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服務

1. 美國羅斯福新政是如何解決社會公共服務方面的問題

舉辦了許多公共工程，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 緩和社會矛盾 穩定經濟秩序 促進經濟恢復.

2. 社會組織與公眾之間的關系

行政組織與中共組織關系也就是政府與執政黨的關系.行政組織的特點 行政組織是政府管理國家和社會的公共事務、提供公共服務的組織,與其它諸組織相比,具有如下基本特徵： 第一,行政組織是無須參與競爭的社會組織.行政組織與其它社會組織相比,處在一個無須競爭的特殊地位上.政治組織和經濟組織必然要面對的競爭環境,以及由此決定的組織行為的競爭特徵,對於行政組織基本是不存在的.在政府管轄范圍和區域內,政府對某一行政活動,按照統一標准進行集中統一處理,非經政府許可和授權,其它組織和個人不能從事這種活動處理.同時,政府制定的管理措施每個人都必須無條件接受.「工業社會依靠政府去履行把整個社會組織起來的任務.……政府是個巨大的加速器,因為它擁有強制的行政權力和從稅收而來的雄厚財力.」 用經濟學語言來講,行政組織具有天然的壟斷性質,這對於所有企業來講是它們羨慕不已的.在激烈競爭的市場環境中,企業要面對無數競爭對手,它不能壟斷市場,也不能強迫消費者購買自己的產品,而只能在市場的約束下來調整其生產活動,並不斷通過降低成本等方式來爭取消費者的貨幣選票,對付其它企業的競爭,優勝劣汰.當然完全競爭的企業是不現實的,企業總是企圖壟斷市場,獲得對市場的控制力.但是,即使由於市場競爭的不完全性導致壟斷企業的出現,那些壟斷性很高的企業也不可能完全擺脫市場的約束,其壟斷性也不會超過行政組織.我們知道,正是由於行政職能和公共權力的排他性和強制性,使得行政組織享有免除競爭的客觀現實性. 那幺行政職能為什幺具有組織上的合法排他性?這是因為,行政職能和公共權力具有暴力機器支撐的合法權威性,以及主司執行特定政治意志的職能.競爭必須存在於兩個以上行為主體之間,而政治、行政權威如果在一個大社會系統邊界內超過兩個,彼此展開競爭,分別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目標和價值追求來分配財富,維護公共秩序,管理公共事務,竭力擴大自己的權威和影響,必然使多權威、多中心現象伴隨著混亂與無序出現,等於非權威和無中心,也破壞了行政系統的統一性.這將導致一個組織在事實上分裂為幾個更小的組織系統.概言之,一個社會政治權威的確定來自競爭（甚至戰爭）,它屬於政治過程的前半段.行政是政治權威的延伸和具體化,專門履行行政職能的行政組織,把具有強制性質的行政權威,作為自身存在的根據和組織運行的基本前提.正如施蒂格勒認為的那樣：「國家擁有一個在純理論上即使最有勢力的公民也不能分享的資源：國家可以通過文明社會法律所允許的唯一方法——稅收——獲取金錢,還可以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決定家庭和廠商的經濟決策.」 第二,行政組織是依法進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社會組織.行政組織是公共組織,是公共權力的行使者,它承擔著運用公共權力去實現社會公共目標的責任,因而行政組織以超越局部利益,為全社會公共利益服務為重要特徵.政府行政組織服務於公共利益的特徵主要來源於國家的社會職能,是國家社會職能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國家要維持統治階級意志在社會中至高無上的地位,必須擔負起社會管理的職責,並施惠於社會公眾,以換取社會以契約為基礎的對現存國家權威地位的承認.而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則是行政組織實現上述契約,維持社會平衡的重要方面.然而從根本上說,只有社會主義國家的行政組織,才能真正代表和服務於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 不過,為公共利益服務的職能並不僅僅為政府行政組織一家所特有.政府之外的公共組織比如民間性的各種公益性組織、慈善機構、社區組織和各種基金會、協會等,是社會自己組織起來的、解決問題的組織形式,也承擔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但是兩者的區別主要在於是否執掌國家權力,政府行政組織是通過強制性的行政權力的運行進行管理,而政府之外的公共組織是非強制性的,主要是基於自覺、自願基礎上,以道德和奉獻為紐帶從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與之相聯系的另一個問題是,企業經濟組織能否承擔公共服務.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公共服務不排除由企業來供給,比如公共設施的修建可由企業承擔.因為為公共利益服務作為一種效用需求,必然會誘發市場化供給.但是市場化供給一定要以利潤為宗旨,服務不過是獲取利潤的具體形式.因而由市場方式解決公共利益服務,面臨供給囿於局部利益和自身價值取向,很難公正、充分、全面地提供公共服務,管理好公共事務,因此需要由政府提供一定的標准並在政府的監督下進行.可見,正是基於同時滿足權威、公正、服務這三個基本點的要求,行政組織才必須嚴格地按照法律來行使公共權力,履行行政職能.否則,行政行為遲早會演變為對公眾利益的合法「盜竊」.