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分權與中國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研究

『壹』 財政分權的優缺點。在線等，很急

財政分權優點：一，有利於就公共產品作出更科學的決策。二，鼓勵政府間的競爭回，提高公共產品供給效率答。三，有利於地方公共服務方面的實驗和創新。四，分權有利於稅收征管.
財政分權缺點：一、財政分權可能導致資源配置效率降低。二、財政分權難以實現公平收入分配。

『貳』 成剛的學術成果

期刊文章：
1. 成剛，我國民辦教育產業戰略研究—基於境外上市教育機構的SWOT分析，《復旦教育論壇》，2013年第1期
2. 佐藤宏著、成剛譯，民族視角下社會資本對收入的影響，《民族研究 》，2013年第3期
3. Gang Cheng and Jin Xiao. 「The Effect of Intergovernmental Grants on Ecational Expenditure: Evidence from Jiangxi Province,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PA) 73rd Annual Conference, Redefining Public Service Through Civic Engagement, March 2-6, 2012, Las Vegas, Nevada
4. 成剛、蕭今，政府間轉移支付對縣域基礎教育供給的影響，《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1年第2期
5. 成剛、蕭今,省以下財政分權、轉移支付與基礎教育供給,《教育與經濟》， 2011年第1期
6. 成剛，促進城鄉教育一體化的投入體制研究,《教育科學研究》， 2011年第6期
7. 成剛、李婷、朱慶環，高等教育與人才培養關系的探析,《第一資源》，2010年第9期
8. 丁建福、成剛，義務教育財政效率評價:方法及比較，《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0年第2期
9. Cheng Gang，Study on Provincial Compulsory Ecation Financial Equity Based on School-Level Data from One Province ,《Chinese Ecation & Society 》，2009,Vol.42,No.05.
10. Cheng Gang, Lin Tao, Lin Qiaozhen, and Zhu Qinghuan The Measurements of the Equity of Compulsory Ecation Finance in Zhejiang Province ,《Chinese Ecation & Society》， 2009,Vol.42,No.05.
11. 成剛、崔盛,國際金融危機下的中國教育,《教育學術月刊》,2009年第6期。
12. 孫志軍、王善邁、成剛，論現代高等教育財政撥款制度，《教育研究》，2009年第6期。
13. 林濤、成剛，國際視野中的我國主要城市基礎教育公共投入研究，《浙江教育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
14. 吳克明、成剛，教育的收入效應新探：勞動力工作流動的視角，《教育與經濟》，2008年第4期
15. 成剛，省內義務教育財政公平研究—基於西部某省小學數據的經驗分析，《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8年第5期
16. 成剛、林濤、穆素紅，基於SFA的教育部直屬高校成本效率評價，《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8年第6期
17. 成剛，省域義務教育師資均衡研究，《教育學術月刊》，2008年第7期
18. 成剛，我國高校成本效率的研究，《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
19. 成剛、孫志軍，我國高校效率研究——基於教育部直屬高校數據的分析 《經濟學季刊》，2008年第7卷第3期
20. 林濤、成剛，我國義務教育財政公平的經驗研究——基於浙江省普通小學數據的分析，《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8年第3期
21. 林濤、成剛，我國教育經費公平程度的經驗研究，《統計與決策》，2008年第6期
22. CHENG Gang, WU Keming，The internal efficiency in higher ec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economies of scope 'Frontiers of Ecation in China'，2008, 3(1)
23. 成剛、袁佩琦，構建公共教育支出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繼續教育研究》，2007年第6期
24. 成剛、吳克明，我國高校的內部效率研究——基於范圍經濟的分析，《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2007年第2期
25. 成剛、袁佩琦、陳瑾，北京市人均GDP的時間序列分析及預測，《生產力研究》，2007年第3期
26. 成剛，公共財政框架下教育預算制度研究，《教育財會研究》，2006年第6期
27. 成剛，中國高等教育規模經濟的經驗分析，《世界經濟》，2006年第12期
28. 成剛，國外高等教育規模經濟的研究方法述評，《復旦教育論壇》，2006年第6期
29. 成剛，我國高等教育學科成本的計量研究，《南開經濟研究》，2006年第6期
30. 成剛，我國高等教育范圍經濟的實證研究，《經濟科學》，2006年第5期
31. 成剛，高等教育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的研究述評，《理工高教研究》，2006年第5期
32. 成剛，中外高等教育成本函數研究，《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
33. 成剛，促進教育發展的稅收優惠研究，《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第8期
34. 成剛，中國銀行業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實證研究——基於復合成本函數的分析，《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6年第7期
35. 成剛，對我國留學貿易的統計研究與數量分析，《財貿經濟》 2005年第5期
36. 成剛，新世紀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發展戰略的恢宏巨篇——評《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中國高等教育》 2003年第 7期
37. 成剛，對我國留學經濟的分析，《教育科學》，2003年第5期
38. 成剛，運用金融手段擴大非義務教育經費的思考，《教育理論與實踐》，2003年第2期
39. 成剛，金融新產品開發的思考與研究，《農村金融研究》，2001年第11期
40. 成剛，淺析商業銀行金融服務的營銷思路，《企業經濟》，2000年第12期
著作
專著
1. 成剛，《中國高等教育成本結構研究》，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出版
2. 成剛，《中國教育財政公平與效率的經驗研究》， 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出版
參著：
1. 參與《公共財政框架下公共教育財政制度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王善邁等著，2012年
2. 參與《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楊東平主編，2012年
3. 參與《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楊東平主編，2010年
4. 參與《中國義務教育財政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出版，杜育紅、孫志軍等著，2009年
5. 參與《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0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楊東平主編，2009年
6. 參與《深入推進教育公平（200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楊東平主編，2008年
7. 參與《中國教育發展與政策30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張秀蘭主編，2008年
翻譯：
1. 參與《中國教育》第十三章翻譯，袁貴仁主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2013年
2. 第二譯者 《高等教育財政：理論、研究、政策與實踐》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2008年
3. 第二譯者《學校財政-戰略規劃和管理》中國輕工業出版社出版 2005年

『叄』 與財政的地方分權有關的政治現實和經濟功效與公平討論

幾乎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體系都是分為若干級別，通過權力的分配達到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標，因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政關系，一直是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國內外有關的經濟學家，從不同的角度對財政分權問題作出了研究。所謂財政分權是指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稅收權力和支出責任范圍，並允許其自主決定預算支出規模與結構，使處於基層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選擇其所需要的政策類型，並積極參與社會管理，其結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夠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有關財政分權的理論不僅在發達國家得到普遍的重視，許多發展中國家也將財政分權視為打破中央計劃束縛，走上自我持續增長道路的重要手段。

一、傳統財政分權理論基本框架

如果按新古典經濟學的原理，中央政府能夠完全根據居民的偏好、經濟中的產品和服務總量以及資源稟賦供給公共品，從而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一個國家就不可能出現多級政府，也就沒有必要討論財政分權。但是，現實是地方政府不僅實實在在的存在，而且作用很大，基於此西方財政分權理論逐漸產生，傳統的財政分權理論以蒂布特（Tiebout）1956年發表的《地方支出的純理論》為標志，然後馬斯格雷夫（Musgrave）、奧茨（Oates）等經濟學家對此作出補充和發展。

傳統財政分權理論對財政分權的合理性、必要性給出了一定的解釋和說明，其研究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如何將各項財政職能及相應的財政工具在各級政府之間進行適當的分配，核心觀點認為：如果將資源配置的權力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傾斜，那麼通過地方政府間的競爭，能夠使地方政府更好地反映納稅人的偏好，從而加強對政府行為的預算約束，相當程度上改變中央政府在財政政策中存在的不傾聽地方公民意見的狀態。

（一）蒂布特（Tiebout）「以足投票」理論

蒂布特（1956）首先從公共品入手，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動，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會自動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圍，居民的流動性會帶來政府間的競爭，一旦政府不能滿足其要求，那麼居民可以「用腳投票」遷移到自己滿意的地區，結果地方政府要吸引選民，就必須按選民的要求供給公共品，從而可以達到帕累托效率，奧茨及布魯克納（Brueckner）等人的實證研究結果也表明，理性的居民的確要比較享受居住地公共服務的收益與履行納稅義務的成本，在居民的約束下，地方政府有最有效提供公共品的動力。

（二）馬斯格雷夫（Musgrave）的分權思想

馬斯格雷夫（1959）從考察財政的三大職能出發，分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認為：宏觀經濟穩定與收入再分配職能應由中央負責，因為地方政府對宏觀經濟穩定實施控制缺乏充足的財力，另外經濟主體的流動性也嚴重束縛了地方政府進行收入再分配的嘗試；而資源配置政策則應根據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別，在這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適合，更有利於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社會福利水平的改進。他還指出在公共品供給效率和分配的公正性實現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間必要的分權是可行的，這種分權可以通過稅種在各級政府間的分配固定下來，從而賦予地方政府相對獨立的權力。

