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山市基本公共服務事權劃分

⑴ 政府怎樣才算擺正了位置

政府怎樣做才算擺正了自己的位置
抓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抓政府改革，就是使政府從資源配置主角中轉為公共服務型政府，切實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督、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四大職能。這樣才算是擺正了自己的位置。
具體而言就是，經濟調節，特別是中央政府要搞好宏觀經濟調控，保持經濟的穩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宏觀經濟調控主要用經濟手段，但在政府介入微觀經濟活動的條件下，經濟手段(如調整利率)往往效果不顯著，而要同時較多地運用行政手段。市場監管，政府要為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制定必要的法規，並嚴格執法，承擔好市場監管者角色。社會管理，政府要加強資源(包括土地)、環境、就業、社會保障、安全、衛生、交通等管理，為社會創造良好的生產和生活環境。公共服務，政府要努力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包括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其他公用事業服務等，政府對全體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要均等化，不能差別懸殊。政府越是從市場參與者角色中退出，就越能發揮其糾正市場失靈的積極作用。在公平競爭條件下，市場主體將致力於提高效率和競爭力，從而使全社會形成競相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的氛圍，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為實現這些目標，政府改革最重要的內容是四分開，即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要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各級政府要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不直接干預企業經營活動。另外，還要積極推進以下幾項改革:
第一，建立全面評價政府和幹部績效的指標體系。考核政府和政府官員政績不再主要看GDP及其增速，除GDP外，還要看失業率、資源利用效率、環境和生態保護好壞、教育和文化發展水平、社會保障程度、人均收入水平、科技創新成果和專利申請數量、醫療衛生狀況、法制環境、市場秩序、治安狀況、誠信程度等。
第二，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完善財稅體制。使地方政府不再通過拚命提高GDP增速來提高財政收入和保障財政支出。另一方面，要深化預算管理體制改革，把土地收入和其他各種各類基金納入預算管理，接受人大和公眾監督，使地方政府不再具有隨意建設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的財力。
第三，逐步減少政府對生產要素和資源產品價格的管制，建立反映市場供求狀況和資源稀缺程度的價格形成機制。
第四，改革審批經濟體制。政府常常通過審批投資項目，介入微觀經濟活動，壓抑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影響企業自動追求效率和競爭力的積極性。要發揮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就要改革審批經濟體制，推進投資體制改革，真正實行「誰投資、誰決策、誰收益、誰承擔風險」，確立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放寬市場准入，准入標准要透明。屬於關系國家安全、影響環境、涉及不可再生資源利用等情況，則要依法辦理許可手續

⑵ 我國地方政府事權劃分的原則是什麼

事權與支出劃分的原則
關於劃分中央與地方財政支出的問題，英國財政學者巴回斯特布爾提出了答以下重要原則：（1）受益原則。（2）行動原則。（3）技術原則。
綜合上述事權與支出劃分原則，並結合事權與支出劃分的理論依據，在通常情況下，應該按照如下原則來指導各級政府間的事權與支出劃分：
（1）全國性的公共產品應該由中央政府出面提供。
（2）有本地居民享用的地方公共產品應由地方政府負責提供。
（3）對跨地區以及具有外部效應的公共項目和工程，中央政府應出面組織或在一定程度上參與。
（4）對於收入分配差異問題，應由較高級次的政府粗面進行調節，從而為縮小收入差距和提高效果創造有利的條件。
（5）堅持事權和支出劃分的法律化原則。

⑶ 如何穩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

★重點推進3個方面的改革
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強化預算約束、規范政府行為、實現有效監督，加快建立全面規范、公開透明的現代預算制度；
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建立有利於科學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的稅收制度體系，充分發揮稅收籌集財政收入、調節分配、促進結構優化的職能作用；
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合理劃分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促進權力和責任、辦事和花錢相統一，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
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2016年基本完成重點工作和任務，2020年基本建立現代財政制度。
【戶籍改革】
戶籍制度改革不搞指標分配
★堅持以人為本，著力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
★堅持積極穩妥、規范有序，既要鼓勵各地大膽實踐、積極探索，又要指導地方尊重客觀規律，尊重群眾意願，不搞指標分配，不搞層層加碼。
★優先解決好進城時間長、就業能力強、可以適應城鎮和市場競爭環境的人，使他們及其家庭在城鎮紮根落戶，有序引導人口流向。
★積極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由主要對本地戶籍人口提供向對常住人口提供轉變，逐步解決在城鎮就業居住但未落戶的農業轉移人口享有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問題。
★完善農村產權制度，維護好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
★區別情況、分類指導，由各地根據中央的總體要求和政策安排，因地制宜地實行差別化落戶政策。
★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布局、功能互補，增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經濟集聚能力，為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創造有利條件。
【紀檢改革】
抓黨風廉政建設不力要追責
深化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關鍵在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對不認真履行職責、抓黨風廉政建設不力的，要嚴肅追究責任。要推動黨的紀律檢查工作雙重領導體制具體化、程序化、制度化，落實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各級紀委書記、副書記提名和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為主，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 據新華社

