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動機的中介變數

❶ 新公共服務的具體表現

(1)政府的作用就在於幫助公民表達和實現他們的共同利益，而非試圖在新的方向上控制或駕馭社會。
政府在過去所謂的「掌控社會」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現代生活的復雜性有時卻使得這樣做不僅不合時宜，而且是不太可能。這是由於目前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確定結構和方向的那些政策和規劃是許多不同的集團和組織互動的結果，是許多不同觀點和利益的混合物。這些集團和利益最終以令人迷惑和不可預測的方式組合在一起，在很多情形下，把公共政策當作政府決策過程的結果已不再具有任何意義了。實際上，政府是個社會參與者，並且在決大多數情況下是非常重要的參與者，即政府與私人的或非營利的團體和組織協同行動，以尋求社區所面臨問題的解決方案。
在這種新的現實條件下，政府的首要作用不僅僅是通過管制和命令來指揮公眾的行動(盡管這樣做有時可能是合適的)，也不是簡單地建立一套懲戒規則和激勵措施將人們引導到合適的方向上來。在此過程中，政府的作用從控制轉變為議程設定，把合適的參與者集中到談判桌前進行磋商和談判，或者作為中間人促成公共問題的解決方案。以前政府總是會說「可以，我們能夠提供那種服務」或者「對不起，我們不能提供那種服務」，並以此來回應種種需求。而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民選官員和公共管理者在回應公民的要求時不應該只說行或不行，而應該說「讓我們共同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然後一起去實現它」。在公民積極參與的社會中，公共官員不再只扮演服務供給者的角色，他們將越來越多地扮演調解、協調甚至裁決的角色。
(2)公共行政官員必須致力於建立集體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觀念，這個目標不是要在個人選擇的驅使下找到快速解決問題的方案，而是要創造共享利益和共同責任。
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建立社會遠景目標的過程並不能只委託給民選的政治領袖或被任命的公共行政官員，廣泛的公眾對話和協商是非常重要的。政府的作用將更多地體現在把人們聚集到能無拘無束、真誠地進行對話的環境中，共商社會應該選擇的發展方向。這樣才能建立具有廣泛基礎的社區、國家或民族的遠景目標，才能為未來提出指導性的理想。相比之下，通過這種協商過程來形成一系列簡單的目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該過程促使行政官員、政治家和公民處於思考社區和國家預期發展前景的過程之中。此外，政府還肩負著道義責任，即確保經由這些程序而產生的解決方案完全符合公正和公平的規范。換言之，政府的作用將是確保公共利益居於主導地位，確保解決方案本身和提出解決方案的過程符合公正、公平和平等等民主價值准則。政府應當積極地提供這樣的舞台，在這個舞台上，公民能夠通過對話清楚地表達共同的價值觀念，並形成共同的公共利益觀念。公共行政官員不應該僅僅通過促成妥協而簡單地回應不同的利益需求，而應該鼓勵公民採取一致的行動。這樣，他們就可以理解各自的利益，具備更長遠、更廣博的社區和社會利益觀念。
(3)符合公共需要的政策和計劃通過集體努力和協作的過程，能夠最有效地、最負責任地得到貫徹執行。
為了實現集體的遠景目標，下一步就是要確定角色和職責，並擬定具體的行動步驟，將各方力量集中到實施計劃的過程中。通過參與和推動公民教育計劃、培養更多的公民領袖，政府就可以激發公民的自豪感和社會責任感，進而演變成在多個層次上都得到體現的強烈願望。政府領導要明確闡述並且鼓勵公民責任心的增強，進而支持團體和個人參與建設社會契約。盡管政府不能創造社會，但政府(特別是政治領袖)能夠為有效的、負責任的公民行動奠定基礎，這樣人們會逐漸意識到政府是開放的、容易接近的，政府能夠敏感地做出響應，政府的存在就是為了滿足他們的需要。因此，關鍵在於確保政府是開放的、容易接近的，確保政府能夠敏感地做出響應，確保政府的運作旨在服務於公民、為公民權創造機會。
(4)公共利益源於對共同價值准則的對話協商，而不是個體自我利益的簡單相加。因此，公務員不僅僅要回應顧客的需求，而且更要關注建設政府與公民之間、公民與公民之間的信任與合作關系。
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系不同於企業與其顧客之間的關系。在公共部門中，即使是確定誰是顧客都很困難，因為政府的服務對象遠不止直接的顧客，還包括等待服務的人、沒有積極地尋求服務但可能需要服務的人、服務受益者的後輩、直接受益者的親友等，甚至也有一些不想成為顧客的顧客，比如那些因超速行駛收到罰單的人。在表達自己的利益需求時，政府的一些顧客比另一些顧客擁有更多的資源和更強的技能，但他們不應該得到更好的對待。在政府中，公平和平等方面的考慮在服務供給中起著重要作用。盡管持續改進公共部門服務供給的質量具有明顯的重要性，但政府不應當首先或專門地回應顧客自私的短期利益；相反，擔當公民角色的人們必須表明他們關心更廣泛的社會，表明他們致力於那些超越短期利益的事務，表明他們為發生在其鄰里和社區的事情承擔個人責任的意願。政府必須回應公民（從廣泛意義上界定的公民，而不只是法律意義上的公民）的需求和利益，鼓勵更多的人履行他們作為公民應該承擔的責任，並促使政府對公民的呼聲做出快速反應。
(5)政府不應當僅僅關注市場，還應該關注憲法和法令，關注社會價值觀、政治行為准則、職業標准和公民利益。
政府責任問題極其復雜，但新公共管理都傾向於高度簡化這個問題，即賦予行政官員較大的空間，讓他們按企業家的方式行事，把效率、成本、回應性等方面問題訴諸市場力量。但實際上，行政官員受到並且應當受到一系列復雜的制度和標準的影響，包括公共利益、憲法和法律、政府的其他機構和其他層次、大眾媒體、職業標准、社會價值觀念和標准、形勢因素、民主准則、公民等。公共行政官員與復雜的治理體系的所有各種競爭性規范、價值觀與偏好之間相互影響。新公共服務理論意識到了這些責任的現實性和復雜性，承認在規范相互沖突和重疊的情況下，公共行政官員陷入了復雜的價值沖突之中，但認為官員不要獨自做出這些決定，而要通過對話過程、中介組織、向公民授權和具有廣泛基礎的公民參與，讓公民了解這些沖突和行為參數，以便使這些實際情況成為討論過程的一部分。這樣做不僅獲得了現實的解決方案，同時也確立了公民權和責任。
(6)公共組織及其所參與的網路如果能在尊重所有人的基礎上通過合作和共同領導的過程來運作，它們最終就更有可能獲得成功。
