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圓明園過去和現在的文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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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明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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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明園位於中國北京市區西北的海淀區，是一組清代的大型皇家園林，由圓明園及其附園長春園和綺春園（後改稱萬春園）組成，通稱為「圓明三園」。圓明園規模宏偉，融會了各式園林風格，運用了各種造園技巧，被大多數中國園林學家認為是中國園林藝術史上的頂峰作品。清朝時一些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參觀圓明園之後將其稱作「萬園之園」。
1860年，圓明園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英法聯軍焚毀，現僅存遺址。1988年，圓明園遺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並被中國政府列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圓明園遺址的中部和東部成立了「圓明園遺址公園」，2008年7月29日，圓明園管理局宣布開放九州景區。至此，圓明園已經開放全園面積的五分之四。整個圓明園估計到2010年左右正式全面開放。
圓明園的始建年代至今尚有爭議。最普遍的說法是，圓明園始建於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其根據是乾隆年間編纂出版的《欽定日下舊聞考》。第二種比較普遍的說法是，此地原為明代故園，經過清康熙帝四十八年修葺後，賜予皇四子胤禛。明代故園說，起始於清同治十年（1871年）徐樹鈞的《圓明園詞序》，此文肯定圓明園地域內原有太監別業，但未提出證據。除以上兩種說法外，還有圓明園始建於康熙三十九年前後、康熙四十年等說法，另外還有清代初年、康熙四十年以後、康熙末年等籠統的說法。2005年張恩蔭根據《康熙實錄》提出圓明園始建不會晚於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
圓明園本來是康熙帝賜給皇四子胤禛（後來繼位為雍正帝）的賜園，原名為「鏤月開雲」。最初時它的規模甚小，只有300餘畝。雍正帝即位後，從雍正三年（1725年）起分別向東、西、北三個方向擴展，首先在原賜園的南面增建了宮殿建築，使之成為兼具聽政功能的園林。在他主政時，圓明園也利用多泉的沼澤地形修建了許多大中型水景，並築造河道，疊石造山，形成山水層疊的格局。雍正帝命名了園中二十八景，如「牡丹台」、「杏花館」、「卍字殿」等。
雍正之後的乾隆帝於乾隆二年（1737年）移居圓明園，對該園進行第二次擴建。乾隆帝親自主持了圓明園的擴建。擴建工程於乾隆九年大致告一段落，形成了「圓明園四十景」。乾隆帝熱衷於遊冶，一生多次造訪江南，廣泛地吸取各地園林的精華，融入圓明園中。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圓明園的營建工作基本告一段落，由乾隆帝欽定了四十景，分別賦詩，並命畫師繪畫修飾，此即《圓明園圖詠》。
在圓明園建成之後，其東面和南面又先後興建了兩座附園，即長春園和綺春園。長春園始建於乾隆三年（1738年），於乾隆十四年（1749年）落成。綺春園則是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由許多親王、公主賜園合並而成，嘉慶年間又擴建西路，並入親王及公主賜園。圓明、長春、綺春三園相對獨立又互相連通，總體上以圓明園為主，因此一般統稱為「圓明三園」或「圓明園」。
嘉慶年間，圓明三園依然有所增建。嘉慶之後，由於國力衰敗，清朝皇室再也無力對該園進行大規模的修葺，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咸豐十年（1860年）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焚毀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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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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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明園集中了中國園林藝術的精粹，融會了東西各種建築風格，大量運用對景、障景、借景、透景等空間處理技巧，匯聚各種造園手法，堪稱是中國園林藝術之集大成者和頂峰傑作，被西方國家稱作「萬園之園」或「東方凡爾賽宮」。
整個圓明園的規模宏大，三園的總平面呈倒「品」字形，佔地面積約350萬平方米，周長10餘公里。三園共有園景123處，其中圓明園69處，長春園24處，綺春園30處，總建築面積超過16萬平方米。三園設園門19座，水閘5座。園內有殿堂樓閣、軒館廊榭等各種建築140多組，木製和石制橋梁100多座，各種風景點100多處，還收藏了大量珍貴的圖書、字畫和文房珍寶，如《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和《淳化閣帖》摹版等。
圓明園是一座以水為主題的水景園，水面佔全園面積的一半以上。它的水主要來自玉泉山，通過頤和園的昆明湖和清河支流萬泉河，由西馬廠鐵閘從西北注入圓明園的紫碧山房，然後散布於各園。這種將水源布置在西北角的布局參考了中國神話中天下之水發源於昆侖山的傳說。雍正年間大規模修整了水道，將全園的湖泊相連，形成了整座園林的脈絡。這些河道、湖泊和遍布全園的假山、島嶼等相互烘托映襯，具有山水寫意畫般的意境。
圓明園的景觀大量取材於中國的神話傳說和詩畫意境，如方壺勝境、蓬島瑤台（蓬萊仙島）、武陵春色（桃花源）、上下天光（洞庭湖）、杏花春館（仿杜牧杏花村詩意）等。園內仿建了許多江南名勝，稱為「縮景」，如取自杭州的「西湖十景」（西湖十景全部仿建，其中一些被計入圓明園四十景）、取自廬山的西峰秀色、取自海寧安瀾園的四宜書屋、取自南京瞻園的茹園、取自蘇州獅子林的獅子林、取自杭州汪氏庄園的小有天園等。此外長春園北部還有歐式建築群——西洋樓。
圓明園主要供遊玩和休憩之用，但後來帝王們經常在此處理政事，因此園內也有許多宮殿和其他建築，如住宅、廟宇、戲樓、市肆、藏書樓、船塢等。圓明園的建築尺度比一般的皇家建築要小，顯得比較親切。建築的平面造型豐富多樣，出現了許多罕見的建築平面，如卍字形、書卷形、眉月形、田字形、方勝形、套環形等。除極少數殿堂外，建築的外觀裝飾樸素雅緻，多用小式灰瓦、卷棚頂，與自然環境相協調，而內部裝潢則大都富麗堂皇，極盡奢華之能事。在圓明園的周圍，還修建了用於觀賞遊玩的數座皇家園林（參見三山五園），親王公主賜園，翰林院、集賢館臣僚辦公退居的花園，以及泉宗廟花園、聖化寺花園、紫竹院花園等行宮花園。
圓明園內的植被和動物配置十分豐富。三園中以植物命名的景點約150處，佔全園景點總數的六分之一。根據嘉慶時期圓明園內工檔記載，園內主要綠化植物花木有天台松、馬尾松、果松、刺松、白果、梧桐、桑、柏、垂楊柳、觀音柳、桃、杏、李、栗、榛、柿、海棠、玉蘭、丁香、玫瑰、山茶、梔子、波斯桃、文冠果、金銀花、連翹、棣棠、荷花、烏沙爾器、金蓮花、紫藤、石榴、葡萄、佛手、探春、芍葯、牡丹、茉莉、蘭草、桂花、梅、竹、芭蕉、羅漢松等80餘種。園內散布白鶴、孔雀、錦雞、白鷳、鴛鴦、鳳頭鴨、梅花鹿、麋鹿等鳥獸。
作為平地建起的人工山水園，圓明園總體布局是比較成功的，但也存在一些缺點。最早落成的西部園區河道過窄，建築過於密集，存在園林布景簡單重復、部分空間空淡乏味（如安佑宮、山高水長、洞天深處）的情況。綺春園的平面構圖則過於散漫，沒有形成一條合理的游覽路線。長春園的山水比例尺度最為成功。
圓明園經西方傳教士介紹至歐洲後，對歐洲傳統的法式幾何圖案人工園林和英式純自然風景園造成了沖擊，人工建築與自然山水結合的中國式園林風格開始引入西方。英國造園師為肯特公爵建造的邱園（Kew Garden）即參考了中國的造園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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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毀與殘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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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明園的毀敗始於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的大規模縱火搶劫。圓明園被焚後經清室整修，尚有部分建築倖存。1900年，北京被八國聯軍攻佔，圓明園在混亂中遭到附近駐軍和匪民的劫掠，殘存建築大部被毀。清朝滅亡後，圓明園遺址無人看護。殘存的石料大多被掠去，殘存的建築和園牆也因人口的大量遷入大多遭到平毀。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於1860年10月6日攻抵北京德勝門、安定門等處，僧格林沁和瑞麟部士兵紛紛退至圓明園一帶，英法聯軍遂追至圓明園。聯軍士兵起初尚相勸戒，勿進入園中，恐中國日後以失物索賠，但不久於黃昏間即有數千名法軍士兵沖入圓明園，守園的官兵寡不敵眾。見法軍展開搶劫，英軍司令格蘭特遂批准英軍入園。聯軍士兵大肆劫掠園中的珍寶和陳設物。根據英國官員事後估算，被掠走的文物珍寶（金銀、寶石、綢緞和古玩陳設等）價值達600萬英鎊之多，因不識其價值或因搬運不便而被毀壞的珍本圖書、佛塔、瓷器、傢具等價值與此相仿。由於此前清廷談判代表曾拘捕英國軍使巴夏禮一行，並曾將其囚禁於圓明園中，英軍在園中發現《泰晤士報》隨軍記者被肢解的屍體，英軍統帥詹姆斯·布魯斯，第八代額爾金伯爵遂以「對外交人員實施虐待」為由，於10月18日下令放火燒園，以作為對清廷的懲罰。英軍第一軍團一部於10月18日起在園中各處縱火，同時派出分隊焚毀附近的靜宜園、靜明園、清漪園、暢春園等皇家園林。圓明園大火持續了兩天，300多名太監和宮女葬身火海。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曾對此給予強烈譴責，稱之為「兩個強盜的勝利」。
