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我國為什麼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當前,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社會不斷進步、人民群眾物質文化需求日益增長,對提升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從理論方面看,首先,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需要。當前,我國社會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我們既要著眼於確保每位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和公平發展的機會,又要著眼於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讓廣大人民群眾更好地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其次,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擴大內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需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為人民群眾提供基本生存和發展的保障,可以有效改善預期、釋放需求,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更加強勁持久的內需動力。再次,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的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建立服務型政府,關鍵在於完善政府社會服務和管理職能,強化其為發展服務、為人民服務的能力和水平,集中表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
從實踐方面看,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我國改革開放的經驗都表明,在提供私人物品和私人服務方面,市場機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在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方面,市場機制卻存在失靈或局限性,需要通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機制來彌補。
B. 考研:請問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利弊是什麼,提高公共服務效率的措施有哪些
公共服務項目市場化、社會化的利弊剖析
有選擇地將部分公共服務項目進行市場化、社會化的改革,反映了政府職能在公共領域的退縮和市場價值的回歸。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現代政府面臨著社會需求急劇增長與公共財力相對不足的困境。上述改革是順應政府職能轉變,順應民眾訴求的必然趨勢。
(一)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的有利因素
1.實現政府職能與市場機制相結合。在公共服務領域採取市場化的手段和民營化的方式,實質上是引入了競爭機制,從而能有效降低公共服務成本和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實現市場對公共資源的優化配置;而政府通過制定標准和對服務效果進行評估和監督,則又發揮了政府宏觀管理的作用。因此,市場化取向的公共服務項目的改革,有效地解決了政府動作缺乏效率,而市場動作缺乏政府公共支持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紹興縣比較早地使一些私立醫院和學校進入公共服務領域,打開了政府壟斷醫療、教育資源的缺口,增加了民眾對資源的選擇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公立學校、醫院的競爭壓力,對這些行業加強規范管理和提高服務質量,進而提高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是有積極作用的,這些公共服務項目的市場化、社會化改革對緩解政府財政壓力是有一定作用的。
2.提升城市品位與服務普通民眾相結合。公共服務領域的市場化、社會化程度是衡量城市現代化水平的重要尺度,傳統的以政府「統包」的公共服務,雖然管理秩序井然,但卻缺乏應有的活力,從而使廣大民眾的公共消費維持在較低的基點上。政府主動降低公共服務項目的市場准入門檻,構築起多元化的公共服務項目投入機制,使公共服務領域在橫向上不斷擴展並在此基礎上向縱深發展,有助於形成較為完善的公共服務網路。以社會的力量介入公共服務領域,既是對政府職能的承接和轉移,也是公共管理領域對「小政府、大社會」的呼喚。私立醫院高起點的規劃建設和高規格的醫療服務,私立高中近年來教學質量的提高和社會影響的擴大,匯聚了城市人氣,集聚起大批人才。一些私立醫院運行以來先後引進了一批碩、博士生;私立高中的舉辦也從外省引進了大批本科生,這對提升城市的知名度進而打造城市品牌具有重要作用。提高城市品位的根本宗旨是服務民眾,公共服務項目實行市場化運作,有效地緩解了公共服務供給與市場需求的矛盾。
3.節約行政資源與激發民間活力相結合。隨著社會事業的地位凸現,柯橋城市空間的不斷拉大,必然使公共服務的領域不斷拓展,公共服務項目分工的細化。在這種背景下,政府有限的財政資金既要加大投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又要不斷充實到公共服務領域,從而使政府資金的支配與使用壓力加重。因此,剝離政府的部分公共服務職能,有利於降低行政成本,便於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辦難事。與此同時,一些公共服務項目採取市場化的手段,對化解不良資產,卸下財政包袱也確實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民營企業介入公共服務領域,確實是承擔了政府想辦而又無力興辦的某些項目,為推動縣城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在經濟發達又藏富於民的紹興縣,實現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社會化有其現實的社會基礎,特別是一大批規模以上企業,通過多年的市場拼搏和成功的企業運作,已積累了相當雄厚的經濟實力,從而為企業實現多元化拓展及參與公共項目經營創造了重要條件。
