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鞍山儒健時代費用

Ⅰ 三主糧是騙人的嗎

健康中國·內蒙古·健康社區建設
為人民健康服務宣言
贏健康方能贏天下，健康是自我的財富，健康是家庭的
財富，健康是民族的財富，健康法人，超越了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前人智慧。健康，是人類改造世界
的基石，是推動民族繁榮的基石，從而健康成為人類共同追
求、永恆不變的自然定律。時代健康傳承了健康時代，健康
時代催生了三主糧與健康中國的完美結合。「文化養性，粟
米養命，運動養體」的思想，經過五千年的千錘百煉，人們
對健康的理解更加成熟和堅定。
三主糧秉承以為人民健康服務的願景，堅持原生態、高
標准種植、高技術倉儲確保食品原料的活性與營養。以膳食
結構調整、健康生活方式轉變、美麗心態的營造、未病先治
的原則，通過預防和控制實現不得病、少得病、得小病、避
免得大病的健康社區建設。建立健全健康教育體系，普及健
康知識，引導群眾建立正確的健康觀，形成有利於健康的生
活方式、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為保障人民健康和健康社區
建設貢獻三主糧人的智慧和力量。
膳食乃健康第一要素，戒煙限酒，少油少鹽，少炸多蒸，
七八分飽，沖調三主糧燕麥肽正好，一天二兩三主糧，增加
營養保健康，吃好比好吃更重要，管住嘴邁開腿，自覺控制
不良嗜好。保持健康生活節奏，勤勉工作多動少坐，網路使
用科學適度，早睡早起清爽歡喜。建立平衡膳食結構，吃動
守衡堅持運動，維護健康保持體重，合理飲食活力永駐。樹
立健康責任意識，自己少受罪，兒女少受累，節省醫葯費，
造福全社會。
轉變以治療為中心的觀念，晨起沖調燕麥肽，健康活力
新生代，少喝飲料多喝肽，展現人生好狀態。礦泉好水常入
口，身體代謝走一走，紅茶綠茶肽文化，寧心靜氣得健康。
建立以預防為中心的觀念，食物需要有活性，過期食品
雜菌生。餐食攝入要定量，以防過量疾病生。葷少素多是原
則，每餐吃完是上策。來之不易盤中餐，常思粒粒皆辛苦。
堅定以人民健康為中心的理念，我的健康我做主，生命
在我不在天，美麗在心不在顏，幸福在人不在錢。樹立我健
康，我快樂，我幸福的人生觀，充分認識到，健康教育要先
行，公共衛生要干預，疾病防控要普及，才能健康全社會。
健康管理靠自覺，輸入輸出要平衡，無疾而終是境界，人人
嚮往自知明。得了疾病不可怕，營養膳食來干預，食物多樣
谷為主，瓜果蔬菜肉為輔。控制膳食總熱量，豆奶禽魚別過
量， 二兩燕麥纖維夠，腸道常清命長青。
建立三主糧金寶貝樂園大學，學習琴棋書畫歌與舞，詠
唱唐詩宋詞禮樂曲，誦讀弟子規聖賢集，緩解心理負擔和壓
力。健康管理入社區，打通最後一公里，黨建思政德與法，
文化養性促健康。一天二兩三主糧，保護胰島功能強，有氧
運動要夠量，助您遠離高血糖。經絡運動很時尚，金寶貝樂
園來傳唱，人人跳跳樂樂操，高高興興奔健康。
相信設備的科學檢查，相信醫生對重大疾病的科學判斷，
確定治療方案及治療目標，科學應對各種疾病。葯物治療別
忽略，吃葯用葯勿自主，用葯需聽醫生囑，配合大夫把病治。
細心觀察病情變，調整處方需及時，身體舒適是目標，健康
快車永不老。
定期按時體檢、監測各項指標，糖尿病患者需每日監測
血糖值並規范記錄，隨時備有高糖食品，防止發生低血糖。
疾病監測很關鍵，及時發現早治療，有了疾病不可怕，毫不
重視才可怕。過度醫療需謹慎，別把小病當大病，人老本是
規律事，機體衰老屬正常，別把衰老當成病，始皇也難返童
芒。
三主糧企業在政府指導下，按照《通知》要求積極參與，
同時要求全國的區域代表、代理商參與到本地健康社區建設
中來。推動社區醫療衛生機構參與居民健康教育及健康管理，
實現健康教育的科學化、普及化和健康管理的立體化、社群
化。建立健康社區建設的評比機制，進行廣場舞、樂樂操、
歌唱舞蹈、琴棋書畫、中國經典文化朗誦等評選活動。每個
社區群眾健康狀況應用信息化技術與國家 2022 年和 2030 年
健康指標進行大數據對照分析，及時改進實施方案推進健康
建設，直至達成國家目標，爭取超越國家目標。
健康乃生命之本，是人類永恆的追求。緣於此，為人民
健康服務是三主糧企業的願景，讓國人一天二兩三主糧代替
部分主食的飲食結構調整，是三主糧人永恆不變的工作使命，
智造安全食品是三主糧人的核心價值觀。天道運而無所積，
故萬物成。親愛的朋友們，當走進三主糧金寶貝樂園大學的
那一刻起，為自己 20 歲養成好習慣、40 歲指標都正常、60
歲以前沒有病、80 歲以前不衰老、輕輕鬆鬆 100 歲、快快樂
樂一輩子；為他人樹立榜樣、傳遞健康；為健康社區建設、
社會醫療費用降低；為農民增收、糧食安全；為西部荒漠披
上綠裝、崛起糧倉，蠟燭般燃燒著自己，奉獻著自己。
用我們踐行中的收獲試問著天下誰是最可愛的人，誰是
最幸福的人，誰是最健康的人！！！

