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農民工為什麼要離開土地進入城市
離開土地進入城市的原因很多啊！世界那麼大，農民工朋友們也想出來看看。專好啦，進入正題吧。。1.農村屬土地資源有限，如果大家都呆在家裡守著一畝三分地的話，壓根賺不了錢。2.城市的建設需要農民工這些可以吃苦耐勞的人，所以農民工的工資相比於很多白領來說都高，只是比較辛苦。因此，雖然農民工們在城市過著很拮據的生活，但是一到過年，可以賺個十幾萬帶回家，這是很體面的事情，左鄰右舍投來艷羨的目光加上銀行卡里的存款，一年的辛苦也就不算什麼了。3.農民工們也有看看世界的需要，同時還有為子女們做榜樣。。因為哪一個農民都不希望自己的下一輩也是農民，這個時代，農民階級是不受待見的。歸根結底，農民工們都有一個改變自己，改變命運的願望啊。。
② 農民工在城市如何就業
農民工問題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和討論的熱點。北京作為農民工的主要聚集地之一，農民工問題更為嚴峻，而諸多農民工問題中，就業問題尤其需要關注。在社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外地來京農民工就業狀況很大程度上由農民工就業前的人力資本決定。2006年3月，在北京市海淀區六郎庄進行了一項有關北京市海淀區六郎庄外地來京農民工人力資本和就業現狀的調查。調查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了解外地來京農民工人力資本對就業狀況的影響，以便為進一步解決農民工問題提出相關建議。
北京市海淀區外地來京農民工主要集中居住在海淀鄉六郎庄，四季青鄉北塢村、中塢村等村。由於四季青鄉拆遷進程較快，許多農民工已經搬走，只有六郎庄外地來京農民工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六郎庄現分為44個小區，其中有11個小區全部入住了外地來京農民工。這些人員來自全國各地，呈雜居狀態。尤其以「海頤公寓」、「海博公寓」、「雙成西公寓」、「雙成東公寓」、「明日星公寓」、「泉溢萍公寓」等大型居住場所更為明顯。
教育資本與就業
教育資本一般是指通過正規教育而獲得的人力資本，是人力資本最基本的形式之一。考察北京市海淀區六郎庄外地來京農民工的教育資本，總體上，他們的文化水平比以往調查研究結果要高。出現了文化程度越低，就業率越高，文化程度越高，就業率越低，文化程度與就業率成反比的反常現象。文化程度的提高除了對月工資有顯著的影響外，對提高農民工的解決勞動糾紛，簽訂勞動合同等方面並不明顯。
調查的人員中，文化程度小學的5人全部就業，佔100%；初中2人失業，42人就業，失業率4.5%，就業率95.5%；高中或中專5人失業，25人就業，失業率16.7%，就業率83.3%；大專以上4人失業，13人就業，失業率23.5%，就業率76.5%。其他一人就業。
從個案調查來看，往往文化程度相對低的人員，就業期望值相對低，能找到一份工作就很快上崗，而不會考慮太多。而文化程度相對比較高的農民工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尤其想找到一份和自己文化程度相匹配的工作，要是不太如意就寧願躺在宿舍里消極等待，這樣在人才濟濟的北京市海淀區，特別是中關村附近，其就業的難度就加大了。海淀區中關村附近能給農民工留下來的工作選擇空間只能是一些臟、累、差、險、重的活，這就造成了以上反常現象。
現實生活中，人們一般認為，當行為主體的文化程度提高時，其自我維權意識和行為會得到相應提高。調查顯示，文化程度對解決勞動糾紛的作用不明顯。
高中或大專文化程度9人有過勞動糾紛，感到委屈但是沒有辦法，佔到該文化程度人員的30.0%，3人自願協商解決，佔到10.0%，1人有勞動糾紛，通過勞動監察部門投訴（是所有48個勞動糾紛中惟一一個，僅佔2.0%）。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務工人員中，5人有過勞動糾紛，感到委屈但是沒有辦法的佔29.4%，僅有1人自願協商解決，佔到5.8%，竟沒有一人通過勞動監察部門投訴。
個案調查中更是印證了這一點，一位初中文化程度農民工的話很具有代表性：「出現勞動糾紛，我很想討回公道，也做過努力，但是沒有用，我們抗不過老闆的，他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他們很可能會把我炒掉。」一位中專文化程度農民工帶著很無奈的表情說：「我中專時念過會計學專業，也知道很多道理，現在老闆常常拖扣我的工資，很讓人生氣，我沒辦法，我丈夫也幫不上忙，誰能幫幫我呀……」可見，在勞動糾紛中，農民工有著很強的潛在維權意識，缺少的是將這種自我維權意識轉化為行動的勇氣、能力和途徑。因此，文化程度的變化並不是提高農民工自我維權意識的有效途徑，當前，農民工是弱勢群體，單純依靠農民工的文化程度提高來解決其勞動維權是不可靠的，只能通過外在的力量來加強對強勢群體的限制，才能，彌補農民工弱勢的不足。
技術、知識資本 對就業的影響
技術與知識資本是人力資本的核心，它是指一個人所具有的可以直接用於生產商品與服務的人力資本。技術與知識資本的取得主要通過專業學習（大學教育）、在職培訓等途徑。農民工的謀生手藝就是這種人力資本，他們參加職業培訓可以取得或者提高人力資本的存量。
總體上，大多數六郎庄外地來京農民工有或者正在學一門謀生手藝，有45名農民工有一門謀生的手藝或者本領，佔45.9%；23名農民工正在學，佔23.5%；而其他29名則沒有，佔29.9%。培訓方面，只有26.8%的農民工受過正規的職業培訓，並且取得了「職業資格證書」，73.2%的農民工沒有受過正規的職業培訓。個案調查顯示，絕大多數沒有受過正規職業培訓的農民工表現出很大的想參加職業培訓的熱情。
很明顯，凡參加過合法正規的職業培訓則具備謀生手藝，沒參加過又不想參加職業培訓的農民工則大半沒有謀生手藝。個案調查結果加強了這種印證，調查中「泉溢萍」公寓管理員的經歷很具有代表性，該管理員在河北農村時就積極學習，來到北京後參加了物業管理、會計、編織等職業技能培訓，具有很強的就業能力，因此選擇工作的方向基本上由自己決定，工作經驗很豐富，工資也比較高。
農民工的遷移資本
遷移資本實際上是一種資源配置資本，可以通過人力資本所有者位置（地理位置和職業位置）的變化帶來收入的變化，與其他形式人力資本所不同的是，遷移資本存在於人體之外，它只是改變人的空間或社會位置。另外，一旦遷移過程結束，其本身就失去了獨立存在的形式。
大多數外地來京農民工來自中國北方。超過68.0%六郎庄外地來京農民工都對打工經驗持消極態度，這會影響農民工對經驗資本的積累，也反映出他們的工作不穩定。
遷移和流動資本方面，來自河南的農民工22人，佔22.4%，其次是河北省，21人，佔21.4%；再次是安徽省，10人，佔10.2%；以下是山東、湖北各8人，各佔8.2%；四川省7人，佔7.1%；遼寧省6人，佔6.1%；陝西省5人，佔5.1%；其他如江西、黑龍江、內蒙古、山西、重慶等地少於5人。
從河南省、河北省農村遷移出來的農民工一共41人，佔到43.8%；從地區性來看，來自四川、重慶、江西、安徽等南方地區的農民工有21人，佔21.4%；來自北方地區的佔到78.6%。所以，大多數外地來京農民工來自中國北方，特別是靠近北京的河南省、河北省廣大農村。
六郎庄外地來京農民工中，第一次出外打工的有23人，佔23.5%；以前曾經打過一次工的有16人，佔16.3%；兩次的17人，佔17.3%；3次的最多，22人，佔到22.4%；4次的10人，佔10.2%；5次的3人，6次的3人，10次的3人，10次以上的很少。曾經打過工的共75人，佔76.5%之多。
通過對性別與就業率、年齡與就業率情況的調查，發現女性更容易對現職滿意，男性更容易對現職不滿意。六郎庄外地來京男性農民工的失業率比女性要高，反過來，女性農民工的就業率比男性高出8個百分點。此外，在解決勞動糾紛、建立勞動合同、月工資數、（老闆）拖扣工資方面，女性農民工都處在更弱勢的地位。總體上，北京市海淀區六郎庄外地來京農民工以年輕人為主。失業人群主要在年輕人身上體現，中老年人就業率比較高。
參加教育培訓 調整擇業心理
從調查結果和分析可以看出，北京市海淀區六郎庄外地來京農民工在就業上存在諸多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多管齊下。
對已經就業的大部分來京農民工，應該鼓勵他們進行人力資本的提升。農民工人力資本的提升固然需要加大政府的投資，但同時也需要農民工進行自我開發。鼓勵他們堅持「邊干邊學」，成為工作崗位上的行家裡手。另外，還應該積極主動參加職業培訓，培養多種就業技能，加強就業能力。
對已經來京的農民工，通過讀書來提高其文化水平已經很難做到，可以採取接受職業技能培訓的方式提高知識技能水平，最切實可行的辦法是適應六郎庄外地來京農民工的培訓要求，鼓勵那些正規合法的職業培訓機構（可以是政府辦或者社會辦，也是一個很大的市場，目前在六郎庄還沒有人去開發）直接進駐農民工聚居地區，開展免費或者低收費的農民工培訓，為外地來京農民工提供直接方便的培訓機會，使他們盡快成為擁有一門或多門手藝的工人生力軍。
對還在農村將要來京的新一代農民工，最好強調其來京之前做好文化准備，起碼必須具備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如果不再念書，則盡可能學到某一種手藝，多積累一些知識、技能，為就業、生存和適應多變的社會打下基礎。