（三）奧茨（Oates）的分權定理

奧茨在《財政聯邦主義》（1972）一書中，通過一系列假定提出了分散化提供公共品的比較優勢，即奧茨「分權定理」：對某種公共品來說，如果對其消費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並且關於該公共品的單位供給成本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相同，那麼讓地方政府將一個帕累托有效的產出量提供給他們各自的選民則總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體選民提供的任何特定的且一致的產出量有效率得多。因為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眾，更了解其所管轄區選民的效用與需求。也就是說，如果下級政府能夠和上級政府提供同樣的公共品，那麼由下級政府提供則效率會更高。

由於奧茨分權定理的證明是建立在偏好差異和中央政府等份供給公共品的假定上，這些限制性條件似乎有點強加於人，很難使人信服，後續的研究對此作出了進一步的說明。Oates（1999）指出在完全信息條件下，中央政府就很可能根據各地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產出，以使社會福利最大化，此時也就無財政分權存在的必要性，但現實是，由於信息不對稱的客觀存在，地方政府對其轄區內居民的偏好、公共品提供的成本比中央政府了解的多，更具有信息優勢；迫於一些政治壓力也限制了中央政府對某地提供相對於其他地方來說更高的公共品和服務，這些因素使得中央政府等份提供公共品的假定可以成立。另外，分權與地方政府之間對公共品的需求差異以及供給成本的差異有關，即使政府供給公共品的成本相同，只要需求不同，中央政府統一供給帶來的福利損失將隨著公共品需求價格彈性的下降而增加，而大量實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公共品的需求價格彈性恰恰很低。

有關傳統財政分權理論的解釋，除此之外，還有斯蒂格勒的「菜單」理論、特里西的偏好誤差理論以及布坎南的分權俱樂部理論。

二、新一代財政分權理論

新一代財政分權理論，在分權框架上引入了激勵相容與機制設計學說，是當代微觀經濟學的最新進展在財政學中的運用，這種新的分權理論是以錢穎一和羅蘭（QianandRoland）、溫格斯特（B.Wein gast，）與懷爾德森（D.E.Wildasin）近年來所發表的論文為代表，他們在財政分權問題上更關注的是如何設計出一套機制以實現對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激勵。

錢穎一等人（1997）藉助新廠商理論打開了政府這個「黑箱」，從而構建了第二代財政分權理論。他們認為傳統分權理論只從地方政府的信息優勢說明了分權的好處，但沒有充分說明分權的機制，特別是對政府官員忠於職守的假設存在問題。事實上，政府和政府官員都有自己的物質利益，和企業經理人相類似，政府官員只要缺乏約束就會有尋租行為，所以一個有效的政府結構應該實現官員和地方居民福利之間的激勵相容。

在市場化問題上，政府應該用某種承諾來提供「正的」和「負的」激勵，前者用來防止政府的掠奪性行為，後者用來懲罰預算軟約束。在分權狀態下，放棄事後的信息使用權，減少底層決策者與高層領導者過渡的信息傳遞，以及對上層權威的限制，將對地方政府產生正的激勵，另一方面，權力的分散也有助於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的硬化。在「保持市場化的聯邦主義」下，銀行控制著信貸，地方政府卻無權干預，因此政府不能通過無限度地借錢來保護落後企業，從而帶來預算約束的硬化。另外，政府間的競爭還對地方政府隨意干預市場構成約束，區域政府間的競爭限制了官員的掠奪性行為，因為要素（特別是外資）是可以用流動的方式來躲避地方政府的過渡管轄，要素的流動還增大了地方政府補助落後企業的成本。

新一代財政分權理論還對財政聯邦主義的可持續性問題作出了進一步的研究，並成為其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錢穎一等人指出，財政分權有助於政府可靠的維護市場，但要達到這種效果，聯邦主義政策的實行必須是可持續的，這種可持續性的產生需要政府具有自我強制機制予以保證，政府官員必須有遵守聯邦主義規則的激勵。並指出，若要使財政聯邦主義持續、穩定的發揮作用，必須具備兩點：即必須給中央監督下級政府逃避責任的充分資源；同時地方政府必須具有通過一致反對中央政府濫用權力的監督手段。

三、財政分權理論的最新發展

從世界范圍來看，分權已成為了一種大趨勢，當然對分權理論的研究已超出了財政領域，越來越關注其對其他社會、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實驗聯邦主義和制度創新

奧茨指出：在不完全信息下，地方政府通過邊做邊學，可以從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各種實驗中得到潛在的利益，由於地方政府對當地居民的偏好和資源條件更了解，在財政分權下，地方政府就有可能找到與地方相適應的制度安排，其中蘊含的制度知識還可能通過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而擴散出去，從而間接地促進其他地方的制度創新。這樣通過地方之間開展的各種制度創新實驗，最終促進了公共政策制定上的「技術進步」。這也就是許多國家將原本由中央掌握的社會保障方面的權利下放地方，進行福利改革的原因之一，承認原有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失敗，希望能藉助「地方政府」這一「實驗室」，試圖找到能發揮作用的新的社會保障制度。

就目前來說，有關實驗聯邦主義的理論還比較缺少，還難以指導實證研究，當然，地方政府在採用一項新政策時，會產生有用的信息，帶來信息的正外部性（Strumpf，1997）。因而也會弱化地方政府制度創新的內在動力，如果從這個角度講，我們還無法肯定到底是集權還是分權能帶來更多的制度創新。此時，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政策就非常重要了，中央政府可以通過轉移支付來調節地方政府制度創新的收益和成本，以確保地方政府創新的動力。

（二）財政分權與官員腐敗

RaymondFisman、RobertaGatti指出近些年來，一些經濟學家也有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考察了財政分權，有關財政分權與政府官員腐敗的關系，在制度設計方面引起了很大的爭論，現有的一些理論都認為二者之間存在很強的關系：Buennan和Buchanan（1980）就強調政府間競爭會降低政府官員在提供公共服務過程中尋租的能力。Jinetal （1999）認為地方政府間競爭會抑制他們建立干預和扭曲資源配置的政策。PerssonandTabellini（2000），認為在分權下，政府官員作為代理者，必須對單一管轄區內某一特定的任務負責，所以評價其業績就相對容易得多，他們的努力和報酬就可以直接掛鉤，這種制度設計使得政府官員必須直接為其行為負責，也使得政府官員更願意承擔責任，這種直接的責任能改善政府官員的業績；而在集權下，評價政府官員的業績比較困難，使得他們的努力與回報難以掛鉤，腐敗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但是這些理論都缺乏相關的實證研究，RaymondFisman、RobertaGatti（2002）通過系統的實證研究，考察了二者的關系，他們認為財政分權的形式對抑制政府官員的腐敗起到很大的作用，政府間在財政支出方面的分權將能帶來較低的官員腐敗。

（三）財政分權對環境質量的影響

通過財政分權，由地方政府分散化提供公共物品這一觀點在理論和實踐中，都得到了廣泛的認可，但是由此也帶來了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即分權下地方政府的競爭會導致環境質量下降。在分權制下，地方政府之間為了吸引企業投資，往往會採取減低稅負的策略，收入的降低可能導致公共品支出的下降，從而使得公共服務的產出達不到帕累托水平。公共服務下降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環境質量的下降：地方政府為發展本社區的經濟，會降低環境質量標准以減輕轄區內企業治理污染的成本，結果轄區間政府競爭會導致過度的環境惡化，為此有人建議環境問題應該由中央政府統一管制，以避免地方政府競爭的不良影響。不過，雷武力（Rivlin）指出，分稅制的改革可以弱化地方政府競爭的不良後果，其設想是把增值稅作為各個地方的共享稅，由於增值稅是針對企業經營活動的結果徵收的，如果地方政府共享這一稅種，單個地方政府就沒有必要通過降低稅率來吸引投資者，對各個管轄區來說，來自增值稅的稅負是統一的。

但在奧茨等人的理論模型中，地方政府不僅向當地居民提供作為消費的公共品，而且也向企業和居民提供公共投入，這些投入可以提高當地企業的生產效率，並改進當地的環境質量。所以，地方政府的競爭所帶來的利與弊都是有條件的，如果地方政府真正代表選民的利益，那麼就要把選民對環境質量的偏好考慮進來，均衡時選民自己選擇一個恰當的環境質量和就業水平組合。

