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的特點

『壹』 公共服務市場化的主要特徵

我國公共服務市場化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在公共服務市場化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一股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面前，為有效解決公共服務領域中存在的服務質量和效率不高的現狀，近年來我國也開始邁出了公共服務市場化的改革步伐。隨著改革的向前推進，公共領域開始逐步引入競爭機制，部分國有企業實行民營化，合同出租也開始進入道路清理、後勤管理、基礎設施建設、社區維護等邊緣性服務領域。這些改革較好地改善了公共服務，滿足了公民的公共服務需求。但是，當前我國公共服務市場化雖已初見端倪，但市場化過程中還存在著諸多問題，並受到各種因素的限制，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尚未建立起來。概括起來，建立和健全公共服務市場體系的制約因素主要表現在:市場機制不完善。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相關制度不健全。觀念上存在偏差。

我國許多重要的社會指標都從低收入國家的行列躍升到了中下等收入國家的行列，表明我國政府的社會管理水平處於中下等收入國家水平；我國政府社會支出不斷增加；我國社會救助水平近年來有飛速發展；我國以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險制度基本確立，並已覆蓋大部分城鎮職工；我國政府扶貧政策的成就顯著；我國在改革政府與社會關系方面，如推進社會事業社會化、加強城市社區建設、加強農村基層自治組織建設、培育發展民間組織等邁出了較大步伐；危機管理得到加強。近些年，我國各級政府還加快了對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的改革步伐，在社會實踐中創新了許多有益的做法，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復雜化、多樣化的公共服務需求。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不斷完善，公共服務水平不斷提高，結構不斷優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我國許多重要的公共服務指標已經從低收入國家行列躍升到了中下等收入國家行列，諸如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等指標都不同程度地優於中下等收入國家水平；政府公共服務支出不斷增加，教育、社會保障、公共醫療衛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務水平迅速提高；社會救助水平近年來迅速發展，經過多次改革，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不斷強化，規范化程度不斷提高，服務型政府建設取得了突出成效。

但是，從總體上說，我國公共服務的覆蓋面還較低，體制還不健全，還不能很好地適應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公共服務體系和社會公平保障體系比較完善的社會。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迫切要求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按照黨中央關於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部署，健全和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這既是構建和諧社會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現實需要。

『貳』 公共服務的作用

人類發展的本質是人的發展，而人的發展取決於一個國家（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狀況。因此，基本公共服務是人類發展的重要條件，也是人類發展的重要內容。
教育承擔著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功能，是直接影響人類發展的重要因素。教育是提高人力資本存量、推動經濟發展的基本途徑。教育有助於促進社會流動，促進社會整合與社會公平。義務教育是整個教育體系的基礎，義務教育公平體現著個人成長的起點和未來發展機會的公平。
公共衛生與基本醫療服務造福於人類，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對於個人來說，健康具有重要的本體性價值，是衡量人的素質的主要指標。從社會角度講，健康構成一個社會人口素質的基礎。投資於健康就是投資於未來經濟發展，社會擁有了健康就是擁有了「財富」。
基本社會保障是社會的「安全網」和「減震器」，構建規范穩定的基本社會保障制度有助於提高全體社會成員的生活質量，營造安定有序的社會環境。
就業是民生之本，是人民群眾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徑，決定著每個家庭的生計。對勞動者而言，就業和再就業是他們賴以生存、融入社會和實現人生價值的重要途徑和基本權利；對社會而言，就業關繫到億萬勞動者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是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基礎；對經濟發展而言，就業關繫到勞動力要素與其他生產要素的結合，是生產力發展的基本保證；對國家而言，就業是民生之本，國家穩定之基，也是安國之策。公共就業服務是促進就業的重要手段，是緩解就業壓力的重要途徑。
基本公共服務是提高人的可行能力的重要條件
人的全面發展，重要標志之一是人的可行能力的提高。人的基本可行能力對人的自身發展具有極端重要性，也對其他方面的可行能力提高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務直接影響人們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教育落後直接制約著個體的技能，他們不得不陷入「收入水平低→人力資本投資不足→謀生能力差→收入水平低」的惡性循環。公共就業服務，不僅意味著穩定的收入來源，而且還關繫到人的尊嚴和自信。基本社會保障服務則為人們提供基本的安全感，而且有可能影響家庭對子女教育的投資和下一代人的可行能力。
基本公共服務有助於建設人力資源強國
從1978年到2004年，在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中，自然資源、資本、勞動力投入貢獻為68%，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僅為32%，而且近幾年還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勞動力素質不高，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已經成為掣肘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提高人口素質，實現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的轉變，其迫切性日益凸顯。
基本公共服務有助於控制人口規模
中國要同時實現人口控制與人口素質提高的雙重目標，除了傳統的人口數量控制的措施外，還應當注重基本公共服務的作用。現實情況表明，為社會成員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務，構建社會化養老體系，替代家庭養老保障模式，消除中國傳統養兒防老的保障觀念，有助於控制人口數量，可以有效地提高人口素質。