4.轉變政府職能與擴大民主參與相結合。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能達到政府職能卸載和機構精簡的目的。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釐定了政府與市場的職能關系:政府的職能主要在於「掌舵」,而「劃漿」的職能則更多地由市場來完成。公共服務採取民營化等形式,實現部分政府職能向市場和社會的轉移,能有效地調整和優化部門職能,有助於建設「廉價政府」。一般而言,凡是可以由私營部門和非政府組織來完成且可以比政府完成得更好的職能,就不應保留在政府公共服務部門,這樣做有助於實現政事分開,管養分離,從而達到精簡機構的目的。公共服務的市場化還能擴大公民的民主參與,促進民主程度的提高。政府通過在公共服務領域引入市場、社會力量,實行多元化服務供給,實際上是政府向社會的「權力返還」和民眾對行政的參與過程,這一過程的本質是社會民主過程的發展。政府與其他市場主體在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的過程中,充滿著復雜的利益博弈關系,這有助於政府在未來的決策中做到更加科學有效。
5.轉變執政理念與提高應對能力相結合。從更深層面上看,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社會化是一場觀念層面的革命,它促使人們逐漸擺脫僅從政府自身來拓展公共服務資源的思維定勢,逐步確立起社會良性互動運行的觀念,辯證認識現代社會的三大支柱(政府、企業及社會組織)的功能和作用,真正使政府做到「有所為而有所不為」,促使政府從以權力中心向規則中心的運作方式轉變,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從暗箱行政向透明行政轉變。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的過程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過程,尤其是在其發展的初期,由於政府本身在公共服務市場化運作的經驗和體制監督方面的欠缺,容易造成大量優質的公共服務資源的閑置乃至浪費。這深度拷問著政府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從而促使其提高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
(二)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存在的主要問題
在肯定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的正面效應的同時,也應如實尋找其負面因素。市場化不是萬能的,其間出現的政府與投資商之間復雜的利益博弈,良好願望與客觀效果的現實反差,使人領悟到公共服務市場化之路的艱難與曲折。
1.公共責任的嚴重缺失。在公共服務市場化進程中,政府和投資者對公共產品上的價值目標的追求是不盡一致的。作為政府部門不僅要求其有效率,而且更注重社會責任;而私營部門可能在計較投入產出率下,忽略社會責任及公共利益。這始終是一個難以兩全的矛盾。這樣,在運作過程中就會出現「掠奪性」經營和欺詐問題。在實際運作中,一些投資者通過變更合同、欺詐等手段,造成了工程款拖欠、銀行追討貸款、法院查封土地、群眾上訪等問題,這是經營者公共責任的嚴重缺失。在一些私立學校的經營中,由於投資者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內在沖動,在安插親戚掌管財、物大權的同時,隨意不履行自己的承諾,又直接干預日常教學管理工作,引發學校內部管理的混亂。因此,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實踐中的「道德風險」的化解,從根本上說是不能寄希望於投資者的良心發現,而行政監管的失范和制度約束的脫離,使道德風險的機會加大。
2.社會資源閑置、虧損嚴重。從私營投入公共服務項目的實際運作情況來看,公共服務項目運作業績令人堪憂。一些私立醫院存在著設備閑置、經營虧損的情況。同時,由於業務不足,引進的高檔次人才大量閑置,影響了人才隊伍的穩定。而與此形成反差的是一些公立醫院服務處於飽和狀態。一些私立學校由於自身辦學定位及內部管理問題,也出現連年虧損甚至停止辦學。造成上述項目經營處於困境及虧損有其自身原因,但從客觀上講,在政府公共服務資源處於強勢地位的發達縣域,尤其是象教育、醫療這樣的領域,私人承擔公共服務項目,生存的空間本來已經不大。在現存體制和行政偏好下,政府直接經營公共服務項目的強力扶持也在情理之中。
3.公共服務市場化思路狹窄、形式單一。在推出公共服務項目市場化、社會化過程中,基本上是採取民營化這一形式,相當程度上是屬於土地「一賣了之」的做法。因此,在產權上割斷了與政府的聯系,從客觀上削弱了政府介入這些服務項目的深度和力度。這顯然是屬於外部鬆散型的政府與市場結合模式。這種做法,看似比較徹底的公共服務的市場化,卻反映了我們對市場化認識的不成熟。在推出項目的具體操作上也沒有做到循序漸進,從而造成一些公共服務項目經營虧損和資源閑置。僅僅採用民營化這一模式,從長遠來看也造成了政府優質資源(包括土地)的流失,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政府對經濟資源的調控和城市整體的規劃;同時,由於私營部門公共服務項目經營的虧損,勢必又會對政府提出利益補償的要求,從而使政府的良好初衷化為泡影。其實,公共服務項目市場化,不僅可採取民營方式,還可以採取政府項目合同外包及政府與民間合作等模式。
4.引進項目監管不力,規劃執行缺乏剛性。公共服務項目市場化中出現的問題常常與政府對項目監管與規劃的執行有關。在引進該項目時,政府管理沒有步步跟進,沒有嚴格按合同實施,輕易地允許一些投資商調整規劃,關鍵環節上政府職能的缺位,常常成為誘發錢權交易的溫床。同時,這些項目建設中出現的問題也與城建、金融、工商部門等沒有全方位的監管有關,從而使資金抽逃和違規運作有機可乘。從現實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投資者的職業操守來看,要使其自覺自願地承擔公共服務項目的社會責任,似乎為時還早,這也是公共服務項目的投資者總是要以「房產捆綁」等形式,向政府提出利益回報的原因。
5.政府後續管理缺乏,內部機制不全。在公共服務市場化的過程中,政府只注重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前期管理,包括規劃、建設等,而對其建成後的實際運作,往往缺乏後續管理制度和措施,常常是在出現問題或投資者提出要求後,以政策性的文件代替規范化的管理,從而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政府和投資者之間經常性的對話和協商機制,造成政府和私營部門信息不暢與不對稱。事實上,在市場化過程中,政府是不能與之完全脫離的,政府仍然負有績效管理與評價的責任。公共服務領域在運作中出現的問題,也與私營部門自身缺乏健全的內部管理機制有關,投資者慣用對企業的那套「老闆管理」模式來管理公共服務項目,以低薪聘用外地人才,不重實際效果,並急功近利要使公共項目早出效益。同時,公共服務領域是高知識人才集聚的地方,而這些被投資者聘用的管理者又是其中的佼佼者,盡管沒有資產,但他們有思想和能力,投資者只有充分激發管理者的積極性,為其提供一個良好的創業環境,才能實現公共服務領域的可持續發展。
C.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完善公共服務體系什麼可及性
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可及性。
D. 完善公共服務體系要推進基本公共服務什麼