四、總結和評論

西方財政分權理論對政府間分權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政府間財政職能和財政工具的分配、政府維護市場的激勵機制設計及聯邦主義的可持續性等問題都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討，特別是隨著前計劃體制國家的經濟轉軌和發達國家的經濟轉型，使財政分權理論日益受到關注，而且討論的內容已不再局限於財政領域，而是更多地考慮了財政分權對其他的社會、經濟問題的影響，如環境質量問題，福利改革，官僚腐敗等等。由於財政分權所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所以單純地說絕對的分權或是絕對的集權體制都是不科學的，而是應當通過集中與分散、集權與分權格局的合理設定，使財政體制的運行做到和諧、有效，並在中央和地方各司其職的同時，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集權的財政體制是不利於制度創新和公共品供給的，我國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盡管有關中國的經濟增長與財政分權是否正相關的問題，經濟學家的研究還存在差異），但我國1994年的稅制改革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分權體制，由於當前各級政府間職能尚未理順，財政「缺位」、「越位」和「錯位」的現象普遍存在的情況下，中央政府還是具有制定政策的主動權，甚至還可以隨意修改游戲規則；政府間財政關系缺乏明確的法律基礎，使得中央政府在財政體制的改革中，掌握較大的傾斜主動權。此外，我國目前民主決策機制尚不完善，幾乎所有的財政競爭措施的實施，主要表現為地區政府行為，而非真正意義的民主意志和利益的體現，加之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也使居民難以進行「用腳投票」輕易離開居住的轄區，致使各級政府公共支出結構和支出水平趨於合理的機制在我國尚難正常實行。未來財政體制改革的重點仍將是：進一步理順政府職能，科學劃分各級政府事權、財權、課稅權的邊界，減少直到消除財政「缺位」、「越位」和「錯位」的現象；中央政府應逐步建立各級政府間的有效協調機制，也就是建立政府間合理規模的公平補償機制；確保中央政府具有提供純公共品和進行宏觀調控所需充足資源前提下，應不斷弱化上級政府行政命令干預，逐步做到各級政府決策的經濟結果內部化，同時，逐步增大地方政府在中央的代表性，不僅允許下級政府有充分表達意見的權利，更有下級政府抵制上級政府掠奪能力的機制。

『肆』 財政分權理論的理論基礎

財政分權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是地方公共財政得以存在的基礎。在西方公共財政理論文獻中，西方財政學家主要是從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空間特點入手，論證多級政府以及財政分權的必要性，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有：
(一)斯蒂格勒最優分權模式菜單 斯蒂格勒(Stider)認為，可以從兩條原則出發闡明地方政府存在的必要性：一是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公眾，更了解轄區內居民對公共服務的選擇偏好及效用；二是一國國內不同的人們有權利對不同種類與不同數量的公共服務進行投票表決，與之相適應，不同種類與不同數量的服務要求由不同級次、不同區域的政府來提供。
(二)奧茨的分權定理 奧茨(Oates)通過一系列假定，將社會福利最大化表達為一個線性規劃，並求解得出資源配置處於社會福利最大化時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分析這個模型附加的限制條件時發現，在等量提供公共產品這個限制條件下，某種公共產品由地方政府提供優越於中央政府：「關於該物品的每一個產出量的提供成本無論對中央政府還是對地方政府來說都是相同的——那麼，讓地方政府將一個帕累托有效的產出量提供給它們各自的選民，則總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體選民提供任何特定的並且一致的產出量有效得多。」這就是所謂的奧茨分權定理。
(三)分權「俱樂部」理論 布坎南（Buchanar）叫運用「俱樂部」理論來解釋最優地方政府管轄范圍的形成問題，麥圭爾(MeGu比)運用簡單模型加以具體論證。所謂「俱樂部」理論，簡要地說就是把社區比作俱樂部，研究在面臨外部因素的條件下，任何一個俱樂部如何確定其最優成員數量。其理論核心有兩個方面：一方面，隨著俱樂部新成員的增加，原有俱樂部成員所承擔的成本會由更多的新成員分擔；另一方面，新成員加入的過多會隨之增加擁擠成本，產生外部負效應。顯然，一個俱樂部的最佳規模，應確定在外部負效應所產生的擁擠成本等於由新成員分擔成本所帶來節約的均衡點上。
(四)偏好誤識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特里西presch)從理論上提出了偏好誤識問題。他認為由於信息不完全，中央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過程中存在著失誤的可能性，易造成對公共產品的過量提供或提供不足。而由地方政府來提供公共產品，社會福利才有可能達到最大化。
(五)「用腳投票」理論 蒂伯特(Tiebout)的「用腳投票」理論認為，個人在各管轄區之間的移動，產生了一個類似市場的解決公共產品有效供給的方法。為實現效用最大化目標，個人通過「用腳投票」的遷移，選擇能夠提供給他們最滿意的公共服務與稅收組合的區域居住，每個人可以得到接近於其偏好的提供水平；而同時，各區域之間通過相互模仿，相互學習，會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這個理論說明了，在地方政府之間存在競爭機制，由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使得中央政府統一提供公共服務帶來的非效率性極大降低了。
近十幾年來，隨著各國經濟民主化和分級財政制度的改革，傳統的財政分權理論不斷得到充實與完善。新一代的財政分權理論沿襲了傳統理論的指導原則，但在分析框架和方法上有所拓展，如已不周於公共產品層次性和市場供求關系的分析套路，而是引入當代政治學、經濟學，特別是經濟管理科學的最新成果，運用激勵相容與機制設計學說、委託一代理關系等研究框架，從而將政府間財政關系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較有建樹和影響的論述主要有：
(六)鼓勵政府間競爭說 羅森(Rosen)、麥金農(Mckinnon)等人認為，實行多級政府結構及財政分權能夠強化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本身的激勵機制，鼓勵它們之間的競爭。因為，如果公民能夠在社區間選擇，那麼真正管理的不當會使公民決定移居到其他地方，這個威脅會為政府管理者們更有效地執政帶來激勵，使他們更加關心公民的意願。再有，如果地方政府對經濟活動干預過多，會使有價值的投資活動轉向政府幹預較少的區域，因此，地方之間的競爭會減少不適當的干預，提高經濟效率。由於地方財政收入與支出掛鉤，這會促進地方政府努力繁榮本地區經濟。綜合上述，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活動，就能夠在相當程度上與經濟當事人(企業)形成一種激勵——風險上分享或共擔的關系。
(七)政策實驗與創新論 奧茨、羅森等人提出，多級次政府的存在有利於更多地提供政策實驗與創新的機會。其理由是，如果在中央一級進行政策實驗，其項目管理者僅一人，而在分級層次上實驗，管理者是數個人，在多數人中顯然會比一個人更易於產生創新性政策主張。在地方層次上進行政策實驗也更易於繞過中央層次上難以克服的各種政治性障礙。
(八)改善政府機構的控制說 金(King)認為，如果以集權的方式由中央政府行使所有職能，而不是分級行使，那麼每一位官員會面對過多的工作，由於信息不充分等原因，會使政府機構陷入低效率運行狀態。政府職能分級行使，明確劃分責權，則可以改善政府機構的工作效率，解決政府機構中控制與激勵之間的權衡問題。這種觀點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公共選擇學派關於財政分權有利於保持政府適度規模的理論。再者，金還對一個公認的財政分權定理提出了修正。即：如果居民對政府提供服務的需求偏好存在很大的差異性，而且具有相似需求偏好的居民是居住在一起的，那麼公共服務的分級提供就是必要的，並要求建立多級次政府。金對此作出的修正是：即使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偏好不存在地理位置上的差異性，就一般而論，分級提供也是必要的，會比集中提供產生更大的福利收益。他論證的基本點是，轄區規模與人們的需求偏好不是固定不變的，隨著轄區規模擴大及人們需求偏好多樣性的變化，集中提供不可避免地會發生福利損失，在這種情況下，分級提供效果更佳。盡管如此，金還是從現實主義的立場出發，客觀地指出，不可以將財政分權理論絕對化。因為在現實世界中，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地方政府是依據這些理論假說或模型建立的，甚至是跟這些理論假說一點關系都沒有，而是由各國不同的政治、經濟、民族、文化、歷史、傳統等多種因素決定的，各國財政支出的安排、公共服務的提供也各有自己的特點。也就是說，應當把財政分權理論看作一種理想模式。

『伍』 公共經濟學 財政分權有什麼好處

就是很多好處

『陸』 什麼是財政分權

給你介紹一篇文章，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

財政分權理論綜述

2006-5-18 9:23

關鍵詞：財政分權；財政聯邦主義；維持市場化

幾乎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體系都是分為若干級別，通過權力的分配達到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標，因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政關系，一直是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國內外有關的經濟學家，從不同的角度對財政分權問題作出了研究。所謂財政分權是指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稅收權力和支出責任范圍，並允許其自主決定預算支出規模與結構，使處於基層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選擇其所需要的政策類型，並積極參與社會管理，其結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夠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有關財政分權的理論不僅在發達國家得到普遍的重視，許多發展中國家也將財政分權視為打破中央計劃束縛，走上自我持續增長道路的重要手段。

