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民法中應然性請求權與實然性請求權的區別
應然性之請求權與所有的第一性的權利一樣，其效力是不完全的，僅僅表現為『給付授予力』，作為權利的主體，可以接受義務人的義務履行的結果，而請求權中的『給付請求力』和『保護請求力』只是作為一個待命狀態的核武器僅僅起到威懾的作用，是『隱而不現』的。在請求權概念創建之初，就是由於停留在應然性之請求權的層面，
所以使債權的概念成為多餘，無論請求權成為多餘，還是債權成為多餘，都說明債權與應然性的請求權具有相同的含義。應然性的請求權在義務范圍內，與之相對應的是義務。在應然性請求權的含義上，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溫德夏特會說債權是對特定人的請求權，物權則是對萬人的無數的請求權的集合。而實然
性之請求權是具有完全效力的請求權，它不僅具有應然性之請求權所擁有的『給付授予力』，還具有『給付請求力』和『保護請求力』，實然性之請求權的行使必然在法律上有相應的法律後果，這樣才能完成其彌補因權利受到侵害所遭到的利益損失之使命。所以，實然性之請求權是以權利救濟的手段出現的，是因為權利受到侵害而產生的第二性的權利」。張文中的應然性請求權和實然性請求權，是從效力角度對請求權所作的劃分，如果從權利角度來理解呢，前者相當於原權利，只是規范著一種秩序，讓權利人知道他能夠做什麼，義務人應當做什麼而已」，後者就相當於原權利受到侵害後被侵害人享有的救濟權。訴訟時效的適用范圍應限定在實然性請求權內，即原權利收到侵害後，被侵害人得以向加害人要求賠償或者向法院請求救濟的權利。因為甚至契約關系中的請求權也是『隱而不現』的，如果不是契約被違反(或侵害)或者有被違反之虞，那麼契約就沒有請求之必要，有誰見過在正常狀態下存在的請求權？如果僅僅是督促對方履行，與對別人說『你不許打我的孩子』『你不許侵佔我的房子』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兩者一樣絲毫沒有法律上的意義，而關於到履行期限的請求，在相對人積極履行的情況下，與其說是權利人的請求，不如說是權利人的接受更為恰當。
② 「應 然 權 利」和「實 然 權 利」的概念分別是什麼
應然權利，法定權利和實然權利，這是一個系列的。
應然權利指權利主體應該享有的或是應該獲得的預備性權利
法定權利指規定在規范性法律文件中的權利主體應享有或是獲得的權利
實然權利指的是權利主體實際上真正能夠享有或是獲得的權利
舉個例子你就容易明白了
比如公民應該有吃飯，睡覺，洗澡的權利；這是應然權利
但是A國缺水，所以憲法只規定了吃飯和睡覺的權利，這是法定權利
由於A國缺水，糧食收成不好，大家沒得吃，所以僅僅享受到了睡覺的權利，這就是實然權利。
③ 如何提升群眾對公平正義的認同感和獲得感
[內容要點]和諧社會的基礎層在社區，企業退休人員劃歸社區管理之後，利於社會穩定，體現以人為本，實現人與社會、人與經濟、人與環境、人與人的和諧。本文通過評估社區建設與企業退休人員社會化的現狀，從推進和諧管理入手，探索多種管理模式，完善社區服務功能，加強社區組織建設及社區法制建設，營造一個和諧的生活環境。[關鍵詞]退休人員社會化和諧社會法制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倡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對新形勢下作好社會穩定工作，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具有重大意義，我國政府把「社區」概念引入城市管理，提出要在城市中開展社區服務工作，將傳統的民政對象擴展到全體居民，是對企業退休人員實行社會化管理服務，按照中央的要求，退休人員全部劃歸社區管理之後，由勞動保障系統、社保經機構負責協調。要做到以人為本，管理有序，實現人與社會、人與經濟、人與環境、人與人的和諧。企業退休人員實行社會化管理服務正是回應中國城市社會急劇轉型而實施的一個重大舉措，更是對構建和諧社會的機制完善。一、構建和諧社會，抓好基礎組織的建設，增強對社區管理的認識和諧社會就是經濟和社會、城市和農村、中東西部不同區域、人和自然、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等關系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的社會。和諧社會的基石是穩定、平安。退休人員全部劃歸社區管理之後，通過制度化建設，能夠做到管理有序，社會成員各盡所能，各得其所，社會機會公平分配。從而完善社區組織建設，夯實和諧社會的組織基礎。1、促進社會結構層面的和諧，符合國情社情民意。社區管理，目前主要是在城鎮，隨著我國城鎮化建設步伐的加快，城鎮周圍與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正在構建中，社會化管理的對象正在擴大，這類人群在社會結構中，與城鄉結構關聯，與區域結構關聯，與社區結構關聯，與代際結構關聯，與階層結構關聯。在層面上，它是基礎層。因此，構建和諧社會，要充分重視對基礎層的建設和管理，這有利於促進各階層之間的和諧關系。2、社區是企業退休人員實行社會化管理的載體。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對我國企業提出了不同於傳統的國有企業的功能要求：現代企業作為一個獨立的市場主體參與競爭，以生產經營為核心任務，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在此基礎上，企業產生了新的以生產經營為導向的運行機制。因此，過去由國有企業承擔的後勤服務，需要向社會分化。由社會中的一定載體和媒介來承擔，社區因其自治和服務性質而責無旁貸地承擔起這部分服務性活動。3、社區，是政府職能得以轉移的載體，中國解放五十多年來，基層政府直接將政府治理國家的方針政策宣傳貫徹到城市街道委員會、居委會。社區的出現，更加強化了這個載體的實際功能，公務員隊伍將服務責任做到社區，社區黨員成立黨支部，雙向互補、互動，這正體現了當前所倡導的：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基層社會組織不是無序發展，在自主管理中，始終以政府的決策為主導，政府也為社區的健康發展提供相應的政策和法律保障。4、社區是最基層的社會組織，具有非常良好的協調功能，這是社會穩定最不可或缺的組織形式。社會差別總是在資源配置上得到平衡，社會流動總是隨著社會進步在延續，社會矛盾總是在變革中突現。社區是最初的協調組織，在相互沖撞的自我約束、自我平衡、自我管理、自我表現中磨合。5、社區是社會穩定的第一預警點，社會矛盾的突出點，如下崗就業、扶貧救助、文化教育、文明服務、醫療健康、治安環境。所以穩定社區，將穩定幾類人群：退休和待業、下崗和失業、個體和私營業人員、農轉非和農民工。穩定社區可以化解各類矛盾，同時發現沖突點，從而引導政府打開「安全閥」，實施緊急預案。6、社區自治是企業退休人員實行社會化管理服務的本質要求。從理論上講，企業退休人員實行社會化管理服務本質上體現社會主權、反映社會自治和政治民主的程度。保護和實現社區成員的自身利益，社區通過自治整合社會資源，開展社區活動，解決了企業退休人員的後顧之憂，使其老有所養、老有所樂、老有所為。社區自治使企業退休人員實現了由「企業人」向「社會人」轉變，促使現代民主政治時代公民能力和「市民社會」的完善。二、企業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現狀、模式在構建和諧社會目標上的差距自2003年6月中共中央公廳、國務院公廳轉發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部門《關於積極推進企業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服務工作的意見》以來，全國企業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工作已經取得突破性進展。到2004年9月末，全國參加社會化管理服務的企業退休人員已達3619.9萬人，社會化管理率為90.5%。上海、遼寧、北京列全國社會化管理率前三位。目前，全國已確定97個企業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重點聯系城市。作為全國重點聯系城市的有32個，其中直轄市4個，計劃單列市3個，省會城市21個，大型國有企業較為集中的地市級城市4個；作為省級重點聯系城市的有65個，其中省會城市6個。從全國來看，各地建立的離退休人員管理法不規范，除上海、大連、南寧等一些城市外，不少城市直接納入社區管理的退休人員還比較少；各地乃至同一省內的不同地市工作進展不平衡，執行的統籌項目和標准很不統一，具體來說：1、目前我國社區建設面臨的問題首先，居委會所擔負的職責，表現出明顯的功能不清，角色錯位。集自治管理、行政管理、社會服務、經營管理於一身，實際上演變成了一個職能繁多，功能混雜的全能型組織，成了附屬於街道事處的「政府的腿」。其次，由於我國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相對滯後，社會職能分化程度不高，政企不分、政社不分、企社不分的現象相當普遍和嚴重，社區居委會也就不得不承擔大量與其應然角色不相符的職能。再次，社區居委會除了要完成政府各工作部門交的諸多任務外，還要忙於應付各種各樣的檢查評比，政府及其工作部門對社區事務的過度介入導致了社區居委會工作「三多三少」現象的出現，即考核、檢查多，材料、會議多，指派任務多；自己支配的時間少，走街串戶少，為民服務少。這顯然是與社區發展的初衷和目標背道而馳的。2、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存在的主要問題首先，社區服務設施用地緊張，硬體環境嚴重不足，退休人員養老服務的重要載體是社區服務，由於歷史的原因，長期以來社區服務設置在城市規劃中很難有一席之地，在城市新開發區，由於規劃時在一定程度上考慮了社區功能的完善，因此社區管理和服務設施條件比較好。而在許多老城區，受土地和資金限制，不少社區居委會的日常公場地都相當局促，要為退休老人安排公益性的活動場所十分困難。其次，社區的組織結構不完整，服務人員工作經驗不足，社會化管理的制度規范和基礎性工作有待加強，雖說目前社區已有健全的街道、居委會組織和社會保障工作機構，但組織結構仍不完整，特別是自主管理和自我服務的民間組織和具有獻身精神的自願者隊伍的缺乏，使社區的自組織能力較低，自組織機制沒有真正形成。再次，對社會化管理的意義認識不到位，社會認同感較弱，從企業方面，一些企業認為退休職工與原單位脫鉤由社區來管理，自己可以卸下擔子、扔掉包袱了，於是很想一下脫手了之。在社區方面，有些社區認為街道居委工作千頭萬緒，再管理退休職工是增加額外負擔。於是在交接工作中出現互不配合現象，影響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進程的有序推進。最後，退休人員的社會化管理起步不久，覆蓋面還很低，主要局限於國有和集體企業的退休人員，還有很大一部分退休人員並未納入社區管理的范疇：一是機關事業單位的退休人員，二是非公經濟的退休人員。目前非公經濟已佔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從業人員總量超過公有經濟從業人員，這些人退休後如何融入社區管理網路，應及早作出制度性安排。3、社區建設模式探索（1）、沈陽模式沈陽市把社區定位在大於居委會、小於街道的層面上。它是以自然地緣為基礎，以適度的管轄人口和服務半徑為條件，以居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為前提，按照有利於管理、有利於自治、有利於社區資源的合理利用，有利於提高工作效能的原則調整組建的。社區的管轄規模原則上為1000～1500戶。調整後社區平均規模由原先每個居委會500戶擴大到1246戶，其中規模最大的和平區東大社區為4800戶，最小的瀋河區光園社區僅管轄220戶。經過調整，沈陽市新的社區主要分為四大類型：一是按照居民居住和單位自然地域劃分的「板塊型社區」；二是以封閉型的居民小區為單位的「小區型社區」；三是以職工家屬聚居區為主體的「單位型社區」；四是依據社區不同功能特點劃分的「功能型社區」。據統計，通過重新劃分，沈陽市將原有的2753個居委會合並調整為1277個社區，其中板塊型社區976個，小區型社區99個，單位型社區170個，功能型社區32個。沈陽市社區組織體系由社區黨組織、社區成員大會或社區成員代表大會、社區委員會和社區協商議事委員會四大機構組成。實行「社區自治、議行分離」的原則，為社區成員的廣泛參與提供了重要陣地，為推進基層民主創造了條件。但「沈陽模式」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沒有明確界定社區自治組織與政府的職責及其相互關系，社區居民自治缺乏良好的體制環境；二是社區居民自治的運行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社區居民自治缺乏制度保證。（2）、青島模式青島市的社區建設工作是從推進社區服務入手的。在社區建設實踐中，青島市始終堅持以服務為宗旨，以街居（居委會）為依託，逐漸形成了基層基礎工作社區化、社區建設社會化的管理新機制。它的特點就是把城市基層工作的著眼點、立足點放到每一個相對獨立的居民區，賦予社區的管理職能和服務內容，充分利用原有社區服務中心已形成的服務組織、服務系統，逐步推進黨的領導、依法管理和民主自治在城市基層的有機統一，加快新型社會主義文明社區建設。從1998年開始，青島市按照便於服務管理、便於綜合開發利用社區資源、便於民主自治的原則和地域性、認同感等社區構成要素，適當地界定了社區范圍，將市內四城區居委會由原來的1176個調整為747個。在此基礎上，又將調整後的居委會改建為521個社區居委會。目前，青島市社區平均管轄戶數1340戶，其中最大的社區達到3000多戶；最小的社區只有一百多戶。青島市積極探索以社區黨建為核心，市北區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區委、區政府在大膽借鑒國內外社區管理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在本應設立街道事處的浮山後新區建立了街道層面的社區管理體制。