%的臨界值。2001年，第一產業比重降至14. 1%，首次低於15%的臨界值；第三產業比重達到40.7%，首次超過40%的臨界值。2003年，城鎮化率達到40. 5%，首次超過40%的臨界值。從這些量化標准來判斷，我國在21世紀初開始由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過渡。在這一進程中，廣大社會成員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同公共產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務不到位的問題成為日益突出的階段性矛盾。[1]由此可見，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緊迫任務。
社會發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實現人人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必然選擇。換句話說，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過程，共享社會發展成果是結果，它們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要維護社會公平。在當前，通過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解決民生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體現社會公平的迫切需要。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諸多不和諧因素，有的是發展不夠的問題，有的則是共享不夠的問題，即沒有很好地讓全體人民公平公正地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按理說，社會進步的成果應當由全社會來共享，但實際上是由強勢群體來享受或首先享受；同樣，社會代價的後果應當由全社會來分擔，但實際上大部分卻由弱勢群體來承擔或主要來承擔。因此，處在強勢群體中的人，與處在弱勢群體中的人，對社會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強勢群體由於得到很多利益，認為這個社會好，希望維持現狀，對社會認同感較高；而處在弱勢群體中的人，由於地位下降或利益受損，對社會有一種不滿情緒，甚至希望改變現狀，因而對社會的認同感較差。這種復雜的情況必然導致社會矛盾和沖突的產生。所以，必須針對影響社會和諧的突出矛盾，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真正把改革發展成果體現在人民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的不斷提高上，體現在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上，體現在人民享有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各方面權益得到充分保障上，以此來促進和諧社會建設。
還應當看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衡量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可行標准。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目標實現與否需藉助科學、合理的評判標准，但它具有難測度性，需要一個可行的衡量標准來評判它。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正是一個可行的衡量標准。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本質是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人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程度的高低；另一方面，相對於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難測度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各項指標可以量化，所以它是衡量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可行標准。目前，「4E」標准即效果性、效率性、經濟性、公平性是評價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客觀標准，其中的公平性標准即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如「基準評價指標」（即標桿法，就是預先選定一個組織或一個標准，並將其作為本組織一定期限內努力的方向和試圖達到的目標，到設定期末，測度本組織完成預定目標的程度和質量，即為該組織的基準績效得分）、「地區差異指標」（即同一種公共服務，評估得分最大地區與評估得分最小地區間的得分之比）等，[2]均是很實用的公平性評價標准。

㈤ 服務經濟的發展現狀