一、傳統財政分權理論基本框架

如果按新古典經濟學的原理，中央政府能夠完全根據居民的偏好、經濟中的產品和服務總量以及資源稟賦供給公共品，從而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一個國家就不可能出現多級政府，也就沒有必要討論財政分權。但是，現實是地方政府不僅實實在在的存在，而且作用很大，基於此西方財政分權理論逐漸產生，傳統的財政分權理論以蒂布特（Tiebout）1956年發表的《地方支出的純理論》為標志，然後馬斯格雷夫（Musgrave）、奧茨（Oates）等經濟學家對此作出補充和發展。

傳統財政分權理論對財政分權的合理性、必要性給出了一定的解釋和說明，其研究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如何將各項財政職能及相應的財政工具在各級政府之間進行適當的分配，核心觀點認為：如果將資源配置的權力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傾斜，那麼通過地方政府間的競爭，能夠使地方政府更好地反映納稅人的偏好，從而加強對政府行為的預算約束，相當程度上改變中央政府在財政政策中存在的不傾聽地方公民意見的狀態。

（一）蒂布特（Tiebout）「以足投票」理論

蒂布特（1956）首先從公共品入手，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動，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會自動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圍，居民的流動性會帶來政府間的競爭，一旦政府不能滿足其要求，那麼居民可以「用腳投票」遷移到自己滿意的地區，結果地方政府要吸引選民，就必須按選民的要求供給公共品，從而可以達到帕累托效率，奧茨及布魯克納（Brueckner）等人的實證研究結果也表明，理性的居民的確要比較享受居住地公共服務的收益與履行納稅義務的成本，在居民的約束下，地方政府有最有效提供公共品的動力。

（二）馬斯格雷夫（Musgrave）的分權思想

馬斯格雷夫（1959）從考察財政的三大職能出發，分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認為：宏觀經濟穩定與收入再分配職能應由中央負責，因為地方政府對宏觀經濟穩定實施控制缺乏充足的財力，另外經濟主體的流動性也嚴重束縛了地方政府進行收入再分配的嘗試；而資源配置政策則應根據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別，在這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適合，更有利於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社會福利水平的改進。他還指出在公共品供給效率和分配的公正性實現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間必要的分權是可行的，這種分權可以通過稅種在各級政府間的分配固定下來，從而賦予地方政府相對獨立的權力。

（三）奧茨（Oates）的分權定理

奧茨在《財政聯邦主義》（1972）一書中，通過一系列假定提出了分散化提供公共品的比較優勢，即奧茨「分權定理」：對某種公共品來說，如果對其消費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並且關於該公共品的單位供給成本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相同，那麼讓地方政府將一個帕累托有效的產出量提供給他們各自的選民則總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體選民提供的任何特定的且一致的產出量有效率得多。因為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眾，更了解其所管轄區選民的效用與需求。也就是說，如果下級政府能夠和上級政府提供同樣的公共品，那麼由下級政府提供則效率會更高。

由於奧茨分權定理的證明是建立在偏好差異和中央政府等份供給公共品的假定上，這些限制性條件似乎有點強加於人，很難使人信服，後續的研究對此作出了進一步的說明。Oates（1999）指出在完全信息條件下，中央政府就很可能根據各地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產出，以使社會福利最大化，此時也就無財政分權存在的必要性，但現實是，由於信息不對稱的客觀存在，地方政府對其轄區內居民的偏好、公共品提供的成本比中央政府了解的多，更具有信息優勢；迫於一些政治壓力也限制了中央政府對某地提供相對於其他地方來說更高的公共品和服務，這些因素使得中央政府等份提供公共品的假定可以成立。另外，分權與地方政府之間對公共品的需求差異以及供給成本的差異有關，即使政府供給公共品的成本相同，只要需求不同，中央政府統一供給帶來的福利損失將隨著公共品需求價格彈性的下降而增加，而大量實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公共品的需求價格彈性恰恰很低。

有關傳統財政分權理論的解釋，除此之外，還有斯蒂格勒的「菜單」理論、特里西的偏好誤差理論以及布坎南的分權俱樂部理論。

二、新一代財政分權理論

新一代財政分權理論，在分權框架上引入了激勵相容與機制設計學說，是當代微觀經濟學的最新進展在財政學中的運用，這種新的分權理論是以錢穎一和羅蘭（QianandRoland）、溫格斯特（B.Wein gast，）與懷爾德森（D.E.Wildasin）近年來所發表的論文為代表，他們在財政分權問題上更關注的是如何設計出一套機制以實現對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激勵。

錢穎一等人（1997）藉助新廠商理論打開了政府這個「黑箱」，從而構建了第二代財政分權理論。他們認為傳統分權理論只從地方政府的信息優勢說明了分權的好處，但沒有充分說明分權的機制，特別是對政府官員忠於職守的假設存在問題。事實上，政府和政府官員都有自己的物質利益，和企業經理人相類似，政府官員只要缺乏約束就會有尋租行為，所以一個有效的政府結構應該實現官員和地方居民福利之間的激勵相容。

在市場化問題上，政府應該用某種承諾來提供「正的」和「負的」激勵，前者用來防止政府的掠奪性行為，後者用來懲罰預算軟約束。在分權狀態下，放棄事後的信息使用權，減少底層決策者與高層領導者過渡的信息傳遞，以及對上層權威的限制，將對地方政府產生正的激勵，另一方面，權力的分散也有助於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的硬化。在「保持市場化的聯邦主義」下，銀行控制著信貸，地方政府卻無權干預，因此政府不能通過無限度地借錢來保護落後企業，從而帶來預算約束的硬化。另外，政府間的競爭還對地方政府隨意干預市場構成約束，區域政府間的競爭限制了官員的掠奪性行為，因為要素（特別是外資）是可以用流動的方式來躲避地方政府的過渡管轄，要素的流動還增大了地方政府補助落後企業的成本。

新一代財政分權理論還對財政聯邦主義的可持續性問題作出了進一步的研究，並成為其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錢穎一等人指出，財政分權有助於政府可靠的維護市場，但要達到這種效果，聯邦主義政策的實行必須是可持續的，這種可持續性的產生需要政府具有自我強制機制予以保證，政府官員必須有遵守聯邦主義規則的激勵。並指出，若要使財政聯邦主義持續、穩定的發揮作用，必須具備兩點：即必須給中央監督下級政府逃避責任的充分資源；同時地方政府必須具有通過一致反對中央政府濫用權力的監督手段。

三、財政分權理論的最新發展

從世界范圍來看，分權已成為了一種大趨勢，當然對分權理論的研究已超出了財政領域，越來越關注其對其他社會、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實驗聯邦主義和制度創新

奧茨指出：在不完全信息下，地方政府通過邊做邊學，可以從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各種實驗中得到潛在的利益，由於地方政府對當地居民的偏好和資源條件更了解，在財政分權下，地方政府就有可能找到與地方相適應的制度安排，其中蘊含的制度知識還可能通過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而擴散出去，從而間接地促進其他地方的制度創新。這樣通過地方之間開展的各種制度創新實驗，最終促進了公共政策制定上的「技術進步」。這也就是許多國家將原本由中央掌握的社會保障方面的權利下放地方，進行福利改革的原因之一，承認原有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失敗，希望能藉助「地方政府」這一「實驗室」，試圖找到能發揮作用的新的社會保障制度。

就目前來說，有關實驗聯邦主義的理論還比較缺少，還難以指導實證研究，當然，地方政府在採用一項新政策時，會產生有用的信息，帶來信息的正外部性（Strumpf，1997）。因而也會弱化地方政府制度創新的內在動力，如果從這個角度講，我們還無法肯定到底是集權還是分權能帶來更多的制度創新。此時，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政策就非常重要了，中央政府可以通過轉移支付來調節地方政府制度創新的收益和成本，以確保地方政府創新的動力。

（二）財政分權與官員腐敗

RaymondFisman、RobertaGatti指出近些年來，一些經濟學家也有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考察了財政分權，有關財政分權與政府官員腐敗的關系，在制度設計方面引起了很大的爭論，現有的一些理論都認為二者之間存在很強的關系：Buennan和Buchanan（1980）就強調政府間競爭會降低政府官員在提供公共服務過程中尋租的能力。Jinetal （1999）認為地方政府間競爭會抑制他們建立干預和扭曲資源配置的政策。PerssonandTabellini（2000），認為在分權下，政府官員作為代理者，必須對單一管轄區內某一特定的任務負責，所以評價其業績就相對容易得多，他們的努力和報酬就可以直接掛鉤，這種制度設計使得政府官員必須直接為其行為負責，也使得政府官員更願意承擔責任，這種直接的責任能改善政府官員的業績；而在集權下，評價政府官員的業績比較困難，使得他們的努力與回報難以掛鉤，腐敗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但是這些理論都缺乏相關的實證研究，RaymondFisman、RobertaGatti（2002）通過系統的實證研究，考察了二者的關系，他們認為財政分權的形式對抑制政府官員的腐敗起到很大的作用，政府間在財政支出方面的分權將能帶來較低的官員腐敗。