Ⅱ 儒釋道之間的關系和不同！

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基本可以說是佛儒道三家的共融。幾千年來，三家互相爭斗攻擊，互斥異端。但是在斗爭的過程中，也不斷在交融。最初，三家的分別還是比較明顯的，可是互相學習借鑒之後，尤其宋代以後，讓我們感覺三家的思想似乎界限不那麼清楚了。於是現在經常聽得到一種聲音：「三家歸一」論，認為三家的思想只是表面的不同，最後的根本還是一樣的，什麼「白藕開紅蓮，三教本一家」。其實，這種理解非常錯誤，三家的思想區別很大，恰恰是由於互相影響的原因，以至於表面看來有很多類似的地方。
暫且拋開宗教性不談，也不談迷信層面的東西，只從哲學層面看，三家思想的區別便清楚呈現在我們眼前了。哲學必然牽涉到最基本的兩個問題，也就是世界的本質（世界觀），落實到人層面的價值取向（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問題。
儒釋道是講：一是老子，二是孔子，三是釋家，正好代表了中國三教：以孔子為代表的儒教，以老子為代表的道教，以釋家為代表的中國佛教。
儒家最主要的是一個字：「倫」，也就是倫常。封建社會由於人們所處社會地位和階級的不同，每個人都應各安其位。儒家認為天下一盤棋，上天把你擺放在哪裡，賦予你什麼權力、職責、義務，那麼你就遵守履行屬於你的責權義，你就要樂天知命，這其實就是最早的「螺絲釘理論」。
道家的核心是「命」，既是生命的「命」，也是修煉的「命」―――是意義完整的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個機器，有這樣的「命」或人生，你這個人才算是活得有價值，你要修一個好的人生，快樂的人生，健康的人生，那才過得有價值。老子的《道德經》雖然只有五千言，但是他是世界上影響最大的哲學家。《道德經》的每一句話都是「道」。老子可能三五個字就夠我們用一輩子。現在大家引用最多的「大智若愚」，其實還不是老子最核心的觀點，其最核心的是「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為天下溪，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之類，就是我們常說的「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和「大朴不雕」，這既是老子「無為」的政治主張，也是老子對於個人修養的治學主張。
佛家講的是「見性」。「性」是什麼？是「心性」，也就是修養。佛家有七個字：「見性、救世、通萬有。」見到你的心性，叫「內觀內照」，就是你自己要想到有一盞探照燈，來照亮你，你自己首先要能看明白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這是它的一種很客觀的修煉方法。佛家的修行基本上都有三步，叫做「戒、定、慧」。戒是有所不為，不能說謊話、不能殺生、不能做壞事之類。定是不為萬物所擾，哪怕泰山塌下來，我也不為所動。慧呢？由戒和定入手，慢慢會產生智慧，就是所謂的「定慧雙修」，不定就不能產生智慧，有了智慧以後又可以更好入定。佛學是非常高深的古典哲學，而佛教是一種非常嚴格的宗教形態，這樣，「佛」就包含了佛家、佛學、佛教三個東西，家、學、教三者都有了，形態是最完備的。佛教佛學的主要東西是什麼？可以用乾隆的話來概括，乾隆給北京的五塔寺寫的一篇記里頭是這樣說的：「塔，標義；經，標口；佛，標身。」意思是說，佛廟里的塔代表的是佛教崇高向上的意義；佛像代表的是佛的形象，告訴你佛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而佛經代表的是佛祖的嘴巴，告訴你他講過一些什麼的話―――前兩者是外在形式，它的精髓在於「經標義」，佛經（包括一個偉大的中國宗教家惠能的《壇經》）就和儒家的《四書五經》或道家的《道德經》和《莊子》一樣，是偉大的思想寶庫。
經過長期的演變之後，儒、釋、道三家已經互相滲透、互相同化，某種程度上已經「三教一體」了。少林寺有一個供奉釋加牟尼、孔子、老子的地方，對聯是：「百家爭理，萬法一統；三教一體，九流同源」，少室山還有一幅對聯：「才分天地人總屬一理，教有儒釋道終歸一途」，概括得很到位，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從不同的方向出發，但最終我們能達到共同的目標。
從對個人的修養角度來說，三教說法不同，但勸人為善和勸人向上的精神是相同的：儒家是「修身、治世、平天下。」道家是「養生、遁世、窮萬物。」釋家（佛家）是「見性、救世、通萬有。」這三句話是我自己的概括，不一定準確，但是我想這樣可能好記一點。
也可換一種說法，儒家是盡「人道」，釋家求「佛道」，道家窮（窮通、追究）「天道」。「人道」和「佛道」比較明白，而「天道」是什麼呢？天道應該包括很多東西，例如「天機、天意、天命」，其本義不是講迷信，而是講「天」的規律或自然規律，包括我們已經知道的規律和我們尚不知道的規律。
還可換一種比較方法，儒家叫做「正心」，釋家講究「明心」，道家追求「煉心」。在這背後，儒家講「治世」，道家講「治身」，佛家講「治心」。
再換一個角度來說，三家對世界的概括，儒家講的是「未知生焉知死」、「獨善其身，兼濟天下」，不要去著迷於雲里霧里的事情，而要重視現世的修煉；道家講的是「窮盡變化」，努力了解世界和社會的變化規律；佛家則講「緣起性空」，不要被外部世界紛紛擾擾的現象所迷惑