注重對從業經驗的積累，這是提高人力資本的有效途徑。了解自己的職業能力。找工作時，應根據自己的特長和技術能力去求職，並注意揚長避短，對那些不適合自己或求職者眾多的職業，應盡量迴避。六郎庄農民工，特別是文化水平比較高的那部分人，改變「等、靠、要」的心理，適當降低就業期望值，積極主動聯系工作，樹立「先干再說」心理，不失為在北京市海淀區找工作的明智之舉。
女性農民工除了更應該積極參加職業培訓，努力提高自身的就業能力之外，還需要掌握各種法律知識，了解各種勞動監察部門的服務范圍，利用這些外在的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③ 請問 城市對農民工"經濟接納,社會排除"如何解決
1、引導農民工合理有序流動，努力開拓更多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渠道
在地域流向上，引導農民異地轉移與就地、就近轉移相結合。加快城鎮化進程，為農民進城就業創造更多的機會，是解決好農民工問題的根本出路。城鎮化是一個重大的經濟社會結構轉型過程，其核心就是表現為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的過程。與同等工業化程度國家相比，我國城鎮化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未來5—15年，我國將處於城鎮化加快發展時期。從現在到2020年，將有2.89億農村人口向城鎮人口轉化。中國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數量之大，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所沒有過的。城市化並非能自動解決農民問題，城市化的發展要以擴大就業，特別是農民的就業為前提，要為農民進城就業創造更多的機會，使農民在城裡有長期穩定生存的手段。只有這樣，城鎮化水平才可能扎實地提高，防止將農村貧困轉變為城市貧困，避免某些發展中國家出現的畸形城市化。
2、保障農民工的土地承包權，減輕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的風險
3、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培訓，提高農村人口整體素質
4、公平對待農民工，逐步形成惠及農民工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制度
當前城市對農民工實行的實際上是「經濟接納，社會排斥」的做法，主要表現在：允許農民進城打工，經濟上進入，但不承認他們在城市的社會成員資格，進城農民不能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務，在住房、子女教育、醫療衛生、婦幼保健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存在著歧視性政策等。
大量農民進城務工不可避免地會給城市管理帶來新問題，在城市建設和管理方面應有新的理念和措施。
首先，應當轉變觀念，對農民工要由排斥到容納，由管制為主轉向服務為主，改變農民工「邊緣化」的社會地位。要以開放和包容的胸襟，把進城農民工作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納入統一的管理和服務，逐步做到權利平等。
其次，在住房、交通等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上考慮進城農民工的需要，使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逐步覆蓋到農民工。城市建設要考慮進城務工農民的居住要求。要針對外來人口居住的不同特點，建設管理好外來人口聚集社區，避免形成城市治安差、社會安全無保障、環境臟亂差的社區。建立社區服務機構，為解決外來人口的就業、居住和必要的文化娛樂提供便利條件。將城郊農村社區的規劃建設納入城市總體規劃和建設，統一規劃外來人口的住房、交通和基礎設施。城市政府和流入地要積極創造條件，承擔起進城務工農民子女義務教育的主要責任，充分發揮全日制公辦中小學接受農民工子女的主渠道作用，保障農民工子女享受義務教育的權利。目前，進城務工就業農民被排除在城市公共衛生體系之外。如果外來人口得不到最基本的公共衛生服務，必將給整個城市的公眾健康帶來重大隱患。在城市公共衛生領域，要逐步給進城民工市民待遇。
再次，要逐步改變把進城農民工排斥在社會保障之外的狀況，妥善解決城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農民工至少可以分成三大塊：一塊是已經市民化的農民工。在城市裡面已經工作多年，也有穩定的職業和住所，他們的生活風險和工作風險實際上跟市民沒有太大的差別了。第二是流動性質的農民工。他們既沒有市民化，又不是單純的農民，這類農民工人數特別多。第三塊是季節性的農民工。由於農民工構成的復雜性，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需求，不能搞一刀切，應當根據農民工的需求與目前的條件，按照低水平、廣覆蓋的方針，積極探索多種保障形式，根據農民工的需求和改革條件的成熟度，分步驟地把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
第四，要允許和鼓勵長期進城務工農民盡快融入城市，完成身份的轉換。要提供全方位、多層次、適時到位的服務，幫助進城務工農民適應新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使他們能夠在城市安居樂業。過去害怕和限制農民進入城市有當時的背景，主要是農產品供應不足，城市又不能提供就業機會。現在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要有新的認識、新的政策和管理方法。
第五，統籌考慮農民工對城市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的需求。涉及城市公共服務資源重新分配的問題，城市政府財政支出結構需作相應的調整。進行這種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有利於農民工在城市安居樂業，對促進城市社會安定和諧、健康發展，有著不容置疑的重要作用
5、推進體制創新，改革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
現行的城鄉分割制度是產生農民工問題的直接體制性原因。從上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我國實行城鄉分治的戶籍管理制度，因為戶籍制度至今並沒有根本改革，所以，雖然農民轉入了二、三產業和城鎮，但他們的戶籍仍是農業戶口，農民的身份沒有變，由此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在經濟上，農民工從事的是重、苦、累、臟、險的勞動，但沒有得到應有報酬，農民工和正式工人同工不能同酬；在政治上，農民工幹了工人的活，但沒有得到工人的身份；在社會方面，農民工在城市打工多年，始終是城市的邊緣群體，融不進城市社會，享受不到應有的權利。城鄉分割制度下出現的農民工現象，應該是權宜之計，不應演變成一種長期的制度。農民工這種制度使勞動力這個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不能按市場經濟的要求合理配置。顯然，它與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不相容的。農民工問題表面看是要解決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消除在就業方面的不合理限制，使農民工享有應有的公共服務等問題，而實質則是我們國家要建設一個什麼樣的產業工人隊伍、構建一個什麼樣的社會階層結構、建立一種什麼樣的城鄉關系的問題。
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問題，必須解決產生農民工問題的體制性和制度性問題，這就要求改革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和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問題。十六屆三中全會把建立有利於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作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項主要任務。從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社會經濟結構轉變，是今後幾十年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走向。作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項主要任務，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根本途徑，是在繼續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下決心改革戶籍制度。
