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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公共法律服務工作現狀

發布時間:2021-06-26 16:06:55

Ⅰ 如何解決欠發達地區法律服務資源不足的問題

欠發達地區法律服務資源不足的情況確實普遍存在,一方面政府應當回引導法律人在該區域從答業,現也有一些具體措施,如律師執業證的入門考試司法考試,欠發達地區的通過線比較低,取得資格後也只能在該區域執業,限制人員流動。另一方面,現在網路發達,具體的事務可以用互聯網方式在網上咨詢,或者一些手機APP,如口袋律師等,在客戶端一對一的與律師溝通。

Ⅱ 為何要讓公共法律服務網路延伸至基層

司法部近日出台《關於推進公共法律服務平台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針對相關問題,司法部有關負責同志回答了記者提問。

在法律治國的國家,美國公民都應該享有平等的法律服務。

Ⅲ 採取哪些措施,提高人民群眾對公共法律服務的滿意度

群眾是黨和政府的衣食父母,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群眾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是衡量司法行政工作好壞的唯一標准,是做好司法行政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去年全市司法行政機關滿意度測評中,對我縣司法行政工作的不滿意率為7.71%,為全市最高。與全市最低的水城縣4.40%相比高出3.31%。一下子被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滿意度低的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筆者進行了系列調查,總結分析了問題存在的原因和症結,提出幾點建議和對策。
影響我縣司法行政工作滿意度的主要問題及成因
去年,全縣司法行政機關充分發揮職能作用,認真履行職能職責,各項工作成效是顯著的,但民意調查測評結果卻很不理想,經過深入客觀調查分析,影響我縣司法行政工作滿意度的主要問題有:
一、宣傳不到位,群眾對司法行政知曉率、認知度不高,致使群眾評價偏頗。一是對國家相關法律法規政策宣傳較多,但對縣鄉司法行政機關的職能職責系統、全覆蓋地宣傳卻沒有,導致群眾對公檢法司的職能職責混為一談,加上平時的業務往來也使群眾誤認為司法局就是所有司法系統的總合,還有群眾認為司法局就是管公、檢、法的,或者把司法行政機關和公檢法機關等同起來,有的群眾還到司法局來投訴公檢法人員的違法違紀行為,把對公檢法的不滿意算在了司法局的名下。二是缺乏專門的宣傳手段和機制。沒有獨立的門戶網站、沒有專門的刊物及其他載體,更沒有專門的宣傳機構、人員和相關制度,致使群眾知曉率、認知度都較低,更導致群眾評價隨意性高。三是宣傳不到位致使群眾認知脫節。司法行政的法律援助、律師公證、人民調解、社區矯正、安置幫教、法制宣傳和法律服務等機構都具有服務性職能,常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但是群眾卻不知曉,對這些部門服務職能的認知度,不能統一到對司法行政的良好評價上來,是間接導致司法行政民意調查不理想的原因。四是司法行政許多為民服務的好做法好成效以及典型事例、先進人物沒有得到較好的宣傳,沒有引起廣大群眾的關注和好評。
二、司法行政職能作用發揮不太好,為民服務的好事實事做得不夠好。一是在普法為基礎和依法治理為目標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中,只注重普法卻偏廢了依法治理。在協調整合社會力量資源開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還未全面到位,致使普治整體水平還不高,因而有政協委員建議加強此項工作。普法創新方式方法不多,形式模式老套,基本處於傳統普法的狀況,普法針對性、實用性、新穎性差,致使群眾難於接受吸收,效果不太好。在依法治理工作中,僅限於單一的行業治理或單位治理,綜合治理、基層治理、專項治理還不很到位,效果也不很理想。群眾在普法依法治理中感受到的好處實惠還不多,也不深刻。二是在矛盾糾紛化解工作中,雖然採取了一系列新做法,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很多糾紛得到了就地化解。但由於調解員的綜合素質能力不強和工作積極性不高以及調解員補助難到位等問題,導致出現化解矛盾糾紛不及時、調解偶有不公正、文書檔案不齊備、協議履行率不很高等問題,也是群眾不滿意的一大重要因素。三是部分當事人中還未能得到法律援助,特別是在指定辯護中,由於補助少,被指派的律師例行義務性出庭辯護,工作積極性不高,深入實際調查取證做不到位致使辯護效果不佳等等,也讓一些群眾不滿意。四是在辦理公證服務中,由於公證體制機制原因、公證員奇缺、工作人員綜合素質差異、辦公條件不好等因素,導致群眾辦證不能及時獲證,辦證中沒有休息場地,辦事環境不好等,都導致了群眾不滿意。五是在法律服務中,部分律師或法律服務工作者只注重經濟利益而忽視社會效益,誠信建設還不是特別到位,服務群眾的思想、作風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個別人員誇大其詞、私自受案,甚至還有一些冒充律師的黑律師更是作虛假承諾,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律師聲譽,也是他們對司法行政機關不滿意的一個因素。六是在社區矯正和安置幫教工作中,由於服刑人員很多都受好逸惡勞思想的影響,不肯吃苦,還想掙大錢,結果走上了違法犯罪道路;釋解後,仍然挑挑揀揀,長時間不能就業。刑釋解教人員由於其特殊經歷,社會對他們存有偏見,致其就業困難、生活舉步維艱。也致使一些人員不滿意。
三、諸多客觀因素長期制約司法行政各項工作的更好開展,也是導致群眾不滿意的又一重要因素。一是人員編制少且事務繁多。37個司法所中一人編制所還有19個,一人所的現狀嚴重影響著基層司法行政工作的開展。依照《人民調解法》和社區矯正工作的要求,調解糾紛、案件調查、走訪矯正對象必須兩人以上才能開展工作,否則,就是違法行為。現在我縣各司法所普遍只有兩名甚至一名同志,一旦出去工作,司法所就得關門,群眾來辦事就得吃閉門羹。群眾找不到人,辦不成事,滿意度自然不高。二是不能專人專職。由於司法行政管理體制多年沉澱的原因,大部分鄉鎮黨委政府把司法所當作內設機構,把司法所人員當作鄉鎮人員使用,從事很多與司法工作無關的事務如行政包村、計劃生育、禁燒防火、合作醫療收款等,不能專職做好司法行政工作,司法所業務成了附帶和捎帶。三是工作經費不足,工作保障難以到位。由於缺乏車輛編制和經費,致使22個司法所沒有車輛,出現了處置糾紛趕赴現場不及時的問題,也嚴重製約著司法所各項工作的開展,也直接導致群眾對司法行政工作不滿意。四是司法行政機關待遇差,難以激發幹部職工工作積極性。法庭、派出所、財政所都已是副科級機構,但司法所還是股級,在工作協調中存在一定的難度;司法所當前承擔著監管四種罪犯的職能職責,但卻沒有轉警,沒有賦予其相應職權,履行職能職責存在許多困難;縣級司法行政機關人員經常到一線處置群體性問題和化解糾紛,但卻沒有崗位津貼,嚴重挫傷幹部職工工作積極性。
四、幹部隊伍服務能力、水平、質量整體還不夠高。主要體現在:一是部分幹部職工綜合素質不夠高。思想政治、科學文化、法律素養、宣傳能力、科技信息化技術應用和做群眾工作的能力、水平不高,也致使工作中慢作為的現象出現或者少數不作為、個別亂作為的現象。二是不善於缺乏「面對面」做群眾工作,不善於接近群眾,不會講群眾語言,不會用群眾的方法思考問題,不會把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與群眾的需求、與當地實際相結合,更好、更有效地為群眾服務。三是不會把好事辦好,實事辦實。雖然法律援助、法律服務、公證、安置幫教、法制宣傳等都是事關群眾利益和好處的事。但由於不講究做事的方式方法,作風不細致、態度不和藹、工作不扎實,好事辦不好,實事辦不實。沒有盡最大可能地應用司法行政資源更多地幫助辦好群眾關心的,亟待解決的困難事。沒有把群眾要求解決的瑣事、雜事和群眾關注的「小事」辦好辦實。四是沒有做到心裡裝著大眾,遇事想著群眾。司法行政每項職能職責都與人民群眾息息相關,但還沒有把「心裡一定要裝著群眾,做什麼事、開展什麼工作,都要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解群眾之所難,處處關心群眾的疾苦,時刻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做群眾的知心人和貼心人。」的理念溶入血液里,變成每個幹部的實際行動。
五、社會管理創新不夠,群眾感受到的實惠還不多。主要是在社區矯正、安置幫教、法律援助、公證事項辦理、律師和法律服務工作者的管理、指導人民調解、司法鑒定等工作中的創新舉措還不很多,群眾感受到的實惠還不很多;在促進和維護公平正義方面發揮的作用還不夠強大和明顯,在促進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方面還做得不是特別到位;在實施民生改善和保障工程還沒有做到通過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實現最大化、無縫隙、全覆蓋、無盲點地服務好群眾。
提高人民群眾對司法行工作滿意度的建議和對策
一、深入實際加強調查研究,切實准確了解掌握群眾之所需、之所盼,增強群眾滿意度工作針對性、時效性
經過調查研究,新形勢下,群眾對於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很多,但總體來說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需要穩定良好的社會治安秩序。希望解決好治安突出問題,生命財產得到保障,工作、生產、生活更加安全。二是公正執法方面。希望司法行政幹部嚴格執法、秉公辦事,切實增強法律保障力度和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更好地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三是社會管理服務方面。希望司法行政機關辦事更快捷、更方面、更高效,對社會管理更加人性化,對社會服務更熱情、更到位、更文明,社會更加安定有序。具體來說主要反映在:一是對普法的希望是採取群眾喜聞樂見的宣傳方式方法和途徑宣傳,將法律規定融入法制文藝節目演出或通俗易懂、易記、易掌握的形式宣傳,積極從傳統普法模式向創新性現代化普法形式轉變;二是期望人民調解更多地及時化解矛盾糾紛,盡可能讓矛盾糾紛不出村、不出鄉鎮;期望在社區矯正監管改造和安置幫教工作中,在嚴格管理的同時融入人性化因素,多幫助被監管對象解決生產生活難題;期望在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務工作中,切實幫助當事人調查取證,切實從事實認定、法律適用、法律程序上維護其合法權益,切實維護公平正義。三是群眾期望幹部職工的思想理念更加先進、作風更加優良、履職能力更強、工作質量更好和效率更高,隨時能夠獲得更好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務。
