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理論視角

⑴ 怎樣看待新公共管理理論與新公共服務的理論爭辯

（一）新公共管理理論
新公共管理理論是相對於傳統管理理論而言，以全新的視角、全新的理念、全新的價值觀審視去和研究公共行政的現實和未來發展。其基本特徵是在公共領域引入市場機制和私人企業的管理方法，如對公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造、下放管理權力、增加透明度、政府業務合同外包、政府績效評估等。主要以經濟學理論、私營部門的管理理論作為理論支撐，體現了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新格局，成為了西方國家主導性的政府公共行政實踐方式；解決西方社會現實問題的產物，也是對公共管理時代要求回應的產物，具有發展運用的現實基礎；反映政府職能定位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使得民主行政成為現代社會的主流趨勢。
（二）新公共服務理論
新公共服務是在以往各種管理模式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一種真正的以公民為本位的政府運作模式。新公共服務提倡公共利益、公民權利、民主程序、公平和公正、回應性等理念。它強調「公民優先」,在此基礎上明確區分了「顧客滿意」和「公民滿意」原則,表達了一種對民主價值的全新關注。主張政府的職能是服務，而不是掌舵、公共利益是目標而非副產品、在思想上要具有戰略性，在行動上要具有民主性、為公民服務，而不是為顧客服務等。