顯然,依法行政、保持利益中立是行政組織的又一基本特徵. 第三,行政組織是不能創造自身運行所需經濟收入的組織.作為經濟組織的企業,其目的和動機固然有社會責任與義務的考慮,但其核心目的在於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支撐企業運行的經費只能來源於市場中的贏利.如果企業在市場中沒有競爭力,產品賣不出去,維系企業生存的經濟來源就會中斷.在優勝劣汰的法則下,企業除了破產以外別無選擇.與企業不同的是,政府行政組織運行所需要的經費來源於稅收,人們常說行政工作者「吃官飯」、「吃黃糧」,意思就是指行政組織運作本身需要消耗經濟剩餘,而不直接創造物質財富.但是,行政組織的有效運作,卻間接地為增加社會物質財富創造了不可缺少的條件,以至於在現代社會,政府對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越來越重要.對於行政組織不能創造經濟收入的理由在於：由於行政組織以管理公共事務、服務於公共利益為根本宗旨,享有排他性公共權力（一個權力中心）,它如果創造出直接歸自己支配的「經濟效益」來,就意味著其局部、自身經濟利益的要求通過壟斷性權力獲得了實現.這時,行政組織不僅演化為集行政組織與經濟組織為一體的混合物,它還講不清楚如下被公眾關心的問題：（1）講不清生產要素的來源和生產過程；（2）講不清它在經濟生活中應當扮演的「角色」；（3）講不清它是否遵循了服務於公共利益的目標；（4）講不清公共權力是否還屬公正；（5）講不清其經營過程與行政職能的關系.總之,行政組織如果直接創造了經濟效益（收入）,至少在理論上很難為行政職能、公共權力的「貞潔」作出合理性的辯護.據此,行政組織的運行經費只能來源於國家財政撥款,而不能通過各種形式的創收來獲取經濟收入. 第四,行政組織是具有合法強制性公共權力的社會組織.行政組織的行為具有基於法律賦予的強制性.強制性是保證秩序、協調的手段之一.眾所周知,法律依靠外在的強制力實現某種社會行為規范,而倫理道德則依靠良心、責任感、理想等內在強制力,來實施某種社會行為規范.行政組織所具有的強制性特徵,典型地處於上述兩者之間.一方面,它依靠外在強制（法律、制度）來為自己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提供支持和依據.另方面,它依靠內在強制力（個人目標、協調）引導絕大多數社會成員服從權威,盡可能避免「法不制眾」局面的出現,避免自身政治資源消耗過多.因此對行政組織強制性的具體理解應包括：一是強制性公共權力並不需要時時刻刻的強制性行為來體現,而是指行政行為具有潛在的、合法的強制性.在現代社會,行政強制的內容大多包括使人遭受名譽、地位、經濟損失和對某些行為自由度的溫和限制.二是這種強制性事實上表現為一種威懾力量.正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看到持槍荷彈的公安人員,但是公安人員作為社會秩序的維護者,代表著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在現代民主社會中,行政強制更多是以說明其符合大多數人利益來說服組織成員自覺遵守和服從行政行為這樣一種方式出現,而行政強制與充分尊重每個公民民主權利之間的矛盾,往往又對行政強制手段的合理性解釋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五,行政組織有其特有的運作規律.行政組織的公共性特徵使之必須處於社會的廣泛監督之下,從組織的基本制度、個人行為到行為後果、開支大小等,都會受到公眾輿論、新聞媒介的直接影響.相比之下,經濟組織在合法范圍內可以不理會輿論批評；政治組織則在另一個極端,它需要靠輿論和傳媒生存,要設法盡量利用和迎合輿論.行政組織的特殊性在於,它既需要相對穩定地運作,盡力擺脫各種干擾,又需要接受監督,並通過傳媒宣傳、解釋各種行政行為的合理性,要極力平衡「相對封閉和對外開放」之間的矛盾.這一特點是其它類型社會組織所較少具備的.可見,傳媒、輿論構成現代行政組織運作的基本信息環境,它對行政組織的意義,就像市場、價格信息對經濟組織的意義一樣,不可或缺,這也是行政組織特殊運作中的一個關鍵問題. 第六,行政組織規模呈擴大趨勢.任何組織職能的擴大,通常都伴隨著人員絕對數目的相應擴大.自凱恩斯從經濟分析角度證明了市場失靈部分需要政府加以干預的必要性後,政府行政組織的職能大大增加,對社會生活干預的深度是100年前人們不可想像、難以接受的.行政行為涉及社會生活面之廣泛,必然推動行政專業技能分化,機構增加,行政人員規模擴大也成為一種趨勢.對此,托夫勒認為：「要把第二次浪潮文明組織成一個巨大的使一切方面都共同協作的有機整體,除了上面所說的以外,還必須有組織整個體制的工具：龐大的政府.整個體制需要組織協調起來,說明了第二次浪潮各個社會出現龐大政府的底蘊.」 值得注意的是,公共選擇理論以及許多西方經濟學家一再指責政府行政機構擁有過多過大的公共管理許可權,認為政府的缺陷並不比市場更少,不能容忍「美國各級政府每年費用從1913年僅30億美元,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14000億美元」,目前已突破2萬億美元的事實.托夫勒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無須競爭的行政組織在其職能擴張中,確實存在著巨大的浪費.不過,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失控畢竟又是不同的問題.