Ⅲ 闡述中國長久歷史以來「外儒內法」的本質和作用機理

事實上，在中國很長一個階段的統治中，往往是外示儒家而內施法家。即外儒內法。法家思想一直貫穿於中國的統治階級的思想中。

法家思想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區別，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這點應該注意。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強調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這樣來激勵士兵與將領奮勇作戰。這也許是秦國軍隊戰鬥力強大的原因之一，滅六國統一中國，法家的作用應該肯定，盡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家重法、重勢、重術。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而儒家以仁義為政治最高規范，道、墨、陰陽家等也是如此；這是儒家與法家的區別。但本質是一樣的，即為統治者爭權勢，以富強為最高目的。

法家的思想核心，在於要求將政治權力徹底的集中在人君手中，要「獨制四海之內」。《韓非子·二柄篇》謂:「明主之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所謂刑德，日: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這中間沒有一點道德與情感的因素。

道家墨家反對戰爭，縱橫家主張對立中的均勢。惟有法家徹底主張武力統一，而且統一後的政治形態，是徹底的中央集權。即所謂:「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揚權》

很明顯，在各國爭霸的春秋戰國時代，法家思想最能為各國主君所接受，這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秦朝的商鞅變法，其結果是秦於商鞅死後一一七年統一天下。商鞅雖因各種原因最終失敗，但法家思想卻取得了成功。可是，法家雖然使秦統一六國，但也正因為秦的重刑，而僅歷二世而亡。後人評述: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這極大的削弱了法家在中國統治思想上的地位。

但在漢代:高祖立國，用叔通之言，三代效黃老之術，至孝武皇帝北驅匈奴，南平吳越，東收朝鮮，西服羌狄，受董仲舒《春秋繁露》，罷廢百家，獨尊儒術，於是人們認為，二千年中華文明是儒家文明。