自20世紀中期以來，世界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革，自工業革命以來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的製造業在西方國家國民經濟中的比例日漸減少，作用日漸削弱，而各類新興、門類繁多的服務部門蓬勃發展，全球經濟正在進入服務經濟時代。
隨著服務經濟的發展，服務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與日俱爭，一個國家的服務水平也反映了該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國際競爭力。下表是一些國家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 國家 服務業對國民經濟的凈增加值的貢獻（%） 服務行業國民就業率（%） 1992 2002 1993 2003 澳大利亞 68.3 71.2 71.1 74.8 法國 67.5 72.1 67.8 73 德國 62 69.2 57.6 65.6 日本 59.9 68 59.8 66.6 韓國 47.6 53.4 52.5 63.6 英國 66.3 72.1 68.6 75.2 美國 72 75.6 73.2 78.3 加拿大 68.1 63.8 74 74.7 義大利 64.1 69 58.2 62.9 中國 27.2 35 21.2 29.3 資料來源：OECD in figures，2004 edition.statistics on member Country,OECD,Paris ,原表位於第九頁，中國的數字為編譯者後加，原書中沒有。《服務營銷與管理—基於戰略的視角》P6-7
附:服務經濟重要學術人員
鄭吉昌教授 國內服務經濟學主要學術帶頭人，現任中國服務經濟研究中心（CCSE）主任，同時被國家發改委及商務部特聘為服務經濟的首席專家，兼任國務院服務業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成員及國家十一五服務業發展規劃專家組成員。以深厚的學術造詣在國內服務業經濟研究界享有盛譽。 （一）服務業內部結構升級趨勢明顯
服務業內部結構升級趨勢體現為服務業從勞動密集型轉向知識密集型，知識、技術含量高的現代服務業逐漸占據服務業的主導地位。從產業的投入要素看，農業主要受自然資源要素約束，製造業主要受物質資本要素約束，傳統服務業主要受勞動力要素約束，而現代服務業從業人員所具有整體上的高學歷、高職稱、高薪水特徵，說明現代服務業主要受人力資本要素約束。西奧多·舒爾茨（1961年）提出了人力資本的概念，認為人力資本是凝結於勞動者身上，通過投資費用轉化而來，表現為勞動者技能和技巧的資本，具有同物質資本一樣的可積累性。盧卡斯（1998年）和羅默（1990年）的研究均表明，高質量的經濟增長主要來源於人力資本存量的有效積累。筆者認為，服務業內部結構升級從本質上看是人力資本逐步取代物質資本主導經濟增長的集中表現，這種升級受經濟發展、分工深化和技術進步的驅動。
經濟發展使人力資本對現代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作用日益凸現，經濟學家羅伯特·福格爾2004年在其「經濟增長性質的變革」一文中，高度評價了人力資本對現代經濟增長的貢獻。這一革命性的認識激發了人們對自身素質提高的渴望，驅動了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動機。無論從人們個體還是國家整體來看，都迫切感覺到投資於自身素質和國民素質以增強個人和國家的競爭力是一項十分緊迫和必要的任務。世界銀行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貸款方針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也隨著這一變革進行了相應調整，由早期主要投向基礎設施轉向人力資本投資領域。分工深化帶動了對服務的中間需求，服務在商品生產體系內部展開，與商品生產、流通和消費有關的信息的搜集、處理、加工等需求帶動了信息服務業的發展。同時分工深化使企業的組織結構發生變革，從而導致管理和市場運作等與生產的信息處理有關的部門的逐漸強化和在專業分工基礎上的獨立化，推動了諸如研發、會計、咨詢等專業服務業的發展。
技術進步驅動了一些現代新興服務業如管理、咨詢、廣告服務的發展。這些服務業所提供的服務愈來愈以承載專業知識、專業技能或信息為己任，也就是說「服務」產品本身也在「知識化」和「信息化」。另一方面，服務業通過運用不斷進步的信息技術使自身的生產率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即服務業的生產技術也在 「知識化」和「信息化」，如連鎖經營、電子商務等服務在全球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信息技術，實現了服務產品在全球范圍內的規模化經營，如沃爾瑪、家樂福都是全球連鎖經營的傑出代表。
服務業內部結構的升級趨勢在發達國家尤為明顯。西方國家在經歷上個世紀70年代經濟「滯脹」現象的窘境後，利用服務業內部結構升級，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的健康穩定增長。有研究表明，服務業內部結構呈現升級趨勢的國家，其國民經濟結構的穩定性也會得到增強。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發達國家的經濟「服務化」實際是 「知識化」或「信息化」。在世界經濟合作組織的國家中，金融、保險、房地產及經營服務等服務產業的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均超過了1/3。
