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Ⅰ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革涉及哪些領域

看似天花亂墜，實際上是純粹的早期資本主義經濟理論。其核心只有一點，那就是對生產資源包括勞動力分配的改革。也可以說是對生產資料分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革。

Ⅱ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要點有哪些

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

第一，宏觀政策要穩，就是要為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實行減稅政策，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在適當增加必要的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的同時，主要用於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保障政府應該承擔的支出責任。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為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降低融資成本，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和社會融資總量適度增長，擴大直接融資比重，優化信貸結構，完善匯率形成機制。

第二，產業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確定位結構性改革方向。要推進農業現代化、加快製造強國建設、加快服務業發展、提高基礎設施網路化水平等，推動形成新的增長點。要堅持創新驅動，注重激活存量，著力補齊短板，加快綠色發展，發展實體經濟。

第三，微觀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場環境、激發企業活力和消費者潛力。要做好為企業服務工作，在制度上、政策上營造寬松的市場經營和投資環境，鼓勵和支持各種所有制企業創新發展，保護各種所有制企業產權和合法利益，提高企業投資信心，改善企業市場預期。要營造商品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市場環境，破除市場壁壘和地方保護。要提高有效供給能力，通過創造新供給、提高供給質量，擴大消費需求。

第四，改革政策要實，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動改革落地。要完善落實機制，把握好改革試點，加強統籌協調，調動地方積極性，允許地方進行差別化探索，發揮基層首創精神。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抓好改革舉措落地工作，使改革不斷見到實效，使群眾有更多獲得感。第

五，社會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線。要更好發揮社會保障的社會穩定器作用，把重點放在兜底上，保障群眾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務。

Ⅲ 為什麼必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確認識經濟形勢後選擇的治理葯方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思維：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和方法論在新常態下的具體運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思維和戰略舉措，其理論基礎既不是供給學派，也不是結構主義，更不是新自由主義，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和方法論在新常態下的具體運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發展和創新，它標志著我國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和發展戰略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其目的是通過改革生產關系，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創造條件，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更堅實的物質基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是、也只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在新時期的創新發展，具體而言就是以新常態理論為創新內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它以最大限度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目的，以是否形成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為檢驗標准，把握促進經濟增長的多層次舉措，構建新型所有制模式，從整體調整、全面改革、協調發展的角度。第一，從社會主義本質論出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是最大限度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其核心標志是不斷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提高全體人民的福利水平。按照政治經濟學的生產關系理論，各種生產關系、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歸根結底都是利益關系。要建立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體系，就必須充分發揮社會主體的作用，建立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通過協調各種利益關系，形成利益和諧共容的生產體系、分配體系和交換體系。第二，從政治經濟學的增長理論來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不僅來源於資本、勞動力和其他要素的投入，更為重要的來源是技術和分工水平的提升。增長階段轉換體現為產業體系升級，並會出現生產關系以及上層建築的調整和局部性的革命性變化。因此，促進經濟增長的舉措包含多個層次，構成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環境。第三，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所有制理論，生產力發展受到阻滯，意味著生產關系特別是所有制體系方面存在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以國有企業改革為核心構建新型所有制模式。第四，根據政治經濟學市場運行理論，市場供求失衡不僅意味著需求不足或供給過剩，而且表明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四大環節都出現了問題，是多環節的市場失靈。其中，生產環節中的所有制、企業勞動關系、治理體系以及競爭體系尤為重要，是很多資源配置問題的根源所在。因此，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當前的經濟問題，必須從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多環節尋找答案，從整體調整、全面改革、協調發展的角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尤其要從生產環節入手，推動過剩產能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加強和改善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排除干擾，心無旁騖，牢牢把握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幾個重大原則：一是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最根本的任務；二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生產力能否解放好、發展好以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重大原則性問題；三是堅持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必須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重要經驗。要為創新人才建立完善激勵機制，調動其積極性。對各級幹部，要堅持激勵和約束並舉，既堅持黨紀國法的「高壓線」，也要重視正面激勵，完善容錯糾錯機制，旗幟鮮明給那些嘔心瀝血做事、不謀私利的幹部撐腰鼓勁。總之，我們要學好用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起來，形成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整體合力。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是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特徵及其相互作用後做出的重大判斷。生產成本上升、技術進步方式變化、投資收益率下降、出口導向型增長不可持續，這幾個因素使得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源於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這個新常態的表現就是經濟增速下降、消費佔比提高、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向資金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轉換，以及對自主研發的需求增加。全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從短期來看，當前我國經濟新常態表現出四大典型特徵：一是在GDP增速逐季回落過程中，價格總水平保持相對穩定狀態；二是在GDP增速與工業增加值增速持續回落的同時，就業狀況保持較為良好態勢；三是七大類結構參數開始發生較大變化，我國結構大調整時代已開啟；四是前期刺激性政策的負面效應出現，經濟系統性風險難以在短期內化解。從中期來看，我國經濟出現九大特徵：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低成本比較優勢發生轉化；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組織新特徵；人口老齡化日趨加快，農業富餘人口減少，經濟增長將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市場競爭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環境承載能力已達到或接近上限；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徵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製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從長期來看，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表現出六個基本特徵，即階段性增長、創新驅動增長、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型增長、以服務業為主導的增長、環境友好型與資源節約型增長。因此，新常態下，我國發展既面臨前所未有的新機遇，也面臨著很多新問題和新矛盾。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需要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觀念，全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正確認識經濟形勢後選擇的經濟治理葯方。「四降一升」等突出矛盾和問題主要是結構性的。在當前形勢下，國民經濟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實現V型反彈，可能會經歷一個L型增長階段。解決中長期經濟問題，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葯方有局限性，根本之道在於結構性改革。在中國前進的道路上，必須破除長期積累的一些結構性、體制性、素質性突出矛盾和問題。這些突出矛盾和問題近期主要表現為「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