生產率改進、過程再造和績效測量等是設計管理制度的重要工具。但如果不能同時充分地關注組織個體成員的價值觀和利益的話，那種控制人們行為的理性企圖最終將會失敗。況且，即使這些管理和組織方法能夠取得成效，它們也不會培養出負責任的、活躍的和熱心公益的雇員或公民。如果期望公務員尊重公民，那麼管理公共機構的人也應該尊重公務員。公共行政官員的工作具有極大的挑戰性和復雜性，不能僅僅被視為渴求官僚工作的穩定性和結構的雇員，也不能僅僅被看做是市場的參與者。相反，公務員的動機和報酬不僅僅只是工資和穩定性的問題，他們希望能夠改善其他人的生活。在為政府雇員和公民提供機會以鞏固其公共服務動機和價值觀並使其在此基礎上採取行動方面，共同領導的觀念是至關重要的。在新公共服務理論看來，共同領導、合作和授權成為組織內外的共同規范。共同領導關注組織和社區想要推進的那些目標、價值觀和理想，它必須具備相互尊重、相互適應和相互支持的特徵。正如伯恩斯所言，通過與人們共同工作而實施的領導改變著參與者，使他們的關注點轉向更高層次的價值觀。在此過程中，公民和雇員相似的公共服務動機都能得到承認、支持和回報。
(7)與企業家式的管理者視公共資金為己所有的行事方式相比，如果公務員和公民都致力於為社會做出有意義的貢獻，那麼公共利益就會得到更好的實現。
新公共服務理論明確提出，公共行政官員並不是其機構和項目的業務所有者，公共項目和公共資源並不屬於他們。相反，作為公共資源的管家、公共組織的管理人、公民權和民主對話的促進者、社區參與的催化劑、街道層次的領導者，公共行政官員已經接受了服務於公民的職責。公共行政官員不僅必須共享權力、通過民眾展開工作、作為中間人促成解決問題的方案，而且必須把他們在治理過程中的作用重新概括為負責任的參與者，而不是企業家。
從理論上來看，新公共服務理論針對傳統模型和現今居於支配地位的管理主義模型提出了重要的、切實可行的替代性選擇方案。這個替代方案建立在理論探索和實踐革新的基礎之上，從而形成了可以與其他類似模型相比較的標准模式。當理論家之間的爭論仍將繼續、行政實踐家還在試驗和發掘新的可能性時，已有的貢獻將對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赫伯特·考夫曼(Herbert Kaufman)曾經指出：行政機構是為了在不同時期追求不同的價值觀而得以組織和運作的。因此，把一個標准模式視為在任何時點上都普遍適用、而認為其他模式在這種普及的觀點的背景下將發揮相對次要作用的做法將是比較有意義的。當前，新公共管理及其替代理論已經被建設成治理和公共行政領域中的主導範式。對民主社會公民權和公共利益的關注也沒有完全喪失，它們只不過是處於從屬地位而已。然而，在民主社會里，當思考治理制度時，對民主價值觀的關注應該是極為重要的。效率和生產力等價值觀不應喪失，但應當被置於民主、社區和公共利益這一更廣泛的框架體系之中，未來的公共服務將以公民對話協商和公共利益為基礎，並與後兩者充分結合。

❷ 自我決定理論和公共服務動機理論的區別與聯系

作為一種新的認知動機理論,興起於上世紀80年代的自我決定理論獲得回了人們的廣泛關注,顯示答出強勁的生命力。自我決定理論強調人類行為的自我決定程度,認為社會環境可以通過支持自主、能力、歸屬三種基本心理需要的滿足來增強人類的內部動機、促進外部動機的內化、促使人類健康成長。本文主要對自我決定理論的四個分支理論進行闡述,並對其進行簡要評價。

❸ 國內外財務造假研究的現狀

隨著社會經濟以高速度發展，人們進行經濟決策就需要更多更為准確的數據和信息，上市公司財務報告所提供的各項財務指標是衡量企業發展狀況的依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每個信息使用人的行為方向與資源配置動態都直接被財報的准確性所影響。如若較多上市企業出具虛假財務報告，或許會導致投資者作出錯誤決策而導致投資失敗，如此一來便會嚴重消磨投資者的投資熱情，擾亂證券市場秩序，增加社會不穩定因素。在財務舞弊更復雜、隱蔽性更強的新情況下，財務舞弊的識別和治理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因此，系統深入探索企業舞弊的共性特徵，防止企業舞弊以及降低審計失敗率刻不容緩。
1.1.2 研究意義
本文研究以我國醫葯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研究上市公司財務舞弊特徵與防治對國家經濟發展有著建設性的意義。一是有助於保障資本市場各種經濟活動的有序進行。二是資本市場的穩定與完善程度對一個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眾所周知，資本市場疲軟會造成經濟頹勢的惡性循環，證券投資者作為市場交易中的活躍分子發揮著重要作用，所以保護在投資市場中處於信息弱勢的中小投資者，三是有助於營造公平的投資環境。有助於增強中小投資者投資信心，此外，還有助於審計監督水平的提高。財務舞弊特徵給審計人員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將審計過程中容易忽視的細節總結出來，並且將企業顯示的各種特徵信號聯系起來，給注冊會計師審計提供了便利。
1.2 國內外文獻綜述
1.2.1 國內文獻綜述
閻達五、王建英(2001)採用「十分法」將取得的 1996 至 1998 年統計樣本中的資產收益率、應收賬款周轉率、盈利質量指標按數值大小進行排序，通過均值差異檢驗，得出財務舞弊企業所呈現的具體特徵[1]。
章美珍(2002)將銀廣夏舞弊案例貫穿全文，從關聯方、經營活動現金流出量、內部控制等幾個方面闡述了企業舞弊的端倪，該案例分析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和 可參考性[2]。
耿建新、肖澤忠等(2002)運用案例研究與實證研究相結合的方式，分析了億安科技與銀廣夏的財務數據指標特徵，隨後又對 36 家盈餘操縱公司進行實證檢驗，發現財務舞弊公司在舞弊前每股現金流量顯著小於非舞弊公司[3]。
毛志宏、李荷和張星明(2006)通過選取上交所 2001 年-2004 被證監會處罰並披露57家 A 股公司作為研究對象，運用邏輯回歸模型詳細論證出了獨立董事比例、獨立董事年薪以及會議次數與上市公司財務舞弊的可能性是負相關的[4]。
羅秀珍(2012)從董事會治理角度對董事會構成、董事薪酬、審計委員會三方面進行展開論述，並輔以回歸分析，驗證了高層人事變動與董事會治理與財務舞弊相關性[5]。
方軍雄(2003)選取1993至2004年十年間被證監會處罰的48家公司作為樣本，將應收賬款周轉率、董事會專業人員數量、資產負債率、每股收益作為變數，採用二項 Logistic 回歸方法發現舞弊公司與非舞弊公司在上述四個指標方面存在顯著差異[6]。
阮錦勤(2003)運用邏輯回歸模型論證了股權結構、股權集中度以及董事會特徵與財務報告舞弊的關系，提出並證明監事會人員數量與企業財務舞弊的正向關系[7]。