二、全方位加大宣傳力度,切實提高群眾對司法行政工作知曉率、認知度。一是組建宣傳機構,引進高素質寫作人才,建立一支強有力的宣傳隊伍。二是抓緊建設獨立的門戶網站、在電視、報刊、廣播等媒體上開辟專題宣傳欄目,辦好簡報信息、工作動態、刊物等載體。三是加強全系統人員宣傳工作能力的培訓提升,把全系統人員都培養成宣傳能手。四是大力宣傳司法行政為民服務的好做法好成效以及典型事例、先進人物,大力宣傳本系統求真務實、便民利民、創先爭優、幹事創業的做法、經驗和成效,更多地引起廣大群眾的關注和好評。
三、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全面提升司法行政新形象。一是把握主旨,提高認識,把人民群眾對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作為根本價值取向。首先是准確把握群眾滿意在司法行政工作領域的深刻內涵和具體表現。群眾滿意度就是群眾對司法行政機關工作和社會形象整體的評價,是對司法行政的信任、理解、支持、配合,是對司法行政的崇尚、尊重。其次是深入理解群眾滿意這一目標的現實意義。司法行政工作是否落到實處、幹部職工作風是否轉變、是否保持良好精神狀態,最重要的是讓群眾來評、看工作結果、看工作成效。再次是充分認識不顧群眾是否滿意,脫離群眾思想的嚴重危害以及在司法行政實踐中貫徹群眾路線的重大意義。必須運用人民賦予的權力為人民服務,保障群眾合法權益,為群眾謀利益,決不能用來謀取個人或小團體的私利,不能只考慮自身工作的方便而漠視群眾的方便和利益。最大限度地提高群眾滿意度。二是立足本職,多辦實事,讓人民群眾感受公平正義和熱情服務,讓人民群眾關心的問題得到公平公正及時有效地解決。首先要把群眾的安全感和滿意度作為檢驗和衡量工作的根本標准,認真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切實增強罪犯監管改造工作的針對性、主動性、有效性。積極參與「打黑除惡」、「兩搶一盜」等專項斗爭,切實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社會治安突出問題,鞏固和擴大嚴打整治斗爭成果,確保社會治安持續穩定,確保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和滿意度不斷提高。其次要牢固樹立公平正義的理念,把執法活動作為維護公平正義的具體實踐,不斷完善和創新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務體系,讓人民群眾從我們承辦的每一起案件、處理的每一起糾紛、解答的每一次咨詢、化解的每一個矛盾中,感受到社會的公平正義。再次要在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面,把方便人民群眾工作生活、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作為司法行政機關發揮職能作用、強化社會管理的主要方向,把觀念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作為司法行政機關社會管理改革的重點,積極研究推出新的便民、利民、惠民措施,最大限度地增進群眾信任感、幸福感。最後要圍繞黨委中心工作,妥善解決群眾實際問題。針對當前新農村建設工作,通過普法依法治理和法律服務,幫助群眾提高法律素質,增強群眾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合法利益的能力。結合平安建設工作,利用司法行政資源優勢幫助群眾抓好平安鄉村、平安社區等基層創建活動,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多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三是拓寬渠道,貼近群眾,使群眾更多地了解和更廣泛地參與司法行政工作 ,讓群眾感受到更多實惠。首先是要進一步深化政務公開,讓群眾更多地了解司法行政工作職責。通過設置政務公開欄、網站、宣傳櫥窗等方式深化政務公開,讓群眾更多的了解司法行政職責,增強參與、支持、配合司法行政機關工作的自覺性。其次是要通過召開座談會、發放徵求意見表、與群眾談心等方式自覺接受社會各界的監督。採取「請進來,走出去」的方式,深入鄉鎮村組,主動貼近群眾,廣泛徵求意見,並對征詢的意見和建議,認真分類整理,針對工作的薄弱環節及時完善制度,擴大工作成果。再次是要依託服務等「窗口」部門的工作,樹立良好機關形象,讓更多的群眾了解、支持和參與司法行政工作。從小處著手,貼近群眾,方便群眾來訪咨詢。如在辦公樓大廳設置科室公告牌,辦事流程圖等方便群眾來訪、預約等,避免群眾重復來訪,節約辦事成本。最後在咨詢解答中,盡可能地告知群眾權利義務,保障群眾合法權益。可以利用告知書、明白卡、宣傳冊等,明確告知當事人享有的權利以及救濟途徑。在工作中堅持以人為本,一視同仁,實現讓人民群眾滿意的目標。
四、全面加強社會管理創新,更多地滿足廣大群眾的渴求。一是強化監管和幫教,扎實做好社區矯正和刑釋解教工作。刑釋解教人員是一個特殊、敏感群體,這個群體的問題解決不好,將直接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這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動員全社會力量,實施整體聯動;要有新舉措,創造新載體,要根據當前釋解人員的特點,在不斷拓寬就業途徑,教育其適應形勢,轉變就業觀念,努力提高就業安置水平的基礎上,盡可能根據釋解人員的就業技能和水平進行安置。加強教育培訓,加強對釋解人員的就業觀念教育和就業技能培訓,引導他們摒棄好逸惡勞思想,從自身的實際情況出發,努力學得一技之長,靠誠實勞動解決自己的生計問題。以人為本,積極為釋解人員辦實事。能夠實現再就業的幫助安置就業,符合低保條件的解決低保問題,不符合低保的,予以臨時救濟。二是全面加強普法方式方法創新,切實增強宣傳效果。加快從傳統普法向現代普法的轉變,積極開展靶式普法、訂單式普法、聯合普法、文化普法、樓宇電視和政務微博等新媒體普法,加大法治縣鄉創建力度,管在關鍵點、避免形式化,切實有效開展。三是加大人民調解法貫徹執行力度,強化網路建設,全面提升調解員隊伍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和水平。積極爭取政府解決調解員補貼,爭取設立專職調解員,大力加強矛盾糾紛預防和排查化解,確保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四是積極探索和拓展法律援助措施,積極推進「點援制」,深入總結人民滿意法律援助新模式。加強法律援助義務值班解答法律咨詢正常化管理,積極將疑難糾紛調解和刑事和解納入法律援助試點,總結經驗推廣實施,真正實現應援盡援。五是全面堅強律師、公證員、法律服務工作者的管理,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教育引導他們統籌兼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切實履行應盡義務和職責,真正維護好實現好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和公平正義。六是全面加強協調溝通力度,爭取人財物支持,大力加強基層基礎設施建設,切實樹立司法行政新形象。積極爭取人員編制和車輛編制,解決好司法所人員和交通工具問題。積極爭取相關政策支持,努力解決好乾部隊伍待遇問題,切實提高幹部工作積極性。全力打造辦事大廳,努力為群眾辦事提供良好的環境,最大限度地讓群眾滿意。
五、全面加強幹部隊伍能力建設,為大幅提升群眾滿意度提供堅強保證。一是要全面提升做好群眾工作的能力。教育引導幹部要時時處處用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這面鏡子對照自己,始終堅持親民、愛民、為民。經常地自覺從幹部隊伍自身找原因,群眾觀念是否淡漠了,是否缺乏做群眾工作的方法、經驗,是否是喪失了與群眾打成一片的優良作風,化解矛盾、處理問題是否堅持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幹部是否是浮在上面、沉不到一線,與群眾打交道少了、心理距離遠了,是否做到感情上與群眾「心連心」,工作中與群眾「面對面」,為群眾辦事「實打實」,向群眾宣傳「情牽情」,真正把群眾工作做實、做好,實現人民群眾滿意。三是要扎扎實實辦好事、辦實事。首先要教育幹部要經常捫心自問,將心比心,多做換位思考,把群眾當成自己的親人來對待,把群眾的事情作為自己的事情來辦理。自己在這個崗位上為群眾到底做了什麼,還有什麼沒有做到,可不可以做得更好。其次要深入群眾、貼近群眾、服務群眾,當好群眾的貼心人。每個幹部職工必須在實踐中鍛煉和提升做好群眾工作的能力,善於接近群眾,會講群眾語言,會用群眾的方法思考問題,會把法律法規、黨的方針政策與群眾的需求、與當地實際相結合,更好、更有效地為群眾服務。再次是要認認真真為群眾更多地解決具體問題、更多地辦實事,把群眾工作落到實處。群眾利益無小事,不但要做好維護穩定和促進發展經濟這件大事,也要把群眾要求解決的瑣事、雜事和群眾關注的「小事」辦好辦實。最後是要善用群眾語言和群眾樂於接受的形式與之進行溝通,注重面對面的溝通、心與心的交流。無論是宣講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還是宣講法律法規,幫助群眾學法、懂法、守法,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達利益訴求,學會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都要把解決群眾思想困惑和現實問題結合起來,把話說到點子上,努力解開思想疙瘩,在宣傳中建立感情,在宣傳中形成互信,在宣傳中贏得民心。三是要全面提升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首先要強化幹部職工核心價值觀和社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作為首要價值追求;其次加強法律法規以及各項方針政策的學習培訓,熟練掌握程序性、實體性和時效性規定,自覺從實體、程序和時效上維護公平正義,讓人民群眾感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再次是加大對不維護公平正義的人和事的處理力度,全面促進公平正義得到最廣泛的維護。四是全面提升幹部職工在新媒體時代引導能力。要最廣泛地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法律法規、司法行政重大決策部署、司法行政在維護穩定、社會管理、服務群眾等方面作出的重大貢獻以及司法行政戰線英雄模範人物的感人事跡,最大限度地增加輿論的「正能量」。堅決杜絕「大丑惡」事件發生。五是全面提升幹部隊伍科技信息化應用能力。落實「誰擁有先進科技手段,占據信息優勢,誰就掌握主動,贏得未來」的理念,牢固樹立向科技要效率、人力和向信息化要戰鬥力的理念,大力推進司法行政工作信息化建設,加強幹部隊伍科技信息化能力的培訓提高。六是全面提升幹部隊伍拒腐防變能力。要深刻認識拒腐防變的重要性、緊迫性,毫不動搖地堅持從嚴治警的方針,嚴格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抓好班子、帶好隊伍,努力促進幹警清正、隊伍清廉、司法清明。抓住用制度管人管事這個根本,圍繞容易滋生腐敗問題的重點領域、關鍵環節、重點崗位,健全制度規定,強化廉政風險防控,從源頭上預防腐敗問題的發生。學會在法治軌道上用權,保持清廉本色,堅守精神高地。(轉)