⑵ 政府，是服務還是掌舵

一、導言
「人類能夠做到的是接近真理，但是卻沒有辦法窮盡真理」[1]。這就決定了探索規律是一個永恆不止的過程。公共行政學理論的發展也遵循這一規律。從1887年威爾遜在美國《政治學季刊》發表著名論文《行政學研究》到現在已經有了一百多年的歷史，在這一百多年的歷史中，公共行政學的發展經歷了老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務等幾次有代表性的變遷。公共行政「改革的鍾擺從來沒有停止擺動」[2]。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掀起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在公共管理模式和管理實踐上做出了與時俱進的變革。新公共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理論，「新公共管理總是處於上風」[3]。然而隨著時代的進步和公共領域實踐的發展，對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也相繼而至。在對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中，美國的著名的學者登哈特在其代表作《新公共服務：服務而不是掌舵》中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的理論。從老公共行政到新公共服務的轉換「不只是涉及一些新管理方法的實施，而且含有一套新的價值觀」[4]。但是沒有哪一種理論會得到所有人的同意，當然得新公共服務理論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我們國家的一些學者對新公共服務的理論進行了一定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比較有創意的觀點。
江蘇行政學院行政學部的周義程在《新公共服務理論批判》一文中指出：「前文通過搭建評價理論的標准,從研究對象、理論內容和理論形式三個方面對新公共服務理論進行了批判性學術解構,發現其存在以下不足: (1)研究選題所引發的研究目標的低層次性,即更多地停留在行動研究層次; (2)該理論對企理念大多已被企業家政府理論推進到了操作層面;(3)從嚴格意義上說,新公共服務是一種假說而非理論; (4)新公共服務在理論形式上存在論證的不充分性、邏輯的不嚴密性和美學意義上的簡潔性不夠等缺陷。」[5]但是他還提出：「當然,新公共服務理論盡管存在上述諸多問題,但至少有一點值得肯定,那就是登哈特夫婦有明確的理論建構意識,而這正是許多中國行政學者所缺乏的。由此,我們又不得不在這里簡略地探討中國公共行政研究的缺陷。在我們看來,這些缺陷至少可以概括為三點: (1)重復勞動的行動研究(2)缺少分析工具的應用研究(3)少之又少的純研究。」[6]從理論的構建這一點上對中國的年輕學者提出希望，希望他們可以用畢生的精力致力於構建出若干屬於中國人自己的、能夠有效地解決中國問題的理論。只要有更多的年輕學者加入到這個隊伍中來,中國的公共行政學研究就必然不會永遠處於邊緣。浙江大學的公共管理系的教授郁建興和浙江大學的公共管理系的研究生吳國驊在《超越新公共管理——基於政治層面的思考》中從政治層面對新公共服務理論和其他的幾個理論做了論述，並且提出從政治路向上改革官僚制的政府，對我國行政管理的理論和實踐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啟示。他們指出：「這種從政治路向出發的政府改革包含著三個層面的內容：首先，重新思考公民身份。其次，構建公民參與新渠道。最後重建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系」[7]
在文章的最後作者寫道：「面對新公共管理改革措施的失效，以登哈特和格利夫為代表的後新公共管理學者提出了新的改革模式。這種針對官僚制政府政治層面缺陷的改革措施，更准確的把握住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成因，它的改革方式更具有可行性，可能取得更大的成效。這種新的改革模式對正在進行的中國政府的改革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8]。
我國著名的學者武漢大學的丁煌在《當代西方公共行政理論的新發展——從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務》中說：「在西方公共行政領域，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新公共管理理論在日益顯現其主導範式地位的同時，也遭到了來自多方面的置疑與批評，而在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種種異議中最具有替代意義的新理論模式當數新公共服務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試圖在承認新公共管理理論對於改進當代公共管理實踐所具有的重要價值並摒棄其固有缺陷的基礎上，建立一種更加關注民主價值和公共利益、更加適合於現代公民社會的發展和公共管理實踐的新的理論選。」[9]彭未名、王樂夫在《新公共服務理論對構建和諧社會的啟示》中提出：「新公共服務理論強調服務於公民、追求公共利益、重視公民權和人的價值,注重以公民為中心,這樣一套公共行政理念為我們探討和諧社會的構建提供了新的視角。依此,我們可以通過以下幾種途徑來構建和諧社會:強化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創新民意表達機制;培育和發展社區及公民社會組織;增加公民參與政治和社會事務的機會;為社會的公平正義提供製度保障;強調公民精神和公民美德;注重促進人的心理和諧。」[10]針對新公共服務的一些理念對我們國家的和諧社會的構建提出了一些看法。吳秋蘭在《我國行政倫理建設的價值探析——以新公共服務的價值理論為視角》，從行政倫理的角度對新公共服務的內涵進行了一定的分析，從行政倫理的基本結構層面出發，在新公共服務的價值體系下探討我國行政倫理的建設。張治忠和王澤應在《新公共服務；價值理念與現實訴求》指出：「新公共服務理論內涵在於促進公共服務的尊嚴與價值，倡導公共行政的卓越價值觀；在理論上訴求於公共性話語中公共理性的建立；在現實中訴求於以公民為中心的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構建。」[11]從新公共服務的價值理念與現實訴求的方面對新公共服務進行了一些研究。
國內還有很多的學者對新公共服務理論進行了研究與探索，本文就不再列舉。在這些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本文主要研究新公共服務理論的產生的背景、理論的內涵以及對當代中國公民社會建設的啟示，為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建設提出一點有益的參考。
二、新公共服務理論產生的背景
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包括企業家政府理論在內的新公共管理理論進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礎上產生的。要想談新公共服務，就要對新公共管理進行必要的分析與研究。所謂的「新公共管理」，它最初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種歐洲的現象，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追求行政現代化的改革實踐中的「管理主義」對韋伯「官僚制理論」的持續爭論。在爭論中，管理至上學說占據優勢，它從管理學的角度批判官僚主義，推崇私營機構的管理技術，認為分權、放鬆規則、委託等是醫治公共管理機制僵化痼疾的組織原則。[12]隨著新公共管理主義在實踐中的運用，逐漸形成了一種相對一致的學派，即「新公共管理」流派。「新公共管理成為指導歐洲和美國等國家改革的思想。新公共管理在組織結構上試圖打破傳統官僚制政府的高度集中化、等級制的組織結構，代之以規模較小、層級扁平的組織模式，並且將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的組織分離開來。在管理方式上，新公共管理大量引入了私營企業的管理方式來取代傳統的、機械化的管理方式。績效評估、項目預算、戰略管理這些管理方式用來進行廣泛的社會改革。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繫上，新公共管理倡導政府放鬆管制，轉而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建立「小政府——大市場」的政府——市場關系。因此，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市場化改革，將原來政府承擔的部分職能通過私有化和外包的方式轉交給市場。在政府中引入競爭機制，「競爭有種種好處，而其中最明顯的好處是提高效率：即投入少、產生多。……競爭迫使公營的（或者私營的）壟斷組織對顧客的需要作出反應。……競爭獎勵革新；壟斷扼殺革新。……競爭提高公營組織的雇員的自尊心和士氣」[13]。通過在政府引入競爭機制從而提高政府的效率，使政府可以更加有效的運轉。「新公共管理」理論對管理持有以下的兩個理念，也就是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場化。1.管理的自由化，2.管理的市場化。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私營部門的管理實踐和技術優於公共部門，並且可以用於公共部門，公私之間的區別是一種假象，「管理就是管理」[14]。新公共管理的這些理論對在奧斯本和蓋布勒的《重塑政府》一書中得到了提煉和普及，成為新公共管理的精髓，也就是企業家政府理論。
作為一種試圖超越傳統公共行政管理理論的現代公共行政理論，新公共管理理論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的發展方向和趨勢，同時也反映了時代的變化和發展的潮流，所以得到了推崇。但是有很多的學者對新公共服務理論提出了批判。沙赫特在《再造政府還是再造我們自己》一書中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倡導的價值觀提出了異議[15]。福克斯在《作為後現代符號政治的政府再造》一書中就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理論內在地存在著矛盾[16]。還有人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論所倡導的公共企業家精神以及所謂的「新管理主義」很可能會損害諸如公平、正義、代表制和參與民主和憲政價值[17]。很顯然，這些不同的批評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包括企業家政府理論在內的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局限性，這些不同的觀點對現代公共行政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影響。然而這些理論對新公共管理理論並沒有提出替代的理論。「而新公共服務理論正是以美國著名的公共行政學家登哈特為代表的一批公共行政學者基於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反思，特別是針對新公共管理理論之精髓的企業家政府理論缺陷的批判而建立的一種新的公共行政理論[18]。
三、新公共服務理論的來源和內涵
「任何一種理論學說往往都是在先前業已存在的某些思想來源和概念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與植根於理性選擇思想的主流灌溉行政思想相對照，新公共服務理論像傳統公共行政理論和新公共管理理論一樣，也具有一些似乎可以將其描繪成一種規范的理論模式並且可以與其他的理論區別開來的思想來源和概念基礎」[19]登哈特認為在新公共服務的思想來源中，更加具有當代理論的先驅理論包括：
（一）民主公民權理論。對公民權和民主的關注在近年來的政治理論和社會理論中尤為重要和明顯，這兩種理論對提倡再度復興的、更為積極的和更多參與的公民權。但是，公民權可以從不同的方面考察。第一種明顯的定義關注的焦點是由法律體系規定的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也就是說公民權被看作是一種合法的身份。另外一種更加寬泛的觀點認為，公民權涉及的是一些與一個人在某一政治共同體中成員資格的特性有關的更加一般的問題，其中包括諸如公民的權利和責任，而不管他們的合法身份。按照這種觀點，公民權涉及的是個人影響政治系統的能力，意味著要對政治生活的參與。登哈特倡導的新公共服務理論著重關注的就是這後一種的觀點。洛克在其著作《政府論》（下篇）中指出：「人類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獨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於這種狀態之外，使受制於另一個人的政治權力」 [20]又說：「盡管有些政治家現在怎樣想要給與他們中間的若幹人以某種優越的地位，他們自己卻並沒有這樣的要求；而是基於他們一律平等，直到他們基於同樣的意願在他們之上設置了統治者為止。所以，他們的政治社會都起源於自願的結合和人們自由的選擇他們統治者和政府形式的相互協議。」 [21]從這一點來講，洛克的思想和新公共服務理論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二）社區和公民社會理論。登哈特認為可以將最近關於社區和公民社會的討論看為新公共服務思想的重要來源。在作者看來，「前人們對社區的廣泛興趣就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這種興趣的產生在許多不同的場合都有所表現。而且左翼和右翼的評論家都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興趣。一方面，傾向於左翼的人們把社區視為作為現代社會特徵的過度貪婪和自立、利的一劑解毒葯，視為治療個人主義蔓延的一副良葯。與此同時，那些傾向於右翼的人們則把社區視為對一些基本的美國價值觀進行恢復的一條途徑，盡管這些基本的價值觀曾經被人們所持有，但是它們現在正遭受到一些我們所無法控制的勢力的挑戰。」[22]迦納德認為，由於社區意識可能產生衍生於從鄰里街區到工作團體等許多不同層次的群體，所以它可以在個人和社會之間提供一種有益的中介機構。社區建立的基礎是關懷、信任和協作，它是通過一個強有力的有效溝通和沖突解決系統結合在一起的。社區的互動性在個人和集體之間起著調節作用並且使得個人與集體保持一致。
（三）組織人本主義和新公共行政。新公共服務的第三個理論來源是組織人本主義。在他看來，在過去的25年中，公共行政理論家們已經與其他學科的同事們都認為，對社會組織的傳統層級制的研究方法限制了人們的視野，而且他們都批評官僚制並且都在為管理和組織的研究尋求可以替代的備選方法。從集體意義上來看，這些方法都試圖把公共組織改革成內部選民和外部選民的需要和他們所關心的問題。在這方面，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美國著名的行為科學家和組織學家、哈佛大學管理學院的教授阿吉利斯。早在《個性與組織》一書中，他就探討了傳統的管理方法對復雜組織內部個體心理發展的影響。他特別提出，關於人類個性研究表明，從幼年期長到成年期的人們都要經歷從被動到主動，從依賴到獨立，從有限范圍的行為到更大范圍的行為、從淺表的興趣到更深層次的興趣、從較短期的眼光到更長遠的眼光、從從屬的地位到平等的或優越的地位以及從缺乏了解到更多的認識這樣一種發展過程。[23]
還有一些學者對公共部門中更具人本主義意味的組織構建做出了這樣的貢獻，從集體意義上來說，這些學者被稱為新公共行政學派，新公共行政學派在本質上是伴隨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其使年代初主要在社會中同時在社會科學學科中興起的一些激進運動而產生的公共行政學派。喬治·弗雷德里克森在《新公共行政學》中對社會公平作為行政決策和政治決策的指導觀念進行了論證，「公務員義不容辭的責任就是要能夠建立很保護社會公平的標准和測量以及認識公共服務對公民尊嚴和福利的影響」[24]。
（四）後現代公共行政。新公共服務的第四個理論來源是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家認為傳統的對實證主義模式的依賴強化了對已經成為主流公共行政模式組成部分的客觀化和非人格化傾向，同時他們還認為僅僅依靠實證主義則根本不允許人們對作為人類生活重要組成部分的意義和價值觀最充分和最完備的認識。通過一些方法，學者們希望對公共行政的研究和實踐建立一些可以替代的備選方法，這些方法更加關注價值（而不只是關注事實），更加關注主觀的人類意義（而不是客觀的行為），並且更加關注現實中人們之間的關系所蘊涵的各種情緒和感情。後現代公共行政家主要信奉「會話」的理念，信奉公共問題通過會話要比通過「客觀」測量或者理性分析更有可能解決的觀念。可靠會話的理想把行政官員和公民視為彼此是充分參與的，他們不僅僅被視為召集到一起談話的自利的個體，而且被視為在一種他們作為人而相互接洽關系中的參與者。這種進行協商和達成共識的最終過程也就是個體隨著自己的參與而彼此相互接洽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充分包含了人類個性的所有的方面，他們不僅有理性，而且還有經驗、直覺和感情。但是這種變化很難，它需要達成共識：1.怎樣才能在不依賴理性的條件下行動，2.如何與不同的事物達成妥協。對此，後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麥克斯威特提出了一個實用的步驟——我們彼此敞開心扉、開誠布公。「這種備選方案就是傾聽別人的聲音，把自己的心裡話都倒出來，以及把別人當作自己加以忍受。這……與其說是理性的結果，倒不如說是理性的轉化。……通過使人們及其生活成為理性所預期的目標，理性就把我們彼此分離開，這時人類的狀況是：我就是你。」[25]
總之，登哈特認為，公民權理論家、社區與公民社會理論家、組織人本主義與新公共服務創造了一種很有意義的理論氛圍，他們所提出的很多理念觀點構成了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思想來源。
所謂的「新公共服務」，指的是關於公共行政在以公民為中心的治理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新公共服務認為,政府不應該像企業那樣運作,它應該像一個民主政體那樣運作;行政官員需要認識到他們有許多東西是要通過傾聽公眾的聲音而不是向公眾發號施令並且要通過服務而不是掌舵才能獲得。公民將和公共官員一道以一種互利合作的方式，齊心協力的界定和處理一些共同的問題。具體而言,新公共服務提出七項主張:
1.服務與公民,而不是服務與顧客。公共利益是就共同利益進行對話的結果,而不是個人自身利益的聚集。因此,公務員不是僅僅關注顧客的需求,而是著重關注於公民並且在公民之間建立信任和合作的關系。[26]
2.追求公共利益。公共行政官員必須促進建立一種集體的、共同的公共利益觀念。這個目標不是要找到由個人選擇驅動的快速解決問題的方案,確切地說,它是要創立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責任。[27]
3.重視公民權勝過重視企業家精神。致力於為社會做出優異貢獻的公務員和公民要比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管理者能夠更好的促進公共利益,因為後一種管理者的行為似乎表明公共資金就是他們自己的財產。[28]
4.思考要具有戰略性,行動要具有民主性。滿足公共需要的政策和項目可以通過集體努力和合作過程得到最有效並且最負責的實施。[29]
5.承擔責任並不簡單。公務員應該關注的不僅僅是市場，他們還應該關注法令和憲法、社區價值觀、政治規范、職業標准以及公民利益。[30]
6.服務,而不是掌舵。對於公務員來說,越來越重要的是要利用基於價值的共
同領導來幫助公民明確表達和滿足他們的共同利益,而不是試圖控制或掌控社會新的發展方向。[31]
7.重視人,而不只是重視生產率。如果公共組織及其所參與其中的網路基於對所有人的尊重而通過合作和共同領導來運作的話,那麼,從長遠來看,它們就更有可能取得成功。[32]

