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概述西漢對西域的有效管轄方式
概述答案：
1 公元前60年，西漢設西域都護，管理西域，保護商旅往來；2 漢武帝時西漢依靠強盛國力對匈奴展開了長達十年的軍事反攻，衛青，霍去病率兵與匈奴進行三次大戰，匈奴受重創，被迫遷徙漠北，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護絲綢之路商旅往來；3 漢朝的和親等行為與西域各國和平相處也是對絲綢之路的保護；4 漢明帝時班超經營西域，加強了西域與內地的聯系。
相關歷史：
秦朝滅亡後，劉邦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的西漢王朝。漢朝自立國之初，就別無選擇地承擔起了與匈奴爭雄的歷史使命。自公元前2世紀（西漢初期）起，漢朝與匈奴的政治軍事較量就一直處於白熱化狀態。匈奴騎兵對漢朝北部疆域的不斷襲擊，成為西漢王朝初期統一疆域內國土安全和邊防穩固的嚴重威脅。為爭取休養生息、增強國力的時間和空間環境，西漢帝國的文帝（劉恆）、景帝（劉啟）兩朝，只能無可奈何地對匈奴採取和親以及貨賄政策，才與匈奴勉強保持了相對和平的關系。即便如此，匈奴依然於公元前176年（漢文帝四年）前後首先西進控制了西域，並在天山以南設置「僮僕都尉」，先於西漢王朝在西域實施了具有實質意義的統治。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劉徹即位後，為了進一步積蓄力量，繼續推行文、景遺策，經過數十年休養生息的西漢王朝，逐漸形成了政治安定、經濟繁榮、國力雄厚的強盛國勢。於是，漢武帝開始主動採取強勢的對外政策。一方面繼續積極發展經濟，全面整頓軍備，做好打擊匈奴的國內准備；另一方面則擬與數遭匈奴擊敗而西遷的大月氏及其他中亞小國結成聯盟，做好徹底擊敗匈奴的「國際」外交准備。從武帝起，西漢王朝對西域的經營和統治，主要採取了征伐、厚賂、恩威並施等政策。
在武力征伐方面，漢武帝首先出兵奪取河西走廊，接著多次進軍西域，憑藉赫赫武功啟動了經營西域的歷史進程。公元前121年（漢武帝元狩二年），驃騎將軍霍去病率漢軍大敗在河西走廊一帶駐牧的匈奴軍隊，並在此地先後設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開始以河西為前沿基地與匈奴直接爭奪西域。公元前108年（漢武帝元封三年），漢朝使者出使西域被殺，漢將趙破奴率領屬國及郡兵數萬西擊姑師（今新疆吉木薩爾縣）、樓蘭（今新疆羅布泊一帶）報了一箭之仇。經艱苦鏖戰，趙破奴俘虜樓蘭王，剿滅姑師政權，一時間「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今費爾干納）之屬」，西域諸國無不震懾。公元前104年（漢武帝太初元年），大宛（建於蔥嶺的西域古國）殺西漢使者車令，再次觸怒了西漢朝廷。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率領屬國兵卒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西擊大宛。此次西征規模雖然龐大，但由於西域諸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漢軍「皆飢疲」。在飢寒交迫的境況下，漢軍損失慘重，李廣利被迫回師敦煌，「士還不過什一二」。漢武帝認為，此番遠征耗費了王朝巨大的軍力財力，但最終竟然是「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烏孫、輪台易苦漢使，為外國笑」的尷尬結果，實在使人難以釋懷。於是，武帝在公元前102年（漢武帝太初三年）再次下詔「發天下七科謫，及載備給貳師」，責令貳師將軍李廣利再次出兵大舉西征，以雪前恥。此次遠征，西漢大軍圍困大宛四十餘日，最終逼迫「宛貴人殺王出降」，漢朝選立「遇漢使善者名昧蔡者為宛王，與盟而罷兵」。這些重大的軍事行動，尤其是西擊大宛的大規模征伐，威鎮了西域各地。西域諸國紛紛遣子為質，表示降服，西漢王朝以武力手段經營西域的政策取得顯著成效。