Ⅳ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改革內容

如果用一個公式來描述人們口頭上所說的「供給側改革」，那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含義是：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供給方式
供給側改革實質上就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給方式，也就是改革公共政策的產生、輸出、執行以及修正和調整方式，更好地與市場導向相協調，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說到底，供給側改革，就是按照市場導向的要求來規范政府的權力。離開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談供給側改革，以有形之手抑制無形之手，不僅不會有助於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調整，也會損害已有的市場化改革成果。
供給結構
從中國中央政府「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改善供給體系的供給效率和質量」等明確表示看，供給側改革就是以市場化為導向、以市場所需供給約束為標準的政府改革。從供給側改革的階段性任務看，無論是削平市場准入門檻、真正實現國民待遇均等化，還是降低壟斷程度、放鬆行政管制，也無論是降低融資成本、減稅讓利民眾，還是減少對土地、勞動、技術、資金、管理等生產要素的供給限制，實際上都是政府改革的內容。
改革角度
從中國政府改革的角度看，供給側改革可謂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時間里最深刻的一次政府功能轉變。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多方面降低對中國經濟的供給約束，使產業、企業的自然活力非受限於作為公共政策供給方的政府約束。 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之一、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說過，「任何制度都是對實際生活中已經存在的需求的響應」。隨著中國經濟進入轉型升級的新階段，一些制度體系已嚴重滯後，進而提出了創新制度供給的迫切需求。所有這些需求加起來，可以概括為一句話：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這主要是因為，雖然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有三十多年了，但迄今為止仍然只能稱為「半拉子」市場經濟，在影響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土地、勞動力、資本、創新等要素方面，還存在著十分明顯的供給抑制與供給約束。現在制度結構、生產結構已經不能滿足龐大中等收入家庭的各類新需求，不利於中國各類消費潛力、改革紅利的釋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才會提出「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號召。
1.居於制度創新之首的，應當是政府管理經濟、社會方式的創新
具體表現在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以管住、管好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通過嚴格規范政府的行權方式，做到廉潔、高效、透明、公正、公開，一方面優化合法經營、公平競爭、高度法治的市場環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強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和規范，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目前，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已進入深水區，諸多系統性、基礎性問題正在浮出水面，進一步深化改革不僅需要決心與勇氣，更需要改革的系統設計與專業化的技術解決方案。政府在這方面可以作為的空間還很大。當前最重要的是明確政府的權力邊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預上多做「減法」，把「放手」當作最大的「抓手」，同時切實履行好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境等基本職責。
2.深入推進財稅改革，形成政府與公民、中央與地方之間穩定的經濟關系以及規范的政府財政管理制度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與重要支柱。兩年來，財稅改革的力度很大，也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在當前經濟下行、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的情況下，推進財稅改革的外部環境正在變得現實而嚴峻。今後一個時期，財政改革既要兼顧與其他改革之間的協調配合，自身更要向縱深推進，需要啃下多個「硬骨頭」，如房地產稅、個人所得稅改革、中央與地方事權改革、地方收入體系重構、預算管理基礎制度建設、PPP等。這些都是十分復雜而牽動全局的改革，但對提升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是制度創新的重要內容。
在「管住權」「管住錢」的同時，還要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等，以營造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當前供給側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對要素市場進行全面改革，以真正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決定性作用，全面釋放經濟社會活力。 調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實供給基礎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威廉·配第的這一論述，第一次從經濟的角度，概括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人口既是需求基礎，也是供給基礎。就當下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經濟決策而言，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實供給基礎的關鍵，是奠定中國經濟調整轉型和發展進步基礎的關鍵。