完善公共服務體系要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衡化。
公共服務包括養老、教育、醫療、住房、文化等方面,需要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改進是沒有止境的,主要是解決均衡問題。
E. 加強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積極意義是什麼
1、有利於健全公共服務供給的體制機制:當前在我國政府履行公共服務職責中,沒有形成可持續的財政支持體制,沒有建立規范的政府分工和問責機制,沒有形成地區間和城鄉之間資源的公平配置制度,由此嚴重影響了公共服務所提供的數量和質量,並制約了公共服務基本功能的有效發揮。
2、有利於公眾參與公共服務的管理與監督:隨著信息化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公眾對公共服務需求越來越大、質量要求越來越高,對國家之間、地方之間公共服務的差異也越來越敏感,已經不再僅僅滿足於知道政府在公共服務上花了多少錢,更關心這些支出取得了哪些效果,對公眾的工作生活帶來了什麼切實的改善。
3、有利於提高公共資源整體配置效率:政府資源配置的職能不僅沒有削弱而且還在不斷加強。雖然2005年我國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僅為18.5%,但從政府實際能支配的資源和職能范圍看,我國屬於「大政府」國家。
4、有利於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在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日趨深入發展的背景下,以跨國企業為代表的國際競爭逐步演變為國家間市場、企業、政府、資源等全方位的競爭。政府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國際競爭的後台支持,而是直接走上了國際競爭的前沿舞台。
中國政府提出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但在操作層面必須明確界定基本公共服務的內容。從中國的現實看,可以運用基礎性、廣泛性、迫切性和可行性四個標准來界定。所謂基礎性,是指那些對人類發展有著重要影響的公共服務,它們的缺失將嚴重影響人類發展。
所謂廣泛性。是指那些影響到全社會每一個家庭和個人的公共服務供給。所謂迫切性,是指事關廣大社會最直接、最現實、最迫切利益的公共服務。所謂可行性,是指公共服務的提供要與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公共財政能力相適應。
從上述標准判斷,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基本社會保障、公共就業服務,是廣大城鄉居民最關心、最迫切的公共服務,是建立社會安全網、保障全體社會成員基本生存權和發展權必須提供的公共服務,成為現階段我國基本公共服務的主要內容。
F. 我國為什麼要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毋庸置疑,經過前一階段的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急劇轉型,我國經濟社會的基本需求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不僅要求盡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應對生態環境惡化和能源資源短缺引發的嚴峻挑戰,而且要求加快建立覆蓋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應對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所帶來的新的挑戰。有關資料顯示,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多項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相繼超越生存型社會的臨界值。就恩格爾系數來看,2000年城市達到39. 4%,農村達到49. 1% ,均低於50%的臨界值。同年,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首次降至50%的臨界值。2001年,第一產業比重降至14. 1%,首次低於15%的臨界值;第三產業比重達到40.7%,首次超過40%的臨界值。2003年,城鎮化率達到40. 5%,首次超過40%的臨界值。從這些量化標准來判斷,我國在21世紀初開始由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過渡。在這一進程中,廣大社會成員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同公共產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務不到位的問題成為日益突出的階段性矛盾。[1]由此可見,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緊迫任務。
社會發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實現人人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必然選擇。換句話說,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過程,共享社會發展成果是結果,它們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要維護社會公平。在當前,通過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解決民生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體現社會公平的迫切需要。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諸多不和諧因素,有的是發展不夠的問題,有的則是共享不夠的問題,即沒有很好地讓全體人民公平公正地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按理說,社會進步的成果應當由全社會來共享,但實際上是由強勢群體來享受或首先享受;同樣,社會代價的後果應當由全社會來分擔,但實際上大部分卻由弱勢群體來承擔或主要來承擔。因此,處在強勢群體中的人,與處在弱勢群體中的人,對社會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強勢群體由於得到很多利益,認為這個社會好,希望維持現狀,對社會認同感較高;而處在弱勢群體中的人,由於地位下降或利益受損,對社會有一種不滿情緒,甚至希望改變現狀,因而對社會的認同感較差。這種復雜的情況必然導致社會矛盾和沖突的產生。所以,必須針對影響社會和諧的突出矛盾,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真正把改革發展成果體現在人民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的不斷提高上,體現在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上,體現在人民享有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各方面權益得到充分保障上,以此來促進和諧社會建設。