其基本特點是不設傳統的街道事處，管理架構由「一個領導核心、三套工作體系」構成，在對原有的街道事處的職能進行剝離的基礎上，明確社區委員會、社區事務受理中心和社區服務中心的職責許可權，三套工作體系在社區黨工委的統一領導下，既分工又合作，實現政社分開和社區居民自治，朝著建立「有限政府」的目標邁出了堅實的步伐。（3）重慶市江北區的做法根據《中共重慶市委公廳轉發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等部門關於加快推進企業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服務工作的實施意見》（渝委發[2003]22號）精神，江北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抓落實，具體推行了四種模式的管理：第一是依託街道社區管理。在華新街、五里店、石馬河街道進行企業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服務工作試點，重點開展對重慶制膠廠、重慶制球廠、重慶皮革模具廠、紅旗木器廠、遠大織布廠、重慶制皂總廠等六家破產企業退休人員為主的社會化管理服務工作。在組織機構及管理人員安排上，在街道建立退休人員管理服務中心，行政上由街道事處管理，業務上接受區社保分局指導。由分管勞動就業的副主任社會化管理服務工作。退休人員管理服務中心設主任一名，原則上由街道事處「社會服務管理科」科長兼任，並配備1—2名工作人員。第二是依託企業管理。這主要是針對原管理基礎較好、退休人員相對集中的大中型企業，如長安集團、望江機械廠、天源化工廠、重慶鋼鐵集團中興公司、前衛儀表廠、通用集團、華渝電器儀表總廠、第四建築公司、建築機械化公司、客車總廠、重慶船廠、重慶江北農場、長江建築工程公司等企業。依託企業退管組織，現行管理體制不變，業務上由區勞動保障局、社保局進行指導，待社區保障平台運作成熟後，在逐步移交。至2004年底，依託企業管理的模式已全部被街道社區管理模式取代。一定時期內依託企業管理的模式，既保證了企業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服務工作的最終完成，又緩解了大量企業退休人員交給街道社區管理時給基礎設施帶來的巨大壓力。第三是實行全面社會化管理。根據2005年2月重慶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財政局、國資委、經委聯合發文《關於加快推進關閉破產企業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服務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江北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重點抓了企業向街道的移交管理，尤其是針對五里店等幾個典型社區的做法，向全區實行推廣，保證企業在向街道移交退休人員的同時，做到經費移交到位，活動場所移交到位，嚴格按照交接程序和內容，確保管理經費、資產、檔案、場地的全面交接。此外，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還通過協議形式，明確了接收程序以及企業在一定時期的責任，如：企業退休人員統籌項目外養老金，尚未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企業退休人員醫療費等費用仍由原企業支付。第四是由區社保分局直接管理，保持原有管理體制。如重慶織布廠、冰洋冷凍機股份公司、重慶建築五金廠、重慶造紙廠、江北盤溪造紙廠、重慶無線電一廠等破產企業。為了確保企業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服務工作的成功，江北區率先在五里店進行了創建示範社區活動，並從不同角度、不同內容總結試點經驗，利用現場會、經驗交流會、觀摩會等形式在全市全區加以推廣，以迅速提高江北區的社區建設在全國的領先地位。要作好新形勢下維護社會穩定的工作，必須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按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總要求，僅僅抓住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六個著力點，轉變思想觀念，創新工作思路，改進工作方法，不斷提高維護社會穩定工作的水平，針對當前企業退休人員劃歸社區管理的新情況，應進一步完善社會管理、應急處置等方面的法。要用創新的思維和發展的眼光，在建設上下功夫，通過加強制度建設去引導和規范。三、構建和諧社會，完善社區服務功能定位在我國，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的核心內容是將退休人員由原來的企業管理納入社區管理，使退休人員的終生管理服務主體角色由社區來扮演，這實際上是社區的一種功能復位。退休職工從單位回到社區，從「單位人」變為「社區人」，將對社區的管理服務產生一系列的需求，這就要求我們從退休老人的需求出發，不斷完善社區的服務功能。根據我國城市社區的現狀，目前應重點發展和完善的社區服務功能主要有：1、提供社會保障服務的基礎平台，滿足退休人員對養老保障服務的需求社會保障基礎平台的基本要求一是建立健全的社區管理網路，即建立健全社會保障的基層組織機構和服務窗口，配備必要的人員，保證必要的經費，開展社會保障的社會化服務工作。二是按照國家政策，確保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三是建立全國聯網的完善的社區退休人員養老金查詢及社會化管理服務資料庫。四是開展各種社會保障宣傳，讓社區居民了解各項社保政策。2、建立醫療保健服務網路，滿足退休人員對醫療護理的需求擁有健康的身體和日常生病得到及時治療，是老年人能否享有幸福的晚年生活的重要條件。因此社區應建立完善的醫療保健服務網路，向人們提供方便價廉的醫療服務。目前我國的許多城市社區，這方面的服務網路發展很快，但一些落後的城郊社區，特別是廣大的農村社區，醫療衛生條件還相當落後。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對日常健康保健的需求也與日俱增。所以建立完善的社區醫療保健服務網路，是現代社區的一個重要服務功能。3、提供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的活動平台，滿足退休人員發揮余熱的需求社區化管理從本質上講就是自主管理，要實現退休人員的社會化管理，必須恢復社區的自主管理和自我服務功能。因此現階段在向社會化管理過渡中，作為區縣級府派出機構的街道、鄉鎮行政管理部門，應在社區建設中注重向社區成員提供自主管理、自我服務的活動平台，在國家法律規范下，鼓勵和指導各種民間社區服務組織的建立，為建立真正意義的社會化管理機制奠定基礎。4、發展社區性的老年服務業，滿足退休人員日常生活的多種需求從我國社會老齡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家庭結構的變化趨勢可以預見，未來老年人養老對社區的依賴性有逐漸趨強傾向。人的生活離不開社區，老年人退休後更是大部分時間生活在社區里，而由社區為他們提供管理服務，因為離得更近，服務會更及時更貼心，社區的這些優勢會使退休人員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因此在社區建設中，要注重發展老年服務業，包括老年服務產業和公益性的老年服務事業，以滿足退休人員日常生活中的多種需求。5、完善教育文化娛樂設施，滿足退休人員的文化和精神需求社區的核心內容是社區中人們的各種社會活動及其互動關系。社區成員正是在各種社會交往及互動過程中，培養起富有情感的社區意識，社區意識使社區成員產生對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因此，社區也應是一個增進成員社會化交往的平台。通過豐富多彩的社區文化活動擴大人們間的溝通。為此，要注重完善老年教育文化娛樂設施，舉各種老年文化娛樂活動，豐富退休人員的晚年生活，滿足其志趣愛好和精神文化需求。四、配套整合城市社區的組織資源，為構建和諧社會作好組織上的安排構建城市社區的基本模式必須在主題定位的基礎上，充分利用社區內已有的組織資源,並根據主題發掘其新的功能.從目前城市社區內的組織資源來看,主要有:社會中介組織、基層黨組織和居委會.這三種組織都具有非行政性和服務性的特點,與城市社區自治與服務的主題相吻合.通過她們不同的功能組合,構建起一種以社會中介組織為主導、以基層黨組織為整合、以居委會為輔助的基本模式是比較理想的選擇。首先、以社會中介組織為主導。社會中介組織已經形成了巨大的社會服務網路，大量的社會中介組織分擔了城市管理的傳統職能。在典型的「小政府、大社會」模式中，政府僅充當教練和裁判的角色，非政府非營利組織以及社區志願者組織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由社會中介組織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優勢在於：一方面，社會中介組織具有非政府性和非營利性的特點，可以在市場不為、政府不能的真空領域發揮作用，而且還可以彌補半行政化的居委會的不足，為社區實現自治提供條件；另一方面，社區服務兼有福利性和服務性的雙重功能，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並重。因此，政府必須有意識地制定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來扶助、培育和發展社區中介組織這一基礎力量，使社會自立管理系統能迅速地運轉起來，肩負起管理的職能、真正做到將社會服務還原社會。其次，以基層黨組織為整合。無論理論還是實踐都表明，社區整合的確需要有一個主導性的、有效的政治力量來引導和推動。可以發揮這種作用的除政府以外，還有政黨和社會團體的力量。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經濟關系的調整，群眾的利益格局出現了許多新情況和新變化，這就要求社區黨組織一方面通過黨對群眾自治組織的政治領導，運用非行政性手段發揮黨的政治引導作用，加強黨對社區的影響和滲透，對社區力量和資源進行廣泛的動員，推動社區建設的開展和社區共同的發育，另一方面加強自身的協調、指導、服務職能，關心群眾生活，化解社會矛盾，把社會各方面的利益協調好，增強社區成員對公共利益的認同度，維護社會穩定並引導群眾自覺實現社區以至整個社會的奮斗目標做貢獻。第三、以居委會為輔助。作為一個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城市居委會是一個能產生獨特影響又極其便捷適用的組織資源，在城市社區管理中對社會中介組織和基層黨組織是一種有效的輔助和補充。首先、居委會擔當起「居民代言人」的角色。當社區成員尋求政府解決問題之前，居委會能及時介入，成為社會和政府之間的一個中間體，從而有效地把政府與基層社會連接起來。這樣，社區成員的願望就可以通過居委會實現而不必事事找政府，同時也能夠在政府與社會之間形成一個緩沖層，減輕基層社會和政府的直接沖突，使得城市社會的許多矛盾和問題能夠即使被發現或解決。其次，居委會存在已久，在社區居民中有著較大的影響，具有相當廣泛的群眾基礎。它能夠調動居民參與城市改革、發展與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並可以促進社區居民經常性的相互接觸，增進了解，有效地突破居民之間原來存在的陌生感和疏離感，形成相對牢固的親和力和凝聚力，真正實現加強社區建設與管理的目標。五、構建和諧社會要加強社區法制建設首先，要進一步統一加強社區法制建設的思想，以此推進社區的各項法制建設工作。要深入學習貫徹市委第八次黨代大會關於加強社區工作的決定和任務。首先要在思想認識上明確以下幾個問題：A.社區法制建設是依法治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門和工作基礎，是貫徹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必不可少的步驟；B.社區法制建設是加強和改善城市社會管理、提升社會管理能力的保障；C.社區法制建設是落實群眾自治、加強基層政權建設的重要途徑；社區建設的規范化、法制化，盡管還有一個過程，但必須抓緊進行，這是推進和落實依法治國、依法治市的必然和需要；是適應參加WTO的要求，依法加強國家和社會職能的重新構建和轉變政府職能的必要和需要，是城市發展、推進社會各項改革和城市法制化管理的必然和需要，是保持社會持續穩定和鞏固基層政權，推進黨和國家民主的必然和需要。其次，對目前社區組織的名稱形式問題，如社區管理委員會、黨支部領導下的社區協調委員會（或小組）等，似可進行一次論證。社區組織中的專業組織或者志願工作者組織可以點明其肩負的職責，如文娛健身生活、法律咨詢服務等，這樣明確身份有利於開展工作。政府職能部門的職責和任務，凡涉及到限制公民人身權、財產權等的內容，應當由政府主管部門自己負責執法，絕不能推給群眾自治組織去做。信息網路中，應當建立法制信息員，由他們來負責收集社區有關社會穩定、治安動態、人民生活切身利益等方面的信息，及時反映給政府有關部門供決策參考。凡沒有政府主管部門委託或者簽訂合同、協議的事項，社區組織有權拒絕接受執行。再次、要抓緊社區的立法規范，社區組織應當明確在法律上：第一、它不是政府機構，不是政府的最下層機構。第二、它不是政府職能部門的執行機構。第三、它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居民委員會。第四、社區組織的規模，以便於群眾充分發揮自治的活動范圍為宜。既不能太大，也不能過小，應從各地居民分布的實際情況來確定，社區建制要以有利於群眾實施自治為原則。明確社區組織的法定職責，理順各方面的關系。我們認為，社區組織是由社區內的市民通過民主方式產生的自治組織，它的職責是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依據法律、法規，群策群力，對社區內的各種社會事務，要象居委會那樣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讓社區居民有的參與權和決策權，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管好社區內自身的事務和建設。積極建議和推進制訂《社區組織法》，或者修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要通過制訂《社區組織法》，或者修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或者制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實施細則》，或者以規范性文件形式作為過渡。保護改革的成果，穩定大局，促進社會和諧，需要從最基層的工作做起，需要黨委政府各部門運用各種手段，調動各種資源，齊抓共管，從而掌握其規律和特點，增強工作的主動性和預見性。同時還要結合本地區的情況，有針對性的學習成功的社區建設模式，學習化解消極因素的方法，學習應急處置經濟預案的實施尺度，學習在新形式下做好退休人員安定團結所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加強對流動人口管理，對互聯網的管理，疏堵結合，管教結合，充分發揮社區的功能作用，維護社會良好秩序，創建我們美好的家園。
