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三次审议稿在哪里可以找到

⑴ 职工违章作业对自己造成的损失,用人单位承担经济责任后，可以向违章者追偿吗

员工因为职务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公司可以向其追偿。

1、《工资支付暂行规内定》第16条规定：“因劳动容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其中明确提到了关于单位追偿权的问题：“草案三次审议稿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因工作和个人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产生的责任。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增加规定用人单位和接受劳务一方的个人对他人赔偿后的追偿权。

3、法律委员会经同有关部门反复研究认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追偿，情况比较复杂。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和不同劳动安全条件，其追偿条件应有所不同。哪些因过错、哪些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可以追偿，本法难以作出一般规定。用人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以及因个人劳动对追偿问题发生争议的，宜由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处理。”

⑵ 农村户口可以按城镇户口赔偿吗

一、农村户口符合相应的条件的，在侵权赔偿中可以按城镇户口赔偿。

二、农村居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适用条件。

根据最高法院给云南高院的（2005）民他字第25号复函，受害人为农业人口，但受到人身损害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

1、受害人在损害发生时其经常居住地为城镇

（1）受害人在损害发生时已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

（2）受害人居住的城镇最低级别是县级政府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3）受害人居住的城镇不限于一个城镇，可以是多个城镇。

2、受害人在城镇有固定收入

（1）收入系主要来源于城镇；

（2）收入相对固定，而不是零星或不规律的收入；

（3）损害发生时有连续一年以年的收入。

三、农村居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需提交的证据。

相当部分农村居民虽长期生活在城镇，但在人身损害发生时，因不注意收集、保存证据而导致不能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获得赔偿。根据审判经验，农村居民请求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赔偿应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

1、损害发生前在城镇居住满一年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1）房屋租赁合同及支付租金的凭证、（2）社区证明、（3）公安机关的暂住信息、（4）暂住证或居住证、（5）房屋所有权证等；

2、损害发生前在居住的城镇有稳定收入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1）最近1年的劳动合同、（2）最近12个月的工资收入情况、（3）最近1年的社保证明、（4）最近1年的纳税赁证等。

四、最高法释解性文件：

《最高院关于统一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赔偿标准的建议及答复》（最高法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1316号建议的答复）

魏琴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统一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赔偿标准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侵权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还应当赔偿精神损害。

但是，侵权责任法并未就各项赔偿项目的具体计算方法作出明确规定。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前，结合审判实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04年5月1日起实施）就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各项费用的计算标准做出了具体规定，基本原则是根据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但就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两项，由于我国现实中存在的东西部差异、城乡差别，该司法解释区分城镇和农村标准，分别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一定的年限。在结果上，确实会出现赔偿标准不同、赔偿数额相异的结果。这一问题，我们一直在积极研究，但是，目前来看，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同一标准的条件尚不成熟：第一，东西部差异、城乡差别是赔偿标准不能统一的现实条件。

损害赔偿，既要考虑到被侵权人的损失填补，也要兼顾侵权人的赔偿负担。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主要是对因侵权行为导致受害人未来收入减少的损失。由于我国东西部差异、城乡差别仍然存在，甚至不少地区差别较大，如果实行全国统一的赔偿标准，在相当多的地区尤其是不发达地区，显然会过分加重侵权人的赔偿负担，会出现无力赔偿、赔偿不到位等情形，酿成新的矛盾。

事实上，在侵权责任法立法过程中，该法第三次审议稿曾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标准统一计算一定年限，但终因现实情况所限，未能通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该问题的复杂性。第二，从司法实践来看，人民法院也在根据法律和现实发展逐步调整赔偿标准。例如，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按照相同数额予以赔偿。根据我国城镇化的实际情况，人民法院不再以户籍作为判断适用城镇标准或农村标准的唯一标准，而以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综合判断适用何种赔偿标准，尽最大可能实现兼顾被侵权人的损失填补和侵权人损失赔偿可能性两种价值。

对于农村户籍、农村居住但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受害人，其实际收入高于农村标准低于城镇标准的，人民法院也会根据其实际收入状况确定死亡赔偿金或残疾赔偿金的赔偿标准。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受害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

通过这些以及其他方法，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力争达到既能够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相适应，也能够填补受害人损失，同时不会使侵权人的赔偿负担过重难以负担。当然，如您建议中所言，应当根据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对损害赔偿标准作出相应的调整，对此，我们一直在积极研究相应的方案，争取尽早制定出更加符合我国现实的赔偿标准。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

2014年7月4日

⑶ 未经什么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明确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其中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地址、行踪信息等。草案还规定信息收集人、持有人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此外，草案进一步要求信息收集人、持有人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毁损、丢失的情况时，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告知被收集者。由此可见，民法典人格权编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是非常周延的。