⑶ 政府，是服務還是掌舵——論登哈特新公共服務理論

它試圖吸收傳統公共行政理論的合理內核，尤其是在承認新公共管理論對於改進當代公共管理實踐所具有的重要價值並摒棄新公共管理理論特別是企業家政府理論的固有缺陷的基礎上，提出和建立的一種更加關注民主價值和公共利益的新的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對我國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改進以及對公民社會的建設具有重要的影響。針對新公共管理理論和新公共服務理論，能否提出一種新的多元的公共行政觀，值得我們思考和探索。關鍵詞：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服務 公民權 公共利益 公民社會作者簡介：陸曉鋒，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06級本科。 一、導言 「人類能夠做到的是接近真理，但是卻沒有辦法窮盡真理」[1]。這就決定了探索規律是一個永恆不止的過程。公共行政學理論的發展也遵循這一規律。從1887年威爾遜在美國《政治學季刊》發表著名論文《行政學研究》到現在已經有了一百多年的歷史，在這一百多年的歷史中，公共行政學的發展經歷了老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務等幾次有代表性的變遷。公共行政「改革的鍾擺從來沒有停止擺動」[2]。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掀起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在公共管理模式和管理實踐上做出了與時俱進的變革。新公共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理論，「新公共管理總是處於上風」[3]。然而隨著時代的進步和公共領域實踐的發展，對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也相繼而至。在對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中，美國的著名的學者登哈特在其代表作《新公共服務：服務而不是掌舵》中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的理論。從老公共行政到新公共服務的轉換「不只是涉及一些新管理方法的實施，而且含有一套新的價值觀」[4]。但是沒有哪一種理論會得到所有人的同意，當然得新公共服務理論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我們國家的一些學者對新公共服務的理論進行了一定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比較有創意的觀點。 江蘇行政學院行政學部的周義程在《新公共服務理論批判》一文中指出：「前文通過搭建評價理論的標准,從研究對象、理論內容和理論形式三個方面對新公共服務理論進行了批判性學術解構,發現其存在以下不足: (1)研究選題所引發的研究目標的低層次性,即更多地停留在行動研究層次; (2)該理論對企理念大多已被企業家政府理論推進到了操作層面;(3)從嚴格意義上說,新公共服務是一種假說而非理論; (4)新公共服務在理論形式上存在論證的不充分性、邏輯的不嚴密性和美學意義上的簡潔性不夠等缺陷。」[5]但是他還提出：「當然,新公共服務理論盡管存在上述諸多問題,但至少有一點值得肯定,那就是登哈特夫婦有明確的理論建構意識,而這正是許多中國行政學者所缺乏的。由此,我們又不得不在這里簡略地探討中國公共行政研究的缺陷。在我們看來,這些缺陷至少可以概括為三點: (1)重復勞動的行動研究(2)缺少分析工具的應用研究(3)少之又少的純研究。」[6]從理論的構建這一點上對中國的年輕學者提出希望，希望他們可以用畢生的精力致力於構建出若干屬於中國人自己的、能夠有效地解決中國問題的理論。只要有更多的年輕學者加入到這個隊伍中來,中國的公共行政學研究就必然不會永遠處於邊緣。浙江大學的公共管理系的教授郁建興和浙江大學的公共管理系的研究生吳國驊在《超越新公共管理——基於政治層面的思考》中從政治層面對新公共服務理論和其他的幾個理論做了論述，並且提出從政治路向上改革官僚制的政府，對我國行政管理的理論和實踐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啟示。他們指出：「這種從政治路向出發的政府改革包含著三個層面的內容：首先，重新思考公民身份。其次，構建公民參與新渠道。最後重建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系」[7] 在文章的最後作者寫道：「面對新公共管理改革措施的失效，以登哈特和格利夫為代表的後新公共管理學者提出了新的改革模式。這種針對官僚制政府政治層面缺陷的改革措施，更准確的把握住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成因，它的改革方式更具有可行性，可能取得更大的成效。這種新的改革模式對正在進行的中國政府的改革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8]。 我國著名的學者武漢大學的丁煌在《當代西方公共行政理論的新發展——從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務》中說：「在西方公共行政領域，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新公共管理理論在日益顯現其主導範式地位的同時，也遭到了來自多方面的置疑與批評，而在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種種異議中最具有替代意義的新理論模式當數新公共服務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試圖在承認新公共管理理論對於改進當代公共管理實踐所具有的重要價值並摒棄其固有缺陷的基礎上，建立一種更加關注民主價值和公共利益、更加適合於現代公民社會的發展和公共管理實踐的新的理論選。」[9]彭未名、王樂夫在《新公共服務理論對構建和諧社會的啟示》中提出：「新公共服務理論強調服務於公民、追求公共利益、重視公民權和人的價值,注重以公民為中心,這樣一套公共行政理念為我們探討和諧社會的構建提供了新的視角。依此,我們可以通過以下幾種途徑來構建和諧社會:強化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創新民意表達機制;培育和發展社區及公民社會組織;增加公民參與政治和社會事務的機會;為社會的公平正義提供製度保障;強調公民精神和公民美德;注重促進人的心理和諧。」[10]針對新公共服務的一些理念對我們國家的和諧社會的構建提出了一些看法。吳秋蘭在《我國行政倫理建設的價值探析——以新公共服務的價值理論為視角》，從行政倫理的角度對新公共服務的內涵進行了一定的分析，從行政倫理的基本結構層面出發，在新公共服務的價值體系下探討我國行政倫理的建設。張治忠和王澤應在《新公共服務；價值理念與現實訴求》指出：「新公共服務理論內涵在於促進公共服務的尊嚴與價值，倡導公共行政的卓越價值觀；在理論上訴求於公共性話語中公共理性的建立；在現實中訴求於以公民為中心的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構建。」[11]從新公共服務的價值理念與現實訴求的方面對新公共服務進行了一些研究。 國內還有很多的學者對新公共服務理論進行了研究與探索，本文就不再列舉。在這些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本文主要研究新公共服務理論的產生的背景、理論的內涵以及對當代中國公民社會建設的啟示，為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建設提出一點有益的參考。二、新公共服務理論產生的背景 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包括企業家政府理論在內的新公共管理理論進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礎上產生的。要想談新公共服務，就要對新公共管理進行必要的分析與研究。所謂的「新公共管理」，它最初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種歐洲的現象，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追求行政現代化的改革實踐中的「管理主義」對韋伯「官僚制理論」的持續爭論。在爭論中，管理至上學說占據優勢，它從管理學的角度批判官僚主義，推崇私營機構的管理技術，認為分權、放鬆規則、委託等是醫治公共管理機制僵化痼疾的組織原則。[12]隨著新公共管理主義在實踐中的運用，逐漸形成了一種相對一致的學派，即「新公共管理」流派。「新公共管理成為指導歐洲和美國等國家改革的思想。新公共管理在組織結構上試圖打破傳統官僚制政府的高度集中化、等級制的組織結構，代之以規模較小、層級扁平的組織模式，並且將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的組織分離開來。在管理方式上，新公共管理大量引入了私營企業的管理方式來取代傳統的、機械化的管理方式。績效評估、項目預算、戰略管理這些管理方式用來進行廣泛的社會改革。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繫上，新公共管理倡導政府放鬆管制，轉而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建立「小政府——大市場」的政府——市場關系。因此，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市場化改革，將原來政府承擔的部分職能通過私有化和外包的方式轉交給市場。在政府中引入競爭機制，「競爭有種種好處，而其中最明顯的好處是提高效率：即投入少、產生多。……競爭迫使公營的（或者私營的）壟斷組織對顧客的需要作出反應。……競爭獎勵革新；壟斷扼殺革新。……競爭提高公營組織的雇員的自尊心和士氣」[13]。通過在政府引入競爭機制從而提高政府的效率，使政府可以更加有效的運轉。「新公共管理」理論對管理持有以下的兩個理念，也就是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場化。1.管理的自由化，2.管理的市場化。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私營部門的管理實踐和技術優於公共部門，並且可以用於公共部門，公私之間的區別是一種假象，「管理就是管理」[14]。新公共管理的這些理論對在奧斯本和蓋布勒的《重塑政府》一書中得到了提煉和普及，成為新公共管理的精髓，也就是企業家政府理論。 作為一種試圖超越傳統公共行政管理理論的現代公共行政理論，新公共管理理論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的發展方向和趨勢，同時也反映了時代的變化和發展的潮流，所以得到了推崇。但是有很多的學者對新公共服務理論提出了批判。沙赫特在《再造政府還是再造我們自己》一書中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倡導的價值觀提出了異議[15]。福克斯在《作為後現代符號政治的政府再造》一書中就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理論內在地存在著矛盾[16]。還有人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論所倡導的公共企業家精神以及所謂的「新管理主義」很可能會損害諸如公平、正義、代表制和參與民主和憲政價值[17]。很顯然，這些不同的批評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包括企業家政府理論在內的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局限性，這些不同的觀點對現代公共行政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影響。然而這些理論對新公共管理理論並沒有提出替代的理論。「而新公共服務理論正是以美國著名的公共行政學家登哈特為代表的一批公共行政學者基於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反思，特別是針對新公共管理理論之精髓的企業家政府理論缺陷的批判而建立的一種新的公共行政理論[18]。三、新公共服務理論的來源和內涵 「任何一種理論學說往往都是在先前業已存在的某些思想來源和概念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與植根於理性選擇思想的主流灌溉行政思想相對照，新公共服務理論像傳統公共行政理論和新公共管理理論一樣，也具有一些似乎可以將其描繪成一種規范的理論模式並且可以與其他的理論區別開來的思想來源和概念基礎」[19]登哈特認為在新公共服務的思想來源中，更加具有當代理論的先驅理論包括：（一）民主公民權理論。對公民權和民主的關注在近年來的政治理論和社會理論中尤為重要和明顯，這兩種理論對提倡再度復興的、更為積極的和更多參與的公民權。但是，公民權可以從不同的方面考察。第一種明顯的定義關注的焦點是由法律體系規定的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也就是說公民權被看作是一種合法的身份。另外一種更加寬泛的觀點認為，公民權涉及的是一些與一個人在某一政治共同體中成員資格的特性有關的更加一般的問題，其中包括諸如公民的權利和責任，而不管他們的合法身份。按照這種觀點，公民權涉及的是個人影響政治系統的能力，意味著要對政治生活的參與。登哈特倡導的新公共服務理論著重關注的就是這後一種的觀點。洛克在其著作《政府論》（下篇）中指出：「人類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獨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於這種狀態之外，使受制於另一個人的政治權力」 [20]又說：「盡管有些政治家現在怎樣想要給與他們中間的若幹人以某種優越的地位，他們自己卻並沒有這樣的要求；而是基於他們一律平等，直到他們基於同樣的意願在他們之上設置了統治者為止。所以，他們的政治社會都起源於自願的結合和人們自由的選擇他們統治者和政府形式的相互協議。」 [21]從這一點來講，洛克的思想和新公共服務理論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二）社區和公民社會理論。登哈特認為可以將最近關於社區和公民社會的討論看為新公共服務思想的重要來源。在作者看來，「前人們對社區的廣泛興趣就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這種興趣的產生在許多不同的場合都有所表現。而且左翼和右翼的評論家都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興趣。一方面，傾向於左翼的人們把社區視為作為現代社會特徵的過度貪婪和自立、利的一劑解毒葯，視為治療個人主義蔓延的一副良葯。與此同時，那些傾向於右翼的人們則把社區視為對一些基本的美國價值觀進行恢復的一條途徑，盡管這些基本的價值觀曾經被人們所持有，但是它們現在正遭受到一些我們所無法控制的勢力的挑戰。」[22]迦納德認為，由於社區意識可能產生衍生於從鄰里街區到工作團體等許多不同層次的群體，所以它可以在個人和社會之間提供一種有益的中介機構。社區建立的基礎是關懷、信任和協作，它是通過一個強有力的有效溝通和沖突解決系統結合在一起的。社區的互動性在個人和集體之間起著調節作用並且使得個人與集體保持一致。（三）組織人本主義和新公共行政。新公共服務的第三個理論來源是組織人本主義。在他看來，在過去的25年中，公共行政理論家們已經與其他學科的同事們都認為，對社會組織的傳統層級制的研究方法限制了人們的視野，而且他們都批評官僚制並且都在為管理和組織的研究尋求可以替代的備選方法。從集體意義上來看，這些方法都試圖把公共組織改革成內部選民和外部選民的需要和他們所關心的問題。在這方面，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美國著名的行為科學家和組織學家、哈佛大學管理學院的教授阿吉利斯。早在《個性與組織》一書中，他就探討了傳統的管理方法對復雜組織內部個體心理發展的影響。他特別提出，關於人類個性研究表明，從幼年期長到成年期的人們都要經歷從被動到主動，從依賴到獨立，從有限范圍的行為到更大范圍的行為、從淺表的興趣到更深層次的興趣、從較短期的眼光到更長遠的眼光、從從屬的地位到平等的或優越的地位以及從缺乏了解到更多的認識這樣一種發展過程。[23] 還有一些學者對公共部門中更具人本主義意味的組織構建做出了這樣的貢獻，從集體意義上來說，這些學者被稱為新公共行政學派，新公共行政學派在本質上是伴隨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其使年代初主要在社會中同時在社會科學學科中興起的一些激進運動而產生的公共行政學派。喬治·弗雷德里克森在《新公共行政學》中對社會公平作為行政決策和政治決策的指導觀念進行了論證，「公務員義不容辭的責任就是要能夠建立很保護社會公平的標准和測量以及認識公共服務對公民尊嚴和福利的影響」[24]。（四）後現代公共行政。新公共服務的第四個理論來源是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家認為傳統的對實證主義模式的依賴強化了對已經成為主流公共行政模式組成部分的客觀化和非人格化傾向，同時他們還認為僅僅依靠實證主義則根本不允許人們對作為人類生活重要組成部分的意義和價值觀最充分和最完備的認識。通過一些方法，學者們希望對公共行政的研究和實踐建立一些可以替代的備選方法，這些方法更加關注價值（而不只是關注事實），更加關注主觀的人類意義（而不是客觀的行為），並且更加關注現實中人們之間的關系所蘊涵的各種情緒和感情。後現代公共行政家主要信奉「會話」的理念，信奉公共問題通過會話要比通過「客觀」測量或者理性分析更有可能解決的觀念。可靠會話的理想把行政官員和公民視為彼此是充分參與的，他們不僅僅被視為召集到一起談話的自利的個體，而且被視為在一種他們作為人而相互接洽關系中的參與者。這種進行協商和達成共識的最終過程也就是個體隨著自己的參與而彼此相互接洽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充分包含了人類個性的所有的方面，他們不僅有理性，而且還有經驗、直覺和感情。但是這種變化很難，它需要達成共識：1.怎樣才能在不依賴理性的條件下行動，2.如何與不同的事物達成妥協。對此，後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麥克斯威特提出了一個實用的步驟——我們彼此敞開心扉、開誠布公。「這種備選方案就是傾聽別人的聲音，把自己的心裡話都倒出來，以及把別人當作自己加以忍受。這……與其說是理性的結果，倒不如說是理性的轉化。……通過使人們及其生活成為理性所預期的目標，理性就把我們彼此分離開，這時人類的狀況是：我就是你。」[25] 總之，登哈特認為，公民權理論家、社區與公民社會理論家、組織人本主義與新公共服務創造了一種很有意義的理論氛圍，他們所提出的很多理念觀點構成了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思想來源。 所謂的「新公共服務」，指的是關於公共行政在以公民為中心的治理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新公共服務認為,政府不應該像企業那樣運作,它應該像一個民主政體那樣運作;行政官員需要認識到他們有許多東西是要通過傾聽公眾的聲音而不是向公眾發號施令並且要通過服務而不是掌舵才能獲得。公民將和公共官員一道以一種互利合作的方式，齊心協力的界定和處理一些共同的問題。具體而言,新公共服務提出七項主張:1.服務與公民,而不是服務與顧客。公共利益是就共同利益進行對話的結果,而不是個人自身利益的聚集。因此,公務員不是僅僅關注顧客的需求,而是著重關注於公民並且在公民之間建立信任和合作的關系。[26]2.追求公共利益。公共行政官員必須促進建立一種集體的、共同的公共利益觀念。這個目標不是要找到由個人選擇驅動的快速解決問題的方案,確切地說,它是要創立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責任。[27]3.重視公民權勝過重視企業家精神。致力於為社會做出優異貢獻的公務員和公民要比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管理者能夠更好的促進公共利益,因為後一種管理者的行為似乎表明公共資金就是他們自己的財產。[28]4.思考要具有戰略性,行動要具有民主性。滿足公共需要的政策和項目可以通過集體努力和合作過程得到最有效並且最負責的實施。[29]5.承擔責任並不簡單。公務員應該關注的不僅僅是市場，他們還應該關注法令和憲法、社區價值觀、政治規范、職業標准以及公民利益。[30]6.服務,而不是掌舵。對於公務員來說,越來越重要的是要利用基於價值的共同領導來幫助公民明確表達和滿足他們的共同利益,而不是試圖控制或掌控社會新的發展方向。[31]7.重視人,而不只是重視生產率。[32]

