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理論的發展歷程

⑴ 新公共服務理論是怎樣發展新公共管理理論的

我來說一點吧，其實這些是政府行政的問題，我們知道政府的具體行為經過幾個內過程，容簡而言之：決策，管理，服務。而這一演變過程是由於近代民主思想的深入而形成的，中國也是這樣子的，我們都說中國政府政治改革落後，最主要的是因為人民民主思想的深入的同時，政府行政觀念沒有變的原因。簡而言之是從只注重經濟效益發展到注重人民權利了......你可以去看看行政學方面的書，通讀之後會發現的....加油啊！！

⑵ 公共服務是如何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

公共服務均等化是以人為本理念的具體體現。一個國家的公民無論居住在哪個地區，都有平等享受國家基本公共服務的權利。

公共服務均等化能夠促進社會公正，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統一，具有明顯的政治意義。任何社會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平等，但是，如果不公平超過一定限度，就會帶來
社會政治風險。由市場決定的個人分配不公平是如此，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分配不均等也是如此。公共服務水平差異過大，對於財力薄弱的地區來說，可能將這種
差異歸結為中央政府的政策歧視，至少是政策調節不力或存有偏差。在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水平緊密相關的財政管理體制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就
同於公共服務水平的差異。而中國地區經濟發展除了歷史遺留的不平衡，自改革開革開放以來，實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區域發展戰略，加上獨特的地理區位
優勢，沿海地區社會經濟高速發展。在此背景下，實施一套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水平關聯的制度，忽視對地區間公共服務水平差異進行必要的調節，必然會招致欠發
達地區的抱怨。國際經驗表明，一旦落後地區長期得不到中央政府強有力的財政援助，難以改善經濟與公共服務狀況，會使得這些地區產生離心傾向。因此，中央政
俯通過財政援助推進地區間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有利於增強中央政府的凝聚力與控制力。

公共服務均等化還具有突出的經濟意義。根據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向財政資源不足地區轉移財力，增加公共物品供給，所產生的效用要大於投向財力充裕地區。這是
因為，對於發達地區來說，在一定生產力條件下，財政資源過多，往往可能投向非政府職能范圍的競爭性領域，或者導致辭資源浪費等管理鬆弛的現象；而對於財力
薄弱地區，轉入財政資源會增加整個社會的福利。從長期來看，按照公共物品投資增加一促進經濟增長一改善公共服務能力的邏輯推演，通過提高即期財力薄弱地區
的公共物品供應能力也會減輕發達地區的遠期負擔。此外，均等化也有助於促進統一市場形成，使生產要素能夠在利益的引導下按照市場規則在地區間合理流動，達
到優化資源配置的目的，促進經濟與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當前，我國人均GKP已經突破1000美元大關，發展步人一個人關鍵的時期。國際經驗表明，定時期既是「黃金機遇期」，又是「矛盾凸顯期限」，是走向富強
文明或貧困動盪的分水嶺。這就要求我們把握機遇加快發展的同時，重視各種容易誘發社會矛盾沖突的不和諧因素，促進人與自然、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加快社會
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進程。公共服務均等化本身就是緩解因發展不平衡所引發的地區間矛盾、實現地區間和諧均衡發展的重要途經；更為重要的是，均等化體現的是
一種公平正義的發展理念，與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及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完全一致。