在經濟交往和財貨賂遺（wèi）方面，博望侯張騫的兩次出使西域堪稱成功的典範。公元前138年（漢武帝建元三年），漢武帝派張騫率使團第一次出使西域，以期與遠徙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結盟，共同抗擊匈奴。張騫率領使團歷盡艱辛，但因長期被匈奴扣押滯留，輾轉周折耗時十三載後才返回長安。此次西行雖然沒有達到出使的初衷，但卻為漢武帝帶回了許多關於西域的有價值的重要情報：有如「大宛及大夏（塞種人吐火羅部所建的中亞小國）、安息（今伊朗高原至兩河流域）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蔥嶺小國）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等。漢武帝獲悉這些新鮮而重要的信息後，產生了採取遠交政策的想法，即「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澤，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公元前119年（漢武帝元狩四年），匈奴渾邪王投降西漢，河西一帶空無匈奴，西漢與西域聯系的道路暢通，漢王朝開展和平外交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張騫建議武帝「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可斷匈奴右臂，烏孫之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為外臣」。武帝接受張騫的建議，決定採取「厚賂」的經濟攻勢來招撫西域諸國。於是，武帝拜張騫為中郎將，攜帶「牛羊以萬數，賚金幣帛直數千巨萬」，組成三百人的龐大使團第二次出使，前往西域「厚賂」烏孫。西漢使團到達烏孫後，張騫「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面對漢朝的親善舉措，西域諸國很快就產生了回應，各國紛紛派遣本國使者，隨漢使不辭萬里到達長安答謝西漢朝廷，這就為西域諸國了解西漢和西漢王朝進一步了解西域又創造了更為便利的條件，「厚賂」攻勢政策初見成效。此後，西漢王朝又大規模向西域派遣使團，不斷加強對西域諸國的經濟攻勢。
征伐和厚賂政策在經營西域方面雖然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懾於匈奴在西域的強大威勢，西域諸國在政治態度上卻依然大多搖擺於西漢、匈奴兩大強權之間。為徹底打破這種兩屬猶疑的局面，西漢王朝採取「恩威並施」的政策和謀略，最終實現了一統西域的政治理想。
「恩威並施」政策和謀略的主要內容是和親、誅滅異己、扶持親漢勢力等，政策的執行者往往是西漢王朝派駐西域的軍政長官、使節以及和親公主。公元前101年（漢武帝太初四年），西漢王朝在天山南部的輪台（今新疆輪台縣策大雅）、渠犁（今新疆庫爾勒市西）等地駐兵數百人進行屯田，並設「使者校尉」等軍政長官來具體統領管轄。後來，「使者校尉」又改稱為「護鄯善以西使者」。公元前77年（漢昭帝元鳳四年），漢持節使者、平樂監傅介子殺樓蘭王歸，立尉屠耆為樓蘭王，使樓蘭俯首歸漢。在和親方面，西漢王朝曾把江都王劉建之女細君公主遠嫁烏孫。細君公主在烏孫期間，由於語言不通而生活難以習慣，思鄉之情與日俱增，時間不長就在憂悶中早逝。細君公主死後，為了繼續維護漢朝和烏孫的和親聯盟，漢武帝又把楚王劉戊的孫女解憂公主嫁給烏孫昆彌（烏孫王稱號）軍須靡。解憂公主到烏孫國後，積極參與政事，致力於興國安邦的事業，經常不辭辛勞到各部落視察民情、訪貧問苦。如逢國中發生山洪、寒流、地震等自然災害，解憂公主都毅然奔赴前線，與烏孫牧民並肩抗洪救災，在國中贏得了崇高的聲望。解憂公主還說服烏孫王和烏孫長老，開通了烏孫國通往大宛、康居以及塔里木城郭諸國的通商渠道。公元前64年（漢宣帝元康二年），烏孫「願以漢外孫元貴靡（解憂公主與第二任丈夫、軍須靡堂弟翁歸靡之子，後為烏孫王）為嗣，得令復尚公主……結婚重親，畔（叛）絕匈奴」，提出了再次和親的要求。漢朝又以解憂公主的侄女相夫為公主，派遣長羅侯常惠等四人為使者，持節護送公主遠嫁。只是由於中途獲悉烏孫昆彌已死，國人重新擁立泥靡（軍須靡與匈奴公主所生之子，解憂公主第三任丈夫）成為新昆彌，漢朝使節於是返回長安，這次和親未能實現。