3. 美國簽證DS160表格關於社會組織的問題求助

如果沒有加入任何社會組織，可以直接選擇「不適用」。
如果有加入某些公共協會，如作家協會、律師協會、會計師協會，可以按照實際情況如實進行填寫。

4. 美國有300萬個社會組織,一年5000億美元

有限公司當前由美國的金融危機促成了房地產泡沫。在某些方面，在金融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隔日危機爆發四年十年，是相似的。
然而，在金融危機之間，有本質的不同。當前的危機標志信貸擴張時代的終結，這個時代是建立在美元的基礎作為全球儲備貨幣上。其它周期性危機的大繁榮 - 的過程中破產一部分。當前的金融危機的巔峰之作一輪超級繁榮周期的一輪周期已經持續了60年。
繁榮 - 蕭條周期通常圍繞著信貸狀況，同時始終涉及偏見或誤解。這通常是未能認識到的一種反射（反射性）的存在，意志和抵押貸款相關的值之間的循環。如果容易獲得信貸，就帶來了需求，而這種需求推高了房地產價值;轉，這增加了可用的信用的數量。當人們購買房產，並期待能夠從抵押貸款再融資中獲益，泡沫就這樣產生。近年來，美國住宅市場繁榮就是一個佐證。而對於60年的超級繁榮，則是一個更為復雜的例子。每當信貸擴張，金融當局都採取了干預措施（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並尋找其他的方式來刺激經濟增長
麻煩。這創造了一個非對稱激勵體系，也被稱為道德風險，從而促進更強勁的信貸擴張。這個系統是如此的成功，以至於人們開始相信前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里根）被稱為「市場魔力」？ - 我稱之為「市場原教旨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原教旨主義者認為，市場將趨於平衡，而允許市場參與者追尋自身利益，將最有利於共同的利益。這顯然是一種誤解，因為從崩潰的金融市場是不是市場本身，而是當局的干預。不過，市場原教旨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成為了主導地位占據的思維方式，是金融市場全球化的開始，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開始出現。
全球化使美國可以節省學習在世界其他地方，而不是它的輸出較高的消費品。 2006年，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達到了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6.2％。通過推出越來越復雜的產品和更為慷慨的條件，金融市場鼓勵消費者借貸。全球金融體系處於危險之中時之際，金融當局干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自1980年以來，監管機構不斷放寬，甚至到了只有名字的地步。
次貸危機導致發達國家必須重新估計金融機構，資產配置的風險，未來兩年內，發達國家將不得不轉回資金灣，以加強地方金融機構的穩定。這樣會導致股市上漲，新興市場國家大幅縮水，本幣貶值，投資下降，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最脆弱的規模是波羅的海國家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機將給中國經濟增長的壓力，但中國也面臨著資金「走出去」的好時機抄底整合並購相應企業。

5. 政府購買社會組織公共服務的內容是什麼

各省市的不同：如北京的是：
12月23日，市民政局召開政府購買社會組織公益服務項目座談會，北京抗癌樂園、北京市青少年法律與心理咨詢服務中心等11家參與2010年社會組織服務民生行動的社會組織負責人參加了會議。市民政局副局長謝延智、市社團辦黨委書記溫慶雲等領導參加了會議，並為11家社會組織頒發了榮譽證書。

會上， 11家草根型社會組織暢談參與社會組織服務民生行動的感受，交流組織實施公益服務項目的經驗和心得，感謝政府對社會組織的大力扶持，一致表示將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到首都社會建設中去。