戶籍制度改革涉及人口流動、遷徙等全局性的問題，必須由國家審時度勢，做出決策。戶籍制度制約的背後，是失業保險、養老保險、最低生活保障、衛生醫療、教育以及城鎮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壓力。改革戶籍制度應該採取漸進的方式。明確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目標和實施步驟是十分重要的。戶籍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遷徙和居住的自由，消除附加在戶口上的城鄉居民權利不平等的制度。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的制度取向是，打破城鄉分割、區域封閉，建立按居住地劃分城鎮戶口與農村戶口的戶籍登記管理制度，實行以固定住所和穩定收入為依據申報城鎮戶口的政策。改革戶籍制度，不是取消戶籍登記管理，關鍵是剔除附在戶籍上的勞動用工、住房、教育等不合理的制度，平等對待新進城落戶居民與原城鎮居民的權利和義務，逐步實現人口的自由遷徙，建立起城鄉一體的戶籍管理制度。
④ 城市農民工生活狀況
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我國城市化進城中不可逆轉的潮流。在城市中正在或者試圖打工謀生擁有農村戶籍的群體，我們稱之為「農民工」。盡管從嚴格意義上講，土地作為其安身立命最後保障的農民工不同於產業革命時期的「一無所有」僅靠勞動力為生的產業工人，但中國地少人多，嚴重的農村勞動力富餘，他們通過各種渠道以被他人僱傭或自我僱傭的方式在城市中生存，甚至以工養農，也成為不爭的事實，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民工就業市場已悄然形成。
在西方經濟學與社會學理論中，關於勞動力市場有多種理論觀點，其中影響較大的是新功能主義社會學家皮奧里(Michael J.Piore)的勞動力市場的二元結構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存在著第一（首屆）和第二（次屬）的二元勞動力市場。前者特點是工資高、勞動條件好、工作有保障、福利優越，後者特點是工資低、工作條件差、就業不穩定。這兩個勞動力市場之所以是「二元」的，是因為兩者之間是相互隔絕的，首屬市場的求職者寧願等待就業機會也不會到次屬市場中謀職，而次屬市場的失業者也根本不可能進入首屬勞動力市場。該理論比較准確地揭示了當前工業社會中勞動力市場的基本狀況，為分析我國城市社會中的勞動力市場問題提供了一個極具價值的理論視角。
在我國，一般來說，城市人口特別是其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更容易進入首屬勞動力市場，而農村人口更易於進入次屬勞動力市場。就目前情況看，我國次屬勞動力市場上主要包括兩類人群：第一類是伴隨國企改革而不斷涌現的下崗再就業人員；第二類是流入城市的農民工。他們是當前我國次屬、非正規勞動力市場的主體。本文主要是對農民工就業的現狀以及其在勞動力市場的狀況成因進行探討。
1農民工就業的現狀和文獻綜述
農民工為城市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們在社會上總體地位不高，工作和收入不穩定困擾著他們中的許多人。具體來說其就業面臨如下問題：
首先，從總體上看，農民工人數龐大，中國農村低技能勞動力長期供大於求。目前全國有約4.89億農村勞動力，除去從事農副業者及在鄉鎮企業工作者外，仍有1.5億剩餘勞動力，他們中大部分轉向了城市[1]。
其次，農民工個人素質不高，主要表現在：
(1)農民工受教育程度低：農民工大多為初中文化程度，受教育年限為8.64年，接近初中畢業，比未外出者高1.74年[2]，但遠低於城市中10.2的教育年限①。
(2)求職手段低：農民工就業利用初始的社會網路，有調查表明，有68.2%的人是以親戚、朋友介紹的方式進入城市打工，而不是通過正規的勞動力市場[5]。
(3)職業選擇面窄：農民工大都從事城市居民不願從事的「臟、累、苦、險」等職業，如清潔工、建築工、保姆、服務員等工作。
(4)工資待遇差：次屬勞動力市場普遍存在超時間工作、超強度勞動，而工資卻極低，又沒有什麼福利待遇，不享有城市居民所擁有的住房、醫療、失業、義務教育、養老等方面的社會福利，也沒有被納入「三條保障線」內。農民工的工資收入十多年來基本停留在400-500元／月的水平上。
(5)農民工討薪難：農民工大部分沒有和企業簽訂合同，不能加入工會，更沒有自己的農民工組織，工資被人為地壓低，並且被拖欠，農民工討薪成本高昂，至少收益的三倍[4]。
再次，對農民工的管理制度存在一些缺陷。如在外來人口比較集中的地區，當地政府城市發展規劃和社會各種公共服務規劃並沒有考慮到這部分人的存在和需要，對這些人的社會管理費用也沒有包括在政府的正常財政預算中。同時，一些政策和法規也有不完善之處，如《勞動法》規定勞動合同可以約定試用期，但一些企業經常在試用農民工一至兩個月後，以不合格為由將他們辭退。
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農民工就業現狀進行了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幾種觀點：
從制度障礙的角度。許多學者把農民工的不公正待遇認為是以戶籍為代表的人為造成種種限制，如蔡昉等通過分析測算得出，農村遷移勞動力和城市本地勞動力的工資差異中，只有24%能夠被個人特徵的差異所解釋，而剩餘的76%是被戶籍制度和其他一系列城市偏向福利體制所造成的勞動力市場上的歧視政策帶來的[5]此提出政府應發揮積極作用，打破這些壁壘，減少勞動力市場的扭曲，建立統一的城鄉勞動力市場。在21世紀之初，一些省市（如浙江省、寧波市、石家莊市等）頒布了硬性條件，解除農民工的種種限制，農民工的近況並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6]。放開限制和降低留城市戶口的門檻並不必然帶來經濟門檻和素質門檻的降低，反而由以前單純的戶籍有形壁壘，轉變成了學歷、技能、高昂住房費用等的無形成本。因此，是否籠統的提出戶籍改革、建立統一勞動力市場就能根本解決這一難題值得商榷。
從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角度。有研究表明在非正視勞動力市場中，進城農民工的教育回報並不十分明顯，工作年限不僅失去人力資本積累的意義，甚至還影響了收入的增加[7]。人力資本缺失不是農民工處於劣勢的唯一原因，社會資本的匱乏也是一個重要方面。如果把社會資本定義為社會網路，認為表現為血緣、親緣、地緣形式原始的「強關系」在低級的勞務市場上發揮重要作用，而利用業緣等「弱關系」在首屬勞動力市場更容易發揮作用。研究表明，人力資本越高則擁有和獲取社會資本的能力越強，對於初次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來說，社會資本的作用遠遠大於人力資本[8]。因此提出加快培養人力資本和提升社會資本的建議。
從信息不對稱角度。有研究表明農民工能力弱勢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信息能力弱勢，由於信息不對稱，農民工在勞動力價格、社會保障、公共產品享用、文化娛樂消費上表現出來的弱勢很大程度上與其弱信息能力有關，提出增強農民工信息能力，特別是准產業工人地位和市場結構交換能力。[9]
認為缺乏相關利益集團的推動。新制度經濟學的利益集團相關理論表明，勞動力供過於求的宏觀環境中，農民工的分散化和普遍存在的搭便車的行為，以及一些政策上的失誤，使得當前中國社會難以出現真正意義上的農業利益集團，農民工無法形成有效的組織，產生自發自覺的集體行動改善自身的處境[10]。為此，建議組建農業利益集團來解決三農問題。
認為政府應發揮主導作用。對於農民工的種種不公平待遇，很多研究都提出由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如由政府加強教育、提供中介服務來減少信息不對稱、甚至提出對企業工資的確定、合同的簽訂和社會保障進行強制性的管制，將農民工納入工會組織來推動農民工的發展，增進農民工的權益。
從不同文化特質和生活方式的角度。社會學家認為城市具有別於鄉村的一整套社會與文化特質。農村生活體驗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心理的、思維的、人格的特點是無法適應現代城市生活。農民工進入城市，不僅體現為地域空間的遷移、社會角色的轉變，更體現為一種精神空間的遷移。這種城鄉之間的「文化震盪」讓農民工不知所措，而又無法抗拒，[11]農民工在城市中無法獲得相應的歸屬感，依然是城市中的邊緣人[12]。