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釋放供給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對於激勵生產要素和公共產品供給，釋放供給活力，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發揮著重要的微觀管理和宏觀調控功能。2015年以來，我國城鎮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去庫存化和「後土地財政」的壓力和挑戰，農村則開始進入三權分置改革和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的試點階段，推動城鄉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長期滯後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進。
加快金融體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市場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單一到多元，不斷發展壯大。20世紀80年代，我國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以引進市場經濟金融體系的基本結構為主。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需要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基本框架為主。2002—2008年進入以健康化、規范化和專業化為特徵的金融改革與發展新時期。當前，我國金融正處於市場化、國際化和多元化的階段，面臨著比以往更加復雜的局面。從國內來看，金融作為最重要的要素市場之一，由於改革不到位，存在著比較明顯的金融抑制，需要加以改革。
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開辟供給空間
中國經濟多年來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但是，經濟進入新常態後，要素紅利漸行漸遠，投資驅動風光不再。「十三五」時期中國要繼續發揮經濟巨大潛能和強大優勢，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深化簡政放權改革，促進供給質量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與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創新一樣，是經濟增長的要素之一。對世界歷史橫、縱兩個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內涵與制度質量是影響甚至決定一國經濟長期績效最重要的因素。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遇到的諸多問題都可深入到體制機制層面上找原因，制度變革與制度創新刻不容緩。
構建社會服務體系，推進配套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增進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益，提高區域、產業、制度、產品等多個方面的競爭力。要實現這個目標，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還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構建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即為其中之一。
一、我國經濟增長正面臨「五力」約束
1.區域發展、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性，直接影響區域競爭力的提升
中西部、農村地區的公共服務水平仍然與東部、城鎮地區有著顯著差距，且公共服務大部分附著於戶籍之上，它已經影響到全國統一要素市場的形成，使得區域、城鄉不平衡產生自我強化的內生機制。這種格局決定了我國雖然進入新常態，但並不意味著各地區、城鄉同步進入新常態。廣大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仍有非常廣闊的財政投資空間，潛在經濟增長能力較為充足。但是，這些地區的發展不能簡單重復「昨天的故事」，要發揮「學習效應」，避免出現東部地區、城鎮地區的負面問題，在擴大需求的同時，主動優化供給側。
2.產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產業的總體創新能力仍然處於較低水平，對產業結構競爭力形成抑製作用
我國處於加速工業化，並向知識社會轉型的重要節點。然而，幾乎所有傳統產業都出現危機，國有企業行政性壟斷較為突出，產業網路化創新程度較低，知識擴散和共享機制不健全，市場主體活力不足，投資意願不強，市場主體對經濟的預期由樂觀轉向觀望甚至悲觀，嚴重影響了我國由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進一步轉向知識文明的進程。一些傳統稟賦優勢在逐步喪失，必須要尋找一條新路來優化生產方式，讓技術創新成本更加「低廉」，實施國有企業改革，激發市場活力。
3.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進入攻堅期，束縛經濟轉型升級的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制度結構競爭力亟待提高
政府和市場、社會的關系仍然得不到正確處理，政府在對待處理與市場、社會的關系時，仍然懷著「管控」的思維，而非樹立平等的「合作關系」，政府對市場、社會的干預較為嚴重。企業、社會主體在開拓市場、配置資源時，第一時間不是想到「找市場」「找需求」，而是「找政府」，通過強大的政府之手來實現既定目標。
4.改革開放將進入新階段，仍需要多方探索，供給側管理與對外開放新格局有機融合的方式，構建面向全球的利益共享結構，提高利益結構競爭力
經濟新常態之前，出口導向戰略作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戰略，吸引了大量外資，改善了我國資本短缺的狀況。然而，這種「大進大出」的對外開放模式，加劇了全球資源能源供應的緊張局面，引發了我國和資源能源產地的利益矛盾。我國須加快構建新型開放經濟格局，統籌「引進來」和「走出去」，統籌產業升級和產業轉移，做強製造業和提升服務業，服務於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從這個意義上，「一帶一路」、亞投行並不是一個區域、局部概念，而是創造一種新的利益共享、合作機制。
5.我國傳統鄉土社會治理模式的優勢在不斷喪失，以家族為紐帶的傳統倫理結構受到劇烈影響，亟待按照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念，完善社會倫理結構，服務於供給側管理