（二）服務業的全球競爭日益加劇
隨著各國服務市場開放度不斷提高，服務業全球競爭的格局基本形成。其次，跨國服務企業的迅速崛起，加劇了全球服務業的競爭。以發達國家跨國服務企業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張為代表，如國際零售業巨頭沃爾瑪、家樂福，這些跨國零售巨頭的海外銷售額幾乎佔到其全部銷售額的50%以上，其全球化可見一斑。另外金融業、商務服務業等領域也有諸多在全球范圍經營的傑出代表，這些領域也成為跨國服務企業的重點拓展領域。
隨著中國服務市場的全面開放，中國必將成為世界服務業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全球跨國服務性企業都將目標瞄準發展潛力巨大的中國服務業市場。2004年底，美國聯合包裹運送服務公司 (UPS)承諾在2005年追加6億美元到中國的快遞業；2005年3月，荷蘭國際集團和德意志銀行入股北京銀行，分別持有該銀行20%和5%的股份；2005年3月19日，德勤會計事務所簽署協議收購中國本土最大會計事務所北京天健會計師事務所，並准備在未來4年裡投資1億美元；2005年4月6 日，全球最大的管理咨詢公司之一，畢博的董事長麥克吉瑞?羅德拜訪中國建設銀行，為進入中國金融業咨詢服務領域展開公關活動。
（三）全球製造業的逐步服務化
一方面，許多製造企業的專業服務呈外包趨勢，使製造業和服務業之間彼此依賴的程度日益加深。美國企業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致力於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而把企業的專業服務進行全球外包，這一成功的運作，極大地提高了美國產品和服務的全球競爭力。另一方面，服務經濟中的製造業對服務的關注熱情也是空前高漲，諸如汽車、家電、計算機等許多製造商同服務企業一樣注重管理他們的服務，這些製造商已認識到進行全球競爭需要提供優質的服務。服務正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競爭手段和提供形成巨大競爭優勢的關鍵潛力。
從通用電氣、施樂、惠普、IBM到海爾，這些利潤大都來自產品銷售的企業正迅速轉變為服務提供商。通用電器公司打算通過服務來創造75%的利潤。IBM 從它為硬體業務所做的基本服務中得到了其收入的33%，包括計算機租賃、維修和軟體。太多的製造商正在迅速的捲入到服務當中，加入到基礎生產商品的服務越來越多，延期付款和租賃系統、培訓、服務合同、咨詢服務等，以通過新的服務領域來獲取競爭優勢。在製造業工作的65%和76%的員工也正在從事服務工作，如研發、維修、設計等。可見，當今領先的製造商都是在其傳統製造業務上通過增加服務從而獲取競爭優勢的，如果世界上的競爭模仿日益增加，那麼服務就是產生差異性的主要手段。服務經濟中的製造企業也越來越多地依賴服務並將它作為重要的競爭手段，製造業也會逐步服務化，服務成為當今全球經濟的主導要素。
中國發展服務經濟的戰略及實踐
當今世界幾乎所有高度發達的國家都已經成為「服務經濟體」，而中國的服務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換一個角度思考，這意味著未來中國發展服務經濟的空間和潛力巨大，其中，生產性服務業被視為中國向服務經濟全面轉型的最佳突破領域。 據世界銀行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和服務業就業佔全部就業的比重，大多已超過70%，發展中國家這兩大指標的平均水平為45%。也就是說，世界發達國家已經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發展中國家則正在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中國發展服務經濟是大勢所趨。
當前，全球經濟進入又一輪周期性調整，這預示著新一輪生產性服務發展契機的出現。歷史證明，經濟周期與生產性服務市場發展之間有著某種必然的關聯。始於2007年的次貸危機極有可能導致又一次經濟觸底，並帶來新的生產性服務市場發展機會。日益融入全球經濟的中國正應該抓住這一契機。 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包含服務產出、服務業就業、服務消費、服務貿易、服務業投資五大主要經濟活動。對比發現，中國在服務經濟五大主導組成部分的指標都偏低。
2007年，中國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為41%，略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中國服務業就業人口佔全國就業人員的比重為32.4%，遠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中國的服務消費水平也偏低。2006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佔全部消費支出的比重僅為28.1%，遠遠低於發達國家以及同類發展中國家的水平。中國是商品貿易出口大國，但是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發展極不平衡，2007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占總出口額的比重僅為6.8%，不到世界平均水平20.9%的一半。過去20年，中國服務業利用外國直接投資較少，僅為總量的20%?30%，遠低於製造業吸引的外資。