⑷ 國務院2O14年7月30日下達戶籍改制25號文件內容

《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全文如下: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
為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和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要求，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現提出以下意見。
一、總體要求
(一)指導思想。以鄧 小平 理 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適應推進新型城鎮化需要，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落實放寬戶口遷移政策。統籌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產業和城鎮融合發展。統籌戶籍制度改革和相關經濟社會領域改革，合理引導農業人口有序向城鎮轉移，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二)基本原則。
--堅持積極穩妥、規范有序。立足基本國情，積極穩妥推進，優先解決存量，有序引導增量，合理引導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的預期和選擇。
--堅持以人為本、尊重群眾意願。尊重城鄉居民自主定居意願，依法保障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權益，不得採取強迫做法辦理落戶。
--堅持因地制宜、區別對待。充分考慮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實施差別化落戶政策。
--堅持統籌配套、提供基本保障。統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斷擴大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住房保障等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覆蓋面。
(三)發展目標。進一步調整戶口遷移政策，統一城鄉戶口登記制度，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加快建設和共享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穩步推進義務教育、就業服務、基本養老、基本醫療衛生、住房保障等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全部常住人口。到2020年，基本建立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相適應，有效支撐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依法保障公民權利，以人為本、科學高效、規范有序的新型戶籍制度，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
二、進一步調整戶口遷移政策
(四)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在縣級市市區、縣人民政府駐地鎮和其他建制鎮有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的人員，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可以在當地申請登記常住戶口。
(五)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在城區人口50萬至100萬的城市合法穩定就業並有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同時按照國家規定參加城鎮社會保險達到一定年限的人員，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可以在當地申請登記常住戶口。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壓力小的地方，可以參照建制鎮和小城市標准，全面放開落戶限制;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壓力大的地方，可以對合法穩定就業的范圍、年限和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的范圍、條件等作出具體規定，但對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不得設置住房面積、金額等要求，對參加城鎮社會保險年限的要求不得超過3年。
(六)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在城區人口100萬至300萬的城市合法穩定就業達到一定年限並有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同時按照國家規定參加城鎮社會保險達到一定年限的人員，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可以在當地申請登記常住戶口。城區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城市，要適度控制落戶規模和節奏，可以對合法穩定就業的范圍、年限和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的范圍、條件等作出較嚴格的規定，也可結合本地實際，建立積分落戶制度。大城市對參加城鎮社會保險年限的要求不得超過5年。
(七)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改進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城市現行落戶政策，建立完善積分落戶制度。根據綜合承載能力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以具有合法穩定就業和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參加城鎮社會保險年限、連續居住年限等為主要指標，合理設置積分分值。按照總量控制、公開透明、有序辦理、公平公正的原則，達到規定分值的流動人口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可以在當地申請登記常住戶口。
(八)有效解決戶口遷移中的重點問題。認真落實優先解決存量的要求，重點解決進城時間長、就業能力強、可以適應城鎮產業轉型升級和市場競爭環境的人員落戶問題。不斷提高高校畢業生、技術工人、職業院校畢業生、留學回國人員等常住人口的城鎮落戶率。
三、創新人口管理
(九)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和由此衍生的藍印戶口等戶口類型，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體現戶籍制度的人口登記管理功能。建立與統一城鄉戶口登記制度相適應的教育、衛生計生、就業、社保、住房、土地及人口統計制度。
(十)建立居住證制度。公民離開常住戶口所在地到其他設區的市級以上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在居住地申領居住證。符合條件的居住證持有人，可以在居住地申請登記常住戶口。以居住證為載體，建立健全與居住年限等條件相掛鉤的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機制。居住證持有人享有與當地戶籍人口同等的勞動就業、基本公共教育、基本醫療衛生服務、計劃生育服務、公共文化服務、證照辦理服務等權利;以連續居住年限和參加社會保險年限等為條件，逐步享有與當地戶籍人口同等的中等職業教育資助、就業扶持、住房保障、養老服務、社會福利、社會救助等權利，同時結合隨遷子女在當地連續就學年限等情況，逐步享有隨遷子女在當地參加中考和高考的資格。各地要積極創造條件，不斷擴大向居住證持有人提供公共服務的范圍。按照權責對等的原則，居住證持有人應當履行服兵役和參加民兵組織等國家和地方規定的公民義務。
(十一)健全人口信息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實際居住人口登記制度，加強和完善人口統計調查，全面、准確掌握人口規模、人員結構、地區分布等情況。建設和完善覆蓋全國人口、以公民身份號碼為唯一標識、以人口基礎信息為基準的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分類完善勞動就業、教育、收入、社保、房產、信用、衛生計生、稅務、婚姻、民族等信息系統，逐步實現跨部門、跨地區信息整合和共享，為制定人口發展戰略和政策提供信息支持，為人口服務和管理提供支撐。
四、切實保障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權益
(十二)完善農村產權制度。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是法律賦予農戶的用益物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是農民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應當享有的合法財產權利。加快推進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依法保障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探索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辦法和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保護成員的集體財產權和收益分配權。建立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推動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公開、公正、規范運行。堅持依法、自願、有償的原則，引導農業轉移人口有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進城落戶農民是否有償退出「三權」，應根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在尊重農民意願前提下開展試點。現階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作為農民進城落戶的條件。
(十三)擴大基本公共服務覆蓋面。保障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隨遷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權利;將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納入各級政府教育發展規劃和財政保障范疇;逐步完善並落實隨遷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中等職業教育免學費和普惠性學前教育的政策以及接受義務教育後參加升學考試的實施辦法。完善就業失業登記管理制度，面向農業轉移人口全面提供政府補貼職業技能培訓服務，加大創業扶持力度，促進農村轉移勞動力就業。將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納入社區衛生和計劃生育服務體系，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在農村參加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規范接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完善並落實醫療保險關系轉移接續辦法和異地就醫結算辦法，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加快實施統一的城鄉醫療救助制度。提高統籌層次，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加快實施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落實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政策。加快建立覆蓋城鄉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促進基本養老服務均等化。完善以低保制度為核心的社會救助體系，實現城鄉社會救助統籌發展。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採取多種方式保障農業轉移人口基本住房需求。
(十四)加強基本公共服務財力保障。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完善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公共財政體系，逐步理順事權關系，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權劃分相應承擔和分擔支出責任。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稅體系。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加大財力均衡力度，保障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財力。
五、切實加強組織領導
(十五)抓緊落實政策措施。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是涉及億萬農業轉移人口的一項重大舉措。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充分認識戶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義，深刻把握城鎮化進程的客觀規律，進一步統一思想，加強領導，周密部署，敢於擔當，按照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鎮化質量的新要求，切實落實戶籍制度改革的各項政策措施，防止急於求成、運動式推進。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要根據本意見，統籌考慮，因地制宜，抓緊出台本地區具體可操作的戶籍制度改革措施，並向社會公布，加強社會監督。公安部、發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土資源部、住房城鄉建設部、農業部、衛生計生委、法制辦等部門要按照職能分工，抓緊制定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住房保障等方面的配套政策，完善法規，落實經費保障。公安部和發展改革委、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要會同有關部門對各地區實施戶籍制度改革工作加強跟蹤評估、督查指導。公安部和各地公安機關要加強戶籍管理和居民身份證管理，嚴肅法紀，做好戶籍制度改革的基礎工作。
(十六)積極做好宣傳引導。全面闡釋適應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發展、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義，准確解讀戶籍制度改革及相關配套政策。大力宣傳各地在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落戶城鎮、保障合法權益、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好經驗、好做法，合理引導社會預期，回應群眾關切，凝聚各方共識，形成改革合力，為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⑸ 如何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