圓明園被焚毀的原因，中國官方史學界的說法是英法聯軍為掩蓋其野蠻劫掠而放火滅跡，但是自1980年代以來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認為是由於清朝不遵守基本的外交禮儀，將英法的談判人員，悉數關押，導致39人中的26人，被折磨致死。英法聯軍進入北京後，發現這一狀況，出於對清朝皇帝的報復，而採取火燒圓明園的策略。英法聯軍之所以選擇焚燒圓明園主要是因為，皇宮（今天人們稱之為故宮）是一國政權的象徵，而圓明園是皇帝的私人園林，額爾金伯爵要懲罰的是當時的皇帝咸豐，而不是中國人民。有關這段歷史可參見三聯書店出版的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的《鴉片戰爭》。
圓明園被焚後，尚有部分景點倖存。據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內務府調查報告，園內倖存建築有圓明園的廓然大公、紫碧山房、魚躍鳶飛、耕雲堂、慎修思永、知過堂、課農軒、順木天、春雨軒、杏花春館、文昌閣、魁星閣、蓬島瑤台、萬方安和十字亭、藏舟塢，長春園的林淵錦鏡、海岳開襟，綺春園大宮門、庄嚴法界、正覺寺等建築。同治十二年，慈禧太後和同治帝打算擇要重修圓明園，計劃修復圓明園前朝區、九洲區，以及福海以西以北的少數景點，並將綺春園擇要修復，改名「萬春園」，作為慈禧太後居所。但該計劃終因財力不足而在開工11個月後作罷。此後對園內一些景點仍有小規模維修，慈禧太後和光緒帝曾多次到園中游幸。此時的圓明園除倖存建築外仍保留有大量的名貴花木、山水疊石、建築基址，橋梁、道路、園牆和園門大多完好。
1900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清庭再次逃亡。在混亂中，圓明園又遭到附近駐軍和匪民的趁火打劫。園內殘存建築除新宮門（綺春園宮門）有庄戶保護外，全被土匪推倒拆毀，拆賣磚瓦木料。園內的古樹名木、木質橋梁以及建築地基中的木樁，全部被劫運往附近的清河鎮出售。
清朝滅亡後的數十年裡，圓明園遺址繼續受到劫掠。園內的方磚、條石、石料、漢白玉雕刻、太湖石、青片石紛紛被軍閥官僚運走修建私園和陵墓，圓明園虎皮石圍牆被拆除修路。此外也有一部分圓明園遺物被安放於公共場所，如長春園門銅麒麟、安佑宮丹陛石、水木明瑟碑先後於1910年至1937年被移往頤和園；安佑宮華表、石麒麟、西洋樓線法橋和翻尾石魚、梅石碑、蒔花碑、文源閣碑被分別移至燕京大學和北京圖書館舊館；蘭亭碑和「青蓮朵」等珍貴太湖石於1915年移往中山公園；長春園大東門石獅子及基座移至正陽門和新華門。西洋樓遺址的漢白玉及磚瓦也多被軍閥官僚運走，或被各家石作坊買去，就地改刻為其他石料。1928年大水法遺址石料被拆走修建綏遠陣亡將士碑。日佔時期，園內部分遺址在「獎勵農業」的口號下被平山填湖，改為水田。
1950年代，曾計劃將中國科學院北京植物園定址於此，但1960年代園內土地大多被附近生產隊改為農田，大量人口迅速湧入，相繼拆除了圓明園福海石駁岸、舍衛城殘餘城牆及地基、萬春園三孔橋、運料門、長春園七孔閘等殘存建築，以及殘留的全部園牆，並砍伐了園內殘存的唯一一株花神廟古樹。特別是1975年以後，各單位在園內大量平毀土山、填平湖泊、砍伐樹木，修建工廠、養豬場、養雞場，圓明園遺址原有山形水系和殘存的古樹植被徹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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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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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70餘年的殘毀後，圓明園已成荒地。目前圓明三園內有跡可考的遺址大多分布在西洋樓一帶，包括海晏堂大錫海，諧奇趣、方外觀殘存石柱石台，大水法西洋式石門及噴水池，綺春園單孔橋，圓明園別有洞天石舫等。
圓明園被劫掠後，園內價值連城的珍寶大量流失於海外。在歐洲各博物館收藏有來自圓明園的藏品，如《女史箴圖》（藏於大英博物館）、《圓明園四十景圖詠》（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文源閣版《四庫全書》殘本和瓷器、佛像、佛塔（多集中於法國楓丹白露宮）等。圓明園其他珍寶絕大多數已無可考察。
被英法聯軍於1860年盜走的海晏堂「水力鍾」噴泉12生肖銅像，目前已知尚存的遺珍中，牛首、虎首、猴首銅像已於2000年4月在香港佳士得拍賣會上被北京保利集團以3137萬港幣（牛首、猴首1539萬、虎首1544萬）標得，2003年9月一間名為貞觀國際拍賣（香港）有限公司宣布會拍賣狗首銅像，但被外界質疑真偽，最後該公司收回貨品，取消拍賣，同月何鴻燊出資600萬餘元購回豬首銅像，並捐贈給保利藝術博物館，現都展存於東直門南大街14號保利大廈二層之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兔首及鼠首銅像則存於一名歐洲私人收藏家手中。馬首原收藏於台灣，由何鴻燊於2007年9月下旬（即在香港蘇富比拍賣行原定將之拍賣之前夕）以6910萬港元（據當日匯率摺合人民幣6673.678萬元）成功投得並贈與中國政府；在拍賣前，中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公開表態：堅決反對公開拍賣該銅像。另外此前龍、蛇、羊、雞、狗一直杳無音信，其是否存世學術界一直沒有定論。
圓明三園現在可供游覽的景點主要是綺春園、長春園和圓明園福海的殘跡，重點有正覺寺、西洋樓和含經堂遺址等。正覺寺是唯一一組歷經1860年和1900年兩次劫難而完整留存下來的建築物。寺廟坐北朝南，主要建築有山門、天王殿、正殿、東西配殿、後樓、禪院和八角亭等。但1970年代，這里改為工廠的廠房和生活區，拆毀嚴重，現僅存山門和東西配殿等少數建築。圓明園九洲景區廢墟已清理完畢，但未開放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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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狀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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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期開始，就陸續有工廠和居民遷入圓明園遺址從事生產活動或居住。遷入者在園內平山填湖、毀園還耕，給遺址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根據1951年周恩來對圓明園的指示，北京市規劃局、北京市園林局以及海淀區綠化隊對圓明園遺址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保護和綠化。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圓明園遺址再次遭到破壞，建築基址和山形水系僅存輪廓。
1976年11月17日，海淀區設立了圓明園管理處，圓明園遺址開始得到中國政府的有效保護。管理處對圓明園東半部和西洋樓一帶的建築遺址進行了整理，1983年開始恢復長春園圍牆，1984年修整福海景區，1988年6月29日建成圓明園遺址公園對外開放。福海、綺春園大宮門、仙人承露台、鑒碧亭、西洋樓萬花陣等少數幾處景點得到復建。
1980年代後，關於圓明園是否要復建的問題，中國國內曾出現過一些爭論。支持者們認為復建圓明園可以展現國家強盛的形象，並提升民族的自尊心。而反對者們則認為那不過是造了一堆假古董，也是對中國近代史的不尊重。2006年9月22日，橫店集團宣布將集資200億，在浙江橫店以1：1比例重建圓明園，不僅包括建築和水域，也包括建築內部裝飾和裝飾品（仿品）。
2000年和2002年，北京市政府先後公布《圓明園遺址公園規劃》和《圓明園遺址保護專項規劃》。在這兩份規劃中，提出「整體保護，科學修整，合理利用」的方針，將圓明園定位為遺址公園，以「愛國主義教育」和「歷史見證」為主旨。遺址內不進行新的構思，不增加新的景觀，重點修復原有的山形水系，允許復建長春園含經堂、正覺寺和圓明園大宮門等部分景點，但須嚴格按原樣恢復。同時佔用遺址的工廠和居民也必須遷出。
雖然當地政府已經加強了對圓明園遺址的保護，遺址仍然受到旅遊開發、影視拍攝等商業行為的破壞。圓明園管理處採取的某些保護措施也受到批評。2005年2月，圓明園管理處開始在遺址內1.33平方公里的水底鋪設防滲膜。雖然管理處聲稱這一工程的目的是防止湖水和河水滲漏，是應對北京地下水位嚴重下降的不得已和常規的辦法，仍然被環保人士批評為實際是對遺址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同時媒體披露包括防滲工程程序違法、大量資金去向不明和將湖心島蓬島瑤台西院租給私人使用等諸多管理問題。
2007年12月 ，人民網調查顯示，超過七成網友反對重建或修復圓明園，大部分網友認為，中國國恥不能忘，不應復建圓明園。
2008年2月18日，浙江農民企業家徐文榮，昨日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宣布，耗資200億元人民幣、總規劃面積6000餘畝的圓明新園今年將在浙江橫店動工興建，目前圓明新園全部西洋建築和40個中式景點的設計已完成。
㈡ 湖南省雙峰縣朝陽小區的房子為什麼5年之內不能買賣呢
因為該小區的房子屬於經濟適用房，根據國家相關規定，經濟適用房五年內不能上市交易。
經濟適用住房是指已經列入國家計劃，由城市政府組織房地產開發企業或者集資建房單位建造，以微利價向城鎮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住房。經濟性是指住宅價格相對於市場價格而言，是適中的、能夠適應中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
國務院2007年制定的《經濟適用房管理辦法》中，對經適房上市做了明確的規定。
購買經濟適用住房不滿5年，不得直接上市交易，購房人因特殊原因確需轉讓經濟適用住房的，由政府按照原價格並考慮折舊和物價水平等因素進行回購。
購買經濟適用住房滿5年，購房人上市轉讓經濟適用住房的，應按照屆時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與經濟適用住房差價的一定比例向政府交納土地收益等相關價款，具體交納比例由市、縣人民政府確定，政府可優先回購；購房人也可以按照政府所定的標准向政府交納土地收益等相關價款後，取得完全產權。
㈢ 雙峰的公司法人變更流程和需要的材料是什麼
雙峰公司法人變更的流程和材料如下：
一、公司變更法人需要什麼材料?