那麼讓我們來看看被稱為一代大儒董仲舒改造後的儒術: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慶為春，賞為夏，罰為秋，刑為冬。慶賞罰刑之不可不具也，若春夏秋冬之不可不備也。這中間不無法家的影子。但秦因法而亡，所以法家便成為當時的忌諱。因而外示儒家，內施法家。

實際上，漢代的學者在高祖建漢後，便一直在思索治國的策略。董仲舒其《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五行相勝》中的依法聽訟，依法刑人，便是先秦法家一斷於法思想的發展，只是此時卻已成為了儒家之術。

董仲舒對於法的改造，還在於由先秦時期單純的用法或刑罰進行統治，變為禮法並用，德主刑輔。首先必須實行德教，其次才是刑罰。即所謂前德而後刑，先教而後誅。這種思想與當時的統治形勢相適應:雖重刑而不用其極。因此在起用後極大的增強了漢中央集權的統治。這也外儒內法的進一步的發展。

同時，歷史上，都出現了酷吏，漢有張湯、陽球，唐有來俊臣、周興。這從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法家思想在統治思想中的作用。

由此可見，法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儒家思想中，或者說儒家思想為適應其治國的需要，將法家思想包融其中。所從說，中國文化、文明的特徵是儒是外表現象，其內在仍是法家。

Ⅳ 什麼是「儒」「儒」與「儒家」有何聯系與區別

儒
rú
ㄖㄨˊ
(1) 指讀書人：～生。腐～。通～（指博識多聞的大學者）。～林（儒者之林，舊指學術界）。～雅（讀書人所具有的溫文爾雅的風貌）。
(2) 中國春秋戰國時代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一個學派：～家。～教（即「孔教」）。～士。～術。～學。
(3) 古同「懦 」，懦弱。
(4) 鄭碼：NFGL，U：5112，GBK：C8E5
(5) 筆畫數：16，部首：亻
《說文解字》對「儒」的解釋是:「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中國人歷來重視死的觀念與喪葬禮儀，這種廣泛的社會需求促成了一個特殊社會階層「儒」。
在中國古代社會，最晚到殷代有了專門負責辦理喪葬事務的神職人員。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稱為術士。他們精通當地的喪葬禮儀習慣，時間一長，便形成了一種相對獨立的職業。但是，由於這種職業地位低微，收入也少，既沒有固定的財產和收入，做事時還要仰人鼻息。所以形成比較柔弱的性格，這就是儒的本意，即柔，還有他們職業的原初性質，即術士。
"儒"這一名詞的最早記載應該是在《論語·雍也》。孔子在這告誡他最得意的學生子夏說，要當就當"君子儒"，千萬不要當"小人儒"。可見，儒名的起源應該在孔子之前。因為到了孔子時，儒這一階層已經有了很大變化，形成"君子儒"與"小人儒"兩種派別。
作為一個學派的儒家雖由孔子創立於春秋末葉，但「儒」卻起源甚早，《漢書·藝文志》及劉向《七略》均認為儒「出於司徒之官」。太史公《儒林列傳》曰：「秦之季世坑術士」，而世謂之坑需。……類名為儒，儒者知禮樂射御書數。……私名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

儒家是中國古代最有影響的學派。做為華夏固有價值系統的一種表現的儒家,並非通常意義上的學術或學派。一般來說，特別是先秦時，儒家學派也只是諸子之一，與其它諸子一樣地位本無所謂主從關系.