岳殿民(2008)以 1997 至 2006 年被監督部門依法查處並曝光的 53 家公司並剔除數據不全、剔除證券行業種類公司得到 36 個舞弊樣本，再選取沒有舞弊行為的公司作為對照，綜合運用邏輯分析模型得出了盈利能力特徵與舞弊的關系[8]。
萬東敏(2012)將 2003 至 2010 年製造行業的舞弊樣本與經過 5 原則篩選的 27個參照樣本納入 Logistic 分析模型以及 T 檢驗，從企業內部結構、財務指標、審計意見等角度展開分析其與舞弊的相關性，具有較准確的識別率[9]。
張海燕將(2013)以2004年至2012年間被依法查處披露的44家舞弊上市公司與 44 家報表沒有作假的公司作為研究對象，通過 SPSS 軟體分析 27 個自變數並進行 T 檢驗，採用逐步向後的方式進行剔除，避免多重共線情況，得出應收賬款周轉率和流動比率是區別財務報告舞弊的有效指標[10]。
謝曉燕、程富（2009）通過分析評價的性質和內容，指出我國現階段對內部控制缺乏科學合理的評價標准，通過國際比較，找出我國與國際發達國家內部控制評價體系中的差距[11]。
戴文濤、王茜、譚有超（2013）研究了影響我國企業內部控制評價外部環境、主客體、設立目標、評價方法、規范等內容，並且提出一個完整的企業內部控制評價概念框架[12]。

1.2.2 國外文獻綜述
國外早期將企業財務舞弊的特徵研究稱為「企業舞弊紅旗」研究，通過對舞弊企業進行歸類分析，得出財務報告舞弊企業在某些方面存在共性特徵，將這些共性特徵定義為會計舞弊「紅旗」，一旦發現一個企業具有「紅旗」中的近似現象，便可以對其進行舞弊風險防控檢查[13]。Albrecht 和 Romney(1986)採用問卷調查與歸納研究方法，發現公司管理人員個人能力、文化素質高低與公司報表是否作假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14]。
Beasley(1996)通過對舞弊公司的分析發現獨立董事比重、董事會審計人員比例、會議次數可以納入舞弊公司預警信號中來[15-16]。
Summers 與 Sweeney(1998)從舞弊三因素理論入手，採用案例分析與實證研究相結合的方式對上市公司舞弊手段進行分析，發現大型上市集團公司大多採用關聯方關系弄虛作假的方式，通過偽造、變造虛假買賣合同等手段作高收入，利潤自然也增加。研究還指出隱藏內部關聯方交易事項，也是企業財務報告舞弊的常見現象[17]。
Abbott Parker 與 Peters(2002)運用案例剖析，通過正反例子對比說明治理層結構設置對預防財務舞弊的重要性，再一次強調了建立審計委員會的必要性，在研究中也指出內部機構審計專業性較弱也容易滋生財務舞弊，應合理安排董事會人員，增加財務或審計相關專業人才，面對公司重大財務決策可以著重聽取其有益建議[18]。
Doumpos(2005)在對公司財務舞弊研究時把本國 57 家公司作為取樣對象，從這 57 個樣本中分別獲得資產、負債、收入費用、利潤等數據計算負債率、銷售凈利率、資產周轉率將得到的指標帶入回歸模型，經過檢驗分析得出總資產周轉率在辨別企業是否存在舞弊行為方面具有顯著性[19]。
1.2.3 文獻評述
財務舞弊自企業成立以來就一直存在著，從最初單業務造假到各個報表聯動造假愈演愈烈，因此關於財務舞弊的手段、特徵以及對策的國內外文獻研究也較多。已有文獻中，實證過程中只將能夠量化的財務比率作為研究變數，研究變數類別較為單一，因此得出的研究結果的准確性有待商榷。在分析財務舞弊的具體特徵方面，對於企業發生財務舞弊時宏觀環境到底存在著什麼樣的特徵並沒有論證，本文將財務舞弊的宏觀環境特徵與微觀特徵相結合，全面分析財務舞弊特徵。研究領域偏窄。現存的文獻研究大多是財務舞弊特徵與識別，如若能將財務舞弊的特徵識別與計算技術結合，不僅能夠彌補研究上的不足，而且也能極大的提高該研究的實用性以及操作性。
1.3 研究方法及框架
1.3.1 研究框架
本文一共六章。第一章緒論部分首先闡述了該課題研究背景和意義，回顧關於財務舞弊案例的文獻，說明研究方法和框架。第二章闡述財有關務財務舞弊的定義及中醫葯企業發展現狀及趨勢。第三章從醫葯行業角度出發分析了行業的財務舞弊成因、特徵以及影響。第四章以新華制葯為例，利用新華制葯財務舞弊案例資料探討新華制葯財務舞弊的成因。第五章提出抑制財務舞弊的措施。第六章概括全文，得出結論。

❹ 燈塔經濟學的燈塔制度

英國建造和維修燈塔的機構是領港公會（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北方燈塔委員會（在蘇格蘭）和愛爾蘭燈塔委員會（在愛爾蘭）。這些機構的開支由通用燈塔基金撥出。這項基金的收入來源是由船主繳納的燈塔稅。燈塔稅的繳納和報表管理由領港公會負責（在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和愛爾蘭均可繳納），而具體的征稅由港口的稅務局完成。從燈塔稅得來的錢屬於通用燈塔基金，由商業部控制。燈塔機構向通用燈塔基金領取它們的開支。
商業部和各燈塔機構的關系有些類似於財政部和英國政府部門的關系。這些機構的預算必須經商業部批准。三個機構的預算方案必須在聖誕節期間提交給商業部，而且需要每年在倫敦召開的燈塔大會上加以審議。除了這三個燈塔機構和商業部外，出席大會的還有燈塔咨詢委員會——即代表船主、水險商和貨運者的船運協會（一個商業協會）的委員會——的成員。燈塔咨詢委員會盡管沒有法定的權力，然而在討論過程中卻起著重要的作用。燈塔機構在制定預算時，商業部在決定是否通過預算時都要考慮它的意見。燈塔稅的標准由商業部決定，以使在某一年限內的稅收收入足夠維持支出。但是在制定工作規劃和改變原有安排時，大會的參加者，特別是燈塔咨詢委員會的成員必須考慮新的工作規劃和改變原有安排對燈塔稅標準的影響。
徵收燈塔稅的根據在1898年頒布的商業船運（商業船舶基金）法的第二細目表中有說明。雖然後來理事會條例對燈塔稅標准及其中的某些方面作了修改，目前的征稅結構基本上是1898年確定的。對於在英國到港或離港的一切船隻，每個航次每噸的納稅標准有極大的不同。「內航」船隻一年內10個航次之後就不再繳納燈塔稅。「外航」船隻6個航次之後就不再納稅。這兩類船隻的收稅標准不同，如果船的體積相同，「內航」船隻10個航次所繳納的稅額近似等於「外航」船隻6個航次所繳納的。某些船隻每噸納稅率比較低，如超過100噸的帆船及巡航船。拖船和遊艇按年納稅而不是按航次納稅。而且，有些船隻可免繳燈塔稅：屬於英國或外國政府的船隻（運載貨物或乘客的除外），漁船，底卸式船和挖泥船，小於100噸的帆船（遊艇除外），小於20噸的所有船隻（包括遊艇），只裝底貨的、等待燃料煤的、裝補給品的和避免海險的船隻（拖船和遊艇除外）。所有這些條例都有限制條件，但它們足以說明條例的性質。
目前的情況是，英國燈塔服務的支出由通用燈塔基金撥出，該基金的收入來源於燈塔稅。基金除用於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燈塔開支外，還用於某些殖民地的燈塔維修和建造、清除殘骸的支出，雖然這只佔總支出的很小一部分。燈塔也有一部分開支不是由基金撥出的。如果「地方性的燈塔」只使某些使用特定港口的船隻受益，它的建造和維修開支就不由基金支出，基金被限於通常為了「一般航行」的燈塔的財政開支。「地方性的燈塔」的支出通常由港務局撥款，由港口稅彌補。