（三）財政分權對環境質量的影響

通過財政分權，由地方政府分散化提供公共物品這一觀點在理論和實踐中，都得到了廣泛的認可，但是由此也帶來了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即分權下地方政府的競爭會導致環境質量下降。在分權制下，地方政府之間為了吸引企業投資，往往會採取減低稅負的策略，收入的降低可能導致公共品支出的下降，從而使得公共服務的產出達不到帕累托水平。公共服務下降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環境質量的下降：地方政府為發展本社區的經濟，會降低環境質量標准以減輕轄區內企業治理污染的成本，結果轄區間政府競爭會導致過度的環境惡化，為此有人建議環境問題應該由中央政府統一管制，以避免地方政府競爭的不良影響。不過，雷武力（Rivlin）指出，分稅制的改革可以弱化地方政府競爭的不良後果，其設想是把增值稅作為各個地方的共享稅，由於增值稅是針對企業經營活動的結果徵收的，如果地方政府共享這一稅種，單個地方政府就沒有必要通過降低稅率來吸引投資者，對各個管轄區來說，來自增值稅的稅負是統一的。

但在奧茨等人的理論模型中，地方政府不僅向當地居民提供作為消費的公共品，而且也向企業和居民提供公共投入，這些投入可以提高當地企業的生產效率，並改進當地的環境質量。所以，地方政府的競爭所帶來的利與弊都是有條件的，如果地方政府真正代表選民的利益，那麼就要把選民對環境質量的偏好考慮進來，均衡時選民自己選擇一個恰當的環境質量和就業水平組合。

四、總結和評論

西方財政分權理論對政府間分權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政府間財政職能和財政工具的分配、政府維護市場的激勵機制設計及聯邦主義的可持續性等問題都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討，特別是隨著前計劃體制國家的經濟轉軌和發達國家的經濟轉型，使財政分權理論日益受到關注，而且討論的內容已不再局限於財政領域，而是更多地考慮了財政分權對其他的社會、經濟問題的影響，如環境質量問題，福利改革，官僚腐敗等等。由於財政分權所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所以單純地說絕對的分權或是絕對的集權體制都是不科學的，而是應當通過集中與分散、集權與分權格局的合理設定，使財政體制的運行做到和諧、有效，並在中央和地方各司其職的同時，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集權的財政體制是不利於制度創新和公共品供給的，我國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盡管有關中國的經濟增長與財政分權是否正相關的問題，經濟學家的研究還存在差異），但我國1994年的稅制改革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分權體制，由於當前各級政府間職能尚未理順，財政「缺位」、「越位」和「錯位」的現象普遍存在的情況下，中央政府還是具有制定政策的主動權，甚至還可以隨意修改游戲規則；政府間財政關系缺乏明確的法律基礎，使得中央政府在財政體制的改革中，掌握較大的傾斜主動權。此外，我國目前民主決策機制尚不完善，幾乎所有的財政競爭措施的實施，主要表現為地區政府行為，而非真正意義的民主意志和利益的體現，加之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也使居民難以進行「用腳投票」輕易離開居住的轄區，致使各級政府公共支出結構和支出水平趨於合理的機制在我國尚難正常實行。未來財政體制改革的重點仍將是：進一步理順政府職能，科學劃分各級政府事權、財權、課稅權的邊界，減少直到消除財政「缺位」、「越位」和「錯位」的現象；中央政府應逐步建立各級政府間的有效協調機制，也就是建立政府間合理規模的公平補償機制；確保中央政府具有提供純公共品和進行宏觀調控所需充足資源前提下，應不斷弱化上級政府行政命令干預，逐步做到各級政府決策的經濟結果內部化，同時，逐步增大地方政府在中央的代表性，不僅允許下級政府有充分表達意見的權利，更有下級政府抵制上級政府掠奪能力的機制。

『柒』 郭慶旺的學術成果

1990，《稅收支出簡論》，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1992，《稅收支出理論與實踐》，經濟管理出版社
1993，《財政赤字經濟分析》，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3，《現代西方財政政策概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1994，《當代西方稅收學》，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1995，《稅收與經濟發展》，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1995，《現代經濟增長模型比較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1996，《公司稅制國際比較》，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1997，《財政政策導論》，（台灣）五南出版公司
1999，《財政理論與政策：當前若乾重大問題探討》，經濟科學出版社；
1999，《公共經濟學大辭典》，經濟科學出版社
2001，《世界稅制改革理論與實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2，《科教興國的財政政策選擇》，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04，《積極財政政策及其與貨幣政策配合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積極財政政策效果及淡出策略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全球經濟調整中的中國經濟增長與財政政策定位》（第二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2，《中國地方政府規模和結構優化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譯著：
1996，《稅收歸宿── 一般均衡方法》（凱樂著），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1998，《資本所得課稅與資源配置》（斯恩著），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1998．《尋求發展的稅收》（小劉易斯著），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00，《公共部門經濟學前沿問題》（傑克遜主編），中國稅務出版社
2000，《經濟增長與財政政策》（格雷納著），經濟科學出版社
2000，2003，2007，《社會問題經濟學》（夏普等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1，《經濟政策原理》（阿克塞拉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1，《美國稅制改革的經濟影響》（艾倫等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2，2005，2007，《經濟學》（斯羅曼著），經濟科學出版社
2005，《公共部門經濟學》（斯蒂格利茨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5，《世界宏觀經濟學》（弗蘭克爾等著），經濟科學出版社
2005，《貨幣經濟學》（漢達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財政學》（羅森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宏觀經濟學》（威廉森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9，《政治經濟學網路全書》（奧哈拉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國家級教材
2002，《財政學》（教育部「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財政理論與政策》（教育部研究生推薦教材），經濟科學出版社
2006，《公共經濟學》（普通高教「十五」、「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自1983年至今發表學術論文140餘篇，其中主要論文有：
1986，《試論我國稅制的目標模式問題》，《財經問題研究》第4期
1988，《無償性仍是社會主義財政分配的基本特徵》，《財經問題研究》第1期
1988，《西方國家個人所得稅制的問題及其改革》，《外國經濟管理》第2期
1988，《關於外部沖擊的財政對策思考》，《經濟縱橫》第11期
1989，《附加福利及其課稅》，《財政研究》第1期
1989，《稅收支出及其控制》，《外國經濟管理》第4期
1989，《日本財政投融資制度初探》，《現代日本經濟》第6期
1990，《卡爾多經濟增長模型述評》，《財經問題研究》第2期
1990，《日本的預算制度初探》，《現代日本經濟》第4期
1991，《論稅收支出的特性》，《財經問題研究》第2期
1991，《促進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分析》，《當代經濟科學》第5期
1992，《污染課稅問題初探》，《當代經濟科學》第5期
1992，《試論財政不平衡的客觀性》，《財政研究》第9期
1993，《排擠效應理論述評》，《經濟學動態》第2期
1993，《論間接稅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財經問題研究》第5期
1993，《財政赤字學說述評》，《經濟學動態》第8期
1993，《論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稅制改革》，《財貿經濟》第10期
1993，《論財政赤字對資本形成的影響》，《經濟研究》第11期
1994，《實現最優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論》，《財政研究》第4期
1994，《減稅、搞活國有企業與提高財政收入比重》，《財經問題研究》第6 期
1994，《論財政赤字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經濟研究》第10期
1994，《論稅收與收入分配公平》，《財經問題研究》第12期
1995，《最適課稅論：所得課稅與商品課稅的比較》，《財經問題研究》第7期
1995，《最適所得課稅》，《財經問題研究》第8期
1996，《論公債對總需求的影響》，《財政研究》第4期
1997，《論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財貿經濟》第2期
1997，《最適商品課稅》，《財經問題研究》第6期
1997， China:Tax Sharing Reform and Its Impacts,
Asia-Pacific Tax Bulletin(IBFD),No.7.
1998，《李嘉圖對等定理的分析》，《財政研究》第5期
1998，《內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財貿經濟》第11期
1998，《公共財政論質疑》，《財政研究》第11期
1998，《論財政支出規模的增長趨勢》，《財貿經濟》第12期
1999，《論我國財政赤字的拉動效應》，《財貿經濟》第6期
1999，《政府儲蓄的經濟分析》，《管理世界》第6期
1999，《促進經濟穩定與長期增長的財政政策》，《財政研究》第8期
1999，《公共財政論再質疑》，《財政研究》第12期
2000，《不同匯率制度下的財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財貿經濟》第3期
2000，《現行稅制如何應對入世的挑戰》，《稅務研究》第10期
2000，《論公債管理政策》，《財貿經濟》第12期
2001，《世界性稅制改革的現實思路》（上、下），《涉外稅務》第2、3期
2001，《最適課稅理論及對我國稅制建設的啟示》，《財政研究》第5期
2002，《中國財政赤字的規模與作用》，《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第2期
2002，《我國的稅收收入規模研究》，《稅務研究》第3期
2002，《開征社會保障稅的深層次思考》，《稅務研究》第10期
2003，《我國的財政赤字「過大」嗎？》，《財貿經濟》第8期
2003，《李嘉圖等價定理的實證分析：協整方法》，《財政研究》第9期
2003，《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增長》，《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第11期
2004，《中國潛在產出與產出缺口的估算》，《經濟研究》第5期
2004，《中國周期性赤字和結構性赤字的估算》，《財貿經濟》第6期
2004，《中國經濟波動的解釋：投資沖擊與全要素生產率沖擊》，《管理世界》第7期
2004，《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財政研究》第8期
2004，《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調整對稅收增長的影響》，《涉外稅務》第9期
2004，《十年來稅制運行的基本特徵分析》，《稅務研究》第11期
2005，《論宏觀經濟穩定政策》，《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第3期
2005，《財政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實證分析》，《財貿經濟》第4期
2005，《中國省份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分析》，《世界經濟》第5期
2005，《中國全要素增長率的估算：1979－2004》，《經濟研究》第6期
2005，《積極財政政策對區域經濟增長與差異的影響》，《中國軟科學》第7期
2005，《中國省份經濟周期的動態因素分析》，《管理世界》第11期
2006，《中國區域經濟趨同與差異的因素貢獻分析》，《財貿經濟》第2期
2006，《基礎設施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第3期
2006，《地方政府行為、投資沖動與宏觀經濟穩定》，《管理世界》第5期
2006，《穩健財政政策的非凱恩斯效應及其可持續性》，《中國社會科學》第5期
2006，《政府公共資本投資的長期經濟增長效應分析》，《經濟研究》第7期
2006，《資本性支出分權、公共資本投資構成與經濟增長》（第二作者），《經濟研究》第12期
2007，《中國經濟周期運行特點及捌點識別分析》，《財貿經濟》第6期
2007，《財政政策與宏觀經濟穩定：情勢轉換視角》，《管理世界》第5期
2007，《中國傳統文化信念、人力資本積累與家庭養老保障機制》，《經濟研究》第8期
2007，《資本積累與技術進步的動態融合》（第三作者），《經濟研究》第11期
，《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與地方公共服務提供》，《世界經濟》第9期
2008，《政府間財政收支責任安排的地區增長效應》（第二作者），《經濟研究》第6期
2009，《公共教育政策、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本溢價》，《經濟研究》第10期
2009，《地方政府間策略互動行為、財政支出競爭與地區經濟增長》，《管理世界》第10期
2009，《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與地區經濟增長》，《世界經濟》第12期
2010，《財政分權、政府組織結構與地方政府支出規模》，《經濟研究》第11期
2010，《市場權力、財政支出結構與最優財政貨幣政策》（第二作者），《經濟研究》第4期
2010，《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激勵效應與地區間財政支出競爭》，《財貿經濟》第11期
2011，《中國稅收高速增長的源泉：稅收能力和稅收努力框架下的解釋》，《中國社會科學》第2期
2011，《論稅收對要素收入分配的影響》，《經濟研究》第6期
2011，《財政規則、經濟增長與政府債務規模》，《世界經濟》第1期
2011，《傳統文化信念、社會保障與經濟增長》，《世界經濟》第8期
2011，《財政分權、政府治理結構和縣級地方政府財政解困》，《管理世界》第1期
2011，Mix of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Rules and inflation Dynamics in China，Journal of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19. No.5. 47-66 .
2012，《論要素收入分配對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第12期
2012，《中國要素收入分配的測算》，《經濟研究》第10期
2012，《地方政府投資競爭與經濟周期波動》，《世界經濟》第5期
2012，《財政支出類型、財政政策作用機理與最優財政貨幣政策規則》，《世界經濟》第11期
2012，《地方政府支出行為的周期特徵及其制度根源》，《管理世界》第2期
2012，《有關稅收公平收入分配的幾個深層次問題》，《財貿經濟》第8期 1994，《財政赤字經濟分析》，遼寧省第四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1994，《實現最優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論》，遼寧省第四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1995，《當代西方稅收學》，國家稅務總局第一屆稅收類優秀教材中青年獎
1998，《稅收與經濟發展》，教育部第二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
1998，《論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北京市第五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2000，《公共經濟學大辭典》，北京市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2002，《財政理論與政策》，教育部第三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三等獎
2008，《積極財政政策效果及淡出策略研究》，北京市第十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2009，《積極財政政策效果及淡出策略研究》，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
2012，《公共教育政策、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本溢價》，第六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 論文獎
2012，《中國地方政府規模和結構優化研究》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成果文庫》
2012，《政府間財政收支責任的地區經濟增長效應》，中國財政學會第五次全國優秀財政理論研究成果二等獎