儒家的起源和產生背景
《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敘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
(近代學者章太炎贊同這一觀點。然而，胡適卻持相反的看法，他贊同《淮南子~要略》的諸子出於「應世之急」的說法，由此提出了儒家是由殷商遺民中的術士轉化而來的觀點。)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由於社會內部不可調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機搖撼了傳統文化的權威性，對傳統文化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與日俱增，就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當時所處的時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體系中，並對傳統文化加以適當的改造，以便在社會實踐中建立一種新的和諧秩序和心理平衡，這種情況到了大變革的戰國時代顯得尤為突出，因為人們在崩塌的舊世界廢墟上已經依稀看到了沖破舊尊卑等級束縛的新時代的曙光。
未來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社會模式，就成了舉世關注的大問題，並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場百家爭鳴式的大辯論。當時代表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利益的諸子百家，紛紛提出各自的主張，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爭論焦點就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而進行的思想交鋒，儒、法兩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們旗鼓相當，針鋒相對，應者雲集，皆為顯學。另外還有墨家、道家、陰陽家等等學派，可謂學派林立。
儒家是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中出現的一個重要學派。其創立者是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後來由思想家、文學家孟子加以發展。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在政治上主張恢復西周的禮制，在教育上創辦私學，提倡有教無類，注重因材施教，講究"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孟子主張君王應行"仁政"，這樣才能使天下歸心。儒家思想在領主封建社會-春秋戰國時期受到許多統治者的尊重，但在當時動盪的社會形勢下，諸侯之間各為已利而崇尚武力，儒家的德政很難得以施行。漢以後，儒家思想被尊為地主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
[編輯本段]儒家創始人
孔子(前551-前479)姓孔，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俄語：Конфуций.兄弟中排行第二，春秋後期魯國人。孔子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歷八月二十七日）生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省曲阜市東南的魯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農歷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歲，葬於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孟子
古時候，學堂里都掛著孔子的畫像，孩子們入學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孔子像磕頭行禮。那時，孔子被尊奉為「至聖先師」，連皇帝每年也要到孔廟里祭拜他。
孔子是五行造身，兩儀成性。其餘聖人得金氣多者則剛明果斷，得木氣多者則樸素質直，得火氣多者則發揚奮迅，得水氣多者則明徹圓融，得土氣多者則鎮靜渾厚，得陽氣多者則光明軒豁，得陰氣多者則沉默精細。氣質既有所限，雖造其極，終是一偏底聖人。此七子者，共事多不相合，共言多不相入，所同者大根本大節目耳。
孔顏窮居，不害其為仁覆天下，何則？仁覆天下之具在我，而仁覆天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
孔子年輕時做過魯國高官，治國極好，貪官紛紛逃往他國，他國領袖也變得很敬畏魯國。
但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從事教育，相傳所收弟子多達三千人，賢人72，教出不少有知識有才能的學生。 孔子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學學派的創始人，任魯國司寇；後攜弟子周遊列國；最終返魯，專心執教。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千古聖人」，是當時社會上最博學者之一，並且被後世尊為至聖（聖人之中的聖人）、萬世師表。因父母曾為生子而禱於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詩》、《書》，定《禮》 、《樂》，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學說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史記•孔子世家》載：「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編輯本段]儒家經典
儒家經典主要有儒學十三經。儒家本有六經，《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秦始皇"焚書坑儒"，據說經秦火一炬，《樂經》從此失傳；
東漢在此基礎上加上《論語》、《孝經》，共七經；
唐時加上《周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爾雅》，共十二經；
宋時加《孟子》，後有宋刻《十三經註疏》傳世。
《十三經》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傳統觀念而言，《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屬於《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後來的《四書》指是指《大學》（《禮記》中一篇）、《中庸》（《禮記》中一篇）、《論語》、《孟子》，五經則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
[編輯本段]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以及主要派別
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陸九淵、王陽明、陸明鑒。