Ⅳ 基層法醫工作的現狀及存在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

最近,某基層法院碰到了一起棘手的刑事自訴案件。案情其實並不復雜,自訴人湯某控訴被告人范某犯故意傷害罪並要求賠償相關的經濟損失。自訴人提供的證據是當地公安局出具的兩份法醫鑒定書。令人費解的是,該兩份法醫鑒定書時間相隔不到兩個月,然而內容竟截然相反。早期的鑒定結論為「輕微傷」,但兩個月後該局竟出具了九級傷殘的輕傷評定書。被告人認為當地公安局的鑒定結論有失公允,申請重新鑒定,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了構成輕微傷的法醫鑒定結論。該基層法院採信了中院的鑒定結論,判決被告人范某無罪,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湯某經濟損失4000餘元。自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二審過程中,自訴人湯某要求重新鑒定,中院遂依法委託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某醫院重新鑒定,鑒定結論為輕傷,中院遂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發回重審……一起簡單的刑事自訴案因為鑒定結論的迥異變得異常復雜起來。法官在撲朔迷離的鑒定結論面前無所適從,當事人無可奈何地陷入訟累之中。

事實上,這類情況在審判實踐中並不少見。鑒定結論在定案過程中往往成為舉足輕重的「焦點」,在民事訴訟中直接關繫到賠償與否、賠償多少等問題,在刑事訴訟中則直接影響到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的問題。然而目前的法醫鑒定機制不完善、鑒定規則不統一、立法明顯滯後等現狀又嚴重阻礙了審判實踐的發展。「扯皮鑒定」、「重復鑒定」、「人情鑒定」等問題日益突出,改革法醫鑒定機制的呼聲越來越高。

(二)我國法醫學鑒定體制的現狀及其弊端分析。

我國法醫學鑒定實踐起步晚,發展相當緩慢。80年代初期,我國法醫學鑒定體制主要是從公、檢、法三機關「互相制約,互相監督」的原則入手的,在公、檢、法內部都建立了相應的法醫鑒定機構。到目前為止,關於法醫學鑒定仍沒有統一的立法。相關的法律法規有:2002年國務院頒布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新《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等6部委關於實施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及公安部《刑事技術鑒定規則》、最高人民檢察院《法醫工作細則》等等。這些法規的出台對規范我國法醫學鑒定行為,促進法醫學鑒定的發展曾經起到了一些作用。但隨著形勢的發展,這些零散的不成體系的法律、規章顯然已不能適應法醫學鑒定發展的客觀要求,其存在的弊端也不斷凸現。當前的法醫學鑒定體制對鑒定人資格審查、鑒定標准和程序、鑒定機構、鑒定期限、法律責任等問題都沒有統一的明確規定。這不僅給審判工作設置了障礙,更是為原本就相當薄弱的法醫學鑒定工作的發展增加了桎梏。有人著文說「由於多鑒定體制的存在和鑒定的復核程序沒有嚴格的法律規定,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最舉足輕重的『證據』又最具隨意性、可變性!隨意性和可變性又會和失職、瀆職、偽證乃至國家賠償聯系在一起,以致基層的法醫工作如履薄冰……」[1]

具體而言,法醫學鑒定體制不完善的弊端表現在:(1)立法不完備,缺乏操作性。公檢法三機關「自鑒自偵、自鑒自檢、自鑒自審」等違反科學精神、違反訴訟法原則的事件時有發生;鑒定機構互相扯皮,鑒定結論互相拆台、互相矛盾的現象屢見不鮮。(2)機構設置混亂,缺乏權威性。目前,除公、檢、法、司自上而下設立的鑒定機構外,還有衛生行政部門設置的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醫科大學、政法院校的鑒定中心等。多系統設置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費,同時又使鑒定質量發生異化,法醫鑒定的權威性大打折扣。(3)鑒定規則各不相同,缺乏統一性。各系統、各地區指導、規范鑒定的標准各不統一,互不約束,各自為政,致使實踐中鑒定結論截然不同。(4)證據採信存在任意性,缺乏公允性。在鑒定結論的認定上,無法律規定的標准,法官自由裁量權太大,裁判的公正性受到質疑。

二、重構法醫學鑒定體制的理性思考。

在考慮構建法醫學鑒定體制之前,我們必須分析一下法醫學鑒定結論的本質特徵。法醫學鑒定結論,是一種證據材料,而不是當然的「證據」,不一定具有證明力,因此不能直接予以採信,我們權且稱之為「准證據」;鑒定結論又是一種特殊的必須通過科學手段和方法進行嚴密科學活動才能得出的結論,具有科學性;與此同時,鑒定結論必須是經過法定程序嚴格審查才能認定的法定證據材料,具有法定性。可見,作為「准證據」的法醫學鑒定結論具有科學性和法定性雙重特徵。鑒定體制的構建必須保障鑒定結論本質特徵的實現,這是鑒定體制在實際操作中的價值體現。換句話說,建立科學的鑒定體制目的是為了保障訴訟中鑒定結論科學價值和訴訟價值的實現。[2]

法醫學鑒定體制在初創時期沒有很好地滿足鑒定結論的科學要求和法律要求,因此,在改革法醫學鑒定體制過程中,人們都把著眼點放在滿足鑒定結論的科學性和法律性上。關於重構法醫學鑒定體制,目前主要有四種學說,即「一元說」、「兩元說」、「維持現狀說」和「多元說」。

迄今為止,代表大多數法醫學工作者心聲的是「一元說」,即建立統一的、高效的、獨立的、公正的法醫學鑒定體制。他們主張,在中央設置法醫工作委員會或法醫總局,隸屬於法制委員會。法醫工作委員會或總局之下設置一至二個科學研究機構,進行重點科學研究和疑難病例的會診工作。同時在各省(市、自治區)、地區(地級市)、縣(縣級市)設置相應的法醫機構,分別承擔不同的任務。

「兩元說」則主張分別設置公安系統的法醫鑒定中心和檢察系統的法醫鑒定中心;或者將公安和檢察機關的法醫鑒定中心合並為一個鑒定中心,另構建一個社會性的鑒定中心。

而「維持現狀說」的持有者為保守主義者居多,他們擔心大量的變革會不利於平穩過渡,所以主張在現有的法醫學鑒定體制的基礎上進行局部調整,如嚴格審查鑒定資格,建立監督程序等。

