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何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實現公共服務的均衡化
(一)整合各方資源,實現項目集中投放。圍繞繞城沿線、城市出入口、旅遊景點內周邊的改造提升等容統籌城鄉發展的重點工作、重點項目、重點區域,統一規劃,整合資金項目,集中投入,整體建設,最大限度地發揮資金項目集聚放大效應。(二)健全服務網路,實現公共服務可及性。村級(新型農村社區)是農村最基層的單位,也是公共服務最薄弱的地方。(三)鼓勵服務創新,加速公共服務城鄉均等化。(四)建立一體化政策體系,推進城鄉公共服務發展。(五)加大轉移支付,合理配置公共財政資源。(六)多元化供給,滿足城鄉居民多層次需求。(七)健全測評體系,促進城鄉公共服務更加均衡合理。
2. 新型城鎮化建設為社區帶來何種影響
新型城鎮化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徵的城鎮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協調發展、互促共進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的核心在於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生態和環境為代價,著眼農民,涵蓋農村,實現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共同富裕。
所謂新型城鎮化,是指堅持以人為本,以新型工業化為動力,以統籌兼顧為原則,推動城市現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態化、農村城鎮化,全面提升城鎮化質量和水平,走科學發展、集約高效、功能完善、環境友好、社會和諧、個性鮮明、城鄉一體、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化建設路子。新型城鎮化的「新」就是要由過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規模擴大、空間擴張,改變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務等內涵為中心,真正使我們的城鎮成為具有較高品質的適宜人居之所。城鎮化的核心是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而不是建高樓、建廣場。農村人口轉移不出來,不僅農業的規模效益出不來,擴大內需也無法實現。
3. 如何推動城鎮化健康發展
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但城鎮化更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當前,我國城鎮化發展進入關鍵階段,順勢而為,妥善引導,城鎮化會成為帶動經濟發展的持續動力;走得不好,也會帶來諸多矛盾和問題,患上「城市病」,影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 近段時間以來,關於新型城鎮化的討論非常多,地方上冠以城鎮化的各種規劃層出不窮。但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地方,各種含糊不清的認識確實掩蓋了新型城鎮化的內涵,模糊了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方向與政策重點。例如有的地方領導認為城鎮化就是建新城、擴老城,不斷擴大城市面積,就是刺激房地產,就是搞工業化,還有的地方認為城鎮化就是拆掉農村、消滅農村,就是讓農民抓緊「上樓」,等等。城鎮化概念被隨意「泛化」;城鎮化變成了什麼都能往裡裝的筐,政策重點被錯誤理解,這些苗頭已經十分明顯。 只有對新型城鎮化內涵有正確理解,才能推進城鎮化健康發展。當前情況下,至關重要的是要在認識上回到正確的邏輯起點上,認清城鎮化究竟是什麼、不是什麼等根本性問題;要從多個角度,深入分析為什麼城鎮化在地方實踐中會「跑偏」;更為重要的是,我們要探討在哪些方面能凝聚對城鎮化的共識,推動城鎮化沿著一條主線健康發展。 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邏輯起點是「人」 從理論上來看,城鎮化是人的行為過程,即鄉村裡的人「化」為城鎮里的人。人口向城鎮集中的過程就是城鎮化的基本內涵。 從歷史背景看,在我們國家,城鎮化主要是指鄉村人口突破幾十年來的城鄉二元體制的阻隔進入城鎮工作、生活。顯然,農民以及農民的轉化形式——農民工,是城鎮化的主體。建國以後,戶籍、就業、社會保障等一系列制度,限制了農村人進城。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經過一系列制度改革,戶籍、就業、社會保障等制度有所放鬆,但是農村人要想進入城鎮工作與生活,至今仍然會遇有各種或明或暗的「隔離牆」。 從現實情況看,截至2012年底,中國的城鎮化率達到了52.6%。按照一個現代化發達國家的通常情況,結合我國國情,我國的城鎮化率可能最終會達到70%以上。也就是說,未來二三十年,還將有近3億農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同時還要看到,目前已被統計為城鎮人口的多數農民工,他們還沒有城鎮戶籍,不能享受城鎮居民的所有公共服務,這部分人口約有2.5億,可以稱為「半城鎮化」人口。兩者相加,5億多人口如何市民化就成為中國城鎮化中一個最為緊迫的現實問題。 從政策設計來看,我國的農村戶籍人口與城鎮戶籍人口,在基本公共服務如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保障性住房等許多方面還有巨大差距。近年來的多份中央文件反復強調,要通過制定一系列城鎮化政策,積極穩妥地推動農民繼續進城,推動農民工市民化,推動農民、農民工與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從理論、歷史、現實及政策設計意圖來看,城鎮化問題的邏輯起點是一個「人」字,本質就是市民化。農民工與農民是城鎮化過程中主要的行為主體,也是最重要的受益主體。城鎮化的政策重點就是要讓農民工與農民這個群體中的每個人,都能跟城鎮居民一樣,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務,就是農民與農民工的市民化。 人是城鎮化的邏輯起點,農民與農民工的市民化是城鎮化的本質與主要任務。圍繞超大規模的城鎮化,我們就應該在集約、節約用地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城鎮人口的承載能力;應該加快發展各種生產性、生活性服務業,滿足進城人口的各類就業需求;應該積極支持與發展各種租賃房、保障房,解決進城人口的安居問題;應該合理預測進城人口的規模與速度,有序、分類、逐步解決農民工市民化,積極穩妥推進農民進城,保持城鎮化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探尋城鎮化偏離本源的原因 一是認識問題。對城鎮化的概念、歷史、現狀以及對城鎮化部署和政策認識不夠或者認識有偏差。有的地方領導認為城鎮化就是城鎮建設,就是城鎮投資,就是蓋樓造房,就是讓農民上樓,而且越快越好。 二是路徑依賴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從上到下,對城鎮化的熱情都非常高。各地形成了一些傳統的模式或者叫路徑。比如,東部沿海一些城市通過撤縣建區、撤縣建市等做法,擴大了城市面積;一些地方通過工業化引領,上了一批大項目,積累了財力,改進了城鎮基礎設施;一些地方通過大搞房地產,城區里高樓林立,體現了現代化的城市面貌。