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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法案例

發布時間:2021-05-08 10:17:51

Ⅰ 法院給我發了一個案件查詢號,我該怎麼查

您好,在確認法院信息為真的情況下,可直接去法院查詢。這樣可以確認信息是否真實,防止上當受騙。還可以在網上查詢,操作如下:

訪問法院網站或者法院訴訟服務網查詢,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為例:

1、網路搜索【廣東法院網】,如下圖,打開官網。

(1)公共服務法案例擴展閱讀:

具體案件進度查詢方法:

1、如果法院開通了微信,可以通過微信進行查詢;

2、可以給主審法官打電話詢問案件進展情況;

3、憑本人身份證,去法院查詢案件進展情況,找到法院後也不要急於去,先打個電話咨詢下該法院檔案室的接待時間,有些法院的檔案室在其他地方。

Ⅱ 尋找一公共管理的案例,並做出評價…非常感謝

A、案例分析:公共管理與中國改革 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公共管理所涉及的領域中各種與改革不相適應的矛盾和問題逐漸暴露出來。雖然經過20多年不懈的改革、調整,但是,多年的歷史積弊想在短時間內全部解決是不現實的。 歸結起來,我國目前公共管理改革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
1、政府財政壓力依然很大;
2、在行政立法和執法上,存在重立法、管理,輕執行、監督等現象;
3、政府機構依然龐大,政府職能雖然有所減少,但隨著改革過程中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政府的新職能也在增加;
4、政府及其公務員的服務理念還較差,長官意識嚴重,存在官僚主義和腐敗行為;
5、人事成本居高不下。機關、事業單位仍然存在大量冗員;人才選拔錄用機制、績效管理與評估機制、晉升機制、獎懲機制和公共責任機制尚未形成;
6、行政效率低。機構層次多、職責不清,互相推諉、扯皮,缺乏服務意識、成本意識等,使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無法走出「追求高效率——低效率——無效率」的循環。

綜觀各國公共管理改革實踐,雖各有特色,但也有共性。對中國來說,所採取的是漸進或分階段進行的改革方式,即「摸著石頭過河」的模式。在這種改革的開始階段,進行具有特色的試驗,當取得成就和經驗之後再加以推廣;表現形式是體制改革由點到面,即抓住重點突破,進而逐步深化和滲透到全局的過程;具體的做法是先試點後推廣,即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先在某個地方或企業進行試驗,取得經驗後再全面推廣。中國的公共管理過程也是這樣一個過程。

借鑒國外的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結合我國的實際,我國的公共管理改革可著手於以下幾個方面。

答: 1、構建適應WTO要求的公共管理體制;2、按照私營部門的管理方法建立「企業型政府」;3、進一步精兵簡政提高服務意識和效率;4、加強公共管理法制建設;5、推進公共管理民主化和信息化改革。 案例一: 1、案例內容介紹:北京限字當頭解決擁堵是否可行 北京的街頭每天都要上演無數場免費的「汽車展示會」。尤其是上下班的高峰期,一輛輛汽車像生了病的烏龜趴在一條條馬路上,步履蹣跚,動彈不得。北京市代市長王歧山在SARS危機後公開表示:最頭痛的是交通問題。

的確,再沒有比堵車問題更能夠觸痛北京人煩惱的神經了。所以,當市政府有關部門提出要限制發展私家車和對黃標車(尾氣排放量達不到排放標準的車)採取限行舉措時,輿論的焦躁海洋就像被扔進一塊石頭,叫好叫壞之聲皆不絕於耳。 數據顯示:1996年北京市機動車只有100萬輛,到2003年已增加1倍,達到200萬輛。其中私家車就有120多萬輛。2002年全市新增機動車27.6萬輛;而2003年前8個月,全市又新增機動車24.6萬輛,已經逼近2002年的總數。 面對洶涌而來的汽車潮流,北京在很長時間里一直手足無措。多年來的堵車狀況沒有什麼改善。 據了解,20世紀80年代初期,有權威部門對2000年北京汽車發展數量的預測僅僅是70萬~80萬輛,而事實上,在新世紀鍾聲敲響之前,北京市汽車總量就足足比這一預期數字多出近100萬輛。在2000年,北京市有關部門又曾預測,到2010年北京機動車保有量才會