Ⅳ 政府如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去庫存、補短板」：廣大農村地區基礎設施的升級將成為消化過剩產能，保障原材料產業穩步發展的投資亮點。
經過多年來的剛性投資和建設，我國大中城市及城市群的基礎設施系統建設基本飽和，近兩年進入了轉型期，因此出現了煤炭、鋼材和房地產等行業的產能過剩現象。然而，與城市相比，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後，因為城鄉差異的存在，人口大規模向城市遷移，據統計，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5%，伴隨城市化擴大出現了諸多城市病，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大城市的交通、環境、治安等方面的管理壓力不斷增大。
因此按照「十三五」期間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開辟農村廣闊發展空間的構想，大力發展廣大農村地區的交通網路、農田水利灌溉設施、村鎮規劃等，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互聯互通，將有可能成為「十三五」開局之年和今後五年國家調控經濟健康穩定增長的亮點。廣大農村地區在三農惠農政策和新農村建設政策實施期間，已經得到諸多實惠，基本實現了通電、通水、通路，農村小型超市網路基本形成。但是與城市便捷的基礎設施相比，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系統顯得非常脆弱和滯後，急需升級換代。
各級政府有序加大農村地區基礎設施更新升級的好處有四個方面。第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各種工程建設將很快消化掉現在煤炭、鋼材等原料工業的大量庫存，並盤活和帶動這些產業的穩定發展。第二是農村地區基礎設施的發展將逐步實現城鄉互聯互通和互補發展效應，帶動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步伐，擴大鄉村旅遊的發展。第三為各種產業群的布局提供更多選擇，為房地產業的合理開發布局提供新的空間，為人口合理流向城郊和適宜居住的鄉村提供了基礎，緩解城市壓力。第四通過融資模式，充分吸收社會閑散資金用於「美麗鄉村」建設，緩解政府投資資金不足的壓力。
二、「降成本、補短板」：逐步打造中國的質量意識，挽迴流失消費者群體
最近10多年來，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提高，從而帶動了國外旅遊熱，人們走出國門後發現了境外成熟的購物體系，奢侈品消費隨之開始，從而形成境外購物熱。現代網路技術和物流體系的發展更加劇了國外購物熱的趨勢，從而導致國內潛在消費者的流失。
本文認為，有效防止消費者流失的途徑就是，引進諸如美國的「奧特萊斯」等歐美日直銷連鎖企業落戶中國的自由貿易區或者旅遊地區，確保這類企業的進貨渠道、管理模式和經營理念與母公司一致，僅僅是把連鎖店的地點設置在中國，相當於沃爾瑪、家樂福等超市在中國開設的連鎖店一樣，從而變國外購物熱為國內購物熱，推動服務業繼續向前發展。筆者發現，在國外購物，由於審美觀等原因，國人所購買的高檔消費品中，相當一部分國外品牌商品是中國工廠加工生產的，等於消費者買了很多出口轉內銷的「中國製造」商品。如果類似的購物商業城就設在國內，一是可以降低運輸成本，從而達到價格的優勢；二是出國旅遊者可以專注於欣賞當地的自然風景和特色文化，無需花錢花時間大包小包從千萬里之外運回來；三是各級政府的稅收將實現新的來源；四是這些企業的引入將新增就業機會，解決就業壓力；五是把「狼」引進來，產生鯰魚效應，倒逼國內銷售業學習國外銷售企業的產品質量意識和銷售理念，提高國內產品的質量和性價比；六是促進國內企業學習如何構建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誠信體系。
可喜的是，據《奧萊視界》統計，目前中國國內奧特萊斯項目 (含已開業/在建與規劃中的項目)超過250家，新開業奧特萊斯達10餘家，其中北京與天津之間第一座佛羅倫薩小鎮初具規模，2014年的營業額已突破20億元，稅收1億元，平均每月接待遊客30萬人次。希望中國「奧特萊斯」保持國外風格，留住潛在的境外購物者，吸引周邊國家的遊客前來觀光購物。
三、「去產能、補短板」：繼續淘汰落後產能，加快環境治理，支持環保產業。
多年來的粗放式發展，導致了我國部分地區的環境污染問題。作為供給側結構性調整的重大舉措之一，要在部分產能過剩的條件下，按照市場規律和環保法律法規，繼續淘汰部分落後的、不適應市場發展的產業，進一步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推進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最大限度減少環境污染。
其次，要培育和支持節能環保產業的發展，加快環境的生態修復和污染治理。通過政府、企業和社會的多元投融資模式，鼓勵和扶持一批專業環境治理的研究機構和環保公司。這類環保企業的作用一是可以提高污染治理效率和專業化水平，促進環境服務業有效發展，還國人一個空氣清新、青山綠水的自然生態環境；二是變過去的環境破壞性GDP為今後的建設性綠色GDP，環保產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三是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和稅收點；四是盤活社會閑散資金，鼓勵社會資本參與污染治理，使其投入國家和社會的實體建設，而不是陷入虛擬經濟的炒作中。

Ⅵ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包括

1、調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實供給基礎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威廉·配第的這一論述，第一次從經濟的角度，概括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

人口既是需求基礎，也是供給基礎。就當下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經濟決策而言，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實供給基礎的關鍵，是奠定中國經濟調整轉型和發展進步基礎的關鍵。

2、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釋放供給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對於激勵生產要素和公共產品供給，釋放供給活力，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發揮著重要的微觀管理和宏觀調控功能。

3、加快金融體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市場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單一到多元，不斷發展壯大。20世紀80年代，我國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以引進市場經濟金融體系的基本結構為主。

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需要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基本框架為主。2002—2008年進入以健康化、規范化和專業化為特徵的金融改革與發展新時期。

4、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開辟供給空間

中國經濟多年來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但是，經濟進入新常態後，要素紅利漸行漸遠，投資驅動風光不再。「十三五」時期中國要繼續發揮經濟巨大潛能和強大優勢，

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5、深化簡政放權改革，促進供給質量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與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創新一樣，是經濟增長的要素之一。對世界歷史橫、縱兩個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內涵與制度質量是影響甚至決定一國經濟長期績效最重要的因素。