以上研究均是從不同的角度不同側面對農民工就業現狀進行描述和分析，具有非常強的借鑒和指導意義。但是人力資本的提升和社會資本的積累以及文化演變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信息不對稱也是現實經濟生活中的常態。政府對農民工就業的各項措施，是否存在政府失靈，即是否存在矯枉過正或者無法達到預期良好目標，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與前面的研究不同，本文認為，與其它市場一樣，農民工勞動力市場也是由市場交易雙方、市場中介、市場交易規則、市場交易過程幾個方面構成的。本文將通過對勞動力市場各個主體和各個環節進行經濟學分析，以期對農民工就業研究能夠有所裨益。
2農民工就業市場的經濟學分析 「觀點一」
農民工，是指在本地鄉鎮企業或者進入城鎮務工的農業戶口人員。農民工是我國特有的城鄉二元體制的產物，是我國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出現的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農民工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農民工包括兩部分人，一部分是在本地鄉鎮企業就業的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勞動力，一部分是外出進入城鎮從事二、三產業的離土又離鄉的農村勞動力；狹義的農民工主要是指後一部分人。據有關部門的調查，我國狹義農民工的數量為1.2億人左右，廣義農民工的數量大約為2億人。
「觀點二」
即農民工人，他們是農業戶口，但從事著非農業的工作；他們生活工作在城市，為城市的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在某些人心中農民工是貶義的，其實農民工並不一定是戶籍在農村但到城市做工的一類人群特殊的群體。擁有農村戶籍而在城市打工的人員，包括大中專院校畢業後戶口在農村而在城市工作的中高學歷人員，隨著中國戶籍制度的完善，將不再擁有城鎮和農村戶口的差別。農民工是進城務工人員的同義詞，城市發展經濟的主力軍。
「觀點三」
人們普遍認為指的就是農民工人，這當然是中國人的說法。在美國沒有農民這個稱謂，統稱為農場工人。從字面上分析，農民工人和農場工人好像差別不大，但是深究起來卻是兩個千差萬別的詞語。首先在身份上，農民工人的身份是農民而農場工人的身份是工人；其次在工作上，農民工人做的是城市裡的工作而農場工人乾的是農場里的活計。社會學家、三農問題評論家艾君認為，在我國實施多年的實行二元戶籍管理制度下，我們所說的「農民工」，實際是指「身在城市從事非農業工作的農業戶口的工人」。[1] [編輯本段]農民工問題農民工問題是指中國大陸由於農民進入城市參與經濟活動後涉及的一系列權益保障的總稱。
針對農民工問題，現在在政策研究界、學術界有幾種觀點：一是部分學者的觀點，讓農民工在城市住下來，「三農」問題將不存在。二是國研中心研究報告的觀點，創造將農民工轉化為穩定的城市產業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環境。
農民工問題在建國後三四十年前表現得尚不明顯，但到了改革開放以及建立市場經濟的今天，城市與鄉村的矛盾就日漸突出。當致富成為人們第一需求和追求目標時，城市人佔有各種政策的抉擇領導地位、佔有意識領先的統治地位、佔有生產資料轉化成貨幣的掌控權等等，當處在兩眼墨黑最封閉的鄉村的農民進城務工時，自然會對他們製造出許多政策的限制，強加給一些莫須有的罪名，賦予一些帶有歧視性的概念、名詞。
再說農民工在就業方面，城市制定外來勞動力分類目錄，把臟亂差工作留給民工。農民工從事行業的基本特點是：體力要求較高的房地建築工、城市清潔和環境保護的操作工種、綠化養護的苗木工、居民家中的鍾點工或保姆、廚師、服務員等臟、累、險、差工種。出現這些限制和歧視的主要原因是意識問題。因為意識的誤區，導致制定政策的錯位。
其一，在決策者眼裡，因為存在城市居民與農民工的利益之爭，即農民工進城就業，加劇城市居民的就業矛盾，因此城市政府的政策趨向與城市居民的利益趨向一致。
其二，政府害怕「城市病」，從而試圖將農民圈在農村。
其三，我國各大城市存在「隱性超城市化」，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進入必然使城市的「超城市化」進一步加劇，城市治理成本大幅加大。
其四，城市勞動力失業給城市政府帶來的成本十分巨大，而農村勞動力找不到工作最多也只是回家種田，政府反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流入。
其五，城裡人對農民工的歧視一方面源自文化差異、生活習慣等由於出身形成的尊卑貴賤觀念；另一方面則是一部分城裡人認為農民工搶他們的飯碗而產生的反感和仇視。
這些原因雖是城市限制農民工進入數量、工種限制等歧視性政策的直接理由，當然農民工就業歧視也有一些其他深層的政治、經濟等綜合因素。
農民工問題的根源在於城市文化派生出來的對鄉村的政治、文化、經濟的排斥而產生的人的等級觀念的歧視。這就是有的學者所說的農民屬於「草根」底層，城市人屬於「花草」上層。因此，解決了農民工進城問題，即便讓他們在城裡住下來，並不能從根本解決所有農民問題，更不可能出口狂言「三農問題將不存在」。這種理論觀點，實際屬於修修補補，治標不治本，形而上學、紙上談兵。
農民工保障問題
農民工保障問題與我國二元社會結構高度相關，關繫到我國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近期出現的「 民工荒」已為我國農民工問題敲響了警鍾。筆者認為，農民工保障的缺位是我國二元社會結構的必然產物，解決農民工保障問題是順應我國社會轉型要求的重要舉措，是維護農民工權益的重要形式，也是解決「 三農」問題的內在要求，應將為農民工提供保障作為解決目前「 民工荒」的應對之策。解決農民工保障問題必須消除目前存在的認識上的誤區，同時在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的過程中也不能操之過急。 [編輯本段]解決農民工問題策略社會學家、三農問題評論家艾君近幾年年針對農民工問題提出一些看法和實施策略。他認為，要界定農民工問題，解決農民工問題，首先要弄清楚農民是什麼？農民如果是一種職業而非身份，該按照職業，也就是從事農業生產工作的人來界定農民。如果界定農民是一種職業，那麼「農民工」又是什麼呢？是種職業？是農民職業轉工人職業？是既做工人又做農民？那麼那些長期從事非農業勞動的農村人還是農民工嗎？他認為，如果說農民是一種職業，眼下提出農民工概念的本身就存在概念不清和語法的誤區。如果承認農民是種身份，那麼提出「農民工」的概念是成立的。
到底何謂農民工呢？人們普遍認為指的就是農民工人，這當然是中國人的說法。在美國沒有農民這個稱謂，統稱為農場工人。
從字面上分析，農民工人和農場工人好像差別不大，但是深究起來卻是兩個千差萬別的詞語。首先在身份上，農民工人的身份是農民而農場工人的身份是工人；其次在工作上，農民工人做的是城市裡的工作而農場工人乾的是農場里的活計。在我國實施多年的人口管理制度人為地將農民劃入了二等公民，農民相對於城裡人似乎與生俱來就要低人一等；而在美國，沒有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的說法，只有行業不同。他說，可見我們所說的「農民工」，實際是指「身在城市從事非農業工作的農業戶口的工人」。既然是工人了，享受工人所有應該享受的權利和義務，享受工人一視同仁的地位是合情合理和法律所不容忽視的。
他強調，首先，「農民工」的概念就變成一個錯誤的提法。農民是職業，那就是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了，那麼農民工，不就成了「從事農業生產的工人」了嗎？可事實上，社會上把農民工指的是農業戶口，但從事著非農業工作的勞動者。從「農民工」一詞的盲目出籠，已經把「農民」給界定為一種身份了。也許「農民工」一詞的出台就缺少科學性合理性，也走入了概念的誤區。艾君認為，農民工問題的根源在於城市文化派生出來的對鄉村的政治、文化、經濟的排斥而產生的人的等級觀念的歧視。這就是有的學者所說的農民屬於「草根」底層，城市人屬於「花草」上層。因此，解決了農民工進城問題，即便讓他們在城裡住下來，並不能從根本解決所有農民問題，更不可能出口狂言「三農問題將不存在」。這種理論觀點，實際屬於修修補補，治標不治本，形而上學、紙上談兵。
他認為，戶籍制度是引發城鄉差別的原因之一。即使在城市裡工作，身為農民戶籍身份的農民工也無法享有城市人的「補貼」。城市化的實質是轉化農民為居民，轉化小生產的主體為現代市場經濟的主體。戶籍制度是農民工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三農問題的產生的一大原因，是農民受到歧視、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主要因素，是其他諸如教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等一切公平制度之所以存在並得以執行的前提!
