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被侵权责任法16条和民事诉讼法119条告上了法院。怎么办
找个好点的律师，积极应诉
㈡ 过失侵权和故意侵权和严格责任侵权的区别与联系
【出处】《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一)构造不同：“知”、“欲”上的差异
故意侵权与过失侵权实质性二分的理由之一，首先在于侵权故意与侵权过失二者的内部构造不同。就内部构造而言，可从“知”和“欲”两点来界分故意和过失。在故意，行为人“明知”、“预见”或“确信”损害结果或危险性会或基本上会发生；且对结果“欲求”、“默许”、或“接受”。如梅迪库斯曾指出，故意系指明知(Wissen)并想要(Wol-len)发生依法定构成要件(Tatbestand)为决定性的事态。[2]150英美法上的界定亦相仿。而在(一般)过失，当它作为主观心理状态时，意指行为人对损害结果或危险无认识也不欲求且不希望发生。这种构造上的不同，是二者最基本、最重要的差异；同时，也构成其他方面重要区别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重大过失。笔者认为重大过失是：行为人认识到损害或危险的可能(非必定)发生，或有意不去了解(willful blindness)；同时，行为人也不希望结果发生。由此可明了，重大过失为何在法律上常与故意同等处理，因为它在认识因素上与故意同，而民法更重视对不当行为的防范(而非对意志的惩罚)（关于重大过失的界定与性质，参见叶名怡：《重大过失理论的构建》，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77页及以下。）。
(二)性质有别：主观过错与客观过错
在侵权法的语境下，过失越来越有所谓的“客观化”的倾向。所谓过失客观化，指的是在概念界定上、而不仅仅是在判断标准上，将过失等同于一种违反法定义务或注意义务、从而偏离一般理性人标准的(侵权)行为。英美法上negligence，其主要含义之一指的就是这种“过失侵权形式”，而非主观心态上的疏忽大意。另外，法国法也基本走向了过失客观化的道路。[3]302
这种过失客观化的倾向很多时候甚至被称作“过错的客观化”，对应的词语是相对于“主观过错”的“客观过错”（代表性的论述参见张民安著《过错侵权责任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相关部分。）。但始终要注意的是：当说到过错之客观化时，这里的过错只能指“过失”，而不可能涵盖“故意”。因为任何一个激进的“过错客观论”的支持者都无法将故意界定为“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在判断标准上，过失有一般理性人的标准，故意则没有，也不可能有。归根结底，主客观性的差异还是来源于二者基本构造的不同。
(三)特征各异：可避免性与可预防性上的差异
由于故意侵权和过失侵权的构造不同，性质也有差异，因而，行为及其结果的发生与否即可预防和避免性也完全不同。在过失侵权，诚然，存在若干提高注意程度、加强预防措施便能有效减少事故发生的情形；但是必须承认，对于由于天生驽钝而反应慢，或粗心大意、性情急躁或愚笨而导致的过失侵权，实际上是无法通过后天努力而得到真正抑制的。正是在此意义上，这种侵权的发生的确是一种“命中注定的悲剧”。另外，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提高预防措施还涉及到成本的支出是否有效率、是否值得的问题。简言之，过失侵权的可预防和避免性是较有限的。
但故意侵权可以说完全两样。故意侵权是一种“计划”行为。既有认识要素，又有意志因素。除了极其罕见的“不可遏制的冲动”所致故意侵权外，故意侵权行为的发生与否，完全操之在己(行为人)。因此，从纯粹技术意义上说，故意侵权的可避免性、可预防性是很高的。过失侵权在可避免、可预防性上的这种差异，也为二者救济制度设计的不同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有责性的差异：明显的道德可责难性vs.逐渐发展的道德无涉性
“勿害他人”乃“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在侵权法中，此黄金法则所蕴含的道德价值、公平正义思想是首要的价值目标，而效用或效率(efficiency)虽然也是侵权法的价值目标之一，但“必须在道德正当的框架之内寻求；因此，我们必须问、并首先就要问，在施加侵权责任时什么样的目标是道德可欲的、正当的”。[4]74
过失侵权，由于日益客观化的倾向，其道德可责性也越来越弱。一个人只要没有达到一般理性人的注意程度，哪怕他完全是因为天生性急、笨拙或反应迟钝的原因，他也要承担过失侵权责任。正是在此意义上，Honoré说，“尽管名义上该责任是过错责任，但那实际上被告承担的是严格责任”。489故意侵权则不同。当某人打算(intend)给他人人身或财产造成伤害时——哪怕他不情愿但只要计划中包含此种效果，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表达，就是在“剥削或压榨(exploit)别人”；“无论行为人的动机是自利、报复或怨恨、政治目的，其效果都是：受害人的现实和实现(reality and fulfillment)都在根本上受制于行为人的现实和实现”。[5]244仅此而言，故意侵权便显然违背了上述最低限度的道德戒律。这种反道德性深层次地体现于行为人的认识和意志上：对“恶”的认识是基础，意志上的追求或纵容“恶”是根本。
有学者坚持认为，(主观)过错也不具有道德的责难性，“因为，如果过错责任真的有这样的作用的话，则许多同类的侵权案件不会惊人重复地发生”。[6]243这种反驳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按此逻辑，刑事案件的发案率也总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准，难道可以进一步认定，刑事犯罪构成中的过错认定也不具有道德的责难性吗？该学者的问题在于将“行为的道德定性”与“不当行为的预防和降低发生率”两个不同的问题缠绕在一起，并且强行要求二者发生因果联系所致。
(五)归责根据的差异：意志瑕疵vs.行为瑕疵
由于故意侵权和过失侵权二者所具有的道德可责性有根本不同，这也导致二者的归责根据有别。
故意侵权的归责根据在于故意侵权人意志的瑕疵。黑格尔对“故意和责任”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在行为的直接性中的主观意志的有限性……行动使目前的定在发生某种变化……所以意志一般说来对其行动是有责任的。”[7]118这表明主观意志对于客观事态改变的作用力，使得责任成立。他补充说，“行动只有作为意志的过错才能归责于我。这是认识的法”。[7]119这句话清楚地揭示，意志(故意)和归责的关系。在故意侵权中，归责根据恰恰在于行为人意志的瑕疵。
在过失侵权，如今情形已有所不同（这里的不同仅限于实行过失客观化的区域。如普通法、法国法以及很大程度上的德国法。德国侵权法已基本实现了过失(判断标准)的客观化；唯一的例外是《德国民法典》第828条第3款规定的未成年人之过失判断。）。侵权责任的存在已经不再依赖于道德上的可责难性；其唯一的归责理由是：行为人没有尽到一般理性人的合理注意义务；至于是何原因，则在所不问。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虽然外在的、客观的过失侵权行为有时也是行为人内在的“意志”实施的，但由于其主观意志并不具有道德可责性，因而，过失侵权的归责依据必须从主观意志的瑕疵转移到“未合一般理性人注意标准”的外部行为上来。
㈢ 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区别是什么
构成条件不同,赔偿范围不同,责任方式不同,诉讼管辖不同,诉讼时效不尽相同,第三人的责任不同,归责原则不同,举证责任不同.