對中國的影響
1. 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所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統治結合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我們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
2. 儒家思想對中國政治、經濟的影響
儒學在中國存在幾千年，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潛在影響.
對東亞的影響
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儒家經典不僅是思想統治工具，同時也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保存了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儒家學說不僅在中國，在東亞世界也佔有重要地位。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並對那裡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韓國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點的影響，至今都還很明顯的。
在韓國，信奉各種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倫理道德上卻以儒家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韓國社會後，各種社會問題有所增加，但是韓國政府以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作為維護社會的穩定的制約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在朝鮮，早在公元1世紀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誦《詩經》和《春秋》等儒家典籍，這說明儒學早已傳入朝鮮。三國時期，統治階級非常重視儒學，把它視為維護秩序、加強王權的思想武器，採取各種措施加以引進和推廣。高句麗於372年設立太學，傳授儒家學說。百濟於4世紀建立儒學教育制度。儒學在新羅傳播，大約在6世紀。新羅統一後，進一步發展儒學教育，在中央設立國學，置博士、助教，招收貴族子弟傳授儒家經典。為了推動學習儒學的熱潮，國王甚至親「幸國學聽講」。與此同時，還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狀元，出現了一些著名儒學者，如強首、薛聰、金大向、金雲卿、金可紀、崔致遠等。高麗王朝建立後，在首都開城設立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在地方十二州設立鄉校，廣泛推行儒學教育。958年，高麗開始舉行科舉，把儒家經典列為主要考試科目，從而推動了儒學迅速發展，並且出現了私學（私塾）。12世紀初出使高麗的徐兢稱贊朝鮮儒學之盛說：臨川閣藏書至數萬卷，國子監里「選擇儒官甚備」。大街小巷上經館和書社三三兩兩相望。少年們聚集在一起，跟隨老師學習經書。年歲稍長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觀之類的地方講習切磋。社會各階層的子弟，都「從鄉先生學」。李朝時期，為了加強封建專制統治，十分重視儒學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學，把它視為維護封建統治的輿論工具，極力加以推廣。李朝的儒學教育有官學和私學兩種形式。官學系統，中央設成均館，是為國家最高學府。另外在首都漢城還設有中學、東學、西學和南學等四學。成均館和四學是中央直接管轄的教育機關。地方各道和邑設有鄉校。這些學校都由國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勞動者，用以作為辦學的經費。私學是各地的儒家學者創辦的私塾或書堂。私學日益發展，成為李朝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影響。李朝通過科舉，選拔人才，任用官吏。科舉分文、武兩科。文科考試須經三榜，考試科目主要有儒家經典以及有關現行政策和各種形式的漢詩。武科也進行三次考試，考試科目除兵學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總之，程朱理學作為統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間，起到了維護和鞏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學傳入日本，大約是在5世紀以前。據《古事記》所載，百濟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來到日本的儒學者，並且帶來了《論語》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們還都曾作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講授儒家學說。繼體天皇時期（507—531）曾要求百濟國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經博士，傳授儒家思想，於是儒家迅速發展。聖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階」和「十七條憲法」，主要體現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詞彙和資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階」是以德、仁、禮、信、義、智為基本位階，再各分大小兩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階。「十七條憲法」的宗旨是強調「君主至上」。如「國無二君，民無二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群臣百僚，以禮為本」，「承詔必謹」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聖德太子還多次向中國派遣使節和留學生，積極攝取中國文化，於是儒學迅速發展，並逐漸成為貴族官僚必修的教養。在日本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下而發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領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都曾受教於中國留學生南淵請安和僧旻等人，並在他們的協助下制定了改新藍圖。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寶律令》對教育設專章（「學令」），規定中央設太學，地方設國學，各置博士、助教，招貴族子弟，授以儒家經典，其中《論語》和《孝經》為必修科目。757年，孝謙天皇下詔，令全國每家必備一本《孝經》，獎勵「孝子」、「貞婦」。701年，日本開始祀孔。768年，稱德天皇敕稱孔子為「文宣王」。藤原基經當攝政時（877—890年），「敦崇儒術，釋奠之日，率公卿拜先聖，使明經博士講周易」。由於統治階級的積極扶持和獎勵，這時儒學在日本已經超出貴族官僚上層社會范圍而普及到各個階層。南北朝時代，程朱理學傳入日本，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但由於佛教的影響，儒學未能取得優勢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時代，適應封建專制統治的需要，儒學（朱子學）才擺脫了佛教的壓制，達到空前繁榮的極盛時代。德川幕府為了加強封建專制統治，把全國人民分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實行嚴格的等級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種維護身份等級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學的「名分論」正好適應了這種需要。於是，儒學（朱子說）被規定為官方哲學，成為德川幕府的正統思想體系。藤原惺窩於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傳宋儒「理性」的著作。後來受德川家康的召見，並為其講授《大學》等儒經。1599年著《四書五經倭訓》，使他成為日本第一個根據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訓讀《四書五經》的儒學家，被認為是日本「朱子學之祖」。藤原惺窩有門徒150餘人，其中林羅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學家。林羅山歷任儒官，作過將軍的侍講、顧問，參與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論，以維護封建秩序。他在《經典題說》中寫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則上者貴下者賤。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視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違，貴賤不亂，則人倫正，人倫正則國家治，國家治則王道成，此禮之盛也。」林羅山以「天人相關」、「天人合一」的說教，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合而為一，從自然界法則引伸出人類社會的現存秩序，從而把社會的「上下貴賤之別」說成是合理的、永恆的。林羅山以儒學理論維護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發揮了巨大作用。
儒學在越南文化中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東漢末年，廣西人士燮游學洛陽，研究左傳、尚書等典籍，後來任交趾太守40餘年。據《越南四字經》說：「三國吳時，士王為牧，教以詩書，熏陶美俗。」說明早在三國時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學教育。10世紀，越南獨立以後，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於中國，政府選拔人才也採取科舉制度，以詩、賦、經義等為考試內容。13—14世紀之交，越南人以漢字為素材，運用形聲、會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創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稱為「字喃」。此後，中國儒家典籍大量傳入越南。宋元時期，越南刊刻過不少儒家經典和漢譯佛經。出現了不少明經的儒家學者。15世紀初，明成祖曾下詔，以禮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國來，其中包括明經博學的儒學者。可見儒學在越南的影響之深。
對歐洲的影響
有學者認為，儒家學說推動了歐洲近代啟蒙運動，以伏爾泰、狄德羅、盧梭、洛克、休謨、魁奈、霍爾巴赫、萊布尼茨等人為代表的西方近代啟蒙先驅吸取孔孟學說，打破歐洲封建世襲和神學統治，催生發展了自由觀、平等觀、民主觀、人權觀、博愛觀、理性觀、無神論觀等現代觀念，促進了人文、政治、經濟、社會乃至科學等方面學說的發展。[1]。
對現代教育的影響
孔子門下弟子三千，因而總結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等。孔子更被後世尊稱為「萬世師表」，台灣將「孔聖誕」定為「教師節」。「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華人的基本價值觀之一。
[編輯本段]儒家思想鑒借
如儒家的剛健有為精神，來激勵自己發憤圖強；鑒借儒家的公忠為國精神，來培育自已的愛國情懷；鑒借儒家的"以義制利"精神，來啟示自已正確對待物質利益，鑒借儒家的仁愛精神，來培育自己熱愛人民的高尚情操；鑒借儒家的氣節觀念，來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強的獨立人格.......