刑法作为“最后手段”和“二次性法”，必须为民事权利的实现提供最为有力的保障。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第1款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即构成本罪。在实务中，对于大量非法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手机号、身份证号、居住地址，以及通过GPS定位非法获取并提供公民行踪信息的行为予以定罪处罚。在这些案件中，大多属于情节恶劣的情形，确实需要予以严厉打击，司法机关的裁判有效地震慑了犯罪。不过，和公民的“体感治安”相比较，目前对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打击力度还远远不够，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权所提供的仅仅是“低水平”的保障，目前还有大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活动由于单个被害人举报的积极性不高、证明被告人情节严重的证据难以收集和固定、犯罪集团化增加了侦破难度等原因没有得到应有刑罚处罚。

不过，另一侧面的问题也值得关注：在具体司法活动中，如何把案件办成“铁案”——准确理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不搞打击扩大化，实现刑法谦抑性也是当下司法活动中需要关注的。这是刑法谦抑性的题中之义，即刑罚作为最严厉的处罚手段，必须在其他制裁手段的处罚力度明显不充分时，才能加以使用。

目前具有“类案”性质的情形是：处于下游的乙公司涉嫌在无授权的情况下，利用数据接口产品与终端不法互联网公司丙签订销售合同，从中赚取差价，以及非法缓存海量公民个人信息（包括公民姓名、身份证号、地址、电话以及信用积分等），然后予以出售或非法提供，或为他人非法提供身份证返照查询业务数千万次，导致公民个人信息大多流向网络小贷公司，为其拉客户，或者帮助其进行小额贷款并实施“软暴力”催收。对于这些非法缓存然后提供、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下游公司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定罪量刑，我认为基本不存在疑问。

但目前在实务中值得讨论的问题是：甲公司作为乙公司的上游公司，如果其所掌握的所有个人信息来源合法，且在与乙公司签订《公民身份信息识别认证服务协议》时对乙的义务有所约束，其是否也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就涉及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的判断，以及对行为性质、犯罪故意的准确认定等问题。而在当前的办案实践中，对于处于甲公司地位的法人，也有被以本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这说明类似问题很有讨论价值。

首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是公民的个人信息权。虽然本罪规定了“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但是，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条文设置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行政法规的规定来看，本罪的主要保护法益仍然是公民的个人法益。因为其被设置于刑法分则第四章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本罪作为刑法第253条之一，其保护法益应与“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相协调，将公民的个人法益作为本罪的主要保护法益。

如果将本罪的法益解释为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再结合人格权法草案关于征得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可以收集、使用自然人个人信息的规定，就可以认为在被害人承诺的情形下，法益的“要保护性”不存在。与这一理解相同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3条第2款的规定，即“未经被收集者同意，将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另外，网络安全法第42条第1款也规定：“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上述规定都充分说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成立关键在于“是否未经或者违背了被收集者的同意”，如果是经过被收集者同意的信息获取行为，就可以认为至少存在被害人同意（承诺），自然也就不是该罪所规制的行为类型。因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要保护法益是公民对其信息的个人法益，虽然也会涉及国家对个人信息的管理秩序，但其只是本罪的次要保护法益。在公民的个人法益没有被侵犯的情况下，即便违法了相关规定，也不能构成本罪。

其次，上游公司甲公司的行为没有违反被收集者的同意，也尽到了其应尽的审查义务，不存在客观上的侵权行为。在前面提到的实际案件中，作为上游的甲公司的行为没有违反被收集者的个人同意，同时尽到了其必要的审查义务，不应当成立本罪。根据甲公司与官方授权的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签订的《公民身份认证服务合同》与《公民身份信息认证服务补充合同》，甲公司可在互联网App发布行业、网络直播行业、互联网短租房行业、网络众包寄递行业、手机游戏玩家认证和管制刀具销售登记范围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服务；而甲公司与某行政机关（有权依法获得公民个人信息）签订的《公民身份信息认证服务合作合同》《居民身份证网上应用项目认证应用和认证服务合作协议》等协议也证明，甲公司的服务范围涵盖了互联网金融和电信运营商等行业。因此，甲公司获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均为与前述（合法取得公民信息的）行政机关订立合同的合法行为。

最后，公司连监督过失都不存在，更不要说存在本罪故意。甲公司确已尽到了对下游公司的形式审查义务，其不应对下游公司可能涉嫌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负责。甲公司与下游公司签订的《公民身份信息识别认证服务协议》中均约定对方“不得将认证结果下载、保存、打印”，并设置了下游公司缴纳保证金的制度予以约束。