⑷ 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中能否借鑒西方新公共管理的作法

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中可以借鑒西方新公共管理的作法。
在當前這樣一個特殊的社會時期，我們亟需一種全新的理論來拓寬我們的視角，作為我國公共管理改革的理論指南。新公共管理既是西方特定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的產物，又在一定程度上凸現出公共行政發展的規律和趨勢，因而新公共管理不失為一個全新的改革理論視角，對我國行政管理理論和實踐具有借鑒和啟示作用。
（一）引入競爭機制
新公共管理調整政府與社會、市場之間的關系，將競爭機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務領域使公共服務市場化，如實行「政府業務合同出租」、「競爭性招標」，鼓勵私人投資和經營公共服務行業，打破政府的壟斷，提高了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同時也緩解了政府財政困難。我國在公共服務領域特別是基礎設施行業長期存在著因資金短缺而造成的「基礎瓶頸」的狀況，嚴重製約了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和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因此，可以借鑒西方的做法，在加強「產業管制」的同時，在一定范圍內允許和鼓勵非國有產權進入這些領域與國有產權合作或單獨投資和經營，這有利於形成公共服務供給的競爭機制和壓力結構，提高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例如，中國的航空運輸市場就是如此，中國的航空產業仍屬國有，只是在航空運輸上引進競爭機制。外國航空公司可以進入中國的航空運輸市場，便大大提高了服務質量，推動了中國航空運輸業整體素質的提高。
（二）注重既定的法律規章制度
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定的法律和規章制度，向注重實際工作績效、注重提供優質服務的方向發展。這應被視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更為成熟的一種標志。當然，在我國現階段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面臨的主要問題和當務之急是建立和健全一套行政法規和人事法規，並保證這些法律法規的貫徹落實，實現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法制化。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制度畢竟是手段，它是為政府完成公共管理的目標和任務服務的。因此在制定法律法規和管理制度時，應該同時考慮如何將法律法規及管理制度落到實處，應始終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取向，始終貼近社會現實，貼近公眾需求。
（三）合理借鑒科學的企業管理方法
現階段我國的公共管理模式應繼續完善官僚制行政方式的同時，合理借鑒私企的管理方法。根據我國的國情和公共行政管理實際發展水平來看，官僚制對於我國行政發展並未完全過時，我國在政府改革中，有必要努力完善適合我國國情的官僚制行政方式，但這並不排斥我們在政府改革中借鑒私企的管理方法。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學的企業管理方法，如目標管理、績效評估、成本核算、結果控制等引入公共行政領域，對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進作用的。企業管理特別是私營企業管理重視效率，重視產出，重視管理的科學性，重視市場需求和顧客的反饋，這些方面則可為公共行政管理包括中國公共行政管理所借鑒和學習。
（四）強化政府管理職責
轉變政府職能，推動政府改革，增強政府服務中的顧客意識。目前經過幾次政府機構改革，我國的政府職能轉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靈活、高效的政府管理模式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一方面，政府管了許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另一方面，本該由政府管理的職責卻做得不夠好。所以，我國轉變政府職能的關鍵環節是：還權於企業、社會和公民，實行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府不以公共權力主體的身份介入私人關系領域。在我國政府實踐中，應推行政務公開、政務超市、社會承諾制、電子政務等產品和服務，最大限度地追求零顧客成本。為了使這些以顧客為導向的改革措施落到實處，我國政府應積極建立一些適當的公共服務績效評估標准和申訴處理標准，以便公眾監督和更好地為公眾服務。
（五）注重公共管理體制與政治體制的關聯
新公共管理重視政治對行政、對公務員的影響。這一點給我們的啟發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也需要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其他方面結合起來進行。公共行政管理體制的績效與政治體制的基本格局有著密切的關系，如果政治體制不能有效地保證健全的政治責任制度，不能使政府保持一定的政治權威，那麼公共行政就有政治失控的危險。在一個缺乏政治權威和政治責任的體制里，政府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質量是不能得到制度保證的。總之，我國的公共管理模式應立足實際，科學合理學習借鑒。即使是同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歐美各國，由於歷史條件、文化傳統等方面的不同，其實行新公共管理的進程、速度、重點及所採取的具體措施均各有特點。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借鑒他們的做法和經驗時，更應立足國情，走「內生化發展的道路」，簡單地照抄照搬，無益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公共行政管理體制和公務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⑸ 基本的公共服務都包括哪些