6、構建社會服務體系，推進配套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增進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益，提高區域、產業、制度、產品等多個方面的競爭力。要實現這個目標，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還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構建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即為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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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核心內容

1、改革的過程就是農民要把控好自己生產質量和規模，這個事情核心的操作主體是農民，畢竟種子是農民種的，管理是農民管的，要是有些人為了自身的利益，投機取巧，生產品質一般甚至假冒偽劣產品，改革也就沒法完成。

2、供給側改革的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國家宏觀調控。對於過去賣不掉的東西，中國採取的策略是用政策方式刺激它，比如家電賣不出去，就有家電補貼政策，但是這種刺激消費的政策，會導致某個產業產能過剩，以至於消耗過度，污染加重。

3、農業的發展方式需要轉變，要從供給入手，改善供給結構，這才有了農產品供給側改革。

4、供給側改革，要想得到有效的推進，除了國家的宏觀調控之外，農民也得轉變發展觀念。通過施化肥、打農葯、單純追求產量增長的生產方式，已經不符合時代的潮流，農民還得要調整種植結構，多生產綠色有機食品，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來提升經濟效益。

Ⅶ 如何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去庫存方面，2017年將堅持分類調控，因城因地施策，重點解決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過多問題，將去庫存與促進一億農業人口市民化、棚戶區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設、建立住房租賃市場等更好地結合起來。例如，2017年住建部將繼續加快棚戶區改造工作，安排600萬套棚改任務，確保完成棚改三年計劃，並進一步做好公租房工作，推進公積金體制改革。
去杠桿方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2017年，債轉股將繼續在市場化、法治化的方向上深入，推動落後產能的淘汰，降低企業杠桿，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
降成本方面，2017年，我國將繼續落實和完善營改增等減稅降費政策，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有效發揮減稅政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效應。同時，深化簡政放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進一步清理規范基金和收費，再取消、調整和規范一批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公開中央和各地收費目錄清單。
統籌推進五大任務，既要去舊又要育新。
在補短板方面，不是簡單增加投資，而是切實從滿足需要出發，增加有效供給。2017年將切實提高精準性和有效性，從嚴重製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從人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著手，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加大對脫貧攻堅、公共服務、創新能力、生態文明、軟硬基礎設施等薄弱環節和重點領域的投入。
以城鄉統籌發展為例，2017年將努力促進「城市病」治理，新開工地下綜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加快推動海綿城市建設，持續整治城市黑臭水體，加快推動北方地區冬季清潔取暖，大力推進霧霾治理，狠抓農村人居環境改善十項工程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抓謀劃、抓統籌、抓落實的任務依然艱巨繁重。各地區各部門要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增強定力,乘勢而上，擼起袖子加油干，推動改革落地見效。

