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公共服務捐款

『壹』 如何評價秦暉和他的作品

我中學的時候經常聽到一種說法，「自由主義者只重視精英的利益，不關心窮人的疾苦」，後來我看到了被人稱作「自由主義者」的秦暉，覺得前面那個說法不對，秦暉就很關心窮人的利益。比如，過去政府經常驅逐那些沒有證件的進城打工的人，不給他們提供福利房，也不讓他們自己蓋棚戶，秦暉就大聲疾呼，「要麼給自由，讓窮人自己蓋簡易房，要麼給福利，政府給農民工蓋廉租房，現在什麼都不給，沒有證件還要被查被罰被打，簡直沒天理」。

至於秦暉的作品，我認為有兩個優點，一是史料豐富，二是邏輯嚴謹。

先說資料豐富，讀秦暉的作品，你會感覺他怎麼什麼都知道？談周朝到秦朝的變革，他能聯繫到西歐中世紀的封建制；談土地改革，他能講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說近三十年意識形態的變化，他能想起十九世紀歐洲的各種左派；說今天的農民工，他能講到南非的種族隔離。真是「天上的事他知道一半，地上的事他全知道」。

再說邏輯嚴謹，我想起來他和有些朋友辯論國企改革時的文章，「如果公共資產是「無主物」，那就無法解釋何以公有企業雖有種種問題，但畢竟存在了幾十年，而沒有象一般所謂無主物那樣早被哄搶一空，也無法解釋公有制下何以還有貪污（拿了無主物能叫貪污嗎?）一說，此其不合常識也。」簡單的幾句話，就反駁了「國營企業」是「沒有主人的物品」的說法。

說起秦暉作品的缺點，那就是太重視條分縷析，有時候顯得繁瑣，史料太豐富，有時候讀著好累。不過他的作品的文字還不錯，沒有那種學者們常用的拗口的歐化長句，讀起來比較順。

『貳』 秦暉的學術觀點

近年來，秦暉在對中國與東歐改革前經濟與社會的不同模式進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重新比較和解釋了中國與東歐改革的不同進程。並提出了以契約轉換為核心的轉軌經濟學理論。他既反對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來解釋改革的新制度學派觀點，也反對以批判貨幣主義陷阱和 市場萬能論為特色的後華盛頓共識對中國改革的解釋。他認為到目前為止中國改革的成功和東歐改革的失敗既不能歸因於姓社姓資，也不能歸於漸進、激進，更不能歸因於以強權壓制公共選擇來減少交易成本。他主張區分改革前的兩種非市場經濟類型，即工業文明時代以最優化數理方法為基礎的理性主義科學計劃經濟，和農業文明時代以統治--服從關系為基礎的浪漫主義命令經濟，以及區分改革前的兩種社會體制，即保護-束縛功能對稱的和諧共同體，和功能不對稱的不和諧共同體。對改革的目的，無論是效率改進還是公平改進而言，脫離上述兩種類型都是完全不同的問題。脫離 科學計劃要付出效率損失，而脫離命令經濟無須付出此種損失。脫離和諧共同體的過程要實現帕累托改進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而脫離不和諧共同體 則只是一個放棄負帕累托改進的簡單問題。但這種不同對改革進程的影響有時效性，因此中國與東歐轉軌的成敗還遠不到下結論的時候，而改革模式的選擇仍是個尖銳的問題。在此基礎上他對農村改革、國企改革、股份制和證券私有化等問題都進行了比較研究和案例調查。他認為經濟轉軌的實質是契約轉換，其核心問題是交易權利的公正分配而不是交易成本的減小，是公共領域的改革而不是私人領域的改革。這里不存在效率與公正的悖論，而從獲得的公正走向交易的公正，還是從權家通贏走向贏家通吃，才是真正的選擇所在。
秦暉區分了「民主私有化」與「權貴私有化」，通過《經濟轉軌與社會公正》一書內容明顯可以看出，他主張民主私有化，私有化的價值取向自始至終。並且認同：在起點上找到最初的所有者，在所謂公平競爭的條件下尋找到最終的所有者的私有化路線。並且認為休克療法與漸進改革並不能直接比較利弊。比較認同捷克的私有化路線模式。
最近一直致力於對現在中國社會制度的研究，主張公平論至先。著作也由東西方的對比中抨擊了現在中國社會『特權專斷，權錢交易』的現象。

『叄』 看秦暉如何誣蔑盛洪和張曙光

盛洪在分析中指出，在鄉鎮企業向股份合作制企業的轉變過程中，有一個社區資產個人化的過程。個人化的途徑主要有「分」和「賣」兩種。從財富分配角度看，「分」和「賣」等價。只要「分」的范圍與社區資產歸屬的范圍相同；從交易費用的角度看，「賣」比「分」更為簡便、更為可取；但從社區企業的制度變化來看，「賣」只是改變了社區資產的性質，並沒有改變社區企業的產權安排，「分」則導致企業的治理結構和激勵機制的變革。他由此得出的結論是
：「『分』與『賣』分別是兩種制度變革的方式，也是兩種制度安排。上面的討論說明，這兩種方式沒有絕對的優劣之分，它們分別在不同的范圍內、不同的情境中起作用
。」[盛洪：《論社區資產個人化的途徑：「分」與「賣」——以周村為典範的股份合作化過程為例》，《管理世界》，1998年第3期
] 話說得很有分寸，並沒有抑「分」揚「賣」，更沒有唯「賣」是好。
然而，秦暉在針對此文所寫的《有了真問題才有真學問》一文中作了如是批判：「
這種『偽學問』的例子如今隨處可見。例如一位朋友近日撰文稱：在產權改革中處理產權不明晰的國有(公有)資產並使之量化到個人的辦法不外乎『賣』與『分』兩大類。他認為這二者在總進程的最終結果上是相同的，區別只在於：『賣』是一種『雙方交易』，而『分』則是一項『公共決策』。在他看來，『公共決策』的『交易成本』要大於『雙方交易』，因此其結論是：『分』不如『賣』
。」[秦暉：《有了真問題才有真學問》，《讀書》，1998年第6期
。]之後，秦暉進行瞭望文生義和穿鑿附會的反駁：「
這個說法的邏輯混亂是一望可知的：說『分』是一種『公共決策』就暗含一個邏輯前提，即這些資產在被『分』之前是屬於『公共』的，否則『公共』有何權利參與『決策』？然而這個前提若成立，『賣』還能說就是『雙方交易』么？既然資產屬於『公共』，憑什麼一『方』（這里顯然是指改制前的資產控制者）就可以不徵求『公共』意見並取得授權便任意把資產『賣』給另一『方』？反過來說，把『賣』說成是『雙方交易』也暗含著邏輯前提，即資產在『賣』之前是屬於一『方』的（而這一『方』顯然不是指『公共』），因此這一『方』才有權與另一『方』做交易，而『公共』無權對此說三道四。但這一前提若成立，『分』為什麼就成了『公共決策』呢？難道有權『賣』資產的那一『方』不也完全可以私『分』這些資產么？而在這種情況下何止無需『公共決策』，連『雙方』也不必勞駕，『一方』拍板足矣。這樣的『交易成本』豈不是比討價還價的『雙方』行為更小么？」[同上
然後秦暉就直斥道：「
該文作者想說的實際上也不是『揚賣抑分』，而是借『賣還是分』這個偽問題，以『交易成本最小化』為理由，反對『公共決策』而倡導『雙方交易』，亦即反對民主私有化而倡導權貴私有化
。」[同上
。] 但秦暉卻又假裝中立客觀地來了一句，「
。」[同上
。] 這是何等的出爾反爾！
經濟學家張曙光在隨後撰寫的《批評規則、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一文中對這種作派進行了冷靜的說理和反批評，「《
秦文》（指秦暉的《有了真問題才有真學問》——引注）對《陷阱》（指何清漣的《現代化的陷阱》——引注）的肯定是對的，但對《『分』與『賣』》（指盛洪的文章——引注）的否定卻是錯誤的。『分』與『賣』也是現實中的真問題。在實行股份合作制的過程中，究竟是採取分配的方式，還是採取售賣的方式，以及形成怎樣的產權結構，是人們在改革實踐中提出和探索的問題，凡是稍有經驗的學者，誰也不會否定這一問題在現實中的客觀存在。既然如此，經濟學家為什麼不能提出和討論這樣的問題，提出和討論這樣的問題怎麼就成了假問題呢？我們不知道《秦文》究竟根據什麼邏輯作出這樣的判斷？……我們也不知道《秦文》根據什麼邏輯認為『分』就是『民主私有化』，就值得提倡，而『賣』就是『權貴私有化』，就需要反對？……今天的市場化改革，說到底就是要重新訂立契約和契約關系，其具體途徑就是『分』和『賣』，至於在何種情況下『分』，在何種情況下『賣』，這是當事人的選擇，與什麼民主私有化和權貴私有化粘得上嗎？」「也許是筆者才疏學淺，缺乏政治敏感，至今仍未從中發現什麼主張『賣』優於『分』『就是為權貴私有化辯護』之類的含義
。」[張曙光：《批評規則、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讀書》，1999年第10期和2000年第3期
。]之後，秦暉在《自由主義與社會公正》一文中作出進一步回應。這時他自知之前的批評站不住腳，於是改口，把哈耶克和諾齊克的理論攪拌了一番，然後無中生有地給張曙光和盛洪戴上如下的帽子，「
而這條正義的底線顯然無法容納張先生和他支持的盛洪先生的許多觀點，諸如把公共資產當作無主物（『契約空白』物）而行使先佔權（『一方』選擇權），無視交易權利而大談『交易成本』，在公共領域排斥『公共選擇』而倡導『交易先於產權』等等。底線正義要求過程公正，而上述觀點恰恰體現的是過程不公正；底線正義要求權力尊重權利，而上述觀點恰恰要求權力『先於』權利；底線正義要求『獲得的正義』先於『交易的正義』，而這恰恰與『交易先於產權』相對立；底線正義的基點就是反對濫用強制，即既反對強制化私為公，在私人領域濫用公共權力，也反對強制化公為私，在公共領域濫用『一方』強權，而上述觀點恰恰在後一種現象張目。顯然，這條底線在自由主義和張先生之間畫出了一條界限
。」[秦暉：《自由主義與社會公正》，載《思無涯，行有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8頁
。] 這些話聽起來很繞口，但無疑又很義正辭嚴。但秦暉是在跟風車作戰。張曙光和盛洪的文章俱在，只要讀者找來看一看就一清二楚，他們有沒有堅持過秦暉控訴的主張。