1.營業執照：
(1)公司變更申請表(蓋章簽名)
(2)股東會決議(蓋章簽名)
(3)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蓋章簽名)
(4)營業執照正/副本
(5)新舊法人身份證原件加復印件加蓋公章
(6)涉及到變更股權變更的要提交轉讓合同
2.代碼:
(1)代碼證正副本
(2)組織機構代碼申請表(蓋章)
(3)法人身份證復印件(蓋章)
(4)營業執照副本(蓋章)
3.國稅：
(1)國稅證正副本
(2)變更稅務申請表
(3)營業執照副本(原件加復印件)
(4)公司變更通知書(原件加復印件)
(5)股東會決議
(6)章程(或章程修正)
(7)新法人身份證原件及復印件
(8)所以復印件加蓋公章
(9)涉及到變更股權變更的要提交轉讓合同
4.地稅：
(1)地稅正副本
(2)變更稅務申請表
(3)營業執照副本(原件加復印件)
(4)公司變更通知書(原件加復印件)
(5)股東會決議
(6)新法人身份證原件加復印件
(7)所以復印件加蓋公章
(8)涉及到變更股權變更的要提交轉讓合同
二、企業法人變更的流程
1.整理需要變更的信息，並在工商局網上登記界面記性初審提交，3-5個工作日審核通過;
2.下載並列印審核通過的材料，進行相關的填寫;
3.打電話到工商局預約遞交材料的時間(目前北京市轄區基本都是電話預約交件時間);
4.按照預約的時間到工商局遞交企業法人變更的材料;
5.等待5個工作日領取新的營業執照;
6.辦理組織機構代碼證的企業法人變更;
7.辦理稅務登記證的企業法人變更;
8.辦理銀行開戶許可證企業法人變更。
㈣ 近代歷史「名人面對面」
簡介
林則徐（1785年8月30日－1850年11月22日），漢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 福州）人，字元撫，又字少穆、石麟，晚號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櫟社散人等等。是中國清朝後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詩人，是中華民族抵禦外辱過程中偉大的民族英雄。官至一品，曾任湖廣總督、陝甘總督和雲貴總督，兩次受命為欽差大臣；因其主張嚴禁鴉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堅持維護中國主權和民族利益深受全世界中國人的敬仰。
主要功績是從英國手裡收繳全部鴉片近2萬箱，約237萬余斤。於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在虎門海灘上當眾銷毀。
名字的來由
則，學習、效法。
徐，指的是福建巡撫徐嗣曾。
元撫，以巡撫徐嗣曾為榜樣的意思。
少穆，石麟，據程恩澤《題林暘谷年丈飼鶴圖遺照》詩及注的解釋，林則徐出生那天晚上，林賓日「夢中親見鳳凰飛」，這使他立即聯想到有「天上石麒麟」之類的南朝才子徐陵（字少穆），以為是吉兆，因此在給兒子取名「則徐」之餘又給字「少穆」，「石麟」。
嘉慶三年(1798年)，林則徐中秀才，就讀鰲峰書院。嘉慶九年(1804年)中舉，任廈門海防同知書記，後入福建巡撫張師誠幕府。嘉慶十六年(1811年)進士，選為庶吉士，授編修。先後任江西鄉試副考官、雲南鄉試正考官。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任江南道監察御史轉浙江杭嘉湖道，任上修海塘，興水利，發展農業，頗有政聲。鴉片戰爭時期主張嚴禁鴉片、抵抗侵略的愛國政治家。史學界稱他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編輯本段]生平介紹
青少年
林則徐於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日)出生在福建侯官鼓東街(今福州市鼓樓區中山路)一個下層封建知識分子的家庭里。父親林賓日，以教讀、講學為生。僅靠父親教私塾的微薄收入無法維持生活，於是，母親用手工勞動來分擔家庭的困窘。
在科舉時代，林則徐的父母指望自己的兒子能在仕宦之途發達上升。林則徐性聰穎，在4歲時便由父親「懷之入塾，抱之膝上」，口授四書五經。在父親的精心培育下，較早地讀了儒家經傳。嘉慶三年(1798年)，他14歲中秀才後就到福建著名的鰲峰書院讀書，受教於具有實學的鄭光策和陳壽祺。在父親和親友的影響下，開始注意經世致用之學。嘉慶九年(1804年)，20歲中舉人。父親的淳淳教導使林則徐的學業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但此後由於家庭日難，外出當塾師。在十一年(1806年)秋，應房永清之聘到廈門任海防同知書記。這里的鴉片煙毒引起他的注意。同年，受新任福建巡撫張師誠的賞識招入幕府。他在張幕中獲知了不少清朝的掌故和兵、刑、禮、樂等知識以及官場經驗，為他日後的「入仕」准備了些必要條件。
入官場
嘉慶十六年(1811年)，林則徐會試中選，賜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開始進入了官場，實現了父母所期望的入仕做官。十九年(1814)授編修。此後歷任國史館協修、撰文官、翻書房行走、清秘堂辦事、江西鄉試副考官、雲南鄉試正考官、江南道監察御史。在京官時期，他矢志做一個濟世匡時的正直官吏。於是，他「文學而潛修」。為了通於政事，「益究心經世學，雖居清秘、於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綜核無遺」。在京師為官七年中，他廣泛搜集元、明以來幾十位專家關於興修畿輔水利的奏疏、著述，寫了《北直水利書》。書中明確指出「直隸水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農為天下本務，稻又為農家之本務」。認為只有發展華北水利，提倡種稻，就地解決漕糧，才能合理解決南糧北運及由此產生的漕運積弊問題。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林則徐曾在京參加過一些士大夫「雅歌投壺」的文藝團體「宣南詩社」，結識了龔自珍、魏源等人，在詩社裡進行詩文酬唱活動。
嘉慶二十五年(1820)七月，林則徐外任浙江杭嘉湖道。他積極甄拔人才，建議興修海塘水利，頗有作為。但他感到仕途上各種阻力難以應付，曾發泄「支左還絀右」「三嘆作吏難」這樣的苦悶。終於在次年七月借口父病辭職回籍。林則徐為人民做過許多好事，但由於性情過於急躁，請人寫「制怒」大字懸掛堂中以自警。
道光二年(1822年)四月復出，到浙江受任江南淮海道，未履任前曾署浙江鹽運使，整頓鹽政，取得成效。林則徐受到道光皇帝的寵信，很快跨入官場上青雲直上時期。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提任江蘇按察使。在任上，他整頓吏治、清理積案，平反冤獄，並把鴉片毒害視為社會弊端加以嚴禁。江蘇這一年夏秋之際大雨成災，松江飢民聚眾告災，洶洶將變。林則徐反對調兵鎮壓，親自赴松江安定災民，採取一系列救災措施，緩和了階級矛盾。年底入覲歸來，署江寧布政使，讓林則徐負責全省災賑事務。但道光四年秋，林則徐先後遭父母喪，在籍守制。直至十年正月再度出仕。
道光七年(1827)六月任陝西按察使、代理布政使，在任一月即調任江寧布政使。等待交接期間，陝南略陽一帶發生水災，遂留陝暫理原職，赴略陽察看災情，安置受災百姓，同時還參與了縣城移建事宜。往返陝南時，曾赴紫柏山張良廟、定軍山諸葛亮墓、武侯祠憑吊。他在《定軍山謁武侯墓》詩中寫道：「大星雖隕大名留，一線皇綱詡漢劉。抱膝之人知管樂，鞠躬終右匹伊周。定寒沔水居民淚，月黑祁山故壘秋。歸首定軍軍莫定，墓門深鎖陣雲愁。」