⑷ 过错责任该如何推定

推定过错责任为传统归责原则之一。《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谓推定，指的是从已知的前提事实推断未知的结果事实存在，并允许当事人举证推翻的一种证据法则。推定是认定事实的一种方法。创设推定的理由， 是前提事实和结果事实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我们可以从地面是湿的推定刚下过雨，从犯罪嫌疑人留下的脚印推定他来过这里。过错不是事实，而是对于事实(行 为)的评价。就是说，我们可以推定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某种行为，但不能推定这个行为是否过错行为，或者推定该行为人是否有过错。认定民法上的过错和认定刑法上的犯罪不同。犯罪行为都是法律规定的，实施了刑法禁止的行为就是实施了犯罪行为。故有罪推定和有罪行为推定同义， 否定了有罪推定也就否定了有罪行为推定。而侵权法上的过错却并非都是显而易见的。肯定了行为(不论是否过错)推定不等于肯定过错推定。打伤别人，这样的过 错是显而易见的。但我在门口放一块石头，是对还是错?如果这个石头原来在我家院子里放着，你可以推定是我放到门口的，但你能推定这是不是过错吗?是否过错 是一个法律评价问题，要依据法律规则或者法律原则对一个特定行为进行评价。你不作法律评价，就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这不是太武断了吗?或者你说，我只对某些特殊行为作过错推定，只要实施了这些特殊行为，就推定有过错。如此就是错用“推定”一词了——不是“推定”有过错，而是认 定有过错。你可以事先认定某种行为为过错行为，行为人实施了该行为，就是有过错。但这就不是推定过错了。

⑸ 员工因职务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公司可否向其追偿

员工因为职抄务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公司可以向其追偿。

⑹ 关于《侵权责任法》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

呵呵，借助一些新闻您看看有没有帮助吧
精神损害赔偿得到法律彰显

2007年11月日，“北京公交售票员掐死清华教授女儿案”民事赔偿部分终审宣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赔偿10万元精神损害金的一审判决，改判赔偿30万元，这是目前我国法院判决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数额。

我国现行民事法律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没有明确规定，正在审议中的国家赔偿法修订草案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仅限于行政法领域，司法实践中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来规范，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已经有了不少案例。

最新通过的侵权责任法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胜明表示，这是《侵权责任法》的一个亮点，表明我国在现行法律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

王胜明介绍说，草案审议过程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怎么认定，什么情况下构成精神损害赔偿，以及精神损害赔偿究竟赔多少，有过很大争论。最终通过的法律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严格限制在侵害人身权益。侵害人身权益是指侵害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但不包含侵害财产权，如果侵害了财产权益，就要根据财产的损失给予赔偿。

⑺ 证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亮点在哪里

证券法修订草案24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在充分考虑我国证券市场实际情况、认真总结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证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聚焦七大市场焦点。

投资者保护:设专章作规定

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如何更好地保护投资者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草案二审稿设专章从规范现金分红、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先行赔付制度等方面强化投资者保护。

草案二审稿强调证券公司销售证券、提供服务,应当与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规定征集投票权制度,增加中小股东在上市公司中的话语权;规范现金分红,要求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分配现金股利;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更好保护债券持有人合法权益。

草案二审稿还规定先行赔付制度。发行人因欺诈发行、虚假陈述或者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相关的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可以委托国家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就赔偿事宜与投资者达成协议,予以先行赔付。

多层次资本市场:作出原则规定明确三层次

草案二审稿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要求,增加了关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原则规定:将证券交易场所划分为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新三板)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三个层次;考虑到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目前的发展情况,在证券法中对其只作原则性规定,授权国务院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内容有哪些

华人民抄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是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而制定的法律。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自2010年7月1日起实施。

⑼ 侵权责任法上的损益相抵规则在哪一条

您好，我国现行《侵权责任法》未规定损益相抵规则。

我国损益相抵规则的立法概况

在我国，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早已通过对赵正诉尹发惠人身伤害赔偿案作出的（1991）民他字第1号复函[2]承认了损益相抵规则，但立法中却迟迟没有予以明确规定。在合同法起草的过程中，损益相抵就是一个颇受争议的问题。1996年6月17日的《合同法(试拟稿)》(第三稿)规定：“受损害方因对方违约而获得利益，计算赔偿损失时，应当扣除所获得的利益。”《合同法》（草案第四稿）亦保留了上述内容。但1999年3月15日通过的《合同法》又删除了此项规定。在侵权责任法起草的过程中，是否规定损益相抵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其命运与在合同法的起草相似。梁慧星教授主持的《侵权行为法草案建议稿》，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侵权行为法建议稿》，徐国栋教授主持的《绿色民法典中的侵权行为法》部分，麻昌华教授起草的《侵权行为法建议稿》，杨立新教授负责的中国法学会2006年科研课题《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中均有专门的关于“损益相抵”规则的规定。但在2008年底审议的《侵权责任法(二次审议稿)》又予以删除，最终颁布的《侵权责任法》未规定损益相抵规则。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