公共服務型政府就是提供私人和社會團體無力或不願提供的，卻又與其公共利益相關的非排他性服務的政府。本文首先論述了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四個必要性，接著論述了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五個主要任務，最後提出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六個相關措施。【關鍵詞】服務型政府 要求 任務 措施 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經濟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沖擊下，政府行政改革已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世界性潮流。這場轟轟烈烈的改革運動對傳統的行政模式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不論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是轉型國家，幾乎都被捲入了這一潮流。在這場重塑政府的革命中，形成了一種全新的行政理念。這種新的行政理念包括：政府服務應以顧客或市場為導向，政府應注重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政府的管理職能應是掌舵而不是劃槳，政府行政中應引入市場化模式等。在這種理念的指引下，西方國家的政府行政改革幾乎都是圍繞著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而展開的。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是中國政府行政改革順應世界潮流的必然選擇。一、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是新階段我國改革發展的客觀要求1、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是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迫切要求。過去數十年，我們一直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與強調以階級斗爭為中心相比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我們今天的輝煌成就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分不開的。但是，我們又不能片面地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改革的要求說，這又只能是一個過渡。我國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政府有兩個嚴重的誤區：一是政府長期作為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起主導作用；二是不恰當地把本應由政府或政府為主提供的某些公共產品，如農村公共衛生，推向市場，推向社會。國內外大量的實踐證明，長期以GDP經濟增長為主要目標，忽視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社會公平的增長是一種不可持續的增長。去年SARS危機反映出我國政府體制中存在的某些具體偏差，進一步要求加強政府改革，加強服務型功能建設。從抗擊SARS當中，我們得出一條重要的經驗就是經濟和社會必須協調發展。光注意經濟、注意GDP是不夠的，要注意社會的全面進步，注意公共醫療衛生和人類的健康。要把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以民為本，要把人民的健康、社會的進步放在重要的位置上。2、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是我國市場化改革進程的必然選擇。我國市場化改革走到今天，已為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奠定了重要的基礎。第一，市場經濟的主體是企業而且主要是民營企業，政府不應當也不可能再充當經濟建設的主體力量。第二，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是不成功的，日本也好，韓國也好，都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從政府主導型經濟向市場主導型經濟轉變，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趨勢。第三，政府是市場經濟的服務者而不是審批者，政府的主要職責是創造市場經濟發展的大環境，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為經濟發展提供有效的宏觀調控。為此，從審批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變，是一個需要盡快解決的重大問題。第四，政府不是國有企業的「婆婆」，也不能充當國有企業的「老闆」，國有資產市場化是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正確途徑。無論從哪一個方面說，我國的市場化改革都對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只有推動政府及時轉變以GDP為中心的經濟管理模式，通過為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法規政策環境和有序競爭的秩序，加大公共管理力度，保證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充分供給，才能為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動力。3、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是解決發展失衡的關鍵。過去的30年，我國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經濟社會發展嚴重失衡，並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從現實的情況看，解決各種失衡問題，需要從多方面治理，但關鍵在於實現政府轉型。這是因為，諸多失衡問題的產生、發展，說到底與政府制定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不同時期的方針政策，與政府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密不可分。相對於其它改革,政府職能轉換嚴重滯後，同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府管理體制目標還有較大差距。因此，要解決發展失衡問題，其關鍵是明確政府的職能定位，合理界定政府管理經濟的范圍，切實把政府工作重點轉變到提供基本公共產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務上來。4、建設 「公共服務型政府」，是新階段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基本目標。在我國現階段政府行使職能中一直存在越位、缺位和錯位的問題。越位是指政府在社會經濟事務中不僅是裁判員，也是運動員；缺位是指政府的公共服務功能沒有很好的發揮，把有權有利的部分抓得很緊，而服務職能卻注意得不夠；錯位是指政府的職能主要是宏觀調控，而不應去管企業的下崗分流問題，下崗分流是企業自身的問題，解決的主體不應是政府。解決這「三位」問題的根本途徑就是歸位，凡是市場能做的事情就還給市場，企業能做的事情就讓企業自己完成，企業與政府各就其位。在我國經濟轉軌時期，政府在發展經濟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但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隨著社會不確定因素的逐步增多，政府就要強化其公共服務的職能。