⑶ 公共產品理論的歷史發展

早在上個世紀末，奧地利和義大利學者將邊際效用價值論運用到財政學科研究上，論證了政府和財政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的合理性、互補性，形成了公共產品理論。1919年產生的林達爾均衡是公共產品理論最早的成果之一，林達爾認為公共產品價格並非取決於某些政治選擇機制和強制性稅收，恰恰相反，每個個人都面臨著根據自己意願確定的價格，並均可按照這種價格購買公共產品總量。處於均衡狀態時，這些價格使每個人需要的公用產品量相同，並與應該提供的公用產品量保持一致。因為每個人購買並消費了公用產品的總產量，按照這些價格的供給恰好就是各個個人支付價格的總和。林達爾均衡使人們對公共產品的供給水平問題取得了一致，即分攤的成本與邊際收益成比例。總之，林達爾均衡指個人對公共產品的供給水平以及它們之間的成本分配進行討價還價，並實現討價還價的均衡。
薩繆爾遜1954年、1955年分別發表的《公共支出的純粹理論》和《公共支出理論的圖式探討》提出並部分的解決了公共產品理論的一些核心問題，如：如何用分析的方法定義集體消費產品？怎樣描述生產公共產品所需資源的最佳配置的特徵。他在「公共支出的純粹理論」一文中將公共產品定義為這樣一種產品：每一個人對這種產品的消費並不減少任何他人也對這種產品的消費。這一描述成為經濟學關於純粹的公共產品的經典定義。
1956年蒂鮑特（C.M.tiebout）發表了論文「一個地方支出的純理論」，隨即出現了大量關於地方公共產品的文獻，地方公共產品問題指：一些公共產品只有居住在特定地區的人才能享用，因此個人可以通過遷居，來選擇他消費的公共產品。布坎南在1965年的「俱樂部的經濟理論」中首次對非純公共產品(准公共產品)進行了討論，公共產品的概念得以拓寬，認為只要是集體或社會團體決定，為了某種原因通過集體組織提供繁榮物品或服務，便是公共產品。
同年，貝冢（K.Kaizuka）最先引入了公共產品要素的概念。1969年，薩繆爾遜指出對林達爾均衡理論提出了批評，指出：因為每個人都有將其真正邊際支付願望予以支付的共同契機，所以林達爾均衡產生的公共產品供給均衡水平將會遠低於最優水平。
1973年，桑得莫（A.Sandom）發表了「公共產品與消費技術」。著重從消費技術角度研究了混合產品（准公共產品）。70年代以後，公共產品理論的的發展主要集中在設計機制保證公共產品的決策者提供的效率原則。