1、基礎公共服務是指那些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公民及其組織提供從事生產、生活、發展和娛樂等活動都需要的基礎性服務，如提供水、電、氣，交通與通訊基礎設施，郵電與氣象服務等。

2、經濟公共服務是指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公民及其組織即企業從事經濟發展活動所提供的各種服務，如科技推廣、咨詢服務以及政策性信貸等。

3、公共安全服務是指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公民提供的安全服務，如軍隊、警察和消防等方面的服務。

4、社會公共服務則是指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滿足公民的社會發展活動的直接需要所提供的服務。

社會發展領域包括教育、科學普及、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以及環境保護等領域。社會公共服務是為滿足公民的生存、生活、發展等社會性直接需求，如公辦教育、公辦醫療、公辦社會福利等。

(5)公共服務理論視角擴展閱讀：

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目標

1、大力發展教育、衛生、文化、體育等各項社會事業。堅持教育優先發展，促進教育公平；加強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快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滿足人民群眾文化需求。

2、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完善就業服務體系。促進就業再就業，加強勞動保護，發展和諧勞動關系，實現經濟發展和擴大就業良性互動。

3、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保障群眾基本生活。逐步建立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相銜接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著力解決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問題，這也是構築社會安全網的需要。

4、完善收入分配製度，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強收入分配調節，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註重社會公平，促進走共同富裕道路。

5、加強生態環境保護，促進人與自然相和諧。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

6、強化市場監管，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包括整頓葯品生產和流通秩序，加強食品、葯品、餐飲衛生監管，保障人民群眾健康安全。大力推進全國統一市場體系建設。七要繼續加強道路、電力、通信、供排水等公共設施建設，不斷改善城鄉居民生活條件。

⑹ 公共服務國內外理論概述

行政變革的理論中最為引人矚目的新貴無疑是「新公共管理」(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相比教而言，它摒棄了傳統政治理論的觀察視角，而是從市場和經濟學的角度重塑了許多行政的理念和價值，從而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行政發展架構。同時，必須注意到的是，以丹哈特夫婦為代表的另一些學者針對新公共管理的理論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並倡導「服務而非掌舵」的新公共服務理論(the New Public Service)，他們的觀點在我們的服務行政研究中具有值得重視的巨大意義。
一、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揚棄
1、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產生，為政府改革注入了新鮮血液。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官員的「經濟人」假設，政府相似於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企業組織，政府與民眾的關系是公共服務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系。因此，其核心內容是力圖將私營部門和工商企業的方法用於公共部門，強調市場競爭、政府工作的績效評估、行政過程的透明取向、成本效率和顧客導向等。一時間，「企業化政府」、「市場為本」、「政府瘦身」、「重塑政府」成了政府官員使用率極高的流行詞語。然而新公共管理的思想並沒有涵蓋當今政府在實踐中所應該涵蓋的基本理念。而且新公共管理過分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過分強調政府向企業學習、用企業提供商品的方式提公共服務，往往會而且在實踐中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的差別，從而產生倫理上和責任上的問題。另外，在市場化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不盡人意的腐敗現象。這一切，導致公平與公正問題的凸顯。
新公共管理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政府不再同時掌舵和劃槳，而是把劃槳的任務賦予更為高效率的市場，政府則專心做好掌舵的工作。丹哈特夫婦則針對性地提出了一個實質性的問題：「當我們急於掌舵時，我們是否正在淡忘誰擁有這條船？」從掌控和駕馭社會的角度講，政府過去已經做了很多，也的確發揮過積極的意義。但是對於現代社會，這種單極化的掌控結構是否還合理呢？現代社會更多意義上是一個多元化的結構，即便在公共行政領域它更多的也要體現出公民的主體性。其實公民才是一個多重的角色，他們既是公共財政的主要供給者，也是公共服務的接受者，同時也是各種生活的參與者和公共利益實現的監督者。歸根到底，作為最終的授權者，他們甚至可以通過新契約的形式向民間公共組織授權，而非單獨指向政府，這樣就使得掌舵者的地位受到了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講，未來政府在許多時候的角色將不再是主導型的，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與者，至於劃槳手也不僅僅是市場這一單一結構能夠完全提供的，需要有更為多元的參與力量來重構體系。
2、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揚棄。在對新公共管理進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礎上，一些學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的新理論。丹哈特夫婦提供了新公共服務與新公共管理比較的一個代表性範式，他們提出了對服務行政有相當指導意義的七個方面：1.服務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標而非副產品；3.戰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動；4.服務於公民而不是顧客；5.責任並不是單一的；6.重視人而不止是生產率；7.超越企業家身份，重視公民權和公共服務。夏書章先生對此有這樣的評價，「在傳統公共管理與新公共管理之後，出現新公共服務運動，並非偶然，故不論它們之間的理論觀點和具體內容上的分歧和爭議如何，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視，即強調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歸根到底是公共服務的性質。」
與新公共管理建立在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觀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務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觀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員為公民服務並確實全心全意地為他們服務之上的。新公共服務對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體現在: (1) 新公共服務呼籲維護公共利益，「 當公民能夠根據公共利益去行動時,社會的廣泛利益才能從一個獨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脫離出來,並轉變成一種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會奉獻的過程最終使個人變得完整」，這種觀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個人自利基礎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論。（2） 新公共服務強調尊重公民權利。新公共服務的倡導者堅持認為,政府與公民之間是不同於企業與顧客之間的關系的, 「公民具有一種公共事務的知識,一種歸屬感,一種對整體的關切,一種與自身的命運休戚與共的社群道德契約」。新公共服務倡導者相信公共組織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礎上通過合作和分享的過程來運行,就一定能獲得成功。（3） 新公共服務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務看到當今政治生活領域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變化,政府不再是處於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參與者。更多的利益集團直接參與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之中。新公共服務認為行政人員應該意識到,公共項目和公共資源並不屬於他們自己,作為負責任的參與者,而不是企業家,他們是「公共資源的管家、公民權和民主對話的促進者、社區參與的催化劑、街道層次的領導者」 ,將越來越多地扮演調解、協調甚至裁決的角色。
3、新公共服務理論需要發展和實踐。新公共管理努力實現的是對一系列公共管理困境的救治，現實的問題使得關注效率的工具理性成為必要，相應的它對於追求何種最終價值卻少有興趣，也就缺乏探討緊迫性的認知。作為一種變革和救治的視角，我們對於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予以很多的贊成與肯定，但是這樣一種理論進步更多的是建立在技術和工具的層面，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具有形式偏好性。而新公共服務則試圖將管理的視角逐漸切換到對管理乃至社會發展根本價值的關註上來。資於往事，鑒於現實，我們需要在一個改革的進程中必須在二者理念中尋找一個新的平衡點。
盡管丹哈特夫婦在提供的多個項目的比較後發現，二者似乎存在著太大的差別，但是如果從動態發展的角度，形式和價值事實上必然有相契合的肌理。就如同我們認為即使在公共管理「主體缺位」時期，它也正走在根本價值的漫長回歸之路上，並不能因為當時的理念多麼淺顯而否認那曾是形式與價值耦合的一個歷史進程。新公共服務高舉價值追求的大旗一方面確實很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困惑，在實踐上並不能與新公共管理並駕齊驅。
二、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困惑
公共行政轉向倡導服務的價值和實質的正義，需要致力於建設一個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為根本的行政體系。這樣一種理論推定的首要問題「是否可能」或者說「是否具有操作性」將如何來界定呢？事實上，通過分析，我發現有四個困惑必須予以解決才能回答其現實性。
第一，公民何以理性？以公民為本就意味著公共行政必須滿足公民的需求並為不斷發展的需求提供服務升級的義務。那麼，公民的理性就顯得非常必要了，這種理性包含三個層面的意思：
1.公民是否准確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公民其實往往最注重基礎的需求，而對於可能的或者高層次的需求缺乏認知，這主要是因為需求環境、需求階段以及需求人群的差異造成的。譬如，生活在城市的人嚮往鄉村田園的環境，而農村居民會覺得現代化的都市生活更好，這種需求的「圍城」困境並不意味著絕對的需要，而是階段性的比較和補差心理。所以公民的需求總是表達不充分或者時效多變的，尋求一種明確的認知似乎目前還不可能。
2.公民是否能夠充分地表達自己的需求？即使公民完全知道自己的需求，那他們能清楚無誤地傳遞給供給方嗎？答案是否定的。公民的表達取決於三個因素：a.公民表達的能力，這一點是因人而異的，最好的表達能力者能否最清楚的表達尚有疑問，何況千差萬別的公民群體。b.公民的表達意願，公民的表達意願是受個體情緒影響很大的，不同心理素質和個性的人對表達的見解是不徑相同的。c.表達的成本，這一點其實也很關鍵，如果公民感覺到對話的成本高於收益或者擔心投入沉沒的話就會放棄許多表達的機會。
3.公民認為自己的需求得到滿足了么？公民的評價體系同樣體現出迥異性，即使是同等同質的服務對於不同的客體而言滿足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這種困境時常出現，使得服務方不知所措，也往往影響公平性和制度化。
所以，就現實而言，差別的公民個體理性層次不同，作為全體考察時則更加具有不確定性，所以只能稱之為有限理性的集合。
第二，政府何以令人滿意？作為服務供給者的身份，如何讓公民滿意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作為權力和權利主體的公民在接受服務的時候對於政府不能是感恩或者寬容的感情，他們通常應當思考這樣幾個問題：
1.政府是全心全意為我們考慮的嗎？政府的人員是由一般的公民擔任的，他們具有雙重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公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須通過本職工作來實現政府的服務。這個特殊群體的集合是不是會帶來政府的人格化以及利益集團化？他們考慮服務的基點還能保持公正嗎？還有可能在沖突的區域依然保持價值的中立嗎？以上的擔心不是多慮的，既往的「經濟人」假說事實上更加增添了這方面的不確定感。
2.政府能提供盡可能多和好的服務嗎？這個問題直接與服務的意願和政府的能力有關：從意願的角度，政府在獲得充分的授權後，必須有兌現契約的實際行動和完善服務的創新精神，還必須保障能夠落實到制度化的設計上而不是可有可無的隨意性安排；從能力的角度，政府在具體的行政中應當表現出足夠的駕馭本職的素質並且有令人信服的實踐來進行經常性的校驗；這個問題實質上還與政府對公民需求的認可有密切的關系，公民表達的所有需求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回應、是否帶來了未來服務升級的承諾和預期等都是現有較鬆散公民社會的結構所不能把握的。
3.政府是值得信任和不可替代的嗎？既然服務是公民對政府的根本定位，那麼政府目前所發揮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嗎？在某一種公共產品的提供上，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已經是最好的可能嗎？現實中，多元的社會和多元的結構已經提供了選擇的其它可能，政府如果不能證明它還有必要居於主導，就必須放棄過去獲得的授權合同，主動退出，但是政府這種自覺的行動常常是缺乏壓力和動力的。
所以，政府總是很難令人滿意的，改革甚至重塑就成為經常性的工作。
第三，政府和公民何以達成共同的核心價值？作為追求理念的「生產力」與「效率」、「民主」與「正義」、「安全」與「福利」等在社會認知上有著不同的理解和偏好，公民群體通常不可能達成一致的認識，政府在各個階段也會有不同的解讀。問題還在於作為被授權的服務主體——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對社會價值的統一發揮影響，又有多大的能力去整合各方開展統一的行動，而且保證不虢奪侵犯公民的權力。另一個方面，公民作為權力的主體為何要去認同某種共同的價值，那些個體和群體多元化的價值之間又如何來保持融合和平衡沖突？我們會發現關於價值的爭論實際上歸結到最後就是公民與政府關系的根本性基礎——合法性認同，公共服務的行政變革不能是停留在技術修補層面的運動，而應該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全方位重構和超越。
第四，公共服務是現在還是未來？基於上述的分析，我們發現在建構服務行政的事實與價值取向上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面對既往的弊端和危機時，形式的修正需要更顯得迫切，而對於理念的刻意追求反而顯得不合時宜，
那麼服務的理論是不是太過超前或者部分地超越了我們的時代而應當被視為未來的理想呢？回答這個問題對於目前指導理論的建設性是不可延緩的，無論是新公共管理還是新公共服務都無法迴避。
三、結論
公共服務推定的困惑不是否定了公共服務理論的可能，而是對公共服務必須解決的理論層面提出了建構的基本內容。一種公共服務理論的建立，必須圍繞上述的問題展開探討，任何理論倘使不能解開上述的困惑，那就恐怕還是會「混淆了規范與描述」，難以提供出「一個令人心悅誠服的替代性方案」。歷史上的政府形態對於社會發展而言至少已經扮演過兩個角色，一個是大包大攬的全面干預者，就像我們在大多數歷史時期看到的統治管理形態，另一個是的市場主義和自由主義者強烈要求的「守夜人」角色或者弱勢政府。事實上，作為權力本體的公民們真的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嗎？當然不是，新公共服務理論實際上也呼喚了新意義上的政府重塑工程。首先，我們需要一個向上仰視我們的政府，他們必須記錄下我們所能給予的權力、堅決保留的權力和禁止行使的行政權力，並確定法律去保障它們；其次，我們需要一個熱心了解我們需求的政府，他們應該劃分出必須提供的、盡可能提供的和由第三方更好提供的不同需求層次，然後努力去達成這樣的供給；最終，我們需要一個全心全意服務於我們的政府，他們以尊重人的個性、確認人的價值、推進人的發展為使命。因何而服務?歸結到一句話就是「民主的政府是為他們的公共服務而存在。」我們所需要的也正是一個服務性的新型政府。