道光十年(1830年)服喪完畢。道光十年(1830)秋任湖北布政使，翌年春調任河南布政使，擢東河河道總督。從六月到次年七月，林則徐先後任湖北、河南、江寧布政使。「—歲之中，周歷三省、所至貪墨吏望風解緩。疆臣重其才，皆折節傾心下之。」他為清朝統治的長遠利益，銳意整頓財政，興修水利，救災辦賑」，「一時賢名滿天下。」十月，升任河東河道總督。面對關繫到河道民生重大問題，決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節，工固瀾安。」為了治理黃河，親自頂著寒風，步行幾百里，對備用的幾千個治水商梁秸進行檢查，還將沿河地勢，水流情況。繪畫張掛，便於了解和治理。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調任江蘇巡撫。從這一年起到十六年間，他對農業、漕務、水利、救災、吏治各方面都做出過成績，尤重提倡新的農耕技術，推廣新農具。他在實踐活動中認識到：「地力必資人力，土功皆屬農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疇多一分之利賴。」林則徐這種農耕思想，是在實際考察中體驗出來的。道光十二年(1833年)，江蘇大水災，林則徐不顧報災限期和朝廷斥責，詳盡陳述災情，呼籲緩征漕賦，提出「多寬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氣」請求，這對發展生產，蘇息民困在客觀上起了有利的作用。同時，他分析水災原因是由於吳淞江、黃浦江、婁河及與之相表裡的白茆河年久失修，逐年淤塞所致，於是決定興修白茆河、婁河，還修建海塘，這些在我國水利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在這一時期，林則徐對清王朝的財經政策、貿易政策提出異議，反對一概禁用洋錢，並第一次婉轉地向道光帝提出了一套自鑄銀幣，建立本國銀本位制度的主張。這是中國近代幣制改革的先聲。這也是適應政治經濟形勢變化，保護本國工商業者，保護民族經濟獨立發展，抵制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侵略的先進思想。
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升湖廣總督。面對湖北境內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濫成災，林則徐採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漢數千里長堤，安瀾普慶，並支河裡堤，亦無一處漫口，」對保障江漢沿岸州縣的生命財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林則徐整飭吏治，嚴懲貪贓枉法。「要正人，先正已」。「身教重於言教」，林則徐十分注意嚴格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則，處處為人表率。在出任湖北布政時，入湖北發出《傳牌》，禁止沿途阿諛奉迎，借端勒索。在總督任內，仍保持「一切秉公辦理」的作風。林則徐辦事兢兢業業，是當時官場中最廉明能幹、正直無私受群眾愛戴的好宮。
禁鴉片及之後經歷
當時鴉片問題漸成為政治性爭論問題之一。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倡「馳禁論」，請准民間販賣吸食，使鴉片走私合法化；道光十八年(1838年)，鴻爐寺卿黃爵滋提出「嚴禁論」，以重治吸食為先。林則徐曾向朝廷上奏，請求嚴禁鴉片。未等皇上批示，就開始在全省厲行禁煙，收繳煙土、煙膏與煙具，並配製「斷癮葯丸」，供人戒煙，成效卓著。隨後又一道奏摺，力陳煙禁特別是杜絕鴉片來源的重要性和禁煙方略，並針對反對派的駁斥強調說：「法當從嚴，若猶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舉棋不定的道光帝認識到嚴禁鴉片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可能性，於是，被迫接受嚴禁主張，決定禁煙。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皇帝特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粵查辦禁煙。
入廣州之前．林則徐先弄清廣州受鴉片毒害情況，查找各家煙館，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於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抵廣州，於二月初四(3月19日)，林則徐會同鄧延楨等傳訊十三行洋商，責令轉交諭帖，命外國鴉片販子限期繳煙，並具結保證今後永不夾帶鴉片，他還嚴正聲明：「若鴉片一日不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但外商拒絕交出，經過堅決的斗爭，挫敗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和鴉片販子，收繳全部鴉片近2萬箱，約237萬余斤。於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門海灘上當眾銷毀。道光18年11月15日，林則徐受命欽差大臣，已經來臨的1839是使禁煙史上最重要的翌年，對林則徐一生來說是最輝煌的歲月。
在查禁鴉片時期，林則徐曾在自己的府衙寫了一幅對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無欲則剛 」這幅對聯形象生動，寓意深刻。上聯諄諄告誡自己，要廣泛聽取各種不同意見，才能把事情辦好，立於不敗之地；下聯砥礪自己，當官必須堅決杜絕私慾，才能像大山那樣剛正不阿，挺立世間。林則徐提倡的這種精神，令人欽敬，為後人之鑒。
1839年3月10日林則徐經過兩個月的旅程到達廣州，成千上萬的人擠滿了珠江兩岸，人人爭睹欽差的風采。整個廣州都在等待和傾聽欽差大臣的聲音,林則徐的回答是第二天在轅門外貼出的兩張告示《收呈示稿》宣明欽差大臣道廣州的目的使查辦海口事件。另一個《關防示稿》無異於欽差大臣此行的第一個宣言，是採取禁煙行動的先聲。這個告示是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向廣州官員、百姓和外國人的首次公開亮相，它不僅再次以清廉告白天下，而且是為了駕奴極其復雜的局面。林則徐的日記記載，他當天住在越華書院。
1839年3月18日，林則徐發布兩個諭貼。3月19日下令禁止外國人離開廣州。3月21日下令包圍商館。3月22日下令查拿英國鴉片販子顛地。
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的到來，矛盾自然轉移到他身上，他到達當天，林則徐下令停泊在黃浦江上的一切外國船隻封艙，當天晚上封鎖商館，並且撤走一切差役和中國雇員。但是義律是一個十足的大流氓，面對林則徐的命令，出爾反爾，採取虎門銷煙場景展示(福州林則徐祠堂內)無賴、訛詐、欺騙、撒謊的卑鄙手法交替使用。義律狡猾多端，但不是林則徐的對手，3月28日，向林則徐呈送了《義律遵諭呈單繳煙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稟》。
從林則徐1839年3月10日到達廣州，到義律3月28日被迫同意繳出全部鴉片，總共18天，這充分說明了林則徐收繳鴉片第一回合的勝利。
林則徐與鄧廷楨等人會商後，就收繳的地點、驗收、押運、存儲、看管、守衛等各個環節做了無懈可擊的指令和安排。
4月10日林則徐、鄧廷楨鄧親赴虎門檢查收繳前各項准備工作。
4月11日開始收繳，林則徐親自監督收繳全過程。
5月18日，實用了34天，共收繳煙土19187箱，又2119袋，總重量1188127公斤。
收繳的這段日子，林則徐一刻不怠的監督這一龐雜的過程。日夜操勞，一絲不苟，無一紕漏。繳煙獲得了完全的勝利，但如此巨量的鴉片如何處置，外國人推測中國可能對鴉片實行專賣，從而使鴉片買賣合法化，但他們想錯了。林則徐報告道光皇帝，要求驗明實物數量，然後焚毀。道光對林則徐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他讓林則徐和鄧廷楨、怡良等人將收繳的鴉片就地銷毀。
6月3日，歷時23天的虎門銷煙，在林則徐的指揮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華民族決不屈服於侵略的決心。虎門銷煙，是人類歷史上曠古未有的壯舉，虎門銷煙，展示出中華民族無以倫比的偉大形象，是抗擊外來侵略的勝利。林則徐，理所當然地是這一事件的組織者、指揮者和完成者。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已毫無愧色地成為歷史巨人了。
170年前，英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他不斷的在世界各地瘋狂的掠奪殖民地，還企圖用鴉片打開中國的大門。
廣州市外國煙販子的販毒中心。1838年廣州地方政府處決一個中國的鴉片販子，英國煙商竟然出來阻撓，激起了廣州人民的義憤。1839年2月，一萬多名群眾到外國人民居住的旅館前示威，聲討外國煙販干涉中國內政的罪行。
1839年3月，林則徐到了廣州，禁煙運動迅速展開。他一面加緊整頓海防，嚴拿煙販；一面限令外國煙商交出鴉片。林則徐在給外國煙商的通知中說：「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由於林則徐堅定的態度和有力的措施，再加上人民的支持，外國煙商被迫交出鴉片2萬多箱。