當前,雖然熱議「新型城鎮化」,但行動上不少地方還是在按以往的軌道往前走。 三是對地方領導的考核評價機制。目前的考評主要是看地方政府有沒有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因為國家經濟增長的總體目標還需要通過各個地方來分解、承擔。另外,城市面貌是一個城市的「名片」,可比性高、可視性強,容易為地方官員樹立政績。上級領導去一個城市考察,往往都在參觀這個城市最寬闊的馬路、最亮麗的街道、最氣派的地標建築,誇獎的主要就是這個城市的外在面貌。 四是本地戶籍人口會對當地政府施加壓力。本地人口給當地政府施加或明或暗的壓力,要求當地政府優先滿足本地戶籍人口在生活環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方面的種種需要,並對外來人口給予一定限制。 凝聚共識,堅定不移推進「新型城鎮化」 城鎮化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國面臨的最重要的戰略機遇之一。如果我們清晰地認清城鎮化的邏輯起點,沿著正確的主線推動城鎮化發展,我們就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城鎮化的綜合效應、長期效應、全局效應,推動經濟長期平穩較快增長,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升級,形成人口轉移有序、資源集約利用、環境保護良好、產業支撐有力、城鎮形態合理、發展成果共享的城鎮化發展新局面。 如果找不準城鎮化發展的著力點、迷失了城鎮化的主線,城鎮化帶來的將只是片面效應、短期效應、局部效應。這樣的城鎮化會過度消耗未來的資源,會積累城鄉矛盾、積攢城市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的矛盾與問題;會帶來更加難以根治的各種「城市病」。從根本上看,跑偏了的城鎮化將會損害我國新型城鎮化的「大棋局」,貽誤我國通往現代化的寶貴時機。 凝聚對新型城鎮化的共識,形成科學的城鎮化發展觀,這是當前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各級政府、各個部門,尤其是各個城市,要提高對城鎮化科學內涵的認識。思想認識對頭了,行動才可能正確。 第一,要研究借鑒世界各國城鎮化的規律,研究中國城鎮化的特殊條件,總結以往城鎮化的經驗教訓,要力求在掌握城鎮化基本規律的基礎上健康發展。 第二,城鎮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要積極穩妥、適度推進城鎮化。未來我國還將轉移相當於半個歐盟或兩個日本的農業人口,同時還要有序解決現有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城鎮化水平取決於經濟發展水平,要與經濟發展相適應。城鎮化不能太慢,也不能太快,在發展速度上要適中。 第三,城鎮化的當務之急是推動農民工市民化。要優先、著力解決好3000多萬舉家遷徙的農民工家屬的市民化問題,解決好「第二代」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要高度重視失地農民的安置問題,妥善處理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婦女和老人的問題。 第四,城鎮化的一項主要工作是要通過改革,在戶籍、土地、社會保障、住房、投融資、設市體制方面有所突破,減少農民進城的阻力,增強城鎮的綜合承載能力。要通過一系列體制機制改革促進城鎮化的發展,並通過發揮城鎮化發展的綜合效應、長期效應、全局效應為進一步改革創造更好更堅實的基礎和條件。城鎮化不等同於城市建設、城市經濟增長,不是一味地擴大城市面積、大上工業項目、大搞房地產、大舉拆遷。城鎮化的關鍵內容是一系列深刻的改革,是改革與發展的互動,在城鎮化的主要內容上要把握好。 第五,城鎮化的順利推進取決於各個主體之間的協調與平衡。要推進城鎮化,中央與地方之間,地方的省、市、縣、鎮之間,東部與中西部政府之間,人口輸出地與流入地政府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農民工與市民之間,新老市民之間,會有一系列資源分配與利益的調整。在這個意義上,城鎮化是一場深刻的經濟與社會的大變革。城鎮化政策的要義在於找到能夠撬動城鎮化的杠桿支點,找到各方可以接受與包容的平衡點。 (作者單位: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
4. 城鎮化後,市民化的主流觀點是什麼
新型城鎮化的核心在於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生態和環境為代價,著眼農民,涵蓋農村,實現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共同富裕。
新型城鎮化: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業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徵的城鎮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協調發展、互促共進的城鎮化。
5.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歷史趨勢
毋庸置疑,經過前一階段的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急劇轉型,我國經濟社會的基本需求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不僅要求盡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應對生態環境惡化和能源資源短缺引發的嚴峻挑戰,而且要求加快建立覆蓋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應對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所帶來的新的挑戰。有關資料顯示,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多項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相繼超越生存型社會的臨界值。就恩格爾系數來看,2000年城市達到39. 4%,農村達到49. 1% ,均低於50%的臨界值。同年,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首次降至50%的臨界值。2001年,第一產業比重降至14. 1%,首次低於15%的臨界值;第三產業比重達到40.7%,首次超過40%的臨界值。2003年,城鎮化率達到40. 5%,首次超過40%的臨界值。從這些量化標准來判斷,我國在21世紀初開始由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過渡。在這一進程中,廣大社會成員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同公共產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務不到位的問題成為日益突出的階段性矛盾。[1]由此可見,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緊迫任務。