「多元說」我們將在下文作詳細的論述。

逐個分析以上幾種觀點,我們不難發現,除「多元說」之外的三種學說都存在著種種弊端,因此它們都不能成為法醫學鑒定體制的最終選擇模式。

「一元化」法醫學鑒定體制具有三個特點,即高度的集中性、嚴密的隸屬關系和明確的分工范圍。這種體制的根本缺陷在於它無法確保法醫學鑒定結論的科學性,進而使該結論的法律性失去可靠的前提。首先,「一元化」體制容易形成行政隸屬關系和狹隘的行業圈子。鑒定機構的單一性限制了當事人的選擇權,無法滿足訴訟民主的需求,再加之行業壟斷形成的弊端以及主觀人為因素等的影響,因而不能確保法醫學鑒定結論的科學性,鑒定結論失真的現象時有發生。其次,「一元制」不利於法醫學學科的發展,從根本上損毀了鑒定結論的科學性賴以存在的基礎。這主要由於「一元制」下法醫鑒定機制的高度集中性,就剝奪了政法院校、醫科大學參與法醫鑒定的可能,很大程度削弱了法醫教學與研究工作的實驗基礎和經濟條件。從長遠看,法醫學鑒定隊伍將無從保證後備力量的充實和儲備,法醫學的長遠發展勢必受到影響。由此可見,「一元化」體制並不能從根本上避免目前的「重復鑒定」、「人情鑒定」等現象,那麼由現行體制向「一元制」的改革將沒有必要。

「兩元說」持有者的初衷是為了兼顧訴訟民主與科研水平之間的平衡,但其提出的「兩元」模式實際上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跛足」現象。如果只在公安、檢察系統內部設置兩個鑒定中心,則無法滿足社會公眾的需要,公檢的工作壓力也是可想而知的,鑒定質量也難以保證;而如果將公檢兩機關的內部鑒定中心合二為一,則不能保證公安與檢察機關的制約與平衡,進而不能避免鑒定中滋生的腐敗現象,鑒定結論的科學性和公正性自然難以實現。

至於「維持現狀說」,更是不能符合目前改革的需要。改革必然帶來「陣痛」,不能因為懼怕「陣痛」而維持現狀。其所提出的嚴格審查鑒定人資格、增加鑒督程序等也無異於隔靴搔癢,難以真正起到作用。

三、國外法醫學鑒定體制的設置。

與我國相比,國外許多國家法醫學鑒定體制的設立已有多年的歷史,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在法治國際化、一體化發展的今天,分析、借鑒外國先進的、通行的做法不啻為我國法制改革中的一個良方,批判地吸收是我國的立法方法之一。

(一)英美法醫鑒定製度。

英國的法醫鑒定體制由三部分構成:死因裁判官、法醫病理學家和警察外科醫生。如果聯系訴訟加以考慮的話,大體上可分為相對的兩套系統:一套是服務於警方的法醫鑒定系統,另一套是內政部主管的面向社會公眾的法醫鑒定系統,當然也不排除警方受惠於該體制,如果警方確有需要的話。[3]這兩套法醫鑒定系統的形成與英國對抗制訴訟結構有密切的聯系。在英國,證人和鑒定人、證人證言和鑒定結論在證據法上沒有明確的劃分。鑒定人(專家證人)一般由當事人聘請,因此辯訴雙方的鑒定人往往會在同一問題上提出針鋒相對的鑒定意見,雙方律師也可以對專家證人進行盤詰。這就有利於確認鑒定結論的科學性和法律性。

另外,英國採用鑒定人資格制度,無論是死因裁判官,還是法醫病理學家、警察外科醫生,都必須符合一定的學歷、從業經驗的限制方能勝任,這就從制度上保證了鑒定人的專業化、專家化。美國與英國一樣,也實行多元化鑒定體制,最為龐大的法醫鑒定系統是警察系統,除此之外,很多高校及科研機構也有法庭科學實驗室。還有些個人也建立了自己的法庭科學實驗室,它們多向刑事案件的辯護律師提供科學鑒定服務,當然也向警方提供服務。美國也實行鑒定人制度,但鑒定人的資格不是採取考試之類的硬體措施確定,而是視具體情況由法官和陪審團來確定。[4]這些規定與美國對抗制訴訟結構是相一致的。

(二)法國的法醫鑒定體制。

法國警察系統設有法醫鑒定機構,在需要進行物證鑒定和屍檢的現場勘察中,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可指定具備相應專業資格的人參與現場勘查;如果被指定者不是最高法院或上訴法院注冊的鑒定人,則他必須以書面形式宣誓,保證以自己的人格和良心發誓為司法提供幫助。[5]可見,法國沒有明確載明實行「多元制」,但暗示了鑒定體制不是單一的,因為鑒定人注冊名單之外的人是個不確定的概念,表明除注冊名單之外還有別的鑒定機構或鑒定自然人。法國實行鑒定權制度,一個案件中是否進行鑒定,由刑事預審法官決定。鑒定活動由鑒定人具體操作,鑒定人資格通常是預先根據行政規章確定是否啟用有資格的鑒定人由預審法官決定,這也體現了法國訴訟結構中法官職權主義的特徵。

(三)日本的法醫鑒定體制。

日本法醫鑒定體制呈現多元化形態,包括監察醫制度、警察醫制度、大學教授解剖制度以及科學警察鑒定製度。[6]日本實行鑒定人資格審查制,一般說來日本鑒定人的資歷要求比英國要高。

可見,英美法日等國的法醫學鑒定體制的共同點是:(一)實行多元化法醫鑒定體制,這與各國訴訟結構的特徵是一致的。(二)警察系統自上而下設置了獨立的鑒定體系。(三)法院內部沒有單獨的法醫機構和專職法醫。(四)各國對鑒證機構和鑒定人的資格審查都有詳細的規定。

四、我國法醫學鑒定體制的「多元化」構想。

借鑒各國法醫學鑒定體制的成功實踐經驗,並結合我國現階段國情,筆者認為,我國法醫學鑒定體制應該實現「多元化」。「多元化」的基本框架包括為社會提供法醫鑒定的機構和為國家利益提供法醫鑒定的機構。[7]前者包括高等政法院校或醫科大學的法醫鑒定中心、醫院或民間法醫鑒定部門等,它們承辦民事訴訟中的法醫學鑒定;後者包括公安和檢察系統內的法醫學鑒定機構,它們承辦刑事訴訟中的法醫學鑒定,遇到難以解決的技術難題時,也可委託高等院校法醫鑒定機構進行鑒定。

具體而言,「多元化」法醫學鑒定體制的配套要求有:(1)撤銷目前法院系統內的法醫鑒定機構,或者即便保留,該機構的任務也應當轉變為咨詢性質,為本法院或本系統法官提供技術支持,其本身不再從事鑒定活動。這是因為,法院內法醫只有雙重身份即既是法院的內部成員又是當事人一方的證人,這不可避免地使法官的裁決產生偏向性,鑒定結論的科學性和法律上的可檢驗性也不可避免地降低。(2)公安、檢察內部同時保留鑒定機構。公、檢的鑒定中心是為維護國家利益而設立的,在一些刑事大案中,內部存在鑒定機構有利於工作的保密性,兩者共存則有利於實現權力的制約與平衡。(3)司法部門的法醫鑒定機構應改為民辦。因為該機構一直面向社會從事鑒定活動,在職能上並不代表國家,改為民辦符合市場經濟規律,也有利於節約人力、物力以及減少國家財政的負擔。(4)符合條件的醫院可以從事法醫鑒定活動。新《刑訴法》第120條第2款規定「人身傷害的醫學鑒定有爭議需要重新鑒定或對精神病的醫學鑒定,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進行。」這是醫院參與法醫鑒定的法律基礎。包含兩層含義:只有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少數醫療水準很高的醫院才能進行法醫鑒定,這類醫院只能就特定法醫學事項從事鑒定。(5)醫科大學、政法院校的法醫科研中心可以進行法醫鑒定。一般這類中心的科研水平較高,可以從事專門性強的疑難病例或屍體檢驗。一定條件下允許它們成為鑒定主體,有利於資源的最合理化利用,也有利於推動法醫教學的發展,從而為我國的法醫學提供人才儲備。

在法醫學鑒定體制的設置模式上,我們可以借鑒國外的做法,按行政區劃設置數量不等的鑒定中心。這樣,既合理地實現法醫鑒定資源優化配置,又可以滿足訴訟民主的需求,保障當事人的選擇權,從而實現法醫鑒定體系的科學化、獨立化、專業一體化。(1)區縣級地區可設置公安、檢察以及醫院組成的三位一體的網路化鑒定模式。從法院、司法行政機關分流出來的鑒定資源可充實到公、檢系統。而醫院的法醫鑒定機構可與該地區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委員會合二為一,遇到特別疑難的病例時,可以從三家鑒定機構中抽調部分專家組成臨時的鑒定綜合小組,由此形成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統分結合的三足鼎立的科學格局。(2)地(市)以上的地區可以設立三家以上鑒定機構。除公、檢內部的兩個鑒定機構外,可以成立兩個左右的醫院法醫鑒定機構,緩解醫療事故及法醫鑒定數量增多帶來的工作壓力,同時又可以擴大當事人的選擇權。當然,這兩家醫院的綜合技術力量必須絕對過硬,同時鑒定機構還應吸收同地區其他醫院的優秀專門人才,具體的機構人員配置由當地衛生行政部門負責,法院負責監督協調。操作時可通過電腦區域聯網,建立人才資料庫,實現區域人才共享。有條件的地區,這里主要指轄區內建有高等政法、醫學院校的,可以根據其法醫學實力組建科研性質的鑒定中心,必要時可以接受法院、當事人或者其他法醫鑒定機構的委託,從事疑難復雜病例的鑒定。