⑺ 討論行政組織的外部目標與內部目標分別有哪些

一、 行政組織的外部目標

與私人組織與同，行政組織的根本目標是形成、維護和合理分配公共利益，滿足社會公眾的需要。具體而言，行政組織的外部目標主要包括維護社會公平、 提高社會生產效率、 回應社會公眾的要求和提供公共服務。

1、維護社會公平

（1）社會公平的內涵

一般而言，社會公平是指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的統一、生產行為激勵機制和社會正義供給制度的有機統一。將公平作為一種終極價值追求，反映了行政組織的公共性和崇高使命。同時，公平又是一種工具性價值追求。

（2）維護社會公平的機制

從公共經濟學的視角看，社會公平是一個做大蛋糕和分割蛋糕的統一過程。做大蛋糕是分割蛋糕的基礎，分割蛋糕是做大蛋糕的歸宿和目的，兩者之間需要得到協調。行政組織的使命就是提供和維護有利於公平的生產行為激勵機制和社會正義供給制度。

生產行為激勵機制的內容是，為所有生產主體和個人提供公平、公開、競爭性的生產環境，維持市場秩序，為生產主體實現社會資源的最優化配置提供機制支持。

社會正義供給制度的內容是，為社會個體享有基本的生存權利提供製度保障，確保人的基本尊嚴與社會歸屬，向處於最不利地位的個體提供幫助、改善他們的福利。

2、提高社會生產效率

（1）社會生產效率的內涵

社會生產效率是衡量一個社會的進步程度和文明狀況的公認指標之一，相對於社會公平目標而言，它更為客觀。社會生產效率是對一個社會的生產投人與產出、成本與收益的比例關系的衡量。在技術經濟語境下，一個社會的生產效率可以通過各種測量單位得到體現：人均GDP、單位GDP能耗、單位GDP的成本等。

（2）提高社會產生率的機制

提高社會生產率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要面對的迫切問題，這關繫到一個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國家經濟安全。行政組織提高社會生產率的機制主要包括：

編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制定產業政策，調控投資規模和速度，具體運作和監管重大工程項目，提高社會人力資本的存量和質量，協調區域發展，穩定宏觀經濟形勢，改革人亊管理體制，開發和保護自然資源，促進科技進步、加快自主創新步伐等。

3、回應社會公眾的要求

（1）回應社會公眾要求的內涵

能否及時、有效地回應社會公眾的需求是判斷一個組織運轉情況是否良好的主要標准。回應社會公眾的要求是指行政組織通過獲取社會公眾對政府管理的各種要求，並將這些要求進行整合，然後根據行政組織的實際情況，採取具體行動對這些要求加以滿足和實現的行為過程。

（2）回應社會公眾要求的機制。

首先，行政組織應當把回應社會公眾作為一種理念堅持下來。其次，行政組織應當把回應社會公眾要求的目標納人工作議程中去，把任務在組織成員中間進行分解，使組織成員能夠根據自己的工作職責自主地回應社會公眾的要求。

最後，為了促使行政組織成員真正、有效地回應社會公眾的要求，行政組織還要建立、完善和實施考核機制，系統、雙向、開放地考察其回應效果。同時，行政組織自身也應主動向社會公眾和上級組織匯報回應社會公眾要求的具體情況。

4、提供公共服務

（1）提供公共服務的內涵

提供公共服務是行政組織的安身立命之所在，這是它區別二其他組織的顯著特徵。提供公共服務意味著行政組織向社會公眾提供巿場主體所不能或不願意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它的作用在於通過稅收一公共支出機制為社會成員提供均等而持續的服務，保障每個成員的基本生活權利和法律規定的各項公民權利。