今年，市民政局組織開展了社會組織服務民生行動，圍繞與民生相關的扶貧求助、扶老助殘等十大領域，把社會組織公益項目納入統一規劃，進行計劃性安排並組織實施。活動開展以來，全市社會組織積極響應，踴躍參與，1846個社會組織申報了2706個社會公益服務項目，動員社會組織工作人員、會員和志願者近50萬人，共籌集社會資金22.98億元，活動惠及人群998萬人次。服務民生行動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得到了民政部、市政府領導高度肯定和廣大群眾的一致好評。

市社團辦黨委書記溫慶雲介紹了政府購買服務的實施過程。2010年,政府購買社會組織公益服務項目列入了北京市政府直接關系群眾生活方面擬辦的重要實事，市政府專門撥出資金1500萬元，購買了300個社會組織公益服務項目，市民政局建立了政府購買服務制度規范，完善了組織管理機構，並對項目實施進行了監督和評估。目前，政府資金全部撥付到位，購買社會組織公益項目全部按時、按質完成。政府購買服務的實施，一是創新了財政投入體制；二是建立了政府與社會組織良性互動的合作關系；三是建立了政府購買服務的制度規則；四是重點扶持了草根型社會組織項目，形成了政府合理讓渡、規范引導、扶持推進社會組織發展的新體制，發揮了政府資金的導向作用和激勵作用，促進提升了社會組織的能力，為社會組織建設與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市民政局副局長謝延智指出，政府購買社會組織公益服務項目，是扶持社會組織發展的重要舉措，是為民辦實事的具體行動，是對社會組織開展公益服務的重要的引導和激勵措施，提高了社會組織開展公益服務的榮譽感和責任感，調動了社會組織參與服務民生行動的積極性，對首都的社會建設形成強大的工作推力。北京市社會組織服務民生行動是我市社會組織建設與發展工作中的新生事物，是「大民政」理念在社會組織建設與發展工作中的具體實踐，是社會組織建設和發展史上首次大規模聯合行動，在組織形式、規模層次、涉及領域、制度創新、運行效果和社會影響等方面實現了歷史性突破。

謝延智強調，培育社會組織健康發展是一項長期性工作任務，社會組織管理機關要在今後重點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搭建平台。管理機關要以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服務民生為工作任務，組織引導社會組織響應政府號召、順應社會需求、保障改善民生、服務人民群眾；二是提供舞台。通過開展主題鮮明、內容豐富的各種社會活動，為社會組織提供發展空間，把可承接政府轉移職能的項目，交給社會組織運作；三是扶持發展。加大政策資金扶持力度，努力營造社會組織發展的良好環境，推動社會組織組織能力、工作能力、發展能力不斷提高，更好的為社會建設服務；四是鼓勵奉獻。挖掘先進典型，大力宣傳、表彰鼓勵、樹立品牌，提高社會組織影響力和社會認知度，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建設中的主體作用。
上海市的：上海市浦東新區建立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機制

購買公共服務是政府履行職能的一種新型方式，也是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政社合作互動的重要內容。近年來，上海市浦東新區以建立健全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機制為突破口，積極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和社會組織發展，社會組織的新作用日益凸顯，政府與社會組織的新關系逐漸重構，政府對社會組織管理服務的新方式逐步形成。

建立機制，規范政府購買公共服務行為

浦東新區明確規定，將原來由政府主辦、為社會發展和人民日常生活提供服務的事項交給有資質的社會組織來完成，探索形成「政府承擔、定項委託、合同管理、評估兌現」的新型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方式。

建立新機制。浦東新區制定了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實施意見，在全市率先建立了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制度，明確了購買公共服務的相關內容：實現預算管理，將購買公共服務的費用納入預算；強化契約式管理，政府和社會組織的責任、義務以及服務要求，全部在合同中體現；建立評估機制和規則，委託第三方專業機構，對社會組織做到項目合作前有資質審查，合作過程中有跟蹤了解，在合作完成後有社會績效評估。

據不完全統計，2006年該區有關部門委託社會組織承接公共服務項目的資金近6000萬元，並專門組織8個政府部門和13個社會組織集中簽訂購買服務合同，涵蓋慈善救助、農民工子女教育等領域，社會反響良好。

規范程序。區民政局的關於購買公共服務的試行辦法，確保購買公共服務制度可操作、有實效。一是明確范圍和項目；二是明確工作職責；三是明確操作程序；四是明確項目購買方式；五是明確評估方式。從服務提供方、服務承接方和服務事項三個方面，對購買公共服務行為進行合理界定；將項目的協調、督辦、評估等工作職責，分解至各相關處室；對服務供應方的資質、服務質量、服務成果進行評價，並採取服務提供方內部評估和第三方績效評估的方式，將評估結果作為項目經費支付依據和今後項目招標的重要參考。