英國燈塔制度的演變歷史
穆勒在1848年的著作和西奇威克在1883年的著作中，就他們心目中存在的英國燈塔制度而言，他們肯定想到的是早期的情況。為了理解穆勒和西奇威克，首先應該了解19世紀英國燈塔制度的一些情況和它的演變方式。然而，研究英國燈塔制度的歷史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穆勒和西奇威克，而且能夠幫助我們開闊眼界，了解提供燈塔服務的各種可資利用的制度安排。在討論英國燈塔服務的歷史時，我僅限於英格蘭和威爾士，因為這兩地的燈塔制度是穆勒和西奇威克最為熟悉的。
英格蘭和威爾士主要的燈塔機構是領港公會。它也是英國最主要的領港機構。它經營療養院，為海員及其妻子、寡婦、孤兒管理慈善基金。它還負有許多職責，例如，檢修「地方性的燈塔」，為法庭的海事案例聽證會提供海事顧問和領港船長。它是包括倫敦港務局在內的港口委員會的成員。領港公會的成員在許多委員會 (包括政府委員會)中供職，處理海運事務。
領港公會是一種古老的制度。它大概是從中世紀經海員行會演變而來的。1513年，一份要求成立行會的請願書提交給亨利八世，1514年頒發了許可證書。證書賦予領港公會以領港管理權。這一權力和慈善事業在許多年中一直是領港公會最主要的工作。直到很久以後，它才考慮到燈塔本身。
17世紀以前，英國幾乎沒有燈塔，即使到18世紀燈塔也並不多見。然而，確實存在各式各樣的航標。大多數標志設在岸上，並非特意用於導航的。這些標志包括教堂和尖塔、房屋和樹叢等。浮標和信標也作導航之用。哈里斯解釋說，信標並不是燈塔，而是「立在岸邊或海灘上，或許是頂端裝有老式籠的柱子」。16世紀初，航標的管理和信標的提供由海軍大臣負責。為了提供浮標和信標，他指派代表向受益於這些航標的船隻收費。1566年，領港公會被賦予提供和管理航標的權力。它們也負責監督私人航標的管理。例如，一個不經允許就砍伐作為航標的樹叢的人將被責以「假公濟私」的罪名，「並將被處以100英鎊的罰款（罰款收入由國王和領港公會平分）。1566年的法令在是否給予領港公會在水面上設置航標的權力的問題上似乎還存有疑慮。這一疑慮在1594年被消除了，當時，海軍大臣將浮標和信標的管理權轉給港領公會。這些工作實際上是如何進行的並不清楚，因為1594年以後海軍大臣繼續負責管理浮標和信標，但後來領港公會在這些領域內的權威似乎被承認了。
17世紀初，領港公會在卡斯特和洛威斯托夫特設置了燈塔。但是直到該世經末，它才建造了另一座燈塔。同時，私人也在建造燈塔。哈里斯寫道：「伊麗莎白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徵就是，那些公共工程的擁護者表面上是為了公共福利，但實際上卻是為了謀私利。燈塔也沒有逃脫他們的注意。」後來他寫道：「洛威斯托夫特的燈塔完工之後，領港公會的會員就心滿意足不再幹了……。1614年2月，300名船長、船主和漁民請求他們在溫特托立一座燈塔，他們好像什麼也沒干。對這類請求充耳不聞，不僅動搖了行會的信心，而且既然存在著贏利的前景，所以這等於邀請私人投機者插手。不久他們就這樣做了。」1610—1675年間，領港公會沒有建造一座燈塔，而私人建造的至少有10座。當然，私人建造燈塔的要求使領港公會很為難。一方面，領港公會希望自己成為建造燈塔的唯一的權威機構；另一方面，它又不願意用自己的錢建造燈塔。因此，它反對私人建造燈塔的努力。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它沒有成功。哈里斯評論道：「燈塔建造者是這一時期投機者的典型代表。他們主要不是出於公共服務的動機。……愛德華·科克爵士1621年在國會上的演講對此提供了有力的依據：『像船工一類的工程建設者表面一套，實際另一套：他們聲稱是為了公共福利，其實是為了個人。』」困難之處在於，出於公共服務動機的人沒有建造一座燈塔。正如哈里斯後來寫到的：「應該承認，燈塔建造者的最初動機是個人利益，但至少他們能完成建造燈塔的任務。」
私人避免侵犯領港公會法定權力的辦法是從國王那裡獲得專利權。國王允許他們建造燈塔和向受益於燈塔的船隻收取使用費。具體的做法是由船主和貨運主遞交一份請願書，聲稱他們將從燈塔獲得極大的好處並願意支付使用費。我認為，簽名是通過正常渠道徵集的，而且毫無疑問，它們代表了人們的心裡話。國王有時可能授權他們使用專利權以作為他們為他效勞的回報。後來，經營燈塔和徵收使用費的權力由國會通過法令授予個人。
燈塔使用費由所在港口的代理者（它可能代理幾座燈塔）收取，這種代理者可以是個人，但通常是海關官員。每座燈塔的使用費是不同的。船隻每經過一座燈塔，就根據船隻的大小繳納使用費。每個航次每噸收費比率有一個通常的標准（如1/4或1/2便士）。後來，刊載有不同航程所要經過的燈塔相應收費標準的名冊發行了。
同時，領港公會實行了一項既能保住權力又能保住錢財（甚至可能博研聯盟）的政策。領港公會申請經營燈塔的專利權，後向那些願意自己出資建造燈塔的私人出租，並收取租金。私人租借的先決條件是保證進行合作而不與領港公會作對。
這樣的一個例子就是建造和重建坐落在普利第斯海岸14英里礁石上的或許是英國最著名的伊迪斯通燈塔。D·阿蘭·史蒂文森評論道：「1759年在燈塔史上寫下了最富戲劇性的一章：為了抵禦海浪的沖擊，建造者們表現了高度的事業心、才乾和勇氣。」1665年，英國海軍大臣收到一份要求在伊迪斯通礁石上建造燈塔的請願書。領港公會評論道：這雖然值得，「但幾乎是不可能的」。私人企業編年史作者塞紹爾·斯邁爾斯寫道：「……以前，任何一個膽大包天的私人冒險家都不在伊迪斯通礁石上建造燈塔，那裡的海面上連石頭影子都看不到，連一小塊可以站立的地方都沒有。」1692年，沃爾特·懷特菲爾德提出一項建議，領港公會和他達成一項協議。協議規定：他建造燈塔，領港公會分享一半利潤。然而，懷特菲爾德卻沒有著手這項工程。他將他的權利轉讓給亨利·溫斯坦利，後者在1696年與領港公會談判後達成一項協議。協議規定：他得頭五年的利潤，以後50年領港公會分享一半利潤。溫斯坦利造了一座燈塔，後來又造了一座來代替它。燈塔於1699年完工。然而，1703年的一場大風暴把燈塔沖走了。溫斯坦利、燈塔管理員和他手下的一些工作人員都送了命。那時這座燈塔的總造價為 8000英鎊（全部由溫斯坦利負擔），收入為4000英鎊。政府給予溫斯坦利的遺孀200英鎊的撫恤金和每年100英鎊的養老金。如果燈塔必須由具有公益心的人來建造，那麼在伊迪斯通礁石上將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燈塔。但是，私人利益又一次佔了上風。有兩個人，洛維特和拉迪亞德決定再造一座。領港公會援引國會法令賦予的重建和收費的權力，同意向新的建造者出租這一權力，而且條件比溫斯坦利優惠——租期為99年，每年租金為100英鎊，全部利潤歸建造者。