在SARS危機之初，政府出現應對機制不健全，某些地方和政府部門工作不力，反映了轉軌進程中政府職能的現狀，即經濟建設的職能比較強，公共服務的職能相當薄弱。SARS危機告誡我們，政府把自己的主要職責放到管理社會公共事務、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方面，才能使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同步進行，才能夠有效地應對各類突發性公共事件。30多年改革開放沒有來得及解決的大量社會問題，如仍然在困擾我國社會穩定的貧困問題，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導致的「兩極分化」問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明顯滯後，日趨突出的失業問題，農民增收困難、負擔過重、長期背負制度性歧視的問題等，導致相當比例的人民群眾感到就業不安全，收入不安全，養老不安全，社會不安全，構成了政府當前面臨的巨大社會壓力。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就業安全、收入安全、養老安全、健康安全，建設有效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構建以弱勢群體為主要服務對象的社會保障網路，完善危機管理制度和危機處理機制，維護整個社會的穩定與安全，都是政府應當提供的公共服務產品。二、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主要任務1、確立社會目標優先於經濟目標的原則，加快完善政府的社會公共管理職能。根據SARS危機的經驗教訓，政府職能轉變目前的重點是：第一，實現從優先於經濟目標向優先於社會目標的轉變，在指導思想上高度關注實踐中突出的重大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我國正處在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各種社會利益關系的調整和社會重大問題的解決，是實現經濟增長的重要前提。伴隨經濟的快速增長，迫切需要解決好失業、收入差距、城鄉差距、社會弱勢群體保障、腐敗等問題，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第二，建立和完善靈活、有效的社會危機管理機制。從危機預警、各類預案的准備，到危機下的統一、協調指揮機制建設，都應當作為政府的重要公共職能，加快完善。第三，加大對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等基本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及基礎設施投入。2、改革投資型財政體制，加快公共型財政體制建設。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國現行財政體制存在結構性缺陷，總體上說，還是一個經濟投資型財政體制。社會發展投入占財政支出的比例沒有明顯增加，有的還有所減少；公益性投資項目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教育文化等所佔比例過小。為此，應當加快建立公共型財政體制，構建政府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制度基礎。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解決社會公正、公平，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實行既符合基本經濟制度，又有利於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福利政策，是政府應當而且必須向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公共財政不僅是保障政府公共產品供給的制度安排，也是化解社會矛盾、減少社會風險、保持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基礎。目前，完善公共型財政體制，應當從解決最緊迫的問題入手：一是要重構國家對公共衛生的責任體制，加強公共衛生和醫療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大公共衛生在財政總支出中的比例。二是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統一有效的醫療保障體制。三是重建農村的合作醫療體系，這是一項十分重要且非常困難的緊迫任務。3、適應開放社會和履行公共職能的要求，從封閉型的行政體制向公開、透明的行政體制轉變。SARS危機把公民對社會事務的知情權提到了政府建設中相當重要的位置。在現代社會，公共信息與每一個公民的利益直接相關，具有廣泛的社會性。公共信息還有極強的時間性，尤其是突發性事件的公共信息，稍事耽擱都會對社會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因此，必須建立信息公開制度，讓全社會及時了解公共信息，由此提高全社會應對各類突發性事件的能力。包括公共信息在內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是面對全社會的，應當向全社會公開。公開政務、公開政情是政府有效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重要保障。目前，重要的是要盡快出台信息公開的相關立法，加強政務公開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設。4、從行政控制型體制向依法行政型體制轉變，真正實現法治政府。我國的改革開放走到今天，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政府與老百姓的關系、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權力社會向能力社會的轉變，從國家社會向公民社會的轉變，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變，從單向控制的行政體制向協商合作的管理機制的轉變，都是我國社會生活中正在發生和變化的事情。我國社會關系的日益深刻變化，已對公共服務的相關立法提出了迫切要求。加快公共服務的相關立法，不僅是政府職能轉換的需要，更是社會生活對國家、對政府提出的現實要求。推進依法行政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從上至下加強政府官員的法律意識教育。與此同時，還要建立嚴格的法律問責制。依法行政的核心是依法治吏、依法治權，尤其是涉及到關系社會事務的公共權力。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是，著手逐步實現決策咨詢的法定化，建立有公民代表和專家參加的咨詢委員會制度。此外，要積極推進行政程序、行政執法和政策評價的法定化。5、從條、塊分割的行政體制向統一、協調的行政體制轉變，真正建立高效政府。在現行的行政體制下，不僅某些經濟事務存在條、塊分割的問題，在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諸多社會事務方面也存在著嚴重的條、塊分割問題。這說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要有效地履行公共服務，必須徹底克服現行條、塊分割行政體制的嚴重弊端，嚴格實行公共服務的「屬地管理」原則，依法授予地方政府處理突發性事件和各類社會危機的統一指揮協調權力。依法明確界定中央與地方的職責許可權，建立中央與地方的合理分權體制，是我國政府改革的重大任務。我國是一個大國，各地方的情況差異很大。在保證中央政府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應當充分賦予地方處理和解決公共事務、應對突發性事件的事權，並對此做出明確的法律規定。在這方面，我們還面臨著一系列的改革課題。例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權劃分問題，地方的立法權問題，幹部的管理許可權問題，公眾對政府的監督問題等。 