還應當看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衡量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可行標准。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目標實現與否需藉助科學、合理的評判標准,但它具有難測度性,需要一個可行的衡量標准來評判它。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正是一個可行的衡量標准。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本質是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人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程度的高低;另一方面,相對於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難測度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各項指標可以量化,所以它是衡量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可行標准。目前,「4E」標准即效果性、效率性、經濟性、公平性是評價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客觀標准,其中的公平性標准即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如「基準評價指標」(即標桿法,就是預先選定一個組織或一個標准,並將其作為本組織一定期限內努力的方向和試圖達到的目標,到設定期末,測度本組織完成預定目標的程度和質量,即為該組織的基準績效得分)、「地區差異指標」(即同一種公共服務,評估得分最大地區與評估得分最小地區間的得分之比)等,[2]均是很實用的公平性評價標准。
G. 什麼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如何做到,有何意義
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現代政府追求的目標。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西方發達國家為克服自由資本主義的弊端,強化政府對公共經濟領域的壟斷地位,推動公用事業等重要行業的國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基本實現了公共服務均等化或均質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進一步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世界各國政府積極探索國有公共企業私有化、政府與私人企業合作制等改革舉措。百餘年來,各國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推動政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亞洲地區現代化的進程起步時間不一,各國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差別較大。二戰以後,先期實現體制變革和經濟騰飛的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借鑒歐美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通過在公共財政、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公用事業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但是,大多數亞洲國家,由於治理理念、政治體制、社會環境、經濟基礎、人口規模以及連年戰亂等因素,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不強,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不高。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管理改革運動席捲全球,亞洲國家中,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高的國家認真總結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和教訓,不斷深化公共服務制度安和公共服務方式的變革;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主動借鑒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念和經驗,努力探尋適合本國特點的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途徑和策略。在探索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中,亞洲國家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難題,也積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經驗。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努力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著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一,堅持不懈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始終堅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的基本理念,始終堅持通過改革促進發展的基本路徑。通過改革,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國家財政收入連續大幅度提高,為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奠定了堅實的財力基礎。