㈣ 如何理解侵权责任法和医疗事故条例之间的冲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否应该被取代废止
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
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主要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1、构成医疗事故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2、构成医疗事故，当事人一方按照一般医疗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人民法院应当如何适用法律？
3、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侵权人应否承担责任，如果承担，按照何种标准承担责任？[1]
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人们对法律规定的认识理解的不一致，或者是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后，由于赔偿的标准不统一而产生的结果。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举证责任分配问题，2002年4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2款第8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个规定与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方式正好相反。这意味着从2002年4月1日开始，在我国医疗侵权诉讼中，开始实行举证方式的改革，患者不再承担对“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及医疗过程无差错”的举证责任，上述两项责任由医疗机构来承担。
那么，在这种规定下，是不是意味着医疗损害侵权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全部由医疗机构来承担？我们姑且不谈此规定是否合理，因《侵权责任法草案》对此已有了不同的规定。[2]仅就此规定本身而言，我认为，对它的理解不能片面。这种特殊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是由这类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和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能力决定的，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体现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由于这类诉讼中所涉及的医方是否有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些专业性很强的证据大多控制在医疗机构，患方难以占有、接近和收集，在当事人双方举证能力有很大悬殊的情况下，司法解释根据法律的原则，确定医疗机构对这方面的事实负有证明责任，这是符合举证责任的内在要求和审判规律的，也是公平的。最高法院解释确定这个规定的依据主要有三点：一是患者的医学知识非常有限，且其在治疗过程中也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医疗机构则通过检查、化验等手段掌握和了解患者的生理、病理状况，制定治疗方案，熟悉治疗过程；二是按照举证责任的实质分配标准，举证责任应当由距离证据最近，或者控制证据源的一方当事人负担。诊疗过程中的检查、化验、病程记录都由医疗机构实施并掌握，医疗机构是控制证据的源，是距离证据最近的一方；三是对因果关系和医疗过失的认定，涉及医学领域中的专门问题，一般要通过鉴定才能认定。在这样的情形下，医疗机构需要做的，不过是申请鉴定、启动鉴定程序。这个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倒置”，对医疗机构而言并没有过分加重其负担。也不会出现所谓“举证责任之所在，即败诉之所在”那样一种证明责任分配的风险。[3]
但是，对此问题不能作片面的理解。这一司法解释只是对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中的部分举证责任进行倒置。如果医方已经尽到自己的职责，其合法权益是能够通过正确行使举证权利而得到法律保护的。至于患方与医疗机构之间是否存在医患法律关系，患方是否存在损害事实、是否存在实际损失、损失多少等等，其举证责任均在患方。只有患方提供的证据达到《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才予以立案受理。经过审理，只有患方对其负有举证责任的部分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其权益才有可能得到法律保护。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医患纠纷中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第二个问题，即当构成医疗事故，当事人一方按照一般医疗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人民法院应当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一定要优先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严格按照《条例》规定的范围和标准进行赔偿。[4]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不久，就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答记者问中阐述了这一观点。其基本精神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对构成医疗事故如何处理所做的特别规定，人民法院在处理因医疗事故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时，应当优先适用《条例》的规定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鉴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赔偿的标准做出了一些调整，赔偿的数额比《条例》规定的赔偿数额高，所以因医疗事故受到损害的患者，可能会以一般医疗纠纷向法院起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医疗机构提出不构成一般医疗纠纷的抗辩，并且经鉴定能够证明受害人的损害确实是医疗事故造成的，那么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条例》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而不能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做出这样的规定，完全基于医疗纠纷诉讼主体的特殊性和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体现了国家对医疗行业的特殊立法政策。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完全因医疗机构造成医疗损害的情形很少见，患者自身的病情和特殊体质与医疗过失共同发生作用导致的事故多见，多因一果是医疗事故的常态；二是医疗行为具有较高的风险性。