突破200萬輛,沒曾想,這個數字提早7年就實現了。為此,所有在北京生活的人們都付出了擁堵的代價。 為何出現這么大差距?一些官員的習慣性解釋是,經濟發展那麼快,以致許多公共(如首都機場)都提前達到目標容量。 通過提高牌照費、養路費、燃油費、停車費等做法來限制私家車,是東京、紐約等國際大都市的共同做法。但限車的前提是通過引導,實現城市道路和交通資源的最優化配臵。而北京市道路交通資源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該如何解決是擺在北京市政府面前的一大難題。 在計程車和私家車大幅增長的同時,北京市地鐵和公共車加起來對城市交通的分擔率卻不足30%,離80%的期望值相距甚遠。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在下降。 許多去過歐美國家考察的人士均認為,與東京、紐約、巴黎等國際城市相比,北京的馬路並不比人家窄,停車場不比人家少,車輛也不比人家多。但交通擁堵現象卻日趨嚴重,難以緩解,以致嚴重影響城市運轉效率,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一家大型出租公司老總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拋開別的不談,單單十字路口的管理、出口和路標設臵的混亂,就使得現有交通資源的使用效率大打折扣。 除了提出要限制發展私家車外,北京市有關部門還針對一些車輛採取限行舉措。北京市公安局和環保局聯合宣布,從2003年9月1日開始,在部分路段對黃標車限行。 北京市環保局有關負責人對媒體解釋說,限制黃標車是為了改善交通狀況,提出大氣環境質量。他們從今年3月就開始研究、認證這項規定的可行性,所以這項規定「絕不是倉促出台的」。但黃標車主們卻普遍有遭遇突襲的感覺。因為,限制黃標車出行的措施,從發出通知到開始執行,只有一個來月的時間。他們的質疑是:這項措施涉及30萬輛車,事關數十萬人的利益,為何事前不搞聽證?從3月份就開始研究、論證,為什麼外界一點不知道? 據了解,黃標車改造的費用動輒三五千元,有的多達數萬元,一些進口車根本就沒辦法改。但兩部門對其新政策帶給這部分人的損失,沒有考慮做出任何補償的規定。 一位車主在互聯網上質問:按北京市的規定,一部汽車使用壽命私家車為10~20年,我們在1995年買的汽車,符合當時的所有法規。為什麼突然要讓舊車實行新標准,這符合法律嗎?(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根據作者胡奎的文章改編) 2、思考題:你如何評價北京市政府的限制措施?試從公共管理的角度加以評析。 第一,北京市政府應該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開機制,建立多元的信息系統,確保多元信息過程的常規運作。通過良好的溝通和有效的信息交流,整合和協調公共管理的行動。廣大車主不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公布信息的突然性太強,讓人措手不及,這有損人民利益。因此,建立有效的危機管理信息系統是十分重要的。這一信息系統也可在公共事件的早期預警方面發揮作用。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現類似情況,信息溝通和交換可以保證政府做出及時和准確的決策,協調行動。 第二,為維護社會整體利益,而對個人利益有所損害,要由政府實行公共補償。這一措施這在國外是很普遍的。改善交通是政府公共服務的一部分,對應的是社會整體的利益和安全,其相應的成本付出應由政府承擔,而不應當是個人獨自擔承。政府應把個體經濟利益擺上適當的位臵,實現了二者的有效平衡。這樣才有利於培養民眾的社會責任心,百姓對政府也會更加信任,更有安全感,以便形成良好的利益互動機制,形成應對公共事件的高效運轉的社會機制。 第三,系統分析造成北京擁堵的多方面原因,多渠道解決這個問題,而不能僅僅靠這一個措施。比如交通問題除了車輛過多的原因,還有道路本身的問題、交通設施不完善、標志信號模糊、甚至信號不健全等問題。就針對各方面問題提出多種解決方案。

Ⅲ 求關於公共部門改革的案例分析

惠普與海爾老總「嶗山論道」

-----惠普企業形象公關案例

項目背景

1999年4月底,中國惠普有限公司宣布,惠普公司董事長、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路·普萊特先生(LEW ? PLATT)將於5月25日至27日訪問中國。中國惠普有限公司經過慎重細致的挑選,決定委託愛德曼國際公關(中國)有限公司為這次訪問活動提供公關方面的支持與服務。惠普公司是世界最大的計算機公司和最傑出的測試和測量儀器生產廠商之一,也是第一家與中國實現合作合資的國外電子高新技術公司。自路·普萊特先生1992年出任公司董事長、總裁兼首席執行官以來,惠普的營業收入年復一年地迅速增長,從1992年的132億美元飆升至1998年的471億美元。路·普萊特先生以穩健的作風著稱,他積極支持並推行惠普公司創業者總結出來的經營管理理念即「惠普之道」,把它應用到日常的管理之中。

惠普公司希望把這次中國之行搞得有聲有色,不但能把惠普公司想要傳達的信息 - 包括對中國市場的長期承諾、正在醞釀的惠普公司重組計劃以及接班人問題等等-全部傳播出去,而且要讓路·普萊特先生本人感到其中國之行非常有價值,非常令人難忘。而此時中美兩國正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一事加緊談判。政府及社會各界關於加快國有企業的改革以迎接加入WTO後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的討論也是越來越多。正是此背景下,國家經貿委培訓司在1999年4月推出了題為「世紀變革中的企業經營管理--世界500強企業系列講座」,旨在加強中國大企業領導人與世界500強的高層管理領導之間的交流,學習國際成功大企業在企業發展、經營管理、市場競爭等方面的經驗。經過認真接觸與商談,國家經貿委培訓司決定在青島舉辦一次講座,邀請美國惠普公司路·普萊特先生與海爾集團總裁張瑞敏先生作為主講人。這次講座聯合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節目,計劃採用電視現場討論和對話的方式。兩位主講人結合各自企業的實際發展狀況及成功經驗,就企業文化、管理理念、經營戰略和具體的管理技巧等暢抒己見。至此,路·普萊特先生訪華的主要活動內容基本確定。

項目調查

經過周密認真的調查,我們有了以下幾點重要發現:

首先,惠普公司迫切希望通過這次青島論壇會的活動,宣傳其被業界廣為推崇的經營管理思想即「惠普之道」,提高其在中國的企業形象。惠普公司極為成功的經營管理理念和方法被世人稱之為「惠普之道」。這一理念決定著惠普的企業價值觀、企業文化、公司目標以及惠普經營策略和管理方式,它也是惠普長盛不衰的真正原因。而路·普萊特先生正是「惠普之道」的積極推動者和實施者,由他來闡述「惠普之道」的精髓是再合適不過了。