『捌』 熊波的科研成果

1.國家社會抄科學基金項目：「財政分權、政府競爭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主持人，2013—2015年，批准號：13CJL013。
2.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縣鄉財政解困與基層公共治理問題研究」，主持人，2009—2011年，批准號：08JC790079。

『玖』 速求一篇時政論文，高分求，速度

時事政治與思想政治課教學

時事政治即當前國內外發生的引人注目的、具有重大意義的新聞。思想政治課教學結合時政教育既是思想政治教學緊密聯系當前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有效渠道，又能彌補教材相對於形勢發展滯後的不足，同時也有利於激發學生學習政治課的興趣，培養學生運用書本理論知識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起到「一石多鳥」的作用。那麼，如何結合時事教學、強化思想政治課的教學效果呢？
以時事熱點為話題導入新課教學
導語如何開啟，教師如何創設良好的情境，把學生帶入新課，直接影響到學生對整堂課的學習興趣。新鮮的時事熱點開場往往能創造一個良好的課堂氛圍。比如我在上《公民有依法納稅的義務》時，是這樣導入新課的：「同學們，你們喜歡看電視、電影嗎？一定認識許多明星吧？有一個明星，在上個世紀80年代紅極一時，現在成了『富婆』，她就是劉曉慶。可是她由於長期偷稅、漏稅，數額巨大，已被公安機關逮捕，等待她的將是法律的嚴懲。你知道偷稅、漏稅為什麼犯法嗎？今天這節課我們就學習公民納稅的有關知識，通過學習就讓我們做一個知法、守法的好公民，好嗎？」這樣的開場白使學生由陌生、好奇轉為主動認真地對待學習，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教學效果。
讓學生收集整理時政資料進行要聞發布
讓學生去收集、整理時政資料，就是促使學生把目光從自身和家庭狹窄的空間投向遼闊的社會大舞台，讓他們去關注、去體會世界的變化，感受時代的脈搏，從而培養學生關心社會、關心國家、關心人類的良好品質，培養他們認識社會、適應社會的能力。本著這樣的願望，我要求學生通過多種途徑獲取時政信息，一方面多閱讀各種有益的報刊雜志，如《人民日報》、《半月談》、《中學生時事政治報》等；二是要求學生每天收看新聞聯播、焦點訪談和今日說法等節目。學生必須學會在讀和看中摘錄國內外、省內外甚至區內外的時事要聞。新課開始前，讓兩三名同學進行新聞發布，要求他們表述清晰簡明，突出熱點、焦點，避免內容重復。在學生發布要聞後，教師適時地進行點評，並引導學生談感受、提問題，教師帶著與教學內容相關的問題進入正式課堂的學習。通過開展新聞發布會的形式，調動了學生自主參與的積極性，也使學生動手（搜集、整理材料）、動口（口頭表達）、動腦（觀察問題）的能力得到了鍛煉。
舉辦時事專題講座
思想政治課教學不應該只是以傳播課本知識為己任，而要敢於突破課本的束縛，引進課外知識的教學。時事熱點、焦點雖是課外內容，然而常常也是學生津津樂道的話題。作為政治課老師要善於抓住這一點，及時地捕捉各種熱點、焦點信息，為學生作更深入、更全面的講解，而舉辦時事專題講座就是比較好的方式之一。在黨的「十六大」召開期間和「非典」流行期間，我為學生作了「十六大專題講座」和「非典專題講座」。這種把學生學習融入到現實生活中的教學，使學生對國策的關注、對社會的關心進一步深入。
結合時事政治進行討論式學習
時事政治中蘊藏了許多理論知識，如何去挖掘，不是完全靠教師，而主要是靠學生，教師主要是引導學生圍繞時政材料進行討論，互相交流，在討論交流中發現問題，然後要求學生運用所學的課本知識去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並形成文字，作為練習題的形式交給老師。這種探究式的學習，改變了過去教師一味地向學生灌輸知識的教學方法，而是讓學生去思考、去發現，自己主動地獲取知識。
總之，教師必須有創新的實踐精神，教師必須有創新的課堂教學手段，才能實現教學改革的目的。