此後烏孫分裂，在西漢王朝的支持下，解憂公主的長子元貴靡作了大烏孫國王（烏孫昆彌與匈奴公主的兒子烏就屠當了小烏孫國王）。解憂公主的次子萬年被立為莎車王，漢王朝還派遣奚充國為使，專門輔佐莎車王萬年。解憂公主的女兒則嫁給龜茲（今庫車）王絳賓為妻。公元前65年（漢宣帝元康元年）龜茲王妻來朝省親，西漢朝廷曾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秀雜繒珍數千萬」。公元前65年（漢宣帝元康元年），原莎車王之弟呼屠征在匈奴支持下殺莎車王萬年及西漢使者奚充國，聯合南道諸國，「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西漢使者衛侯馮奉世及副使嚴昌「以節諭告諸國王」，率領西域諸國兵25000餘人，分南、北兩路夾擊莎車，攻拔其城，呼屠征自殺。公元前60年（漢宣帝神爵二年），匈奴統治層內部發生*，駐守西域的日逐王先賢撣「率其眾數萬騎」自願歸服漢朝。至此，西漢政府終於統一西域，並設置了代表中央管轄西域的軍政機構「西域都護府」，委任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為首任「西域都護」，駐烏壘城（今輪台縣境內），治理西域全境。西域各地首領及主要官吏都接受了西漢朝廷賜予的印綬。在這樣的時代政治背景下，中原地區的漢人或為官，或從軍，或經商，不斷進入新疆，逐漸成為新疆的世居民族之一。
西域都護府的設立，標志著西漢王朝開始在西域地區全面行使國家主權，西域成為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重要的組成部分。
縱觀整個西漢時期，中原王朝對西域的經營管理已逐漸形成了一些成熟的經驗和策略。主要有：一是利用西域諸國原有官吏進行管理。西漢王朝統治西域期間，地方主要官吏基本上都接受西漢王朝的任命而「佩漢印綬」，代表西漢王朝管理西域諸國。二是西漢王朝從中原委派官吏到西域。西漢王朝在西域設有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伊循都尉等官職。其中西域都護代表西漢王朝總領西域事務，戊己校尉和伊循都尉等負責屯田、防禦匈奴，並兼管駐地附近諸國事務。三是不斷派遣使者參與西域管理。使者直接受命於西漢皇帝，其職責主要是代表朝廷冊封西域諸國王侯官吏並輔助西域都護、和親公主處理西域各國的重大事件。四是漢和親公主參與西漢王朝對烏孫及其他諸國的管理。其中解憂公主在西漢王朝治理西域（尤其是烏孫）的過程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為維護西北疆域的穩定建立了不朽的功勛。
東漢王朝建立之後，在西域先設「西域都護」，後置「西域長史」，繼續行使對天山南北各地的軍政管轄權。但是，東漢王朝對西域的經營並不是有始有終的，而是時斷時續的。大致經歷了三次由絕到通的過程，史稱「三絕三通」。
第一次由絕到通：東漢初年至公元75年（漢明帝永平十八年）。
東漢光武帝劉秀在位時期，西域諸國屢屢派遣使節請求內屬，並請恢復設置西域都護。由於東漢政權草創之初百廢待興的緣故，西域各國的這一請求一直未能得到東漢王朝的應允。公元41年（漢光武帝建武十七年），莎車（今莎車、葉城一帶）王賢再次派遣使者請求東漢在西域恢復都護府建置，以使西域各國在政治上有所依靠。光武帝權衡得失後，聽從大司徒安豐侯竇融的意見，「賜西域都護印綬」給莎車王賢，委任其代行西域都護之權。不久，敦煌太守裴遵上書，認為「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極力反對朝廷的這一舉措。於是光武帝改弦更張，重新賜封莎車王賢為漢大將軍，並令裴遵強迫莎車王使者交回西域都護印綬。東漢王朝政策的朝令夕改，嚴重影響了莎車王對東漢王朝的態度。莎車王由此開始有意脫離東漢王朝而圖謀稱霸西域，從而加劇了西域的動盪。公元46年（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西域諸國再次請求派遣王子到東漢為人質，期望得到東漢王朝的庇護，而光武帝卻認為「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再次拒絕了西域諸國的懇請。光武帝從無視西域諸國「內屬」，到企圖委託莎車王代為管理西域，再到任由「東西南北自在也」的變化，說明東漢王朝在建立初期還沒有形成明確而穩定的西域政策。