④ 應然權利 和實然權利分別是什麼
應然權利指權利主體應該享有的或是應該獲得的權利 法定權利指規定在規范性法律文件中的權利主體應享有或是獲得的權利實然權利指的是權利主體實際上真正能夠享有或是獲得的權利
⑤ 我想知道有關農民工特殊地位及其法律保護的問題
隨著中央與社會對「三農」問題的重視，對「農民工」應當予以社會關懷、權利保障的話題越來越多。筆者認為，對於「農民工」這樣一個在特定歷史時期形成的社會群體多一些人文關懷，無疑對於幾乎處於困境的農村進城務工人員會起到雪中送碳的效果；但是，如果農民工的社會地位、法律上的權利得不到保障，從根本上改變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困境卻無疑於杯水車薪。從我國法治建設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關鍵是：為什麼「農民工」會成為一個需要社會予以特殊人文關懷的群體？「農民工」的權利得到保障，是一種應然的權利，還是城市對其賜予的恩惠？
形成「農民工」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是隨著改革開放而出現的。新中國建立之後，為了盡快實現我國的工業化，實行了壓低農副產品的價格以實現國家資金積累的政策；同時在計劃經濟時代實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從就業方面保證計劃經濟的實現，限制人員的流動與遷徒。在這種制度之下，農民除了考學、參軍提乾等一些為數不多的機會之外，不允許在城市居住、務工，只能在農村務農；因此，不會出現大范圍的「農民工」，「農民工」也不會成為一個特殊的群體。並且，隨著這種制度的實施，人們逐步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有某個城市戶口的人即市民當然地就成了該城市的主人。隨著城市建設的需要，城市自身的人口已不能滿足城市人生活及經濟發展的需要，在這種社會環境之下才逐漸地允許農民進城務工。正是在計劃經濟時戶籍管理制度所形成的觀念，使得城市管理者與城市人員都把城市當作城市人的城市——即具有該城市戶口人的城市；允許外地人進入本城市就成了一種恩惠，尤其是對於具有農民戶口的人，在城市人看來，他們本來只能在農村種地，允許他們進城居住、務工就是天大的恩惠了。
戶籍管理制度能夠實現社會最大程度的穩定，但其卻造成了城鄉之間人們物質文化生活之間的巨大差距，因此，它是以嚴重損害社會公平與公民的自由遷徒的權利為代價的。並且，以戶籍制度限制農村人員的流動，所產生的另一社會效果是農民的子女長大以後仍然只能當農民；工人（城市人）的子女長大以後卻可以進工廠、當工人；並且，當時國家招收公務人員也將城鎮戶口作為一個必要的條件。比如，受這種思維慣性的影響，前一段時間某些中央國家機關招收公務員，就將具有北京市的戶口作為報名的必要條件，實際上是將進入中央國家機關工作作為北京人的專利了，對於其他地區的公民是非常不公平的。這樣，一個人出生在農村還是在城市對於一個人的命運在事實上具有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影響，將城鄉之間的人與人的不平等延續到了下一代人身上，即出生在城市還是在農村對於一個人的命運具有重要的甚至主要的影響。社會的發展與相對穩定應當建立在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顯然，計劃經濟時期的戶籍管理制度是與西方近代文藝復興期間所形成的、作為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的「人是生而平等的」的人文精神相悖的，因為，無論一個人出身如何，其在社會之中的地位與機會都應當是平等的。
我國實行計劃經濟的實踐證明，「平均富裕」雖然是一種理想的狀態，但卻不是現實的、理性的經濟制度。一種現實的、理性的制度是「共同富裕」；因為，富裕既是一個可以用收入、支出等數字衡量的絕對概念，同時又是一種相對的標准。富裕的相對性即表現為不同的社會階層對財產所有的不同，橫向比較因不同的階層而富裕程度不同；同時還表現為同一個社會主體隨著財產的增加比過去富裕了，同一個人比過去富裕了即縱向的富裕。對於缺少資金、技術的絕大多數的農民而言，通過僱傭關系即依靠自身的勞動為僱主創造更多財富的同時，自身勞動所獲得的報酬同樣使自己的財富有所增加；因此，在僱傭勞動關系中，雖然僱主與勞動者之間在財富增長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即不能完全解決橫向的「平均富裕」，但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共同富裕」，同時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為社會總財富的增加、為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發揮巨大的貢獻。改革開放以後，雖然農民的生活有了明顯的改善。但是，由於我國的人多地少，土地僅能滿足人們解決溫飽或勉強達到小康的水平；並且，由於農村中人多地少而形成了剩餘勞動力，因此，只有解決了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即農民從事其他工作後才能增加收入，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筆者認為，在土地無法實現農民的根本富裕、農民需要務工才能實現自身小康與富裕的情況下，如何保證農民通過打工實現自身的利益就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當務之急了。
二
我國已經確立了市場經濟作為經濟制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包括勞動力資源在內的所有資源都應按照市場的需求進行配置；市場需要的僅是勞動力本身而非勞動者的身份，因此，對於勞動者不應再以「農民工」與其他勞動者進行區別。但是，現在農民進城務工者在城市中，仍然受到各種歧視；而現在農民進城務工所遇到的各種問題，都與城市的管理者與市民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所形成的允許農民進城本身就是城市對於農民的恩賜這樣的觀念分不開的。比如，農民進城僅能夠選擇一些臟、累且收入不高、「城市人」不想乾的工作；農民的子女在城市入學需要交納對家長而言為數不菲的各種費用；拖欠工資嚴重侵犯農民務工者合法權利；農民務工者與其他職工同工不同酬等成為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正是這些現象，使得農民務工者因其農民的身份成為城市之中一個特殊的弱勢群體，從而現在有了「農民工」這樣一個詞語代表農民進城務工者。
我國是在發達國家制定了對發展中國家極為不公平的游戲規則的條件下確立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的，不平等的游戲規則、產品缺少國際競爭力都會對我國的市場經濟建設帶來諸多的困難和不利因素；但如果認真總結西方社會市場經濟形成、發展中的經驗教訓，可使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少走彎路。比如，由於我國剛確立市場經濟制度，我國的市場經濟尚處於資本積累與集中的特殊時期，西方社會的資本積累過程中對勞動者的血腥壓榨，並因此引發了勞資矛盾激化所形成的社會動盪的教訓；現代西方市場經濟相對完善的國家加強對勞動者權益特殊保護，使得社會矛盾趨於緩和的有益經驗，都對我國具有借鑒意義。同時，在我國的資本積累與集中的過程中，只有體現出對勞動者的特殊保護、避免或減少西方社會資本積累過程中的血腥與罪惡，才能體現我國市場經濟維護多數人利益的社會主義性質，為市場經濟創造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由於我國農民的人口占絕對多數，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和完善，構成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者將逐步以原來的農民為主。
我國的1982憲法制定於改革開放初期，帶有明顯的計劃經濟色彩。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確定，私有經濟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生力軍，為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我國的憲法進行了幾次修改，私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與此相聯系的私營經濟在國家經濟中的地位、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也已寫進了憲法。但是，我國憲法中的勞動者權利與保護還仍停留在計劃經濟時期，比如，對於勞動者的權利，憲法僅以列舉的方式規定了企業、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的勞動者的權利；隨著市場主體的多元化，對一些私營企業或個人之間因僱傭而形成的勞動關系，勞動者的地位與權利卻沒有明確的規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來源於社會各階層的勞動者應予以平等地保護。
對勞動者平等地保護，不僅表現在憲法的不完善上，還體現在憲法實施過程中的不平等。比如，出現「農民工」這樣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是由歷史原因造成的。但根據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時還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以及同工同酬的權利；國家實行義務教育；勞動者有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逐步提高報酬的權利等。根據這些憲法條文體現出來的精神內涵，應包含任何公民在就業機會、相同的勞動取得相同的報酬、所有的兒童均有享受國家實行的義務教育以及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相應的報酬逐步增加等方面應具有的平等權利。顯然農民在城市所遇到的各種問題卻是嚴重違反憲法規定的，將「農民工」作為一個區別於其他務工者的特殊群體，自身就造成了對農民工在憲法實施中的歧視。
憲法不應僅停留在文字上，應是具體的存在；因為只有能變成社會具體存在的憲法才具有實際的價值。因此，國家機關作為憲法實施的主體，憲法應通過各級國家機關將憲法及其精神具體到社會存在中去。根據憲法的規定，構成我國的主體系「公民」而非「城市人」與「農民」，城市是國家的城市而不是「城市人的城市」，因此，筆者認為，每一位公民應在每一個城市具有相同的權利與義務。城市的政府作為城市的管理者，管理好城市是其應負的責任與義務；但同時，城市的政府作為國家的一級機關，還應具有履行好憲法中規定的國家義務的責任。農民工作為一名公民，其憲法上的權利政府應予以保障。比如，同樣作為勞動者，農民進城務工人員應具有和其他勞動者同樣的選擇工作、取得相同報酬的權利；農民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與城市兒童應享受同樣義務教育的權利等。誠然，保障所有的公民應具有的憲法中的平等權利會給城市的政府帶來很多的困難；但是農民進城務工者與其他公民應受到平等地對待系憲法規定的權利，而憲法的實施更為重要，因此政府自身具有的困難不應成為對農民工在就業、子女入學等方面予以歧視性對待的理由與借口，國家機關所有的困難都應由國家機關自身想方設法予以解決。
三