其次,國家經貿委對這次青島論壇會的活動非常重視,他們希望通過這類活動,增進中外企業界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再次,海爾集團對這次青島論壇會的活動存在某些疑慮。海爾集團是中國近年來成長最快、管理最成功的中國特大型企業,而惠普公司是1999年《財富》雜志500強排名第14位的著名高科技企業,也是該雜志公布的全球最受仰慕的公司之一。海爾集團老總張瑞敏先生擔心,路·普萊特先生風頭過旺,使他變成一個陪角。

另外,我們在設計公關目標與策略時,也認真考慮到了下列四個因素:

惠普公司在世界高科技領域的領導地位;

惠普為中國信息化建設所作的巨大貢獻;

惠普與中國政府長期的、獨特的良好合作關系;

作為惠普公司董事長、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的路·普萊特先生在世界高科技領域的崇高威望;

項目策劃

有鑒於此,我們初步確定這次公關活動的目標是:

強調惠普公司長期紮根中國市場的策略以及對中國客戶長期不變的承諾與夥伴關系;

樹立惠普公司在經營管理經驗方面的業界領先地位;

盡快消除海爾集團方面的疑慮,確保青島論壇會的順利與成功;

為惠普公司提供積極、廣泛、有深度的媒體報道,進一步擴大青島論壇會的影響力,同時廣泛樹立惠普公司在中國的企業形象。

公關策略是:

充分利用青島論壇會,增進惠普管理層與參會中國企業管理人員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利用青島論壇會活動,進一步加強惠普管理層與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如國家經貿委、山東省經貿委、青島市經貿委等〕之間的了解與溝通,加強政府關系;

力促國家經貿委與中央電視台與海爾集團方面加強溝通,以消除他們對論壇會的各種疑慮;

利用各種媒體關系,宣傳青島論壇會,擴大其在社會上的影響。

目標受眾是:

政府(國家經貿委及當地經貿委)

大企業(海爾集團,國務院認可全國前200家企業,IT業經理)

媒體(IT,印刷及出版,電視,廣播)

社會大眾

總體策劃:

在對「青島管理論壇會」項目進行總體策劃時,我們將整個活動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青島管理論壇」會現場;第二部分為後期中央電視台專題系列節目製作報道及其它媒體報道跟蹤。

由於北約轟炸中國駐南使館事件的發生,中美關系驟然緊張,國內出現了一股反美情緒,這對美國公司在中國的業務開展帶來不利影響,特別是原先計劃好的大型公關活動,更是面臨新的壓力,比如媒體減少了對美資企業在華活動的報道甚至封殺這類消息,所有這些為我們成功舉辦青島論壇會帶來很多不確定因素。

於是我們及時調整了這次青島論壇會活動的目標:

側重宣傳惠普公司自中國對外開放以來一貫堅持的紮根中國的長期戰略。這種戰略不會因中美關系的起伏而有絲毫的變化。進一步表明惠普公司對中國的信心,重申惠普公司對中國合作夥伴的長期承諾;

樹立惠普全球以及中國惠普公司的權威形象。

基於此,我們設計了不同的媒體公關項目。為最大限度發揮公關效應,我們確立了如下傳播策略:

增強惠普公司全球以及中國惠普公司的傳播基礎;

有效藉助國家經貿委的影響,加強惠普國際性公司的積極形象;

通過與國內知名大企業的交流,傳播惠普公司的管理思想及理念;

運用多樣化的公關手段,最大限度地增強惠普在市場上「聲音」力度。

挑選媒體:

基於上述媒體公關項目,我們分別在IT、綜合及行業類媒體、全國性和地方媒體中進行挑選,並將媒體名單交客戶確認。我們選擇媒體的標準是:

保證此次活動的報道覆蓋范圍,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此次活動的公關效應;

全面宣傳本此活動的新聞要點;

重要媒體能對此次活動進行深入報道

最終確定的媒體名單如下:

北京:中央電視台、經濟日報、經濟參考報、中國經營報、中華工商時報、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中國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中國企業報、中國經濟時報、計算機世界、中國計算機報、中國電子報、每周電腦報

上海:文匯報

青島:青島電視台、青島日報

工作進度表:

於1999年5月7日開始介入該項活動。

與惠普公司就整體活動的創意策劃進行多次會晤。在客戶的要求基礎上,作出整體公關項目建議和計劃。

由於中美關系所發生的一波三折的突發事件,愛德曼公司對公關策略、公關計劃作出相應的修改。

組成本次活動的項目小組,起草項目建議書,並提交給客戶修改,最終定稿,確定活動整體公關項目及程序。

與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欄目製片人任學安、主持人謝艾林及有關記者曲向東就論壇會內容、形式等進行討論,並確定系列片主題為:企業經營管理理念及企業文化。

與客戶協商,確定本次活動的製作、設計及青島當地支持的合作夥伴。

論壇會前期的籌備工作,包括宣傳資料的製作,現場背景板的設計,媒體專訪的籌備等。

確定項目進程表,每個項目小組成員的職責、任務與工作完成的時間安排。

項目實施

項目的精心策劃,為項目的順利實施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由於這次論壇會的地點定在青

島,因此有大量的後勤/協調工作需要妥善安排。主要內容包括:

與青島香格里拉酒店的協調:確定論壇會現場布置、惠普嘉賓抵達和離開青島機場時的迎來送往、惠普嘉賓在酒店的住宿安排,等等。

與國家經貿委的協調:確認在青島的有關活動安排、論壇會當地政府官員及企業界代表與會邀請與跟蹤確認、簽到事宜,等等。

與展覽設計公司及其它供應商的協調:確定論壇會所需的背景板設計與製作、背景板在北京製作完成後運往青島並安裝、同聲翻譯設備在北京的預定以及運往青島酒店後的安裝。

與青島電視台的協調活動:由於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需要現場錄象,因此需要尋求青島電視台的合作與幫助

與青島培訓中心聯系安排事宜:主要安排應邀前往青島采訪的北京與上海報紙及雜志社記者的食宿及其它相關活動。

為確保項目圓滿成功,愛德曼公關有限公司派出了一個兩人先遣隊,提前兩天赴青島負責安排及協調有關事宜。

與中央電視台的合作是確保青島論壇會成功的關鍵之一。從確定與中央電視台合作開始,我們就著手進行大量的前期准備工作,並與論壇會主持人、編導及《經濟半小時》欄目製片人進行廣泛的接觸與交流、並代表惠普公司就論壇會主題的確定、資料的搜集、初稿的擬定、主持人向惠普與海爾總裁所要提的問題等等內容,與他們進行認真的溝通。

為給中央電視台方面提供更全面、翔實的背景資料,我們專門派人前往北京大學,采訪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於鴻君教授。同時我們還采訪了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北京京科集團總裁何志毅先生以及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曹鳳岐教授,傾聽他們對海爾集團的研究成果以及對青島論壇會選題方面的意見。我們還參考了光華管理學院《中國企業案例庫》關於惠普與海爾的案例分析,調研考察報告,獲取較為詳實的書面資料。所有這一切,為中央電視台最終製作出一台豐富的、有深度的報道打下良好基礎。

媒體關系是這次公關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起草了一個與以前風格完全不同的、非常「煽情」的媒體邀請函,以吸引媒體的好奇心與注意力。考慮到青島論壇會活動內容及性質,我們邀請的主要是相關媒體的高級記者或編輯、以及負責管理版的負責記者與編輯。通過提前作充分溝通,這些編輯和記者對整個青島論壇會活動內容有了非常清晰的了解。

應邀前往的記者除參加論壇會現場活動外,還參加了我們專門組織的對路·普萊特先生的集體采訪。

項目評估

首先,作為愛德曼國際公關公司客戶的中國惠普有限公司對青島論壇活動的圓滿成功非常滿意。他們認為這次活動影響力大,是中國惠普歷史上從未做過的、最為成功的公關活動之一。很多中國惠普的員工從報紙上、雜志上看到大量的有關這次活動的深入報道,都感覺非常自豪。特別是他們看了連續兩期的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有關這次活動的報道後,在中國惠普公司內外產生巨大影響。這次活動的成功為後來愛德曼公司與中國惠普有限公司的長期合作打下良好基礎。

其次,我們的合作夥伴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欄目對這次活動特別重視,為論壇的成功傾注不少心血。由於當時的《經濟半小時》欄目正在嘗試改版,希望給觀眾一個全新的面貌,他們將惠普與海爾兩位老總的對話節目作為改版重頭戲。這次活動的成功舉辦以及電視觀眾積極反饋為《經濟半小時》欄目的改版提供一個很有價值的經驗。從此以後,《經濟半小時》欄目頻頻策劃類似的電視對話節目,很多中外企業的領導人在電視上亮相,成為該欄目的特色。

另外,很多公關界同行對這次活動的創意以及成功舉辦給予高度評價。很多同行在獲悉青島論壇會的成功舉辦後,在不同場合紛紛向我們表示祝賀。這也進一步奠定了愛德曼國際公關有限公司在中國公關界的重要地位。

最後,這次活動由於我們前期為媒體作了很多資料准備,與媒體的溝通也比較充分,因此媒體報道相當令人滿意。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連續兩天的報道在社會上產生了積極的轟動效果。印刷媒體的報道不但及時、准確,向受眾傳遞了惠普希望傳達的信息,而且報道的版面大,內容深入充分。大部分媒體的報道還占據了整版或半版篇幅。

項目策劃和實施單位:愛德曼國際公關(中國)有限公司

Ⅳ 案例分析怎麼寫格式為 法律問題歸納提煉、法律問題的分析論證、結論三部分

這個問題其實是:個別官員和官員的公開和誠實的討論。
官員,一般個人是一個自然的人,毫無疑問的隱私,但官員的官員,其官方的公共服務,而不是統治。
在社會中官員的人的僕人,而不是統治者的角度來看,官員應保持清潔。然而,由於方便參考的官員的條款,很容易陷入腐敗的泥潭,錢會帶來很多的問題,以更好地維護一個和諧社會,以建立一個更美好的社會國家,政府官員開設自己的財務狀況可行的舉措。
個人索賠,中國可以創建自己的一套干凈的系統,公眾服務,站立在陽光下,接受公眾監督。

Ⅳ 行政案例分析

(1)楊某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他可通過申請行政復議(二個月內市交通局、市工商局、縣行政復議委員會均可行政復議),或三個月內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
2)楊某的合法權益是受到侵犯。縣交通局以楊某的行為違反了交通管理法規的規定為由已對其處以罰款1000元,而縣工商局又對楊某作出了罰款1000元,屬重復處罰,違反了「一事不再罰」的原則。縣工商局對楊某吊銷其營業執照的處罰決定,是合法的,不在「一事不再罰」的范圍。