『肆』 啞鈴型社會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原所長陸學藝14日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如果按照目前中國社會中產階層每年1%的增長速度，20年內中國的中產階層可以達到總就業人員的40%。陸學藝說，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中產階層在人口中佔到40%以上規模時，政治和經濟狀況就會相對平穩，社會秩序會比較好，比較安定，社會也比較和諧。

在業界已有定論，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是社會穩定的基礎。誠然，貧富懸殊的啞鈴型社會結構暗藏危機，而中下級階層偏大的「洋蔥頭」型社會結構也不能讓人樂觀，惟有中間階層佔多數的「橄欖型」型社會結構才是值得冀望的願景。但是，面對日趨崛起的中產階層，且慢狂歡！

9月14日，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在北京發布報告稱，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費國，其中有1000萬-1300萬人是活躍的奢侈品購買者。預計到2015年，中國的奢侈品銷售將突破115億美元，佔全球奢侈品消費總量的29%，規模將超過美國僅次於日本。盡管消費奢侈品並沒有原罪，但是據該報告稱，中國的奢侈品市場仍處於初級階段，消費心態仍以「顯示身份」為主。其潛台詞就是，富人們消費奢侈品仍然停留在暴發戶揮霍、顯擺的層次，追求的並非物有所值，更遑論致力於公益事業。譬如那些黃金宴，那些天價月餅的消費，這種炫耀式的消費主義，實在是「石崇鬥富」的現代版。

前一階段，華南「油荒」導致國人憂慌。油荒的原因當然林林總總，但專家認為，如果中國依然保持粗放式的發展模式和豪奢式的消費模式，油荒將會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日前，有政協委員呼籲「地大物博」退出教材就是一種自警，而決策層蹈行「節約型社會」也是一種積極的應對之策。學者周兼文指出，中國的人口和自然資源先天決定，即使我們未來在人均創造財富上達到今日歐美國家的水準，我們也無法達到與歐美相當的實際消費水平。因此，即便中產時代真正到來，也絕不能暴殄天物。

吃喝玩用只是形而下，應對中產階層的崛起更需上升到形而上的層次。一個健全、健康的中產階層社會，首先需要配套的是開放、公正、誠信的市場競爭機制。否則物質生活再優渥，沒有相應的機製作後盾，就會歸於無源之水。對此，學者羅爾斯早有宏論：「競爭市場的平衡被設想在這樣一種時候出現：很多各自推進他們自己利益的人相互讓步，以便他們能最好地以其讓步得到他們最想要的回報。平衡是在自願的貿易者之間形成的自發協議的結果。對每個人來說，這種平衡都是他通過自由交換所能達到的最好狀態，這種自由交換是與以同樣方式推進他們利益的其他人的權利與自由相一致的。」這就需要繼續培育良好的市場經濟體制，還需要倡導誠信觀念和蹈行法治理念。

中產階層的崛起，必然有益於公民社會的形成。這個階層越壯大，就越會參與公共事務。

據中國社科院調查顯示，目前深圳中產階層人數高達120萬。對此，曾以《深圳，你被誰拋棄》而震動深圳朝野的咼中校日前撰文分析，深圳的中產階級普遍具有三大意識：一是公共意識，如倡導環保，維護公共空間；二是納稅人意識，作為納稅人他們渴望參與公共事務；三是民主法制意識，他們善於用法律維權。可以想像，隨著國內其他城市的經濟趕超，中產階級會漸趨壯大，他們也必然越來越多的訴求。這就給相關部門提供了新的政治課題：必須適時採取應對措施，否則就會出現公共服務危機。而公共服務的出現危機的根本原因，就如學者秦暉所言，不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市場化」取向，而是政治體制的缺陷導致政府的「責任退出易，權力退出難」。

曾幾何時，有人將經濟上月收入5000元、接受過大學本科及以上教育等基準，定義為中產階層的入場券。於是，《中國中產階層調查》顯示：中國中產階層在社會中所佔的比例多達11.9%，更有高達85.5%的城市居民認為自己是中產階層。入圍的國人似乎沒有理由不狂歡，然而最終被有識之士解讀為只是一種美好的錯覺。誠然，中產的概念並不僅僅拘囿為生活消費，還包括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應享受到開放的市場機制和健全的公共服務。