林則徐下令在虎門將鴉片公開銷毀，並帶領大、小官員親自監督。他令人將鴉片放入挖好的兩個大池子里，池中放入鹵水，鴉片浸泡半日後，再加上生石灰，生石灰將生水煮沸，就把鴉片銷毀了。經過22天，才把繳獲的鴉片全部銷毀。這就是舉世聞名的「虎門銷煙」。
銷煙的正義行動，取得了廣大人民的支持，虎門海灘每天都有上萬人觀看，人們無不拍手稱快。外國人看到這情形，也對林則徐禁煙的果斷表示欽佩。
虎門銷煙是我國近代史上反帝斗爭中的光輝一頁，林則徐領導禁煙運動的勝利，是中國人民反侵略斗爭史上第一個偉大勝利，這一壯舉，維護了民族的尊嚴和利益，增長了中國人民的鬥志。
林則徐在廣州查鴉片的過程中，意識到英國會發動侵略戰爭。為了戰勝敵人，需要知己知被。他經過多方面分析研究，得出：變敵人的長處為自己的長處，即魏源歸納闡述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於是林則徐親自主持，組織翻譯班子，把外國人講述中國的言論翻譯成《華事夷言》，作為當時中國官吏的一種「參考消息」；為了了解外國的軍事、政治、經濟情報，將英商主辦的《廣州周報》譯成《澳門新聞報》；為了解西方的地理、歷史、政治，又組織翻譯了英國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編為《四洲志》，這是我國近代第一部比較系統介紹西方地理的書；還翻譯瑞士法學家瓦特爾的《國際法》。其中一條規定：「各國有禁止外國貨物不準進口的權利。」說明中國禁煙完全合乎《國際法》。在軍事方面，著手加強和改善沿海一帶防禦力量。林則徐專門從外國買來200多門新式大炮配置在海口炮台上。為了改進軍事技術，又搜集並組織了大炮瞄準法，戰船圖書等資料。林則徐敢於學習外國先進科學技術的精神，受到人們高度贊揚，被稱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個人。」雖然林則徐對西方認識比較膚淺，接觸西學的目的是出於外交、軍事需要，但畢竟開創了中國近代學習和研究西方的風氣，對中國近代維新思想起到啟蒙作用。
英國殖民者不肯放棄罪惡的鴉片貿易，而且蓄謀要用武力侵略中國。林則徐在廣東一邊禁煙，「邊積極備戰，修建炮台，拉攔江木排鐵鏈，相信「民心可用」，招募五千多漁民編成水勇，屢敗英軍的挑釁。在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龍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擊戰的勝利。道光帝盲目驕傲，下旨停止英國貿易。於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1840年1月5日)，清廷授林則徐任兩廣總督。鴉片戰爭爆發後，定海失陷，琦善到廣州，與林則徐反其道而行之。在英侵略者威脅利誘下，擅自簽定割讓香港，賠償煙價六百萬元的《穿鼻草約》。但他卻把這一切都歸罪於林則徐。
林則徐抗英有功，卻遭投降派誣陷，被道光帝革職，「從重發往伊犁，效力贖罪。」他忍辱負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戌途。在赴戌途中，仍憂國憂民，並不為個人的坎坷而唏噓，當與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別時，在滿腔憤怒下寫了「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激勵詩句。這是他愛國情感的抒發，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寫照。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林則徐不顧年高體衰，從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萬里」，實地勘察了南疆八個城，加深了對西北邊防重要性的認識。林則徐所譯資料中發現沙俄對中國的威脅，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國防思想，成為近代「防塞論」的先驅。於是他明確向伊犁將軍布彥泰提出「屯田耕戰」，有備無患。他還領導群眾興修水利，推廣坎兒井和紡車，人們為紀念他的業績，稱為「林公井」「林公車」。林則徐根據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結合當時沙俄脅迫清廷開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脅的嚴重性，臨終時尚告誡「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林則徐的遠見卓識，已被後來的歷史所證實。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開始，朝廷重新起用林則徐，調任陝甘總督、陝西巡撫、雲貴總督。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奉召回京候補，十一月以三品頂戴署理陝甘總督。二十六年(1846) 四月，授陝西巡撫，七月初九(8月30日)抵陝上任。這時的陝西，各種社會矛盾十分尖銳：鴉片戰爭時，清廷為解決軍費困難，除調撥陝西徵收的鹽稅外，還強令陝西捐銀一百多萬兩。鴉片戰爭後給外國侵略者的賠款也攤派到陝西，僅西安府咸寧、長安兩縣的賠款銀，年徵收就在二萬兩以上，相當於上繳正銀數的三分之一；加上各地接連發生災荒，勞苦群眾生活異常艱難；渭南、富平、三原、大荔、蒲城等地的「刀客」與當地回民聯合起來，反抗官府的斗爭此起彼伏。
林到任後下令對「刀客」嚴加鎮壓，並申明對地方官中鎮壓得力者將奏請朝廷予以嘉獎；同時，又採取了一系列賑災措施。一方面，把西安府等地的一百多萬石存糧向貧民平糶，對於無力購糧的極貧戶與老弱病殘者，由官方收養，省城西安即收養極貧百姓三四千人；勸紳商富戶出錢出糧救濟其所在村寨的貧困戶，並令地方官與各地富戶收買、質押耕牛，以免影響耕種；另一方面，向清廷連上《被旱各屬分別緩征折》《咸寧等十二州縣應征糧石展限奏銷折》，請求朝廷緩征錢、糧。為從根本上免除災荒，他籌議興修關中水利，命陝西督糧道張集馨對《關中勝跡圖志》一書加以研究，提出方案。這一計劃終因費用太大，未能實現。林通過上述多種辦法，使陝西局勢得到暫時的穩定，但他卻因勞累成疾，只好奏請朝廷准假三個月，開缺醫治。
道光二十七年(1847)三月，清廷命林則徐為雲貴總督。到任後，以維護雲南邊境安定得力加太子太保，賞戴花翎。二十九年(1849)秋，因病重奏請開缺回鄉調治，翌年三月返抵侯官。九月，又被清廷命為欽差大臣，去廣西鎮壓拜上帝會的反清武裝起義。他抱病從侯官起程，十月十九日(1850年11月22日)逝於潮州普寧行館。在報喪奏摺到京前， 清廷於十月二十四日 (11月27日) 還命他暫署廣西巡撫。
在任滇都時，他提出整頓雲南礦政，鼓勵私人開采，提倡商辦等主張。這反映出他的思想中包含著萌芽中的資本主義思想。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因病辭歸。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道光三十年(1850)清政府為進剿太平軍，再任命他為欽差大臣，督理廣西軍務。在赴任途中，1850年11月22日暴卒於潮州普寧縣行館，終年66歲。死後晉贈太子太傅，照總督例賜恤，歷任一切處分悉行開復，謚文忠。
㈤ 圓明園的毀滅
為了進一步打開中國大門，英、法、美等西方國家便以修約為名，企圖壓迫清政府給其新的侵略權益。1853年5月，英國首先向中國提出要求修改已訂的《南京條約》的有關條款，美國和法國也接踵而來，均遭到清政府的拒絕。英、美、法等殖民主義者掀起的「修約」交涉未能得逞，就惱羞成怒，決定用發動新的侵華戰爭來實現其無理要求。
1857年，英國借口「亞羅號」事件，法國借口「馬神甫事件」，聯合出兵侵略中國，
在侵佔廣州後，繼續進犯北京，咸豐皇帝嚇破了膽，派他六弟恭親王奕
㈥ 圓明園的內部結構
有小雞雞啊第一、現存的圓明園遺址是永遠的國恥紀念地，是世
世代代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活教材，對其修復會使歷史文
物的教育價值盪然無存。
第二、圓明園目前的主要價值，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我
國宮廷建築或皇家園林的輝煌，而是被侵略者焚毀後留下
的恥辱，現在的遺址才具有真正的文物價值。
第三、進行修復是對歷史文物的徹底破壞，與現行的
國家文物保護法相背。
第四、修復圓明園無論在建築質量上還是規模上，都
無法達到原有的水平，至多隻可能是增加一處新的人造景
觀，而且會變得不倫不類。
另：專家談之一：