Ⅵ 2003年有《湖南省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條例》嗎

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國家開始的以提高效率、促進競爭、減輕政府財政負擔為目的的公用事業市場化(或者說民營化、私有化)運動至今已成為世界的潮流,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積極探索並逐步推進本國公用事業的市場化。我國的公用事業市場化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由於近幾年來,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法規的鼓勵、支持和規范,在進入新世紀後開始加速,上海、南京、深圳、廣州等經濟發達城市公用事業市場化目前正進行的如火如荼,其形式多種多樣,常見的有合同外包、特許經營、公私合作(合資)經營、股份出讓、直接並購、民間獨資等。其中特許經營制由於其形式多樣,靈活而倍受我國青睞,各大中城市特許經營項目日益增多,因此其逐漸成為人們關注和研究的對象。許多地方政府如北京、深圳等為了規范特許經營開始頒布了一些管理辦法,建設部也於2004年2月24日發布了《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使特許經營開始進入「有法可依」的軌道,標志著我國的特許經營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雖然如此,由於其對制度環境如法律制度、監督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要求很高,在發達國家有著良好績效的特許經營權制度,卻在我國的實踐中表現出許多問題,這既有理論認識層面的,又有制度層面的、操作層面的。本文試對這些問題的進行分析,並提出對策建議,為推動我國特許經營項目順利進行提供參考。

一、我國特許經營制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政府職能轉變滯後,監管職能交叉甚至矛盾沖突

特許經營並不是放任企業不管,而是政府由原來直接經營的角色轉變成行業監管者,實行政企分離,政資分離,政事分離,因此政府職能應盡快從傳統的體制轉變過來,重塑政府監管體制,是當務之急。我國現行的監管體系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從橫向來看,各級政府部門的監管職能界定不清晰,分工不明確,職能重疊,多重監管並且隨時可以調整,這不但增加了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難度,降低了行政效率,增加了企業負擔,而且在談判、簽定合同時企業無法確定哪個部門具有合法的代表資格,在出現違約時,又無法確認哪個部門能承擔法律責任,增大了企業風險。
從縱向看,條塊之間監管分工不盡合理,縱向監管權力配置與橫向權力配置之間缺乏協調機制,條塊發生沖突時,又缺乏相應的裁決機制,這比較普遍地發生在具有跨地區性公用事業監管上,如電信、電力等,如表l所示。

表1:信息產業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監管矛盾 監管利益沖突環節 信息產業部 地方政府 解決爭端機制
信息管道產業性質 基礎電信設施 城市基礎設施 自發協調,無正式解決機制
項目規劃 最大限度佔有城市空間資源 充分利用城市空間,減少重復掘路 無
市場准入 謀求壟斷,維護既得利益 引入競爭,打破壟斷,實現互聯互通 目前正在制定反壟斷法
定價與質量服務 以企業經濟利益最大化為出發點 讓市民普遍能享受高質量現代信息技術所帶來的福利 價格、質量監管部門
普遍服務 盡量向客戶最集中地區,迴避人口稀少地區 滿足城市普遍服務要求 依非正式的協調與談判來解決

(2)政府監管方式單一,監管水平落後,沒有形成一個多方位、立體化的監管體系。當前我國主要監管內容是經濟性的價格監管和進入監管,而對於社會性監管還剛剛起步;對於價格監管,使用的是「企業成本+稅費+合理利潤」監管模式,無法產生足夠的激勵;對於進入監管,特許經營者的選擇,往往競爭不足,難於顯示市場真實成本;普遍服務的監管,還沒有使用交叉補貼、設立普遍服務基金等手段來履行政府義務;在企業外部監管上,還沒有廣泛動員社會公眾和輿論的力量,聽證制度還不健全。
(3)政府角色轉變不到位,公用事業國有資產管理職能與監管職能之間的關系處理不好。在傳統的公用事業管理體制下,政府行業主管部門既是企業資產直接運營和管理者,又是行業的監管者,政企不分,政資不分,政事不分,而在新的體制下,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是國有資產管理部門通過管人、管事、管資產來完成的,希望以最高的價格出售國有資產,以實現所有者的最大利益。行業主管部門成為行業的獨立監管者,代表的是社會公眾利益,希望最大限度的利用市場競爭機制使消費者獲得價廉物美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依法律、法規、經營合同對企業行為進行約束。這里由於政府部門之間對於特許經營者選擇的標准不同,就產生了一對矛盾,即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期望資產保值、增值與行業監管部門期望以最低的價格獲得最好的產品和服務的矛盾。往往是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相中的意中人,而監管部門卻並不中意。對於這對矛盾的協調,關繫到公用事業市場化過程中特許經營者順利選擇。