公元72年（漢明帝永平十五年），針對北匈奴不斷南侵的緊張態勢，東漢王朝緊急磋商抗擊匈奴的萬全良策。駙馬都尉耿秉認為：「唯有西域，俄服內屬，其勢易乘也……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然匈奴可擊也。」建議孝明帝以西域為突破口，徹底解決匈奴問題。耿秉的建議得到了孝明帝及朝廷諸多大臣的贊同。於是，駙馬都尉耿秉及奉車都尉竇固奉旨領軍出屯涼州。公元73年（漢明帝永平十六年），耿秉、竇固等領兵出擊匈奴呼衍王於天山，東漢大軍向西挺進抵達蒲類海（今巴里坤湖），攻取了伊吾（今新疆哈密市西北）之地。初戰取得勝利後，東漢王朝在伊吾設置宜禾都尉，留駐將士屯墾戍守。
東漢西征大軍攻佔伊吾的同時，還採取剛柔並濟的策略，派遣班超率使團出使天山以南諸國。此舉的目的意在先禮後兵，即以使團為先鋒招降西域諸國，如遇拒降者則以軍隊為後援，加以武力征伐。公元74年（漢明帝永平十七年），竇固率部擊破車師（今新疆吐魯番），東漢王朝在西域重新設置西域都護和戊己校尉，初步完成了對西域統一的重任。然而，公元75年（漢明帝永平十八年）明帝死後，在北匈奴的支持下，西域焉耆（今新疆焉耆縣）、龜茲（今新疆庫車縣）等國圍攻並殺死西域都護陳睦。與此同時，北匈奴和車師後王又聯合圍攻西域戊校尉耿恭和已校尉關寵。此圍雖經耿恭率部苦守兩年始解，但東漢王朝在西域的統治卻從此陷入了困境。
第二次由絕到通：公元75年至公元107年（漢安帝永初元年）
公元75年（漢明帝永平十八年）漢明帝劉庄死，章帝劉■（dá）繼位。此時，東漢朝廷就如何應對西域困境，面臨兩種選擇：一是出兵*北匈奴，平定西域叛亂；二是撤回西域軍力，放棄西域。章帝採納了校書郎楊終的建議而選擇了後一種意見，下詔撤回了西域的戍守駐軍。
東漢王朝雖下令撤走西域所有統治機構，但派駐西域的各級官吏並未因此完全撤盡。特別是駐守天山南部的班超，在疏勒（今新疆喀什市）、於闐（今新疆和田地區）王侯及臣民的苦心勸阻和挽留下，在撤退途中重新返回駐地，繼續留在西域。班超的留駐為東漢王朝第二次統一西域做了大量的鋪墊准備工作，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班超返回疏勒時，西域形勢已相當嚴峻：北匈奴不但占據了北道諸國，而且重點盤踞在疏勒、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帶）兩地，基本封死了西域與中原往來的咽喉要道。面對這種殘酷形勢，班超一面以疏勒為根據地，聯合周邊諸國抗擊匈奴，一面上書章帝稱：「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於闐即時向化……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請求朝廷以積極的態度恢復經營西域。班超提出「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並認為「兵可不出中國而糧食自足」。章帝採納了班超的良策，於公元84年（漢章帝元和元年）派遣徐幹、和恭領兵挺進西域增援班超。班超先攻莎車，在打敗龜茲等國援軍後，收復了莎車。公元91年（漢和帝永元三年），龜茲、姑墨（今新疆阿克蘇）、溫宿（今新疆烏什縣）等國遣使稱臣。至此，西域諸國除焉耆、危須（今新疆和碩縣）、尉犁（今新疆尉犁縣）等國因擅殺前任都護陳睦而拒不投降外，其餘全部重新向東漢納貢稱臣。同年，東漢王朝封班超為西域都護，封徐幹為西域長史，恢復了對西域的軍政管轄。公元94年（漢和帝永元六年），班超率領西域諸國兵7萬余，攻破焉耆王及尉犁王等，西域諸國「皆納質內屬」，東漢王朝再次統一西域。
繼承班超擔任西域都護這一要職的任尚，未能延續班超治理西域的政策，而是以嚴苛的為政措施，終於激發了西域諸國的再次反叛。公元106年（漢殤帝延平元年），西域諸國聯合圍攻任尚於疏勒。雖然任尚平息了這次叛亂，但由此而產生的後遺症，即使段禧繼任西域都護一職後，也未能使西域的動盪局面恢復穩定。不久，龜茲、溫宿、姑墨等國又先後反叛。這樣，就使得東漢王朝對西域的統治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第三次由絕到通：公元107年至東漢滅亡（公元200年左右）。