在按行政區劃設置鑒定機構時,有人主張縣級區域建立三家鑒定機構,地級區域建立四家,省會城市建立五家。筆者以為沒有必要作此硬性規定,因為地區之間發展很不平衡,有的地區沒有必要設置五家,有的地區則不能達到五家鑒定機構的規模。過於死板的硬性規定則可能適得其反,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而且機構過於繁冗也不利於鑒定的科學性和效率性。

總之,「多元化」的法醫鑒定體制是一個開放的、健康的、科學的體系,能夠避免鑒定機構的官僚化、行政化,有利於營造「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學術科研氛圍,還能夠保障訴訟民主、降低訴訟成本、提高訴訟效率。法院超脫(撤銷)法醫鑒定機構也有利於保障法官的中立地位,從而保證公正地採信鑒定結論,並作出合理的裁決。一句話,「多元化」的法醫學鑒定體制是實現鑒定結論科學要求和法律要求的最佳選擇。

五、相關的幾個問題。

(一)法醫鑒定的監督問題。

法醫學鑒定是一項技術性、專業性很強的活動,法醫鑒定結論對民事、刑事案件的判決往往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對法醫鑒定活動必須加強監督,以防止鑒定濫用、違反程序等現象的發生。

為穩妥起見,我國可實行鑒定權制度和鑒定人資格制度。鑒定權由主審法官或者合議庭掌握,在委託合法鑒定機構進行鑒定時,要嚴格審查鑒定機關提供的鑒定人選,具有法定資歷的方可實施鑒定。值得一提的是,除對醫院鑒定機構提供的人選進行審查外,法官對公檢系統的法醫適格性也應審查。這樣就實現了鑒定機構和鑒定人資格的雙重認證保險。這里又產生一個問題,鑒定權的決定由法官掌握,但法官決定鑒定是否適時,採信鑒定結論是否合法,是否遵循迴避規定等情況,又應由誰來監督呢?目前,這個問題的解決只能藉助法院內部政工、紀檢部門,以及人大、政協等機關的監督。當事人一旦有異議,可向該院政工紀檢部門或檢察機關反映。新聞輿論界也可發揮積極的輿論監督作用。

(二)法醫鑒定可引進參與機制,適用抗辯程序。

在公、檢等機關組織的法醫鑒定過程中,法官、法院應具有參與權。主審法官的適當介入,可以嚴格程序監督,從而有效避免證據採信時的「拿來主義」或「隨意主義」。控辯雙方當事人也可申請參與到法醫鑒定中來,雙方當事人對鑒定活動應當具有知情權、在場權和發表意見權,發現異議的,雙方還可進行辨論。鑒於當事人缺乏醫學專業知識,當事人可以委託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參與到法醫鑒定過程中來,但受委託的對象須與本案無利害關系,與法官、鑒定人無利害關系,不能影響案件的正常鑒定進程。通過引進鑒定抗辯制,法醫鑒定結論將更加科學、合理、公正。

(三)鑒定時限及鑒定人法律責任。

法醫鑒定是訴訟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法醫鑒定過程中,訴訟期間自然中斷。一般說來,法醫鑒定並不會必然導致案件超審限。但客觀上,如果鑒定時間過長,就會造成案件久拖不決的現象,使當事人陷入訟累之中,不利於提高訴訟效率。然而目前,我國除對醫療事故的鑒定期限作出了規定,其它無法律、法規規定法醫鑒定期限問題。筆者主張,法醫鑒定機構自接到鑒定委託書之日起45天內必須作出鑒定結論,特殊情況提請審委會討論批准後可延長兩個月。

目前,法醫鑒定還存在責權不明的現象。事實上法醫鑒定結論對定罪量刑甚至生殺予奪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萬一法醫鑒定結論有錯誤,責任將如何追究?為此,筆者認為,應引進鑒定責任制,法醫鑒定應由單位責任向自然人責任過渡。法醫鑒定應實行合議制,參與鑒定的鑒定人都應當署名。[8]鑒定書中應有各種不同意見的如實記載,包括被否決的少數人的保留意見,而不能只有一種意見的記載。首席鑒定人對鑒定書的真實性、合法性負責。在責任認定上,應適用過錯推定原則,即只要鑒定結論出錯,除非鑒定人有證據證明其無過錯,鑒定人都應對錯誤鑒定結論帶來的損害後果承擔賠償責任,鑒定人存在故意的,還應追究其刑事責任。