三、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相關措施1、政府的主要任務是為全社會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第一，政府應該為全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資源，不再以投資和形成國有產權為自己的基本職能，而要以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為政府的第一職能。第二，調節市場經濟。政府調控經濟的最基本職能就是利用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平衡關系。政府對經濟的調控實際上是短期和中長期兼顧、供求平衡和結構優化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兼顧。第三，宏觀調控職能，用「有形的手」糾正市場失靈。第四，全面承擔改革成本，不要把改革的成本轉嫁給市民、農民和企業。在民營企業逐步成長足以取代國有經濟以前，國有經濟不必急於退出競爭性、盈利性行業。但從經營競爭優勢上說，競爭性、盈利性行業還是以逐漸民營化為好，政府不必與民爭利。政府逐步從競爭性行業抽身出來，把注入這一經濟領域的公共資源力量轉到提供公共產品和社會服務上來，才能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2、集中解決最突出的經濟社會問題。當前我國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弱勢群體的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為此，第一，要為農民工提供最基本的人身權利保障，建立有效機制，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等相關問題。我國目前有1億左右的農民工，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分布在各大城市，主要由公安機關對口管理，不僅沒有享受到任何社會保障，而且經常遭受人身權利的侵害。這是我國當前社會最大的隱患之一。各級政府必須及時採取有效措施緩解這種矛盾。第二，各級政府要強化就業服務職能，關注城鎮待業人員、大中專畢業生的就業問題。許多社會學專家對城鎮待業青年進行了心理分析，認為這部分群體的違法犯罪傾向最高。大中專畢業生就業難也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對家庭和社會心理的沖擊很大。政府必須在解決這些問題上有所作為。第三，建立最基本的救濟體系，為城市下崗職工提供有效保障。目前，雖然各級政府已經重視和開始建立城鎮救濟體系，但是由於資金短缺和措施不到位，許多生活困難的下崗職工事實上處於無人過問的境地。第四，要嚴格保護居民的財產權。近幾年來，在城市建設中的房屋拆遷產生了相當尖銳的矛盾，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主要表現在沒有一個合理的補償機制，居民的財產權受到侵害。應當抓緊在全國范圍內形成規范的法律文本，採取有效措施予以解決。第五，建立社會危機的預警機制和責任機制。我國當前正處在經濟轉型的關鍵階段，各種社會矛盾十分突出，而這一階段保持社會穩定是關繫到鞏固改革成果、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要由中央政府統籌規劃，建立系統的社會預警機制，明確地方政府在防範和化解危機中的責任。3、注重並建立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表達機制。目前中國社會分化與失衡問題已經非常嚴重，盡管已引起社會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但社會失衡加劇的趨勢仍然沒有得到遏制。從目前的情況看，還有進一步擴大的可能。要扭轉這種趨勢，國家就必須承認社會利益高度分化的現實，承認不同的社會群體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並保護其權利，要為不同群體表達自己的利益以及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壓力做出制度性安排，充當規則的制定者和沖突的裁決者，要特別關注和保護弱勢集團。4、加強政務公開。政府公共服務的對象是社會、是老百姓。建立公開、透明的制度才能把政府的公共服務置於社會和老百姓的監督之下。在改革和完善政府決策機制中，應當逐步提高決策過程的透明度。在現代社會，公民的知情權比什麼都重要，要建立完善的信息公開制度。公民的知情權與政府信息公開化，是公民管理國家事務的基礎，離開了知情權，公民參與國家事務就是一句空話。公民不了解政府信息，官員便有可能進行暗箱操作；沒有信息透明，官員便可能營私舞弊，公民便可能受欺騙，也無法對政府進行監督。目前，要抓緊建立政府決策項目的預告制度和重大事項的社會公示制度，建立和完善在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基礎上的政策聽證制度。適應開放社會和履行公共職能的要求，從封閉型的行政體制向公開、透明的行政體制轉變。目前，重要的是要盡快出台信息公開的相關立法，盡快將公民的知情權和政府信息公開化這兩項內容寫進憲法。5、加快由投資型財政向公共服務型財政的轉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諸多失衡和矛盾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現行財政體制存在著功能上的錯位和缺陷。主要表現在將財政資金過多地運用在投資國有企業形成國有資產上，以及過多地投資於基礎領域和競爭性行業，而在解決就業、社會保障、義務教育等社會事業方面的投入過少。這種情況，已嚴重地損害了黨和政府在廣大百姓中的形象。事實上，我國的財政總收入在總量上已經達到很大的規模，如果形成公共服務型財政的話，許多社會矛盾問題都不難解決。要下決心改革投資型財政體制，並通過逐漸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快建立公共服務型財政體制。6、加快公共服務的相關立法。現代市場經濟，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需要有法可依。因此，從行政控制型體制向依法行政型體制轉變，需要建立法治的政府，守法的政府。我國的改革開放走到今天，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政府與老百姓的關系、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權力社會向能力社會的轉變，從國家社會向公民社會的轉變，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變，從單向控制的行政體制向協商合作的管理機制的轉變，都是我國社會生活中正在發生和變化的事情。我國社會關系的日益深刻變化，已對公共服務的相關立法提出了迫切要求。加快公共服務的相關立法，進一步明確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不僅是政府職能轉換的需要，更是社會生活對國家、對政府提出的現實要求。依法行政的核心是依法治吏、依法治權，尤其是涉及到關系社會事務的公共權力。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是，著手逐步實現決策咨詢的法定化，建立有公民代表和專家參加的咨詢委員會制度。此外，要積極推進行政程序、行政執法和政策評價的法定化。當前，我國的改革面臨經濟、社會全面轉型的挑戰，這是一個更為深刻、更為復雜的改革新階段。經濟轉型要求構建現代產權關系，社會轉型需要形成新的社會利益整合機制。伴隨著經濟社會的全面轉型，廣大百姓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能夠為他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和有效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務；廣大百姓越來越期望建設一個公開、透明和沒有腐敗的政府。在這個特定的大背景下，我們需要對政府的職能和責任重新定位，需要對政府權力進行有效監管。