『叄』 公共服務資源有什麼特點

系統，全面，科學

『肆』 公共服務有哪些特性

第一，壟斷性

即社會公眾所需要的公共服務只能在公務員那裡得到和實現。一般說來，某回一政府機關的職責答和其公務員提供的公共服務是相對固定的，其他機關和其他人無法替代。無論社會公眾願不願意，都沒有選擇或者要求更換服務提供者的餘地。

第二，非盈利性

即政府機關及其公務員在提供公共服務這一「產品」時，不得有任何盈利的動機和行為，不得向被服務者收取費用。社會公眾在享受公共服務時，也有充足的理由拒絕交納費用，因為作為納稅人的社會公眾是通過稅收的方式交納這筆「費用」的，這些「費用」集中起來形成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國家又通過工資的形式把財政收入分解支付給了公務員，只是納稅與享受公共服務之間產生了時間與空間的分離。

第三，非排他性

即公務員提供的任一種公共服務，社會公眾都有資格享受。公務員在為某一社會公眾提供公共服務時不得拒絕或者拖延他人依法享有相同公共服務的要求，某一社會公眾在享受公共服務時也不得排斥或者阻礙他人享受相同的公共服務。

第四，多樣性

由於國家機構和公務員的數量多，又居於不同層級，每一個公務員提供公共服務的態度、水平、能力和方式方法等不同，公務員提供的公共服務就呈現出多樣性的特徵。

『伍』 公共服務的意義

有利於緩解我國當前面臨的各種突出社會問題
在我國努力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在於：地區間和城鄉間發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偏大、資源環境約束增加、內外需失衡、投資消費結構不合理等問題。
這些問題又與我國當前存在的兩對突出矛盾密切相關：一是居民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與公共服務總體供給不足、質量低下之間的矛盾；二是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完善對政府職能的新要求與政府職能轉變緩慢之間的矛盾。公共服務是維護社會基本公平的基礎，通常發揮著社會矛盾的「緩沖器」作用。因此，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加快改善我國公共服務狀況，有利於緩解我國當前經濟社會中所面臨的各種突出矛盾，順利推進和諧社會建設。
有利於健全公共服務供給的體制機制
當前在我國政府履行公共服務職責中，沒有形成可持續的財政支持體制，沒有建立規范的政府分工和問責機制，沒有形成地區間和城鄉之間資源的公平配置制度，由此嚴重影響了公共服務所提供的數量和質量，並制約了公共服務基本功能的有效發揮。加強政府公共服務績效管理，強化各級政府和政府各部門的責任，促進政府間間接競爭機制的形成，有利於健全我國公共服務供給的各種體制機制，引導各級政府逐步樹立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職能觀和績效觀。
有利於公眾參與公共服務的管理與監督
隨著信息化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公眾對公共服務需求越來越大、質量要求越來越高，對國家之間、地方之間公共服務的差異也越來越敏感，已經不再僅僅滿足於知道政府在公共服務上花了多少錢，更關心這些支出取得了哪些效果，對公眾的工作生活帶來了什麼切實的改善。從滿足信息需求的層面來看，加快政府公共服務績效評估，並形成定期公開報告制度，不僅為政府進一步改善我國公共服務提供決策參考，而且可以滿足公眾的信息需求，提高他們參與政府管理和監督的能力，有利於推動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有利於提升政府在公眾心中的公信力。
有利於提高公共資源整體配置效率
政府資源配置的職能不僅沒有削弱而且還在不斷加強。雖然2005年我國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僅為18.5%，但從政府實際能支配的資源和職能范圍看，我國屬於「大政府」國家。面對全球性政府規模不斷擴張、政府掌控資源不斷增加的趨勢，改善政府管理，提高政府效率，特別是加強其核心職責———公共服務的績效管理，有利於提高全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和改善國民整體福利。
有利於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在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日趨深入發展的背景下，以跨國企業為代表的國際競爭逐步演變為國家間市場、企業、政府、資源等全方位的競爭。政府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國際競爭的後台支持，而是直接走上了國際競爭的前沿舞台。政府作為資源配置的最重要的主體之一，其競爭力已經成為決定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因素。而政府競爭力又直接取決於其在資源配置中的管理能力和效率。因此，加快完善我國政府管理體制、確保政府的高效運行、充分發揮公共服務職能、不斷提升政府管理效能和競爭力，已經成為我國政府應對國際競爭的戰略性選擇。