虽然医务人员尽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但由于患者个体的差异，仍有可能发生危险，限制赔偿原则有助于调动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职业积极性，最终将有利于患者疾病的救治；三是医疗机构必须用极少的医疗资源承担全社会人的健康保障，没有选择患者的权利，同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公益性义务，从公平性的角度上讲法律规定应当体现其特殊性；四是我国医疗行业具有社会公益福利性，占主导地位的是公立医疗机构，作为公益事业单位，其赔偿能力受到一定限制。过高的赔付费用虽然可以使一部分受害者的利益得到较好的保护，但会直接影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第三个问题，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侵权人应否承担责任，按照什么标准承担责任？答案是肯定的。很多医疗结构不理解这个问题，原因是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那为什么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呢？理由有以下三点：1、《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非常明确，即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我国民法确立的对侵权行为造成损害予以救济的基本原则，也是法治社会对人权提供的最基本的法律保障，作为行政法规的《条例》，不可能与民事基本法的这一基本原则相抵触；2、《条例》是处理医疗事故的特别规定，其适用的范围仅限于医疗事故而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对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行为引起的医疗纠纷，已经超出了作为处理医疗事故特别规定的《条例》的调整范围。因此，对这类纠纷的处理，不能适用《条例》的规定处理，而应适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处理；3、如果患者身体因医疗机构非医疗事故的行为受到损害而医疗机构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仅违反我国《宪法》确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且还会导致受害人受到损害没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局面，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因此，对《条例》49条2款的理解应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就不用按照《条例》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但这并未免除其按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赔偿标准。按照最高法院2003年1月6日《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第一项的规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主要适用依据就是第106条和119条的规定，相应地，对非医疗事故侵权行为或者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的赔偿标准就要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但如果按照这一原则来处理，可能会出现赔偿标准失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后，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纳入到物质损失范围内。根据该司法解释规定的计算方法，赔偿金的数额相对以往有了较大提高。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考虑医疗差错赔偿纠纷案件的问题，将会出现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差错案件得到的赔偿要比构成医疗事故纠纷案件得到的赔偿要高的多。大连中院在2008年12月5日出台的《当前民事审判（一庭）中一些具体问题的理解和认识》第36条第1款就规定，“确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应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项目和标准计算赔偿总额后，按该条例第49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医疗机构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该医疗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并且医疗机构确有过错的，按照《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计算赔偿总额，结合医疗机构承担的责任比例，确定赔偿数额（比例以不超过总损失的50%为宜）。”
事实上，与一般的医疗差错相比，医疗事故无论是在医疗单位的过错程度上还是给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的后果上，都是更为严重的。而按照《条例》的规定，其确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却比《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偏低。这种情况不仅造成医疗事故与医疗差错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的失衡，而且直接导致当事人不愿意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回避《条例》解决争议。这个标准“二元化”问题导致了激烈的争议。最高法院的纪敏庭长在2006年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要求修改《条例》甚至制定《医疗争议处理法》的呼声不断涌现。对此，我们应当予以高度重视。目前情况下，法院应当注意从实际情况出发，研究行之有效的措施，避免两者失衡现象的加剧，努力做到平衡利益，定纷止争。”按照这一精神，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9年4月2日召开的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讨论问题有这样的观点，即“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确认不构成医疗事故，而医疗机构又确有过错的，可以根据患者所受人身损害的程度，比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相应标准，判决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我个人是同意这个观点的。