以上統計數字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服務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而換一個角度思考，這些數據同時意味著未來中國發展服務經濟的巨大空間和潛力。 過去數年內中國服務業一直在快速發展，但傳統的製造業仍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大量的勞動力還沒有從土地上釋放出來。發展服務經濟可以改變中國產業結構的落後現狀，改變三大產業的結構比重，降低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增加城鎮勞動力就業，實現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
降低能源消耗，減輕環境污染：中國製造業比重偏大，其能源消耗比例也大。能源消耗隨之帶來污染問題。相比而言，服務業資源消耗少，是節能產業。從世界平均水平來看，製造業能源消費強度比服務業高六倍之多。不僅如此，服務業環境污染小，是減排產業。據南京市統計局發布的數據，南京市服務業每創造萬元人民幣增加值所造成的煙塵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僅為製造業的4.8% 和3.2%。服務業在減少能耗和污染方面的優勢有助於實現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
增加工作崗位，緩解就業難題：據統計，2003?2007年間中國城鎮新增崗位數有超過8成來自服務業。服務業歷來是大量吸納大學畢業生就業的領域。2007年美國大學生有超過80%進入服務行業就業。在歐盟國家，2008年的畢業生有至少75%進入服務行業就業。中國的情況也類似。
帶動中國製造業結構升級和轉型：中國製造業的服務化水平很低，97.8%的中國企業都是製造驅動而非服務驅動，以致企業普遍受到產品同質化、利潤率不斷下降和消費者需求日益嚴苛的挑戰。 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發展服務經濟的世界趨勢，並著手引導中國的服務經濟發展方向。2006年，中國政府即確定了中國服務業發展總體方向和基本思路。
進入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持續擴散蔓延，世界經濟急劇下降，國外需求大幅減弱。面對相對艱難的外部經濟環境，中國政府提出當前的經濟工作要圍繞「保增長、保就業、保民生、保穩定」 這個大局，大力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
城市政府目標指向生產性服務業
服務經濟的發展和服務經濟結構的形成，與城市化進程息息相關。城市化是服務業發展的需求基礎，只有生產要素和人口聚集到相當規模，產生對生產性服務和消費性服務強大的市場需求，才足以支撐服務行業的不斷專業化和迅速發展。基於這一相關性，中國政府提出，有條件的大中城市要逐步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 具體到各級城市，政府部門可以分三個步驟引導和推進本地服務業的轉型和發展。
第一步：聚焦生產性服務業
什麼是生產性服務？顧名思義，生產性服務是與消費性服務相對的概念。從服務對象來講，它不是直接滿足最終消費需求，而是滿足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者對服務的中間使用需求，還滿足包括政府消費、出口和資本形成等對服務的最終使用需求。從服務目標來講，生產性服務業是指為保持商品和服務生產過程的連續性，為促進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為提高生產效率提供保障服務的服務行業。
伴隨著整個產業結構向第三產業的升級，為生產者提供產前、產中和產後服務的生產性服務活動，成為製造業的關鍵性投入，也是經濟效率提高的重要動力。與製造業和消費性服務業相比，生產性服務業的利潤率和生產力更高，而且生產性服務占服務業全部產出的比重連續多年在不斷提高。例如，銀行業和信息傳輸業的平均利潤率超過10%，而製造業的利潤率卻低於4%。
先行的工業化國家已經改變了主要依靠物質資本和資源投入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而通過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不斷提高經濟效率。
第二步：選擇重點服務行業
確定了重點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的大方向之後，城市政府接下來應當考慮的問題是，基於本地獨特位勢，選擇2～3個重點行業，針對性地制定差異化的發展戰略，切忌「一窩蜂」和「原樣照搬」的想法和做法。決策部門首先要對本地位勢有客觀中立的認識。
城市的總體位勢包括人才狀況、產業基礎、地理位置、基礎設施和城市環境等衡量因素。在這五大影響因素中，前三者對城市發展生產性服務業起著決定性作用 。