『伍』 秦暉：「鄉村衰敗」到底是什麼造成的

一
的確，「農業」問題如果作為產業經濟問題，在中國並不十分突出，至少它比傳統時代甚至改革初期的重要性已經明顯下降，同時也沒有盛行「大農業」的許多發達國家那麼重要――大家知道農業問題已經成為現代國際經濟問題、尤其是發達國家間經濟關系問題的一個關鍵，世貿談判多哈回合經歷這么多年而始終卡殼，主要卡在了農業問題上。
但是發達國家卻基本沒有所謂的「農民」問題，不僅因為他們農業人口比例已經很少，而且他們的那麼一點務農者也已經完全「公民化」，沒有人把他們視為弱勢者，甚至他們百分之幾、至多百分之十幾的人口卻對「多數決定」的議會政治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以至於有人戲言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如果說有點「虛偽」的話，那與其說是少數資本家、不如說是少數農民在影響和左右著多數意志。
另一方面，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我國在內，在改革前還沒有解決「吃飯問題」，農產品供給嚴重短缺，處於「民以食為天」的狀態，解決「民食」問題的農業自然也是「天大的事」，是重中之重，更不用說農業社會的經濟問題基本上就是農業問題了。
而我國現在與上面兩種情況都已完全不同。一方面，經過30多年農業的長足發展，如今的中國已不再像改革開放前那樣操心「吃飯」問題，受困於農產品供給不足。但另一方面我國也不像美國、法國、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國家那樣定位為面向全球市場的戰略性大農業出口國，對農業生產過剩、農業經濟周期和國際農貿談判之類問題極為關切。我們的資源稟賦決定了中國農業基本上是內需型的，盡管存在品種調劑問題，就總量而言，我們的農業也能夠滿足內需。
今後我國農業發展的技術路線和經營方式路線當然還有大量可議的話題，但是幾十年來的經驗，尤其是當年「農業綱要四十條」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實踐經驗表明，如果脫離農民自身的意願和自由選擇的權利，政府「過分熱心」地干預乃至決定農業技術與經營方式，往往變成「折騰」農民，效果並不好。過去諸如技術上推廣雙輪雙鏵犁、一味提高復種指數、普及雜交高粱和小麥取代青稞，經營上從「大公社」到「隊為基礎」，都留下了許多教訓。
歷史地看，作為一個農業文明積淀深厚而又幅員廣大、各地條件極其多樣的大國，我國各地農業的適宜技術和適宜經營方式其實更多是農民自主選擇的結果。正是在農民自主性得到較大尊重的改革時代，農民以「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的智慧解決了復種問題，以大型農機專業戶為眾多小農提供商業化服務的途徑，解決了過去政府認為最適合機械化的「大公社」時代長期無解的機械化問題，擺脫了一會兒押寶雙輪雙鏵犁，一會兒突出手扶拖拉機，天天號召「農業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而手工―畜力農業依舊的長期困境。
在經營方式上，擺脫強制集體化後的農民無論是99%以上選擇了家庭經營的農戶，還是原先95萬個「大隊」中顯示出經濟活力而能讓農民選擇留在「集體」中的7000多個「村」，經濟都有了顯著的改善。農戶普遍擺脫貧困而走向程度不等的富裕，極少數「集體」也大都發展成為超級「明星村」。曾經有人以後者的成就論證小崗農民走錯了路，而南街村的選擇才是對的。
其實他們是不顧常識地根本顛倒了因果關系：不是「明星村」由於強行禁止農民離開而得到了發展、小崗則因為沒有「捆住」農民而停滯，恰恰相反，正是由於原來的強制集體化農村絕大多數歷經20多年實踐都沒讓農民感到「優越性」，使他們在能夠自主後都選擇了離去；而能讓農民選擇留下的自然只有鶴立雞群的極少數。
這些極少數有超常績效是理所當然、完全正常的――今天的「集體」如果沒有績效而強行禁錮農民不讓離開，那就不僅不是「明星村」的問題，而是有犯罪之嫌了。而能讓農民自願留下的「集體」是如此之少，這難道還不足以體現改革前農業體制的大失敗么？
且不說像以色列的基布茲那種純自願的集體化盡管時過境遷也有風光不再的問題，但仍然可以留住相當部分成員，甚至國際上公認為失敗的前蘇聯集體農庄，盡管它的弊病眾所周知，但所謂葉利欽「復辟資本主義」以來的20多年，獲得了選擇自由的俄羅斯農民也仍有約三分之一願意留在改良後的集體農庄中。而我們的公社體制在農民獲准退出後僅僅幾年就土崩瓦解，95萬個「集體」僅有約7000個，即不到百分之一能夠留住其成員！
公社化時代是嚴禁「單干」的，改革後農民獲得了「退出權」，但是並沒有禁止自願的「集體」，而農民能夠相對自主選擇後，無論「單干」還是「集體」，都比以前成功得多。
所以，改革後農業的成功表面，似乎是「經營方式」上「單干」對於「集體」的成功，其實從本質上看，它是相對自由的選擇權對沒有自由的選擇權的成功。農民有沒有選擇經營方式的權利，遠比「哪一種經營方式好」更重要。
公社解體後，我國改革時代的農業經營方式也發生了和正在發生著種種變化。但無論公司加農戶、合作社加農戶還是規模化農場，也無論規模化是通過農民間土地流轉還是通過外部公司包租農民土地的方式，能夠被農民接受的成功選擇也往往出於農民的意願，與政府原先的設想常常出入很大。
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證明，正如農業新技術只有在市場上供農民自主採納才有前途一樣，新經營方式也只有在自願前提下，讓農民因地制宜才能站得住腳。而政府應農民之需要做好服務工作才是功德無量的事情。
近年來農業問題方面有許多討論，諸如是堅守耕地「紅線」保證糧食自給，還是充分利用國際市場擴大進口；公司加農戶好還是合作社加農戶好；繼續保持農民兼業化作為打工者的「退路」，還是發展規模化專業經營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等等。但是一些地方在忽視農民權利的基礎上討論經營方式，往往哪種主張都會出問題。
例如在「只許官『圈』不許民『賣』」的格局下，強調堅守「紅線」，農民就更沒法自主開發土地，但政府要「圈地」仍然照樣可以大圈特圈。而如果「紅線」被認為不必堅守呢，那官方的「圈地」就更會形成狂潮，但是老百姓想「賣地」照樣不行。
過去說農民應該兼業化，「農民工」在城安家就受到種種阻撓，「重慶模式」走紅時有官員甚至聲稱讓農民工做「兩棲人」是防止重慶出現貧民窟的不二法門。但是後來官員和公司盯上了農民的土地，同樣的官員又開始大講「兩棲人」如何造成「土地利用不經濟」，開始用種種手段強迫農民變「市民」了。
再如土地「確權」和推動「流轉」也是過去民間多年的要求。可是具體怎麼搞至今也還是語焉不詳。農戶被「確」給的到底是什麼「權」？面對強勢者的侵權，農戶的這個「權」能得到保障嗎？「土地流轉」近年來常被當作政府推行「規模化農業」的手段來提倡，而「發展家庭農場」的說法也把國際上泛指的家庭農業（這個意義上的家庭農場我國在大包干改革後就普及了，何須現在「發展」呢？）偷換成了「上規模的」家庭農場概念。
這當然不一定是壞事，可是只提土地「流轉」不是買賣和交易，甚至不是「使用權」或「承包權」的交易，是否暗示這種「流轉」可以是非自由交易性質的，即可以是「政府動員」下的強制「流轉」？
我們看到的情況是《決定》公布後各地強制圈地之風並未消弭，甚至由於《決定》提倡市場經濟的利好，引發各地新一輪「招商引資」熱潮，此風還有日長之勢，不能不讓人憂慮。
二
總之，我國現在面臨的關鍵性問題不是「農業問題」而是農民問題。「農村問題」同樣如此。工業化、城市化過程會導致農村人口下降，許多鄉村社區因此消失，這是幾乎所有現代化成功的國家都經歷過的階段。但是像我國如今這種關於「鄉村衰敗」的強烈呼聲卻是很少見的。
其實表面看來，與一般國家農民進城初期形成都市貧民社會、鄉村中無人居住的房子破敗不堪相比，我國由於強制禁止進城農民低成本安家造成普遍的「兩棲人」或「流動勞工」現象，城市中號稱沒有貧民窟，農村中充斥著「兩棲人」血汗換來的「無人新居」，但在光鮮外表下的社會性「衰敗」卻比人家有過之而無不及。
取代大型貧民窟和鄉間廢村的是我國無與倫比的家庭離散現象和「候鳥」人口，農村中的「三留守」現象（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留守兒童）造成許多駭人聽聞的人倫慘劇。典型的如雲南鎮雄一個貌醜人窮的鄉間無賴竟能長期霸佔村中十餘名留守婦女；廣西興業一名11歲留守女童竟遭同村十餘名中老年人（44～76歲）頻繁強X奸、輪X奸兩年之久；這類古今罕見的惡性丑聞反映的「衰敗」，豈是一般的建築破舊、治安不良所能相比？
有人甚至以此做了「文化」文章，說什麼中國傳統文化重視家庭倫理是訛言，中國人其實最重金錢而無視親情，很少有哪個民族會有如此高比例的人群為打工掙錢甘願常年家庭離散。這樣的說法真叫人無語，難道他們願意這樣？「兩棲人」取代貧民窟真是他們的選擇嗎？
實際上，盡管城市的棚戶和鄉村的敗屋令人扼腕，但是真正自由的遷徙無論是進城還是留鄉都應該是比從前更好的理性選擇。即便像東亞四小龍這樣發展很快、現在基本沒有貧民窟問題的「新興工業化地區」，窮人進城之初住棚戶也不罕見，只是在經濟增長快的條件下他們或因申請政府福利或因就業機會多，境況逐漸改善，而不至於久困於此，而那些經濟增長慢的國家就會出現貧民窟長期存在的弊病。
但是我們現在不也是同樣依靠高速增長來使「兩棲人」可以有錢匯回家鄉建設「面子房」嗎？一旦高增長階段結束，過去積累轉化成的家鄉「面子房」並不能用於謀生，而他們又沒有在高增長時期「化」入城市（哪怕是化入城市下層），到時社會性「衰敗」在那種「兩棲」不靠的狀態下就不是光鮮外表能遮住的了。
顯然，問題不在於鄉村該不該復興，也不在於所謂「西方式的城市化」能不能超越――什麼叫「西方城市化」？西方這么多國家難道有什麼統一的「城市化模式」？哪怕是同一個國家比如美國，紐約與拉斯維加斯的「城市化」難道是一回事？關鍵在於農民的命運由誰決定？
農民選擇進城，付出勞動就應該得到尊重，不能「上等人」看不順眼就趕走他們。農民選擇在村，他們的地權就應該得到維護，不能「上等人」看上了眼就一把搶來，無論「圈地招商建大城」還是「收地拆房蓋新村」，都得以尊重農民的權利為基礎。這些道理難道只是在「西方」成立嗎？
可見，我們所說的農業問題很多並非產業經濟問題，我們所說的農村問題很多也並非鄉村社區問題，實際上它們都是農民問題，主要是農民的人身和財產權問題的不同表現。
今天我國的農業在經濟中所佔比重已經很低，真正務農的勞動力和真正安居鄉間的人口佔比也在明顯下降，但「農民問題」的重要性卻沒有降低。
我國獨特的「農民問題」不僅存在於非農產業（所謂的「農民工」），也存在於大城市（所謂的「外地人」）。應該說改革30多年來我國解決農民問題，即農民權利問題上已經取得較大進展，但是該做未做的事還不少。

『陸』 如何評價秦暉和他的作品

秦暉的作品我認為有兩出彩之處:一是論證材料豐富，二是善於運用邏輯。

但是對於不喜歡秦暉先生作品的人而言，可能是因為書卷氣太重，由於他懂得太多在書中論證時也大量引經據典，對於有些人，並不喜歡這種方式。覺得太過繁瑣，讀起來有點累。也有些人覺得它的論點材料雖然豐富但是論證的關鍵點比較模糊，一到關鍵精彩之處就斷了，沒有記酣暢淋漓的感覺。

但是，作為一名著名的學者，它的作品還是相當有內涵的，值得一讀。

『柒』 福利經濟學

機會與約束：
中國福利制度轉型中非營利部門發展的條件分析

田凱

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北美和歐洲，非營利部門（非營利領域、第三部門）在社會福利和公共政策中的角色，尤其是作為公共服務的替代性提供者，已經迅速引起了公眾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甚至在東歐，對作為公共服務和市民參與工具的非營利部門也有著極大的興趣（Gidron，Kramer &Salamon ，1992）。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福利制度的轉型，非營利部門的地位和作用同樣受到了學者們的關注（楊團，2000；熊躍根，2001）。