⑷ 公共服務國內外理論概述

行政變革的理論中最為引人矚目的新貴無疑是「新公共管理」(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相比教而言，它摒棄了傳統政治理論的觀察視角，而是從市場和經濟學的角度重塑了許多行政的理念和價值，從而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行政發展架構。同時，必須注意到的是，以丹哈特夫婦為代表的另一些學者針對新公共管理的理論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並倡導「服務而非掌舵」的新公共服務理論(the New Public Service)，他們的觀點在我們的服務行政研究中具有值得重視的巨大意義。
一、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揚棄
1、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產生，為政府改革注入了新鮮血液。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官員的「經濟人」假設，政府相似於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企業組織，政府與民眾的關系是公共服務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系。因此，其核心內容是力圖將私營部門和工商企業的方法用於公共部門，強調市場競爭、政府工作的績效評估、行政過程的透明取向、成本效率和顧客導向等。一時間，「企業化政府」、「市場為本」、「政府瘦身」、「重塑政府」成了政府官員使用率極高的流行詞語。然而新公共管理的思想並沒有涵蓋當今政府在實踐中所應該涵蓋的基本理念。而且新公共管理過分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過分強調政府向企業學習、用企業提供商品的方式提公共服務，往往會而且在實踐中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的差別，從而產生倫理上和責任上的問題。另外，在市場化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不盡人意的腐敗現象。這一切，導致公平與公正問題的凸顯。
新公共管理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政府不再同時掌舵和劃槳，而是把劃槳的任務賦予更為高效率的市場，政府則專心做好掌舵的工作。丹哈特夫婦則針對性地提出了一個實質性的問題：「當我們急於掌舵時，我們是否正在淡忘誰擁有這條船？」從掌控和駕馭社會的角度講，政府過去已經做了很多，也的確發揮過積極的意義。但是對於現代社會，這種單極化的掌控結構是否還合理呢？現代社會更多意義上是一個多元化的結構，即便在公共行政領域它更多的也要體現出公民的主體性。其實公民才是一個多重的角色，他們既是公共財政的主要供給者，也是公共服務的接受者，同時也是各種生活的參與者和公共利益實現的監督者。歸根到底，作為最終的授權者，他們甚至可以通過新契約的形式向民間公共組織授權，而非單獨指向政府，這樣就使得掌舵者的地位受到了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講，未來政府在許多時候的角色將不再是主導型的，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與者，至於劃槳手也不僅僅是市場這一單一結構能夠完全提供的，需要有更為多元的參與力量來重構體系。
2、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揚棄。在對新公共管理進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礎上，一些學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的新理論。丹哈特夫婦提供了新公共服務與新公共管理比較的一個代表性範式，他們提出了對服務行政有相當指導意義的七個方面：1.服務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標而非副產品；3.戰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動；4.服務於公民而不是顧客；5.責任並不是單一的；6.重視人而不止是生產率；7.超越企業家身份，重視公民權和公共服務。夏書章先生對此有這樣的評價，「在傳統公共管理與新公共管理之後，出現新公共服務運動，並非偶然，故不論它們之間的理論觀點和具體內容上的分歧和爭議如何，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視，即強調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歸根到底是公共服務的性質。」
與新公共管理建立在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觀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務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觀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員為公民服務並確實全心全意地為他們服務之上的。新公共服務對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體現在: (1) 新公共服務呼籲維護公共利益，「 當公民能夠根據公共利益去行動時,社會的廣泛利益才能從一個獨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脫離出來,並轉變成一種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會奉獻的過程最終使個人變得完整」，這種觀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個人自利基礎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論。（2） 新公共服務強調尊重公民權利。新公共服務的倡導者堅持認為,政府與公民之間是不同於企業與顧客之間的關系的, 「公民具有一種公共事務的知識,一種歸屬感,一種對整體的關切,一種與自身的命運休戚與共的社群道德契約」。新公共服務倡導者相信公共組織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礎上通過合作和分享的過程來運行,就一定能獲得成功。（3） 新公共服務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務看到當今政治生活領域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變化,政府不再是處於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參與者。更多的利益集團直接參與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之中。新公共服務認為行政人員應該意識到,公共項目和公共資源並不屬於他們自己,作為負責任的參與者,而不是企業家,他們是「公共資源的管家、公民權和民主對話的促進者、社區參與的催化劑、街道層次的領導者」 ,將越來越多地扮演調解、協調甚至裁決的角色。