隨著城鄉一體化的進程和城鄉統一戶籍制度的實施，伴隨農村醫療、住房公積金、社會保險等福利的實施，農民工必成歷史。
他提出了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關鍵，認為應該有步驟、有規劃、分階段、有深度地進行城鄉改革，切實解決三農問題：
其一，首先要從戶口制度入手，在2年內徹底取消其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性質劃分，統一登記為 「 居民戶口 」，打破多元體制向一元體制轉化。消除城鄉戶籍差別是第一步。其二，在消除城鄉戶籍差別之後，新的制度安排必須要迅速跟進，利用2-3年時間建立起城鄉社會福利、醫療、養老、就業等保障一體化的制度。其三，從戶口入手，福利、醫療、養老、就業等保障一體化的制跟進，然後就要著手解決好農村人土地歸屬問題。農村解決好了以上三點，接下來就是在城市、農村，實行「以房定戶」制度。即，人出生後，就注冊永久性公民出生地戶口，戶口的遷移實行像婚姻登記一樣注冊登記制，登記注冊的基礎是有住房作為唯一的條件。眼下「農民工」一詞的出籠是個值得思考的社會問題。由此看來，那麼我們城裡的工人下鄉種田是否該叫「工人農」了，豈不貽笑大方嗎？
⑤ 請大家評價一下 農民工進城和城鎮化的弊端 以及怎樣解決
城鎮化發展伴隨著農民工進城，農民工進城給城市有限的資源帶來承載壓力，版首先是住房，農民工進權城需要大量的商品房，這將會推高城市房價，同時需求大量蓋房土地，城市就會往周邊發展，擠占農業耕地資源。造成糧食緊張，其次，農民工進城需要大量的就業崗位，這將會與城市居民搶飯碗，同時會出現大量失業人口，對社會造成壓力，其次，在交通，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方面也會給城市帶來負擔，處理不好，都會構成威脅！
由於我國城鎮化發展極度不平衡，東部地區發展水平高於中西部，大城市高於小城鎮，所以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要科學設計，合理規劃，個人認為首先要打破行政干涉，資源要合理分配，要把資源更多分配到中西部和小城鎮，讓人就地城鎮化，小城市優先發展的原則，假如生活在小城鎮和大城市收入水平是一樣的，誰還願意擠破頭去大城市呢?而且小城鎮不受土地，水源等制約！當下最重要的是要打破城鄉二元體制，讓農民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樣的社會福利，那麼這些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相反還會推動城鎮化的發展，提高社會生產效率，拉動內需！
⑥ 農民工進城務工對農村的影響（利與弊）
利：1、 增加收入：務工收入一定大於務農收入2、 增加人力資本：學會了一門手藝，增加了一些知識等3、 增加社會資本：擴大了關系網路，增加了與人交往的技巧4、 提高對後代教育的支付能力：有錢給孩子交學費，買必要的學習輔助工具5、 提高贍養老人的支付能力：有錢給老人治病，買保健品等6、 促進農村消費結構升級，提高農民生活質量：農民外出務工的收入基本上都帶回家裡，用於修建新房，購買大宗家用電器等。7、 有利於農業產業結構升級：一部分農民外出務工，緩解了土地承載壓力，也使得農業規模經營成為可能，經濟作物成為規模經營的首選，這樣就改善了農業產業結構。8、 有利於農村產業結構升級：有些外出務工農民看準了農村本地市場的潛力，將積累的資本投入非農行業，改善了農村產業結構。他們要麼將外出務工學到的技能與當地資源結合，要麼為外出務工家庭的消費提供市場，繁榮了農村市場，方便了農民生產和生活，甚至為他們帶來新的理念，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生活質量。弊：1、 疏遠了跟家鄉親友的關系，減少了原來具備的初級社會資本存量。2、 減弱了在子女人格塑造方面的教化功能，減少了對子女學習和成長的關注，導致子女的被遺棄感，從而增加了他們產生心理和行為偏差的概率。3、 虛假示範效應：常年外出的父母出於對子女的愧疚，對他們常常出手大方，使子女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在外面掙錢很容易，導致他們厭學情緒的產生和蔓延。4、 弱化了對老人的贍養功能：盡管外出務工提高了對老人的經濟支持力度，但一方面老人本來就處於消費低谷期，另一方面老人更需要的是精神支持，因此，總的來說，對老人的贍養力度是下降了。5、 強化了祖孫互動的消極效應。本來兒孫繞膝是天倫之樂的體現，但如果老人膝下只有少不更事的孫輩，老人就不得不擔負起照料他們學習、生活的重任。祖輩不得不收起慈祥的天性，擺出父輩才有的威嚴，這樣不可避免地造成祖孫之間關系的緊張。另一方面，有些自身還很弱小的孫輩不得不代替他們的父母照顧年老體弱的祖輩，嚴重影響了他們的學習和生活。如果祖孫輩之間有了父輩的自然連接，那麼這兩輩人之間的互動將會是其樂熔融的兩性互動，缺失了這一環，其消極效應就被放大了很多倍，以致於成為他們不能承受之重。6、 增強了農民被剝奪之感，增加了社會動盪的因素。在城市裡，干同樣的活，農民工拿得最少，而且各項社會保障也與他們無緣，還要遭受自己國人的歧視。一旦年老體弱，他們還是得回到農村。如果發生工傷事故或者得了職業病，往往會被提前打發回家鄉。如果討薪，還可能遭遇生命危險。在這種情況下，農民會產生絕望感，而一個絕望的人是可能幹出一些不理性的事情的，對社會造成很大的危害。7、 使農民快速「市場化」，加速了農民原子化的過程，削弱了農村社區的凝聚力。農民沒有領悟到市場經濟的真諦——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每個人都應該遵守特定的游戲規則。只看到了其表明現象——一切以經濟利益為中心，只要能獲得經濟利益，無論採取什麼手段都是無可厚非的。在這種不正確的認識下，他們的投機心理膨脹，在過度構建和利用社會資本的同時，拋棄了原有社區倫理的約束，坑蒙拐騙、橫行鄉里，不惜損人利己來達到致富的目的。村民的價值判斷也出現了偏差，只要能給自己帶來物質利益的人，他們就盲目崇拜，希望跟他們一起做事，以求分一杯羹，根本不追究他們行為的正當性。那些富起來的人，也失去了傳統的「造福一方」的社會責任，不僅不回報鄉里，反而投資於那些破壞環境，甚至毒害青少年的行業，如在城市裡無從藏身的黑網吧正在農村肆意蔓延。結論：農民進城務工的利主要體現在經濟收益上，而弊主要體現在社會層面上。從短期看，經濟收益重於社會收益，因此進城務工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從長期看，則相反。因此，在制定農村政策時，要多加權衡。
從整體上說，農民工進城對於加速我國城市化進程，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等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由於農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較低，整體素質不高，尤其是其自身所帶的農村一些不良的生活習慣，會對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一些不利影響。
從有利方面看主要有：
1．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大量農村的富餘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為當地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充足、廉價的勞動力，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能力，促進了商品的出口，使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到現代，在短短十多年的時間里躋身世界十大外貿大國，並且長期保持貿易順差優勢。
2．為城市居民生活提供了方便。許多城市居民在選擇工作上「挑肥揀瘦」，對於有些工作甚至不屑一顧，如果不依賴外地的農民工，城市的基本生活秩序都難以維持。而進城打工的農民一般為臨時工、合同工，他們對工資的期望值不高，對工作條件、勞動強度、勞動報酬、社會地位沒有太多的要求和考慮。他們有的從事一些城市居民不願乾的工作，例如：掏下水道、環保工人、建築、搬運、家庭保姆等。這些農民工的到來，為當地的市民生活帶來了極大的方便。
3．拉動了商業、交通、郵電、金融業的發展。大量農民工進城，成為城市中的消費群體。隨著人數的增加，他們對糧食、副食品以及日用消費品數量的需求不斷增多。據測算，大城市每增加10萬名流動人口，每天需增加5萬公斤蔬菜，10萬千瓦時電力，2400萬公斤水和730輛公共汽車。其中一些人從事地區之間的商品販賣活動，在一定程度上還起到了平抑物價、活躍市場的作用。農民工每年季節性的外出集中在春耕生產、夏季雙搶和春節前後，一年形成三個客運高峰期。另外，打工者經常與家人及朋友通過電話和通信聯系，並把掙到的部分工資寄回家鄉，這無形中促進了我國郵電、通訊和金融業的發展。