第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牢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科學發展要求政府將維護最廣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學發展要求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以人為本」和「統籌兼顧」,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第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中國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公平正義意味著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和分配公平,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公共服務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需要通過均等化的制度設計,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勾畫了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的宏偉藍圖。
第四,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按照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目標的要求,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通過改革,實現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轉變,實現政府組織機構及人員編制向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轉變,實現行政運行機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規范有序、公開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轉變,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潔政府,建設人民滿意的政府。政府職能轉變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要求全面履行政府職能,在改善經濟調節、嚴格市場監管的同時,更加註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按照職能轉變的要求,突出各自的管理和服務重點;進一步理順部門職責關系,合理界定政府部門的職責,做到權力與責任對等,避免職能交叉重疊。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為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確立了體制基礎。
第五,中國政府在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做了有價值的實踐探索。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一是確定了「完善公共財政制度,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針。主要做法是通過改革財政管理體制,完善公共財政制度,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調整稅
H.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推進基本公共服務什麼可極性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可及性】。
I. 提高公務員的公共服務能力有什麼方法
第一,要提高公務員的公共服務能力,就要明確公務員的工作宗旨。我們的工作宗旨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為人民服務」。就是以人為本,就是一切工作都要體現和維護人民的利益。無論從政策的調研、制定到執行、修正,都要牢記人民利益高於一切。
要確立人本意識,以民眾需求為出發點,以民眾意志為根本導向,在執行公務中做到保障民權,尊重民意,關注民生。要確立責任意識,以提高服務質量為己任,以公眾滿意度為最高標准,以對民眾負責為崇高使命,擺正自己與人民的位置。要確立正確的權力服務觀,即公務員在權力運用中始終把服務放在首位,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要牢牢記住,我們每做的一切工作都要以群眾的滿意為工作的出發點。
第二,要提高公務員的公共服務能力,就要提高公務員的個人素質。公務員個人素質的好壞,決定了公共服務能力和水平的高低。公務員是人民的公僕和服務員,必須有服務意識、服務知識和服務技能。提高個人素質的關鍵就在於加強學習。我們要認真學習國家的法律法規,對自身從事的行業相關業務規章制度也要瞭然於心。不僅要透徹理解政策,還要能正確運用政策,具有較高的業務能力和協調能力。工作雖然繁重,但是我們依舊堅持接好每一個電話,接待好每一名相對人。經常對一個相同的問題,需要解答幾十次上百次。但是依舊要保持平衡、良好的心態,把握服務的技能,針對問題較多的服務對象,面對棘手的問題,也要認真耐心處理。牢記群眾利益無小事,做到群眾反映的事情件件有著落,事事有迴音。公務員素質的好壞,其實就在這樣重復的工作中始終堅持「廉政好、服務好、態度好」就可以得到體現。
第三,要提高公務員的公共服務能力,就要提高公務員的全局意識,加強配合,減少不必要的內耗。部門之間溝通不暢,職能業務交叉現象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有事兒要麼大家搶著管,要麼誰都不管,政府公共服務出現「真空」,跨部門政府服務難以聯動。這種現象造成了群眾有了問題往往不知找誰,或者辦一件小事而需要跑很多趟,費時費錢又費心。所以,公共服務需要一體化,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公共服務需要「一次性告知」,不要讓群眾辦事摸不著頭腦。
第四,要提高公務員的公共服務能力,就要強化公共服務職能。公共服務職能的強化,最重要的是要求各級政府能夠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不斷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包括加強城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社會事業,發展社會保障服務和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以及發布公共服務信息等。這既是保障社會公眾服務的需要,也是保障一個地區經濟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需要。
要切實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繼續深化和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把不該由政府管的事情交由企業、市場、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最大限度地解決公共服務職能的越位、錯位和缺位問題。