3、新公共服務理論需要發展和實踐。新公共管理努力實現的是對一系列公共管理困境的救治，現實的問題使得關注效率的工具理性成為必要，相應的它對於追求何種最終價值卻少有興趣，也就缺乏探討緊迫性的認知。作為一種變革和救治的視角，我們對於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予以很多的贊成與肯定，但是這樣一種理論進步更多的是建立在技術和工具的層面，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具有形式偏好性。而新公共服務則試圖將管理的視角逐漸切換到對管理乃至社會發展根本價值的關註上來。資於往事，鑒於現實，我們需要在一個改革的進程中必須在二者理念中尋找一個新的平衡點。
盡管丹哈特夫婦在提供的多個項目的比較後發現，二者似乎存在著太大的差別，但是如果從動態發展的角度，形式和價值事實上必然有相契合的肌理。就如同我們認為即使在公共管理「主體缺位」時期，它也正走在根本價值的漫長回歸之路上，並不能因為當時的理念多麼淺顯而否認那曾是形式與價值耦合的一個歷史進程。新公共服務高舉價值追求的大旗一方面確實很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困惑，在實踐上並不能與新公共管理並駕齊驅。
二、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困惑
公共行政轉向倡導服務的價值和實質的正義，需要致力於建設一個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為根本的行政體系。這樣一種理論推定的首要問題「是否可能」或者說「是否具有操作性」將如何來界定呢？事實上，通過分析，我發現有四個困惑必須予以解決才能回答其現實性。
第一，公民何以理性？以公民為本就意味著公共行政必須滿足公民的需求並為不斷發展的需求提供服務升級的義務。那麼，公民的理性就顯得非常必要了，這種理性包含三個層面的意思：
1.公民是否准確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公民其實往往最注重基礎的需求，而對於可能的或者高層次的需求缺乏認知，這主要是因為需求環境、需求階段以及需求人群的差異造成的。譬如，生活在城市的人嚮往鄉村田園的環境，而農村居民會覺得現代化的都市生活更好，這種需求的「圍城」困境並不意味著絕對的需要，而是階段性的比較和補差心理。所以公民的需求總是表達不充分或者時效多變的，尋求一種明確的認知似乎目前還不可能。
2.公民是否能夠充分地表達自己的需求？即使公民完全知道自己的需求，那他們能清楚無誤地傳遞給供給方嗎？答案是否定的。公民的表達取決於三個因素：a.公民表達的能力，這一點是因人而異的，最好的表達能力者能否最清楚的表達尚有疑問，何況千差萬別的公民群體。b.公民的表達意願，公民的表達意願是受個體情緒影響很大的，不同心理素質和個性的人對表達的見解是不徑相同的。c.表達的成本，這一點其實也很關鍵，如果公民感覺到對話的成本高於收益或者擔心投入沉沒的話就會放棄許多表達的機會。
3.公民認為自己的需求得到滿足了么？公民的評價體系同樣體現出迥異性，即使是同等同質的服務對於不同的客體而言滿足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這種困境時常出現，使得服務方不知所措，也往往影響公平性和制度化。
所以，就現實而言，差別的公民個體理性層次不同，作為全體考察時則更加具有不確定性，所以只能稱之為有限理性的集合。
第二，政府何以令人滿意？作為服務供給者的身份，如何讓公民滿意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作為權力和權利主體的公民在接受服務的時候對於政府不能是感恩或者寬容的感情，他們通常應當思考這樣幾個問題：
1.政府是全心全意為我們考慮的嗎？政府的人員是由一般的公民擔任的，他們具有雙重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公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須通過本職工作來實現政府的服務。這個特殊群體的集合是不是會帶來政府的人格化以及利益集團化？他們考慮服務的基點還能保持公正嗎？還有可能在沖突的區域依然保持價值的中立嗎？以上的擔心不是多慮的，既往的「經濟人」假說事實上更加增添了這方面的不確定感。
2.政府能提供盡可能多和好的服務嗎？這個問題直接與服務的意願和政府的能力有關：從意願的角度，政府在獲得充分的授權後，必須有兌現契約的實際行動和完善服務的創新精神，還必須保障能夠落實到制度化的設計上而不是可有可無的隨意性安排；從能力的角度，政府在具體的行政中應當表現出足夠的駕馭本職的素質並且有令人信服的實踐來進行經常性的校驗；這個問題實質上還與政府對公民需求的認可有密切的關系，公民表達的所有需求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回應、是否帶來了未來服務升級的承諾和預期等都是現有較鬆散公民社會的結構所不能把握的。
3.政府是值得信任和不可替代的嗎？既然服務是公民對政府的根本定位，那麼政府目前所發揮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嗎？在某一種公共產品的提供上，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已經是最好的可能嗎？現實中，多元的社會和多元的結構已經提供了選擇的其它可能，政府如果不能證明它還有必要居於主導，就必須放棄過去獲得的授權合同，主動退出，但是政府這種自覺的行動常常是缺乏壓力和動力的。
所以，政府總是很難令人滿意的，改革甚至重塑就成為經常性的工作。
第三，政府和公民何以達成共同的核心價值？作為追求理念的「生產力」與「效率」、「民主」與「正義」、「安全」與「福利」等在社會認知上有著不同的理解和偏好，公民群體通常不可能達成一致的認識，政府在各個階段也會有不同的解讀。問題還在於作為被授權的服務主體——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對社會價值的統一發揮影響，又有多大的能力去整合各方開展統一的行動，而且保證不虢奪侵犯公民的權力。另一個方面，公民作為權力的主體為何要去認同某種共同的價值，那些個體和群體多元化的價值之間又如何來保持融合和平衡沖突？我們會發現關於價值的爭論實際上歸結到最後就是公民與政府關系的根本性基礎——合法性認同，公共服務的行政變革不能是停留在技術修補層面的運動，而應該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全方位重構和超越。
第四，公共服務是現在還是未來？基於上述的分析，我們發現在建構服務行政的事實與價值取向上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面對既往的弊端和危機時，形式的修正需要更顯得迫切，而對於理念的刻意追求反而顯得不合時宜，
那麼服務的理論是不是太過超前或者部分地超越了我們的時代而應當被視為未來的理想呢？回答這個問題對於目前指導理論的建設性是不可延緩的，無論是新公共管理還是新公共服務都無法迴避。
三、結論
公共服務推定的困惑不是否定了公共服務理論的可能，而是對公共服務必須解決的理論層面提出了建構的基本內容。一種公共服務理論的建立，必須圍繞上述的問題展開探討，任何理論倘使不能解開上述的困惑，那就恐怕還是會「混淆了規范與描述」，難以提供出「一個令人心悅誠服的替代性方案」。歷史上的政府形態對於社會發展而言至少已經扮演過兩個角色，一個是大包大攬的全面干預者，就像我們在大多數歷史時期看到的統治管理形態，另一個是的市場主義和自由主義者強烈要求的「守夜人」角色或者弱勢政府。事實上，作為權力本體的公民們真的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嗎？當然不是，新公共服務理論實際上也呼喚了新意義上的政府重塑工程。首先，我們需要一個向上仰視我們的政府，他們必須記錄下我們所能給予的權力、堅決保留的權力和禁止行使的行政權力，並確定法律去保障它們；其次，我們需要一個熱心了解我們需求的政府，他們應該劃分出必須提供的、盡可能提供的和由第三方更好提供的不同需求層次，然後努力去達成這樣的供給；最終，我們需要一個全心全意服務於我們的政府，他們以尊重人的個性、確認人的價值、推進人的發展為使命。因何而服務?歸結到一句話就是「民主的政府是為他們的公共服務而存在。」我們所需要的也正是一個服務性的新型政府。