Ⅳ 在統治人民的方法上儒、法兩家主張有何區別

1、統治方法不同

儒家統治人民強調禮治、人治，強調道德感化。

法家統治人民強調法治，強調依法治國。

2、分類不同

儒家，又稱儒學、儒教、孔孟思想、孔儒思想，是起源於中國並同時影響及流傳至其他周遭東亞地區國家的文化主流思想、哲理與宗教體系。

法家是中國歷史上提倡以法治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以富國強兵為己任， 《漢書·藝文志》列為「九流」之一。法家不是純粹的理論家，而是積極入世的行動派，它的思想也是著眼於法律的實際效用。

3、思想不同

儒家思想，又稱儒學，「儒」是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中的一家，是一個學術派別。儒學並無確立神秘力量為文明核心並統御教徒的特點，相反，儒學是一種以人為文明核心為主體的思想。

法家思想內容豐富，結構較為完整，包括倫理思想，社會發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諸多方面。法家倫理思想。法家倫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觀基礎上的誠信觀和義利觀。

Ⅵ 論述先秦儒法兩家法律思想上的異同

先秦儒法兩家法律思想之比較

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激烈的社會動盪和急劇的歷史變革，讓春秋時期的思想界出現了學派林立、「百家爭鳴」的局面。儒法兩家的法律思想都對中國的法律思想史有很重要的影響。兩者的法律思想既對立又不乏統一。
一、儒法兩家法律思想的相同點
（一）儒家主張人治，法家主張法治
儒家主張人治，孔子重人治 ，輕法治，提出 「為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片面誇大當權者個人的作用，國家的治亂，政事的興廢，完全取決於有無明君聖主，儒家主張把當權者個人置於法律之上。而法家主張法治，認為法任而國治。
（二）儒法刑罰輕重的對立
儒家主張德主刑輔，重視道德教化，主張寬猛相濟的刑罰，「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強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法家則認為要重刑罰，輕罪重罰，以刑去刑。
（三）儒家主張「刑不上大夫」，法家主張「刑無等級」
儒家在禮治秩序下，刑法的適用也主張別貴賤，分等級，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有等差」。法家則認為刑無等級，商鞅雲：「聖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 法家認為獎賞刑罰完全要一種客觀的標准。
（四）儒法兩家代表階級立場不同
先秦時期的儒家思想以中庸哲學理論為基礎，出於維護奴隸主專政而提出來的。而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法家認為，維護貴族世襲特權的「禮」是不公平的，必須將其廢除，應實行重刑，藉此威懾臣民守法，因此「法治」成為他們推崇的治國方略。
（五）儒法兩家的歷史觀的不同
儒家為了維護已經過時的禮，反對當時新興封建勢力所採取的某些改革措施。法家則提出「不法古，不修今」，主張法律必須緊跟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主張變法革新。
(六)儒法兩家重君與重民的分歧
儒家重視民心向背,認為統治者只有爭得民心才能鞏固自己的統治。法家則主張以君為主,法為君操，勢為君處，術為君執。
二．儒法兩家法律思想的相同點。
儒法兩家的法律思想雖然存在很大的差異，但辯證統一的說，二者也存在相同點：1、儒法兩家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而提出的政治思想。2、儒法兩家都主張德行並用。
綜上所述，認為儒法兩家的法律思想大異之中也存在著統一的思想，對中國的法律思想都有深遠的影響。既要可以從儒家的法律思想中學到要刑罰與道德並施，也可以從法家思想中升華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國的思想為中國的法制建設服務。