隨著我黨對市場經濟認識水平的提高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執政能力的逐步增強，黨中央提出了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和諧社會的科學理論。社會是由人組成的，而社會的和諧主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是否能做到和諧，更多是由人們對自身對社會的認知、對自身在社會中地位的主動判斷所決定的。建立和諧的社會需要黨和政府以及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一個相對和諧社會的標志是能為絕大多數人的社會地位及法律上的權利得到國家的保護，同時更應包括絕大多數人自身對於自己在社會上的重要程度與平等地位感覺上的認同，即社會主體是否能夠做到和諧，往往更多取決於社會絕大多數人是否得到了與其他人同樣的權利與保護，是否從主觀上認同自己和其他人同樣的重要、自己已經溶入到了社會之中。由於農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我國的社會是否能夠和諧往往取決於農民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取決於農民與其他社會成員一樣能得到作為「公民」的地位與權利。關於現在農民工的素質問題同樣成為人們尤其是專家學者們所關注的一個問題。筆者認為，農民的文化素質與社會閱歷目前階段尚不高，但農民畢竟是由人組成的，是人就具有區別於「物」與「動物」的、作為人的基本屬性的認知社會與自身思維的能力。農民的認知社會與進行思維的能力往往系以常識性的、感性的為主，但是，取決於農民是否能夠和社會和諧相處的恰恰正是農民以自身常識性的、感性的認知方式所得出的判斷，而非專家、學者們從邏輯性的、理性的認知方式所得出的結論；同時，農民以自身的方式對社會的認知、感受，並非完全與社會的真實狀況相悖。比如，進城務工的農民自身的權利是否能夠得到城市及城市人相同的權益與平等的地位，是否能夠完全溶入到城市之中，往往就會成為農民們對於自身在社會中的地位的感性認知，成為他們對於社會反映的方式之一。因此，筆者認為，如某些嚴重侵犯勞動者權益的事件僅是針對農民工這樣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反復發生，即便是引起了整個社會對於「農民工」進行特殊關注與關懷，但社會的關注與關懷不能得到解決或不能取得明顯的效果，實現農民與社會其他主體的和諧只能是社會的管理者與城市人的一廂情願了。因此，存在著「農民工」這樣一個需要特殊人文關懷的群體，本身就是與將我國建設成為和諧的社會目的相悖的。
建設和諧的社會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一個人在幼年時期所受到的教育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往往將對其一生產生重要的影響；如農民工子女在義務教育方面受到城市的不平等待遇，這些子女對待社會、對待城市的直接的、感性的認識將會對其一生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現在絕大多數大中城市都以財政困難為由將農民工的子女排斥在城市義務教育規劃之外，但這些城市在建設「民心河」、「民心廣場」時，卻不惜投入巨額資金，將城市的舒適度、美化作為贏得民心的重要手段，城市越來越漂亮甚至到達了豪華的地步，但財政對於實現統一的義務教育卻無錢保障。筆者認為，顯然政府建設這些「民心工程」是體現其政績，已將進城務工人員排斥在「民」之外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歷史上美國的種族隔離政策在1986年被美國的聯邦最高法院裁決為「隔離但平等」，從而承認了種族間隔離的合法性。但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因為種族隔離學校的問題而重新進入訴訟程序後，美國最高法院與聯邦最高法院一致認為，黑白分校種族隔離制度違憲。首席法官沃倫在裁決書中指出，「教育是良好公民社會的基礎，如果被剝奪教育機會，那麼任何兒童都不可能在生活中獲得成功。公共教育是州政府提供的機會，必須成為所有人都可以平等獲得的權利」，最後，沃倫引用社會科學的調查數據，說明隔離對黑人學童所造成的心理傷害。「僅僅根據膚色、種族和出身而把黑人孩子與其他同年齡和資格的人相分離，會給人產生一種據其社會地位加以判斷的等級差別感，這會以一種極難且根本無法彌補的途徑影響他們的心靈和思想……本庭的結論是：公共教育事業決不容許『隔離但平等』原則存在。隔離的教學設施，註定就是不平等。」
固然，美國的種族歧視並不會因為這一紙裁決而成為歷史，現在美國種族之間的歧視仍然存在；但是，美國取消公共教育之間的隔離政策，無疑對於美國種族矛盾的緩和與和諧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同時，美國最高法院在判決書中對公共教育對於一個人成長的影響、在社會公平中的地位與作用所作出精闢論斷，對其他國家同樣具有借鑒意義。
應當看到，現在一些城市開始為農民工的子女專門建立學校以保障他們的義務教育，這無疑是一個進步；但專門為農民工子女建造的學校，無論從師資力量還是從硬體基礎上與城市子女的學校都有著很大的差距；且專門為農民工子女建造學校本身就是一種差距。義務教育被稱為基礎教育，其原因除了在義務教育階段應學習到一般的科學文化知識外，還在於培養孩子們健康的人格，因為作為社會組成主體的人的健康人格系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石；同時，西方國家一般將義務教育稱為強制教育，說明了義務教育的主體是國家、並且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而實現的行為。因此，義務教育不僅是科學文化的教育，同時它更是培養一個人認知社會、培養人健康的人格的過程。而幼年生活在這樣基礎教育環境中的人，他們長大以後，怎能融入到社會、融入到城市中呢？如果這些在城市長大但卻在城市的歧視下長大的孩子，他們會實現與城市人的和諧相處么？固然，實現城市中義務教育需要巨大的財政投入，城市也需要舒適、美化，但問題是任何一個社會，可供政府直接支配的財政經費都是有限的；城市以巨額的資金美化，而在義務教育方面對農民工的子女實行差別對待，這樣的美化、舒適是為誰而建的？城市忽略了基礎教育的統一規劃而將農民工的子女作為「另類」予以差別對待，城市之中農民工子女與原城市人的子女在下一代難以實現和諧相處。
由於現代社會人口大規模的遷徙，且遷徙的主要目的為大中城市；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工大量湧入後，僅靠城鎮的力量改變義務教育中的差別待遇也有一定的難度。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應根據社會人口遷徙的現狀，在教育資金的投入中，由中央財政與城市財政共同承擔起義務教育的統一規劃，逐步取消城市中義務教育的差別狀況，減少因為義務教育的差別對孩子們成長過程中的不平等待遇與因此而產生的自卑感。
筆者認為，建設和諧的社會需要一個長期的歷史時期，在這樣一個時期中，義務教育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因此，建設和諧的社會應從娃娃抓起，即首先應從城市的義務教育的統一規劃，從所有的孩子能夠平等地就學、接受平等的義務教育入手。
四
某經濟特區的一位領導說，外來人員的文化素質已嚴重影響到該特區的經濟發展與實現「現代化」的進程，顯然其中低素質的人員主要成份是指到特區務工的農民；同時，許多發達城市已根據對經濟發展的預測和城市功能性設施的建設，在制訂自己實現「現代化」的時刻表了。外來人員的素質雖然很低，但它真的影響到了某個區域的經濟發展嗎？同時說其影響到了某個區域的「現代化」進程，有些匪夷所思。「現代化」的概念包括物質的基礎，但現代化僅包含了經濟發展的水平與物質的基礎嗎？在我國絕大多數都是素質相對較低的農民的情況下，難道說為了實現某些區域內的現代化，就要將所謂的高素質人才集中在這些經濟特區、大中城市內，建立一些「現代化」的桃花源嗎？
由此筆者聯想到了抗日戰爭前的上海。當時的上海並沒有象現在那些急於實現「現代化」的城市那樣限制人員的自由進入，也沒有象現在急於實現「現代化」的城市那樣為人員的進入設定數額及質量標准。舊上海不僅吸收由於失去土地而無法生存下去或不願受地主的欺窄而到上海當工人的農民，在遇有自然災難或戰爭引起的社會動亂時，還允許大批的難民自由湧入上海。無論是想到上海務工的「農民」，還是因自然災害而為了生存下去逃荒到上海的難民，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文盲、半文盲，相對於現在所說的「農民工」文化素質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允許「低素質」的農民、難民自由進入上海尋找工作、尋求生活與生存下去的機會，並沒有影響到當時上海的發展與繁榮，舊上海作為當時亞洲「現代化」的大都市地位並沒有因此受到影響。一是，雖然當時舊上海存在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殘酷的現實與明顯的社會不公；但是，在餓殍遍野、社會嚴重不公平、天災人禍頻繁發生系整個社會普遍現象的舊中國，上海畢竟為許多原「農民」提供了就業的機會，同時為進入上海的絕大多數難民提供了生活、生存下去的空間；二是，雖然當時舊上海的工人受到了資本家的壓迫和殘酷剝削，但由於農民是自願進入上海務工的，說明了當時的資本家的壓迫和剝削相對於封建地主的壓迫和剝削要輕一些，做工人要比做農民的生活條件還要好一些。
由於我國產品中的科技、品牌含金量較低，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多為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在這樣的企業中，廉價勞動力對於經濟特區的經濟騰飛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所謂的廉價勞動力，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農民進城務工人員。因此，由於城市對農民務工人員在薪金、社會保障等費用的差別對待，大大降低了城市產品的成本，從而才使得經濟特區與大中城市的經濟能夠得以發展；因此，大批的農民工進城不但沒有成為城市的負擔，反而為城市的經濟快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犧牲與貢獻。
誠然，如果進入經濟特區、大中城市的務工人員都是非常高素質的人才，這些城市的經濟發展速度會更快。但是，筆者認為，現代化應系一個既包含政治文明，又包含物質文明綜合性的概念。而在政治文明的含義中，現代化應體現出一個區域或城市對於國家、對於整個社會應承擔的責任與義務，至少應遵守國家的法律以及現代法治精神。首先，按照我國現行的憲政體制，雖然我國設置了若干個經濟特區，但是除了因歷史原因而形成的香港、澳門兩個行政特區外，並沒有其他行政意義上的特區。我國經濟特區僅享有某些特殊的經濟政策外，並沒有相對於其他區域的行政特權。涉及到人的自由流動與遷徒問題，筆者認為應屬於公民在憲法之內的權利，根據《立法法》及其立法精神，對它的限制應具有法律的明確授權，屬於國家范圍內的權力。同時，由於一般的行政區域內並沒有以「暫住證」限制人口長期居住、工作的權力，那些僅作為經濟特區而非行政特區的區域，同樣沒有自行限制人員進入該區域居住、工作的權力。因此，僅允許高素質的人才自由進入固然可以為本區域的經濟發展提供巨大的生機與活力，實現區域的最快發展；但是，由於對人口流動的限制應屬於國家的權力，經濟特區對農民工的限制並沒有國家法律的明確授權。其次，從一個區域內應承擔的社會責任而言，任何一個地區都應享受高素質人才自由進入所帶來利益的同時，應承擔起允許一般素質或低素質人自由進入後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再次，現代法治的含義應包含無論一個人的出身如何、受教育程度如何，都應受到政府與社會的平等對待；而某些特區將其他區域的低素質人才作為自己的負擔，顯然是與現代法治精神相悖的。
目前，我國一些經濟特區和大中城市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為了早日實現自己的「現代化」，以實行「暫住證」等行政方式限制外來人員尤其是來源於農民的務工人員的自由進入；同時，將辦理長期戶口作為吸引「人才」的一個措施而予以宣揚。筆者認為，這樣的方式顯然是希望自身能夠成為脫離於國家權力、區別於其他行政區域的「行政特區」。這樣置國家的憲政體制於不顧，並不想承擔對國家、對社會應有責任的城市，與一個「現代化」城市所應具有的政治文明仍存在著天壤之別。因此，筆者認為，以禁止、限制農民自由進入為條件，將文化素質相對較低、但卻占我國人口絕大多數農民的進入視為自身的負擔，僅考慮經濟指標與物質基礎的城市妄想實現「現代化」無疑是痴人說夢；同時，將「現代化」的標准僅考慮到「物」的因素而忽略了其中應具有政治文明與法治精神，顯然是對「現代化」的褻瀆。
綜上，由於歷史的原因而形成了對農民務工人員的各種歧視，農民進城務工者自身應然的權利不能得到保障，使得農民工成為特別需要人文關懷與權利保障的特殊弱勢群體；從而出現了將農民進城務工者與其他勞動者區別開來的「農民工」這樣一個明顯帶有歧視性的詞語，這自身就反映出了我國憲法規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權利平等尚未能落到實處。隨著我國法治建設的進行，違憲審查已經開始探討，並逐步在建立、完善違憲審查制度。因此，筆者認為，隨著違憲審查制度的逐步建立與完善，農民進城務工後，在就業、勞動保障、同工同酬、子女就學等方面所應具有的、作為「公民」的憲法權利才能得到根本解決。到那時，自身就包含了歧視性「農民工」這個詞語會成為歷史；農民只有感受到自身的權益得到了保障、自身與其他社會主體的地位平等時，農民才能實現與社會的和諧相處，我國才能建立起一個相對和諧的社會；也只有「農民工」不帶含有歧視性或「農民工」這個詞語自身成為歷史的時候，我國的現代化才有希望得以真正實現。
⑥ 應然法 （自然法） 與 實在法 （制定法）的區別
你咋關心起法理學了
應然法就是法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就是正義之法。
應然法或理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就是正義法，法律正義就是法中的應然性或理想性成分的主要體現。簡單說來，應然就是應該怎樣。
關於自然法的含義通常是指宇宙秩序本身中作為一切指定法制基礎的關於正義的基本和終極的原則的集合。自然法的意義包括道德理論與法學理論，盡管二者的本質在邏輯上互不相干。根據自然法的倫理學說，在某種意義上，支配人類行為的道德規范，起源於人類的自然本性或和諧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學理論，法律准則的權威，至少部分來自針對那些准則所具道德優勢的思量。
西方法學家對法律和分類之一,指各國在各個歷史時期制定或認可的法律.