2004年10月28日
圓明園不能再「毀」一次
南方周末 2004-10-28 14:58:01
□楊耕身
今年10月18日是圓明園罹難144周年，來自各界的20多名專家齊聚園內，共商遺址公園建設大計。有專家提出，圓明園有必要復建部分景觀，申報世界遺產。據10月19日《北京娛樂信報》報道，圓明園管理處負責人介紹，這次研討會的目的，是讓專家們對圓明園遺址公園的保護和建設獻計獻策。
眾多「專家」都眾口一辭地倡言「復建」圓明園，而沒有一丁點的「雜音」，這使得不論怎麼看，這次「研討會」都堪稱是一次組織得力的「復建吹風會」。但這實在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為在我國，關於「圓明園該不該重建」的爭論已不下十數年，「主修派」與「保留派」之爭一直未曾有過決斷，因此此次研討會出現如此統一的「口徑」，便著實有些出人意料。也正因此，我在看罷報道之餘首先想到的是：葉廷芳、李學勤、鄧友梅、梁從誡諸人士如今安在？
之所以想到上述諸人士，因為他們一直以來都是對重修圓明園持反對意見者。不止是他們，還包括更多人士。我們不妨追溯至1999年全國「兩會」時，「主修派」與「保留派」的一次交鋒。此事可見諸1999年3月31日《中國青年報》之報道。當時針對一份「重現圓明園景觀」的提案，包括上述諸人士在內的49位全國政協委員上書提案，表示堅決反對。也就是在此次「交鋒」中，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之子、梁啟超之孫梁從誡先生坦承：我這已經是好幾次反對重修圓明園了！———我奇怪的是：未必到了今天，他們都沒話可說了？
當年的那樁「公案」，也使得我們今天能夠更容易地找到反對重修圓明園的理由。作為那份提案「牽頭人」的葉廷芳先生在當時就指出：第一，現存的圓明園遺址是永遠的國恥紀念地，對其修復會使歷史文物的教育價值盪然無存。第二，圓明園目前的主要價值，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我國宮廷建築或皇家園林的輝煌，而是被侵略者焚毀後留下的恥辱。第三，進行修復是對歷史文物的徹底破壞，與現行的國家文物保護法相悖。第四，修復圓明園至多隻可能是增加一處新的人造景觀，而且會變得不倫不類。
歷史的天空風來雨過，圓明園也經歷了兩度劫難。1860年她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英法聯軍燒毀，作為清朝的皇家園林，其廢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清政府放棄管理以後，圓明園成為無主的園林，她又遭受第二次大規模的洗劫。也正因此，梁從誡先生曾經非常激動地喊道：「不能再毀圓明園了！」是的，不能讓人為的重修或復建再將圓明園「毀」一次了。
1999年圓明園的重修之爭之後，隨著2002年10月17日《北京市公園條例》的頒行，我們又一度認為，圓明園不再重建能夠從法律中得到確認。因為該條例規定：「對無法以人力再造和無法再生的自然景觀或者具有特殊歷史價值的人文景觀，禁止改變原有風貌和格局。」我注意到，此條例出台後，許多媒體都以「圓明園不重建寫入法中」為題做了報道。然而誰曾料到，條例也並沒有阻止新一輪的、雄心勃勃的重修計劃？
很難說，在此番「研討會」之後，圓明園的命運將是怎樣，但無論如何，我們需要明白的是：一切並不像這次「研討會」所製造的眾口一詞、人心所向的假象那樣；也想表明：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何保護古代建築遺跡的問題，並不是所有人都缺乏一種清醒的認識。當然，我更想表明的另一個最基本的認知就是：我深信在我們這個社會，不是所有的專家都會輕易地放棄其思想與良知。
當年的「主修派」提出的是「以企業行為重現圓明園景觀」，現在的「主修派」則打出了「申報世界遺產」這樣一個令人心動的理由，然而不論怎樣，當一切都泥沙俱下，我仍將相信那些最堅硬的品質不會有絲毫改變，一段最疼痛的歷史更不會在一個民族的心靈記憶中變得無足輕重。
另：專家談之二：
圓明園：輝煌是否需要重建？
本刊特約記者 李舫
圓明園是對一段歷史最生動、真切的記錄和詮釋。可以說，任何文字性的記載，任何圖片或影像，都不能比圓明園一小塊斷壁殘垣更真實地觸及人們的內心。這其中，包含著真實而豐富的中華民族的歷史基因。廢墟的文化就像剛剛癒合的傷口，表面的平靜下埋藏著組織的撕裂和劇烈的疼痛，這種疼痛是寫在歷史上的陰影，它給今天的生活增添了壓迫，但同時又給我們帶來了心理上迴旋的空間：我們的生命有沒有勇氣承受超過其本身的災難？
2004年是圓明園罹難144周年，10月18日，中國圓明園學會和圓明園管理處召集20餘位建築、歷史、考古、園林等各界的專家，紀念圓明園百餘年前的創痛及百餘年來的滄桑，共商「遺址公園」建設大計。未能趕來的著名古建築研究和保護專家羅哲文給會議寄來了賀信，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系教授王道成在會上作了發言，再一次主張復修圓明園的中國園林部分，北京大學世界文化遺產研究中心主任謝凝高提出，「圓明園有必要復建部分景觀，申報世界遺產。」然而，隨後立刻有人對此次會議提出質疑：「這么多專家都眾口一詞地倡言復建圓明園，不能不讓人覺得這是一次組織得力的『復建吹風會』」。隨著中關村科技園區建設的展開和人們保護文物意識的增強，圓明園復建與否的問題再一次被提上議事日程，更多的人也對此抱以關註：圓明園，昔日的輝煌是否需要重建？
圓明園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區北部。1709年，康熙將暢春園北一里許地後華家屯的一座園林賜給他的第四個兒子胤，並親題園額曰：「圓明園」。其意為：「圓而入神，君子之時中也。明而普照，達人之睿智也。」此後，歷經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清朝五代皇帝的傾心營造，圓明園成為舉世聞名的皇家營苑，因其在建築與園林方面的傑出造詣，被世人譽以「萬園之園」、「世界園林的典範」、「東方凡爾賽宮」等。圓明園不僅以園林著稱，而且也是一座收藏相當豐富的皇家博物館。法國作家雨果對圓明園給予了極高的贊譽：「即使把我國所有聖母院的全部寶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這個規模宏大而富麗堂皇的東方博物館媲美」。
然而，歷史的天空經歷過風風雨雨，圓明園經歷了兩度劫難。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燒毀，這場熊熊大火，成了中國人永遠的恥辱和傷痛，圓明園昔日的輝煌，隨著那場大火化做了永遠的灰燼。作為清朝的皇家園林，圓明園的廢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此前的1873年，為了迎接慈禧四十歲生日，圓明園還曾進行了部分的整修。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圓明園再度遭到破壞。辛亥革命以後，清政府放棄管理以後，圓明園成為無主的園林，又遭受第二次大規模的洗劫。兩度劫難之後，神話般煙雨迷離的美景已不復存在，留給後人的只是一片廢墟，這片遺址成為清代統治者腐敗無能的歷史見證，同時它也像一座警鍾，時刻警示著國人不能忘記這一恥辱。
多少年來，埋葬了一代又一代人憑吊和反思的圓明園被負載了更加厚重的期望。1983年，北京市曾在《北京城市建設總體方案》中明確規定，將圓明園遺址建設成「圓明園遺址公園」。然而，如何建設圓明園遺址公園、如何保護和利用好圓明園這片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學者卻持有不同的觀點，歸納起來，主要是兩種。一種觀點認為，對圓明園保護和利用應採取積極態度，主張部分復建圓明園景區，與現存的西洋樓遺址形成更鮮明的對比，更有利於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另一種觀點認為，美是不可重復的，圓明園應該保持廢墟，廢墟也是一種美，可以讓人們永記國恥。力主「重建圓明園昔日輝煌」的「修復派」與力主「讓廢墟成為民族恥辱歷史教科書」的「保留派」聚訟紛紜，各執己見，但其爭論卻一直未有公斷。
「修復派」有兩個分支，一是全面修復派，如已去世的建築學家單士元。他們認為圓明園是我國古代建築的頂峰和精華所在，應全面恢復，使後人了解我國古代在建築上的輝煌成就。但目前持部分修復意見的人較多，是主修派的主流，如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羅哲文等人，他們認為全面修復工程太大，耗費過重，沒有必要，只要修復一些重要景點就行，比如曾經是政治中心的「九州清晏」等。目的是為了加強對比教育，在對比中再現被侵略者破壞的慘狀。同時也提供參觀，使遊人重睹圓明園昔日之芳華。