因為西域諸國的背叛，東漢朝廷又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而「詔罷都護」。公元107年（漢安帝永初元年），漢安帝派遣騎都尉王弘帶領關中軍隊西進，迎還西域都護段禧及伊吾、柳中（今新疆鄯善西南的魯克沁）等地屯田吏士，東漢三「絕」西域。
公元119年（漢安帝元初六年），北匈奴與西域諸國「共為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派長史索班，領兵千餘人屯於伊吾以為屏障。翌年，北匈奴殺索班，占據絲綢之路北道。於是曹宗上書朝廷，建議「出兵五千擊匈奴，以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班超的兒子班勇認為，此時應該出兵收復西域。他指出：「舊敦煌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今若羌境內羅布泊一帶），西當焉耆、龜茲經路，南強鄯善、於闐心膽，北捍匈奴，東近敦煌。」經反復斟酌，東漢王朝採納了班勇的計策，置副校尉於敦煌，再次啟動了經營西域的軍事政治活動。
公元123年（漢安帝延光二年），班勇作為西域長史，領兵五百屯守柳中。在鎮守西域期間，班勇先後納降樓蘭、龜茲、姑墨、溫宿，擊敗匈奴的強大軍隊，征服並占據了前、後車師（今新疆吐魯番、吉木薩爾）。公元126年（漢順帝永建元年），班勇盪平且彌（今新疆烏魯木齊市），車師附近六國全部降漢。同年秋，班勇率領西域諸國軍隊大舉進攻匈奴，擊敗匈奴呼衍王。127年，班勇領兵出擊焉耆，焉耆王元猛遣使乞降。這場戰爭使得「龜茲、疏勒、於闐、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以西遂絕」。東漢王朝終於又恢復了對西域的控制。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東漢王朝滅亡。
比較以上的史跡，由於兩漢對西域的經營理念、攻守策略和統治方式不同，從而導致了其統治效果的大相徑庭。西漢王朝自武帝開始，就能夠有計劃地逐步完成統一西域的歷史大業，並始終對西域實施行之有效的管轄和統治；而東漢王朝對西域的經營則遠不如西漢王朝鞏固，且時斷時續，從而出現「三絕三通」局面。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統治者的指導思想不同。西漢王朝自漢武帝起，一改前期唯「黃老之學」是遵的成法，取消許多「休養生息」政策，變「無為」為「有為」。在政治、經濟、思想諸方面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正是在這種「大一統」思想指導下，漢武帝才產生「以義屬之，則廣地千里，重九澤，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的想法。更重要的是，這一指導思想能為後來者所繼承。這就保證了西漢王朝不但可以統一和控制西域，而且能夠使西漢王朝對西域的統治得以不斷鞏固和發展。東漢王朝則不同，光武帝劉秀建國後，就主張以「柔道」治理天下。這種治國指導思想對於大亂甫定、中興伊始的東漢初期統治的確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使東漢王朝社會經濟和生產力得以恢復與發展，但在整肅各方政治勢力和發展「國際」交往方面，則顯得軟弱無力。於是，東漢王朝出現了對內無法抑制豪強地主勢力，對外則無力解決邊疆危局的兩難困境。當西域諸國主動謀求內屬時，光武帝卻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為由加以拒絕。其後的繼承者雖然不以「天下初定」為由，對放棄經營西域尋求開脫的說辭，卻又以「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為理由，使西域屢屢孤懸塞外，任由匈奴擄掠，從而表現出更大的保守性和畏懼心理。