燈塔於1709年竣工，它一直工作到1755年才毀於一場大火。租約還有50年才到期。燈塔的權利轉入他人之手。新的所有者們決定進行重建，他們邀請了當時最偉大的工程師約翰·斯米頓。他決定全部用石頭建造，而以前的燈塔是木結構的。燈塔於1759年建成。它一直工作到1882年才被一座領港公會新建的燈塔所代替。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19世紀初的情況，就可以理解私人和私人組織在英國的燈塔建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843年燈塔委員會在它的報告中聲稱，在英格蘭和威爾士有42座燈塔(包括浮動燈塔)屬於領港公會；3座燈塔由領港公會出租給個人；7座燈塔由國王出租給個人；有4座燈塔是起初根據專利權後來根據國會法令屬於私人業主。也就是說，在總共56座燈塔中，有14座由私人或私人組織經營。在1820一1834年間，領港公會建造了9座新的燈塔，購買了5個租給個人的燈塔（除了那9座新建的燈塔之外，又在伯恩漢新建了2座燈塔以替代1座買回的燈塔），購買了3座屬格林威治醫院所有的燈塔（它們是約翰·梅爾德倫爵士在1634年左右建造的，後根據他1719年的遺囑贈送給格林威治醫院）。1820年的情況是，24座燈塔由領港公會經營，22座由私人或私人組織經營。但領港公會的許多燈塔原先不是由他們建造的，而是通過購買或租約到期而得到的（伊迪斯通燈塔就是一個例子，租約於1840年到期）。1820年24座由領港公會經營的燈塔中，12座燈塔是租約到期的結果，1座是1816年由切斯特理事會轉讓的。所以，1820年46座燈塔中只有11座是領港公會建造的，而34座是由私人建造。
由於領港公會的主要建塔活動開始於18世紀末，因此在早期，私人燈塔的地位甚至更為重要。關於1786年的情形，D．A．史蒂文森寫道：「很難評價領港公會對當時英國海岸燈塔的態度。根據它的行動而不是它的主張來判斷，行會建造燈塔的決心從來都不是很堅決的：1806年以前，只要有可能，它就把建造燈塔的權利租讓給承租人。在1786年，它控制著四個地方的燈塔：卡斯特和洛威斯托夫特（這兩處用地方性的浮標使用稅來管理），溫特森和西西里（行會在這兩處立塔是為了阻止個人利用國王專利權收取使用費謀利」）。
然而，至1834年，正如我們所見，領港公會經營著總共56座燈塔中的42座。那時，議會強烈支持領港公會購買私人燈塔的建議。這項建議由下議院小型特別委員會於1822年提出。不久，領港公會開始購買某些私人燈塔。1836年，議會的法令把英國所有的燈塔授予領港公會，領港公會有權購買剩留在私人手中的燈塔。這一工作到1842年完成。從那以後，除「地方性的燈塔」外，在英國不再有屬於私人所有的燈塔了。
1823—1832年間，領港公會花費了74，000英鎊購買了向弗拉索爾姆、費爾思斯、伯恩漢、北福雷蘭茲和南福雷蘭茲地方出租的燈塔。1836年法令公布之後，購買剩餘的私人燈塔花費了近1，200，000英鎊，其中大筆費用是用來購買斯莫爾斯燈塔（租約還有41年到期）和其他三座燈塔：蒂瑪茅斯、斯伯思和斯克略斯（根據議會法令，它的租約還沒有到期）。購買這4座燈塔的費用為：斯莫爾斯，170，000英鎊；蒂瑪茅斯，125，000英鎊；斯伯恩，330，000英鎊；斯克略斯，445，000英鎊。這些費用的數目極大：購買斯克略斯的445，000英鎊等於（根據權威機構的估計）今天的 700—1000萬美元，而它可能產生的收益比今天要高得多（因為稅收水平較低）。因此，我們發現這些人不僅——用薩繆爾森的話來說——「靠經營燈塔而發了一筆大財」，而且確實很成功。
從《下議院小型特別委員會1834年報告》中可以了解到支持領港公會集中管理一切燈塔的理由：
本委員會吃驚地獲悉，燈塔建造在英國各地屬於完全不同的系統。管理機構不同，燈塔稅率和稅額不同，徵收的原則也不同。本委員會發現，燈塔建造這項對英國海軍和商業至關重要的事業，不是在政府的直接監督下進行，由統一部門領導，由富有責任心和遠見卓識、並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和最節約的計劃保證航運安全的人民公僕管理，而是放任自流，那燈塔只能在海難之後，應地方的要求，慢吞吞地建造起來。所有這些或許可以看作是我們偉大國家的恥辱。過去以至現在，燈塔的建造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向國家貿易征稅的手段，為了少數幾個人的利益，他們正享受著國家給他們的這種特權。
本委員會認為，在任何時候，不必要地向我國的任何產業部門征稅都是不合理的。向航運業征稅尤其不合理，因為這使它和其他國家的航運業進行不平等競爭時處於很不利的地位。本委員會議為，航運業應免掉向其公開徵收的不必要的每種地方稅和不公平稅。
因此，本委員會強烈建議，在任何情況下，燈塔稅應該降到與管理現有的燈塔和浮動燈塔，或建造和管理國家商業和航運所必需的新燈塔相適應的最低限度。
管理當局無視各獨立機構持續不斷地攫取大量收入（與上述的原則相反）；他們名義上是收取燈塔稅，支付管理燈塔的費用，實際上是為少數幾個人謀私利，以達到那些在建造燈塔時不曾考慮到的目的。對此，本委員會不得不表示遺憾。本委員會特別反對重訂出租某些燈塔契約的做法。12年來，下議院小型特別委員會一直呼籲議院對這一問題加以注意……
雖然這一報告特別強調現有管理的不合理之處，認為某些私人燈塔管理不善，但是可以肯定，堅持將燈塔統一由領港公會管理的主要理由是認為這樣做會降低燈塔稅。當然，這種建議認為燈塔的開支應由國庫支出，這將導致廢除燈塔稅。但這辦不到。在這里，我們對此不作討論。
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由領港公會統一管理燈塔就能降低燈塔稅。這種觀點可以在互補壟斷理論中找到某些依據，然而古諾到1838年才發表他的分析著作，所以它不會影響這些關心英國燈塔的人們的觀點，盡管他們比經濟學家更快地認識到古諾的分析著作的重要性。沒有任何理由認為統一管理能使燈塔稅有任何下降。因為要向燈塔的前所有者提供補償，就需要一筆和以前同樣數目的款項。正如領港公會所指出的，由於「作為借款償還的擔保，燈塔稅就被抵押了出去，……在債務還清之前，燈塔稅不能廢除」。實際上，在1848年貸款清償之後，燈塔稅也沒有降低。
另一個降低燈塔稅的方法是領港公會放棄經營自己所有的燈塔所得的凈收入。這筆錢當然用於慈善事業，主要用來資助退休的海員、他們的寡婦和孤兒。燈塔稅的這種用途在1822年和1834年受到議會委員會的反對。1834年委員會特別提到救濟院扶養著142人。有8431個男人、女人和小孩領到年金36先令至30英鎊的資助。它建議正在接受養老金的人繼續接受，直到去世為止，但不增加新的名額，然而實際上卻沒有這樣做。
1853年，政府提議燈塔稅不要再用於慈善事業，領港公會在向國王提交的報告中聲稱，這項收益是它的財產，這和私人業主的燈塔的情況是一樣的（而私人業主由此得到了補償）：