⑹ 如何加快推進社會體制改革

一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社會管理體制是社會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黨委領導就是要堅持黨委領導核心作用，政府負責就是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社會協同就是要發揮人民團體、基層自治組織、各類社會組織和企事業單位的協同作用，公眾參與就是要發揮群眾參與社會管理的基礎作用，法治保障就是要堅定不移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
二要加快形成政府主導、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要明確政府主體責任，完善公共財政體系，科學劃分各級政府基本公共服務事權和支出責任，健全地方政府為主、統一與分級相結合的公共服務管理體制，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制度覆蓋全民，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逐步擴大范圍和提高標准。
三要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各級政府要健全政府職責體系，辦好由政府承擔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重點培育和發展經濟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社會組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發揮社會組織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范行為的積極作用，要完善法律監督、政府監督、社會監督、自我監督相結合的監管體系，引導社會組織完善內部治理結構，提高自律性。
四要加快形成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相結合的社會管理機制。要更加註重民生和制度建設，堅持科學民主依法決策，防止和減少社會問題產生。要更加註重平等溝通和協商，解決群眾合理訴求，及時化解社會矛盾。要更加註重應急能力建設，有效應對和妥善處置突發公共事件。

⑺ 基本公共服務如何實現均等化

之所以如此,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後出現的新特點有密切關聯。這些新特點是:一方面,經濟發展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另一方面,發展不平衡的現象有所凸顯。通過市場化改革,我國的 財富增長很快。接下來需要考慮如何讓財富的支配和消費更加公平、公正。中央提出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實際上就是對如何更加公平、公正地支配財富和消費財富的具體探索。 「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以人為本執政理念的具體體現 從世界范圍來看,財富的生產在某一時期實現快速增長並非難題,許多國家都曾有過階段性的經濟奇跡,而如何更加公平、公正地支配財富和消費財富,則是一個更難解決的問題。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就是使生產出來的財富惠及更多社會成員,在促進財富快速生產的同時,實現財富消費的公平和公正,以防範片面追求財富增長所導致的公共風險和危機。 從這個現實背景來看,我們推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不是一項孤立的公共政策和純粹的福利行動,也不是一個化解社會矛盾的權宜之計,而是政府以人為本執政理念的明晰化和具體化。它表明,中國發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取向正在發生重大轉變:一是增長的基本取向由單一的效率至上轉向公平與效率並重,使物質財富的增長帶來更多的社會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二是發展的基本取向由片面的經濟增長轉向經濟、社會與自然的協調發展,使經濟的發展帶來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回歸發展的終極價值;三是小康生活的基本取向由主要追求物質指標轉變到以和諧為導向,使生活的殷實和富足帶來更大程度的社會和諧,提高國民幸福指數。由此看來,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僅是當前的一項重大公共政策,而且還承載著時代變遷的重大使命。 「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需要發展與改革的雙重推動 要使上述基本理念的轉變通過基本公共服務的逐步均等化體現出來,必須要有正確的認識和良好的體制和機制。公共服務與每個社會成員密切相關,如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基本醫療、社會保障、就業指導和培訓、社會治安以及食品葯品安全,等等。要使這些公共服務全面實現均等化,不是短期內單靠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就可以實現的,而是需要發展與改革的雙重推動。發展是基礎,改革是動力。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不應被理解為單純的國家財政分配過程,而是經濟發展過程與國家財政分配過程的有機結合;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也不是一個簡單的財力配置過程,而是財力配置與制度創新的融合。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至少要明確以下幾點: 第一,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一項中長期任務。從公共服務的供應方來看,政府是最終責任主體。在我國,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相差很大,這種差距不只是財力上的,如城市政府和鄉村政府、相對富裕地區的政府和貧窮地區的政府,也有認識水平、人員素質、創新意識、管理能力以及制度建設能力上的差距,這類差距不是通過增加財力、短期培訓、更換操作人員就可在短期內消滅的。從公共服務的需求方來看,由於地理環境、歷史文化等原因,公共服務的消費能力也存在巨大差距。這既有自然條件的影響,如一些自然條件惡劣的邊遠山區,即使把錢送到居民手上,也難以消費;也有當地人文社會因素的制約,如文化素質、傳統意識、風俗與宗教等等,都會造成居民公共服務消費能力上的差距。居民的這種消費能力體現的是自主性和能動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最終依賴於這種自主性和能動性去消化、吸收,進而轉換化為居民生活的改善、基本素質和技能的提高。譬如教育,有些並不是上學難、上學貴,而是主動輟學,有的家長認為上學不如賺錢實惠,也有暴富的家庭認為孩子不上學將來也衣食無憂,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因富輟學」的怪現象。這說明,要縮小公共服務消費能力上的差距,確實需要居民自主性和能動性的改善。 第二,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機會的平等。每個公民都有相同的機會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因性別、年齡、戶籍、民族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如果公民的基本權利被分為三六九等,因身份不同而給予不同的待遇,那就談不上均等化。比如農民工因身份受到制度歧視,即使常年在城市工作也無法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社保等。