其次，統治西域的政策不同。從漢武帝開始，西漢王朝在「大一統」思想指導下，有計劃地開拓經營西域，並逐漸形成了一整套「恩威並施」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政策，保障西漢王朝逐步完成了統一西域的時代使命和進一步持續經營西域的歷史任務。東漢王朝則在「柔道」思想指導下，始終都沒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西域的政策或謀略。雖然東漢王朝派耿秉、竇固率兵西征的同時，也派遣班超率使團出使和安撫西域，對西域諸國採取剛柔並濟的策略，但這種舉措維持不足兩年，收效甚微。整個東漢時期，最值得稱道的是班氏父子對西域的經營，尤其是班超運用「以夷治夷，合小攻大，寬於降者，嚴於叛者」的政策，卓有成效地經營西域30餘年，成為中國古代歷史上中央政權經營西域的一個典範。
㈡ 馬鞍山採石一中首任校長叫什麼
1945年春天，南京中央大學附屬中學教師曹冉功與家居採石鎮的內弟魯亞鶴經過一番精心籌劃，用日寇遺留下來的木材，在翠螺山南麓楊公祠的地基上蓋了十四間麥秸草房，並借用彭公祠、李公祠、楊公祠三公祠的房舍，創立了安徽省當塗縣私立採石中學（簡稱採石中學）。學校成立董事會，魯亞鶴任董事長兼校長，下設校務主任和教務主任負責處理行政和教學的日常事務。教師有十來人，主要聘請南京教育界有一定名望並具有較高教學水平的教師任教，使用中央大學實驗中學教材。該年9月4日學校開學，從初一到高三，為完全中學，共7個班，有學生180多人。設有公民、國文、小代數、范氏大代數、三S平面幾何、立體幾何、解析幾何、三角、物理、化學、植物、動物、生理衛生、英語、歷史、地理、美術、體育等課程。
日寇投降，抗戰勝利。1945年12月，國民政府派鄧吳明以皖南行署專員身份對採石中學進行接管。設在蕪湖縣的湖南同鄉會認為日寇投降後，復興工作應以教育為第一要義，並於1946年元月召開理鑒聯席會議，決定繼續在採石三公祠創辦一所中學，以一千多畝祠田和其他收入為辦學基金；會上選聘了校董，成立了校董會，以鄧吳明為董事長，李培雲任副董事長，魯亞鶴等為董事；推舉李君素女士為校長。由李校長建議經會議討論通過，校名定為「安徽省當塗縣私立剛直中學」。意為「培養學生有剛毅正直的品德，熱愛祖國有作為的新青年」。學校以「剛毅正直」為校訓；鄧吳明作詞，江某某作曲寫了剛直中學校歌，其詞如下：揚子江上，採石磯頭，屹立著剛直中學，這里滋生親愛精誠，且做且學。
學校設教務處、訓育處、總務處，管理日常教學、思想、生活工作。學生成立學生會。1948年是剛直中學全盛時期，從初一到高三共8個班，有300多學生，學生來源除本縣外，還有相當部分來自湖南、蕪湖、南京、上海等地。
學校籃球隊「鷹隊」經常赴南京、蕪湖、合肥比賽，甚至和當時的國家隊也賽過球，球技名震寧蕪，久盛不衰。
剛直中學時期，中共地下黨員馮介然、趙寅明在校活動。當時南京《大剛報》記者陸平經常來校逗留，躲避國民黨特務的跟蹤。
1948年12月至1949年10月，諶漢初、馬維玲、謝錦疇先後任校長、代理校長，主持學校工作。
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為了阻止解放軍渡江南下，沿江布防，在採石太白樓、觀音閣、廣濟寺等處駐軍，嚴重干擾了學校的教學。1948年底，學校遷往南京中山東路逸仙橋附近一棟樓房內繼續辦學。採石解放後，學校於1949年4月從南京遷回原址。
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彭建文任校長。
解放後，校長柯育甫和周介仁同志認為「剛直」兩字是前清官僚彭玉麟的謚號，不宜用於校名，因學校傍依長江，提議改名為「大江中學」，並於 1951年元月學校易名為「皖南當塗縣私立大江中學」。撤銷董事會和訓育處。柯育甫為校長，學校實行校長負責制。為推進辦學的民主化，增設校務委員會，由學校各方面代表組成，大事由校務委員會討論決定。1949年10月，解放後的第一屆學生會成立；11月學校成立了團支部，王傳舜為支部書記；成立首屆工會。大江中學時期學生驟減，初高中6個班，學生人數最少時僅有80多人，最多時也只有140多人。1951年9月，高中停辦，僅有3個初中班。這段時期，學校確立保衛祖國和建設祖國為學生的學習目的，以為工農兵服務的觀點教育學生，以擁護工人階級領導為思想教育的主要內容，並根據人民政府的指示，把時政教育作為學校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內容，各班成立讀報小組，每天下午半小時讀報，定期進行時事測驗。