從消極方面看：
在繁榮的城市經濟中，農民工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同時，也對城市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1．對城市就業產生了一定的壓力。由於農民工的進入，增加了城市工作尋求者的人數，在城市就業崗位數量一定的情況下，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農民工就業與城市下崗失業職工再就業的矛盾。
2．加重了城市交通負擔。流動人口的增加使本來就很緊張的城市交通問題更為嚴峻，農民工在城市流動頻率高，出行率高，出行量大，並且主要依賴城市的公共交通工具，這使得交通擁擠、乘車困難的問題更為嚴重。通過對上海、廣州、武漢、北京等城市的調查表明，大城市流動人口的出行率一般在90％以上，並且80％左右的出行集中在城市中心區，其中，依靠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的出行量佔60％以上。據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沈陽、武漢六大城市測算，工交車輛的平均速度每下降1公里／小時，相當於六大城市減少了1500輛公共汽車的運輸能力。隨著車速的下降，城市職工上下班候車、乘車時間延長，大城市職工上、下班乘、候車時間平均延長1小時左右，為此，每個職工一年要耗費相當於50個工作日的時間。
3．對城市的社會治安帶來潛在的隱患。近年來，我國大城市的違法犯罪率普遍上升，其重要特徵就是流動人口作案率增加。一方面，很多不法分子混跡於「民工潮」的大軍中，從事倒買倒賣、偷竊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由於他們採取種種不法手段詐取錢財，故容易引發打架斗毆的現象，有的甚至發展到了行凶搶劫、殺人越貨的地步，這給社會經濟秩序造成了相當大的威脅。另一方面，在民工中也有一部分人以到大城市「淘金」為目的，但是，有些人素質較低，只知賺錢，法律觀念淡薄，有些人心存僥幸，明知故犯，在大城市從事無證經營、哄抬物價、偷稅漏稅等非法牟利的活動。此外，進城農民工特別是外來女工的婚戀生活像經不起摔打的玻璃花，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近些年來，廣州市婦聯受理的包「二奶」非法同居、第三者插足、重婚案件呈上升態勢，其中女方當事人90％以上是外來打工妹。更有甚者從事賣淫嫖娼和吸毒、販毒等丑惡活動。
4．增加了計劃生育和城市環境管理的難度。關於農民工的生育問題也成為各地計劃生育工作中的難點。廣東省目前育齡流動人口超過1800萬，其計劃外生育率達20％以上，其中不少是屬於家庭式流動，有的甚至是專門為逃避計劃生育才外出的。廣州市海珠區在對全區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檢查中發現，沒有領取婚育證明的流動人口占檢查人數的80％，而這些人員中又有80％屬於外省來廣東打工的民工。同時，大量民工居住集中的城鄉結合地帶和城市中心區，由於管理跟不上，常會出現垃圾遍地，污水橫流，市容雜亂，人、畜發病率上升，傳染病乘虛而入的現象。有些農民工把農村的一些陋習帶到城市，如隨地吐痰，亂丟亂扔，這不僅加劇了疾病的傳播，而且對城市文明形象的塑造和城市品位的提升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據測算，大城市每增加10萬名流動人口，每天會產生10萬公斤垃圾，排放2300萬公斤污水和污染物，據不完全統計，為解決流動人口所帶來的上述環境問題，一個大型城市平均需要額外支出6000萬元。
二、對策建議
為了有效疏導大量進城的農民工，提高正面效應，我們建議：
1．制定和完善相關法規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農民工進城就業是我國城市化、現代化過程中的必然現象。我們應該以積極的措施既保證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又有利於城市的健康發展。國家要制定相關法律和政策，維護農民與市民的平等，市場准入機會平等，公共用品共享共用。對現行的一些政策措施進行清理，清除農民進城的障礙，放寬農民進城就業和定居的條件，依法保護進城務工農民的合法權益，讓外來人口逐步融入城市。
2．提高農民整體素質。隨著經濟的發展，各行各業對知識和技能的要求越來越高。因此，國家應採取相關措施，促進勞動力質量提高。將基礎教育和職業培訓相結合，使農民掌握必要的基本職業技術技能，以適應就業工作的需要。同時，注重對農民工的思想素質、政治素質等方面的培養以促進農民工整體素質的提高。有利於城市環境的美化和有序管理。
3．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當今的戶籍管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影響農民進城務工的重要制約因素。雖然一些地方已經制定了政策，採取了措施，實現城鄉戶籍統一管理，但在實際執行中仍存在非「國民待遇」現象。為此，應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力度，政府應取消對企業使用農民工的行政審批和對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的職業工種限制。企業用工要打破戶口身份界限，面向社會公開招聘，符合用工條件的農民，企業有權自主聘用，勞動保障部門和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應及時為其辦理勞動用工和社會保險手續，並實行一條龍服務。從而為農民工進城就業提供一個公平的環境。
4．建立農民工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農民工雖然進城創造了財富，但大量農民工社會保障程度很低，農民工群體近乎游離於現有社會保障體系之外。目前，應加快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但由於主客觀方面條件的制約，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不宜也不可能求大求全、齊頭並進，而應堅持分類分層分階段逐步推進的策略，依次建立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制度、醫療保險制度尤其是大病醫療保障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失業和生育保險制度，積極而有效地逐步維護和實現農民工的基本社會保障權益。要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為核心的農民工社會救助制度，並通過職業福利和社區服務等方式建立農民工的社會福利制度。
⑦ 中國的「農民工」現象對城市化發展的積極和消極影響
積極方面
1.農民工已成為推進中國工業化進程的重要力量
農民工在傳統體制之外開辟了一條工農之間、城鄉之間生產要素流動的新通道，為城市二、三產業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低成本勞動力，滿足了快速工業化進程對勞動力的需求。農民工的大量進入，填補了製造業、建築業、餐飲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崗位空缺，提升了城市，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的整體競爭力。這不僅為東部地區城市吸引外資和發展出口貿易創造了條件，也為其把握機遇，承接國際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創造了條件。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廠」，農民工功不可沒。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農民工在各產業從業人員中所佔比重，第二產業為58%,第三產業為52%；在第二產業中，加工製造業為68%，建築業為80%。農民工已成為中國產業工人的主體。
2.農民工是城市建設與繁榮的生力軍