這種因制度歧視造成的公共服務差距,只能通過社會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創新才能逐漸消除。當前,社會各界對擴大公共服務的呼聲很高,這是合理的,但要避免以籠統的公共服務規模的擴大來掩蓋差距的擴大,或以某一方面差距的縮小來掩蓋其他方面差距的擴大。 第三,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自由選擇的結果。這有兩重含義:一是不能把居民局限於某一地理空間。例如,在城鄉分治的框架內通過給農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來縮小城鄉公共服務的差距,這在近期是必要的,但若長期如此,其均等化就會變成一種社會強制,使個人意志受到壓抑。二是有自主選擇的自由。例如,一個人不願居住在嘈雜的城市,而選擇居住在寧靜的山區,盡管山區政府和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有明顯差距,但對他來說,公共服務仍是均等的。因此,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要更多從需求方來考慮,尊重居民的合理意願和選擇,不能光看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 第四,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不等於各地方政府財力的均等化。不少人認為,實現了財力的均等化就實現了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有的研究為便於數學模型的運用,也簡單假設:財力的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筆者認為這樣的研究沒有價值。我們通常用人均財力這個指標來衡量地區間財力的差距,其實,無論分母使用財政供養人口,還是本地戶籍居民,這個指標都不能准確反映地區間財政能力的差距。因為公共服務的單位成本在不同地區是不同的,甚至差距很大,同樣的錢未必能提供同樣多的公共服務。比如教育的單位成本、醫療的單位成本、基礎設施的單位成本等等,會因地形地貌、人口密度、國土面積、民族構成等因素而不同。即使公共服務的單位成本相同,由於制度因素及管理水平的影響,同樣數量的資金所提供的公共服務也是不一樣的。因此,從公共服務的供給方來看,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財政能力的均等化,而財政能力是財力、單位成本和制度及管理因素的復合函數,僅看財力的多與少是片面的。 「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需要做到幾個「結合」 依據以上認識,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必須整體把握,分步實施,選擇好恰當的路徑和切入點。既不能單純從供給方來考慮,也不能僅從需求方來觀察,更不能簡單套用西方國家的做法。從我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當前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出發,應考慮做好以下幾個「結合」: 首先,從發展與改革的結合上來規劃。一方面,經濟的可持續協調發展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礎,也是基本路徑。經濟蛋糕大了,財政蛋糕才能大;同時,經濟發展協調了,區域、城鄉差距縮小了,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也就自然實現了。從整體上看,要把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寓於經濟發展之中,使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形成良性循環。公共服務固然是財富的消費,但與經濟發展有內在的聯系,長期來看不但不會阻礙財富的增長,反而是財富生產可持續的保障。因此,既要有「增量」的觀點,也要有「循環」的理念,不能靜態、孤立地追求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另一方面,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也是改革的過程,特別是行政體制改革與財政體制改革,前者涉及政府責任意識的形成、職能的轉換、政府間責任的界定等,後者則與政府間分配關系密切相關,涉及財力與事權、責任的匹配等問題。此外,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與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也有內在聯系。沒有改革的深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無法推進的。相對於現在的利益格局而言,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利益再分配的過程,是財富支配格局調整的過程,這就需要改革作動力。否則,利益格局的凝固化,會使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成為空洞的口號。 其次,從財力與制度的結合上來操作。財力只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一個必要條件,光有國家財力的投入,而沒有相應制度的創新和改進,擴大公共服務就會落空,均等化也會成為紙上談兵,甚至是投入越多,浪費也越多。例如教育,盡管國家投入沒有達到佔GDP比例4%的要求,但教育體制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師范畢業生「有崗無編」(編制被非教學人員佔用),不少畢業生被迫轉行;一方面技工嚴重短缺,另一方面許多大學畢業生難以找到工作;醫學博士不能處置基本的臨床病例,等等。在這種體制下,如果只一味增加投入,其效果可想而知。從邏輯上看,是制度決定了財力的配置,從而決定了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過程。在不合理制度的基礎上加大財力的支持力度,只會使扭曲的公共服務更加不均衡。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保障。 再次,從供給與需求的結合上來實施。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方是政府,需求方是居民。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既要考慮政府的服務能力,更要看居民的要求和滿意度。任何一項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首先要考慮需求方的意願、能力,尊重其自主選擇。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試點,就遵循了自願參與的原則,結果得到了越來越多農民的擁護。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最終衡量標准不是數字上的大體相等,而是群眾的滿意度和社會的和諧程度以及國民素質的普遍提高。 最後,從國家、市場與社會的結合上來運作。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並不排斥市場主體和非盈利組織的參與,國際上已出現的PPP模式(公私合作)可以結合我國國情引進到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最終責任主體,但公共服務責任是可以分解的。通過這種責任分解,讓更多主體參與進來,可以培養全社會的責任意識和參與意識,有助於形成公共服務的道德倫理基礎。(作者單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