本文的主旨探討政府與非營利部門建立夥伴關系的可能性，分析中國福利模式在國家中心主義向多元主義的轉變過程中，非營利部門發展的動力機制和約束條件。

一、非營利部門與福利轉型：簡要的文獻回顧

西方國家對於非營利部門的集中關注是在福利國家面臨危機的背景之下發生的。二戰以後，西方國家（尤其是歐洲）以政府力量開始大規模建立國民的社會福利計劃。在西方世界，「福利國家」不僅僅是我們通常理解的社會福利意義的概念，而是更多的具有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內涵，代表著二戰後以政府力量大力推進國民社會福利為契機而帶來的政治制度、生產方式、社會組織方式等的一系列深刻變化。在經濟領域，由於政府幹預的加強產生了「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 ）的生產方式；在福利領域，政府對傳統的慈善組織、社會互助組織，社區、鄰里、家庭發生了較大程度的替代；在政治領域，國家對公民社會的侵蝕直接導致了私域（private sphere）的國家化。

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得福利國家的諸多矛盾得以集中體現，福利改革成為西方世界最為關注的議題之一[1].在70年代後期福利國家的改革浪潮當中，有兩條明顯的改革路徑：一是以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 ）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取向。這種理論主張通過私營化（privitization ）的方式，加大市場力量在國民福利分配中的作用[2].強調私人部門替代政府福利的重要性（Kamerman，1983）[3].二是福利多元主義（welfare pluralism ），強調以志願部門來替代或彌補政府福利（Rose，1986；Johnson，1987）[4].在這兩種思潮當中，非營利部門的作用都引起了相當程度的重視。福利私營化在強調用者自付、服務購買的同時，也指出，私營化的途徑包括：直接由非營利機構、營利機構或家庭等非政府部門給受益人提供服務；由政府對中介機構授權（empowerment ）以提供服務（Kamerman &Kahn ，1989；林萬億，1994）。在福利多元主義理論中，提供福利的最重要主體就是非營利部門。

賽拉蒙（L.M.Salamon ）的第三方管理理論（the third-party government theory ）

較為系統地論述了非營利部門的特性[5]以及政府與非營利部門在福利提供中建立夥伴關系（partnership ）的內在機制。在賽拉蒙看來，福利國家理論對於美國是不適用的，因為這種理論沒有區分作為「資金和指導的提供者」（a provider of fund and direction）的政府和「服務遞送者」（a deliver of services ）的政府這兩種角色。聯邦政府主要是作為資金和指導提供者的角色出現的。在提供具體的社會服務的時候，聯邦政府更多依靠大量的第三方機構——州、市、縣、大學、醫院、行業協會以及大量的非營利組織。聯邦政府通過這些第三方機構來實施政府功能，於是出現了精巧的「第三方管理」模式（Salamon ，1981）。賽拉蒙認為，第三方管理模式源於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在各自組織特徵上的互補性（Salamon ，1994）。非營利部門作為人類服務的提供者是有著固有的缺陷的，會產生「志願失靈」。其體現是：

1.對於慈善的供給不足。這一方面是由於公共物品供給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車問題。更多的人傾向於不花成本地享受別人提供給自己的福利，而缺少激勵去利他性的為別人提供福利。因此，能夠提供的服務肯定少於社會最優。另一方面，慈善的資金來源也容易受到經濟波動的影響。一旦發生經濟危機，有愛心的人自己也難以維持生計，更談不上幫助別人。只有建立在強制基礎上的稅收才能提供穩定的、足夠的資源。

2.慈善的特殊主義。志願組織的服務對象往往是社會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殘疾人、未婚母親、兒童、外來移民等。不同組織獲取資源的能力不同，現有的志願組織可能不能夠覆蓋所有處於需要狀態的亞群體。同時，由於大多數群體擁有自己的代理人呼籲為自己捐款，機構數量的擴張可能超出經濟的承受能力，從而降低了整體制度的效率。

3.慈善組織的家長式作風。由於私人慈善是志願部門獲得資源的唯一途徑，那些控制著慈善資源的人往往根據自己的偏好來決定提供什麼樣的服務，而忽略了社區需求，由此往往導致提供較多富人喜愛的服務，而窮人真正需要的服務卻供給不足。

4.慈善的業余主義。志願組織往往由於資金的限制，無法提供足夠的報酬來吸引專業人員的加入。這些工作只好由有愛心的業餘人員來做，從而影響服務的質量。

非營利組織的這些弱點正好是政府組織的優勢。政府能夠通過立法獲得足夠的資源開展福利事業；能夠用民主的政治程序來決定資金的使用和提供服務的種類；能夠通過賦予民眾權利來防止服務提供中的特權和家長式作風等等。但是政府往往由於過度科層化而缺乏對社會需求的即時回應。而且在美國這樣一個有著濃厚自由主義傳統的社會，人們對政府力量總是抱著懷疑的態度。相比之下，志願組織比較有彈性，能夠根據個人需求的不同提供相應的服務；能夠在較小范圍內開展服務；能夠在服務的提供者之間展開競爭，等等。正是由於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在各自組織特徵上的互補性，政府出於對服務提供的成本考慮，與非營利組織建立起合作關系，從而既可以保持較小的政府規模，又能夠較好的完成福利提供責任。

二、中國非營利部門發展的條件分析

90年代以來，中國的福利制度改革同樣成為了公眾關注的重要議題[6].中國福利改革的最重要特徵是從國家中心主義向福利多元主義模式的轉換。在政府的財政能力已經遠遠不能實現對國民的福利承諾的時候，政府開始尋找改革的替代性策略。基於這種制度背景，非營利部門的作用得以凸現。但在我看來，任何理論都是有其前提和適用條件的。新自由主義和福利多元主義提醒人們注意到了非營利部門的地位和功能，賽拉蒙分析了美國社會中政府與非營利部門確立夥伴關系的內在機制。但中國非營利部門的發展面臨著與西方截然不同的制度環境，中國是由一個權力中心決定製度安排的基本框架，並且遵循自上而下制度變遷原則的國家，制度變革更大程度上受制於權力中心在既定的政治經濟秩序下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願。在政府與非營利部門的互動過程中，二者處於明顯的權力不對等地位。政府往往可以通過壟斷性地制定規則單方面決定非營利部門的生存空間和行動權利。因此，在對非營利部門的預期越來越高的現實面前，細致分析中國非營利部門發展的動力機制和約束條件，尤其是政府對制度變革的意願，是非常重要的。

1.歷史、利益集團和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

制度理論家諾斯（Douglass North）關注到歷史對於現有制度結構和制度變遷的重要影響。他認為，一個社會的制度遺產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現有的制度結構。這些制度遺產不僅是經濟的，還有政治和思想上的，包括霍布斯和洛克的思想傳統、市鎮會議和自治政府等（諾斯，1994b ：184）。諾斯注意到了制度漸進變遷中的路徑依賴性（path dependence ）[7].也就是說，初始的制度選擇會限制現有制度選擇的集合，使得制度變遷沿著原有的路徑和既定方向前進。這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諾斯認為，初始制度集合的報酬遞增特徵也為生產活動提供了負激勵，它在現有制約下創造了一些與現有制度利益攸關的組織和強有力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往往在現存制度結構中處於影響制度變遷方向的權力地位，他們以自己的利益來影響政治實體，強化現有制度，由此可能導致無效制度的持續存在。

賽拉蒙在分析美國社會中政府與非營利部門的「夥伴關系」的形成原因時，特別強調了歷史因素在這種「夥伴關系」建構中的重要作用。「一個半世紀前，法國人托克維爾（AlexisDe Toqueville ）發現，非政府和非營利領域是美國社會生活中最顯著和最重要的特徵之一」（Salamon ，1992：26）。賽拉蒙認為，非營利領域產生和存在的首要原因是歷史性的。在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社會存在於國家之前。也可以說，社區形成於政府之前。當需要處理共同面臨的各種問題時，民眾發現建立志願組織來謀求共同利益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這樣的結果是產生了消防部門、學校、領養協會等許多志願團體。即使在政府產生之後，美國人也對政府採取了一種警惕和不信任的態度，認為志願組織的廣泛存在是實現民主的重要制度保證，國家力量的過度介入會重新形成專制制度或官僚化，進而損害個人自由。他們以憲法的形式，賦予了非營利組織較大的行動權利，限制了國家力量向市民社會滲透，從而形成了一個不受國家力量控制的廣闊的社會領域，這是非營利組織繁榮的社會基礎。