Ⅳ 基層法律服務所目前現狀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最早於1980年底出現在廣東、福建、遼寧等地,主要是面向廣大農民群眾,調解生產經營性糾紛,並從事代書、解答法律咨詢等簡單的法律服務工作。自1984年以來經司法部、中央書記處都以會議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廣之後,在全國范圍內迅速發展起來,並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廠礦企業。自1986年以後,在「鞏固、提高、完善、發展」的方針指導下,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呈急劇上升趨勢。截止1989年底,全國共有鄉鎮法律服務所29979個,擁有鄉鎮(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共調解糾紛1377624件,協助辦理公證1727265件,民事訴訟代理117013件,非訴訟代理235037件,擔任基層政府和企業常年法律顧問104073家,代寫法律文書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詢3986602人次,挽回經濟損失212688萬元,各項業務比1988年均有較大幅度增長。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等有關文件則將基層法律服務所作為「政法基層組織」之一。
自90年代以來,鄉鎮法律服務所開始進入總結、整頓階段,基層法律服務所建設重點轉到了上等級、上水平、上質量、上效益的新階段。司法部先後頒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等,確認了基層法律服務所近似於律師的廣泛業務范圍;司法部並統一頒發《鄉鎮法律工作者證》,作為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資格認證或執業證書(但審查權實際上交給了由縣級司法局);國務院物價局下發的《關於印發第二批〈國務院有關部門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目錄〉的通知》中,將基層法律服務所業務收費列為准予收費的項目。總體來看,90年代的整頓和改革強化了基層法律服務體系。1992年,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撤消、合並驗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頓前增加1087個;整頓中辭退、解聘不符合條件的法律工作人員之後加上新招聘人員,比整頓前增加10467人;全國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鄉鎮法律工作人員佔13.8%,具有高中(中專)文化程度的佔62.3%,並有1205人已考取律師資格;很多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增加了服務業務的層次和范圍;法律服務所的各項規章制度開始健全,80%以下的所實行了掛牌服務和「兩公開一監督」制度;辦公條件和物質裝備也得到改善。 當時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協助基層政府推進依法治理、化解基層矛盾、普及法律常識、整治涉法熱點問題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政法基層基礎工作的重要輔助力量。
然而,世紀之交似乎成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命運的一次轉折點,抑制(或明揚暗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發展成為官方態度的主流傾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職能、體制和目標在幾經調整後目前可謂撲朔迷離。2000年3月,司法部頒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規定「基層法律服務所按照事業法人體制進行管理和運作」,實行與鄉鎮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國辦發(2000)51號」和「清辦函(2000)9號」文件則指出,法律服務所「不再屬於行政掛靠機構或事業單位,實行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自律性運行機制,成為符合法律中介服務行業規則的合夥制執業組織形式」。嗣後全國各地深入貫徹《辦法》的精神,全面開展基層法律服務所清理整頓,要求各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司法所按照上述規章進行脫鉤改制。自此,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數量由持續上升趨勢急轉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34219個,較1999年減少1164個,不過,也許是慣性作用的影響,該年度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121904人,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業務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比上年增長6.3%,擔任基層人民政府、村(居)委會和企事業單位常年法律顧問的比上年增長5.9%,其他業務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銳減到28647個(較上年減少5572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較上年減少13919人;服務業務除訴訟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業務都明顯下降。 2002年,基層法律服務所及服務人員數量繼續下降,服務所較2001年減少1758個,從業人員減少9444人。
二、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
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主是通過其與這一體系中的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來定位的。從這些關系中,也能夠或明或暗地了解對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現狀評價和未來設計眾說紛紜的原因。
1.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基層司法所-「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形成。
基層司法所作為一級司法行政機構產生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比基層法律服務所出現約晚10餘年,但基層司法所的職能產生與法律服務所產生幾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員工作暫行規定》規定了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設立專職司法助理員,作為基層人民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在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和縣(區)司法局(科)的領導和基層人民法院的指導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關於加強司法所建設的意見》明確規定基層司法所的八項主要職能,其中包括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代表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處理民間糾紛。 1991年9月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也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辦理各項法律服務業務,應當在本鄉鎮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員(司法所)的領導下進行。由此形成的基層法律服務所和基層司法所的關系是:基層司法所是國家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基層法律服務所是社會團體,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基層司法所經費來自國家財政,由國家核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經費自籌,自負盈虧,沒有固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當事人提供服務可以收費,而基層司法所提供法律幫助不能收費。但從文獻中我們看不出司法所與法律服務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根據,結合實證調查所獲得的信息,我們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務所所長就是司法助理員,司法助理員又成為後來的司法所所長,於是就形成兩所所長合一、兩所人馬合一、兩所工作職能合一的狀況。
2.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剪不斷,理還亂」的冤家。
十幾年前,律師事務所從行政機關逐步脫鉤獨立、完全走向市場(不過在許多農村基層,國營律師事務所仍是當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師事務所),時至今日,以鄉鎮、街道為據點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也正按照同樣的思路開始與其行政主管機關司法所脫鉤、走向市場。根據2000年有關文件,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完全脫鉤改制後與現有律師事務所體制區別不大,他們在執業過程中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與《律師法》中關於律師執業的權利和義務差別不大,其中包括在參加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的訴訟代理活動時,向人民法院查閱案件有關材料,並可根據承辦事項的需要,持基層法律服務所證明和《法律服務執照》進行調查,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查詢、索取有關材料等權利,他們的義務中也同樣包括了「維護法律尊嚴與社會正義」、盡職盡責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按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等等。不過,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之間也存在明顯區別:(1)地域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主要服務於本區域農村、城市街道各基層單位和個人,而律師事務所則不受此限制;(2)業務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不能辦理刑事案件及與此相關業務,律師事務所則可以辦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內的所有訴訟和非訴訟業務;(3)執業資格:基層法律服務所從業人員要求取得專門法律服務工作者資格證書,由司法部統一組織考試進行資格認證;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要求通過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的全國統一司法考試;(4)收支制度:法律服務工作者必須按照各省物價局的規定由法律服務所統一收案、統一委派、統一收費,收費標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費,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標准不收費;律師事務所收費標准相對較高。 法律服務工作者和法律服務所只需要繳納很低的年檢費,勿須繳稅;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必須按特定標准繳納個人所得稅和管理費。
3.基層法律服務所與人民調解委員會-同一司法所領導下的職能交叉的服務實體。
根據1989年6月17日國務院發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人民調解委員會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在由司法助理員具體代表的基層人民政府和基層人民法院指導下工作。人民調解委員會委員除村民委員會成員或居民委員會成員兼任外,由群眾選舉產生。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不收費,其工作經費和人民調解員的補貼經費由村民委員會或居民委員會自行解決(後規定調解成功的可適當收費);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釋頒布後,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質。但基層法律工作者主持達成的調解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只能靠雙方當事人自覺履行。當事人一方無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協助或者受託代理另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不過,由於作為司法所所長的司法助理員的法定職責包括指導管理人民調解工作並參與重大疑難民間糾紛調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員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司法所所長兼任法律服務所所長和調解委員會主任,於是在具體案件中,上述區別意義就不大了。
三、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社會評價與未來命運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基於社會需求而自發產生後,在一種沒有理論論證、沒有市場調查、沒有法律規范的背景下,依賴於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動擴展的機制,因而它的生死成敗都對政策有很強的依賴性。至於我們特別關注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政策急轉直下的主觀原因,目前還沒有十分確切的官方依據。結合與高層官員的接觸和課題組自己的分析,基層法律服務所發展的無序狀態,加之近年來城市地區律師業的迅速發展和競爭日益激烈,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種種弊端和劣勢日漸顯現出來,特別是低價競爭和劣質服務成為直接威脅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存在價值的致命抨擊。司法行政管理部門高層領導的人事變動和思路變化,也是導致法律服務所在發展趨勢驟然變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組成4個調研小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東、江蘇、河南、陝西、甘肅、廣東、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師事務所與法律服務所的設置、業務范圍的劃分等問題,進行了專題調查研究,聽取了數百名調查對象的意見,主管基層和律師的有關負責人以及基層法律工作者、律師從不同的角度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從調查組調查結果來看,法律服務市場存在一些突出問題:(1) 基層法律服務機構名稱混亂, 法律服務所、法律服務中心、法律事務所、法律服務站、法律咨詢中心、法律服務公司、法律咨詢公司等林林總總,五花八門;(2)法律服務所布局不盡合理。總體看來,城市偏多,農村偏少,老少邊窮地區則更少;(3)收費標准缺乏規范。由於部里對法律服務所收費標准沒有統一規定,收費根據只能依據一些省市出台的臨時性的收費辦法;(4)法律服務所設立的審批許可權不統一,有省市司法廳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區縣司法局批准成立的,還有非司法行政部門批准成立的,如省編委、省政府、省法制辦、省高院、省檢察院、省工商局、老齡委等等部門;(5)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任職條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規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識的人可以從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但由於在全國范圍內缺乏統一的任職資格考試,各地在掌握任職資格時隨意性較大;(6) 法律服務工作者隊伍急待整頓,主要是一些政法機關離退休人員,有的離退休年限不滿二年就進入法律服務機構工作,辦人情案、關系案,群眾對此反映較大;(7)法律服務所的管理有待規范,缺乏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規范和約束,等等。
盡管存在上述問題,社會各界對於鄉鎮一級保留法律服務所並無分歧;但對在城市的街道一級是否設立法律服務所分歧很大;關於法律服務所的業務范圍是否應當劃分、怎樣劃分,意見不一。然而,部分高層官員希望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並在市場競爭中自生自滅的意向,已體現為行政結構變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務所工作的基層處已由基層工作司調整到律師與公證工作司,基層法律服務所被納入與律師同類的管理體制。然而,這種似乎體現市場化和自治化的意向與高層領導的講話及文件精神並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頒布《關於加強大中城市社區法律服務工作的意見》和2003年司法部長張福森在全國司法廳(局)長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要求基層法律服務立足社區,親民近民、服務便利、收費低廉等特點,以及在滿足城市低收入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發,將大中城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職能定位於「以街道社區為依託,面向基層、面向社區、面向群眾,提供公益性、非營利性法律服務」。我們無法想像,「公益性」、「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與以營利為驅動和杠桿的市場化體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們更無法想像,一個既沒有政府支持、也沒有市場資金來源的基層服務機構如何實現「公益性」目標?合理的推測是,基層法律服務也許能夠依賴於「(立足)社區」而獲得社會捐贈,從而成為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機構?無論如何,對於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講話,然而,官方、學者、以及與大中城市律師界較為接近的媒體卻基於不同立場和目標,正在設想由政府撥款的法律援助機構,和由政府操縱的「群體性自治組織」