『陸』 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有什麼不同

純粹公共產品是指同時具有邊際生產成本為零和邊際擁擠成本為零的特徵的產品。邊際生回產成答本為零是指在現有的公共產品供給水平上，新增消費者不需增加供給成本，如燈塔等。邊際擁擠成本為零是指任何人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不會影響其他人同時享用該公共產品的數量和質量，如不擁擠的公共橋梁、未飽和的政府車站等。其中邊際擁擠成本是否為零是區分純公共產品、准公共產品或混合公共產品的重要標准。
在現實生活中，純粹的公共產品是非常稀少的。政府提供的產品中更多的是具有公共產品部分特徵的產品。這些可稱之為准公共產品或混合公共產品。前者如路燈、自來水等地方性公共產品。後者包括邊際擁擠性成本不為零的公共產品，如公共圖書館、博物館、公路等；排他性的公共產品，如收費橋梁等。
類別
使用或者消費的共同性
排他性
舉例
私人產品
分別使用
可行
麵包、鞋、汽車、理發、書等
俱樂部產品
共同使用
可行
劇院、夜總會、電話服務、收費公
路、有線電視、電力等
公共產品
共同使用
不可行
社群的和平與安全、國防、滅蚊、
空氣污染控制、消防、街道、天
氣預報、公共電視等

『柒』 什麼是公共服務，包括哪些具體內容，越詳細越好！

公共服務是指由法來律授權源的政府以及非政府公共組織和有關工商企業，在純粹公共物品、混合性公共物品以及特殊私人物品的生產和供給中所承擔的職責和履行的職能，其中，政府是責無旁貸的主導者。

公共服務的社會實踐由來已久，它從最初的社會民間和宗教組織零星的自發行動，發展和演化為以政府為主的公共組織系統的自覺行動和法定職能，期間經過了漫長的歷史過程。從中可以看出公共服務實踐活動的必然性和理性主要源於公共服務的理性：公共物品的存在是公共服務實踐的客觀原因；道義、慈善是公共服務的價值基礎；公民與國家關系是公共服務的基本依據；團結與凝聚社會是公共服務的追求目標；以需求促進供給是公共服務的經濟動因。