2007年，區民政局安排近3000萬元資金，將30多個公共服務項目委託100餘家有資質的社會組織、中介機構承接。同時，集中組織49家培訓機構簽訂購買服務協議書，進一步擴大了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引導效應。

完善政策，優化社會組織發展環境

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推進政社分開和政社互動。區政府的相關指導意見明確，推進政府與社會組織在主體、機構、職能、資產、住所、人員方面「六分開」，理清公共服務提供方（政府）和承接方（社會組織）之間的職責邊界。

為轉變街道辦事處職能，該區12個街道辦事處不再直接從事招商引資活動，把主要精力放在社區就業、養老服務等職能上，並將社會和社區可以承擔的一些公共職能，通過購買服務方式委託給社會組織和社工機構承擔。

搭建政社合作互動平台。在全市率先形成「1＋23＋6」的社區政務事務受理服務體系，作為政社合作的有形平台。建立市民中心，政府重大決策、重大事項征詢社會組織和社會公眾的意見，政府與市民、政府與社會組織、社會組織與市民以及社會組織之間的互動交流都可在這個平台上進行。這個平台的運作，由政府委託區社工協會承擔，目前累計已有115家社會組織舉辦活動528次，參與群眾達4萬餘人次。

完善扶持政策，促進社會組織健康發展。制定專項政策，對行業協會、民非單位的培訓機構和養老機構，從建設、運營等各方面給予扶持。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如對區經濟發展有貢獻的行業協會補貼3萬元工作經費，對社區公益性以及涉農社會組織給予4萬元開辦費、運行費、房租補貼等。在各類綜合性政策中，體現對社會組織的支持。如區政府出台的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的財政扶持意見、促進浦東新區社會事業發展的財政扶持意見等，都有支持社會組織引進發展的政策。

目前，浦東新區各類社會組織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勢頭，社會組織總數達660餘家，備案群眾團體3000多個。

拓展領域，擴大購買公共服務社會效應

購買社會組織服務，提升社會管理水平。充分發揮社區公益性社會組織在提供社區服務、承擔社區管理等方面的作用，探索委託社會組織管理的機制，開展網上公開招標，增強社區的社會服務功能；建立全市首家社會工作者組成的社區專業服務組織———上海公益社工師事務所，事務所與政府簽訂購買公共服務的項目合同，接受政府委託，承接從居委會剝離的一些社區社會工作和居民事務；成立全市首家區級綜合治理類社工組織———中致社區服務社，專門為社區提供社會工作幫教服務；委託陽光慈善救助服務社，運用社會工作個案訪談方法，對街頭流浪乞討人員提供救助服務，3年來提供服務達4000餘人次。

整合各方政策，拓展公共服務領域。目前，區政府補貼培訓費用的工種達177個，近8萬人享受政府補貼的技能培訓；依託中高職院校、企業的社會辦學力量，扶持包括數字動漫在內的10個專業的實訓基地平台，免費向社會開放，形成每年可接受2萬人實訓的規模。

制定專門政策，促進社會工作職業化、專業化試點。出台文件，對參加社工培訓人員和實訓基地、見習基地建設給予補貼。委託社工協會開展主題社工培訓計劃，2007年通過培訓考試獲得社工資格證書的有 213人，並率先在全國建立了社工專業的實訓基地和見習基地。還成立了老年社工、青少年事務社工等 10個領域的 25個職業見習點。