公共服務的提供有助於維持社會的有序運行，提高社會成員的生活質量和社會文明程度。人類社會的發展史表明了人類正是在公共服務水平與斷提高的過程中前進的。也正因為如此，德國著名經濟學家瓦格納提出了政府職能將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與斷豐富，從而導致公共支出隨著國民產出的增長而與斷增長的判斷，即著名的"瓦格納定律"。

（2）公共服務的主要內容與范圍

公共服務的主要內容與范圍總是處於不斷變動的過程中，同一個國家在不同時期、不同的國家在同一時期向各自的公民提供的公共服務的內容與范圍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公共服務的主要內容與范圍是：

提供經濟基礎——確認和保護產權及其交易，管理和發行貨幣，管理工商企業的登記與合並和破產等亊項；

提供各種具體的公共服務一一提供國家安全，自然災害救援，維護水陸交通要道，洪水防治；協調與解決團體沖突一通過各種行政法規和行政裁決解決勞資糾紛，通過兒童勞動法和最低工資法等法律手段保護弱勢群體的基本經濟利益；

維護公平競爭一一制定和執行證券交易法、公司法和公平交易法，調查和處理壟斷企業行為；

保護自然資源——制定和執行環保政策，保護稀缺性和與可再生性自然資源，執行能源政策；

向弱勢群體提供必需的商品和服務一通過志願者組織和非營利組織照頊殘障人士，在公共設施中為殘障人士提供交通和生活便利；保持經濟穩定，調控經濟周期，減少經濟波動，管理外匯交易和維持國際收支均衡，參與國際貿易亊務。

（3）提供公共服務的機制

首先，社會成員通過各種方式向政府表達自己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具體方式包括：參與選舉活動， 向權力機關的代表表達意願，通過各種媒體向相關機構和其他社會公眾傳達信息，參與各種利益團體的活動。其次，權力機關、司法機關和行政組織整合這些關於公共服務的需求，制訂提供公共服務的政策和計劃，安排具體的公共項目。

最後，以政府行政組織為主通過各種方式執行其政策和計劃，管理公共項目。這些方式主要包括：政府采販，契約外包，公私合營，政府授權，政府間合作，公共亊業民營化、公司化運營，以及向社區和公民社會授權等。

二、行政組織的內部目標

1、管理資源

（1）行政組織的資源

行政組織為了維持正常運轉和實現特定目標，必須擁有、管理特定的組織資源。行政組織的資源主要包括人力資源、公共權力、公共資金、辦公設備與人員裝備，以及相關物質資源、依法代理國家管理的土地資源等。行政組織較私人組織的最大區別在於它擁有權力機構賦予的公共權力資源，及其延伸出來的公共權威。

根據用途的限定程度的高低，行政組織的資源可以劃分為高限定用途、低限定用途和與確定性用途的資源。高限定用途資源主要指人員經費和基本辦公費用，低限定用途資源主要指組織被賦予的項目資源和組織所擁有的公共權力，不確定性用途資源主要指行政組織被模糊授權管理的項目資源和跨組織共享的組織資源。

行政組織資源管理體現了將組織的高層與中低層管理、政治與行政資源、組織的內外部管理相結合的思想。

（2）行政組織的資源管理

在古典行政理論中，行政組織談不上資源管理，只是依照規章制度合法地使用組織擁有的資源，資源的運用權力在很大程度上操縱於權力機關手中。當時的思潮是強調權力機關對公共資源的控制，防止行政組織浪費資源，以期降低政府運作的成本、控制政府的規模、減輕納稅人的負擔。

在新公共管理理論指導下，行政組織的資源被賦予了和私人組織的資源相同的管理使命，即提高資源使用效率，節省管理成本，實現效率最大化，主要途徑是實現嚴格的績效管理、內部市場化、授權與分權，以及引進競爭機制。

新公共服務理論則認為，行政組織應放棄將組織資源利用效率最大化作為第一位的目標，而是把行政組織成員和行政組織所服務的對象作為第一位應加以重視的目標。在公共部門戰略管理的視角下，行政組織的資源管理和戰略規劃能力、公共政策能力和項目管理能力一起構成戰略管理的一部分。

在行政組織資源管理中，有三個管理層次：高層次管理者是組織的領導層，負責根據行政組織的整體目標擬定資源使用規劃；中間層次的管理者負責協調基層組織成員的資源使用要求；基層組織成員負責具體運用組織資源實現具體的組織目標。

高限定用途資源的管理主要是根據相關規定依法獲取和使用；低限定用途資源的管理則可以採取內部巿場化和引進競爭機制以及通過績效管理、公共項目經理制等遞徂來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與確定用途資源的管理則主要依靠跨組織的協調、組織間的競爭以及合作管理等方式進行。

2、績效管理

（1）績效管理的內涵

行政組織中的績效管理是指，績效管理主體通過設定明確的績效目標和測量標准，對組織成員及組織自身的工作成效進行測量並據此得出考核結果，採取相應的獎懲措施以提高行政組織績效的管理活動。與私人組織不同的是，行政組織不僅追求效率、效能和效益，它還要追求公平性、回應性、參與性和公共性。

（2）績效管理機制

行政組織績效管理機制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它由績效管理的主體、原則、測量標准和獎懲制度等因素組成。績效管理的主體一般指行政組織的領導層、上級組織和社會公眾。績效管理的原則主要是：效率與公平並重，效率與民主兼顧，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同步。

績效管理的一級、二級測量標准主要包括：國民經濟（GDP 總量、人均值及其增長率、產業結構、就業率與失業率），人民生活水平(人均收入及其增長率、恩格爾系數、基尼系數和社會保障實施情況），科教文衛（科技進步、 教育發展、文化亊業、衛生和防疫、計劃生育），生態環境， 社會治安和其他測量標准。

績效管理的獎懲制度主要包括：精神獎懲，物質獎懲，晉升級別與職務，降低級別與職務，以及交流培訓等方面的獎勵和懲罰。這些措施既可以針對組織成員，也可以針對行政組織。

3、機關管理

（1）機關管理的內涵

機關在這里是指狹義的由行政組織的人員、財務、設備等組成的辦公處所，它是行政組織成員的日常工作場所。機關管理指行政組織的領導及其成員為了優化辦公環境，有效實現組織目標而依據相關規定對機關的財務、設施和設備等實施的管理活動。

機關管理的主要內容有：安全保衛、文秘通信、機關後勤（衛生環保、 交通工具、住房等）、財務與資產、對外交往、辦公設備、機關成員的福利與醫療保健等方面的亊務。

（2）機關管理實踐

機關管理實踐活動是由行政組織領導、專門負責人員和機構具體實施的，我國各級行政組織分別設有相應級別的機關亊務管理局。機關管理的主要原則是：服務，高效，廉潔，科學化，制度化。

4、組織發展

（1）組織發展的內涵

行政組織發展是指行政組織為適應內外環境及條件的發化，適時、有效地對組織的目標、結構及組成要素等進行調整和修正。行政組織發展的原因主要有：外部環境的發化——具體指科學技術的進步，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行政法規的更新，社會公眾對公共服務的要求的變化，社會經濟狀況的深刻改發等；

組織內部條件的變化——具體指行政技術的進步，人力資源的數量、質量的發化，行政組織規模和結構的調整，政務流程的再造等。組織發展是政府部門提高活力和辦亊效能，更好地滿足社會公眾的公共服務要求的一種主要途徑，體現了政府管理的進步和行政組織的生命力。

（2）組織發展的機制。

(一)行政組織發展的影響發量、 主體與方式

影響行政組織發展的主要變數包括：組織任務的導向性作用，行政組織外部的科學技術和內部的行政技術的長期影響，行政組織結構的深刻影響，組織成員的直接影響。

行政組織發展的主體，一種是組織成員自下而上式的組織發展，通過組織成員知識的、態度的、個體行為的改發與發展導致群體行為和組織的整體發展，這種組織發展方式的主體是組織成員；另一種組織發展方式則與此相反，強調具備職位權力的組織領導的作用，自上而下地推動組織發展，這種組織發展方式的主體是組織領導層。

根據不同的標准可以將組織發展方式劃分為四種類型：根據發展的程度可以分為量變式與質變式；根據發展的對象可以分為正式關系式與非正式關系式；根據組織發展力量來源的不同可以分為主動式與被動式；根據組織發展方案的形成過程可以分為強制式、民主式和參與式。

（二）行政組織發展的程序、策略與克服阻力的對策

行政組織發展的程序包括：確定組織存在的問題，對這些問題進行分析、判斷，根據分析、判斷的結果決定是否推動組織發展，然後制定相應的組織發展計劃並執行之，最後對組織發展的效果進行評估，形成新的組織發展循環。

推動組織發展的策略包括：精心設計，全面發動與有效動員，精心組織。

可供採取的對策主要有：保持組織發展過程的公開性與透明性，建立組織成員之間的互信與溝通、協調機制，開展組織學習、建立共享心智模型，大膽提拔和重用人才、形成有利於人才脫穎而出的競爭激勵機制，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採取相機而行的策略等。

(7)公共服務理論視角擴展閱讀：

外部目標：

行政組織的外部目標是組織存在的基礎，沒有外部目標就沒有行政組織的存在，行政組織只有通過實現外部目標才能生存和發展。外部目標是組織需要為外部主體提供的一種未來狀態，也是對組織及其成員的一種發展指向。

內部目標：

與外部目標相對應的是，組織在實現外部目標的同時還要實現內部目標，這是組織完成外部目標的充分條件。為了實現外部目標，組織需要調動組織成員的積極性，改善內部管理，更好地運用內部資源，這些都涉及組織內部目標的實現。