農民工不僅是城市化要吸納的主要群體，也是城市化建設的重要力量。今天中國城市的快速發展，凝結著農民工辛勤勞動的汗水。城市中苦、累、臟、險的崗位一般都是農民工在干，他們為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工作環境而奉獻。城市環衛、家政、餐飲服務的從業人員主體是農民工。當今中國城市離開農民工就要癱瘓。正如一位市長所言：「城市沒有農民工已經玩不轉了」。
3.農民工現象是促進中國城市改革的推動力之一
農民工跨地區流動就業蘊含著深刻的體制變革因素，是推動改革和體制創新的重要力量。農民工浪潮沖破了勞動力市場的城鄉界限、地區界限和部門界限，使市場導向、自主擇業的機製成為現實，促進了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發育和勞動用工制度的變革，推動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機制的形成。同時，由於農民工的存在也推動了城市政府職能和管理方式的轉變。龐大的農民工群體沖破城鄉壁壘，大規模、大范圍跨區域流動，增強了整個社會的生機和活力，對城市社會管理體制提出了挑戰。在解決農民工問題中，各級政府的職能地位、管理理念、行為方式在悄然發生變化，傳統的戶籍制度、勞動就業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正在發生變革。
消極方面
1.資源的整合
農民工進城會對城市原居民就業帶來沖擊。農民工進城，一方面降低企業成本，導致生產規模擴大和規模效應，增加城市的就業機會，從而水漲船高地增加城市居民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尤其是短期，在同一個勞動力市場上，一部分人就業的增加，會壓擠另一部分人的就業空間。農民工在城市務工經商，對城市居民就業形成替代效應。目前由於各種戶籍制度等因素對農民工歧視的存在，這種沖擊的力度還是有限的。但在農民工市民化的大趨勢下，歧視的程度必將逐漸減小，相應地，這種沖擊力度可能會加大。因此，如何應對這種沖擊，是城市面臨的一大課題。
對於農民工帶來的就業沖擊，一些城市政府採取各種政策措施限制農民工就業：一是「配額」。通過務工證等證件的發放限制農民工就業。二是「征稅」。向僱傭農民工的單位或農民工本人收取各種類似稅收的費用。三是附加條件。對農民工的資格認證附加某些條件（比如要求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四是關閉市場。某些行業對農民工實行禁入，關閉某些行業的農民工就業市場 。這些措施是對勞動力市場的扭曲，是一種短視。城市是一個開放的系統，統籌城鄉兩種資源，對農民工和城市原有勞動力資源進行有效整合，是城市面臨的一大挑戰。
2.社會的融合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有利於消除城鄉二元結構，但由於路徑依賴和偏重於對現有利益分配格局的維護，城鄉體制改革沒有及時跟進，城鄉壁壘依然森嚴。農民進城就業門檻過高，城市的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難以向農村輻射，反而在城市內部又產生了新的二元社會結構。這種新的二元社會結構表現為已經進城就業的農民工與戶籍居民的明顯差別。雖然農民工在職業上已成為城市產業工人，但由於沒有改變農民身份，在分配(工資) 、再分配(社會保障) 等各方面仍遭受不公平待遇，成了城市中缺乏保障的弱勢群體和介於城鄉的邊緣人。
城市中新的二元社會結構使農民工與戶籍居民難以融合。一方面農民工中的大多數對進城後的生活感到滿意，對城市社會已經表現出一定的適應度，有著融入城市的強烈願望，希望能成為城市的一分子。另一方面，城市居民雖然在理智上傾向於接納農民工，但有些市民在現實中並不願真正地與農民工交往，甚至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與農民工子女交往。這說明有些市民在心理上對農民工還是有一定的排斥，個中原因既有農民工自身素質的問題，也有歷史造成的市民固有的優越感以及由於對農民的不了解所導致的隔閡。因此，在農民工市民化的大趨勢下，農民工的社會融合問題顯得越來越迫切，這是城市面臨的又一挑戰。
3.管理的調適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按城鄉分割的方式實施管理，城市政府管理體系主要按城市戶籍人口的規模和分布進行設置。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人口特別是勞動力跨地區、跨城鄉流動的規模不斷擴大，東部發達地區一些城市勞動力和居民的構成發生了重大變化，有的流入農民工人數甚至超過了原戶籍人口。進城農民工與城市戶籍人口同樣為城市創造了大量財富、提供了大量稅收，卻因不具備城市戶口而不能享受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市民待遇」，出現「一城兩制」的格局。這表明，城市政府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管理理念、管理體制、管理內容、管理方法等已不適應新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不適應工業化和城市化迅速發展的時代潮流。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為農民工做了大量工作，進城農民工的工作生活狀況有了改善。2006年國務院頒布《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要求對農民工實行屬地管理，把農民工納入城市公共服務體系；輸入地政府要轉變思想觀念和管理方式，在編制城市發展規劃、制定公共政策、建設公用設施等方面，要統籌考慮長期在城市就業、生活和居住的農民工對公共服務的需要，提高城市綜合承載能力；要增加公共財政支出，逐步健全覆蓋農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務體系。
以上文位元組選自《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1》
⑧ 關於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的學術論文
國務院體改辦中國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就「新華視點」組織的「民工子女教育」專題報道撰文指出，盡管許多城市的主管部門都在承諾著手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實際上卻收效甚微。少數地方反而以種種借口增加對農民工子女教育的各項收費，或者是關閉農民工子女學校。為什麼從道理上都可以講得十分明白的事情，在具體問題上難以得到落實呢？這里既有認識上的問題，也有深層次的體制矛盾。
李鐵分析說，首先，許多地方在計算經濟發展總量或列舉政績的時候，基本上是以本地常住人口作為基數。比如，在計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時，由於把農民工的貢獻排除在外，造成了對本地實際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估。進而不客觀地要求其他相應指標，如人均教育水準或者是人口受教育的質量，以至於一些硬體教育設施的配備，都應該和已經高估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相匹配。如果增加了農民工的子女教育，既要增加財政投入的支出，還要拉低已經被人為高估的教育水準，影響到部門的政績和形象。因此，當地主管部門只得採取排斥和關閉的辦法，以避免上述問題的發生。
其次，出於對農民工進城數量增加的擔憂。近些年來，人們已經逐步習慣於單身農民工在城裡就業。因為他們只提供廉價勞動，來去自由，由於沒有子女和家庭的負擔，城裡人不必耽心他們留在城內，和城裡人分享城裡的公共福利，也不用害怕在城裡出現大量的貧民窟。可是一旦要把解決農民工的子女教育問題作為城市政府必須要解決的日常工作，直接導致的現象就是，農民工家庭的整體進入。那麼城市政府要解決的就不僅僅是教育問題，還要涉及到他們的住房問題、社會保障問題以及就業問題，甚至對於城鎮公共設施供給的壓力。
第三，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也關繫到我們國家城鄉分割的義務教育體制問題。目前，我國城市適齡兒童的義務教育費用基本由各級政府負責，而農村的義務教育則由鄉鎮級人民政府以教育統籌的形式向農民徵收，等於由農民自己掏錢解決國家要求的義務教育問題。盡管這種城鄉分割的義務教育體制在對農民的問題上存在著不公平現象，而且也需要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和實行農村稅費改革後逐步加以解決。但現實中，農民工子女離開了農村後，由於交納的教育統籌費用沒有根據民工的就業流向在地區間劃轉，而農民工就業所在地的城市財政體制在義務教育支出中並沒有包含農民工子女的教育經費，等於在我國目前的義務教育體制中出現了一個真空地帶，實際上的受害者就是這些在城市打工就業的農民的下一代。