⑸ 新公共服務理論對於我國的政府改革有何啟示

新公共管理與新公共服務是當代西方公共行政理論發展的兩種代表性流派，
其中新公共管理發展的比較早體系
也較完善，
但是新公共服務著力於對新公共管理批判也存在較大的合理性，
正在引起廣泛關注
。

⑹ 新公共服務理論的介紹

《新公共服務理論》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羅伯特.B.登哈特、珍妮.V.登哈特。

⑺ 新公共服務理論與新公共管理理論相比有哪些不同其基本觀點如何

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務理論的不同：
（一）理論基礎不同
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礎是經濟學基礎和私營部門的管理方法。經濟學理論是以公共選擇理論中的 「委託-代理」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交易成本理論為重點的。經濟學理論的這些共同特徵是強調市場機制的優越性，提倡政府應該減少對市場的干預，所以，新公共管理理論崇尚大量地依靠市場機制去引導公共項目。20世紀以來，隨著信息化、知識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國際競爭的加劇，對西方國家的私營部門造成了巨大的壓力。私營部門為了適應環境，很快進行了管理變革，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新公共管理者認為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不存在本質區別，在管理方式和工作效率上，私營部門還要比公共部門更勝一籌，因此，私營部門中的一些管理方法如績效管理、戰略管理、目標管理、靈活且具有彈性的組織模式、顧客至上、結果控制等方法都卓有成效，並紛紛被引入公共部門的管理之中。
新公共服務理論的一個理論基礎是民主公民權理論。公民權被看作是一種包含對社區及其成員的承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水平以及把公共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生活方式。新公共服務理論重視民主公民權，實際上是對更加積極和更多參與的公民權的復興。
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另一個理論基礎是社區與公民社區理論越來越受到關注。西方社會日益多元化，社區被視為促進統一和利益綜合的重要途徑。政府的主要作用是促進社區的形成和發展。
新公共服務理論的第三個理論基礎是組織人本主義思想。基於傳統的官僚層級制限制了人類活動的視野，不利於充分發揮人的作用，因此，人本主義試圖把公共組織改變為更少的受權威控制和支配的、更利於個人積極性和靈活性發揮以及自我實現、自我滿足的組織。
（二）價值取向不同
新公共管理有眾多不同的名稱，但其核心價值取向是共同的，即市場化是新公共管理的首要價值取向。「新公共管理的一個重要的特徵是將市場競爭機制引入公共服務組織的運作中，即實現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新公共管理主張用市場的力量改革政府，將市場機制引入公共部門，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展開競爭，縮小政府規模，提高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效率。新公共管理認為使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主要途徑是民營化和合同制。市場化成為新公共管理理論倡導改革、緩解政府壓力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
新公共管理的另一個價值取向是顧客導向。政府不是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官僚機構，而是由責任感的企業家，公民即為其顧客和消費者。只有以顧客為取向，才能提供多樣化的社會需求並提高政府服務質量。
新公共服務理論對公民權利更是倍加重視。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在公共組織尊重公民的基礎上，只要通過合作和分享過程來運行，就一定能獲得成功。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實現公民權利的手段是公民參與。

⑻ 公共服務理論

公共服務的理念起源於19世紀後半葉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沖突與斗爭，最早提出公共服務的是19世紀後半期德國社會政策學派的代表人物瓦格納（AdolfWagner）。1912年法國公法學家萊昂·狄驥明確界定了公共服務的實施主體是「那些事實上掌握著權力的人」。19世紀末期英國改良主義經濟學家霍布森提出了「最大社會福利」思想，界定了公共服務的價值目標，他認為國家必須干預經濟生活，以便把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調和起來，使「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得以實現。

21世紀初期，以美國著名公共行政學家羅伯特·B·登哈特為代表的一批公共行政學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理論。這一理論包括了六個方面的基本內涵：一是政府的職能服務；二是追求的目標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副產品；三是行政作為在思想上要具有戰略性，在行動上要具有民主性；四是服務於公民，而不是服務於顧客；五是強調責任政府，責任並不簡單；六是重視人，而不只重視生產率。