(二)政府承諾和保證屢屢失信,承諾缺失現象普遍存在

政府的承諾和保證是特許經營中的國際慣例,它有利於降低投資者的風險,保障投資者合法的權益,吸引投資者投資公用事業項目。但在我國由於特許經營的時間還不是很長,對它的理解還不很深,政府往往急功近利,引資心急,重承諾輕踐諾,結果政府承諾和保證屢屢失信,承諾缺失現象普遍存在,導致許多項目中途夭折。
其一,政府承諾對未來的政策風險估計不足。我國正處於經濟轉型時期,體制、機制、政策處於不停的變化和調整中是這個時代的特徵,但在特許經營中政府往往對這個特徵的風險評估不足,盲目承諾,政策變化後,導致承諾無法兌現,同時由於合同設計的缺陷,沒有對可能的風險作出相應的制度保障按排,結果合同無法繼續履行,項目被迫終止。2002年1月18日,四川邛崍市政府同四川瑞雲集團簽定了《邛崍市新區開發建設項目協議書》,規定新城整體以BOT、形式建設經營50年。其間,瑞雲集團享有新城區公用事業的特許經營權,經營性土地的增值收益作為投資回報,50年後,企業將城市無償還給邛崍市政府。但之後不久,國土資源部出台《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決定》,規定各類經營性土地使用權必須通過拍賣或招標方式出讓,土地政策的變化,又由於政府與私人投資者在合同中沒有對違約風險、賠償責任、處罰辦法等作出詳細的規定,使這個轟動一時CBOT(城市-建設-經營-移交)項目頓時陷入困境,無法收場。
其二,政府承諾和保證違反國家已有的法律、法規,導致合同無效。鬧的沸沸揚揚的「固定回報」清理問題,已使許多特許經營項目被迫終止。不但政府為此付出了經濟代價,而且政府聲譽由此遭受巨大的損害。2002年9月10日國務院發布了《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妥善處理現有保證外方投資固定回報項目有關問題的通知》,認為保證外方投資固定回報不符合中外投資者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原則,違反了已有的中外合資、合作經營有關法律和法規的規定,要求採取改、購、轉、撤四種方法對設定固定回報率的項目更正。於是出現許多BOT項目被提前收回國有,如英國泰晤士水務的大場水廠BOT項目由於協議已有明確規定,回購還算順利,而長春匯津污水處理BOT項目,卻因此與長春市政對簿公堂。
其三,政府承諾與保證對市場風險估計不足,缺乏前期的項目充分論證,盲目上馬,合同設計違背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原則,最終使政府履約成本高昂,項目難以持續。法國威利雅成都第六水廠B廠BOT項目,合同規定成都市自來水公司保證每日采購B廠的凈水40萬噸,當B廠建成投產時,由於市場形勢的變化,供水市場嚴重過剩,只好讓其它兩個水廠停產來消耗這40萬噸的產能,成都市自來水公司由此從盈利突轉為巨虧,市財政每年因此補貼自來水公司一億多元,財政不堪重負。政府缺乏風險意識,任意承諾,之後要麼失信於投資者,要麼履約成本高昂,政府聲譽遭受損失,投資喪失信心,近期出現「洋水務」退出中國市場的趨勢,應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

(三)特許經營合同性質存在爭議、合同設計還不完善

對於特許合同的性質是受私法管轄的民事合同還是受公法管轄的行政合同,我國法律並沒有明確的界定。合同性質不確定的風險是合同爭議的解決途徑不確定,發生爭議後,能不能進行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政府、企業都無所適從,如果將特許合同看作是民事合同,適應私法,但實際上又難於執行,因為政府授予企業特許經營權,實際上是行使公權力的表現,與司法是分權制衡的關系。而我國現行的體制,決定了司法判決難以實際約束政府的民事行為,尤其是在政府不配合的情況下或者公共利益攸關的情況下,政府更有足夠的理由來抗衡司法判決。但如果根據2003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的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有限資源開發利用,公共資源的配置以及直接關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業的市場准入等,要賦予特定權利的事項」可以設定行政許可,那麼我國的特許經營合同的性質就是行政合同。如果經營企業的權益受到侵害,企業的救濟途徑是較為充分的,它可以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如果政府無正當的理由提前終止合同,那麼企業可以請求法院判決政府要麼撤消決議或者給出相當補償。從我國現有的案例來看,長春匯津污水處理廠與長春市政府之間的關於污水處理專營權的糾紛,當事人提起的是行政訴訟;而鑫遠公司與福州市政府道路專營權的糾紛,則是通過民事仲裁解決的。
在特許經營中,合同具有重要的地位,是監管的主要依據。根據合同理論,由於個人有限理性,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和未來的不確定性,信息的不對稱和不完全性,以及由此導致的交易費用,使得締約當事人或契約仲裁者無法觀察或證實一切,故合同總是不完全的,締約雙方都可以機會主義的行事,違約一方可以很容易聲稱所做的沒有違背合同,或隨著時間的推移,要求根據變化了的條件再談判。特許經營合同由於期限一般都很長,技術、需求、政策等經濟技術環境變化都很大,合同的不完備性不可避免。而我國目前,合同雙方完往往忽視合同的不完備性,特別是政府一方,由於急功近利,追求短期利益,片面強調引資的現象嚴重;同時也由於自己專業知識和專業人才的儲備不足,在合同簽定前,又不聘請專業咨詢機構,對合同項目的各種風險進行詳細評估;在合同文本中,有意迴避關鍵問題,盲目求同存異。其結果是一旦合同出現爭議,由於合同缺乏必要的風險保障制度安排和締約雙方往往又缺乏長期合作的精神,均表現出機會主義傾向,導致合同無法繼續履行,項目中途夭折。