『捌』 新公共服務的具體表現

(1)政府的作用就在於幫助公民表達和實現他們的共同利益，而非試圖在新的方向上控制或駕馭社會。
政府在過去所謂的「掌控社會」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現代生活的復雜性有時卻使得這樣做不僅不合時宜，而且是不太可能。這是由於目前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確定結構和方向的那些政策和規劃是許多不同的集團和組織互動的結果，是許多不同觀點和利益的混合物。這些集團和利益最終以令人迷惑和不可預測的方式組合在一起，在很多情形下，把公共政策當作政府決策過程的結果已不再具有任何意義了。實際上，政府是個社會參與者，並且在決大多數情況下是非常重要的參與者，即政府與私人的或非營利的團體和組織協同行動，以尋求社區所面臨問題的解決方案。
在這種新的現實條件下，政府的首要作用不僅僅是通過管制和命令來指揮公眾的行動(盡管這樣做有時可能是合適的)，也不是簡單地建立一套懲戒規則和激勵措施將人們引導到合適的方向上來。在此過程中，政府的作用從控制轉變為議程設定，把合適的參與者集中到談判桌前進行磋商和談判，或者作為中間人促成公共問題的解決方案。以前政府總是會說「可以，我們能夠提供那種服務」或者「對不起，我們不能提供那種服務」，並以此來回應種種需求。而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民選官員和公共管理者在回應公民的要求時不應該只說行或不行，而應該說「讓我們共同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然後一起去實現它」。在公民積極參與的社會中，公共官員不再只扮演服務供給者的角色，他們將越來越多地扮演調解、協調甚至裁決的角色。
(2)公共行政官員必須致力於建立集體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觀念，這個目標不是要在個人選擇的驅使下找到快速解決問題的方案，而是要創造共享利益和共同責任。
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建立社會遠景目標的過程並不能只委託給民選的政治領袖或被任命的公共行政官員，廣泛的公眾對話和協商是非常重要的。政府的作用將更多地體現在把人們聚集到能無拘無束、真誠地進行對話的環境中，共商社會應該選擇的發展方向。這樣才能建立具有廣泛基礎的社區、國家或民族的遠景目標，才能為未來提出指導性的理想。相比之下，通過這種協商過程來形成一系列簡單的目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該過程促使行政官員、政治家和公民處於思考社區和國家預期發展前景的過程之中。此外，政府還肩負著道義責任，即確保經由這些程序而產生的解決方案完全符合公正和公平的規范。換言之，政府的作用將是確保公共利益居於主導地位，確保解決方案本身和提出解決方案的過程符合公正、公平和平等等民主價值准則。政府應當積極地提供這樣的舞台，在這個舞台上，公民能夠通過對話清楚地表達共同的價值觀念，並形成共同的公共利益觀念。公共行政官員不應該僅僅通過促成妥協而簡單地回應不同的利益需求，而應該鼓勵公民採取一致的行動。這樣，他們就可以理解各自的利益，具備更長遠、更廣博的社區和社會利益觀念。
(3)符合公共需要的政策和計劃通過集體努力和協作的過程，能夠最有效地、最負責任地得到貫徹執行。
為了實現集體的遠景目標，下一步就是要確定角色和職責，並擬定具體的行動步驟，將各方力量集中到實施計劃的過程中。通過參與和推動公民教育計劃、培養更多的公民領袖，政府就可以激發公民的自豪感和社會責任感，進而演變成在多個層次上都得到體現的強烈願望。政府領導要明確闡述並且鼓勵公民責任心的增強，進而支持團體和個人參與建設社會契約。盡管政府不能創造社會，但政府(特別是政治領袖)能夠為有效的、負責任的公民行動奠定基礎，這樣人們會逐漸意識到政府是開放的、容易接近的，政府能夠敏感地做出響應，政府的存在就是為了滿足他們的需要。因此，關鍵在於確保政府是開放的、容易接近的，確保政府能夠敏感地做出響應，確保政府的運作旨在服務於公民、為公民權創造機會。
(4)公共利益源於對共同價值准則的對話協商，而不是個體自我利益的簡單相加。因此，公務員不僅僅要回應顧客的需求，而且更要關注建設政府與公民之間、公民與公民之間的信任與合作關系。