要調整和優化政府公共服務結構,努力構建充滿活力的現代公共服務體系。通過擴大公共服務的覆蓋面,全面提升各級政府公共服務的中心功能,推進政務的公開、便捷、優質、高效。同時,加快推進公共服務工作的重心下移,建立健全基層的公共服務體系。
第五,要提高公務員的公共服務能力,就要推進城鄉和地區之間公共服務均等化。解決這一問題,關鍵是要通過深化改革,改變公共財政支出結構,逐步提高公共支出在公共財政中支出的比重,努力做到經濟性公共服務與社會性公共服務相協調。
通過制定公共服務的最低標准,保證低收入人群能夠獲得最基本的公共服務。這里,要特別注重推進城鄉和地區之間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保障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夠依靠法律和制度享有接受教育、進行創造、平等參與市場競爭的正當權益,盡快形成文化、教育、科技、醫療、衛生等全方位的公共服務體系。
通過整合社會事業資源布局,促進城鄉、區域之間社會事業的均衡發展,並從體制機制上解決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比如,通過加快新農村建設,逐步把基礎設施投入的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逐步緩解城鄉地區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目前,我國由政府主導的收入再分配,主要包括稅收和轉移支付兩大類。因此,可從這兩方面進行考慮,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從而緩解日益突出的城鄉收入差距矛盾。
第六,要提高公務員的公共服務能力,就要規范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行為是否規范,直接關繫到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作為各級政府和公務員要圍繞解決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建立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要針對目前一些地方在關系人民生命安全的食品、醫葯領域,假冒偽劣產品還時常出現的問題,切實強化政府監管職能。
要重在形成包括完善的法律環境、專業化的行政監管機構、多種行業自律組織、多級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以及輿論媒體和公眾監督在內的現代監管體系,實現政府對市場監管職能的真正到位。
要加強對社會的管理。當前,各級政府和公務員應當把相當大的精力用於各類社會矛盾的解決,各方面利益的協調,化解社會不和諧因素,切實把構建和諧社會的任務落實到基層。要建立各類突發事件的應急機制,特別是採取法律、技術和增加投入等多種措施;提供良好社會治安環境,從源頭上減少犯罪,增強人民的安全感;建立健全社會矛盾糾紛調處機制,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最大限度地整合不同的利益群體,以減少社會動盪。
第七,要提高公務員的公共服務能力,就要創新公共服務方式。要進一步推進公共服務法治化。通過深入貫徹《行政許可法》,加強行政立法特別是公共服務方面的立法,深入推進執法體制改革,建立權責明確、行為規范、監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執法體制,加大行政執法力度,推進嚴格執法、公正執法和文明執法,探索建立公共服務行政執法預警制度,形成良好法制環境。
要進一步推進公共服務信息化。通過加快電子政務建設,完善電子政務網路平台,加強信息互聯共享,積極開展網上服務,不斷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進一步推進公共服務公開化,要完善辦事公開制度,擴大群眾知情權。加快推進公共服務社會化。在公共服務中引入市場機制,通過招投標、合同承包、特許經營等市場運作方式,調節公共服務的供給和需求,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真正形成政府主導、各種社會主體共同參與的公共服務供給格局。
J. 簡述政府公共服務職能需要強化的是哪些方面
一是改變公共財政支出結構,提高公共服務支出的總量與比例。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必須健全和完善公共財政體制,逐步提高公共支出在公共財政支出的比重,並且努力做到經濟性公共服務與社會性公共服務相協調。要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合理界定與調整中央與地方在公共服務供給方面的財權與事權,有效實行轉移支付。
二是制定公共服務的最低標准,保證低收入人群能夠獲得最基本的公共服務。歐盟國家的經驗表明,確立公共服務的最低標准非常有必要。歐盟等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主要包括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福利三部分內容,而其中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兩部分是專門針對社會最低收入人群的。在保證最低社會保障、初級衛生保健、義務教育的基礎上,以保護貧弱者為重點,擴大公共服務的覆蓋面,從而實現使人人都享有基本公共服務的目標。
三是繼續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符合中國特色的公共服務體制和模式。公共服務體制創新是公共服務創新的核心內容。要繼續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創新公共服務體制。要根據不同公共服務項目的性質和特點,採取不同的供給模式,實行公共服務主體的多元化,即具體包括三個方面:對那些不具有規模經濟特徵、進入門檻比較低的公共服務項目,逐步向民營企業和民間組織開放,鼓勵和支持民營企業和民間組織參與公共服務。對那些規模經濟特徵明顯、進入門檻較高的公共服務項目,主要引入市場機制,加強公共部門內部的競爭;對仍要依靠公共部門來提供的公共服務,如教育、衛生防疫等重大項目,要加強監管,保障公正,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四是高度重視農村的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切實解決城鄉失衡問題。加大農村公共服務建設的力度,解決「三農」問題,是政府公共服務的重要內容和著眼點。要認真貫徹落實中央確定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從政策上、法律上、制度上、投入上採取堅決措施,增強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調整供求結構,保護農業的基礎地位,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