浦東新區專業社工機構目前有11家，專業社工服務拓展至社會保障和民政專項事務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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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歐美模式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政府提供服務的低效率和壟斷性所產生的巨大壓力下，英、美、澳、日等歐美國家都逐步將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作為重要環節納入到了政府改革的實踐框架之中，並取得了重大成效。
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是提高政府效率的一種有效選擇。近些年來，雖然我國不少地方作了大量積極探索，但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仍處於「初級階段」，需要在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一套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運行機制，以提高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
健全的立法規定
在英國、美國等歐美國家，均有國家層面對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立法。比如，美國就具有全世界最為完善的法律法規制度體系。美國國會和有關部門制定了大約500 種政府采購法規，形成了以法律（法案、法令）、規章制度、行政和司法三個部分組成的制度體系。其中《聯邦政府采辦法案》和《聯邦政府采購條例》是政府采購法規體系的核心，統一規范了政府各機構的采購政策、標准、程序和方法。
在英國，自上世紀80年代撒切爾夫人將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作為社會福利改革的一部分大范圍推開以來，無論是1997年上台的托尼·布萊爾將其常態化、制度化，還是如今執政的卡梅倫提出的「大社會」計劃，均在立法和政策上對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改革提供了有力保障，先後於1998年和2011年分別發布了《政府和志願及社會部門關系的協議》和《開放的公共服務白皮書》，通過選擇性放權，秉持公平性與多元化原則，改善公共服務，引領公共服務改革創新。
日本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進程起始於2004年小泉內閣通過的《推進規制改革、民間開放3 年計劃》。雖然起步較晚，但是日本政府在公共服務購買的進程中始終堅持立法為先導的原則。《關於通過競爭改革公共服務的法律》明確了政府購買服務的基本原則；《會計法》及相關法律規定了中央政府有關的購買服務程序；《地方自治法》及相關法規規定了與地方政府有關的購買服務程序，從而形成了關於政府購買服務的較為完備的法制框架。
在澳大利亞，對於社會部門的一般管制均以澳大利亞稅務局為核心，這就確保了澳大利亞慈善法律的真實價值是關注獲取利益。1997年頒布的《財政管理與責任法》和《聯邦服務提供機構法》規定了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在這方面的細則。
公開透明的購買流程
一套公開透明的公共購買流程，是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必然要求。經過多年的發展，西方發達國家大多已安排專項預算，通過一定的政府采購程序對私有和非政府組織提供的社會服務進行購買，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簡單來說，西方國家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流程是這樣的：首先，政府對購買服務進行可行性和必要性研究，按照一定的程序選定購買的公共服務的范圍、項目，並確定相應的預算；其次，向社會公布政府購買的項目、購買價格、預算安排以及質量要求和各項服務指標等；再次，對投標進行資質認定，並運用招投標和委託等方式選定供應商、簽訂合同並實施相應的過程管理和監督；最後，對這些組織進行績效考核並按照績效進行結算。
當然，具體到每個國家而言，其流程可能也會有所不同。比如在美國，政府購買公共服務至少由6個環節構成：制定統一的單據格式、招標公告以及表述格式、對招標工作人員統一定位，詳細制定招標采購操作規程，確定合格供應商名單，招投標，交貨追查，進行采購審計和管理審計。英國的政府采購程序則包括8個階段：制定采購計劃，確定采購總負責人和配備律師、會計師或審計師，律師起草和在指定刊物上公布信息，接受咨詢，按標准確定合格供應商名單，招標或直接采購，按照合同監督供應商完成服務，獨立審計。
但不管怎麼變化，實現政府對非營利組織和社會服務組織公共服務的購買，「按照選定服務項目——社會公布——資質認定、招標管理——過程管理、監督——績效考核——結算」都是最基本的流程。
非壟斷的購買方式
在西方發達國家，公開競標是最典型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方式。例如，英國政府早在1990年公布的公共醫療和社區關懷法中就明確規定，中央政府撥付的特殊款項的85%必須以競爭招標的方式向私營或非政府組織購買。不過在加拿大，正式招投標並非最主要的方式，政府也經常採用直接向社會組織提供項目的方法。
競標可以幫助政府降低購買公共服務的成本、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但不足之處是有可能引起政府雇員的反對，需要建立起相關過渡的政府雇員機制。除公開競標外，在涉及專業性較強的公共服務時，西方發達國家還會採用協議定標的方法，如對監獄、醫院等服務的購買。
在美國，合同外包則是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的主要形式，被廣泛應用於社會服務領域。在合同外包的發展過程中，政府購買服務經歷了由設計型合同向績效型合同的轉變。設計型合同的特點是政府為投入和過程付費，政府部門制定的規章制度嚴格約束社會組織的行為；績效型合同則是通過社會組織提供服務的質量、效果等的評估付給費用。20 世紀90 年代新公共管理理念取得主導地位後，績效型合同出現並普遍使用，使為公民提供的服務和項目質量最大化，便於有效測算項目和服務的最終產出。
另外，不管採取哪種購買方式，政府都應逐漸從公共服務直接生產者的角色中淡出，而更多地承擔起公共服務規范和制度制定者的責任。以英國政府做法為例，2001 年，布萊爾政府設立了公共服務改革辦公室，與公共服務決策部門、執行部門共同開展工作相關部委制定購買服務政策，下設具體的部門執行。同時，實行了中央與地方「分治」，使地方政府擁有了更多的公共服務決策權。在社會層面，獨立顧問團、專業消費者組織和行業自律協會在完善公共服務社會管理體系，保護消費者利益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樣就形成了中央政府制定規劃、各級政府部門具體執行和社會團體予以輔助的政府購買服務管理體制。