制定法是由國家享有立法權的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和公布的法律。
⑦ 基層治理如何()是決定因素
基層治理的成效如何，人才是決定性因素。省委十一屆六次全會提出，推動城鄉基層治理制度創新和能力建設，要始終把人才隊伍建設作為基層治理的基礎性工程，引導更多人才在基層匯聚、在基層成長、在基層成才，提升基層治理效能。
隨著城鎮化快速推進和市場化改革深入推進，大量人口從農村進入城市，「單位人」逐步變為「社會人」，城鄉基層治理發生了巨大變化，對基層人才的需求也隨之發生巨大變化。當前，農村致富帶頭人和各類專業技術人才匱乏、城市專業化的社區工作者欠缺，已成為制約我省城鄉基層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因素。打破基層人才瓶頸，夯實基層治理的人才基礎，已是當務之急。
夯實基層治理的人才基礎，要選好配強基層黨組織帶頭人。「群眾富不富，關鍵在支部」「支部強不強，要看領頭羊」，村黨組織帶頭人有覺悟、有干勁、有能力、有群眾基礎和奉獻精神，作風正派、辦事公道，才能搞好鄉村治理，發展好村級經濟。要在全省鄉鎮行政區劃調整改革以後，完善鼓勵鄉鎮機關和事業單位幹部任村黨組織第一書記的政策措施，提倡符合條件的中心村、重點村、特色村黨組織書記進入鄉鎮黨委班子。廣大優秀農民工在外開闊了眼界，積累了經驗，是培育選拔帶頭人的重要來源，要深入實施優秀農民工回引培養工程，把更多優秀返鄉農民工發展成黨員、培養為村黨組織帶頭人。
夯實基層治理的人才基礎，要提高基層人才的專業化水平。鄉村要重點培養本土人才，通過培育一批「土專家」「田秀才」、產業發展帶頭人、農村電商人才、農村職業經理人，打造一支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高素質農民隊伍。對教師、醫生等專業人才，推行崗編適度分離機制，採取特設崗位等方式引進基層急需緊缺專業人才。城市社區要重點打造一支政治覺悟高、業務素養好、服務能力強、群眾滿意的社區工作者隊伍。要研究制定社區工作者發展專項規劃和政策措施，推進社區專職工作者專業化職業化體系建設。
夯實基層治理的人才基礎，要加大投入保障力度，穩定人才隊伍。在財力許可條件下，適當提高村幹部待遇，進一步激發村幹部干工作、抓發展的積極性。城市社區要加大激勵力度，落實報酬待遇並形成正常增長機制，暢通社區工作者職業發展通道。
為政之要，惟在得人。不斷抓好基層人才隊伍建設，為基層治理提供強大的人才基礎和動力保障，才能不斷提高基層治理效能，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期盼和要求。
⑧ 國家稅權與政府稅權的關系
在一定角度說，兩者的范疇是一樣的。其關系就象國家與政府的關系一樣。
下面的文字可以幫助理解：
試論國家稅權在兩重層面上的確立
一、國家稅權是現代國家的稅收活動獨有的范疇。
二、抽象的國家稅權（國家征稅之權力）經由憲法而確立。
三、從抽象到具體的國家稅權：法律對稅權的進一步確立。
四、具體的國家稅權的屬性：依據法定之債征稅的權利。
五、將憲法和法律作為國家稅權確立之基礎的緣由與意義：一些補充闡釋。
隨著近二十年來我國法學研究的復興，稅法學的研究也取得了長足進展，其中比較突出的一點就是「稅權」概念從無到有、並被一些學者提到了「整個稅法研究的核心」的高度。這表明在我們這個缺乏法治傳統的國度中，人們已經能夠開始從權利義務這一法學維度對古老的稅收制度進行重新審視，在這一審視過程中，很多學者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包括對稅權的體系與定位的論述。而狹義的稅權即國家稅權，作為稅權研究的核心問題，更是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重視和注意。
然而，對於國家稅權是現代國家獨有的，還是從古代國家沿襲下來的；國家稅權的確立是在國家產生之時，還是在被寫入憲法之時等重要問題，學界似乎還有很多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而這些問題實際上對稅權的其他問題的深入研究有著基原性的重要意義。故本文將就國家稅權的確立展開討論，以闡明我們應當如何認識國家稅權這一概念。尤其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國家稅權才能被認為是使人民信服、具有拘束力的被確立和存在了，以及國家稅權在不同條件下的性質認定，即是權力還是權利。
一、國家稅權是現代國家的稅收活動獨有的范疇。
眾所周知，稅收活動自古即有，翻開中外史書，都不難發現對各種捐、稅、賦、役的徵收的描述。但古代這種徵收和現代國家的稅收活動是有著很大的差異的，表現在：
1、古代征稅活動主要是依仗統治者的暴力後盾，無需特別的理由，因而實際上不為人民所信服；而現代稅收活動的依據在於對公共需要的滿足，如果運作良好，是能夠得到人民的理解與支持的。
2、古代征稅活動的深度和廣度缺乏統一明確和固定的標准，甚至在所謂減負的稅費改革後仍會有不斷加重的趨勢，即所謂「黃宗羲定律」；而現代稅收活動中，稅收活動和整個預算目標與經濟形勢緊密相關，有一定「量出為入」的色彩，加稅和減稅都是國民經濟生活中的常態。
3、古代征稅活動是征稅者單方面任意做出的，無需交稅者同意；而現代稅收活動中，每一項稅收的出台，課稅要素的調整，嚴格的說都應當經由納稅人或其代議機關的同意。
4、古代征稅活動往往是國家和人民之間的緊張感和不信任感產生的重要源泉，對其處置失當往往成為王朝更替的導火索。而現代稅收活動只是國家行使社會服務職能的一種表現。
總之，古代和現代的徵收稅捐的活動的本質是不同的。筆者認為，前者實際上只不過是仗著一種「稅力」，即一種可以迫使國民服從其征稅活動的武力，任何人兵強馬壯即可為之耳。而歷史上不勝枚舉的橫征暴斂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正如哈特對強盜的命令和法律有什麼區別的著名詰問一樣，我們也很難實際上從一個考慮自身利益的普通的鄉民的角度出發，看出一個當地山大王索要的攤派，和康熙乾隆等所謂明主聖君課征的稅賦的區別，。
而現代稅收活動雖然也有國家公權力在背後的支持，但從本質上說其得以進行，是因為國傢具有一種「稅權」，即合法性能夠得到人民認可、人民信服和遵從的一種征稅資格。強制力也只是征稅的手段而不是根本依據。也就是說，現代征稅活動並不是一種被權力支配的運作過程，而是國家和國民之間的一種利益的合理分配過程。有學者指出，「稅法作為公私權力交融的法律部門，只能建立在私權與公權平等存在的法治國家的基礎之上」，稅法尚且如此，何況稅權乎？因此，本文將在現代國家的背景下論述國家的稅權的確立是通過何種途徑，國家稅權的性質如何等問題。這既是對現代國家稅收合法性的一種詮釋，也是對國家應當如何努力去凸現這種合法性的一種闡述。
二、抽象的國家稅權（國家征稅之權力）經由憲法而確立。
確立現代國家的國家稅權這樣的概念，首先必須考慮到國民擁有全部社會財富的應然性和國家進行稅收活動的必需性這兩大前提性假設。即一方面，現代國家奉行人民主權說，且事實上一切社會財富均由國民創造，所以國民理所當然是全部社會財富的擁有者。「作為脫離了市民社會而獨立存在的政治國家，其本身並不具有生產能力，不能直接創造財富」，也沒有隻是為自己的存在而天然的分享社會財富的資格。
而另一方面，由於人民的公共需要或曰公共慾望需要被滿足，卻又「由於公共服務的消費所具有的非競爭性和排他性的特徵，決定其無法像私人物品一樣由私人部門生產並通過市場機制來調節器供求關系，而只能由集體的代表：國家和政府來承擔公共服務的費用支出者或公共需要的滿足者的責任，國家和政府也就只能通過建立稅收制度來籌措滿足公共需要的生產資金」。
因此，為了滿足自身整體的慾望即公共慾望或曰公共需要，人民必須對自我征稅，而國家則是具體展開這項活動的唯一代表或者說是唯一工具。「這確實是人民在向他們自己徵收賦稅，這是根據權利的法律去行動的唯一的模式。這種做法可以通過代表人民的代表機構這樣中間組織來完成。」人民通過創設國家來實現自我征稅。即國傢具有稅權，是因為人民要滿足自己的公共慾望，才把自我征稅之權概括得讓渡給了國家。公民的同意是是國家課稅的合法性所在，「未經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決不應該對人民的財產課稅」。
總之，在一個人民主權的現代國家中，國家既不能憑空使用暴力征稅，也不是天然的具有徵稅的資格。而只是因為人民在創立國家的時候，出於服務自己的需要，而在創立國家的大契約——憲法中，用簡潔、凝練的語言將征稅之權概括地、抽象地讓渡給了國家，國家才從此享有了向國民征稅的資格：稅權。也就是說，當憲法頒布，一個現代國家誕生之時，才初步確立了國家的稅權。
那麼，這種原本由人民整體享有，又統一讓渡給國家的這種概括地、抽象徵稅權究竟是權力還是權利呢？
對此，我們看到，一方面，由於公共慾望的存在是不容個體社會成員懷疑和否定的客觀事實，因此國家作為公共慾望的滿足者，一經誕生後，成為不可逆轉的、對國民而言具有強制性的存在。同時，公共慾望必須被不間斷的、全方位的滿足，因而稅款的及時、足額徵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但另一方面，由於公共物品具有用益上的非排他性，而個人所納稅款是明顯直接的對財富的減損，且人們在實際中具體享有的公共物品往往並不直接與個體貢獻大小對等。所以較之公共慾望的被滿足感，人們納稅時的被剝奪感往往更直接、更強烈。個人權利與公共權利的矛盾在這種場合下會凸現。人是本能的具備自利性的，「權利平等及其所產生的正義概念乃是出自每個人對自己的偏私」。「權利問題，無論安排得如何得當，或者如何值得稱贊，人類都被認為只考慮他們自己。」人的個人利益和意志獨立性會使他把自己對於公共事業所負的義務看作是一種無償的貢獻，而拋棄義務之為害於他人會遠遠小於因履行義務所加給自己的負擔，從而導致不自覺履行義務現實的客觀存在。
對這一稅收內在矛盾的解決的辦法是賦予公共契約以一定的集體強制力，以確保其在人民不自覺履行義務時得到履行。「這是一種基於一般公共自願而產生的對具體個體的強制力，是一般公意賦予公共契約的執行機構以強制力。換句話說，雖然納稅就是享用公共產品的合乎邏輯的等同物，但由於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上的一定程度的對立，強制執行也就成為在實體上合法的了」。
因此，抽象的征稅權是一種權力。這在實然的層面上也是能得到佐證的：我們看到，國家征稅權在各國都已被視為是國家主權的一部分，不僅在憲法中被列明，而且實際上是一種即使在修憲的時候都不可能被動搖的「自然權力」。在當代「租稅國家」的情形下，無國家則無征稅權，無征稅權則無國家。
而這種國家征稅的權力來源，仍然是人民的讓渡，因為人民不可能讓渡自己所不擁有的東西。國家代表人民行使的，正是「人民的稅權或稱國民的稅權，是指國民整體享有的一項權力」。
三、從抽象到具體的國家稅權：法律對稅權的進一步確立。
抽象的國家稅權的確立，使國家初步獲得了從國民手中劃分社會財富的資格。但這時國家還不能正式的展開征稅活動、還不能實實在在的從國民手中獲取社會財富。因為：
1、抽象國家的稅權確立，只是一種對質而不是量的確立。國民概括的讓渡給國家以稅權，並不意味著國民對此後任意的征稅活動的方向、深度、廣度與頻率都將贊同。
2、權力具有強制性和天然的擴張性，已為多種理論學說和實踐經驗所證實。如果允許國家僅憑單一概括的稅收權力就直接進行稅收活動，必然會國家稅權對公民私人財產權的過分侵蝕的危險。
3、稅收活動涉及國民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各種課稅要素的確定和變動，對各方社會成員、利益集團的影響也是不一樣的。國民雖然整體上相對於國家有著一致的利益取向，但彼此之間的具體利益維度還是不一致的。雖然整體上認同國家征稅的必要性，但對征稅具體展開的方向、深度、廣度、頻率等還是會有不同的看法的。人民內部還需進行進一步的協商。
因此，國家稅權通過憲法在抽象層面上被確立之後，還必須通過法律在具體的層面上得到進一步的確立，才能現實的成為征稅機關活動的依據，能夠指向特定的納稅人、並對之產生實實在在的拘束力。
這種在憲法授權之外的，法律對稅權的第二重控制是必需的。因為憲法規定的一般只是綱領性的、最緊要的東西，只是對原則和框架的構建，「至於征稅權向具體國家機關的配置、稅收結構、征納雙方的具體權利義務關系等操作性內容，都不可能在憲法中予以詳細明確規定。稅收權力的安全高效運行必須有明確具體和可操作的稅收法律規則提供保障。因此，憲法意義上的稅收債權的具體實現還必須有專門稅法予以規定。」「一部憲法所宣告的或應當宣告的規則並不是為了正在消逝的片刻，而是為了不斷延展的未來。」故而，特定的稅收事項只能也必須需要立法機關制定的相應的法律，做到「一稅一法」，才能保證稅收領域中的國家機關對公共權力的行使的每一個環節都被嚴格置於法律的約束之下，符合人民讓渡給國家以抽象稅權時候的本意。這也就是學者所謂的：稅收法定主義必須從一個憲法原則，走向具體稅收法律規則領域，成為「支配稅法全部內容的一項基本原則」。
另外，國家稅權經由法律在具體層面上被確立的過程，一方面是對國家稅權源自國民稅權這一原理的進一步昭示。另一方面，國民如果能在稅收法律制定過程中，感受到自身對每一項征稅決定作出的參與權，感受到一項項具體的國家稅權被確立的過程的真實性、民主性時，顯然也會提高對國家稅權的認同度和稅收遵從意識，從而減少國家征稅成本，節約社會財富。
四、具體的國家稅權的屬性：依據法定之債征稅的權利。
通過一系列稅收法律，具體的國家稅權陸續形成，而其屬性，乃是權利，是一種公法上的債的權利。征納雙方的債權債務關系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可適用債法的一般原理。具體的國家稅權的債權屬性，可以從其如下特點中反映出來：