國王和立法機構過去一直通過特許狀把燈塔的管理權委託給領港公會。特許狀沒有在任何方面改變作為私人行會的法人團體的法律地位，除了它必須管理燈塔作為獲此特權的條件。行會的法律地位在國王和公眾看來與燈塔稅和其他特權（例如市場、港口和集市等）授予個人的法律地位沒有差別。認為行會負有把燈塔稅降低到管理費用——包括或不包括建造的成本——的永久的法律責任而無用於其他用途的觀點，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而且是不合法律的。如果在頒布特許狀時燈塔稅是合理的，那麼它將繼續有效，盡管由於船運的增加，燈塔稅將產生利潤。特許狀仍是有效的。在這里，國王是為了大眾的利益，如果那時是合理的，以後則不可撤回。……行會對它們所建造燈塔的所有權與私人業主的所有權同樣有效……而且，將收益的一部分用於慈善事業，使行會的權利至少與私人的權利同樣值得考慮。……屬於領港公會的燈塔和燈塔稅，就行會的目的而言，在嚴格的意義上，是它們用於這些目的的財產。……政府的建議似乎主張這一大筆財產應該給船主，除管理燈塔的開支外其他一概不收。它看似行會的慈善之舉，其實卻是財產的轉讓，而這財產是為了死去的船長和海員的利益，為了他們的家庭，對船主們來說是財產的遺贈品。
這份報告提交給貿易委員會，貿易委員會嚴厲地批評了領港公會的意見：
上議院議員們絲毫不懷疑領港公會聲稱屬於它所有的財產的權利。但是，……行會的情況與個人的情況存在著這樣一個差別：行會擁有財產必須，至少就燈塔稅而言，是為了大眾的利益。因此必須考慮到公共政策的實際情況。議員們不認為為了公共目的的減稅違反財產原則，其中沒有任何既得利益者分享稅收收入。它向國王陛下某一階層的臣民征稅，而這個階層卻沒有得到任何適當好處作為回報（任何超過管理燈塔的必要支出的燈塔稅就屬於這種稅）。這種減稅不僅沒有違反財產原則，而且是最公正、最有益的。議員們不認為用燈塔的剩餘收入資助窮海員和他們的家屬有任何既得利益的動機，因為個人特權得以保全的既得利益的本質是大家和法律所熟知的。議員們真誠地對已經發放的養老金或其他福利工作不進行絲毫干涉。他們認為不把現在任何人都無權得到的權利給予新的個人，根據公共政策的理由，並不是公正的……議員們認為，燈塔管理費應由燈塔使用費支付。用前一代人為了保護船隻避免觸礁而繳納的收入建造的燈塔應該是今天在英國海岸航行的人們的自然而公正的遺產。他們應該自由地享有環境所能允許的盡可能低的收費標准，其他的任何考慮都不應該成為問題。
燈塔稅用於慈善事業的做法於1853年停止。結果，這使燈塔稅的降低成為可能，價格更接近邊際成本，而且無數默默無聞的海員和他們的家屬的待遇變得更糟。而我們發現，由領港公會統一管理所有的燈塔並不一定會帶來這一後果。
這種變化是1853年調整的一部分，這一調整就是設立商業海洋基金。燈塔稅（和一定數量的其他款項）提供給該基金，該基金用於經營燈塔的支出和其他涉及航運的開支。1898年，這一制度又有所變化，即取消了商業海洋基金，設立通用燈塔基金。這項基金全部由燈塔稅提供，它僅用於燈塔服務的管理。同時，計算燈塔稅的制度也簡化了。每個航次的納稅不再像以前那樣根據船隻經過能夠獲益的燈塔的數目而定。1898年所確定的基本上就是第二節中描述的籌資和管理制度。當然，細節上稍有變動，但制度的基本特徵自1898年以來一直保留了下來。
結論
英國燈塔制度的概況及其演變表明，從穆勒、西奇威克和庇古的論述中所得到的結論有很大的局限性。穆勒似乎認為，假如類似英國燈塔的籌資和管理制度這類事物沒有建立起來，那麼燈塔的私人管理是不可能的（大多數現代讀者可能並不是這樣理解他的）。西奇威克和庇古認為，假如存在受益於燈塔而卻不能向其收費的船隻，那麼政府就必須加以干預。然而，受益於英國燈塔卻沒有繳納使用費的船隻主要是那些不在英國港口停靠而由外國船主管理的船隻。在這種情況下，不清楚所需要的政府行動的性質是什麼，也不清楚政府應該如何行動。例如，盡管俄國、挪威、德國和法國政府的船隻並沒有在英國停泊，這些政府是否必須繳納使用費？或者是否必須支付給英國通用燈塔基金一筆稅款？或者還是由英國政府拿出部分稅收支付給燈塔基金以彌補外國政府沒能繳納的缺額？
文中有關英國燈塔制度的論述只是揭示了某種可能性。早期的歷史表明，與許多經濟學家的信念相反，燈塔的服務可以由私人提供。那時，船主和貨運主可以向國王申請允許私人建造燈塔並向受益的船隻收取（規定的）使用費。燈塔由私人建造、管理、籌資和所有。他們可以立遺囑出賣和處置燈塔。政府的作用局限於燈塔的產權的確定與行使方面。使用費由燈塔的代理人收取。產權執行問題對他們與對向船主提供貨物和勞務的供給者並無二致。產權只有在其調節使用費價格這一點上起著異乎尋常的作用。
後來，英格蘭和威爾士的燈塔委託給領港公會，一個對公眾負責的私人組織，但費用繼續由船隻的燈塔使用費支付。薩繆爾森所熱衷的制度——由政府從普通稅中籌措資金，從來沒有在英國實行過。這種政府籌資的制度並不一定要排除私人企業建造和管理燈塔，但它似乎不允許私人擁有燈塔（除非是很小的形式），這與持續到19世紀30年代末的英國的體制有很大的出入。

❺ 2202《行政管理學》期末復習指導

管理學----名詞解釋
管理: 在特定環境下，對組織所擁有的資源進行有效的計劃、組織、領導和控制，以便達到既定的組織目標的過程。
管理職能：計劃、組織、領導、控制
計劃：確定組織在未來某個時期內的活動方向和目標、制定業務決策、編制行動計劃
組織：設計組織、人員配備、組織變革
領導：指導、協調、激勵下屬，解決沖突
控制：工作績效、發現偏差、採取矯正措施
效率：只涉及活動的方式，與資源利用相關，只有高低之分而無好壞之分
效果：涉及活動的目標及結果，不僅有高低之分，而且可以在好壞兩個方向上表現出明顯的差別。
管理者角色類別：（人際關系）掛名領導、聯絡者、領導者，（信息傳遞）信息監聽者、傳播者、發言人，（決策制定）企業家、故障處理者、資源分配者、談判者
管理技能：技術技能、人際技能、概念技能
技術技能：只使用某一專業領域內有關的工作程序、技術和知識完成組織任務的能力
人際技能：指與處理人事關系有關的技能或者說是與組織內外的人打交道的能力
概念技能：指能夠洞察企業與環境相互影響的復雜性，並在此基礎上加以分析、判斷、抽象、概括並迅速正確判斷的能力（註：由低向高）
管理者類型：高層管理者、中層管理者、基層管理者
管理環境：宏觀環境（一般）---政治+社會+經濟+技術+自然、微觀環境（具體）---現有競爭對手研究+潛在競爭對手+替代品生產廠家分析+用戶研究+供應商研究、組織內部環境---SWOT
SWOT分析：機會、威脅、優勢、劣勢分析法的簡稱（1把內外部環境有機結合起來，進而幫助人們認識和把握內外部環境的動態關系，及時地調整組織經營策略2使用二維平面矩陣，直觀而簡單3是人們辯證思考問題4可組成多種行動方案供人們選擇）
科學管理理論：提出者：弗雷德里克 溫斯洛 泰羅
主要內容：中心問題是提高效率；挑選第一流的工人；標准化操作方法；計件工資報酬制度；工人和僱主互利合作；計劃職能同執行分開，實行科學工作法；職能工長制；組織機構的管理控制上實行例外原則