俄羅斯財政分權化管理
摘要 :效率、分配和德定是財政分權的永恆目標, 而基於穩定的制度安排將有利於為奮共服務的供給提供德定的體制框架及實現長期的效率與介平。俄羅斯聯邦獨立以來, 預算聯邦制的構建並沒有對德定目標給予充分考慮, 因而有關政府間對政關系的改革一直更加關注政策選擇而非管理問題。甚於穩定視角的政府間財政職能理論檢測了俄羅斯分權預算制度安排的有效性, 認為在中長期國家經濟發展戰略框架下形成的離質的預算關系制度, 加強對分權的管理, 是提商政府資任的關鍵要素。
關健詞 俄羅斯 時政 分權管理 預算 聯郊制 政府責任
俄羅斯獨立後的第一部聯邦憲法確定了其聯邦制政體形式, 政府結構出現了明顯分權, 形成了由共和國, 邊疆區、州、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市, 自治州和自治專區三種主體形式構成的新型聯邦關系, 這為小管轄區更有效率地提供個性化政策提供了基礎, 也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在「 以足投票」 的約束下, 高效地提供公共產品提供了可能。但是,俄羅斯的分權制度選擇是不是如同傳統理論所言。根據福利經濟學的傳統理論, 允許分權決策一旦作出, 地方政府將被激勵去產生必要的事業機構並指導公共行動使該過程成為可預期的成功的激勵機制。很多文獻研究都認為, 俄羅斯財政分權的政治經濟激勵不足, 破壞了財政可持續性、良好治理、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和地區間財政平等、阻礙了經濟增長和市場化改革進程川。這引發了對分權所強調及破壞效率和權責的條件問題的研究, 並且認識到以公共支出與收人在各級政府間的分配為特徵的財政分權與管理和政府質量的密切相關性。
一、公共支出劃分合理化
有效穩定的分權體制要有明確的關於不同層級政府支出職能范圍劃分的體制框架。這一框架應對政府在效率、公平和穩定等政策目標上的重要性順序以及優先選擇做出積極反應。支出職能的劃分是設計政府間財政關系體制的基礎。實際的支出職能劃分在何種程度上體現分權體制理想的支出劃分原則是檢驗支出劃分充分性的一個辦法, 其合理性應通過考察它在何種程度上實現了政府在其分權戰略中設立的目標和任務來判定。從總體上說, 俄羅斯聯邦立法對支出責任的劃分違背了事權決定財權的原則、地方政府支出責任清晰性、財政分權的目標性。
合理的支出責任劃分的第一個標準是明確財政分權設計的順序, 即遵循事權決定財權的原則。財政分權設計的最優次序是首先明確界定不同級次政府的職責范圍, 是設計政府間財政分權制的首要步驟, 是政府間合理有效的稅收分配組合的基礎有助於提高稅收制度的效率, 與此同時, 缺乏支出責任的劃分容易導致分權制的脆弱性。可是俄羅斯聯邦的財政分權是從收人開始的。各級政府支出權力的分工大部分都是自然形成的, 沒有考慮所提供的預算服務要受制於預算水平的因素, 而是遵循一種特殊的制度安排—每個財政年度重新調整。在未明確劃分支出范圍的條件上, 設計分權體制的其他要件, 這就導致了聯邦以下政府的財政支出安排, 不是以支定收, 而是以收定支, 因此, 政府支出責任的這種調整, 實際上是充當了聯邦內政府政權更替調整的手段和政策工具。實踐中分權體制的不穩定、不規范往往起因於對不同級次政府職能和支出責任未能在法律上明確劃分。
第二個標準是有利於宏觀經濟管理的支出責任劃分應該以一國或地方的社會偏好為依據確定公共支出項目特別是混合型公共產品的合適分權程度川。只有這樣才能使公共責任在政府間的分配與當地消費者—選民的偏好相匹配, 對社會偏好有意義的是來自通過政治自主性所表達的支出決策的自主權力。因此, 政府財政職能在政府間分配就是確定由哪一級政府負責有關政策制定、融資及管理的問題。否則支出職責劃分缺乏明晰性。俄羅斯財政支出體系缺乏公開性和透明性。傳統的做法是按照受益原則在政府間來劃分公共服務項目。年之前憲法以及法律體系沒有就支出項目的融資、監管和實施等責任做出具體的劃分, 支出劃分的安排模稜兩可, 多級政府共享責任特徵明顯。雖然年的預演算法典及其他法律對支出有關的政策、標准、監督及執行方面有了規定, 但是還有一些重要的責任和權力沒有明確劃分。體現在當決定支出劃分的具體細節時, 在法律框架下的不確定性則更為凸顯。只是在《2005年前俄聯邦預算聯邦制發展綱要》中才對支出責任做了較詳細的劃分。
缺乏明晰的支出責任劃分會引起體制性的不穩定、公共服務的無效供應及政府官員責任感的缺乏。不僅如此, 俄羅斯稅收分割及財政均衡機制的不合理就是支出職能缺乏具體明晰的劃分所導致的, 從而破壞了在各級政府間明晰地劃分權力和責任的原則。第三個標準是支出劃分的目標性。總體上說, 俄羅斯支出劃分效率低下, 同時也帶來了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潛在危險。一方面是資本性投資支出劃分的低效率。俄羅斯的資本支出職能的劃分是伴隨著大規模的投資性支出移交給聯邦以下政府的過程。這種支出責任的轉移和重新分配實際上是為了平衡聯邦預算, 削減州以及州以下各級政府的財政盈餘, 其結果給一些聯邦以下政府造成了極大的財政壓力。另一個特徵是俄羅斯地方政府承擔大量的社會保障和社會責任。如果從純粹宏觀經濟管理的角度看, 中央政府應負責對需求有特別大影響的支出或對經濟周期變化尤其敏感的支出, 如失業救濟等。而俄羅斯的地區政府和地方政府, 承擔了大量社會福利的籌資責任、管理責任以及社會安全網的責任。這是與理論原則及其他國家的實踐相背離的。地方政府由於承擔了大量的具有較高邊際消費傾向的支出項目, 必然促成總需求的增長進而違背聯邦政府對穩定目標的追求。
二、俄羅斯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權的充分性
在多級財政體制下財政分權的過程就是財政自主權形成的過程。國有產權在理論上是指國家內的每一成員都有權分享的權利由國家擁有, 它再按可接受的政治程序來決定誰可以使用或不能使用這些權力。財政聯邦主義就是降低這種權力分配的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 它體現了基於民意的承認和一致或多數意基礎上的國家權力在政府間的界定。這些權力包括有關的一組支出權、稅收權力、借貸權和調控權閉。政府間財政收支劃分的過程實際上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產權的界定過程, 是政府自主權的確定過程。事實上, 在分權體制下, 雖然在事權與財權統一的情況下, 合理分權可以使各級政府自主決策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規模, 但是相對完整的財政、稅收權力被賦予一級政府的同時, 又被分解為並不完整的稅收立法權、稅收征管權和財政支出權, 使自主權成為一種有限度的自主和自治。俄羅斯政府間收人和支出劃分存在的最明顯的問題在於地方政府的支出和收人自主權不足。《2005年前俄羅斯聯邦預算聯邦制發展綱要》反映出俄羅斯聯邦總職能項, 其中歸聯邦級政權有項、地區級政權有項、地方級政權有項、不交叉的職能共計有項、交叉的職能共計有項圖。項職能中有項聯邦政府參與標准法律的調控。地區和地方政府很少能參與到標准法規調控中, 更多的是參與財政保障和執行階段。這說明聯邦政府在各個階段所起的作用始俄羅斯財政分權化管理終占優勢。共同責任的存在也是地方政府支出自主權不明晰、不確定及不充分的表現。俄羅斯的立法在對地方預算分配支出責任時, 不附有任何對決策和支出自主權的保障。稅收自主權是決定稅率、稅基和徵收的權力。稅種在各級政府間的劃分不僅被看做是各級政府獲得收人的途徑, 而且是有效的政府間行為的約束機制。而這種有效的約束機制就是稅收立法權、征稅權和管理權。因為稅收立法權可以使地方政府能夠靈活地根據地方公共支出的需要規范其稅收收人, 激勵地方政府為擴大稅基而促進經濟的發展。否則缺乏稅收立法權的地方政府, 由於支出權與籌資權脫節, 就會繞過法律的約束, 而尋找「 非正規稅」 。
俄羅斯次級政府僅對相當少量稅種的稅基具有控制權如印花稅, 這說明地區和地方政府確定自有收人水平的能力十分有限, 甚至完全沒有。聯邦政府控制大部分商品稅的稅基。確定稅率的權力也十分有限。即使是被法律列人的地區稅和地方稅, 決定這些稅的稅率也是在聯邦限制的范圍內, 惟一例外的是地區政府對賭博生意稅。地區和地方政府對地區稅和地方稅的徵收權力很小, 大部分稅種都由聯邦政府進行徵收。俄羅斯同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間財政關系不同, 即大多數國家的稅款由聯邦政府負責徵收後, 才同下級政府分享, 而俄羅斯的財政體系中, 稅收收人的分享是從區政府到州政府, 最後到聯邦中央政府, 從下到上逐級進行的。在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缺少明確定義、穩定統一的稅收分配原則會影響地方預算管理, 而且對地方政府會有不利的影響, 不是會隱藏地方預算外收人, 就是會降低地方流動性稅收的效果。