公共服務屬於公共產品的范疇。按照公共產品的概念，公共服務應是一種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社會服務，是以一定的信息、技術或文化等形式表現出來的一種公共產品。公共服務根據內容和形式分為基礎公共服務、經濟公共服務、公共安全服務和社會公共服務。基礎公共服務是指那些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公民及其組織提供從事生產、生活、發展和娛樂等活動都需要的基礎性服務，如提供水、電、氣，交通與通訊基礎設施，郵電與氣象服務等。經濟公共服務是指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公民及其組織（即企業）從事經濟發展活動所提供的各種服務，如科技推廣、咨詢服務以及政策性信貸等。公共安全服務是指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公民提供的安全服務，如軍隊、警察和消防等方面的服務。社會公共服務則是指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滿足公民的社會發展活動的直接需要所提供的服務。

⑼ 誰知道Lean在Public sector（公共服務）的發展史（發展階段）

運營學是通過研究知識運營的本質、性質、規律，以建立知識運營的結構、方式、模型的學說。由我國著名學者陳世清創立。知識運營學的創立為第一個中國人原創的經濟學體系《對稱經濟學》提供了主導的環節。
編輯本段學科定位
知識運營學是哲學：傳統知識論認為，知識有認識和改造功能。所謂認識功能，就是認識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所謂改造功能，就是人們的認識可以指導人們改造世界。知識運營學認為，知識不但有認識和改造功能，而且有創造、增值功能，因此是對知識論的重要補充，而知識論屬哲學范疇。不僅如此，知識運營作為新的經濟增長方式，改變了人類歷史的因果關系，所以知識運營學是新的歷史觀，而歷史觀屬於哲學的范疇。所以知識運營學是哲學。 知識運營學是經濟學：知識運營學所研究的對象知識運營是繼產品、資產、資本運營之後的又一全新的增長方式，所以使人們對增長方式的認識、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更深刻全面，所以它是經濟學。 知識運營學是管理學：從微觀來看，知識運營又是同資本運營、資產運營、產品運營一樣，屬於企業的管理方式，只不過是知識經濟時代適應知識運營這一新的經濟增長方式的新的管理方式而已，所以知識運營學又是管理學。 但知識運營學又不是哲學，因為它研究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管理的一般模式，這是傳統的哲學所沒有的。 知識運營學又不是經濟學，因為它研究知識論、認識論和管理的具體模式，這是傳統的經濟學所沒有的。 知識運營學又不是管理學，因為它研究管理背後深層的規律，這是傳統管理學沒有的。 知識運營學不是哲學、經濟學、管理學的邊緣學科，因為它研究的對象覆蓋哲學、經濟學、管理學的整體，而不是它們的邊緣地帶。但知識運營學又不是哲學、經濟學、管理學的綜合學科。因為哲學本身就已經是各門學科的綜合，從中概括出宇宙的本質和普通規律，如果哲學本身又成為綜合的對象，那麼勢必出現學科分類上的「二律背反」。 知識運營學不是橫斷科學。橫斷科學在層次上介於哲學與具體科學之間，在內容與功能上相對獨立。 知識運營學的縱向運作方式，不同於其他學科的橫向運作方式。正是知識運營學的縱向運作方式，使知識功能化、社會經濟化，使經濟學由原來的資源優化配置的學說，轉變為資源優化配置與再生的學說。資源優化配置是手段，資源優化再生才是目的。知識運營使市場不相信「外部性」，價值機製成為市場的核心機制。知識運營學改造傳統經濟學的切入點，是改變傳統經濟學的坐標。知識運營學對傳統經濟學的改造，是知識運營學對其他學科改造的典型。 由於知識運營學自上而下、對各門學科具有提升、整合、催化作用，所以知識運營學應單獨列為縱深學科。 （以上內容摘自《經濟領域的哥白尼革命》 陳世清 著 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05、1 出版）
編輯本段創立者簡介
陳世清：他擁有自己的哲學範式、經濟學範式和中國人第一個自己原創的經濟學理論體系、管理學體系、擅長跨學科研究而在學術上自成一家，曾出版《經濟領域的哥白尼革命》等四十多部著作，並公開發表數十篇經濟學、管理學、哲學論文，論文多次轉載並多次獲獎，他是五度空間理論、對稱哲學、對稱邏輯、對稱經濟學、再生經濟學、和諧經濟學、對稱管理學、人類二次創業理論、知識運營學、創業經濟學、名牌經濟學、共有制理論等經濟理論的創始人，致力於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做出創新性成果，被稱為「中國的愛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