Ⅷ 如何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為什麼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需求結構已發生明顯變化。一是「住」「行」主導的需求結構發生階段性變化。2013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戶均達到1套房，2014年每千人汽車擁有量超過100輛。根據國際經驗，這個階段「住」「行」的市場需求會發生明顯變化。2013年後，我國新開工房屋面積、住房銷售面積先後出現負增長，汽車銷售進入低增長階段。二是需求結構加快轉型升級。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居民對產品品質、質量和性能的要求明顯提高，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與日俱增。三是服務需求在消費需求中的佔比明顯提高。隨著恩格爾系數持續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齡化加快，旅遊、養老、教育、醫療等服務需求快速增長。四是產業價值鏈提升對研發、設計、標准、供應鏈管理、營銷網路、物流配送等生產性服務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給側明顯不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一是無效和低端供給過多。一些傳統產業產能嚴重過剩，產能利用率偏低。2015年鋼鐵產量出現自2000年以來的首次下降，水泥產量出現自1990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足。供給側調整明顯滯後於需求結構升級，居民對高品質商品和服務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出現到境外大量采購日常用品的現象，造成國內消費需求外流。三是體制機制束縛了供給結構調整。受傳統體制機制約束等影響，供給側調整表現出明顯的黏性和遲滯，生產要素難以從無效需求領域向有效需求領域、從低端領域向中高端領域配置，新產品和新服務的供給潛力沒有得到釋放。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供需結構再平衡的內在要求。供需結構錯配是我國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主要表現為過剩產能處置緩慢，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難以得到滿足，供給側結構調整受到體制機制制約。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決總量問題，注重短期調控，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供需結構性矛盾，也難以從根本上扭轉經濟潛在產出水平下行趨勢。當前，只有加快出清過剩產能，處置「僵屍企業」，推進資產重組，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服務業，建立有利於供給側結構調整的體制機制，才能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強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內生動力。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國際背景
全球低增長困境的症結在於結構性改革遲緩。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後，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經濟體都採取了史無前例的量化寬松政策，通過直接購買資產和債券、降低利率甚至實行零利率或負利率等方式，大規模增加市場流動性，提振市場信心。但從實際效果看，全球經濟復甦遲緩，市場需求持續低迷，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回落，主要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可見，單一的需求刺激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雖在抵禦危機沖擊上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中長期結構性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增強經濟增長動力還需要推進結構性改革。
國際分工格局重構對結構性改革提出緊迫要求。過去一個時期，歐美國家是主要的產成品消費市場，東亞國家是主要的生產基地，中東、拉美、非洲等地區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輸出地。國際金融危機後，這種「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發生變化。歐美國家信貸消費模式難以持續，轉向推進再工業化戰略，一些高端製造業出現迴流；能源原材料生產國迫於新能源技術快速發展的壓力，著力延伸產業鏈，提高產品附加值；人力資源豐富的國家憑借勞動力低成本優勢，搶占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市場。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調整，跨境資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經濟體都力求通過結構性調整提升分工位勢，爭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結構性改革是打造我國國際競爭新優勢的關鍵。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憑借低成本優勢和較強的產業配套能力，我國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隨著我國要素成本逐步提高，傳統比較優勢逐步減弱，而新的競爭優勢尚未形成，面臨「前有圍堵、後有追兵」的雙重擠壓態勢。這就要求我國從供給側發力，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培育建立在新比較優勢基礎上的競爭優勢。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突出問題導向
著力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產能過剩、庫存過大是無效和低端供給的集中表現。2015年底，我國鋼鐵產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產能利用率還要更低一些，產能過剩問題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積達7.2億平方米，創下歷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線城市庫存壓力很大。過剩產能和積壓的庫存沉澱了大量的廠房、土地、設備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使得要素無法從過剩領域流到有市場需求的領域、從低效率領域流到高效率領域，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去產能、去庫存是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的根本舉措。
著力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足是導致國內消費外流、消費潛力難以釋放等問題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國居民出境超過1.2億人次，境外消費達到1.5萬億元人民幣，其中至少一半用於購物，而且購買的商品層次呈下移態勢，從以往的高檔奢侈品轉向性價比高的日用消費品。這反映了我國供給體系和產品品質明顯不適應市場需求變化，不適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要求。必須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升有效供給能力。
著力推進體制機制改革。當前，行業准入限制阻礙了生產要素在行業間和行業內的自由流動；「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增大了民營企業進入障礙；金融市場不完善，降低了資金配置效率；市場誠信體系不健全、消費者權益得不到充分保護，致使消費者「用腳投票」，轉向境外消費市場；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抑制了企業技術創新潛力的釋放。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動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產要素從無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領域、從低端領域流向中高端領域，進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給和需求是宏觀經濟管理的兩個方面。供給和需求是對立統一的，保持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動態平衡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供需不平衡、不協調、不匹配，會導致資源錯配和結構扭曲，影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不意味著放棄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調控，重在引導市場預期。在國際金融市場動盪不定、國內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場預期，增強人們對經濟的信心，避免經濟下行與市場悲觀預期形成相互循環的放大效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離不開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發揮需求管理的「穩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經濟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種矛盾和潛在風險，避免增大改革的難度和成本。當前，要把握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間窗口，根據改革的總體部署、時序安排和推進節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為改革有序推進創造條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能發揮提振需求的作用。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最終落腳點是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比如，房地產「去庫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貨幣化，在棚戶區改造中以貨幣化形式鼓勵搬遷住戶購買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庫存的同時將拉動裝修和家電等相關消費。「補短板」可以通過對貧困地區和農村地區增加投入、改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來帶動投資和消費需求增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可以通過產品和服務創新提高產品品質和質量，吸引和創造更多的國內外需求。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
從化解當前突出矛盾入手。當前的產能過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業出現周期性過剩和絕對性過剩的相互疊加，產品供給遠大於需求，使得工業品價格持續回落，企業利潤大幅下降，企業虧損面不斷擴大。與此同時，三四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商品房庫存規模偏大的問題尤為突出，需要較長的消化周期。通過「去產能」，逐步化解工業領域的過剩產能，促進企業優勝劣汰，有利於工業品價格合理回歸，扭轉企業整體利潤下滑的局面。通過「去庫存」，減少資金無效佔用，降低債務違約風險，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可以發揮房地產業體量大、關聯度高、帶動力強的作用，避免經濟運行出現大的波動。
著力防範和化解風險。當前，我國企業的債務水平相對較高，特別是重化工和房地產領域債務高企，資金鏈緊張，違約風險上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過處置「僵屍企業」和不良債務，加快資產重組，提高資產收益率，改善資產質量，避免潛在風險的積累；另一方面可以通過「降成本」，減輕企業負擔，改善企業財務狀況和償債能力，降低銀行貸款不良率上升的壓力，引導資金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增強實體企業的活力，提高國民經濟整體效益。
重塑中長期增長動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要做好「減法」，還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生物醫葯、高端裝備、智能製造和機器人等新興產業，使新增長點匯聚成強大的增長動力。做乘法，就是要轉向創新驅動，加大研發投入力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完善科技成果轉化的激勵機制，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單位要素投入的產出率，通過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加強職業技術教育，提高勞動者技能和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能力，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能源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引入市場化交易機制，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增強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能力。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戰略行動，為新常態下「怎麼干」指明了方向。我們要深入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為依託，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實現「十三五」良好開局，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