社會發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實現人人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必然選擇。換句話說,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過程,共享社會發展成果是結果,它們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要維護社會公平。在當前,通過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解決民生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體現社會公平的迫切需要。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諸多不和諧因素,有的是發展不夠的問題,有的則是共享不夠的問題,即沒有很好地讓全體人民公平公正地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按理說,社會進步的成果應當由全社會來共享,但實際上是由強勢群體來享受或首先享受;同樣,社會代價的後果應當由全社會來分擔,但實際上大部分卻由弱勢群體來承擔或主要來承擔。因此,處在強勢群體中的人,與處在弱勢群體中的人,對社會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強勢群體由於得到很多利益,認為這個社會好,希望維持現狀,對社會認同感較高;而處在弱勢群體中的人,由於地位下降或利益受損,對社會有一種不滿情緒,甚至希望改變現狀,因而對社會的認同感較差。這種復雜的情況必然導致社會矛盾和沖突的產生。所以,必須針對影響社會和諧的突出矛盾,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真正把改革發展成果體現在人民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的不斷提高上,體現在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上,體現在人民享有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各方面權益得到充分保障上,以此來促進和諧社會建設。
還應當看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衡量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可行標准。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目標實現與否需藉助科學、合理的評判標准,但它具有難測度性,需要一個可行的衡量標准來評判它。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正是一個可行的衡量標准。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本質是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人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程度的高低;另一方面,相對於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難測度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各項指標可以量化,所以它是衡量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可行標准。目前,「4E」標准即效果性、效率性、經濟性、公平性是評價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客觀標准,其中的公平性標准即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如「基準評價指標」(即標桿法,就是預先選定一個組織或一個標准,並將其作為本組織一定期限內努力的方向和試圖達到的目標,到設定期末,測度本組織完成預定目標的程度和質量,即為該組織的基準績效得分)、「地區差異指標」(即同一種公共服務,評估得分最大地區與評估得分最小地區間的得分之比)等,[2]均是很實用的公平性評價標准。
6. 高中政治 「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怎麼理解
平均化,平等化,體現在公共服務的全面覆蓋,對任何人的無差別服務。
「城鎮化」--城鄉差別就在於公共服務,所以城鎮化是通過建設公共服務(教育醫療...)吸引市民聚集市民 完成城鎮化。
7. 城鎮化有何重大意義
1、吸來收剩餘勞動力,縮小自城鄉間的差距。
2、有利於改善地區的產業結構。
3、城市化與工業化是相互影響的。
4、城市是區域科技和文化的中心,提高了區域的整體發展水平。
5、城市文化影響鄉村的生產和生活。
城鎮化(urbanization/urbanisation),是由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社會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現代城市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也有的學者稱之為城鎮化、都市化。
《2012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指出,中國城市化率突破50%。這意味著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中國城市化進入關鍵發展階段。
8. 城鎮化是什麼的必由之路
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推進城鎮化是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
9. 我國為什麼要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毋庸置疑,經過前一階段的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急劇轉型,我國經濟社會的基本需求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不僅要求盡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應對生態環境惡化和能源資源短缺引發的嚴峻挑戰,而且要求加快建立覆蓋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應對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所帶來的新的挑戰。有關資料顯示,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多項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相繼超越生存型社會的臨界值。就恩格爾系數來看,2000年城市達到39. 4%,農村達到49. 1% ,均低於50%的臨界值。同年,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首次降至50%的臨界值。2001年,第一產業比重降至14. 1%,首次低於15%的臨界值;第三產業比重達到40.7%,首次超過40%的臨界值。2003年,城鎮化率達到40. 5%,首次超過40%的臨界值。從這些量化標准來判斷,我國在21世紀初開始由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過渡。在這一進程中,廣大社會成員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同公共產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務不到位的問題成為日益突出的階段性矛盾。[1]由此可見,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緊迫任務。