根据在于：1、《条例》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必须适用行政法规。就《条例》和《民法通则》的关系而言，两者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只要是有关医疗活动中的医疗行为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都应当优先适用《条例》；[5] 2、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医疗机构存在过错需要赔偿的情形，一般情况下，过错程度较轻，损害后果较小。按照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的方法，医方过错程度重，患者损害后果大，得到的赔偿反而少。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情理上都难以服众，无论在法律效果上还是在社会效果上都不好。从法学的基本理论上讲，法律适用的结果应当是一致的。它并不在于当事人如何选择，如果出现当事人选择的司法救济的路径不一样，而得到的结果不一样，那么，法律的适用就有问题了。
㈤ 简述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竟合时,当事人选择时考虑哪些问题
1．赔偿范围不同
违约责任的赔偿损失额可以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如果无约定，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赔偿损失额应当相当于受害人因违约而受的损失，一般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按《民法通则》第117条和第119条规定，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原则上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在侵害人格权时，按《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还可以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不法造成他人死亡的，按《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赔偿范围还要扩大至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用等。
2．责任方式不同
违约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有强制实际履行、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价格制裁，仅有合同解除为非财产责任。侵权责任既包括财产责任，如赔偿损失，也包括非财产责任，如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3．诉讼管辖不同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民事诉讼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因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险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因铁路、公路、水上、航空运输和联合运输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运输始发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9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此外还对特殊的侵权之诉的管辖作出了专门规定。
4．诉讼时效不尽相同
因违约而产生的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按《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一般为2年；但在延付或拒付租金、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的情况下，按《民法通则》第136条第2款至第4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合同法》第129条规定：“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期限为四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因侵权行为所产生的请求权，按《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一般为2年；但因身体受到伤害而产生的赔偿损失的请求权，按《民法通则》第136条第1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
5．第三人的责任不同
在合同责任中，即使由于第三人的责任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未履行合同的一方也应首先向合同相对人承担违约责任，而后再向第三人追偿。由于合同当事人的代理人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合同不能履行，同样由合同当事人向合同相对人承担责任。而在侵权责任中，损害后果只能由行为人本人负责。
6．归责原则不同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违约责任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对侵权责任采用过错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或者公平责任原则，实际上是采用了多重归责原则。在侵权之诉中，只有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时，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才可以减轻，而在合同之诉中，只要受害人具有轻微过失，违约人的责任就可能被减轻。
7．举证责任不同
在违约责任中，受害人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只要证明其有违约行为即可，不需要举证证明违约方对造成违约有过错，除非违约方能够举证证明自己未履行合同，具备法定免责事由；而在侵权责任中，过错推定只适用于少数情况，即特别侵权行为中，在多数侵权责任中，受害人须对行为人的过错负责举证。
㈥ 侵权责任法两人吵架互骂、但都没有过激的言语行为也没有支体上的接触、但先骂人者经邻居劝解回家后、不知
从控方律师的角度来说，你与本案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道理就像一个不给老人让座的小伙子一样，因为不让座而遭到老人的攻击，殴打，在被殴打的过程中小伙子虽然并没有动手，可是因为老人本身有病在身而导致在 殴打的过程中死亡。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当时小伙子肯主动让座，老人就不会动手从而引发悲剧的产生。所以法官会判决受害人得到相应的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