(四)有效、公平、合理的良性公用事業定價機制遠未形成

公用事業價格規制問題是特許經營是否能順利運行的一個極為關鍵問題,在自然壟斷的公用事業行業,價格的制定必須同時滿足三維的目標:促進社會公平,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和保護企業的發展潛力,政府如何進行有效的價格規制,以調節政府、消費者、企業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制定同時符合三個目標的價格,是當前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在實踐中,呈現出許多的問題,甚至導致特許經營項目無法順利地合作下去。(1)各省市均明確特許經營企業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按照「企業成本+稅費+合理利潤」的原則來確定,利用這種方式,消費者承當了成本提高的風險和降低成本的收益,雖然有利於刺激投資,但卻不能有效地刺激企業提高生產效率,企業經營管理不善的成本增加可以通過價格轉嫁給消費者,也不能區分運營者的優劣,同時對企業成本的審核也是一項復雜的工作,增加了行政成本。(2)政府缺乏透明、制度化的定價機制。在特許經營中,產品和服務的定價權仍然被政府控制,不透明的,任意的定價過程,使投資者、經營者承受極大的風險。由於特許經營的合同期限一般較長,其間技術、需求、成本的變化再所難免,價格的調整也就成了必然。但特許經營者不知在市場成本上漲的情況下的,是否可以合理的上調價格。特別是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公共服務和產品價格的調價必須舉行聽證會的條件下,使提價變的更加困難、耗時和不確定,如南京、上海、北京出現因聽證反對漲價而使提價擱淺的事件。在這種情況下,所造成的產品和服務價格低於市場真實成本的差異,政府是否有義務提供經濟補貼,也沒有明確規定。(3)由於對公共服務和產品價格構成要素及監管范圍缺乏明確規定,存在很大的隨意性,使搭便車收費現象嚴重,混淆了公眾視聽,結果是即使合理的提價也遭到公眾的反對。同時公用事業價格構成要素之間的比例還不盡合理,總體價格水平偏低,收繳率不高,這些也都阻礙了我國公用事業難以進入良性的市場化機制。以水價為例,水價調整一直是改革的重點,為了節水和吸引投資者,中央和地方政府積極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調整水價,但我國水價構成不夠合理,水資源費、污水處理費標准低,收繳率不高,總體水價仍然偏低,不能真實反映水資源的稀缺性,使水務企業面臨水價收入無法滿足他們獲得合理投資收益的目標,水務市場的良性運作機制無法形成。

(五)我國還缺乏一個完整、嚴謹的有關特許經營的法律法規框架體系

我國有關特許經營的法律、法規、政策規定相互之間還不協調、不配套、甚至不合理、前後不相銜接;法律條文內容含糊不清,甚至前後矛盾,造成私人合作者感到困惑、無所適成,增大了合作者的風險。就拿特許經營者的選擇來說,根據《行政許可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行政許可必須通過招標和拍賣的方式授予,作為行政許可的特許經營,理應適應本條規定。建設部的《辦法》第八條也規定公用事業特許經營項目應向社會公開招標,而屬於政府采購法范疇的特許經營,還理應遵循《政府采購法》第二十六條的規定,政府采購可以採用招標、邀請招標;競爭性談判;單一來源采購;詢價;國務院政府采購監督管理部門認定的其他采購方式。一些地方性的特許經營管理辦法也作出了不盡相同的規定,深圳規定可以採取招標、招募和法律、規章規定的其他方式;北京規定可以通過招標或直接委託等等。這些法律條文的不一致,使特許經營者風險成本加大,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取得特許經營權的合法性,依據哪部法律條文來保護自己。而實際在選擇特許經營者時,由於公用事業項目的復雜性,僅僅看價格的高低來確定特許經營者是遠遠不夠的,特許經營者的選擇、特許經營權的授予一般都是要經過與投標人談判與協商之後,這在國內和國外都是很普遍的。這反映出《辦法》規定不夠合理,雖然其本意是為了保護公平、公正、透明,避免暗箱操作,權錢交易,但卻沒有使法律條文有足夠的靈活來處理復雜且具有巨大差異性的現實問題,導致法律條文在現實中無法執行,或者由於沒有足夠多的投標人參與竟標而使特許經營項目流產。類似的問題還有,如有關開展特許經營業務的法定依據,有的規定是特許經營協議、有的規定是特許經營授權書,有的規定是特許經營權證和特許經營合同。法律法規框架體系的不完善,不統一已經成了在推進我國特許經營事業中的障礙之一。

二、對策建議

(一)整合政府各部門監管職能,形成相對獨立的監管機構

雖然由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國家制度、歷史文化傳統等不同,各國都形成了一套符合本國國情的監管體制,但監管的程序化和公開化,監管機構獨立性,擁有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相對完整的權力,通過法律的充分授權和限定來明確界定監管機構的職權范圍卻是世界的發展趨勢。獨立性意味著監管機構與任何企業沒有任何關系,也獨立於其他政府機關,以保證監管機構在依法實施和執行監管中的公平、公正。我國目前監管機構的改革應逐步理清各政府部門之間的監管職能界限,按照誰最易獲得信息,誰負責監管的原則,盡量把各部門分散的監管職能集中到一個監管機構,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使被監管企業面臨一個或少數幾個監管部門,避免多頭監管,企業無所適從。如對於價格的監管,由於行業主管部門,最易掌握企業成本信息,理應把公用事業的價格決定權從發改委或物價部門集中到行業主管部門行使。建立各政府部門和中央與地方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機制,確立主協調機構以迅速解決監管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矛盾,提高行政效率。