7. 社會組織在提供社會服務方面可以扮演怎樣的角色，現行的政策又有何約束

一、社會組織的角色扮演
社會組織也就是大多數研究者所通稱的「非政府組織」。1950年2月27日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在其第288（x）號決議中將非政府組織定義為「任何國際組織，凡不是根據政府間協議建立的，均可被看作為此種安排而確立的非政府組織」；我國學者將社會組織定義為依法注冊的正式組織，從事非營利性活動，滿足志願性和公益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獨立性和自治性。而在本文中，為更好地研究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這一主題，我們對社會組織設定一個相對寬泛的范圍，包括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等具有上述特性的社會組織。
（一）人民主權論中的主權者
在政府購買社會組織公共服務這一過程中，社會組織發揮著供給者的任務，同時我們不能忽視的是社會組織是由社會成員組成，是由享有國家主權的公民組織而成，因此社會組織又是公共服務的被供給者。這就使我們在討論一切其他角色之前必須肯定社會組織作為人民主權論
中主權者這一角色。在盧梭的人民主權論中，主權職能屬於人民。如果主權不屬於人民，社會契約既不能產生，也不能存在，自由和平等也就無從談起。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這一契約中首先承認社會組織的主權者角色才能使社會組織堅持獨立性和公共性。
（二）社會治理中的參與者
自從1989年世界銀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機」一詞以來，治理一詞開始廣泛地應用於社會科學界，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後，研究治理理論的西方學者對治理理論做了新的界定。概括地說，治理理論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基本內容：一是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權利主體，私營部門和社會組織在得到公眾認可的情況下亦可以參與國家治理。社會組織成為准治理主體。二是主體間責任界限的模糊性和權力依賴性。多元治理主體之間存在著權力依賴關系與合作夥伴關系.三是自主自治的網路體系的建立。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和治理主體之間的權力依賴關系落實到運行機制上表現為自主自治的網路。這一網路要求各種治理主體依靠各自的優勢和資源，通過對話增進理解以確立共同的目標。因此，政府購買公共組織的服務正是治理理論的現實運用。在這一治理關系中，社會組織作為多元治理的一元，利用自身優勢與其他治理主體相配合，形成權力依賴與合作夥伴關系，共同努力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服務。
（三）購買合同中的公共服務承包者
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過程中，社會組織作為承包者的角色，強調了社會組織與政府組織之間的平等性。政府組織在官僚體系弊端的處境中難以滿足社會對公共服務的要求，而社會組織利用其貼近民眾、服務多元的優勢被選中為承包者，在這一供需關系中雙方為平等的協商主體，雙方各履行其職能，承擔約定的責任，僅就最後公共服務是否為民眾滿意作為這一模式成功與否的標准。因此，這一承包者的角色保證了社會組織在與政府組織協商談判中的平等性，也為社會組織在提供公共服務的過程中提供了責任約束。
現行的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

一、總類
財政部關於印發《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的通知
(財會(2004)7號2004年8月18日)
財政部、民政部關於認真貫徹實施《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的通知
(財會(2004)17號2004年10月28日)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人事部、民政部關於事業單位、民間非營利組織工作人員工傷有關問題的通知
(勞社部發(2005)36號2005年12月29日)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民政部關於社會組織專職工作人員參加養老保險有關問題的通知
(勞社部發(2008)11號2008年3月18日)
取締非法民間組織暫行辦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令第21號2000年4月10日)
中宣部辦公廳、民政部辦公廳關於加強對民間組織宣傳報道管理的通知
(民辦函(2001)170號2001年9月25日)
民政部關於促進慈善類民間組織發展的通知
(民函(2005)679號2005年12月8日)
民政部關於推進民間組織評估工作的指導意見
(民發(2007)127號2007年8月16日)
民政部關於印發《全國性民間組織評估實施辦法》的通知
(民函(2007)232號2007年8月16日)
民政部辦公廳關於修改民政事業統計台賬民間組織分類的通知
(民辦函(2007)210號2007年8月28日)
民政部辦公廳關於社會組織撤銷登記有關問題的復函
(民辦函(2008)225號2008年11月6日)
民政部關於進一步加強社會捐助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導意見
(民函(20093)307號2009年12月1日)
二、社會團體管理
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250號1998年10月25日)
外國商會管理暫行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36號1989年6月14日)
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管理暫行辦法
(國台發(2003]第1號2003年3月20日)
社會團體印章管理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公安部令第1號1993年10月18日)
社會團體章程示範文本
……
三、基金會管理
四、民辦非企業單位管理
五、社會組織稅收
六、相關法律法規