Ⅸ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處理好和需求調控的關系

我國正在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這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
2015年11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擴大有效供給，滿足有效需求。由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社會話語中的高頻詞彙，引起國內外的高度關注。為何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什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處理好哪些重大關系、把握哪些關鍵點？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一、為何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在經歷了30多年高速增長之後，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正在從高速向中高速轉換。在此轉換過程中，傳統增長動力正在衰退，新興動力還在孕育期，新舊動力不能正常接續。在此情況下，我國遇到三大難題急需在宏觀政策上得到破解。
一是供求結構性失衡問題，關鍵是有效制度供給不足。從需求側分析，經濟增長中的快變數，投資增長率在迅速下降，投資空間在變小，邊際效益明顯下降，繼續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成本在上升、難度在增加。在消費需求方面，中低收入人群由於收入不足，對中低端產品需求不足；中高收入人群在國內有效供給缺乏條件下，消費潛力受到抑制。從供給側分析，資本和資源過度湧入中低端產業，造成產能過剩；而資本、技術和資源進入中高端產業不足，由此造成國內中高端產品供給缺乏。之所以產生供求結構性失衡，關鍵是因為有效制度供給不足。比如中低收入人群對日用消費品像彩電、冰箱、洗衣機、電腦、手機等需求不足，主要是與收入分配製度不合理、社會保障水平低密切相關。相反，在優惠政策刺激下，各種產業園區大力吸引外來投資進入技術門檻低的中低端產業，造成供給過剩。與此同時，當中高收入人群消費結構開始升級，市場出現新需求時，在體制機制束縛下，實體經濟缺乏創新動力，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進入中高端產業不足，使得國內市場上中高端產品供給受到嚴重抑制。
二是體制機制改革亟待加快，企業制度交易成本上升。當前，我國產業轉型升級，新增長動力培育主要靠的是市場和企業。但是，目前我國的市場制度較不完善，產權保護措施不得力，創新激勵機制缺乏，行政審批事項環節較多、名目繁雜，所有這些都加大了企業的發展阻力。比如，世界銀行2015年對世界189個經濟體進行了評估，在中國開辦一家企業平均需要11道手續和33天時間，而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數字是5道手續和9天時間。另外，目前我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普遍反映，企業稅費負擔重、社會保險費率高、物流成本增加等，都抬高了企業的發展成本。顯然，體制機製成為企業發展創新的主要掣肘。
三是從2010年來，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從當年第一季度的12.2%下滑到今年第一季度的6.7%。顯然，在現階段僅僅依靠需求側調控政策效果已經不靈，還必須在需求側之外尋找良策。
總之，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表現在供求兩側，但根源和實質在供給側，而供給側主要矛盾是體制機制問題。因此，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有必要也是必然選擇。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什麼？
無論是從宏觀還是微觀視角看，人類經濟活動都是由供給和需求兩側組成，供給側是專為社會生產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方面；需求側是消費商品或服務的方面。供給與需求之間存在著三種關系：如果社會生產出的商品或服務能被全部消費，供給與需求實現平衡；若生產出的商品或服務大於消費，或者小於消費，供求就是失衡狀態，這時如果是封閉型經濟，要麼擴張生產要麼壓縮需求，反之亦然。如果是開放型經濟，就需要進出口調節。
對於一個經濟體而言，分析和調控經濟有兩個邏輯框架，一個框架是從需求側入手，國內生產總值是由消費、投資和凈出口構成；另一個是從供給側入手，國內生產總值是由勞動、資本（投資）、資源和技術等要素投入形成的。有三點需要深入解釋，一是需求側管理側重於短期增長，供給側調整側重於中長期增長。從需求側看，對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等「三駕馬車」採取刺激抑或控制政策，都會影響短期經濟增長速度。但是，從供給側看，勞動、資本（投資）、資源和技術的配置組合形成的是中長期經濟增長，即潛在經濟增長率。二是需求側中投資項和供給側中資本（投資）項有本質不同。需求側中的投資作為當期GDP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是公共投資，也可以是生產投資；公共投資中可以是直接為增加產品有效供給的公共服務投資，也可以是與產品供給無關的投資。而供給側中的資本（投資）應當是與潛在經濟增長率緊密相關的投資。三是要素的不同配置結構會帶來不同檔次質量的產品、不同業態、不同產業。而這些不同主要決定於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程度。進一步講，新產品、新業態、新產業是依賴創新完成的，而技術和管理創新又必須依賴體制機制改革去實現。
結合理論和實際情況，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從供給側入手，圍繞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問題推進改革，改革的目標是以需求為導向增加有效供給，路徑是以市場為導向增加資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動力是以改革為引擎增加有效制度供給，最終形成供求結構動態平衡、經濟保持中高速的新增長體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做「加減法」，也做「乘除法」，其主要內容包括去除無效供給，改造傳統落後供給，增加新供給；同時不能簡單理解供給僅僅是提供產品或服務，還應包括更加集約化配置的生產要素供給和有效的新制度供給。今年黨中央國務院推出了五大任務「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內容的具體體現。
三、與英美等西方國家有何區別？
早在20世紀80年代左右，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里根政府就採取了供給學派的主張，分別採用減稅、減少政府幹預、推進國企私有化、縮減政府開支、緊縮貨幣供給等措施幫助本國經濟走出衰退。我國實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英美國家有著本質的不同，具體表現為5個方面：