李鐵認為，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的問題並不難，因為真正能夠攜帶子女在城市間流動的民工家庭並不多。關鍵在於我們各級政府站在什麼樣的角度去認識農民工的子女教育問題，是否能夠從心理上把他們與城裡人公平對待，並逐步從體制環節上來解決這些現實的矛盾。
一是要正確認識農民工也是城市財富的創造者，他們在無法享受城裡人各項公共福利的狀況下，以極低的成本為城市的企業提供了大量利潤，並創造了城市的稅收，同時還在很多方面承擔各種不公平的費用。因此城市政府有責任有義務來解決農民工的子女教育問題，這是政府對於作為納稅人之一——農民工的正常的服務。
二是要正確認識我國的基本國情，我們是在以一部分農民不能享受正常的城鎮化進程的代價換取了近些年城市的快速發展。當我們看到農村人口自己在花錢辦教育，農民工的子女大量失學，而在一部分城市卻盲目地提出教育已經現代化的口號，把大量投資用於提高城市教育的硬體設施，使城裡人的後代和農民的後代文化素質的差距日益擴大。這不僅不符合我國的現實國情，而且會拉大我國的城鄉差距，引發長期的社會矛盾。因此，應允許在城市裡專門解決農民工子女基本教育的民辦學校存在，不能以降低城市教育水準為借口關閉這些學校，使大量農民工子女失學。
三是不必耽心農民工會大量的湧入城市，帶來城市的不安定。因為根據近些年對農民工的調查跟蹤，農民工的流動就業行為是完全理性的，並不像某些媒體宣傳的那樣是盲目的。因為農民工也需要就業的穩定，特別是攜帶子女的農民工家庭。如果沒有穩定的收入和就業條件，農民工很難選擇帶著妻子兒女飽受顛沛流離。他們在家鄉還有一塊土地作為他們永久的社會保障和滿足溫飽的收入條件，還有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造的自己的房子。作為中國農民還有一個十分眷戀家園的傳統。從這個意義上講，城裡人還是應該大度一些。而且，從未來戶籍制度改革的方向上看，農民也應該享有這個國家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正常權利，這是憲法賦予的權利。當然這是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逐步要解決的城鄉分割體制的根本矛盾，要有一個歷史過程。
四是應加快我國現行的義務教育體制的改革，實行城鄉公平、地區公平的國民義務教育制度。國家頒布的義務教育法的監督和實施，應是中央政府的事權職責，也就是應由中央政府來解決城鄉基本的義務教育經費支出，而不能實行兩種國民待遇。因此，應該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標准，來確定中央對於各級地方政府義務教育經費的支出，解決農民工子女的基本教育問題。在過渡期間，政府應對在城市內私立的農民工子女學校的辦學條件予以補貼，提供基本的場地，並嚴格監督不得亂收費，防止增加農民工的負擔。
近幾年，各地貫徹執行進城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由流入地政府負責、以公辦學校為主的政策，推進教育制度改革,農民工子女就學狀況有所改善。但一些地區政策落實不力，改革進展緩慢，農民工子女就學難、受歧視的問題，仍成為貽誤兒童、影響農民進城就業和社會公平與和諧的重要因素。當前需要從解決突出問題入手，推動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平等融入城市的進程。
⑨ 城市農民工收入與生存狀況調查
年人均收入9414元，是務農的近5倍 報告顯示，在農民工較為密集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農民工主要集中在服務業、加工製造業和建築業，分別佔30.6%、29.6%和14.2%，累計佔74.4%。2006年2月至2007年1月，農民工平均收入9414元，同期我省農民人均收入為1985元。外出務工收入是務農收入的近5倍。 調查顯示，影響農民工收入的主要因素有性別、文化程度、務工地點、行業以及工作是否穩定(以是否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用工合同來衡量)等。高中、中專或技校文化程度的農民工收入比初中文化程度的多1892元，高出20.9%。同一時期，本地農民工平均收入7681元，而在廣東、上海和浙江等地的農民工收入則比本地高出67.3%、70.7%和34.1%。 日均工作10小時以上，50.6%對從事的工作不滿意 調查發現，農民工每年工作240天以上的佔76.6%，181-240天的佔14%，平均269天；平均每天工作10.34小時，工作12小時以上的佔19%，10-12小時佔43%，8-10小時佔26%，8小時及其以下的僅佔12%。 從居住條件看，農民工自己租房子住的佔48.2%，住集體宿舍的佔42.2%，自己有住房或住親戚朋友家的佔9.6%。30%的農民工對飲食不滿意。50.6%的對所從事的工作不滿意，對收入感到滿意的只有42%。 八成多農民工未參加任何保險 數據顯示，84.4%的農民工未參加任何社會保險，參加社會保險的農民工僅佔15.6%。參保類型排名前三位的是：醫療保險6.2%、工傷保險2.8%、意外傷害保險2.2%，三項合計僅為11.2%。同時參加兩種以上保險的僅占總人數的2.6%。 調查發現，農民工比較關心就業服務、子女教育、醫療和社會治安等問題，尤其是能否及時足額獲得勞動報酬、工傷和醫療保險等。農民工希望政府要做的第一件大事是簡化進城務工手續、降低或取消各類收費。農民工最大的願望是身體健康不生病。其他比較普遍的願望依次為：家人平安、多掙錢、學到手藝、工作穩定、保障合法權益、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等。 92.2%為自發外出，簽訂合同率僅佔17.8 報告稱，貴州省農民工外出務工最主要的信息來源是「依靠家人親戚介紹」，其次是「老鄉介紹」和「工友介紹」。依靠政府組織外出務工的僅佔1.4%，自發外出者高達92.2%。 農民工的文化程度低、缺乏勞動技能是影響他們就業的最主要因素。絕大多數農民工非常渴望參加技能培訓。40.8%的農民工希望政府能夠提供免費技能培訓。 數據顯示，農民工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僅占受調查總人數的17.8%。造成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較差的成因主要有：多數用人單位認為不簽訂勞動合同，可以隨意辭退員工，逃避應承擔的法律責任；由於求職心切，有的農民工擔心提出簽訂合同而會失去工作機會；有的農民工對勞動合同簽訂的認識不夠，認為合同就是一張紙，簽了並不等於有了保障；還有的人認為簽了合同不自由，對今後跳槽流動不利。 通過調查，課題組針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待遇普遍缺失，農民工基本享受不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農民工維權工作困難重重等三個方面問題，提出幾點建議： 第一，高度重視農民工及其子女教育、培訓等問題。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尤其是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農村地區的青壯年勞動力的教育和技能培訓等要高度重視。要把做好留守兒童教育工作與農村寄宿學校建設結合起來，在鄉鎮改建擴建一批寄宿制學校，滿足留守兒童和其他農民子女寄宿學習的需求。各級農業、勞動和教育等部門要能夠充分利用技校、中專等已有設施，並積極開拓其他渠道，分析勞動力市場的供求信息，為農村勞動者提供適用的技能培訓。 第二，進一步加強政府對農民工的組織、管理、服務等工作，勞動和社會保障、工青婦女組織、司法等部門應共同協作，提高辦事效率，及時提供法律和生活援助。 第三，近期內仍然要積極組織農民工到發達地區務工，從長遠來看，解決我省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更主要還得依靠改善投資環境，積極招商引資，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增加就業崗位，盡量爭取在本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