Ⅵ 群眾對公共法律服務有哪些方面的需求

群眾是黨和政府的衣食父母,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群眾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是衡量司法行政工作好壞的唯一標准,是做好司法行政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去年全市司法行政機關滿意度測評中,對我縣司法行政工作的不滿意率為7.71%,為全市最高。與全市最低的水城縣4.40%相比高出3.31%。一下子被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滿意度低的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筆者進行了系列調查,總結分析了問題存在的原因和症結,提出幾點建議和對策。
影響我縣司法行政工作滿意度的主要問題及成因
去年,全縣司法行政機關充分發揮職能作用,認真履行職能職責,各項工作成效是顯著的,但民意調查測評結果卻很不理想,經過深入客觀調查分析,影響我縣司法行政工作滿意度的主要問題有:
一、宣傳不到位,群眾對司法行政知曉率、認知度不高,致使群眾評價偏頗。一是對國家相關法律法規政策宣傳較多,但對縣鄉司法行政機關的職能職責系統、全覆蓋地宣傳卻沒有,導致群眾對公檢法司的職能職責混為一談,加上平時的業務往來也使群眾誤認為司法局就是所有司法系統的總合,還有群眾認為司法局就是管公、檢、法的,或者把司法行政機關和公檢法機關等同起來,有的群眾還到司法局來投訴公檢法人員的違法違紀行為,把對公檢法的不滿意算在了司法局的名下。二是缺乏專門的宣傳手段和機制。沒有獨立的門戶網站、沒有專門的刊物及其他載體,更沒有專門的宣傳機構、人員和相關制度,致使群眾知曉率、認知度都較低,更導致群眾評價隨意性高。三是宣傳不到位致使群眾認知脫節。司法行政的法律援助、律師公證、人民調解、社區矯正、安置幫教、法制宣傳和法律服務等機構都具有服務性職能,常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但是群眾卻不知曉,對這些部門服務職能的認知度,不能統一到對司法行政的良好評價上來,是間接導致司法行政民意調查不理想的原因。四是司法行政許多為民服務的好做法好成效以及典型事例、先進人物沒有得到較好的宣傳,沒有引起廣大群眾的關注和好評。
二、司法行政職能作用發揮不太好,為民服務的好事實事做得不夠好。一是在普法為基礎和依法治理為目標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中,只注重普法卻偏廢了依法治理。在協調整合社會力量資源開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還未全面到位,致使普治整體水平還不高,因而有政協委員建議加強此項工作。普法創新方式方法不多,形式模式老套,基本處於傳統普法的狀況,普法針對性、實用性、新穎性差,致使群眾難於接受吸收,效果不太好。在依法治理工作中,僅限於單一的行業治理或單位治理,綜合治理、基層治理、專項治理還不很到位,效果也不很理想。群眾在普法依法治理中感受到的好處實惠還不多,也不深刻。二是在矛盾糾紛化解工作中,雖然採取了一系列新做法,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很多糾紛得到了就地化解。但由於調解員的綜合素質能力不強和工作積極性不高以及調解員補助難到位等問題,導致出現化解矛盾糾紛不及時、調解偶有不公正、文書檔案不齊備、協議履行率不很高等問題,也是群眾不滿意的一大重要因素。三是部分當事人中還未能得到法律援助,特別是在指定辯護中,由於補助少,被指派的律師例行義務性出庭辯護,工作積極性不高,深入實際調查取證做不到位致使辯護效果不佳等等,也讓一些群眾不滿意。四是在辦理公證服務中,由於公證體制機制原因、公證員奇缺、工作人員綜合素質差異、辦公條件不好等因素,導致群眾辦證不能及時獲證,辦證中沒有休息場地,辦事環境不好等,都導致了群眾不滿意。五是在法律服務中,部分律師或法律服務工作者只注重經濟利益而忽視社會效益,誠信建設還不是特別到位,服務群眾的思想、作風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個別人員誇大其詞、私自受案,甚至還有一些冒充律師的黑律師更是作虛假承諾,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律師聲譽,也是他們對司法行政機關不滿意的一個因素。六是在社區矯正和安置幫教工作中,由於服刑人員很多都受好逸惡勞思想的影響,不肯吃苦,還想掙大錢,結果走上了違法犯罪道路;釋解後,仍然挑挑揀揀,長時間不能就業。刑釋解教人員由於其特殊經歷,社會對他們存有偏見,致其就業困難、生活舉步維艱。也致使一些人員不滿意。
三、諸多客觀因素長期制約司法行政各項工作的更好開展,也是導致群眾不滿意的又一重要因素。一是人員編制少且事務繁多。37個司法所中一人編制所還有19個,一人所的現狀嚴重影響著基層司法行政工作的開展。依照《人民調解法》和社區矯正工作的要求,調解糾紛、案件調查、走訪矯正對象必須兩人以上才能開展工作,否則,就是違法行為。現在我縣各司法所普遍只有兩名甚至一名同志,一旦出去工作,司法所就得關門,群眾來辦事就得吃閉門羹。群眾找不到人,辦不成事,滿意度自然不高。二是不能專人專職。由於司法行政管理體制多年沉澱的原因,大部分鄉鎮黨委政府把司法所當作內設機構,把司法所人員當作鄉鎮人員使用,從事很多與司法工作無關的事務如行政包村、計劃生育、禁燒防火、合作醫療收款等,不能專職做好司法行政工作,司法所業務成了附帶和捎帶。三是工作經費不足,工作保障難以到位。由於缺乏車輛編制和經費,致使22個司法所沒有車輛,出現了處置糾紛趕赴現場不及時的問題,也嚴重製約著司法所各項工作的開展,也直接導致群眾對司法行政工作不滿意。四是司法行政機關待遇差,難以激發幹部職工工作積極性。法庭、派出所、財政所都已是副科級機構,但司法所還是股級,在工作協調中存在一定的難度;司法所當前承擔著監管四種罪犯的職能職責,但卻沒有轉警,沒有賦予其相應職權,履行職能職責存在許多困難;縣級司法行政機關人員經常到一線處置群體性問題和化解糾紛,但卻沒有崗位津貼,嚴重挫傷幹部職工工作積極性。
四、幹部隊伍服務能力、水平、質量整體還不夠高。主要體現在:一是部分幹部職工綜合素質不夠高。思想政治、科學文化、法律素養、宣傳能力、科技信息化技術應用和做群眾工作的能力、水平不高,也致使工作中慢作為的現象出現或者少數不作為、個別亂作為的現象。二是不善於缺乏「面對面」做群眾工作,不善於接近群眾,不會講群眾語言,不會用群眾的方法思考問題,不會把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與群眾的需求、與當地實際相結合,更好、更有效地為群眾服務。三是不會把好事辦好,實事辦實。雖然法律援助、法律服務、公證、安置幫教、法制宣傳等都是事關群眾利益和好處的事。但由於不講究做事的方式方法,作風不細致、態度不和藹、工作不扎實,好事辦不好,實事辦不實。沒有盡最大可能地應用司法行政資源更多地幫助辦好群眾關心的,亟待解決的困難事。沒有把群眾要求解決的瑣事、雜事和群眾關注的「小事」辦好辦實。四是沒有做到心裡裝著大眾,遇事想著群眾。司法行政每項職能職責都與人民群眾息息相關,但還沒有把「心裡一定要裝著群眾,做什麼事、開展什麼工作,都要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解群眾之所難,處處關心群眾的疾苦,時刻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做群眾的知心人和貼心人。」的理念溶入血液里,變成每個幹部的實際行動。
五、社會管理創新不夠,群眾感受到的實惠還不多。主要是在社區矯正、安置幫教、法律援助、公證事項辦理、律師和法律服務工作者的管理、指導人民調解、司法鑒定等工作中的創新舉措還不很多,群眾感受到的實惠還不很多;在促進和維護公平正義方面發揮的作用還不夠強大和明顯,在促進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方面還做得不是特別到位;在實施民生改善和保障工程還沒有做到通過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實現最大化、無縫隙、全覆蓋、無盲點地服務好群眾。
提高人民群眾對司法行工作滿意度的建議和對策
一、深入實際加強調查研究,切實准確了解掌握群眾之所需、之所盼,增強群眾滿意度工作針對性、時效性
經過調查研究,新形勢下,群眾對於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很多,但總體來說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需要穩定良好的社會治安秩序。希望解決好治安突出問題,生命財產得到保障,工作、生產、生活更加安全。二是公正執法方面。希望司法行政幹部嚴格執法、秉公辦事,切實增強法律保障力度和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更好地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三是社會管理服務方面。希望司法行政機關辦事更快捷、更方面、更高效,對社會管理更加人性化,對社會服務更熱情、更到位、更文明,社會更加安定有序。具體來說主要反映在:一是對普法的希望是採取群眾喜聞樂見的宣傳方式方法和途徑宣傳,將法律規定融入法制文藝節目演出或通俗易懂、易記、易掌握的形式宣傳,積極從傳統普法模式向創新性現代化普法形式轉變;二是期望人民調解更多地及時化解矛盾糾紛,盡可能讓矛盾糾紛不出村、不出鄉鎮;期望在社區矯正監管改造和安置幫教工作中,在嚴格管理的同時融入人性化因素,多幫助被監管對象解決生產生活難題;期望在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務工作中,切實幫助當事人調查取證,切實從事實認定、法律適用、法律程序上維護其合法權益,切實維護公平正義。三是群眾期望幹部職工的思想理念更加先進、作風更加優良、履職能力更強、工作質量更好和效率更高,隨時能夠獲得更好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務。
二、全方位加大宣傳力度,切實提高群眾對司法行政工作知曉率、認知度。一是組建宣傳機構,引進高素質寫作人才,建立一支強有力的宣傳隊伍。二是抓緊建設獨立的門戶網站、在電視、報刊、廣播等媒體上開辟專題宣傳欄目,辦好簡報信息、工作動態、刊物等載體。三是加強全系統人員宣傳工作能力的培訓提升,把全系統人員都培養成宣傳能手。四是大力宣傳司法行政為民服務的好做法好成效以及典型事例、先進人物,大力宣傳本系統求真務實、便民利民、創先爭優、幹事創業的做法、經驗和成效,更多地引起廣大群眾的關注和好評。