1951年9月，大江中學的高中各班並入當塗中學，學校易名為皖南區當塗縣私立大江初級中學。由地方主管學校行政部門任命周介仁同志為校長。1952年有4個初中班，150名學生。地區團組織派徐瑞麟任學校專職團干。由於私立學校經費十分拮據，教學質量下降，多次報告要求改為公辦。1953年11月，經安徽省人民政府蕪湖專區專員公署發文通知學校改為公辦，學校易名為安徽省當塗縣第二初級中學。從此，學校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學校改為公辦後，屬蕪湖專區專員公署教育行政部門管轄。顧非任校長。1954年成立團總支，徐瑞麟同志任第一任團總支書記，協助黨支部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學校有了初步發展，相繼蓋了六棟平房，增加了教室，改善了辦公和住宿條件；建立了物理、化學實驗室和動植物標本室。1955年有學生480多人，7個班，教職員工38人。
這其間，學校以受教育者在德、智、體、美、勞幾個方面都得到發展作為學校教育方針。要求通過教學，使學生掌握基本科學知識，掌握一定生產技能，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新一代。學校對學生進行學習目的教育、祖國前途教育和加強自覺紀律教育；教導處、共青團、少先隊、班級通過班會、周會、報告會、故事會、座談會等形式對「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重理輕文」、「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讀初中就是為了上高中進大學」等思想展開批判。1953年下半年，根據全國中學教育工作會議精神，對學生加強愛祖國、愛勞動教育，校長和上級團組織向學生作了「熱愛祖國、熱愛勞動」的報告，組織學生學習方誌敏烈士的《可愛的中國》、吳運鐸《把一切獻給黨》等文章，學習了毛主席的兒子上勞動大學，徐建春、呂根澤中學畢業後回鄉務農等事跡。利用課余時間，開墾荒地種向日葵，進行公益勞動，給植物園、花圃澆水、除草，修理課桌板凳，培養學生的勞動觀念。
1954年上半年，學校組織師生學習過渡時期總路線，學習憲法，組織師生參加抗議美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台灣的活動。該年夏，長江發生罕見的洪水，給學校帶來嚴重困難。下半年，學校開展抗洪救災教育和遵守《學生守則》教育。全校師生員工發揚艱苦奮斗精神，戰勝了災荒，克服了困難，堅持了教學。
1955年，學校組織師生參加農業合作化活動，組織教職員工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這一時期，為提高教學質量，學校組織教師積極改革教學方法，倡導直觀教學法，教師人人動手自製教具，共製作教具204件。自然學科教研組自製的動物標本被選送到合肥參加安徽省教育展覽。組織教師積極開展持久的聽課活動，教師一般每周聽1節課，教研組長聽2節課，分管教學的領導聽3節課。通過聽課、看教學筆記、查學生作業和試卷，開學生座談會等方法對教師的教學活動進行扎實、全面檢查。這一階段，教師的教學質量和學生的學習成績都有明顯提高。1955年畢業生116人，各科平均成績80分以上的有38人，佔32.8%，70分到80到的有52人，佔44.8%。1956年初三學生不僅全部畢業而且都考取高中。
1956年6月尤建國任校長。同年10月，馬鞍山建市。1957年三月學校易名為馬鞍山市第二初級中學。因無第一而「第二」不妥，7月份始定名為安徽省馬鞍山市第一中學。
1964年5月16日，郭沫若同志游覽採石公園，時任校長吳廉生請其為學校題校名，現有「安徽省馬鞍山第一中學」校牌字體即郭沫若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