第一，階段不同。英美當年採取供給學派主張時，發展水平已經進入發達的高收入國家行列，經濟發展主要矛盾是滯脹。當前，我國發展水平處於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工業化進程仍未完成，通縮壓力仍在持續加大。
第二，供求環境不同。當年英美面臨的供求環境是供給不足，財政赤字壓力大，社會福利支出偏高，居民消費率高。當前我國供求失衡，產能嚴重過剩，面臨國內外需求不足、社會居民福利低、居民消費率不高等諸多問題。
第三，制度環境不同。英美實行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相當成熟。而我國實行的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而且社會主義市場制度還不完善、不成熟。
第四，政策手段不同。與英美發達國家僅採取宏觀調控政策所不同的是，中國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可以採取財政貨幣政策，又可以採取產業政策和企業激勵政策等。
第五，動力機制不同。英美國家採取供給學派主張是，不用在體制上動大手術，而我國要以體制改革為途徑，向體制機制改革要動力，以體制機制改革為引擎，不斷釋放制度紅利，激發宏觀和微觀活力，為增加有效供給創造制度條件。
四、需要處理好哪些重大關系？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處理好四對重要關系：
一是長期發展與短期增長的關系。供給與需求兩側關系既對立又統一，需求管理政策側重於在短期內通過相機抉擇，實施反周期政策實現供求動態平衡，使經濟保持在合理區間，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利，能為中長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一個穩定的宏觀環境。但是，需求側管理難以自動實現供給結構的優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側重於通過中長期的科技、制度和管理創新，實現勞動力、土地、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改善供給結構，釋放新需求潛力。但供給側在短期內應對經濟波動效果有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長短結合，短期需求側管理要把握好一個「度」，為中長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搭好一個「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要在經濟增長合理區間借勢改革，充分利用時間和空間資源培育新增長動力。
二是供給與需求的關系。供給和需求是一對相輔相成的概念。供給必須以需求為目標，需求又必須依賴供給，兩者互為條件，缺一不可。這就決定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脫離需求一方。如果供給側一味增加新產品供給，若需求不變，社會有效需求潛力沒有得到充分釋放，還有可能形成新的產能過剩。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應以擴大社會福利有效供給為著力點，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和質量，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從而穩定居民消費預期，切實提高社會消費能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圍繞「低端同質、高端不足」，著力於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為有效需求穩定增長提供重要支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應著力於科技創新、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打破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提高勞動力、資本、技術、土地等資源要素的配置效率，為經濟穩定可持續發展提供動能。
三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市場不是萬能的，政府更不是萬能的，政府與市場必須各就各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重新搞計劃經濟，不能再走政府用行政手段干預經濟增長的路，而要痛下決心破除行政壟斷，切實減少和消除經濟體系中的扭曲。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通過市場化價格引導資源向更富有效率的領域集中。在公共服務領域，政府要更好地發揮積極作用。同時，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各級政府在減少市場干預、破除壟斷、推進國企改革等方面，要起關鍵推動作用。在新常態下，著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必將降低實體經濟的發展成本，釋放市場經濟的發展活力。比如，減少或取消各級政府的行政審批事項，可以大大降低企業的制度交易成本；打破買方壟斷和賣方壟斷，拆除了市場制度之牆，既可以增加生產福利，又可以增加消費者福利，等等。
四是國際與國內的關系。當今世界，國與國、一國與全球市場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尤其是作為世界貿易大國，中國的供給和需求同全球市場的聯系比以往要緊密得多。顯然，必須在開放條件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妥善協調好國際與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之間的關系，在國際產業分工中向中高端邁進；既要走出去加強對外投資，又要繼續引進先進資本推進國內產業轉型升級。面對全球化新趨勢，我國要抓住新技術革命帶來的「顛覆性創新」機遇，在全球市場范圍內配置要素資源，將我國打造成全球中高端要素集聚的「高地」，同時推動我國各類要素向全球價值鏈中高附加值環節攀升。打造中高要素集聚高地、改變國際產業分工地位，必然要求國內要素供給結構和配置方式進行調整，由此還必須改革相應體制機制，破除對外開放的制度性壁壘，主動與全球貿易規則實現有效對接。另外，我國還要積極參與國際貿易制度供給體系建設，為我國進一步「走出去」爭取有利條件。
當前，我國正在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這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因此，結構性改革要扎實落地，就必須抓好幾個關鍵點：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重點是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長動力，核心是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關鍵是推動社會創新，根本是深化改革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