如果把分權視為向地方政府授權的方法, 使之在決策上有某種自主權, 那麼這種方法有三種類型分散、委託和轉讓。俄羅斯政府內部關系的演變呈現為一種委託和轉讓的混合體。轉讓在聯邦一地區間是主要形式。但在地區一地方間許多功能都由二級政府分擔, 並且沒有明確的責任劃分。由於嚴格限制建立自己的稅收體系, 地方政府在稅收決定權方面須依賴地區政府。在年之前, 還沒有立法明確區域預算與地方預算的關系。有些法律條款只有宏觀控制的約束力, 沒有明確的可操作性。隨後的改革仍然沒有使聯邦主體內部的預算走出集權化管理模式。這就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權, 也破壞了對選區的問責制。盡管聯邦控制所有預算結構, 加強對最低支出標準的管制, 限制地區使用最重要的稅收, 但現行的體制仍然使地方在與上級政府的關繫上有很大的非正式的自由決策權。
三、公共服務融資機制的管理
聯邦政府財政援助和借款一直是政府間財政制度安排的焦點和富於爭議的主題。目前, 稅收分享制度逐漸穩定。俄羅斯的轉移支付充當了限制地方自主性、控制地方的政治手段及轉移財政赤字的實現機制。盡管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一直是預算體制改革的重點, 但還遠沒有實現體制的穩定性和確定性。無論是聯邦政府轉移給地區級政府的財政援助資金的分配, 還是地區內部的財政援助資金的分配, 仍然存在很大程度的主觀因素。相當一部分財政援助資金沒有經過預算批准就進行分配。轉移支付經常被撥到最需要的地方或是政治權力極大的地方, 並且通常作為控制地方的政治手段而使用。聯邦政府有意識地在指揮中留下相當數量的財政資源資金, 其目的就是在財政年度在經濟和政治上出現問題須增加財政撥款的地區之間進行資金分配。聯邦政府不願意放棄對地方政府的限制, 拒絕賦予地方政府籌集收入的權利, 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也使聯邦以下政府更加依賴聯邦的財政援助。轉移支付與分享收人佔地方總收人的比例卻很高。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及核算方法不完善。預算平衡補助金分配的突出特點就是試圖混淆補償和平衡間撥款的性質。為一種形式的預算間資助確定幾個目標, 結果將是一個目標都不能實現。這種財政不均衡的政治成本是政府在稅收和支出決策的責任感的缺乏及地方政府的資源浪費, 並且喪失了財政援助的針對性。政府間劃撥起到了適度的平等化作用。即使平等化補助和有條件的補助部分彌補了地方上的多數急用資金的不足, 但是要從整體上解決橫向不平等這一問題, 這種方法既不充分, 也不太有效。允許次級政府從金融市場借貸, 能改進資源的配置和對公共服務供應有責任的必要條件是嚴格的預算限制的法律和監督框架。當這些條件缺乏時, 對財政的投資會增加經濟的不穩定。尤其是在同時缺少市場原則和健全有效嚴格實施的規章制度下的下級政府借貸將破壞政府財政目標的實現, 並且給宏觀經濟穩定帶來危險。俄羅斯聯邦以下政府有三種借款途徑, 即預算借款、向商業銀行借款、發行證券。總體上說, 地方的債務結構不合理。健康的借款體系應該更多地依賴於資本市場。而利用預算借款則是地方預算融資主要渠道借款規則缺乏透明度和穩定性, 無法對各級政府的財政行為實施有效的監督。該體系的預算激勵引發了依賴借款政府的道德風險並造成了軟預算約束的持續存在。因此, 提高政府借款的監督效率和執行效率, 是防止道德風險的重要途徑。法律調控借款是對實現監督效率和執行效率的有效保證。
四、俄羅斯預算關系的改革加強政府責任
以增強政府責任為核心的預算聯邦制的改革, 旨在降低體制運作的最低成本, 實現經濟效率、財政責任、社會公正、經濟和政治穩定。為實現經濟效率必須為聯邦主體和地方政府進行結構改革創造長期激勵, 支持有利於投資和企業的競爭環境, 促進居民收人和地方經濟增長。通過公共財政管理增強預算責任, 最大效率地利用稅收和資源提供公共服務, 增強稅收預算政策透明性和責任, 平衡預算過程, 提高各級政府政策選擇和執行預算責任心。同時使社會公民平等地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收益, 實現社會公正。實現國家經濟和政治穩定, 必須為聯邦主體和地方自治機構有效率地履行職責創造條件, 促進公民社會發展實現地區一體化, 保障統一的稅收預算制度, 避免地區發展比例失調, 鞏固國家領土完整。盡管俄羅斯復雜的預算關系制度一直處於改革之中, 但是仍然不符合預算聯邦制的基本原則和國家長期發展戰略。因此,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必須在中長期國家經濟發展戰略框架下高質量地形成新的預算關系制度。
增加財政自主權, 使聯邦主體和地方自治政府在法律確定的各級政府之間權力和責任劃分的基礎上獨立行使稅收一貨幣政策。只有在地方政府具備責任感並符合納稅人的偏好時, 財政分權化的好處才能夠得以體現。
各國的實際經驗表明, 只有各級政府至少擁有一種主要的自有稅收來源時, 分權式財政制度才可能取得令人滿意的運行效果。此時, 多級政府體制才可能提高政府的財政責任感, 從而最終提高政府的經濟效率。這就要求分配給各級政府有實際意義的稅源, 以增加地方政府的稅收努力, 限制有條件的轉移支付的規模和范圍, 提高無條件撥款的重要性。現行財政援助的分配, 大部分沒有明確的分配標准和比例, 每年確定聯邦稅收分享比例產生的地區和地方預算的依賴性破壞了進行結構改革、吸引投資、地方稅收潛力的發展和提高稅收徵收的激勵, 因此, 要改革轉移支付的程序、規則和方法以增加預算的透明度、確定性和穩定性。現行集權化的地區與地方的預算關系仍然不透明, 缺乏國家和社會財政管理和質量的完整監督制度。從舊體制繼承下來的地方自治機構不完善, 必須改革各級預算制度才能保證自治機構財政獨立性和責任心。
基於法規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模式在透明度和確定性方面要比行政和在年度預算過程中規定各種限額的方式更有效。一個透明穩定的借款體系要求禁止各級政府從中央銀行借款, 控制對外借款, 限制所有投資目的的地方政府借款。對俄羅斯還有一個重點, 地方政府應以預期償債能力而不是由聯邦政府提供擔保, 同時促進市場對借款的充分限制。與此同時, 要強化分權體制下的預算管理。首先保障聯邦主體和地方政府權力的行使, 在聯邦法律框架下獨立組織預算過程。在清晰、穩定和平衡劃分支出權力和稅源條件下, 形成本級預算支出和收人保障財政獨立性, 提高稅收潛力的使用效率形成和發展客觀透明的地區和地方財政支持機制。要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國家稅收政策的協調。稅制的設計必須與地方政府的管理水平相適應。提高地區和地方公共財政管理的質量。為了給政府改革和預算改革提供製度支持和可行的環境需要一些配套改革, 如明確公共財政職責、推進民主化進程, 發展政黨體制及完善金融俄羅斯財政分權化管理制度和資本市場的一體化。必須支持統一的經濟空間、民主設施和公民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競爭環境的形成, 以及硬預算限制, 避免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嚴重差異, 提高地區的稅收潛力和預算保障, 以及大量的國家社會責任。

『拾』 國家財政分權改革如何影響了經濟增長

1987至1992年，是自改革開放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之前的時期。此間，思潮湧動，舉回措迭出，改革理論和開放事答業闊步前進與徘徊後退並存。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其增長方式，為外延與內涵式增長並存的現代化道路；其所有制形式，是國有經濟存量改革和非公有制經濟增量迅速發展的道路；其政策供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財政分權的發展道路。在此期間，由於放權改革的進行，社會經濟發展迅速，特別是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使經濟短缺現象逐步緩解。這一時期的特點是：經濟起伏與經濟波動較為密集，中央宏觀調控和市場調節並行，政府職能的行為邊界有所調整，政府、企業、市場的邊界逐漸清晰，也為後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