主要代表人物：卡爾 喬治 巴斯；亨利 甘特；哈林頓 埃默森
管理組織理論：法約爾（管理過程之父）：《工業管理與一般管理》
14條管理原則：分工、職權與職責、紀律、統一指揮、統一領導、個人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個人報酬、集中化、等級鏈、秩序、公正、保持人員的穩定、首創精神、團結精神
韋伯：（行政組織體系理論）理想化
行為科學理論：梅奧：（霍桑試驗）四階段：工場照明試驗、繼電器裝配室試驗、大規模的訪問與調查、接線板接線工作室試驗
創新處：工人是社會人；企業存在正式組織和非正式組織；提高職工滿足度實現提高效率的目的
第二章
決策：指組織或個人為了實現某種目標而對未來一定時期內有關活動的方向、內容及方式的選擇和調整過程
群體決策：組織整體或組織的某個部分對未來一定時期的活動所做的選擇或調整（頭腦風暴法、德爾菲法、名義群體法、電子會議）
優點：科學性、產生更多的方案、容易得到普遍的認同、提高合法性
缺點：消耗時間、速度效率低、少數人統治、屈從壓力、責任不清
個體決策：指個人在參加組織活動中的各種決策（個體與群體優缺點互補）
德爾菲法：利：匿名性、量化收斂性、反饋性;弊：耗時間
程序化決策：指那些例行的、按照一定的頻率或間隔重復進行的決策
優：節約時間和精力 弊：限制決策者的自由
非程序化決策：指那些非例行的、很少重復出現的決策
確定型決策：指決策過程的結果完全由決策者所採取的行動決定的一類問題，它可採用最優化、動態規劃等方法解決（應具備的條件：明確目標、自然狀態、行動方案、計算損益值）
不確定型決策：指決策人無法確定未來德中自然狀態發生概率的決策（等可能性法、保守法、冒險法、樂觀系數法、最小最大後悔值法）
組織文化：組織的指導思想、經營理念和工作作風，包括價值觀念、行業標准、道德規范、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典禮儀式、管理制度以及企業形象
決策的影響因素：環境、過去決策、決策者對風險的態度、組織文化、時間、倫理
計劃的作用：管理者指揮的依據、降低風險掌握主動的手段、減少浪費提高效益的方法、管理者進行控制的標准
滾動計劃法：用來編制和調整長期計劃的一種十分有效的方法，它對促進長、中、短期計劃銜接是十分有效
目標管理：一種鼓勵創新，防止工作中出現互相出現矛盾的目標或根本沒有目標的管理方法
重點：讓組織中的各層管理人員都與各自的下屬圍繞著下屬的工作目標以及如何
完成這些目標進行充分的溝通
具體方法：目標設置階段（最高管理部門提出組織的預定目標+進行有關組織+人事決策+確定下屬目標+目標的平衡與調整+目標體系的調整和確立）
目標實施階段（授權下級部門+加強交流領導+不定期檢查）
總結和評估階段
優點：改善管理工作、組織明晰化、鼓勵員工用於承諾和自我實現、形成有效的控制、良好的整體性
缺點：目標難易制定、強調短期目標、費時間
必要條件：推行目標管理要有一定的思想基礎和科學管理基礎
主管人員積極參與、協調和授權
有效的前景調查和計劃活動
目標管理要逐步推行、長期堅持
第三章
組織：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個人為了實現共同的目標而組成的有機整體
組織系統的四要素：目標和宗旨、人員與職務、職責與職權、協調
組織工作：維持與變革組織結構、使組織發揮作用、完成組織目標的過程
組織工作的過程：明確實現組織目標所需的各種活動，並對之進行分類（職位與崗位設計問題）；組合各種活動，形成管理部門或單位（組織結構類型）；職權授予各個管理者（職權配置）；人員配備或人力資源管理；從縱橫兩個方面對組織結構進行協調和整合
組織設計的任務：建立組織結構和明確組織內部的相互關系，提供組織結構圖和職務說明書
組織設計的依據：戰略、環境、技術、組織規模與所處的發展階段（創業+職能發展+分權+參謀激增+再集權）
組織設計的基本原則：因事設職與因人設職相結合、權責對等、目標統一
組織設計最基礎工作：職務設計與分析（植物設計四階段：專業化、擴大化、豐富化、團隊）
組織的管理層次受組織規模和管理幅度的影響
影響管理幅度的因素：主管人員與其下屬雙方的素質與能力；工作內容與性質；工作條件；工作環境
部門定義：組織中管理人員為完成規定的任務有權管轄的一個特定的領域
部門劃分的目的：確定組織中各項任務的分配與責任的歸屬，分工合理、權責分明，有效地達到組織的目標
部門劃分的方法：人數、時間、職能、地區、產品、顧客、技術活設備
組織結構的類型：直線型組織結構、職能型組織結構、矩陣型組織結構、多維立體型組織結構、直線職能型組織結構、事業部制組織結構
直線職能型組織結構：特點-自己職權范圍內有決定權，對所屬下級的工作進行指揮和命令，並負全部責任，職能部門和人員只是參謀，對下級提供建議和業務指導，沒有指揮命令的權力
優點-保證集中統一指揮，又能發揮各種專家業務管理的作用，只能高度集中、職責清楚、秩序井然、工作效率較高，整個組織有較高穩定性
缺點-下級部門主動性積極性發揮受到限制；各成體系沒有橫向溝通聯系，工作易重復；參謀與直線部門目標不一致易造成矛盾；組織系統適應性較差，缺乏彈性；增加管理費用
事業部制組織結構：特點-集中決策，分散經營，即組織最高層集中決策，事業部獨立經營
優點：組織最高層擺脫具體的日常事務，有利於集中精力作好戰略決策和長遠規劃；責權利劃分明確，易調動員工積極性，提高管理的靈活性和適應性，有利於培養管理人才
缺點：機構重復，人員浪費；獨立經營，人員交換支援度差；事業部之間易造成競爭，發生內耗；架空領導
採用的基本條件：按專業化原則劃分事業部，並確保各自的獨立性；事業部之間相互依存；保持控制適當的競爭；具備管理各事業部的經濟機制，避免單純使用行政手段；良好的外部環境
人員配備：利用合格的人力資源對組織結構中的職位進行不斷填充的過程
工作程序：確定人員需要量，選配人員，考核及評價，制訂和實施人員培養計劃
人員配備的原則：因事擇人、因才施用、動態平衡
管理人員的來源：內部提升：優點-有利於對選聘對象的全面了解，以保證選聘工作的正確性；有利於被聘者迅速展開工作；有利於鼓舞士氣，調動積極性；組織對成員的培訓得到回報，獲得比當初投資更多的培訓投資效益
缺點-內部人才質與量無法滿足發展需求，將會只去獲得一流人才的機會；近親繁殖，無創新；大體能力相當的情況會使沒有受提拔的人受挫
外聘：優點-有利於招到第一流的管理人才；避免近親繁殖，帶來創新；可避免不受提拔人員的積極性受挫，避免組織不團結，節約培訓的經費和時間
缺點：組織內部員工的士氣積極性受到影響；應聘者對組織的歷史現狀不了解，不能迅速展開工作；重學歷、文憑、資質等導致應聘者失望
組織管理人員身份類別：直線主管+參謀主管（參謀關系伴隨直線關系而產生的）
直線：一種命令與指揮的關系，是上級指揮下級，有決策與行動的權力
參謀：一種服務和協助的關系，方便直線主管的工作，有思考、籌劃建議的權力
區分兩者的標准：分析不同管理部門和管理人員在組織目標實現中的作用