⑻ 基本公共服務都包括哪些內容

公共服務的范圍比較廣，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高低和政府建設的能力大小而專定，但基本上屬都包括公共教育、公共衛生、公共文化等社會事業，也包括公共交通、公共通信等公共產品和公用設施建設，還包括解決人的生存、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所需要的社會就業、社會分配、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社會秩序等公共制度建設。

(8)公共服務理論視角擴展閱讀：

基本公共服務包括三個基本點：

一是保障人類的基本生存權（或生存的基本需要），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需要政府及社會為每個人都提供基本就業保障、基本養老保障、基本生活保障等；

二是滿足基本尊嚴（或體面）和基本能力的需要，需要政府及社會為每個人都提供基本的教育和文化服務；

三是滿足基本健康的需要，需要政府及社會為每個人提供基本的健康保障。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水平的提高，一個社會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會逐步擴展，水平也會逐步提高。

⑼ 羅森布洛姆 公共行政思想

照規程辦事的運作機制、形式正規的決策文書、組織管理的非人格化、適應工作需要的專業培訓機制、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韋伯對各種社會組織進行比較研究，提出了一個對不同組織的性質、形態、特徵進行分析的理論框架，把權威與組織性質相結合，把行政管理與效率問題緊密結合在一起，強調在知識和技能的基礎上的管理。韋伯理論的這些基本理念為管理途徑在組織層面上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和理論的推進，管理主義視角又發展出兩種派別：傳統管理途徑和新公共管理途徑。
1、傳統管理途徑。採用制度和法理的研究方法，重點關注正式的政府組織機構；主張政治與行政分開；致力於探討行政管理的一般性原理；強調以效率為一般性標准管理主義的運用。根據傳統管理途徑的觀點，公共行政的意義在於追求效能、效率以及經濟的最大化。企業化公共行政的主張，逐漸發展出一套公共服務如何運作的正統或古典的觀點。依此觀點，管理者，而非政客，處在管理控制的地位，效率便成為公共部門「至高的善」或「行政價值鏈條中的原點」。傳統管理途徑的思維和邏輯主要是建立在政治與行政分離的觀點之上的，公共行政的意義在於追求效能、效率以及經濟的最大化。
2、公共管理途徑。其核心內容是力圖將私營部門和工商企業管理的方法用於公共部門。主要是來自公共選擇理論、新制度經濟學和政治學理論的一些關於行政改革的理論設想。這些改革試圖用以市場為基礎的、由競爭驅動策略來取代傳統上以規則為基礎、由權威驅動的過程。新公共管理理論對管理持有的理念是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場化。
按照新公共管理的觀點，公共管理者被要求去尋找新的創新途徑來取得成果或者將先前由政府履行的職能民營化。他們被要求去「掌舵，而不是劃槳」，新公共管理大量的依靠市場機制去引導公共項目。新公共管理的這些理念，在奧斯本和蓋布勒的《重塑政府》一書中得到了提煉和普及，成為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精髓—一企業家政府理論。企業家政府理論基本內核的十條政府體制改革原則，不但包含了具體操作層面的新的政府管理運作方法，而且在本質上蘊含了一套新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主要取自市場經濟和企業管理的理念。新公共管理途徑的偏重於成本——效益、顧客的回應性。

(三)公共行政在管理基礎上的完政回歸
筆者認為，當代公共行政在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影響下，在實踐層面過於注重效率至上的理念而弱化了公民的理念，同時也由於行政權的膨脹而面臨著憲法的危機，此時急需對原有理論範式的調整。在理論層面公共行政在分別經歷了以憲政和管理為主的途徑後，在當代公共行政研究的範式更多地是這兩種範式的結合，即無論是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務理論還是奧斯特羅姆的民主制行政模式都是在原有基礎理論上(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在新公共管理基礎上，民主制行政是在官僚制基礎上)對自由、公正、平等、公民權等基本民主的民主價值理念的回歸。
1、羅伯特·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務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是指關於公共行政在以公民為中心的治理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新公共服務的主要觀點：(1)政府的職能是服務。而不是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標而非副產品；(3)在思想上要具有戰略性在行動上要具有民主性；(4)為公民服務而不是為顧客服務；(5)責任並不簡單；(6)重視人而不只是重視生產率；(7)公民權和公共服務比企業家精神更重要。
新公共服務理論觀點的核心要素：民主、公民、公民權、公共利益、服務。從原有的那些經濟理論和自我利益為主導的模式轉換到以公民權、民主和公共利益為主導的新公共服務模式。新公共服務理論以重視民主、公民權和為公共利益服務為理論框架，不只是最新的管理時尚或者管理技巧。它是對價值觀的根本改造。新公共服務理論主張以義務和責任，這些公民美德為基礎，避免人性的自私自利的產生，運用參與和包容的方法建立公民意識、責任意識和信任，塑造出積極的公民意識和良好的公共服務精神。構建以公民權、民主和公共利益為主導的新公共服務模式。
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對傳統公共行政理論和新公共理論基礎上的一種揚棄，在某種程度上講，可以將其視為對傳統的政治與行政問題上的回歸。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基本主張一方面關注政治所關注的基本價值如民主、平等、公民權等問題，另一方面也關注行政的操作層面與理論層面。即在重視前述價值的基礎上將行政管理提升到了更高一層的境界一以公民權、民主和公共利益為主導的新公共服務模式。
2、奧斯特羅姆的民主制行政體制和官僚制體制的並列。奧斯特羅姆教授的核心觀點是公共行政學必須在官僚制行政研究的基礎上引入民主制行政研究，公共行政的實踐也必須在官僚制行政的基礎上引入民主制行政的實踐。奧斯特羅姆教授認為在美國建國時期，就產生了與官僚制行政相對的民主制行政的理論。漢密爾頓和麥迪遜所著的《聯邦黨人文集》就闡發了交疊管轄的政府體制。這一政府體制中所有的政府單位都根據自治的原則設計，奧斯特羅姆教授在其《美國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機》著作中將這些原則設計概括為九條。而這些原則在本質上體現了人民主權、憲法至上、分權制衡、有限政府與分權政府等憲政的最基本價值觀。
奧斯特羅姆教授認為美國的實驗代表了在民主制行政體制發展方面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性出發點。「民主制行政作為一種一般的公共行政，可以作為官僚制行政的替代類型，與官僚制行政相並列」。「現代政治經濟學家以及早期民主理論的著作中生長出來的範式內含有民主制行政科學」。奧斯特羅姆教授認為，對於美國公共行政的理論和實踐，存在兩種公共行政理論，至於哪種理論更適合，需要根據現實的社會歷史條件的，即在動盪的世界中霍布斯設想的憲法適合於軍事國家的有限運轉，在和平與發展時期漢密爾頓和麥迪遜所設想的人類社會，能夠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良好政府也是適用的，而在此憲政規則能夠在具有實質性分權和交疊管轄特色的政治體制中得以實施。這樣的憲政體制能夠使民主制行政持續成為普遍的公共行政形式，與官僚制相對。

(四)公共行政研究範式的多元視角——羅森布魯姆的多元行政觀
羅森布魯姆多元行政觀開啟了公共行政研究範式的多元化視角。按照羅森布洛姆的觀點公共行政的研究途徑應該採取政治、法律和管理三種不同的視角。筆者認為這種多元的研究視角根源於權力的分立。羅森布魯姆認為公共行政的研究三條分明的途徑，各自對公共行政有不同的闡述，每一種途徑均包含在特定的政治文化之中，反映了憲法上的分權和政府功能在不同部門的分配。管理途徑主要是基於行政部門的立場，去思考忠實的執行與落實各項法令規章；政治途徑則是基於立法與決策的考慮；至於法律的途徑則強調的是政府的裁決功能、對維護憲政權利的承諾(保衛自由等)以及法治。
正因為公共行政是一個復雜的學科領域，羅森布魯姆在對公共行政研究途徑的劃分上體現出了管理、政治和法律至少三種途徑。這三種不同的研究途徑，對於公共行政的運作，傾向於強調不同的價值和程序、不同的結構安排，亦用不同的方法看待公民個人，而每一種途徑對如何發展公共行政的知識亦有各自不同的主張。三種不同的研究途徑在沖突互補中發展，形成了更加符合當代公共行政發展的多元行政觀模式。雖然這種多元行政化視角是根植於美國特有的政治文化、政治體制和公共行政發展的實踐，但是其蘊含的深層次價值理念確同樣為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的公共行政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縱觀公共行政發展的脈絡，不同學派、不同理論因研究側重點的不同而形成了對公共行政研究的不同範式，諸範式齊頭並進，共同發展。不同範式各有特點，這些不同的範式之所以沒有進行整合，就是因為在社會科學領域任何一種範式都是有所偏頗的，也正是因為這種偏頗而顯示出其自身價值之所在，在這種競存狀態中相互借鑒和發展。在對公共行政的實踐研究中，我們應該堅持這樣一種態度，即任何一種理論都是對現實的抽象，同時又不能窮盡所有的社會現實，理論應該在實踐中廣泛吸收其他理論中合理的成份而推進自身的發展。當前一段時期，我國社會處於多元化階段，這種多元化的發展現實決定了公共行政研究需要多元化範式理論競存以推動公共行政實踐的發展。「從某一個國家的行政環境歸納出來的概論，不能夠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應用到另一個不同環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個理論是否適用於另一個不同的場合，必須先把那個特殊場合加以研究之後才可以判定。」在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領域，事實上並不存在普適性的准則。因此，基於我國特殊的行政生態，以開放的思想對待多種範式競存的狀態，有選擇地吸收，探索適合我國公共行政實踐的範式，是我國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發展的現實選擇。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