8. 美國社會組織影響決策的模式主要是什麼

美國社會組織影響決策的模式主要是游說。

美國的游說（LOBBY）大致分三個類別：
一是直接游說，其例如美國農場主協會、美國製造商聯合會、亞華協會、來復槍協會，它們以會員制形式存在，收取會費，很清晰地顯示自己代表會員與會員所在行業或圈子的利益；
二是代理游說，主力是律師事務所、政治性公關公司與政策性策略公司，他們接受特定機構的委託，收取費用，用一套專業方式與社會關系網路來完成代理任務，而且他們往往有專門的注冊游說人員，例如我這次接觸到的威廉斯默侖策略機構，還有挺有點名氣的卡西迪公關公司，這類機構圈內人一望而知他們就是為人游說的，但圈外人還以為他們是做一般商業廣告、律師服務或者咨詢業務的呢；
三是傾向性游說，其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國的所謂獨立思想庫，思想庫一般有一定的政策立場的傾向，例如布魯金斯比較傾向自由主義立場，而企業研究所就比較傾向保守主義立場，捐助者也往往以此立場分類，思想庫往往提供政策設計，具有游說能力，且其領導人物與主事者往往有相當社會地位與話語權，同時也被大家貼上了比較明顯的立場標簽，但是他們較前兩類往往更能表現出表面中立性，盡管實際上他們的資金來源與政策選擇本身就有傾向性。
這三者在美國都非常發達，而且互相補充，從多角度滲透影響政策決定者，構成一個綿密的價值鏈條。

美國人的典型游說方式是：
1、調查研究報告——系統數據與論證，確保游說的說法放到桌面上不是那麼難看，我就記得為支持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美國八大思想庫曾經專門提出專項研究報告，零點還參與提供了相關數據；
2、研討或者講座——其中以午餐講座最多，主講者與評論者闡述，聽眾可以提問與質疑，游說對象大半就被邀請在聽眾之中，我曾在卡內基多次做過類似講座的演講者；
3、旅行考察——將游說對象組織進考察活動中，很多美國政界人士會參與類似活動，比如今年夏天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就會組織美國的市長代表團與國會助理代表團訪華，但是那需要專門向相關單位備案報告；
4、爭取出席聽證的資格——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有大量的聽證活動，這可以產生公開與直接影響決策者的作用，美國國會關於針對中國的貿易法案就需要大量聽取美國貿易團體的證言；
5、間接輔導——游說機構也做一些有意識地利用媒體、決策機構內部媒體、針對國會助理甚至議院和政府官員的培訓進修項目，利用這些途徑傳達所需要傳達的信息，同時也維護與這些人的關系。

除了這些主要的游說活動外，私人間的吃飯與聚會也經常被使用，但這些活動最終還需要上面這些相對正式的形式體現出來。

游說也往往與政治捐款有聯系，游說機構也出於利己目的提供或者幫助提供政治捐款，但是這種捐款一是要限於法律規定的政治捐款的額度，以防少數人的捐款過度影響某些政客，二是這些捐款也只能用於指定的政治活動而不是簡單地變成私人的款項。當然並不是沒有違法的情形，美國因游說而起的政治丑聞這兩年頗為不少。

9. 政府如何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

上海行政學院何海兵、浙江大學吳玉霞、上海大學耿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蔡秀雲等就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經驗、問題與對策進行了研究。 一、經驗 吳玉霞總結了西方國家政府購買服務的三條經驗：制定宏觀政策引導政府購買服務工作、重視對服務的承包者的綜合服務能力評估和嚴格控制、檢查和評估服務質量的制度，並對我國浙江及其他地區的經驗進行總結，得出組織「為NGO服務的NGO」，實現公共服務的兩次分工、政府職能轉變與社會組織成長同步進行，構建了新型政社合作關系、服務范圍不斷擴大、資金來源不斷拓寬、管理流程不斷規范、政策環境不斷優化等結論。二、存在的問題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遇到了一些共性的問題，對此，蔡秀雲指出，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服務微觀上存在「三個不足」：社會組織公益意識不足、資源能力不足和內部管理不足；宏觀上：存在「 三個障礙」：社會文化方面的障礙，政府在政治傳統、管理體制和法律政策環境方面的障礙，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的障礙；公共服務提供實踐中存在「五個問題」：社會組織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少數領域，大部分社會組織由政府創建並受政府主導、沒有形成政府部門為社會組織提供資助、委託其提供服務的固定模式，沒有形成由政府委託社會組織給需要者配送服務的服務配送方式，社會組織發展還存在著嚴重的不平衡性 三、政策建議 何海兵指出，政府要明確角色和職責，制定法律法規，嚴密相關制度，加大財力配套，重點完善項目選擇和項目評估機制，嚴格購買服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