三、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全面提升司法行政新形象。一是把握主旨,提高認識,把人民群眾對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作為根本價值取向。首先是准確把握群眾滿意在司法行政工作領域的深刻內涵和具體表現。群眾滿意度就是群眾對司法行政機關工作和社會形象整體的評價,是對司法行政的信任、理解、支持、配合,是對司法行政的崇尚、尊重。其次是深入理解群眾滿意這一目標的現實意義。司法行政工作是否落到實處、幹部職工作風是否轉變、是否保持良好精神狀態,最重要的是讓群眾來評、看工作結果、看工作成效。再次是充分認識不顧群眾是否滿意,脫離群眾思想的嚴重危害以及在司法行政實踐中貫徹群眾路線的重大意義。必須運用人民賦予的權力為人民服務,保障群眾合法權益,為群眾謀利益,決不能用來謀取個人或小團體的私利,不能只考慮自身工作的方便而漠視群眾的方便和利益。最大限度地提高群眾滿意度。二是立足本職,多辦實事,讓人民群眾感受公平正義和熱情服務,讓人民群眾關心的問題得到公平公正及時有效地解決。首先要把群眾的安全感和滿意度作為檢驗和衡量工作的根本標准,認真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切實增強罪犯監管改造工作的針對性、主動性、有效性。積極參與「打黑除惡」、「兩搶一盜」等專項斗爭,切實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社會治安突出問題,鞏固和擴大嚴打整治斗爭成果,確保社會治安持續穩定,確保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和滿意度不斷提高。其次要牢固樹立公平正義的理念,把執法活動作為維護公平正義的具體實踐,不斷完善和創新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務體系,讓人民群眾從我們承辦的每一起案件、處理的每一起糾紛、解答的每一次咨詢、化解的每一個矛盾中,感受到社會的公平正義。再次要在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面,把方便人民群眾工作生活、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作為司法行政機關發揮職能作用、強化社會管理的主要方向,把觀念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作為司法行政機關社會管理改革的重點,積極研究推出新的便民、利民、惠民措施,最大限度地增進群眾信任感、幸福感。最後要圍繞黨委中心工作,妥善解決群眾實際問題。針對當前新農村建設工作,通過普法依法治理和法律服務,幫助群眾提高法律素質,增強群眾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合法利益的能力。結合平安建設工作,利用司法行政資源優勢幫助群眾抓好平安鄉村、平安社區等基層創建活動,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多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三是拓寬渠道,貼近群眾,使群眾更多地了解和更廣泛地參與司法行政工作 ,讓群眾感受到更多實惠。首先是要進一步深化政務公開,讓群眾更多地了解司法行政工作職責。通過設置政務公開欄、網站、宣傳櫥窗等方式深化政務公開,讓群眾更多的了解司法行政職責,增強參與、支持、配合司法行政機關工作的自覺性。其次是要通過召開座談會、發放徵求意見表、與群眾談心等方式自覺接受社會各界的監督。採取「請進來,走出去」的方式,深入鄉鎮村組,主動貼近群眾,廣泛徵求意見,並對征詢的意見和建議,認真分類整理,針對工作的薄弱環節及時完善制度,擴大工作成果。再次是要依託服務等「窗口」部門的工作,樹立良好機關形象,讓更多的群眾了解、支持和參與司法行政工作。從小處著手,貼近群眾,方便群眾來訪咨詢。如在辦公樓大廳設置科室公告牌,辦事流程圖等方便群眾來訪、預約等,避免群眾重復來訪,節約辦事成本。最後在咨詢解答中,盡可能地告知群眾權利義務,保障群眾合法權益。可以利用告知書、明白卡、宣傳冊等,明確告知當事人享有的權利以及救濟途徑。在工作中堅持以人為本,一視同仁,實現讓人民群眾滿意的目標。
四、全面加強社會管理創新,更多地滿足廣大群眾的渴求。一是強化監管和幫教,扎實做好社區矯正和刑釋解教工作。刑釋解教人員是一個特殊、敏感群體,這個群體的問題解決不好,將直接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這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動員全社會力量,實施整體聯動;要有新舉措,創造新載體,要根據當前釋解人員的特點,在不斷拓寬就業途徑,教育其適應形勢,轉變就業觀念,努力提高就業安置水平的基礎上,盡可能根據釋解人員的就業技能和水平進行安置。加強教育培訓,加強對釋解人員的就業觀念教育和就業技能培訓,引導他們摒棄好逸惡勞思想,從自身的實際情況出發,努力學得一技之長,靠誠實勞動解決自己的生計問題。以人為本,積極為釋解人員辦實事。能夠實現再就業的幫助安置就業,符合低保條件的解決低保問題,不符合低保的,予以臨時救濟。二是全面加強普法方式方法創新,切實增強宣傳效果。加快從傳統普法向現代普法的轉變,積極開展靶式普法、訂單式普法、聯合普法、文化普法、樓宇電視和政務微博等新媒體普法,加大法治縣鄉創建力度,管在關鍵點、避免形式化,切實有效開展。三是加大人民調解法貫徹執行力度,強化網路建設,全面提升調解員隊伍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和水平。積極爭取政府解決調解員補貼,爭取設立專職調解員,大力加強矛盾糾紛預防和排查化解,確保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四是積極探索和拓展法律援助措施,積極推進「點援制」,深入總結人民滿意法律援助新模式。加強法律援助義務值班解答法律咨詢正常化管理,積極將疑難糾紛調解和刑事和解納入法律援助試點,總結經驗推廣實施,真正實現應援盡援。五是全面堅強律師、公證員、法律服務工作者的管理,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教育引導他們統籌兼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切實履行應盡義務和職責,真正維護好實現好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和公平正義。六是全面加強協調溝通力度,爭取人財物支持,大力加強基層基礎設施建設,切實樹立司法行政新形象。積極爭取人員編制和車輛編制,解決好司法所人員和交通工具問題。積極爭取相關政策支持,努力解決好乾部隊伍待遇問題,切實提高幹部工作積極性。全力打造辦事大廳,努力為群眾辦事提供良好的環境,最大限度地讓群眾滿意。
五、全面加強幹部隊伍能力建設,為大幅提升群眾滿意度提供堅強保證。一是要全面提升做好群眾工作的能力。教育引導幹部要時時處處用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這面鏡子對照自己,始終堅持親民、愛民、為民。經常地自覺從幹部隊伍自身找原因,群眾觀念是否淡漠了,是否缺乏做群眾工作的方法、經驗,是否是喪失了與群眾打成一片的優良作風,化解矛盾、處理問題是否堅持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幹部是否是浮在上面、沉不到一線,與群眾打交道少了、心理距離遠了,是否做到感情上與群眾「心連心」,工作中與群眾「面對面」,為群眾辦事「實打實」,向群眾宣傳「情牽情」,真正把群眾工作做實、做好,實現人民群眾滿意。三是要扎扎實實辦好事、辦實事。首先要教育幹部要經常捫心自問,將心比心,多做換位思考,把群眾當成自己的親人來對待,把群眾的事情作為自己的事情來辦理。自己在這個崗位上為群眾到底做了什麼,還有什麼沒有做到,可不可以做得更好。其次要深入群眾、貼近群眾、服務群眾,當好群眾的貼心人。每個幹部職工必須在實踐中鍛煉和提升做好群眾工作的能力,善於接近群眾,會講群眾語言,會用群眾的方法思考問題,會把法律法規、黨的方針政策與群眾的需求、與當地實際相結合,更好、更有效地為群眾服務。再次是要認認真真為群眾更多地解決具體問題、更多地辦實事,把群眾工作落到實處。群眾利益無小事,不但要做好維護穩定和促進發展經濟這件大事,也要把群眾要求解決的瑣事、雜事和群眾關注的「小事」辦好辦實。最後是要善用群眾語言和群眾樂於接受的形式與之進行溝通,注重面對面的溝通、心與心的交流。無論是宣講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還是宣講法律法規,幫助群眾學法、懂法、守法,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達利益訴求,學會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都要把解決群眾思想困惑和現實問題結合起來,把話說到點子上,努力解開思想疙瘩,在宣傳中建立感情,在宣傳中形成互信,在宣傳中贏得民心。三是要全面提升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首先要強化幹部職工核心價值觀和社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作為首要價值追求;其次加強法律法規以及各項方針政策的學習培訓,熟練掌握程序性、實體性和時效性規定,自覺從實體、程序和時效上維護公平正義,讓人民群眾感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再次是加大對不維護公平正義的人和事的處理力度,全面促進公平正義得到最廣泛的維護。四是全面提升幹部職工在新媒體時代引導能力。要最廣泛地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法律法規、司法行政重大決策部署、司法行政在維護穩定、社會管理、服務群眾等方面作出的重大貢獻以及司法行政戰線英雄模範人物的感人事跡,最大限度地增加輿論的「正能量」。堅決杜絕「大丑惡」事件發生。五是全面提升幹部隊伍科技信息化應用能力。落實「誰擁有先進科技手段,占據信息優勢,誰就掌握主動,贏得未來」的理念,牢固樹立向科技要效率、人力和向信息化要戰鬥力的理念,大力推進司法行政工作信息化建設,加強幹部隊伍科技信息化能力的培訓提高。六是全面提升幹部隊伍拒腐防變能力。要深刻認識拒腐防變的重要性、緊迫性,毫不動搖地堅持從嚴治警的方針,嚴格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抓好班子、帶好隊伍,努力促進幹警清正、隊伍清廉、司法清明。抓住用制度管人管事這個根本,圍繞容易滋生腐敗問題的重點領域、關鍵環節、重點崗位,健全制度規定,強化廉政風險防控,從源頭上預防腐敗問題的發生。學會在法治軌道上用權,保持清廉本色,堅守精神高地。

Ⅶ 怎樣取得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證書

《基層法律服務抄工作者管理辦法襲》第九條 設區的市級或者直轄市的區(縣)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核准,頒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第六條 申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二)高等學校法律專業本科畢業,參加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行政機關組織的考試合格;

(三)品行良好;

(四)身體健康;

(五) 在基層法律服務所實習滿一年,但具有二年以上其他法律職業經歷的除外。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自治縣(旗),國務院審批確定的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西部地區省、自治區、直轄市所轄縣,可以將前款第二項規定的學歷專業條件放寬為高等學校法律專業專科畢業,或者非法律專業本科畢業並具有法律專業知識。

(7)基層公共法律服務工作現狀擴展閱讀:

第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員,不得參加本辦法第六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的考試或者申請執業核准:

(一)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處罰的;

(二)被開除公職的;

(三)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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