在中國，非營利領域同樣是在國家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從邏輯上講，非營利領域應該是時代越古老，社會越「傳統」它就越興盛（秦暉，2000）。與西方不同的是，中國幾千年實行的是中央集權的國家體制。在中國社會的歷史傳統中，非營利部門的發育就很不充分。張曙光曾經根據政府和社會力量的強弱提出二者關系的4種模式：弱政府和弱社會相結合的模式；強政府和強社會相結合的模式；強政府和弱社會相結合的模式；弱政府和強社會相結合的模式。他認為，改革前的中國屬於強政府和弱社會相結合的模式，「政府的活動和控制幾乎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社會的力量比較弱小，社會組織或者不夠發達，或者處於依附於政府的地位」（張曙光，1999：242）。其他學者持有類似的觀點（孫立平、王思斌等，1994；鄧正來，1997）。

對志願組織授權是福利國家改革的重要替代性策略之一。這種方法既可以使曾經失去的社區歸屬感復甦，又可以防止國家過度介入市民的私人生活（Kramer，1981——參考文獻中沒有，請補上）。事實上，政府與非營利部門之間權力格局有著深刻的利益蘊含其中。中國是由一個權力中心決定製度安排的基本框架並遵循自上而下制度變遷原則的國家。中國的改革更大程度上受制於權力中心在既定的政治經濟秩序下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願，因此，在分析中國的福利制度變革時，應當更加關注制度供給。

到目前為止，政府對於非營利部門的發展持一種矛盾心態：一方面，政府意識到，應該發展非營利部門來共同承擔起對國民的福利責任；另一方面，政府又擔心在發展過程中失去對非營利部門的控制。在政府發展非營利部門的資源需求和社會控制需求之間存在著持久的沖突[8].因此，政府對非營利部門的授權還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現階段來說只能是逐步的、漸進的。

2.進入限制和非營利部門的規模

根據賽拉蒙的研究，在1992年，美國的非營利部門約有113萬個組織，其中公益服務性組織約74萬個。在公益服務性組織中，資金中介組織3.5萬個，教堂35萬個，服務提供組織22萬個，社會福利組織13.5萬個（Salamon ，1992）。1990年，美國人為非營利事業捐資1230億美元，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的2.2%（Nathan Weber，1991：8——文獻中無）。根據最新估計，美國非營利組織每年的收入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的10%，它們的財產也相當於全國總量的10%（Arrow ，1998：ⅸ）。賽拉蒙對於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中非營利部門作用的研究表明，根據1989年的統計資料，在美國的政府和非營利部門共同參與的社會福利服務中，政府在這些服務中每支出5美元，非營利部門支出近4美元。而且非營利部門在這些方面的開支大大超過聯邦政府或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分別承擔的費用。重要的是，即使僅從金錢的角度來衡量，非營利部門的服務規模也幾乎相當於整個政府部門的服務規模，相當於州和地方政府規模的兩倍，比聯邦政府的服務規模要大20%.如果把非營利部門提供的志願者服務——相當於520億美元的價值也計算在內的話，這種差距會更大（賽拉蒙，1998：196）。

在中國，非營利部門尚處於萌芽階段。根據民政部門的統計，截止1996年6月，全國性社會團體共有1800多個，其中學術性團體680多個，占總數的38%；行業性團體410多個，占總數的23%；專業性團體520多個，佔29%；聯合性團體180多個，佔10%.在這些對於團體的分類中，甚至沒有福利性社會團體的位置（吳忠澤、陳金羅，1996）。截至2002年，全國的非營利部門也只有近170多家。

在現有的正式制度框架內，政府出於意識形態和社會控制方面的考慮，對非營利組織的成立實行了非常嚴格的進入限制政策。社會團體的登記要經過相當嚴格而復雜的審批程序。因此，現階段全國性福利團體大多數是從原有的政府部門中分化出來的。例如中華慈善總會主要是依託於民政部建立的，中國青少年基金會是從團中央分化出來的，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脫胎於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等等。真正來自民間的大規模福利團體極少。依靠如此小規模的非營利部門，試圖在社會福利領域建立起與政府部門的合作關系還為時尚早。

3.非營利部門發展的經濟制約

韋爾斯布羅德（Weisbrod，Burton ）認為，既然志願組織是提供公共物品的，就理所當然的會遇到財政問題，因為它們不象政府那樣具有強制性的權力（Weisbrod，1974）。賽拉蒙也注意到，由於非營利是建立在社會捐助的基礎上的，非營利的資金來源容易受到經濟波動的影響。一旦發生經濟危機，即使有愛心的人也會發現自己難以維持生計，根本就談不上幫助別人。主要依靠自發的志願活動的發展幾乎肯定是要失敗的。只有建立在強制基礎上的稅收才能提供足夠的資源（Salamon ，1995）。

美國非營利部門的資金來自於兩個渠道：一是政府資助，二是社會捐贈，其中政府資助占據了主要位置。人們常常誤以為，真正的非營利組織主要甚至完全依賴於私人的志願行動和非營利援助。但在實際上，政府是美國非營利組織的主要財政資助來源，它差不多是私人非營利捐助的兩倍。在其他發達國家，政府的援助比例甚至更高。當政府轉向大力資助非營利組織以滿足人們的各種需要時，非營利組織已經成為政府實現其大部分國內政策的更大行動策略的一部分（Salamon ，1994；賽拉蒙，1998）。

政府對於非營利組織的資助分為直接資助和間接資助兩種形式。到1980年，美國聯邦政府對非營利部門的直接資助高達410億美元，相當於非營利部門總收入的35%.此外，州及州以下政府還資助了非營利部門80-100億美元。而同年，非營利部門從私人、企業募集到的捐款只有268億美元（Salamon ，1995：70）。除了直接資助外，聯邦政府對非營利組織所得稅的豁免，對私人和企業非營利捐款的減稅，以及州和州以下政府對非營利組織所得稅、財產稅和銷售稅的豁免，也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據美國國家稅務局估計，目前聯邦政府每年因為對非營利組織的「暗補」所造成的稅收轉移高達445億美元（Hawks ，1997：38）。

在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所需要的資金普遍不足。非營利部門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分化出來以獲取民間資源的一個途徑，而不是接受政府資助、受政府的委託去實施項目的工具。政府對於非營利組織幾乎沒有給予直接資助，間接資助也才開始進入起步階段。

目前我國關於公益事業捐贈行為的法規有3個，一是1999年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二是2001年3月13日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發出的《關於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試點中有關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三是2001年1月15日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聯合發布的《扶貧、非營利性捐贈物資免進口稅收暫行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只是規定，公司和其他企業依照捐贈法的規定捐贈財產用於公益事業，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享受企業所得稅方面的優惠；自然人和個體工商戶依照本法的規定捐贈財產用於公益事業，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享受個人所得稅方面的優惠。但對於如何具體實施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優惠、優惠到什麼程度、國家財政部門和稅務部門對於這種優惠是否認可，捐贈法都沒有給予具體規定。而且，捐贈法所說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享受企業和個人所得稅方面的優惠，事實上這些法律、行政法規還沒有對於所得稅方面的優惠給予非常明確的規定。因此，捐贈法更多的是表明了國家對於組織和個人向公益事業的捐贈行為的一種肯定和鼓勵的態度，由於沒有規定具體的實施細則，真正按照捐贈法執行的情況相當少。

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發出的《關於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試點中有關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只是規定，在實行社會保障體系改革試點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對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向非營利機構、基金會等非營利機構的公益、救濟性捐贈，准予在繳納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前全額扣除。這項通知還只是一個小范圍的試行方案，沒有在全國實行。而且從試點省份來看，真正按照《通知》規定執行的很少。公司和個人的捐贈行為並沒有顯著增加。這不僅是因為社會對於這項規定還不是很了解，更重要的是，試點地區的財政和稅務部門並不一定按照《通知》規定的執行。

《扶貧、非營利性捐贈物資免進口稅收暫行辦法》提出，對境外捐贈人無償向受贈人捐贈的直接用於扶貧、非營利事業的物資免徵進口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這對於非營利組織發展所需要的資金來說也只是杯水車薪。

總體來看，我國的非營利部門普遍面臨著資金上的困難。而資金是非營利組織實施項目的前提條件。這種資金上的困難是與政府對非營利部門的讓利意願和讓利程度密切相關的。

4.非營利部門的國家化、過度科層化和組織績效問題

賽拉蒙認為，非營利部門在組織機構上是分離於政府的。它既不是政府機構的一部分，也不是由政府官員主導的董事會領導（賽拉蒙，1998）。前面談到，我國的非營利組織，尤其是全國性的非營利組織，大多數是從政府機構中分化出來的[9].它們和母體政府部門仍然保持著非常緊密的聯系。「雙重分層管理」體制賦予了業務主管單位巨大的權力，包括在方針、政策方面對社團給予指導；負責對申請成立的社團進行資格審查；對已經登記的社團負責日常管理；負責協調統一業務領域內社團之間的關系等等。由於條例規定只有政府機構及其授權的組織才有資格成為業務主管單位，社團就被置於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了。

在社會福利領域，我國一直把發展社區服務作為社會福利社會化的一個重要途徑。國家民政部門對社區服務性質的規定是：我國城市的社區服務，就是在市、區政府領導下，在各級民政部門的具體指導和協調下，以街道為主體，以居民委員會為依託，發動和組織社區內成員，為社區成員提供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所必需的各種福利和保障（王振耀、白益華，1996）。因為街道是政府的派出機構，在社區這一層次上，原本屬於社會的領域也被國家化了。

與非營利領域的國家化和過度科層化緊密相關的是非營利組織的績效問題。賽拉蒙指出，對非營利部門的一個常見誤解是「德行完美的神話」（Salamon ，1994）。他指出，非營利組織仍然具有組織的一切特徵，隨著規模和復雜性的增加，它們同樣易受那些反應遲鈍、行動緩慢、墨守陳規的官僚機構的一切局限性的影響。對我國來說，盡管政府部門為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源，但同時，由於政府部門在管理上，尤其是在人事管理上對非營利部門的過度介入，也使得它們效率低下，組織成員缺乏工作的動力。由於這些非營利組織缺乏明確的獎懲制度以及衡量成員工作績效的標准，它們甚至比政府部門更為低效，管理上也更為混亂。這已經成為當前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相當嚴重的制度性問題。

非營利組織績效低下會直接影響到組織獲取資源的能力。中國的非營利組織並不像福利國家那樣，接受政府的經濟資助去具體實施福利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它需要通過自身的能力建構去獲取社會資源。一個成員素質低下、缺乏工作熱情，反應遲鈍、行動遲緩的組織往往會在競爭中處於弱勢地位，從而難以獲取維持生存所必需的社會資源[10].