1、具體的國家稅權的行使者是和國民/納稅人處在平等的層面上。
西方學者指出，現代法治的精義不是在於強調政府要維護和執行法律及秩序，而是在於政府本身要服從法律制度，不能不顧法律或重新制定適合本身利益的法律。也即個人和政府應當受制於同樣的法律，個人與政府的關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在稅收領域中，這一原理也顯然適用。既然無論是抽象的稅權還是具體的稅權都需要人民的事先同意，既然國家的稅權是通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確立的，並且在行使的時候要始終遵守法律，那國家/征稅機關就不可能是逾越於國民/納稅人之上。「稅收憲法性法律關系的平等性延伸到稅收征納關系中，就是征稅機關和納稅人關系的平等性」。
2、具體的國家稅權是一種基於等價交換的請求權。
當前，對稅收本質作出比較合理解釋的是「稅收價格論」，即將稅收視為是人們享受國家（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而支付的價格費用。
法律經濟學也指出，「稅收主要是用以支付的公用事業費。一種有效的財政稅應該是要求公用事業使用人支付其使用的機會成本的稅收」 。而公共選擇學派同樣認為，「從某種寬泛而有用的概念意義上講，捐稅也是一種由個人或個人團體為以集體方式提供的公共勞務所支付的『價格』」。
這些觀點顯然和奧托-梅耶時代把稅收法律關系理解成為一種隸屬性法律關系的看法大相徑庭，在那種關系中，國民必須無條件服從的國家課稅權無疑是一種權力。而「稅收價格論」下的國家的具體稅權則只是源於雙方存在著的等價交換關系而產生的請求權，國家在自身履行了義務（提供公共物品）的同時，自然有權要求國民履行納稅的義務。
所以，具體的國家稅權和私法債權在其產生的合理性上趨同了，即要求對方履行的基礎是兩者之間存在著的公平的、等價交換關系，而不是某種不得不服從的權力的威懾。一方的履行，與其說是對對方要求的服從，不如說是對自己事先允諾的遵守。
3、國家/征稅機關擁有的強制執行力，只是對稅收債權的一種保障手段。
把稅收同私債權類比時候的一個值得爭議處可能在於征稅機關具有執行上的強制力。但我們必須注意到：
首先，納稅人的納稅義務產生的依據仍然是在於對法定課稅要素的滿足，而不是對征稅機關的強制執行力的服從義務。
其次，私債權也不排斥強制執行力，民事契約的違約相對方一般都有權通過法院的強制執行力來最終實現對自己的救濟。權利義務關系比較明確的私債權，也可以在一定條件下不經過法院審查就產生強制執行力，如支付令制度。而稅收之債一方面作為法定之債，課稅要素是明文規定的，有公示性，其權利義務比普通私債權明確的多；另一方面，「稅是喂養政府的娘奶」，公共慾望的滿足、公共利益維護的需要具有特別的迫切性，有必要賦予了征稅機關在稅收中的一定的強制執行力。
再次，征稅機關的通過強制執行力徵收的稅款不具有終局確定性，納稅人可以通過司法途徑尋求救濟。這種強制執行力實際上效果只是相當於民事訴訟中的先予執行。而之所以賦予作為債權人的征稅機關本身以強制力，一是出於效率的考慮；二也是如前所述的，法定之債相對更明確；三來行政機關的事後賠償能力是有保證的，所以也不需要它在執行時提供擔保。另外，如果征稅機關的強制執行力違法使用了，同樣會產生損害賠償後果。處理方式可以說等同於對錯誤的民事先予執行的後果。
最後，我們注意到，並不是每一個行政機關都必然的具有強制力，所以征稅機關具有的強制力還是應該從其使用強制力的合理性來源處進行探討。而不能先驗的認為，因為它具有強制力，所以其行使的征稅活動只可能是在行使權力，而非權利。稅收之債的權利人擁有的強制執行力，只能說明這種債權不同於普通私債權，而不能說明其不是債權。
4、 國民/納稅人具有和國家稅權債權對應的債權請求權。
作為等價交換的契約之債，應該是雙方都具有要求給付的請求權。國民/納稅人在宏觀上取得的對價已經為我們所熟知：即具有享受公共物品、滿足公共慾望的權利。
而與此同時，個體的納稅人也具有微觀上的在稅收過程的債權性質的請求權。例如根據我國稅收法律，納稅人具有退稅請求權，即在多納、誤納稅款的情況下，依據不當得利之債的法理享有的對相應稅款的退還請求權。此外，在要求退還多繳稅款的時候，還具有利息補償權。「這些制度上的安排，實際上都是基於國家稅收權利的債權性質而作出的」。也表明了納稅人享有的是特殊的公債權，而不是普通行政相對人的權利。
4、國傢具體稅權在形態上和私法契約債權具有相似性。
除上述幾點外，民法學者還認為私債權的特徵包括債權為相對權、債權的存在具有期限性、債權具有相容性、債權之間具有平等性等。我們發現這都能說明具體的國家稅權乃是一項債權。
（1）在法治國家，每一項國傢具體稅權都應當由一部單行稅法確立，即「一稅一法」，且由於每部稅法規定的相應的課稅要素不同，其各自具有有限的適用范圍，即一定的相對性。
（2）法律往往具有一定的適用期限，所以具體的國家稅權會隨著相關法律的效力的終止而終止，我們時常會看見一項稅種停徵的情形。所以，一項具體的國家稅權和私法契約債權一樣，具有一定的時效性。不會像抽象的、權力屬性的國家稅權那樣與國家一起共存亡。
（3）同一項事物上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稅收債權而相容，例如對同一項貨物徵收增值稅、消費稅、關稅等。
（4）各種具體的國家稅權之間是平等的，如同債權之間的平等性一樣。即使是一些立法和學者支持的「國稅優於地稅」原則，也已經式微了。至於一些特別法如《海商法》規定的對特別稅種如船舶噸位稅的特別優先權，也和法律規定的一些特別民事債權如海難救助款項的特別優先權一樣，只是特定政策下的特例而已。
（5）雙方在稅收征納中的爭議，也可以由法院最終裁決。法院審查的並不限於征稅機關的行為，還包括雙方在稅收法律關系中的標的，即應納稅額及應納期限。就如同對一項民事合同的履行爭議進行的審查一樣。
5、越來越多的私債法中的制度被運用於征稅中，並且效果良好。
目前在稅收領域中常用的對民事債法制度的借鑒，包括代位權、撤銷權、納稅保證、抵押、質押、留置（海關征稅時用）等。征稅機關在運用這些制度的時候，也一般是以民事主體的方式運作，遵循合同法、擔保法、民事訴訟法等的規定來行使權利，並不享有作為行政機關的任何特權。有學者認為，既然我國《稅收征管法》對稅收代位權、撤銷權等作出了規定，就說明立法「事實上對稅收的債權性質作出了承認」，「實際上是把稅收權力作為一種債權，按照一般的合同法的規定，來實現對國家稅收權利的保護」。
五、將憲法和法律作為國家稅權確立之基礎的緣由與意義：一些補充闡釋。
借用北野弘久教授所採用的一種稱法，本文可以說是一種法實踐論的研究，或曰一種應然性的研究。是對已經實然出現的法律制度、對各種權力和權利的來源以及繼續的存在的合法性理由進行的闡釋和論證。
盡管事實上，國家很早就擁有以武力為後盾的所謂征稅的權力，但筆者認為不宜稱之為「稅權」，因為在現代國家之前：
1、所謂國家的征稅權力只是源於自身所控制的暴力，和現代國家擁有的源自國民讓渡的稅權性質迥異。也不存在權利性質的國家稅權。
2、國家雖然會間或給予人民輕徭薄賦或免徵一類的稅收方面的好處，但人民自身沒有確定的、可依仗之進行斗爭的稅權，所以其稅負實際上隨時會由於國家的好惡而被更改。
3、國民缺乏稅權方面的意識，涉稅抗爭有時只是經濟負擔過重時的本能反抗，要求的也只是負擔的適當減輕；有時則會提出不切實際的口號如「闖王來了不納糧」之類。
所以，對這些和現代法律術語體系完全隔膜的事實，貼上權力、權利的標簽，筆者認為是不必要的。何況「稅權」是一個嶄新的詞彙，更不需要將之套用在前現代國家。雖然實證的看，從「稅力」到「稅權」的變革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而是一個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興起，國民的力量增長，王權被限制和湮滅的過程的產物。但我們在理論上，將之區分開，並不應當是很困難的事情。
總之，前現代國家的赤裸裸的徵收「皇糧」或者「稅」的權力和一個現代國家的稅權的本質區別不宜被忽視。事實上，學者們也已經把人民能否把交納的「國稅」和「皇糧」區分開，作為稅法意識覺醒與否的標志。因此，本文認為只有通過憲法和法律的確立，才具有所謂的國家稅權。
而強調通過抽象和具體層面上的兩重控制，國家稅權才被真正確立，是出於如下考慮：
首先，這在理念上具有積極意義。即盡管實證的看，現代國家在獲得征稅權時的確沒真正舉行過一個庄嚴的授權儀式，而更多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從歷史上的舊國家形態那裡的「繼承」。但從理論上闡明人民對這種權力的「追授」，能使人們更深刻地認識到現代國家的本質，強化人民主權觀念。這種對現實中制度的合法性的追問，目的是在於促使稅收這樣的侵權性活動符合其在一個人民主權的現代國家運作時應當具有的精神主旨，避免異化，使國家的征稅行為始終在每一環節上遵從稅收法治原則，以獲得正當性和人民的信服。
其次，考慮到現在大多數國家都已經至少在表面上進入了「現代國家」。所以把憲法和法律看作稅權確立的基礎，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對實際情況的描述。因為憲法一經制定，就具有了邏輯上的「首位性」（primacy），所以我們完全可以把憲法的制定與頒布看作一個國家成為現代國家、即獲得新生的標志。把一國憲法頒布的時刻，視為在一個全新的國家中從零開始，以嶄新的內涵重新確立國家稅權的一個時間上的原點。這樣，最初確立的自然是和憲法同時產生的抽象的國家稅權。而那一刻以後，稅收單行法的陸續頒布，又使得種種稅收法定之債，即具體的國家稅收債權通過國民的不斷同意而得以確立。國家和國民之間的稅收法律關系在各種具體而微的層面上被一步步充實和細化。
第三，將國家的稅權確立問題在憲法和法律兩個層面上分開，還是出於對我國稅收立法權被侵蝕之現狀的特別回應。因為我國抽象的國家稅權已被憲法確立雖然殆無異議，但具體的國家稅權實際上卻往往未經稅收法律的正式確立，只是通過中央行政機關的決定，甚至稅務部門的內部通告，即產生對國民的拘束力，這實際上似乎就是在意味著憑著一部憲法，國家就能隨心所欲征稅了，這無疑是對稅收法定主義的嚴重違背，是危險而值得憂慮的。
第四、強調憲法和法律是稅權的確立基礎，意味著將國民財產權和國家財政權的沖突限制在制度框架內。論及我國現行稅收合法性的危機，絕非危言聳聽，已經有許多學者指出，由於我國稅收領域法治氛圍的缺乏，實際上導致了人民對稅法認同度不夠、遵從度不高等嚴重問題。「在只看到義務看不到權利的情況下，社會民眾更傾向於將稅收同我國封建時代長期存在的橫征暴斂的苛捐雜稅聯系起來。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中，偷稅逃稅等行為不僅不會引起人們的譴責，反而有不少的認同者」。將國家稅權確立的基礎歸結於憲法和法律，實際上也意味著國民可以而且應該有意識去積極努力，通過合法手段限制國家稅權對自己的財產的侵蝕，而不是訴諸我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暴力抗稅甚至具有極大毀壞性的農民革命等極端形式。
【注釋】
作者為北京大學法學院04級經濟法學碩士。出處：《財稅法論叢》第八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1] 張守文：《稅權的定位和分配》，載《法商研究》2000年第1期。
[2] 張守文：《稅權的定位和分配》，載《法商研究》2000年第1期。另張守文：《稅法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2004年版也對稅權理論作了較多闡述，尤其是對稅權體系的建構，具有獨到的開創性價值。
[3] 參見建文：《何謂「黃宗羲定律」》，《學習月刊》2003年第4期。秦暉：《「黃宗羲定律」與稅費改革的體制化基礎:歷史的經驗與現實的選擇》，《稅務研究》2003年第7期。
[4] 實際上，《大憲章》等歷史性文件宣示的非經同意不得課稅等原則，也只不過是納稅人和征稅者之間無力斗爭的結果。很難想像，如果12世紀貴族對約翰王、17世紀議會對查理一世的斗爭未能成功的話，此等理念能在英國早早的實現為法律的信條。
[5] 呂忠梅、趙立新：《稅法的憲政之維》，載劉劍文主編：《財稅法論叢》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6] 「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統使人們產生和堅持現存政治制度是社會的最適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見[美]西摩·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張紹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頁。或「某種政治秩序被認可的價值。」見[德]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張博樹譯，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頁。因此，所謂稅收的合法性可認為是人民對稅收的認可與支持。
[7] 呂忠梅、趙立新：《稅法的憲政之維》，載劉劍文主編：《財稅法論叢》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8] 劉劍文著：《稅法專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頁。