(二)完善公用事業的定價方式以形成有效、公平、合理的良性定價機制

完善公用事業產品和服務的定價方式,建立規范化、程序化的定價機制,同時規范公用事業會計准則,為成本的核算提供科學的依據。針對我國定價利用企業個別成本,激勵強度低,企業缺乏提高生產效率的現狀,對於外部條件相同或類似,具有區域性壟斷特點的公用事業如水務、煤氣等,盡快參照國際經驗引入標尺競爭體系(Benchmark Compet.ition)。它是一種以經營成本較低的企業為基礎建立統一的標尺體系,然後再考慮各地區環境差異因素,利用這些因數對企業成本進行調整,進而決定價格的監管工具。這個工具,實際上是利用同類企業的平均成本代替個別成本,刺激企業提高效率為降低成本而展開間接競爭。明確公用事業產品和服務價格構成,嚴禁藉此搭便車亂收費,混淆視聽。理順各價格構成之間的關系,逐步提高總體價格水平和收繳率,這是公用事業市場化的基礎。健全價格聽證制度,既要防止監管機構被監管者俘獲,又要明確價格的聽證范圍,聽證范圍應該是運營企業的成本,是企業可控部分,而對稅收、資源費用則屬於法定的,不屬聽證范圍。同時建立政府的補貼制度,對於政府為了社會公眾福利,履行普遍服務或其他政策性措施,所導致的政府定價低於市場真實成本,企業無法獲得合理回報,甚至虧損的,應由政府提供相應的經濟補貼,以形成良性的市場化機制。

(三)完善特許經營合同設計,加強基於合同的監管

在我國正式的法律法規制度不完善的條件下,政府和投資者應注重通過對可能產生的各種各樣的政治風險、商業風險、法律風險進行充分論證的基礎上,本著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公平、公正的原則完善合同的設計,盡量減少合同的不完備性,預設糾紛解決機制和風險保障機制,加強基於合同的監管。在國外,監管者的監管是基於法律和合同的雙重約束下的監管,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簽定一份嚴謹而詳細的合同是一件在特許經營項目中極其重要的事,當問及法國人,在特許經營中出現糾紛怎辦時,他們會理所當然的說,「合同上有規定」。因此針對現有部分地方政府在特許經營項目中不簽定合同只頒發授權書的現象,應嚴格按照建設部2002年發布的《關於加快市政公用事業市場化的意見》和《辦法》中的相關規定,政府一律要和特許經營中標企業簽定具有法律效率的公用事業特許合同,合同應對雙方的權力和義務作出具體的明確規定,對違約風險、賠償責任和處罰辦法等也要有詳細的約定,否則一旦出現糾紛,就難於解決。

(四)努力建立一個正式的法律制度體系

特許經營制度的良好運轉需要一個包括憲政制度,法律法規體系、監管制度等在內的一個正式的法律制度體系。它是被大家認可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規范,它使社會各行為主體:政府、私人投資者等形成穩定的預期,減少私人投資者的投資風險,同時對政府承諾和保障進行約束,使政府實現自己的承諾。正式的制度也是有效合同的外在保障,是解決合同糾紛的最終方式。在當前,新的規則的制定要把注意力重點放在與現有的法律法規相配套方面,同時修改、補充包括我國政府管制的規定、促進外國投資的立法、擔保法、證券法、合同法、公司法、勞動法、社會責任法和其他方面規定中有關特許經營制度的相關條款,以適應特許經營制度在我國發展的新需要,努力建立一個無懈可擊的法制框架。
總之,公用事業市場化是加快我國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和公用事業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它對於彌補建設資金不足,緩解財政壓力,改變傳統的政企不分、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效率低下公用事業體制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保護好、培育好非國有資本進入公用事業的積極性,為他們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是政府的應有責任。當前在特許經營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都可以歸納到完善法制、加強監管,特別是政府的監管來解決,我國和發達國家的差別就在於此,也許到此你就會明白為什麼在西方有著悠久歷史的和良好業績的特許經營制度,而在我國目前卻有點「水土不服」。

Ⅶ 有哪些經典的城市道路建設案例

有一次去長沙,下了高鐵,車主已經在門口等待我,意想不到的事車主是一位年輕美女,把我帶到停車場,是一輛漢蘭達,超大空間,內飾整潔,車內有濕巾與水,都是免費提供。路上一直和我說長沙特色等,完全就與自己的司機接待一樣。真的很不錯!

Ⅷ 比較《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法律地位與效力

你好,我來回答一下你這個問題。
其實從字面就可以看出來,「收容遣送」反映的還是以國家行政機關為主導,權力為上,被遣送人員的地位相比較而言還是比較低的;而「救助」則體現出國家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現在提倡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人民的合法權益應該得到更多的尊重和維護,而不是《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剛出來的時候,對人權的不合理對待。憲法的依據實際就是憲法修正案裡面的「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
孫志剛案例是導致《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廢除的原因之一,至於它是不是一個違憲案例,我覺得理論界已經有所定論,你可以網路上翻查一下歷史記錄。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謝謝!

Ⅸ 公共關系案例分析

1.這是利用了名人關系所開展的公共宣傳,借用明星效應影響大眾購買心理。
2.本案例的啟發是:這種公司利用人群對明星的心理傾慕、信任、依賴,來利誘消費。其實代言人與產品、銷售商只是一種利益關系,明星介紹產品的台詞都是銷售商提供的,宣傳的產品療效真實性不可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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