「保留派」則認為，圓明園作為一個見證過歷史的園林，其實是有兩個歷史身份的，一個是園林史上登峰造極的「萬園之園」，一個是民族史上的屈辱象徵。站在圓明園的斷壁殘垣前，我們都會感到矗立在心頭的國恥，同時，我們又會想像那萬園之園的盛景。正是圓明園的這兩個身份，正是我們心頭的這兩個情結，讓我們對於圓明園該以哪種面貌示人有了不同的選擇，而這每一種選擇，決定的又不僅僅是圓明園的面貌，它還決定了我們每個人對待歷史的態度。
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葉廷芳是重修圓明園的著名反對者之一。他認為，世界上有許多以廢墟如被譽為古代世界七大奇觀的羅德島上的太陽神巨像、古希臘雅典衛城中的帕台農神廟等，它們雖是廢墟，但卻最客觀真實地把歷史鐫刻在地上，這也是一種美。對廢墟進行維修是必要的，但如果在廢墟上搞「假古董」，破壞了廢墟本身的美，是摧殘的行為。而著名建築學家、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的陳志華教授認為，即使重修圓明園，但建築材料、工藝、風格都無法真正回到過去，就不會再是那座清代名園，如此修復沒有多少意義。陳教授提出，在保留遺址的前提下，把圓明園建成公共綠地，同時，保留大水法等遺址，讓人們在休閑中受到教育。
1999年的一次交鋒是兩派辯論的一個高峰。「兩會」期間，針對一份「重現圓明園景觀」的提案，在北京市政協第九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北京市政協委員陳立群提交一份提案，建議「以股份制方式重建管理圓明園」，即「建立以國家、企業、投資人參股的股份制企業上市公司，以企業行為完成從策劃、宣傳、啟動、集資、管理的全過程」，然後，「承包給願意並有能力重建部分圓明園景觀的企業，由專家組監督實施過程，社會監督管理行為」。包括葉廷芳、李學勤、鄧友梅、梁從誡等人在內的49位全國政協委員上書提案，表示堅決反對，他們呼籲：「不能再以『修復』的名義毀掉圓明園了！」
2002年，《北京市公園條例》正式頒布。該《條例》規定：「對無法以人力再造和無法再生的自然景觀或者具有特殊歷史價值的人文景觀，禁止改變原有風貌和格局。」此《條例》出台後，爭論暫時平息，許多媒體以「圓明園不重建寫入法中」為題做了報道，此事告一段落。前不久的會議無疑在圓明園尚未平靜的湖面上擊起一片波瀾，此次由專家論證的「重修計劃」將給圓明園帶來怎樣的命運？記者就此分別采訪了羅哲文、葉廷芳和王道成。
保留派：難忘的精神
創痛與難圓的重修夢
記者：葉先生，從20世紀90年代初，您就堅決反對圓明園復修，當時您認為世界上有許多著名的歷史遺址，是以廢墟的蒼涼美而聞名於世的，如被譽為古代世界七大奇觀的羅德島上的太陽神巨像、古希臘雅典衛城中的帕台農神廟等，它們雖是廢墟，但卻最客觀真實地鐫刻了歷史。
葉廷芳：是的，我一直認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北京的圓明園廢墟和南京的萬人坑遺址是西方列強與東洋鬼子留在中華民族脊背上最創痛的傷疤。它們不僅是中國人不可忘卻的恥辱，也是整個人類永遠銘記的恥辱。當年雨果對他肇事祖國的強烈譴責，不就是人類良知發出的聲音嗎？
因此我認為應當像保護犯罪嫌疑人「作案現場」那樣保護圓明園的廢墟狀貌。這種廢墟的悲涼的滄桑感本身就是對那種以強凌弱的侵略行徑的無聲控訴，它可以喚起國人對那段祖國貧弱歷史的痛苦記憶，激發國人奮發圖強的意志和決心。因此，保護侵略者的這塊「作案現場」固然已不具有法律效率，但它具有巨大的政治意義和歷史見證價值，這種價值是一座輝煌的皇家園林所無法比擬的。正是基於這一點，它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才是最理想的。
記者：那麼可不可以這樣說，對廢墟要尊重其歷史原狀，保持其歷史的真貌，不要唐突地進行任何修繕。因為對它的任意改動都會是不完美的，歲月留在廢墟中的蒼涼美也會被復修的腳手架沖淡？
葉廷芳：不，我不這樣認為。進行維修是必要的，我所反對的是在廢墟上搞「假古董」，破壞了廢墟本身的美。從文物美學角度講，文物的價值和文物的美，就在於它的歷史原初性，這種原初性或曰原創性的美是不可復制的。為了使其保持更長時間，有時對其進行維修是難免的，但國際公認的原則是：修舊如舊。然而我們這里常見的誤區是：「修舊如新」，以為只有使它重新完整了，嶄新了，才恢復了它的價值。事實正好相反，這樣做，恰恰毀壞了它原來的價值。所以，這一二十年來全國出現的大量金碧輝煌的仿古建築，群眾普遍感到厭倦，嗤之為「假古董」。所以不難明白，為何每一次「重修圓明園」的計劃提出時，反對的呼聲馬上把它掩蓋了，理由很簡單，圓明園是一個特殊的歷史紀念地，作為遺址公園有著巨大的文物價值。
記者：2002年，《北京市公園條例》正式頒布。該《條例》規定：「對無法以人力再造和無法再生的自然景觀或者具有特殊歷史價值的人文景觀，禁止改變原有風貌和格局。」此《條例》出台後，圓明園復修與反對的爭論暫時平息，許多媒體以「圓明園不重建寫入法中」為題做了報道。那麼，您認為今天，為何新一輪的復修計劃又被提出來？此次由專家論證的「重修計劃」將給圓明園帶來怎樣的命運？
葉廷芳：圓明園作為遺址公園而存在的性質在1983和2002年國家公布的相關法規中都是明確的。這個遺址公園應該是整體的，而不是部分的。但現在正在進行的修復十分之一的努力是與「遺址公園」的精神不相符的。不錯，十分之一在比例上固然是少數，但其絕對數將是大量的。一旦這些金碧輝煌的仿古建築琳琅滿目地散落在圓明園各處，人們哪裡還感覺得到遺址的氛圍呢？哪裡還產生得了憑吊情緒呢？特別是我們的子孫，他們會不會以為，這些建築都是當年浩劫中倖存下來的呢？
看來，有些人顯然還沒有從「復建含經堂」的過程中得到應有的教訓和啟悟——新千年伊始，人們為了復建含經堂，遂著手對這座建築遺址的地基進行挖掘，結果發現，被掩埋的含經堂的地基下依然留有這座建築的結構完整、輪廓清晰、規模宏大的立體基礎的存在，而且還有少量的珍藏！這一旨在復建的挖掘因而變成了有意義的遺址發掘，它為我們應如何保護圓明園遺址提供了極好的經驗和啟示，許多專家因此而改變了復建的意圖，而主張對圓明園其他重要建築的遺址繼續進行發掘。這一事件也說明，原來已經出台的《圓明園遺址公園規劃》應當修改。然而，迄今為止，復建十分之一的計劃仍然在執行。而且，從最近的一次會議來看，人們還想把這一舉措作為申報「人類遺產」的必要條件。我認為，這樣做很可能弄巧成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有關專家們會認同我們的這種補補貼的遺址保護觀念嗎？
記者：那麼，誠如您所說，圓明園是對一段歷史最生動、真切的記錄和詮釋。可以說，任何文字性的記載，任何圖片或影像，都不能比圓明園的真實景況更真實地觸及人們的內心。保留廢墟是為了讓子孫後代看到中華民族曾經遭受的凌辱與苦難，可是假如僅僅憑借眼前的這些廢墟和它所帶來的蒼涼感，後來的參觀者能否想像得出圓明園當年一度的輝煌？沒有輝煌與蒼涼的視覺對比，對歷史的感受是不是也要受到限制？
葉廷芳：所以我認為，從功能需要出發，在園內選擇某些空地建造一定數量的房屋是必要的，例如：一座展覽館，用來展出圓明園「生前」全景模型或微縮景觀；一座藝術陳列館，用來收集並展覽圓明園倖存和回收的藝術品；一定的辦公用房以及供遊人休憩的場所等。但所有這些房屋在形式與風格上應一律與古典建築判然有別；它們應當採用現代建築的型制，並且在體量、高度與色調上都受到限制，簡單說都應當是簡朴的。
有人主張復建當年最主要、最輝煌的代表性建築如九州清晏，以起「對比作用」，此議極其荒謬。既然圓明園已正確地定位為「遺址公園」，那麼其中的任何重要建築的遺址都是無價之寶；它們是神聖的，不可觸動的！九州清晏更是遺址中的遺址，是全園的靈魂和主皋，破壞了這個遺址，勢必破壞圓明園這個將是世界上最大的遺址公園的整體格局，那將是愚蠢的犯罪行為。
如果有人實在割捨不了那個「復建」情結，不妨在圓明園以外的什麼地方復制一個圓明園，再不，可在園內的某個偏僻的地方復建一兩座代表性建築，並以圍牆將它與圓明園隔離，而有門相通，這樣也許可以滿足主修派的部分願望。
記者：在許多文物遭受了難以挽回的更新與復建的破壞之後，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意識到，對歷史文化遺存的尊重與保留是留給子孫的最大財富。因此，不難理解，保住圓明園的原貌，是當代人的歷史責任，我們有責任守住一段歷史，傳承與後人一種可觸摸的真實歷史感。可是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們有責任讓子子孫孫認識到比圓明園中的殘垣斷壁所能傳遞的信息更加豐厚的歷史意蘊和文化內涵。怎麼解決這種矛盾呢?