[9] [德]康德著：《法的形而上學原理——權利的科學》，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 156頁。
[10] [英]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89頁。
[11] [法]盧梭：《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42頁。
[12]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學原理——權利的科學》，沈叔平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137頁。
[13] [法]盧梭：《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8頁。
⑨ 為什麼很多政策中農民工和城鎮戶口的都不一樣呢比如住房公積金
隨著中央與社會對「三農」問題的重視，對「農民工」應當予以社會關懷、權利保障的話題越來越多。筆者認為，對於「農民工」這樣一個在特定歷史時期形成的社會群體多一些人文關懷，無疑對於幾乎處於困境的農村進城務工人員會起到雪中送碳的效果；但是，如果農民工的社會地位、法律上的權利得不到保障，從根本上改變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困境卻無疑於杯水車薪。從我國法治建設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關鍵是：為什麼「農民工」會成為一個需要社會予以特殊人文關懷的群體？「農民工」的權利得到保障，是一種應然的權利，還是城市對其賜予的恩惠？
形成「農民工」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是隨著改革開放而出現的。新中國建立之後，為了盡快實現我國的工業化，實行了壓低農副產品的價格以實現國家資金積累的政策；同時在計劃經濟時代實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從就業方面保證計劃經濟的實現，限制人員的流動與遷徒。在這種制度之下，農民除了考學、參軍提乾等一些為數不多的機會之外，不允許在城市居住、務工，只能在農村務農；因此，不會出現大范圍的「農民工」，「農民工」也不會成為一個特殊的群體。並且，隨著這種制度的實施，人們逐步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有某個城市戶口的人即市民當然地就成了該城市的主人。隨著城市建設的需要，城市自身的人口已不能滿足城市人生活及經濟發展的需要，在這種社會環境之下才逐漸地允許農民進城務工。正是在計劃經濟時戶籍管理制度所形成的觀念，使得城市管理者與城市人員都把城市當作城市人的城市——即具有該城市戶口人的城市；允許外地人進入本城市就成了一種恩惠，尤其是對於具有農民戶口的人，在城市人看來，他們本來只能在農村種地，允許他們進城居住、務工就是天大的恩惠了。
戶籍管理制度能夠實現社會最大程度的穩定，但其卻造成了城鄉之間人們物質文化生活之間的巨大差距，因此，它是以嚴重損害社會公平與公民的自由遷徒的權利為代價的。並且，以戶籍制度限制農村人員的流動，所產生的另一社會效果是農民的子女長大以後仍然只能當農民；工人（城市人）的子女長大以後卻可以進工廠、當工人；並且，當時國家招收公務人員也將城鎮戶口作為一個必要的條件。比如，受這種思維慣性的影響，前一段時間某些中央國家機關招收公務員，就將具有北京市的戶口作為報名的必要條件，實際上是將進入中央國家機關工作作為北京人的專利了，對於其他地區的公民是非常不公平的。這樣，一個人出生在農村還是在城市對於一個人的命運在事實上具有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影響，將城鄉之間的人與人的不平等延續到了下一代人身上，即出生在城市還是在農村對於一個人的命運具有重要的甚至主要的影響。社會的發展與相對穩定應當建立在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顯然，計劃經濟時期的戶籍管理制度是與西方近代文藝復興期間所形成的、作為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的「人是生而平等的」的人文精神相悖的，因為，無論一個人出身如何，其在社會之中的地位與機會都應當是平等的。
我國實行計劃經濟的實踐證明，「平均富裕」雖然是一種理想的狀態，但卻不是現實的、理性的經濟制度。一種現實的、理性的制度是「共同富裕」；因為，富裕既是一個可以用收入、支出等數字衡量的絕對概念，同時又是一種相對的標准。富裕的相對性即表現為不同的社會階層對財產所有的不同，橫向比較因不同的階層而富裕程度不同；同時還表現為同一個社會主體隨著財產的增加比過去富裕了，同一個人比過去富裕了即縱向的富裕。對於缺少資金、技術的絕大多數的農民而言，通過僱傭關系即依靠自身的勞動為僱主創造更多財富的同時，自身勞動所獲得的報酬同樣使自己的財富有所增加；因此，在僱傭勞動關系中，雖然僱主與勞動者之間在財富增長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即不能完全解決橫向的「平均富裕」，但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共同富裕」，同時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為社會總財富的增加、為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發揮巨大的貢獻。改革開放以後，雖然農民的生活有了明顯的改善。但是，由於我國的人多地少，土地僅能滿足人們解決溫飽或勉強達到小康的水平；並且，由於農村中人多地少而形成了剩餘勞動力，因此，只有解決了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即農民從事其他工作後才能增加收入，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筆者認為，在土地無法實現農民的根本富裕、農民需要務工才能實現自身小康與富裕的情況下，如何保證農民通過打工實現自身的利益就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當務之急了。
二
我國已經確立了市場經濟作為經濟制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包括勞動力資源在內的所有資源都應按照市場的需求進行配置；市場需要的僅是勞動力本身而非勞動者的身份，因此，對於勞動者不應再以「農民工」與其他勞動者進行區別。但是，現在農民進城務工者在城市中，仍然受到各種歧視；而現在農民進城務工所遇到的各種問題，都與城市的管理者與市民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所形成的允許農民進城本身就是城市對於農民的恩賜這樣的觀念分不開的。比如，農民進城僅能夠選擇一些臟、累且收入不高、「城市人」不想乾的工作；農民的子女在城市入學需要交納對家長而言為數不菲的各種費用；拖欠工資嚴重侵犯農民務工者合法權利；農民務工者與其他職工同工不同酬等成為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正是這些現象，使得農民務工者因其農民的身份成為城市之中一個特殊的弱勢群體，從而現在有了「農民工」這樣一個詞語代表農民進城務工者。
我國是在發達國家制定了對發展中國家極為不公平的游戲規則的條件下確立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的，不平等的游戲規則、產品缺少國際競爭力都會對我國的市場經濟建設帶來諸多的困難和不利因素；但如果認真總結西方社會市場經濟形成、發展中的經驗教訓，可使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少走彎路。比如，由於我國剛確立市場經濟制度，我國的市場經濟尚處於資本積累與集中的特殊時期，西方社會的資本積累過程中對勞動者的血腥壓榨，並因此引發了勞資矛盾激化所形成的社會動盪的教訓；現代西方市場經濟相對完善的國家加強對勞動者權益特殊保護，使得社會矛盾趨於緩和的有益經驗，都對我國具有借鑒意義。同時，在我國的資本積累與集中的過程中，只有體現出對勞動者的特殊保護、避免或減少西方社會資本積累過程中的血腥與罪惡，才能體現我國市場經濟維護多數人利益的社會主義性質，為市場經濟創造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由於我國農民的人口占絕對多數，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和完善，構成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者將逐步以原來的農民為主。
我國的1982憲法制定於改革開放初期，帶有明顯的計劃經濟色彩。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確定，私有經濟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生力軍，為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我國的憲法進行了幾次修改，私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與此相聯系的私營經濟在國家經濟中的地位、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也已寫進了憲法。但是，我國憲法中的勞動者權利與保護還仍停留在計劃經濟時期，比如，對於勞動者的權利，憲法僅以列舉的方式規定了企業、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的勞動者的權利；隨著市場主體的多元化，對一些私營企業或個人之間因僱傭而形成的勞動關系，勞動者的地位與權利卻沒有明確的規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來源於社會各階層的勞動者應予以平等地保護。
對勞動者平等地保護，不僅表現在憲法的不完善上，還體現在憲法實施過程中的不平等。比如，出現「農民工」這樣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是由歷史原因造成的。但根據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時還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以及同工同酬的權利；國家實行義務教育；勞動者有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逐步提高報酬的權利等。根據這些憲法條文體現出來的精神內涵，應包含任何公民在就業機會、相同的勞動取得相同的報酬、所有的兒童均有享受國家實行的義務教育以及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相應的報酬逐步增加等方面應具有的平等權利。顯然農民在城市所遇到的各種問題卻是嚴重違反憲法規定的，將「農民工」作為一個區別於其他務工者的特殊群體，自身就造成了對農民工在憲法實施中的歧視。
憲法不應僅停留在文字上，應是具體的存在；因為只有能變成社會具體存在的憲法才具有實際的價值。因此，國家機關作為憲法實施的主體，憲法應通過各級國家機關將憲法及其精神具體到社會存在中去。根據憲法的規定，構成我國的主體系「公民」而非「城市人」與「農民」，城市是國家的城市而不是「城市人的城市」，因此，筆者認為，每一位公民應在每一個城市具有相同的權利與義務。城市的政府作為城市的管理者，管理好城市是其應負的責任與義務；但同時，城市的政府作為國家的一級機關，還應具有履行好憲法中規定的國家義務的責任。農民工作為一名公民，其憲法上的權利政府應予以保障。比如，同樣作為勞動者，農民進城務工人員應具有和其他勞動者同樣的選擇工作、取得相同報酬的權利；農民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與城市兒童應享受同樣義務教育的權利等。誠然，保障所有的公民應具有的憲法中的平等權利會給城市的政府帶來很多的困難；但是農民進城務工者與其他公民應受到平等地對待系憲法規定的權利，而憲法的實施更為重要，因此政府自身具有的困難不應成為對農民工在就業、子女入學等方面予以歧視性對待的理由與借口，國家機關所有的困難都應由國家機關自身想方設法予以解決。
三