正確發揮參謀的作用：明確職權關系；授予必要的職能權力；向參謀人員提供必要的條件；
過分集權的弊端：降低決策的質量；降低組織的適應能力；降低組織成員的工作熱情
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的突出區別表現：是否是程序化的和其目的的不同
非正式組織的積極作用：可以滿足員工的需要；易於產生和加強合作的精神；幫助正式組織起到一定的培訓作用；規范成員的行為；正式信息通道的補充
非正式組織可能造成的危害：擴大抵觸情緒；舒服成員的個人發展；發展組織惰性
委員會管理的優點：集思廣益、協調作用、避免權力過於集中、激發主管人員的積極性、加強溝通聯絡
委員會管理的局限性:時效較差；決策妥協；權責分離
怎樣科學運用委員會管理：職權和范圍要科學；規模要適當；成員要選擇；主席要發揮好作用
組織變革的動力：全球經濟一體化；知識經濟社會到來；消費市場對企業的挑戰更直觀；企業競爭優勢的新來源
組織變革的關鍵因素：個體（習慣、安全、經濟因素、對未知的恐懼、選擇性信息加工）；
組織（結構慣性、變革點、群體慣性、已有的專業知識、已有的權力關系、已有的資源分配）
虛擬組織-定義:當市場出現新機遇時，具有不同資源與優勢的企業/組織未來共同開拓市場，共同對付其他的競爭者而組織的、建立在信息網路基礎上的組織形態
-特點：傳統的企業/組織界限模糊化；流動性、靈活性；建立在當今發達的信息網路基礎之上的組織合作；運用並行工程（非串列）；技術上占優勢；可看成企業/組織網路
-優越性：跨越空間限制；超越工作時間限制；速度優勢；成本優勢
組織文化：在一定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背景條件下，組織在社會實踐過程中所創造並逐步形成的獨具特色的共同思想、作風、價值觀念和行為准則
組織文化的基本要素：企業精神；企業價值觀；企業形象
組織文化的作用：自我凝聚、自我改造、自我調控、自我完善、自我延續、激勵功能、輻射功能
組織文化作用機制的特點：評價性、自然性、個體性
組織文化建設應抓好的環節：科學地確定組織文化的內容；宣傳倡導，貫徹落實；積極強化，持之以恆
學習型組織-定義：指通過培養彌漫於整個組織的學習氣氛、充分發揮員工的創造性思維能力而建立起來的一種有機的、高度柔性的、扁平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續發展的組織
-特徵：擁有一個共同的願景；多個創造性個體組成；善於不斷學習；扁平式結構；自主管理；領導者的新角色
-意義：解決傳統企業組織的缺陷；為組織創新提供了一種操作性比較強的技術手段；理論解決企業生命活力問題
第四章
領導-定義：激勵、引導和影響個人或組織，在一定的條件下，實現組織目標的行動過程
-作用：指揮、激勵、協調、溝通
-權力構成：法定權（擔任的職務）、強制權（下級的恐懼感）、獎勵權、專長權、個人影響權
人性假設：「經濟人」假設（X理論）；「社會人」假設(霍桑實驗)；「自我實現人」假設(Y理論)；「復雜人」假設
領導行為的理論描述:領導方式的理論描述；利克特的四種領導基本方式；斯托格弟和沙特爾的「四分圖理論」；管理方格理論
領導方式：專職式領導；民主式領導；放任式領導
領導的權變理論：領導行為連續統一體理論；費德勒模型；途徑-目標理論；領導生命周期理論；領導參與模型
激勵：指影響人們內在需求或動機，從而加強、引導和維持行為的活動或過程
需要：指人們對某種目標的渴求和慾望，它包括基本需求和高層次需求
動機：誘發、活躍、推動、指導和引導行為指向一定目標的心理過程
內容型激勵理論：需求層次理論；阿爾德弗的「生存、關系、發展理論」；赫茨伯格的「雙因素理論」（保健和激勵）；麥克里蘭的「成就需要理論」
過程性激勵理論：期望理論；公平理論；強化理論（正負）
激勵方法：目標激勵、支持性激勵、榜樣激勵、評比競爭競賽激勵、強化激勵、領導行為激勵、員工持股激勵、危機激勵、企業文化激
群體-定義：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為了實現特定目標、滿足特定需求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的聯合體
團隊-定義：也是群體
團隊區別於群體的特徵：成員間的緊密合作以及特定的、至高無上的團隊目的或目標
群體與團隊類型：高層管理團隊、研發團隊、指揮群體、特別工作隊、自我管理的工作團隊、虛擬團隊聯誼群體、利益群體
如何管理取得高效：激勵群體成員實現組織目標、減少群體中的「大鍋飯」現象
溝通-定義：指信息與思想在兩個或兩個以上主體與客體直接的傳遞和交流的過程
信息溝通基本條件：涉及兩個人以上；溝通客體；傳遞信息的方法
信息溝通的三要素：發送者、接收者和所傳遞的內容
溝通的分類：按照通道不同-正式與非正式；傳播媒體的形式-書面與口頭；信息傳播的方向-上行、下行、橫向；溝通網路的基本形式-鏈式、輪式、Y式、環式和全通道式
溝通技術：互聯網、企業內部網、群件

第五章
管理中的控制-定義：為實現組織目標，以計劃為標准由管理者對唄管理者的行為，活動進行檢查、監督、調整等管理活動
-目標：限制偏差的累積；適應環境的變化；處理組織內部的復雜局面；降低成本
-基本要素：建立控制標准、衡量偏差信息、採取矯正措施
-特點：整體性、動態性、對人的控制並由人執行控制、提高職工工作能力的重要手段
-層次：（由低到高）運營+財務、結構、戰略
-類型：前饋控制、現場控制、反饋控制
-重要性：任何組織、任何活動都需要進行控制；管理四大職能中所處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
制定控制標准：確立控制對象;選擇控制重點；控制標準的方法
影響組織工作目標實現的重要因素：環境特點及其發展趨勢、資源投入、組織活動
控制對象：人員、財務活動、作業、信息、組織績效
關鍵點控制原理：有效控制要求關注那些關鍵因素，並以此對業績進行控制
制定標準的方法：利用統計方法來確定預期結果；根據經驗和判斷來估計預期結果；在客觀的定量發現的基礎上建立工程（工作）標准
制定控制標準的要求：要使控制便於對各部門的工作進行衡量；建立的標准都應該有利於組織目標的實現；與未來發展相結合；盡可能體現一致性；有實現的可能性；有一定的彈性
衡量實際工作需注意的問題：通過衡量成績，檢驗標準的客觀性和有效性；確定適宜的衡量頻度；確立信息反饋系統
鑒定偏差並採取矯正措施的過程：找出偏差產生的主要原因；確定糾偏措施的實施對象；選擇適當的糾偏措施
有效控制的原則：控制應該同計劃與組織相適應；突出重點，強調例外；具有靈活性、及時性和經濟性的特點；控制過程應避免出現目標扭曲的問題；有效地管理控制需要將財務績效控制與非財務績效控制有機地結合；控制工作應該培養組織成員的自我控制能力
控制的專業領域：預算、會計技術、質量、生產、庫存、內外部審計、人事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