三、中國非營利部門的發展前景

前面的分析表明，在現階段乃至將來相當長時期內，在中國確立政府與非營利部門的夥伴關系的提法還不太成熟。在很大程度上，政府與非營利部門的夥伴關系，還是一種倫理上的判斷，而不是現實。在福利領域確立類似於西方後福利國家中政府與非營利部門的夥伴關系模式，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我認為，基於中國社會的現實，對於福利模式的比較准確的定位是「國家支配型的福利多元主義」模式（state-dominated welfare pluralism ）。這個概念來源於艾沃斯和斯沃特立克（Evers &Svetlik ，1991：17-18）。他們曾形象的把社會福利領域視為一個福利三角形，探討了國家、市場、志願部門和非正式部門在這個三角形中所處的位置。

如果國家在福利制度中充當中心的協調者角色，就被稱之為「國家協調型的福利多元主義」（state-coordinated welfare pluralism ），比如荷蘭。如果國家的角色不僅是中心性的，而且處於絕對的支配性地位，就被稱為「國家支配型的福利多元主義」，比如挪威。我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國家力量都會在福利制度中發揮最為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礎上不斷利用市場和社會力量來進行補充協調，因此，國家支配型的福利多元主義模式將是我國在今後一段時期內的福利模式。

中國的非營利部門高度依賴於政府部門，在實際運作中被納入到政府行政體系的現狀，並不是二者關系建構的終極形態，而是處於變動中的。在中國未來的福利制度中，非營利部門將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個判斷來自於以下幾方面的理由：

1.政府具有主動對非營利部門進行權利讓渡，提升非營利組織的行動權利的動力機制。

諾斯在他的新國家理論中指出，國家在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的同時，也具有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從而使國家稅收增加的動力。統治者總是存在對手：與之競爭的國家或者是本國內部的潛在統治者。後者相當於市場上一個壟斷者的潛在競爭對手。替代者越是勢均力敵，統治者所擁有的自由度也就越低，選民所保留的收入增長的份額也就越大（諾斯，1994a ：27）。也就是說，當非營利組織過度政府化，嚴重阻礙了非營利組織獲取資源的能力時，由於國家依賴於非營利組織獲取的民間資源，從而也就直接影響到了國家通過非營利組織獲取的資源總量，同時也影響到了非營利組織幫助政府對弱勢人群進行社會救助，幫助政府解決社會問題、緩解社會矛盾、化解生存危機的能力。這時，非營利組織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達成了一致。當政府意識到自己對非營利組織的過度介入實際上損害了自己的利益的時候，就會有足夠的動力去主動約束自己的權力，賦予非營利組織更大的自主性，讓非營利組織通過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提高組織績效，更加富有靈活性和創造性，從而更好地為政府分擔責任。

2.從組織領域中參與者的偏好來考慮。在非營利部門成立的初期階段，捐贈人可能還沒有廣泛意識到非營利部門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政府約束的，當認識到非營利應該是民間事業，而不應該有政府過多參與的時候，參與者（包括海外和國內的捐助者）會用兩種方式對政府的過度介入表示不滿：一是「用腳投票」[11]，認為非營利部門只是表面上具有民間社會團體的外形，實際上是政府在運作，所以不對非營利事業捐款。這種行為減少了政府通過非營利事業所能獲得的資源數量，也降低了非營利部門幫助政府分擔責任的能力；二是如果譴責成本不是太高，參與者會直接從輿論上譴責政府對於非營利部門的過度介入行為，使政府介入在合法性上站不住腳，從而提高政府保持與非營利組織控制關系的維持成本。

3.政府對於非營利部門的監督是有成本的，當監督成本大大高於監督收益的時候，監督行為本身就變成了一件不劃算的事情。也就是說，監督行為受其有效性的約束。這當中涉及到信息不對稱問題。非營利組織作為事件的親歷者，擁有對於事件的最完備的信息。政府作為監督者，由於監督成本和監督能力的問題，不可能獲得關於事件的所有信息，因此，非營利組織有可能通過隱藏信息的方式，獲得行動的主動性。

4.由退休高級官員擔任非營利組織的領導人，在增加了政府對於非營利組織的信任程度的同時，也大大提高了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門討價還價的能力。退休官員不一定會惟命是從，他們有著自己的成就動機和人格上的獨立意識，當他們不願意完全依賴於政府的時候，也可能利用自己已有的政治資本和現任官員討價還價，從而為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獲得更好的生存環境，爭取到更大的行動權利。

四、結語：制度變遷時滯與福利制度轉型

戴維斯和諾斯（1994）指出，即使出現了制度創新的預期收益大於制度創新的預期成本這種情形，也會因為制度變遷中的利益摩擦和阻滯因素，在原有制度與創新制度確立之間會存在較長的時間間隔，這種時間間隔被稱為制度變遷的時滯[12].在戴維斯和諾斯看來，現存法律和制度安排的狀態是影響制度創新的時間間隔長度的最重要因素。