葉廷芳：目前人們的文物意識正在覺醒，許多人還處在覺醒的過程中，想要保護而不知如何保護，在「睡眼惺松」的情況下很容易走入誤區，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目前關於圓明園的爭論主要集中於地面建築方面。鑒於此，建議政府主管部門暫時將這一問題放一放，冷一冷（暫停十分之一的復建計劃），先把注意力集中於沒有爭議的那些保護內容，例如：主要遺址的繼續發掘（這是主要任務）；遷出占園民居（這已完成了）；整理山形水系以及建造功能用房等——不過關於整理山形水系可能還有些爭議：有人主張重新堆山造湖。我認為此議值得討論。那樣做豈不是又在復建，而不是保護遺址了？我認為只需清理出原來的脈絡即可，至於原來的狀貌可通過模型來告訴遊人。遺址，遺址，即遺留下來的狀貌！這個狀貌以1949年政府重新將圓明園管理起來為界限。保持圓明園的殘破，便是保住了歷史的真相，這才是對圓明園最大的保護。就圓明園的歷史、文化方面特殊意義而言，將保護與修復劃等號是愚昧的。
修復派：復現輝煌同樣能警戒後世
記者：羅先生，關於圓明園的問題，您在全國政協八屆一次會議上曾做過一個題為《搶救保護圓明園遺址並加以整修開放》的發言。關於圓明園的爭論被擱置了一段時間以後，您認為現在應該如何處理圓明園問題？
羅哲文：我認為，圓明園其實完全成了廢墟，地面建築除了「西洋樓」尚存一些殘件以外，幾乎一無所有，無以顯示昔日的藝術風采和建築工藝水平。因此，選擇一小部分景區和建築按原狀恢復，目的是為了加強對比教育，使人們一看便知如此精美的園林藝術瑰寶，被侵略者野蠻地破壞了，而今只剩下大片廢墟遺址。與此同時，也提供參觀，遊人得以重睹圓明園昔日藝術之芳華。雖然只是局部，也可引起昔時全部輝煌壯麗之聯想。
記者：在1993年經國務院批準的「北京城市建設總體方案」明確將圓明園一直建設成「遺址公園」，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改造與建設問題一直未能實現。眾所周知，遺址是圓明園遺留下來的實物，是文物；而公園則是大眾游樂、休憩的場所。那麼，如果復建圓明園，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遺址與公園的關系問題？
羅哲文：「遺址公園」的建設必須以遺址為依託，必須尊重遺址的內容。一是圓明園的總體布局，這是圓明園造園藝術的主要成果，現在基本保存完好；二是圓明園的山形、水系，這是園林藝術的依託基礎，總體布局的重點內容。現在的山形、水系已經遭受較大的破壞，但還有可能加以恢復；三是圓明園的園林建築，包括各種宮殿、樓台亭閣、廊廡軒榭等，這是圓明園的精華，盡管現在大部分已化為灰燼，僅存基礎，但仍可憑據僅存的遺址展現其當年的風貌；四是疊石堆山，這也是圓明園園林藝術的精華，盡管現在已大部坍塌殘損，但也還可以加以整理，使其再具觀賞和研究價值。
記者：圓明園復建是一項科學技術性很強、需要很長時間的工程，對於這樣大面積的修復工程，會不會有造「假古董」的可能？
羅哲文：關於復建，我們應該注意到，由於是選擇代表性之景點與建築，設計施工質量必須是高質量的。設計方案事先要進行科學研究，找出可靠的復原依據，包括遺址遺物、文獻資料、圖紙照片等等。施工隊伍也要高水平，精工細作，務求達到康乾時期的工藝水平。如果質量不高，將達不到預期的效果。比如圍牆是圓明園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圍牆必須堅持原狀、原材料、原結構進行修復的原則。
修復派：青史憑誰定是非？
記者：王教授，繼侯仁之、單士元、羅哲文先生之後，您力主復修圓明園，建議在對占圓明園總面積2%的西洋樓保存現狀的同時，對占圓明園總面積98%的中國園林部分進行整修，重點恢復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區，使圓明園的內容更加豐富。
王道成：不錯。我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研究圓明園問題，每當我一次又一次走進圓明園，看到堆得漫天遍野的垃圾、被非法侵佔的土地、挖山填湖改造而成的農田。面對這種狀況，我提出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精心設計，精心施工，在保護好西洋樓殘跡的同時，重點恢復圓明園中國園林部分的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區，再現這些景區當年的風采。
記者： 1860年的那場大火，已經讓圓明園成為中國人民心中永遠的傷痛，盡管廢墟已經結成傷疤，可是很多人還是認為圓明園不僅是中國人不可忘卻的恥辱，也是整個人類永遠銘記的恥辱。那麼您有沒有想到，改變了這些恥辱的象徵，我們還用什麼來激勵和教育後人？
王道成：我從來不認為，保留「恥辱地」就是保留對於恥辱的記憶。我們應該正視一個現實，那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圓明園，早已經不是1860年一把大火燒過的圓明園。據資料記載，英法聯軍放火燒毀圓明園之後，圓明園還曾余留16處重要景觀。應該承認，作為廢墟，圓明園在清朝還是得到了妥善的保護的。對圓明園的破壞還來自兩個重要的歷史時期，一個是民國時期，國內災亂頻仍，圓明園成了一個廢園，園內存留的文物、遺跡被洗劫一空；一個是文革時期，圓明園的管理一度陷入混亂，曾有圓明園圍牆一次拆除800餘米，一次砍伐樹木1000餘棵，一次運走石料幾十車的記載。周恩來總理也曾經提出，在適當條件下，應重新修建圓明園。
記者：那麼就是說，現在的圓明園廢墟其實早已不是當年遭受劫掠之後的圓明園？我們呼籲保護的圓明園廢墟其實僅僅是一種停留於我們的想像中的廢墟？
王道成：對，應該這樣認為。1860年，圓明園遭受第一次劫難。此後的1873年，為了迎接慈禧的四十歲生日，清政府曾經對圓明園進行了部分的修復。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北京，圓明園再次遭到破壞。辛亥革命後，圓明園無人管理，園中的遺物被一些不法官僚、政客紛紛盜走。王懷慶拆掉舍衛城、安佑宮以及西洋樓的石料修建自己的達園，張作霖修建墓地也是從圓明園運去的漢白玉石料。新中國成立後，一些單位和個人也不同程度地去用了圓明園的遺物。現在我們在北京的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圓明園的遺物，如，北京大學辦公樓前的華表二根、漢白玉麒麟一對、未名湖的翻尾石魚；頤和園東宮門外的雲龍陛石、仁壽殿前的銅狻猊；北京圖書館樓前的華表一對、石碑兩塊、昆侖石一塊；中山公園的蘭亭八柱等。1984年，在上海也發現了圓明園的遺物，據說是李鴻章搬去的。現在的圓明園同1860年被大火焚毀後的圓明園在各種意義上都是不一樣的。
記者：不論圓明園在1860年之後還曾經經歷過多少劫難，圓明園其實已經是一個符號，一個象徵，一段歷史的悲嘆。您認為復建了圓明園，它的原初的象徵意義會不會被淡化？
王道成：在合理保護、利用和建設圓明園的問題上，我主張我們的工作應該從圓明園的實際情況出發，而不是從圓明園「遺址公園」這個概念出發。曾經有人用「德國民族的嚴謹的科學性」和「健康的民族心態」的三個例子來駁斥我：柏林褲襠大街聳立的一座只剩下一個尖頂的教堂、科布倫茨一尊曾經聳立著德國統一日爾曼民族的威廉大帝銅像的墩台、海德堡的一座殘破的中世紀教堂。我們應該看到，前兩處遺跡形成於20世紀40年代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時期，後一處則形成於19世紀70年代德意志統一前普魯士和法國的戰爭。對於保留這些殘跡，德國人有自己的解釋，前兩處是「為了記住希特勒發動戰爭，給世界和德國自身帶來的創傷，不忘戰爭給全人類帶來的災難。」對於後者，是為了「有利於孕育德國的自強精神」。德國人對這些殘跡的態度，我十分贊賞。但是也應該看到，戰爭破壞的不只是一座教堂、一尊銅像，德國人並沒有把所有的廢墟都保存起來，而是保存一點具有代表性的東西。美國著名的白宮在1814年時也曾經被英國人焚毀，美國人民趕走了侵略者之後，立即對該建築進行修復，因為原來的牆壁已被火燒黑，於是塗以白色，白宮之名因此而來。我所以主張保存佔地120畝的西洋樓殘跡，就是為了讓子孫後 9994
㈦ 建立一個基金會要多少資金
建立私立基金的200萬RMB，共募基金是1000萬RMB。在當地民政局辦理。
要求如下：
設立基金會，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為特定的公益目的而設立；
（二）全國性公募基金會的原始基金不低於800萬元人民幣，地方性公募基金會的原始基金不低於400萬元人民幣，非公募基金會的原始基金不低於200萬元人民幣；原始基金必須為到賬貨幣資金；
（三）有規范的名稱、章程、組織機構以及與其開展活動相適應的專職工作人員； （四）有固定的住所；
（五）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
申辦材料
申請設立基金會，申請人應當向登記管理機關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章程草案；
（三）驗資證明和住所證明；
（四）理事名單、身份證明以及擬任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長簡歷；
（五）業務主管單位同意設立的文件。
基金會設立登記的事項包括：名稱、住所、類型、宗旨、公益活動的業務范圍、原始基金數額和法定代表人。
基金會擬設立分支機構、代表機構的，應當向原登記管理機關提出登記申請，並提交擬設機構的名稱、住所和負責人等情況的文件。
辦理程序
登記管理機關應當自收到前款所列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60日內作出准予或者不予登記的決定。准予登記的，發給《基金會分支（代表）機構登記證書》；不予登記的，應當書面說明理由。
境外基金會在中國內地設立代表機構，應當經有關業務主管單位同意後，向登記管理機關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基金會在境外依法登記成立的證明和基金會章程；
（三）擬設代表機構負責人身份證明及簡歷；
（四）住所證明；
（五）業務主管單位同意在中國內地設立代表機構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