Ⅶ 為什麼中國古代讀書人都思想上尊儒儒和道有什麼本質區別！誰好

因為儒家確立人類社會的基本的五種關系，這是人人都要面對的，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種說法是符合人倫關系的，能被絕大部分人所接受，也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到了漢武帝時「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並把儒家經典作為科考的內容，更加確定了儒家不可動搖的地位，所以古代讀書人都尊儒。
儒和道的最大區別是，儒家要求人按照社會的規則來約束自己的心理行為，來達到純凈純善的目的。而道家則偏重於出世方面，追求精神上的愉悅和徹底的自由。

Ⅷ 古代中國真的是外儒內法嗎

是的。

外儒內法是一種中國從漢代到清代長時間內國家政權實行的一系列國家政策的內在指導思想。即表面上推崇儒家思想，但是實際操作上也依賴法家的思想，往往是儒法結合、儒法互濟。

政治事功與倫理勸導，是歷代統治者穩固其統治的兩大核心手段，也是構成外儒內法這一中華文化的重要成因。

一般而言，儒學重仁政，講究以倫理勸導實施統治，而法家講法制，重在政治事功。但這兩種思想在漢代時即彼此糅雜，形成了互補的統治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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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意義上講，封建宗法社會的結構形態，正是外儒內法統治術的必然產物。封建法律都披上了一層「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倫理依託。

翻開歷朝歷代的律書，可以發現，開頭都冠冕堂皇地戴著一頂仁德的倫理樣式的帽子。這樣做的結果，一方面，可以為統治者的包庇縱容犯罪留下後路，又為法律向每個社會細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門。

只要是統治者不願懲罰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輕松地「宥」之，給予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這么做，不僅不會有「枉法」的責任，反而顯示出統治者的寬厚仁慈，體恤下情。

而當作為社會細胞的家族出現罪犯時，統治者又可以將某個家族成員的罪刑放大為整個家族的罪刑：族內未能很好地執行禮教，以致出此敗類。

Ⅸ 唐朝前期對儒,道,釋三教奉行什麼政策

佛教、道教與儒學，並稱「三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魏晉南北朝時期，釋、道、儒三教為了維護各自的地位，既相互爭斗，又相互滲透。到了唐朝，在統一、開放的背景下，統治者不斷調整政策對宗教加以扶植，使這種局面得到較大改觀。

唐朝開國之初，李淵為了抬高門第，神化統治，認李耳為先祖，將道教地位排在佛教之前，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使道教得以大力發展。武則天想當女皇，實行武周革命，僧人懷義、法明則造《大雲經》宣傳武則天是彌勒佛下凡，為其大造輿論。武則天上台後大肆佞佛，廣建寺院，普度僧尼，下令天下寺院收藏《大雲經》，將佛教地位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玄宗在位，欲振興李唐王朝，革除武周後期的不良影響，復將道教放到佛教之前。盡管前後的統治者出於各自的政治需要，使得佛、道的地位有所變化，但從總體上看，三者在唐朝前期都受到積極的扶植，獲得了充分發展。

唐王朝對釋、道、儒三教並尊的做法不僅形成了以儒家政治倫理觀為基準、佛道學說兼收並蓄的盛唐獨具的統治思想體系，大大鞏固了帝國基業，而且也促進了三者間的相互吸收，不斷完善。佛教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走向成熟，進而成為中國式宗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