在我國福利制度轉型中，制度發明的時

『捌』 秦暉：什麼是「集體所有制」—— 關於產權概念的若干澄清

「離婚了就算公有制」？ 記得1996年，筆者到江浙兩省幾個縣市考察當時進行得熱火朝天的鄉鎮企業「轉制」。當時規定承包、租賃等都不算「轉制」，所謂轉制就是產權改革。絕大多數情況下就是把企業賣給原管理者。如果外國學者他就會說這是再典型不過的「私有化」了。當然，在他們的語匯中「私有化」如果不含褒義，至少也不是貶義詞。但我國還是把「私有化」這個名詞（而不是這種行為）看成禁忌的。於是產權改革就需要有些語言「包裝」。在某縣級市，筆者看到一份《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試行辦法》，其開宗明義第一條便稱：「股份合作企業，是指由二個及以上股東（不含同一家庭的兩個自然人）按照協議……建立的經濟組織。其性質屬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於是，只要老闆拉上一兩個人讓其象徵性地「入股」幾塊錢，那企業就仍然是「集體所有制」。轉制也就沒有了「私有化」之嫌。 筆者當時納悶道：兩個人所有的企業就算公有制（「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那天底下還有什麼樣的企業算是「私有」的呢？於是問：如果兩夫婦開了個店鋪，是否也算「集體所有制企業」？鄉企局的幹部答曰：不能算。你沒看那「兩個股東」的規定旁邊有個括弧註明「不含同一家庭的兩個自然人」嗎？又問：如果這兩口子打架鬧離婚了呢？答曰：離婚了？那就算集體所有了吧，……不過現在還有誰那麼較真？ 後來有人告訴我，當地真的有那麼一家企業主夫妻鬧離婚後，企業就成了「公有制」！這真是滑稽：過去人們說「私有制」下人們競爭殘酷六親不認，而公有制則人人為我我為人人親如一家。可現在，真正親人和睦齊心協力辦企業時是「私有制」，同床異夢各懷鬼胎以至於打架鬧離婚了，倒把企業打成「公有制」了！ 這個真實的幽默當然並無大礙，其實誰都知道上述那個規定只是為了給「轉制」找個說法。大家心照不宣，的確沒人去較這個真。現在這個市的「鄉企轉制」早已完成，幾乎所有原來的「鄉鎮村組集體企業」如今都已變成私企。當地的「鄉鎮企業局」建制都已撤銷，也沒有人再提那個「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試行辦法」了。 多少人才算是「集體」？ 這樣的「辦法」當然只是為了迴避「私有化」的罪名。不過認真想來，即便就是在西方國家，沒有這種迴避的需要，兩人所有的企業當然就是私有企業。但是五個人的呢？十個、一百個、一萬個人的呢？到底要多少人的企業才算是「集體所有制」？ 像波音、福特、AT&T這樣的股東數萬、數十萬人的企業，在他們那裡也沒有誰說是「集體企業」，而我們過去則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些大公司都是再典型不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這就把人弄糊塗了：兩人所有的企業是「集體所有制」，而幾十萬人所有的企業卻算是「私有制」？ 有人從企業控制權方面解釋：西方的大公司雖然股東動輒上萬人，但眾多小股東無法過問經營，企業實際上控制在極少數大股東及其委託的經理人手裡。但是如果說這就可以叫做「私有制」，那麼任何稍大一點的企業就都只能是「私有」的了。難道我們的「國有企業」是全國人民都參與經營、控制的？就是大一點的「集體企業」，如當今聞名於世的「南街村」，也不是所有「集體成員」都能過問經營、參與控制的吧。再進而究之：盡管所有權與經營權兩權分離是幾乎一切大企業的特徵，但是「所有者集體」對其委託之代理人行為的控制能力，上述被認為是「私有制」的大企業還是比我們的「國企」要大一些。盡管如今一些超大型跨國公司由於委託代理鏈條過長也出現了「類國有」的特徵，但不管怎麼說，人家通過股東大會、董事會對經理人的控制還是比我們「黨管幹部」、政工治廠的體制下公眾對「公有企業」經理的控制能力要強。因此如果真要以集體所有者對經營的參與程度論「公」「私」，那就不僅我們的國企和西方的公司孰「公」孰「私」有顛倒之虞，而且倒真是只有夫妻店可以算是「集體」的了。 還有人說，股份制屬於「私有制」是因為股權是明晰到個人的，而且個人還可以用售出股票的方式「退出」。他們認為，真正的「公有」企業就是那種成員權利不明、「人人都有，人人都沒有」而且不可退出的經濟體。但是，「『人人都有，人人都沒有』而且不可退出的」企業明擺著就是一種不好的狀態，講得極端一點，最符合這種標準的「企業」莫過於奧斯威辛了：它當然不是「私有」的，但它是「公有」的嗎？它的確不僅是「人人都有人人沒有」，而且絕對無法「退出」——不僅不能帶出財產，連命都不許帶出來！從意識形態上反對「公有制」的人把「公有」描繪成這么一副「賊船能上不能下」的奧斯威辛模樣是不難理解的。有意思的是有些公有制的擁護者也把「公有制」當成這樣的制度，以至於一講股權明晰到個人他們就斥之為私有化，一講到可退出他們就認為這是要搞垮「公有制」。但是，至少從字面上看，「人人都沒有」怎麼能叫「公有」？那不是應該叫做「公沒有」嗎？而既然「人人都有」，為什麼就不能把各自所有的那一份明晰化？既然各自都有一份，為什麼就不能拿著那一份「退出」呢？的確，如果不能，又從何證明在這個「公有制」中我確實有一份，並非「人人沒有」？馬克思把他理想中的公有制形容為「自由人聯合體」，這個「自由」不包括退出的自由嗎？不能「退出」的場所例如監獄，又有何「自由人」可言？ 最後一種說法是以分配原則推論「所有制」：「集體所有制」是按勞分配的，所以其成員不應該有資本收益（例如股息），而西方的股份公司是有資本收益的，所有的股東屬於「集體資本家」，因此即便他們人數再多，也屬「私有」。但這個說法問題更大：且不說過去的「公有制」實踐中到處存在著「干不幹都一樣」和按身份、按特權分配的因素。也不說理論上市場經濟中「勞務」作為一種商品與其他商品是可通約的，即「物化勞動」與「活勞動」可以互相轉化，所以很難定義什麼是「按勞」分配——正因為如此，古典馬克思主義認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甚至與「工資」這類與市場相關的范疇都不能相容。而在現實中理論家們為了使兩者相容就不得不步步變通，從改革前承認「社會主義時代商品貨幣關系在一定范圍內存在」而認可了「工資」，直到轉向「市場經濟」時承認「按要素分配」，實際上等於取消了「公有制」與「按勞分配」的對應。——其實，我們只說從基本邏輯上講，特定分配原則對應於特定所有制的說法也是不能成立的。例如同一個股份公司，今年的分配方案可能偏向於多給股東分紅（即偏向於按資分配），明年因為某種原因可能就少分紅乃至根本不分紅，而只有工資分配（即近似於「按勞分配」）了，你能因此說它的所有制就改變了嗎？ Private:「私有」還是「民有」 所以，按照上述標準是沒辦法分別什麼是「私有」、什麼是「集體所有」的。但是問題在於：區分這兩者真的那麼重要嗎？其實說穿了，我們之所以一定要區分這兩者，是因為我們這里有兩撥人，一撥人視「公有」為神聖而認為沒收私產是天經地義；另一撥人視「私有」為神聖而認為「公產」的流失沒什麼了不起。對於這兩撥人而言，「私有」與「集體所有」的區分自然非同小可。 但是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人們並不這么看：這里我又要提到那句老話：世界上只有禁止「私有制」的命令經濟國家，從來沒有禁止「公有制」的市場經濟國家。實際上，我所見的幾部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的民法典中都是說保護財產或產權，而不是只保護「私產」的。當然，經濟學家和法學家一般都把這種立法精神解釋為「保護私有財產」。我想那隻是因為作為立法主體的國民國家（nationalstate）之自我保護本屬不言而喻，需要強調的只是對老百姓的保護。關鍵在於：所謂「私有」（private）一詞在西方語言中並不與「集體」（collective）構成反義，而是與「國有」（state）構成相對。Private與state的這種相對的含義也並非是「一」與「多」、「個體」與「集合」的相對，而是「民間」與「官方」的相對。因此所謂「私有（private）」就是「民間（非官方）所有」，而不僅僅指個人所有或自然人所有。而所謂保護private權利，就意味著當官的不能任意侵犯老百姓的各類產權：既不能隨意把老百姓的私人財產沒收「充公」，也不能把老百姓的共有財產攫入私囊。 所以毫不奇怪，他們所定義的「私有財產」都明確地包括自然人財產與「法人」財產。而所謂的「法人」通常就是許多自然人利益組合成的一個具有法律人格的聯合體，也就是我們所謂的「集體」。因此，他們的民法體系中沒有「集體所有」的概念，但這決不意味著集體財產不受保護——在他們看來，民間的自由聯合體財產就是法人財產，也就是「私有財產」的一種。所謂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是通俗的理解，正式法律條文好像沒有這么寫的）的精神也就包含了這種集體財產的不可侵犯，尤其不可被有權有勢者侵犯。當然，根據聯合體成員的意志處置這些財產、包括改變產權則是可以的，正如個人財產根據所有者的意志可以被轉讓、乃至被捐獻歸公一樣。所謂保護產權就是尊重所有者的意志，這個原則對一人獨有、兩人乃至萬人共有的財產都是適用的。股東上萬的大公司與夫妻店都如此。——這樣也就不會發生上文提到的那個「夫妻店的店主夫婦如果離婚會不會涉及『所有制性質改變』」的問題了。 「非國有化」不等於「非公有化」 但「國有」就不同了。在現代產權觀念中，「國」並非「集體」的放大，而是性質上有別的兩個范疇（在法律上就是公法與民法兩個范疇）。當今世界上一些大公司股東數量可以超過一些小國國民人數，大公司產值超過小國產值更是毫不足奇的事。但是前者仍然是「私有」的，因為它們的股東哪怕比國民人數還多，也屬於「民間的」自由聯合。而「國有」經濟則是「官辦」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國家也可以被視為一個全體國民通過納稅（承擔公民義務）「投資」組建的「大公司」，但與一般再大的公司也不同的是：國民並非自由進退於國家，納稅這種「投資」也是強制性的，不像購股那樣出自本人願意。 說到這里就很清楚了：在這種產權觀念中「私有」與「國有」的區別與其說是「一」與「多」、「個人」與「整體」的區別，不如說就是自由財產與非自由財產的區別。凡是公民的自由財產，無論一人獨有的還是萬人共有的，都是民法意義上的「私有財產」，其所有者的意志都必須尊重。一人之產非己所願而為眾人所奪，是謂「侵犯私有財產」；眾人之產非眾所願而為一人所佔，同樣是「侵犯私有財產」。相反地，一人之產出自己願而捐獻公益，眾人之產出自眾願而或分或賣，都是產權自由的體現而與「侵犯」無關。所以，那種認為保護私產就意味著可以容忍「掌勺者私佔大飯鍋」的人，和以造成「公產流失」為借口反對保護私產的人，雖然表面上立場相反，實際上錯誤是相同的。 明白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何以無論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還是轉型國家，其所謂「私有化」都是指「非國有化」而言，很少有「非公有化」的說法，更沒有如何處置「集體所有制」的規定，甚至根本沒有「集體所有制」這一概念。道理很簡單：所謂「集體」企業如果是若干公民自願聯合而組成，那它就與通常的股份公司一樣已經是「私有企業」了；而如果是官辦的強制性「集體」，那它根本就被視同國有或國有的附屬形式，對它的改造就屬於「非國有化」的范疇——其中也包括把它與官府脫鉤，改造成民間的自願聯合體，類似於我們所講的「政企分開」——當然在他們的概念里這也屬於「私有化」了。 產權改革如何公平 同時我們也就可以明白：之所以要「非國有化」，並不是因為國家這個「集體」太大，以至於超過了什麼經濟學上的合理規模。而是因為官辦企業意味著經濟活動中的強制——強制當然不能一概否定，自由總是要受到「群己權界」的限制的，尤其是民主國家在公益領域實行公權力的干預應當說是天經地義——但是在競爭領域強制泛濫那的確是壞事。所以，只要搞市場經濟，「非國有化」就是必要的（至於「化」到什麼程度，是否應當在某些不適於充分競爭的領域保留國有成分則另當別論），但是它的實質並非中文所說的「化公為私」（盡管在前述西文語意中它被稱為「私有化」），而是取消強制配置，把「不自由的」資產轉化為「自由的」資產。後者既包括中文所謂的私有資產（自然人財產），也包括自然人與法人自願聯合的各種資產形式。 當然，這種轉化必須是公平的。而所謂公平，最關鍵的還不在於「賣價」高低，而在於「處置眾人之產必出自眾願」的原則。當然有人可以質疑說有了這一原則的產權改革也未必都公平，但是可以肯定，沒有這一原則的產權改革必定不公平——亦即：這一原則或許不是產權改革得以公平的充分條件，但肯定是必要條件。因此，公平的產權改革必須有實質性的公共授權、公共監督與公共參與，有具備公信力的「賣方」權力公共委託－代理機制，即民主機制，有相關利益各方的充分博弈和討價還價。我們要知道：既然這種產權改革的實質是「取消強制配置，把『不自由的』資產轉化為『自由的』資產」，那它本身就不能採取「強制配置」手段。既然處置國有資產屬於公共事務，「群域要民主」就應當是其基本規則。計劃經濟國家可以不需要民主（只需要「父愛」），市場經濟國家，至少在產權問題上也未必需要民主（只需要公平交易），唯獨從前者向後者過渡的轉型國家，沒有民主是難言公平的產權改革的。而不公平、因而缺少公信力的產權配置，表面上似乎由於配置者乾綱獨斷而節省了所謂「交易費用」，贏得一時的順利發展，留下的後患卻難以預料。