⑻ 什麼是事權

事權，簡單說是指一級政府在公共事務和服務中應承擔的任務和職責。

一般而言，事權、財權、財力三要素達到匹配，才能使一級政府運轉正常。相對於事權，財權和財力都是手段，是為履行特定事權服務的。

政府間財政關系涉及三要素：事權、財權、財力，各種不同類型的體制都是這三要素不同的組合而形成的。財權：財權是指在法律允許下，各級政府負責籌集和支配收入的權力，主要包括稅權、收費權及發債權。

(8)保山市基本公共服務事權劃分擴展閱讀：

事權體現政府活動的范圍和方向，支出責任是政府履行事權的財政支出義務，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首先，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目標是合理界定政府事權，這既包括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邊界，明確政府職能范圍，也包括理順政府內部的關系，政府管理該管的事，不管不該管的事。

其次，只有在明確政府事權劃分的基礎上，合理界定各級政府支出責任，才能科學確定政府間財力分配，確保各級政府履行職能的財力需要，最終實現財力與事權相匹配。

再次，從理論和實踐來看，以科學界定政府事權及由此決定的支出責任為基礎，匹配相應的稅源，最終建立以各級政府主體稅種為核心的地方稅體系，合理確定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都是健全完善的分稅制財政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徵。

⑼ 為何「事權」劃分突變為「財政事權」劃分有什麼差別

為何之前的「事權」劃分突變為「財政事權」劃分？兩者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對此，8月25日，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就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答記者問，給出了解釋。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稱，政府間事權劃分不僅涉及行政權劃分，還涉及立法、司法等廣義公共服務部門，是「大事權」的概念。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推進法治化還需要一個過程，短期內全面推進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條件尚不成熟。因此選擇了從財政事權入手。
為何選擇從財政事權入手？上述負責人給出三點理由。
一是從財政事權劃分入手推進改革具備一定的基礎。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財政收入規模擴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和保障水平也不斷提高，加上政府職能的加快轉變，劃分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的條件已經初步具備。新修訂的《預演算法》頒布實施，也為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奠定了法律基礎。
二是從財政事權劃分入手推進改革可以從根本上破解改革發展面臨的諸多緊迫難題。當前，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需要進一步理順、中央對地方專項轉移支付需要進一步清理整合、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需要大力推進，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需要進一步提高，這些都需要以明確政府的財政事權劃分並相應界定各級政府的支出責任為前提，從財政事權劃分入手推進改革可以起到「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
三是從財政事權劃分入手推進改革可以為全面推進事權劃分改革奠定基礎和創造條件。事權劃分改革涉及面廣、難度大，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些成熟市場國家的事權劃分經歷了數百年的逐步演進。財政事權是政府事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合理劃分財政事權入手破冰中央與地方事權劃分改革，先局部後整體，既抓住了提供基本公共服務這一政府核心職責，又能夠為全面推進事權劃分改革積累經驗、趟出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