一個城市的總體位勢優越，其經濟發展水平也就越高，服務業的發展潛力也越大。城市的總體位勢是政府決策部門制定服務發展戰略的根本出發點。不同類型的城市在具體應用時側重點略有不同。對於總體位勢較優的城市，它們的行業選擇范圍相對較大。當地政府需要仔細甄別唯我獨有的優勢，以便制定差異化的服務戰略，有效推動城市經濟向服務轉型。對於總體位勢欠佳的城市，它們發展服務業起點相對較低，當地政府要加強戰略引導，同時敦促城市各機構共同提升某一位勢，如注重人才培養，從而增添發展某類服務業的信心和後勁。對於總體位勢明顯優越，服務業超前發展的城市，當地政府在制定服務發展戰略時則需著眼未來，通過創新的鼓勵政策和激勵措施推動服務業的產業升級和長遠可持續發展。
選擇重點發展的服務行業時，城市還應當考慮到所處城市群的產業集群效應。現代的城市不是孤立存在的個體，它與周邊的城市組成高密度、關聯緊密的城市群體，群內的人力資源聚集度和產業聚焦度相當高。在這樣的城市群內，由眾多企業個體組成的產業集群可以產生外部經濟效應、交易成本的節約、協同效應以及學習和創新的效應等集群效應。從產業集群的視角選擇重點發展的服務行業，可以幫助城市充分發揮集群效應，增強企業的競爭力並提升產業的競爭力，進而促進整個城市群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城市的總體位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能否吸引潛在服務業投資，而這是擺在城市政府面前的最大挑戰之一。如何吸引真正適合城市服務經濟發展需要的投資？先發制人的城市政府會首先確定所在區域的產業集群優勢，然後圍繞這一集群優勢提升總體位勢。同時，城市政府需要改變思維定勢，不再固守已有的集群優勢，而是通過改進教育環境、人才發展，加大技術研發投入等方式來擴大和拓展原有的集群優勢，以吸引新的投資者。
第三步：彌補差距，構建長期競爭優勢
如前文所述，中國服務經濟發展水平總體不高，而且，各城市服務業的發展水平和發展速度很不均衡。經過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我們發現中國城市普遍存在以下六個方面的差距。這些差距阻礙了城市生產性服務業的健康快速發展。
1.結構性人才短缺。雖然是人口大國，中國的結構性人才短缺問題相當突出，缺乏復合型中高端人才(既懂技術又精通外語、管理的全方位人才)和適用性技術人才(例如編程熟練的基礎程序員)；服務業教育和培訓力度不夠，缺乏財政、稅收、信貸等手段支持。據國家發改委統計，中國近50%的高端服務行業職位招不到足夠、合適的人才。與此同時，2008年中國近150萬大學畢業生不能實現就業，大學生的失業率超過12%，是登記失業率的3倍左右。如果接受適當的就業培訓，這些大學生就有可能填補這些服務行業的職位空缺。
2.指導和鼓勵政策缺乏。各級政府對服務業發展的規律認識不足，缺乏相關配套政策或措施，現有政策針對性不強、可行性不夠；政府繼續 「偏愛」製造業，以致製造業企業為了享受更大政策優惠而不願將內部化的生產性服務剝離出來，比如生產物流；已有的針對服務業的優惠政策門檻過高，中小服務業企業在市場准入、信用擔保、金融服務、人才培養等方面獲得的政府扶持不夠，創業和創新的積極性不高。
3.基礎設施不完善。大多數城市缺乏完善的IT基礎設施和配套的應用平台，不能完全滿足(中小)服務企業開展業務的需要。北京的寬頻覆蓋率為55%，遠遠低於倫敦、紐約和東京的平均覆蓋率80%，中國其他二、三線城市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4.政府公共服務的可用性和可及性差，供給效率低下。中國城市的人均政府財政支出普遍較低，政府對公共服務領域的資源投入不足；行政審批項目和環節過多，工作較率低；政府職能部門分散、數據和流程管理孤立，缺乏協作；政府部門沒有充分使用先進的信息化手段提供公共服務。例如，上海企業的平均清關時間為8.7天，而韓國為5.3天，比中國快1/3。
5.生態協作系統不健全：全民缺乏先進的服務意識和服務理念。消費者及客戶尚未完全認可第三方服務的價值；服務的標准化、規范化與誠信度不足；政府、企業、行業協會及市民之間有待建立良性可持續的協作關系。
6.城市環境缺乏吸引力。許多城市在商業環境(如商務基礎設施、企業文化與制度等)、社會環境(社會秩序、社會保障、城鄉協調等)或生活環境(如居住、教育、保健和生態等)存在某種欠缺，降低了吸引資金和人才能力。 發展服務經濟的新趨勢，對中國政府特別是城市政府提出了很多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國應當從戰略的高度認識生產性服務的發展規律，充分發揮政府對市場的培育、規范和監管功能，從體制與政策、人才發展、基礎設施改進、公共服務轉型、友好環境創建、生態協作系統等六個方面採取行動，引導市場主體、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各利益相關者協同有序地推進城市服務經濟的轉型和發展。
受世界經濟衰退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步伐有所減緩，但中國向服務經濟轉型的戰略並未動搖，相反，經濟放緩給中國政府和企業一個深挖潛力、追趕先進的機會。中國各級政府在服務經濟的轉型及發展進程中起著關鍵的引導和協調作用。城市政府需要首先制定差異化的服務經濟發展戰略，然後構建並完善城市的服務經濟體系，引導各個利益相關者協同有序地共同推進城市服務經濟的轉型，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