『玖』 免除農業稅後的中國農民貧困問題

取消農業稅的最大意義是還農民平等權利 -------------------------------------------------------------------------------- 毛飛 12月26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分組審議了關於廢止農業稅條例的決定草案，代表們表示，依法取消農業稅非常必要，建議將關於廢止農業稅條例的決定草案經審議後提請本次會議表決。 自溫總理宣布將逐步取消農業稅以來，「廢止農業稅」彷彿成了各級政府重點關注的政績，全國已經先後有28個省份搶先邁進了「後農業稅時代」。當然，對於廣大農民，這至少不是一件壞事。不過，各級政府決策者多將取消農業稅視為「減負」的重要舉措，這種單純的經濟視角倒令我有幾分擔憂。 事實上，取消農業稅的最大意義不是「減輕農民負擔」，而是歸還了廣大農民平等的公民權利。眾所周知，農民肩上的沉重負擔，大都來自各級政府創造的「雜派」，而多半與法律明文規定的「正稅」無關。 把「農民負擔沉重」的賬算到農業稅頭上，多少有點不公平。農業稅最大的弊端在於其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公民權利。秦暉先生曾指出，農業稅不是個人所得稅（沒有起征點），不是營業稅（不區分生產的盈利性），不是資產稅（土地不是農民的私產），而是一種典型的「身份性貢賦」。只要脫不了「農村戶口」，農業稅就如影隨形地跟定你，活到老、繳到老。布凱南說「稅收是權利的成本」，但「農業稅」這筆成本卻沒有給農民來帶額外的權利。取消了農業稅，農民的公民權利才有了存量增長。 從權利視角看農業稅的存廢，後農業稅時代應當是農民權利時代。取消農業稅只是前奏，農民權利的擴展才應該是主旋律。 後農業稅時代成為農民權利時代，才能真正走出「黃宗羲定律」。農業稅只佔全國財政稅收總額的百分之一，徹底廢止農業稅，對國家財政的影響微乎其微。但是，取消農業稅對於抑制各級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的財政汲取沖動同樣作用不大。只要農民的權利無法形成對基層政府權力的有效制約，日久天長，不斷自我膨脹的基層政府部門照例會想方設法開動行政權力的「抽水機」，從農民身上抽取維持自身運轉的財政資源。稅廢去而費復來，「黃宗羲定律」還將繼續發揮作用。近幾年來，隨著農村稅費的不斷減免，基層政府財政頹勢已現，入不敷出者眾多；若未來上級政府的政策約束有所松動，新一輪的「稅免費興」很可能卷土重來。 後農業稅時代成為農民權利時代，才能真正解決農民的增收問題。早有人指出，農民的貧困源於權利的貧困。28省取消農業稅後，農民增收的形勢依然不容樂觀。正是由於權利的貧困，當農業稅成為歷史的時候，農民仍然面對幾倍於農業稅減免額的土地流轉收益被剝奪的尷尬現實。正是由於權利的貧困，當農業稅成為歷史的時候，農民仍然很難獲得足夠的教育、衛生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人力資本存量和勞動回報率始終在低位徘徊。簡言之，在權利貧困現狀得到根本改善之前，農民既無法得到應當獲得利益，也無力提高勞動的回報率，增收的難度依然很大。 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重和增收難的問題，和諧的新農村將永遠停留在美好的規劃圖之中。而只有在農民權利時代中，負擔和增收問題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因此，政府決策者不應僅僅從經濟或財政的角度審視「三農」問題。取消農業稅指日可待，而建立起切實保障農民平等公民權利的制度機制，路途卻依舊山高水長。

『拾』 試述我國取消農業稅的歷史背景及其重大意義

取消農業稅的最大意義是還農民平等權利。

12月26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分組審議了關於廢止農業稅條例的決定草案，代表們表示，依法取消農業稅非常必要，建議將關於廢止農業稅條例的決定草案經審議後提請本次會議表決。

自溫總理宣布將逐步取消農業稅以來，「廢止農業稅」彷彿成了各級政府重點關注的政績，全國已經先後有28個省份搶先邁進了「後農業稅時代」。當然，對於廣大農民，這至少不是一件壞事。不過，各級政府決策者多將取消農業稅視為「減負」的重要舉措，這種單純的經濟視角倒令我有幾分擔憂。

事實上，取消農業稅的最大意義不是「減輕農民負擔」，而是歸還了廣大農民平等的公民權利。眾所周知，農民肩上的沉重負擔，大都來自各級政府創造的「雜派」，而多半與法律明文規定的「正稅」無關。

把「農民負擔沉重」的賬算到農業稅頭上，多少有點不公平。農業稅最大的弊端在於其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公民權利。秦暉先生曾指出，農業稅不是個人所得稅（沒有起征點），不是營業稅（不區分生產的盈利性），不是資產稅（土地不是農民的私產），而是一種典型的「身份性貢賦」。只要脫不了「農村戶口」，農業稅就如影隨形地跟定你，活到老、繳到老。布凱南說「稅收是權利的成本」，但「農業稅」這筆成本卻沒有給農民來帶額外的權利。取消了農業稅，農民的公民權利才有了存量增長。

從權利視角看農業稅的存廢，後農業稅時代應當是農民權利時代。取消農業稅只是前奏，農民權利的擴展才應該是主旋律。

後農業稅時代成為農民權利時代，才能真正走出「黃宗羲定律」。農業稅只佔全國財政稅收總額的百分之一，徹底廢止農業稅，對國家財政的影響微乎其微。但是，取消農業稅對於抑制各級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的財政汲取沖動同樣作用不大。只要農民的權利無法形成對基層政府權力的有效制約，日久天長，不斷自我膨脹的基層政府部門照例會想方設法開動行政權力的「抽水機」，從農民身上抽取維持自身運轉的財政資源。稅廢去而費復來，「黃宗羲定律」還將繼續發揮作用。近幾年來，隨著農村稅費的不斷減免，基層政府財政頹勢已現，入不敷出者眾多；若未來上級政府的政策約束有所松動，新一輪的「稅免費興」很可能卷土重來。

後農業稅時代成為農民權利時代，才能真正解決農民的增收問題。早有人指出，農民的貧困源於權利的貧困。28省取消農業稅後，農民增收的形勢依然不容樂觀。正是由於權利的貧困，當農業稅成為歷史的時候，農民仍然面對幾倍於農業稅減免額的土地流轉收益被剝奪的尷尬現實。正是由於權利的貧困，當農業稅成為歷史的時候，農民仍然很難獲得足夠的教育、衛生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人力資本存量和勞動回報率始終在低位徘徊。簡言之，在權利貧困現狀得到根本改善之前，農民既無法得到應當獲得利益，也無力提高勞動的回報率，增收的難度依然很大。

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重和增收難的問題，和諧的新農村將永遠停留在美好的規劃圖之中。而只有在農民權利時代中，負擔和增收問題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因此，政府決策者不應僅僅從經濟或財政的角度審視「三農」問題。取消農業稅指日可待，而建立起切實保障農民平等公民權利的制度機制，路途卻依舊山高水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