隨著我黨對市場經濟認識水平的提高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執政能力的逐步增強，黨中央提出了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和諧社會的科學理論。社會是由人組成的，而社會的和諧主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是否能做到和諧，更多是由人們對自身對社會的認知、對自身在社會中地位的主動判斷所決定的。建立和諧的社會需要黨和政府以及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一個相對和諧社會的標志是能為絕大多數人的社會地位及法律上的權利得到國家的保護，同時更應包括絕大多數人自身對於自己在社會上的重要程度與平等地位感覺上的認同，即社會主體是否能夠做到和諧，往往更多取決於社會絕大多數人是否得到了與其他人同樣的權利與保護，是否從主觀上認同自己和其他人同樣的重要、自己已經溶入到了社會之中。由於農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我國的社會是否能夠和諧往往取決於農民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取決於農民與其他社會成員一樣能得到作為「公民」的地位與權利。關於現在農民工的素質問題同樣成為人們尤其是專家學者們所關注的一個問題。筆者認為，農民的文化素質與社會閱歷目前階段尚不高，但農民畢竟是由人組成的，是人就具有區別於「物」與「動物」的、作為人的基本屬性的認知社會與自身思維的能力。農民的認知社會與進行思維的能力往往系以常識性的、感性的為主，但是，取決於農民是否能夠和社會和諧相處的恰恰正是農民以自身常識性的、感性的認知方式所得出的判斷，而非專家、學者們從邏輯性的、理性的認知方式所得出的結論；同時，農民以自身的方式對社會的認知、感受，並非完全與社會的真實狀況相悖。比如，進城務工的農民自身的權利是否能夠得到城市及城市人相同的權益與平等的地位，是否能夠完全溶入到城市之中，往往就會成為農民們對於自身在社會中的地位的感性認知，成為他們對於社會反映的方式之一。因此，筆者認為，如某些嚴重侵犯勞動者權益的事件僅是針對農民工這樣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反復發生，即便是引起了整個社會對於「農民工」進行特殊關注與關懷，但社會的關注與關懷不能得到解決或不能取得明顯的效果，實現農民與社會其他主體的和諧只能是社會的管理者與城市人的一廂情願了。因此，存在著「農民工」這樣一個需要特殊人文關懷的群體，本身就是與將我國建設成為和諧的社會目的相悖的。
建設和諧的社會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一個人在幼年時期所受到的教育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往往將對其一生產生重要的影響；如農民工子女在義務教育方面受到城市的不平等待遇，這些子女對待社會、對待城市的直接的、感性的認識將會對其一生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現在絕大多數大中城市都以財政困難為由將農民工的子女排斥在城市義務教育規劃之外，但這些城市在建設「民心河」、「民心廣場」時，卻不惜投入巨額資金，將城市的舒適度、美化作為贏得民心的重要手段，城市越來越漂亮甚至到達了豪華的地步，但財政對於實現統一的義務教育卻無錢保障。筆者認為，顯然政府建設這些「民心工程」是體現其政績，已將進城務工人員排斥在「民」之外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歷史上美國的種族隔離政策在1986年被美國的聯邦最高法院裁決為「隔離但平等」，從而承認了種族間隔離的合法性。但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因為種族隔離學校的問題而重新進入訴訟程序後，美國最高法院與聯邦最高法院一致認為，黑白分校種族隔離制度違憲。首席法官沃倫在裁決書中指出，「教育是良好公民社會的基礎，如果被剝奪教育機會，那麼任何兒童都不可能在生活中獲得成功。公共教育是州政府提供的機會，必須成為所有人都可以平等獲得的權利」，最後，沃倫引用社會科學的調查數據，說明隔離對黑人學童所造成的心理傷害。「僅僅根據膚色、種族和出身而把黑人孩子與其他同年齡和資格的人相分離，會給人產生一種據其社會地位加以判斷的等級差別感，這會以一種極難且根本無法彌補的途徑影響他們的心靈和思想……本庭的結論是：公共教育事業決不容許『隔離但平等』原則存在。隔離的教學設施，註定就是不平等。」
固然，美國的種族歧視並不會因為這一紙裁決而成為歷史，現在美國種族之間的歧視仍然存在；但是，美國取消公共教育之間的隔離政策，無疑對於美國種族矛盾的緩和與和諧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同時，美國最高法院在判決書中對公共教育對於一個人成長的影響、在社會公平中的地位與作用所作出精闢論斷，對其他國家同樣具有借鑒意義。
應當看到，現在一些城市開始為農民工的子女專門建立學校以保障他們的義務教育，這無疑是一個進步；但專門為農民工子女建造的學校，無論從師資力量還是從硬體基礎上與城市子女的學校都有著很大的差距；且專門為農民工子女建造學校本身就是一種差距。義務教育被稱為基礎教育，其原因除了在義務教育階段應學習到一般的科學文化知識外，還在於培養孩子們健康的人格，因為作為社會組成主體的人的健康人格系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石；同時，西方國家一般將義務教育稱為強制教育，說明了義務教育的主體是國家、並且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而實現的行為。因此，義務教育不僅是科學文化的教育，同時它更是培養一個人認知社會、培養人健康的人格的過程。而幼年生活在這樣基礎教育環境中的人，他們長大以後，怎能融入到社會、融入到城市中呢？如果這些在城市長大但卻在城市的歧視下長大的孩子，他們會實現與城市人的和諧相處么？固然，實現城市中義務教育需要巨大的財政投入，城市也需要舒適、美化，但問題是任何一個社會，可供政府直接支配的財政經費都是有限的；城市以巨額的資金美化，而在義務教育方面對農民工的子女實行差別對待，這樣的美化、舒適是為誰而建的？城市忽略了基礎教育的統一規劃而將農民工的子女作為「另類」予以差別對待，城市之中農民工子女與原城市人的子女在下一代難以實現和諧相處。
由於現代社會人口大規模的遷徙，且遷徙的主要目的為大中城市；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工大量湧入後，僅靠城鎮的力量改變義務教育中的差別待遇也有一定的難度。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應根據社會人口遷徙的現狀，在教育資金的投入中，由中央財政與城市財政共同承擔起義務教育的統一規劃，逐步取消城市中義務教育的差別狀況，減少因為義務教育的差別對孩子們成長過程中的不平等待遇與因此而產生的自卑感。
筆者認為，建設和諧的社會需要一個長期的歷史時期，在這樣一個時期中，義務教育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因此，建設和諧的社會應從娃娃抓起，即首先應從城市的義務教育的統一規劃，從所有的孩子能夠平等地就學、接受平等的義務教育入手。
四
某經濟特區的一位領導說，外來人員的文化素質已嚴重影響到該特區的經濟發展與實現「現代化」的進程，顯然其中低素質的人員主要成份是指到特區務工的農民；同時，許多發達城市已根據對經濟發展的預測和城市功能性設施的建設，在制訂自己實現「現代化」的時刻表了。外來人員的素質雖然很低，但它真的影響到了某個區域的經濟發展嗎？同時說其影響到了某個區域的「現代化」進程，有些匪夷所思。「現代化」的概念包括物質的基礎，但現代化僅包含了經濟發展的水平與物質的基礎嗎？在我國絕大多數都是素質相對較低的農民的情況下，難道說為了實現某些區域內的現代化，就要將所謂的高素質人才集中在這些經濟特區、大中城市內，建立一些「現代化」的桃花源嗎？
由此筆者聯想到了抗日戰爭前的上海。當時的上海並沒有象現在那些急於實現「現代化」的城市那樣限制人員的自由進入，也沒有象現在急於實現「現代化」的城市那樣為人員的進入設定數額及質量標准。舊上海不僅吸收由於失去土地而無法生存下去或不願受地主的欺窄而到上海當工人的農民，在遇有自然災難或戰爭引起的社會動亂時，還允許大批的難民自由湧入上海。無論是想到上海務工的「農民」，還是因自然災害而為了生存下去逃荒到上海的難民，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文盲、半文盲，相對於現在所說的「農民工」文化素質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允許「低素質」的農民、難民自由進入上海尋找工作、尋求生活與生存下去的機會，並沒有影響到當時上海的發展與繁榮，舊上海作為當時亞洲「現代化」的大都市地位並沒有因此受到影響。一是，雖然當時舊上海存在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殘酷的現實與明顯的社會不公；但是，在餓殍遍野、社會嚴重不公平、天災人禍頻繁發生系整個社會普遍現象的舊中國，上海畢竟為許多原「農民」提供了就業的機會，同時為進入上海的絕大多數難民提供了生活、生存下去的空間；二是，雖然當時舊上海的工人受到了資本家的壓迫和殘酷剝削，但由於農民是自願進入上海務工的，說明了當時的資本家的壓迫和剝削相對於封建地主的壓迫和剝削要輕一些，做工人要比做農民的生活條件還要好一些。
由於我國產品中的科技、品牌含金量較低，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多為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在這樣的企業中，廉價勞動力對於經濟特區的經濟騰飛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所謂的廉價勞動力，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農民進城務工人員。因此，由於城市對農民務工人員在薪金、社會保障等費用的差別對待，大大降低了城市產品的成本，從而才使得經濟特區與大中城市的經濟能夠得以發展；因此，大批的農民工進城不但沒有成為城市的負擔，反而為城市的經濟快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犧牲與貢獻。
誠然，如果進入經濟特區、大中城市的務工人員都是非常高素質的人才，這些城市的經濟發展速度會更快。但是，筆者認為，現代化應系一個既包含政治文明，又包含物質文明綜合性的概念。而在政治文明的含義中，現代化應體現出一個區域或城市對於國家、對於整個社會應承擔的責任與義務，至少應遵守國家的法律以及現代法治精神。首先，按照我國現行的憲政體制，雖然我國設置了若干個經濟特區，但是除了因歷史原因而形成的香港、澳門兩個行政特區外，並沒有其他行政意義上的特區。我國經濟特區僅享有某些特殊的經濟政策外，並沒有相對於其他區域的行政特權。涉及到人的自由流動與遷徒問題，筆者認為應屬於公民在憲法之內的權利，根據《立法法》及其立法精神，對它的限制應具有法律的明確授權，屬於國家范圍內的權力。同時，由於一般的行政區域內並沒有以「暫住證」限制人口長期居住、工作的權力，那些僅作為經濟特區而非行政特區的區域，同樣沒有自行限制人員進入該區域居住、工作的權力。因此，僅允許高素質的人才自由進入固然可以為本區域的經濟發展提供巨大的生機與活力，實現區域的最快發展；但是，由於對人口流動的限制應屬於國家的權力，經濟特區對農民工的限制並沒有國家法律的明確授權。其次，從一個區域內應承擔的社會責任而言，任何一個地區都應享受高素質人才自由進入所帶來利益的同時，應承擔起允許一般素質或低素質人自由進入後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再次，現代法治的含義應包含無論一個人的出身如何、受教育程度如何，都應受到政府與社會的平等對待；而某些特區將其他區域的低素質人才作為自己的負擔，顯然是與現代法治精神相悖的。
目前，我國一些經濟特區和大中城市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為了早日實現自己的「現代化」，以實行「暫住證」等行政方式限制外來人員尤其是來源於農民的務工人員的自由進入；同時，將辦理長期戶口作為吸引「人才」的一個措施而予以宣揚。筆者認為，這樣的方式顯然是希望自身能夠成為脫離於國家權力、區別於其他行政區域的「行政特區」。這樣置國家的憲政體制於不顧，並不想承擔對國家、對社會應有責任的城市，與一個「現代化」城市所應具有的政治文明仍存在著天壤之別。因此，筆者認為，以禁止、限制農民自由進入為條件，將文化素質相對較低、但卻占我國人口絕大多數農民的進入視為自身的負擔，僅考慮經濟指標與物質基礎的城市妄想實現「現代化」無疑是痴人說夢；同時，將「現代化」的標准僅考慮到「物」的因素而忽略了其中應具有政治文明與法治精神，顯然是對「現代化」的褻瀆。
綜上，由於歷史的原因而形成了對農民務工人員的各種歧視，農民進城務工者自身應然的權利不能得到保障，使得農民工成為特別需要人文關懷與權利保障的特殊弱勢群體；從而出現了將農民進城務工者與其他勞動者區別開來的「農民工」這樣一個明顯帶有歧視性的詞語，這自身就反映出了我國憲法規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權利平等尚未能落到實處。隨著我國法治建設的進行，違憲審查已經開始探討，並逐步在建立、完善違憲審查制度。因此，筆者認為，隨著違憲審查制度的逐步建立與完善，農民進城務工後，在就業、勞動保障、同工同酬、子女就學等方面所應具有的、作為「公民」的憲法權利才能得到根本解決。到那時，自身就包含了歧視性「農民工」這個詞語會成為歷史；農民只有感受到自身的權益得到了保障、自身與其他社會主體的地位平等時，農民才能實現與社會的和諧相處，我國才能建立起一個相對和諧的社會；也只有「農民工」不帶含有歧視性或「農民工」這個詞語自身成為歷史的時候，我國的現代化才有希望得以真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