社會發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實現人人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必然選擇。換句話說,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過程,共享社會發展成果是結果,它們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要維護社會公平。在當前,通過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解決民生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體現社會公平的迫切需要。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諸多不和諧因素,有的是發展不夠的問題,有的則是共享不夠的問題,即沒有很好地讓全體人民公平公正地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按理說,社會進步的成果應當由全社會來共享,但實際上是由強勢群體來享受或首先享受;同樣,社會代價的後果應當由全社會來分擔,但實際上大部分卻由弱勢群體來承擔或主要來承擔。因此,處在強勢群體中的人,與處在弱勢群體中的人,對社會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強勢群體由於得到很多利益,認為這個社會好,希望維持現狀,對社會認同感較高;而處在弱勢群體中的人,由於地位下降或利益受損,對社會有一種不滿情緒,甚至希望改變現狀,因而對社會的認同感較差。這種復雜的情況必然導致社會矛盾和沖突的產生。所以,必須針對影響社會和諧的突出矛盾,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真正把改革發展成果體現在人民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的不斷提高上,體現在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上,體現在人民享有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各方面權益得到充分保障上,以此來促進和諧社會建設。
還應當看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衡量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可行標准。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目標實現與否需藉助科學、合理的評判標准,但它具有難測度性,需要一個可行的衡量標准來評判它。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正是一個可行的衡量標准。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本質是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人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程度的高低;另一方面,相對於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難測度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各項指標可以量化,所以它是衡量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可行標准。目前,「4E」標准即效果性、效率性、經濟性、公平性是評價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客觀標准,其中的公平性標准即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如「基準評價指標」(即標桿法,就是預先選定一個組織或一個標准,並將其作為本組織一定期限內努力的方向和試圖達到的目標,到設定期末,測度本組織完成預定目標的程度和質量,即為該組織的基準績效得分)、「地區差異指標」(即同一種公共服務,評估得分最大地區與評估得分最小地區間的得分之比)等,[2]均是很實用的公平性評價標准。
10. 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需要財政發揮什麼樣地作用
范圍太大,,我大致說一下
公共財政的本質特徵決定了公共服務必須均等化。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是政府的基本職能。
從公共性來看,公共財政主要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滿足公共需要。公共需要是社會每一個成員在生產、生活、工作和學習中的共同需要,是社會每一個成員可以無差別地共同享用的需要,任何社會成員在享用公共需要的同時,不能排除其他社會成員同樣享用公共需要。滿足公共需要是政府的職責。因此社會成員都有權利平等地享受公共需要。
從公平性看,所有社會成員和經濟主體都平等地享受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無論是什麼成分的經濟主體,無論是社會成員是什麼性別,從事什麼職業,信仰什麼宗教等,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時都要一視同仁,不能有任何歧視。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人們的生活水平會有所不同,但是,任何公民都應該享受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務,比如只要是中國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都有權利享受國家的基礎義務教育,不能因為他出生在貧困地區,或生活在貧困家庭,就失去受義務教育的權力。決不能讓孩子因為家庭貧困的原因而失學。同樣每一個社會成員也有享受基本醫療保障和基本生活保障的權力。
從法治性看,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公共財政同樣具有法治性。社會公眾和立法權利機構有權監督和制約政府財政收支活動。政府的財政收支活動必須在法律法規的框架內,在法律的約束規范下進行,要公開化,透明化。依靠法律法規的強制保障手段,社會公眾得以真正決定、約束、規范和監督政府的財政活動,確保其行為符合公眾的根本利益。同樣所有的法律法規比如有關財稅法規對社會主體是一樣的,不能因為不同的社會集團、階層、職業和經濟成分不同而實行不同的財稅政策。當然,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或鼓勵一些行業、企業的發展,採取一些財稅優惠政策是必要的,但這些優惠政策對所有符合條件的經濟成分是一樣的,而且政策的制定必須符合經濟發展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