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系不同於企業與其顧客之間的關系。在公共部門中，即使是確定誰是顧客都很困難，因為政府的服務對象遠不止直接的顧客，還包括等待服務的人、沒有積極地尋求服務但可能需要服務的人、服務受益者的後輩、直接受益者的親友等，甚至也有一些不想成為顧客的顧客，比如那些因超速行駛收到罰單的人。在表達自己的利益需求時，政府的一些顧客比另一些顧客擁有更多的資源和更強的技能，但他們不應該得到更好的對待。在政府中，公平和平等方面的考慮在服務供給中起著重要作用。盡管持續改進公共部門服務供給的質量具有明顯的重要性，但政府不應當首先或專門地回應顧客自私的短期利益；相反，擔當公民角色的人們必須表明他們關心更廣泛的社會，表明他們致力於那些超越短期利益的事務，表明他們為發生在其鄰里和社區的事情承擔個人責任的意願。政府必須回應公民（從廣泛意義上界定的公民，而不只是法律意義上的公民）的需求和利益，鼓勵更多的人履行他們作為公民應該承擔的責任，並促使政府對公民的呼聲做出快速反應。
(5)政府不應當僅僅關注市場，還應該關注憲法和法令，關注社會價值觀、政治行為准則、職業標准和公民利益。
政府責任問題極其復雜，但新公共管理都傾向於高度簡化這個問題，即賦予行政官員較大的空間，讓他們按企業家的方式行事，把效率、成本、回應性等方面問題訴諸市場力量。但實際上，行政官員受到並且應當受到一系列復雜的制度和標準的影響，包括公共利益、憲法和法律、政府的其他機構和其他層次、大眾媒體、職業標准、社會價值觀念和標准、形勢因素、民主准則、公民等。公共行政官員與復雜的治理體系的所有各種競爭性規范、價值觀與偏好之間相互影響。新公共服務理論意識到了這些責任的現實性和復雜性，承認在規范相互沖突和重疊的情況下，公共行政官員陷入了復雜的價值沖突之中，但認為官員不要獨自做出這些決定，而要通過對話過程、中介組織、向公民授權和具有廣泛基礎的公民參與，讓公民了解這些沖突和行為參數，以便使這些實際情況成為討論過程的一部分。這樣做不僅獲得了現實的解決方案，同時也確立了公民權和責任。
(6)公共組織及其所參與的網路如果能在尊重所有人的基礎上通過合作和共同領導的過程來運作，它們最終就更有可能獲得成功。
生產率改進、過程再造和績效測量等是設計管理制度的重要工具。但如果不能同時充分地關注組織個體成員的價值觀和利益的話，那種控制人們行為的理性企圖最終將會失敗。況且，即使這些管理和組織方法能夠取得成效，它們也不會培養出負責任的、活躍的和熱心公益的雇員或公民。如果期望公務員尊重公民，那麼管理公共機構的人也應該尊重公務員。公共行政官員的工作具有極大的挑戰性和復雜性，不能僅僅被視為渴求官僚工作的穩定性和結構的雇員，也不能僅僅被看做是市場的參與者。相反，公務員的動機和報酬不僅僅只是工資和穩定性的問題，他們希望能夠改善其他人的生活。在為政府雇員和公民提供機會以鞏固其公共服務動機和價值觀並使其在此基礎上採取行動方面，共同領導的觀念是至關重要的。在新公共服務理論看來，共同領導、合作和授權成為組織內外的共同規范。共同領導關注組織和社區想要推進的那些目標、價值觀和理想，它必須具備相互尊重、相互適應和相互支持的特徵。正如伯恩斯所言，通過與人們共同工作而實施的領導改變著參與者，使他們的關注點轉向更高層次的價值觀。在此過程中，公民和雇員相似的公共服務動機都能得到承認、支持和回報。
(7)與企業家式的管理者視公共資金為己所有的行事方式相比，如果公務員和公民都致力於為社會做出有意義的貢獻，那麼公共利益就會得到更好的實現。
新公共服務理論明確提出，公共行政官員並不是其機構和項目的業務所有者，公共項目和公共資源並不屬於他們。相反，作為公共資源的管家、公共組織的管理人、公民權和民主對話的促進者、社區參與的催化劑、街道層次的領導者，公共行政官員已經接受了服務於公民的職責。公共行政官員不僅必須共享權力、通過民眾展開工作、作為中間人促成解決問題的方案，而且必須把他們在治理過程中的作用重新概括為負責任的參與者，而不是企業家。
從理論上來看，新公共服務理論針對傳統模型和現今居於支配地位的管理主義模型提出了重要的、切實可行的替代性選擇方案。這個替代方案建立在理論探索和實踐革新的基礎之上，從而形成了可以與其他類似模型相比較的標准模式。當理論家之間的爭論仍將繼續、行政實踐家還在試驗和發掘新的可能性時，已有的貢獻將對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赫伯特·考夫曼(Herbert Kaufman)曾經指出：行政機構是為了在不同時期追求不同的價值觀而得以組織和運作的。因此，把一個標准模式視為在任何時點上都普遍適用、而認為其他模式在這種普及的觀點的背景下將發揮相對次要作用的做法將是比較有意義的。當前，新公共管理及其替代理論已經被建設成治理和公共行政領域中的主導範式。對民主社會公民權和公共利益的關注也沒有完全喪失，它們只不過是處於從屬地位而已。然而，在民主社會里，當思考治理制度時，對民主價值觀的關注應該是極為重要的。效率和生產力等價值觀不應喪失，但應當被置於民主、社區和公共利益這一更廣泛的框架體系之中，未來的公共服務將以公民對話協商和公共利益為基礎，並與後兩者充分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