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医疗纠纷

① 瑞典有没有参加一战

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瑞典自1814年以来,未卷入国际纷争和战争,19世纪末起奉行中立政策,在和平时期不参与结盟,在国际纷争中保持中立。1905年,瑞典宣布解散挪一瑞联盟。瑞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持中立, 但同德国关系密切,增加对德国输出矿砂等物资。1917 年以后减少了对德国出口并将商船队的一半吨位租借给 协约国。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1929—1932年工业生产降低21%,1932年经济危机达到顶点。社会民主工人党联合农民党于1936年执政,推行财政经济改革,促使经济复苏,并提出建立“人民之家”型的福利 国家口号,实行失业救济、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和福利政策,并试图通过劳资双方签订协议和设立劳资纠纷法庭来调解与缓和工人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② 国内的患者到底对医疗不满在哪里

人道主义，我不想死，但我没钱，怎么办？
西医很历害，什么病都能治。现在医学很历害，心脏都可以给你换个新的。结果，钱花了，人没了。

③ 瑞典以什么著名

1、社会福利

瑞典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欧盟成员国之一，被视为具有社会自由主义倾向以及极力追求平等，设立许多社会福利制度，且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中通常名列前茅。

2、幸福指数

拥有15处世界文化遗产，森林覆盖率为54%。瑞典风景名胜主要有诺贝尔纪念馆和瑞典王宫。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第三 。2019年2月，2018年全球幸福指数出炉，瑞典排名第九。

3、音乐

瑞典的音乐绝对堪称欧洲最佳之一，瑞典的知名乐队：70年代的ABBA，这个瑞典四人组，曾经轰动全世界，当年的歌曲甚至取得了Billboard的榜首的辉煌成绩。

(3)瑞典医疗纠纷扩展阅读：

瑞士的福利制度：

现代福利制度的最重要特征就是社会福利的普遍享有原则。近百年来，北欧国家瑞典比较彻底地贯彻了这一原则，使所有公民都可以享受到社会提供的基本福利，福利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瑞典模式被誉为福利国家的楷模。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是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不断发展起来的，最终导致该体系内容复杂、结构庞大，涵盖了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医疗保障、住房补贴、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各项内容。

④ 辩论赛：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

我认为，安乐死不应该合法化，从实施安乐死的具体操作来看，安乐死实施不具有可行性，安乐死其自身具有非常大的不合理性。而且，于社会而言，安乐死不是帮助病患解除痛苦的唯一途径，相比于安乐死，临终关怀或许才是给生命以尊严更好的途径。

1，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将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首先，对于身患绝症的病人，如果允许帮助其选择死亡，那么就有可能改变或减少社会成员对病人生存愿望的支持。人们对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病人的第一感触将不再是：“你要坚强，勇敢地活下去！”而会渐渐变成：“你都病成这样了，还是安乐死了算了。”安乐死的合法化会使已经病弱不堪的弱势群体处于一种“应该提出实施安乐死申请的”暗示之中。

2，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不高，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更是参差不齐，惠及民生大众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尚未建立，缺乏完善的医疗救护和基本的法治保障。安乐死的定义中的无法救治的标准也因这一状况而无法准确判定，公民自愿摒弃生命权利的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掺杂着许多无奈的其他原因，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权利自主。除此之外，民众中大多数对于安乐死认知模糊。

3，“安乐死”剥夺了患者的生命，是对神圣法律的蔑视与践踏，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在道德上“安乐死”是对社会公德与文明的玷污与败坏，特别是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它违背了职业道德和人道主义精神，充其量不过是虚伪的人道主义。

一个敏感而有尊严的人，会解读周围的信息。如果他感到自己已经被放弃了，肉体痛苦再加上精神痛苦，将是完全无法忍受的。如果这时候他提出安乐死，那意味着，他要求的不是安乐，而是他不希望再跟这个世界有任何联系了。这样的安乐死，是社会悲剧。

但是，“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实施安乐死有三个条件：

1，医生必须确认病人正在经受着“难以忍受的持续痛苦”，且当代医疗手段根本无法解除这种痛苦；

2，医生必须采取过一切可能的治疗方法，但均宣告无效；

3，医生必须向患者本人求证其自愿实施安乐死，而不得有任何胁迫及威逼的情况发生。

⑤ 对侵权责任法第57条的理解

第五十七条：诊疗义务

第五十七条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解读】本条是关于在诊疗活动中如何界定医务人员过错的规定。

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务人员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易于理解，如何界定过失是本条的主要着眼点。“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体现了侵权责任法上的重要概念，即注意义务。在现代侵权责任法上，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注意义务是侵权责任的核心要素，是界定过失的基准。各国侵权责任法中注意义务的内涵大同小异。英美法对注意义务的一般解释是一种为了避免造成损害而合理注意的法定责任。在侵权法中，如果行为人造成损害的行为违反了应对受害人承担的注意义务，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一个人能够合理地预见到其行为可能对其他人造成人身或者财产损害，那么，一般情况下他应对可能受其影响的人负有注意义务。

依照本条规定，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就是应当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尽到诊疗义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诊疗行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诊疗规范的有关要求。然而，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并非与合法合规是完全等同的概念。一个医务人员应当具有的诊疗水平，并非完全能够被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诊疗规范的有关要求所涵盖。医务人员完全遵守了具体的操作规程，仍然有可能作出事后证明是错误的判断，实施事后证明是错误的行为。然而，医疗行为具有未知性、特异性和专业性等特点，不能仅凭事后证明错误这一点来认定医务人员存在诊疗过错，不能唯结果论。关键要看是不是其他的医务人员一般都不会犯这种错误。因此，本条规定的诊疗义务可以理解为一般情况下医务人员可以尽到的，通过谨慎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避免患者受到损害的义务。

医疗纠纷解决的时间可能较长，判断是否尽到诊疗义务应当以诊疗行为发生时的诊疗水平为参照才公平合理。另外，侵权责任法草案曾规定，“判断医务人员注意义务时，应当适当考虑地区、医疗机构资质、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后来考虑到诊疗行为的实际情况很复杂，删去了这一规定。地区、资质等因素能否在适用本条时考虑，应当结合具体情况。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诊疗规范规定了具体要求的诊疗行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一般都应当遵守，不应当因地区、资质的不同而有差别。除此以外，有的诊疗行为属于基本性操作，也不一定要考虑这些因素。反之，对于有的诊疗行为，在有的情况下，“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也可以理解为包括地区、资质等因素。

一些国家的立法和实务对诊疗注意义务有所规定，可以作为理解本条的参考。从国外情况看，注意义务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注意义务的一般抽象性规定；二是明确在每一项具体医疗行为中的注意义务。关于抽象的注意义务，日本最高法院1961年2月16日在东大医院输血梅毒感染一案中明确，从事人的生命及健康管理业务的人，与其业务的性质相对照，要求负有为防止危险而在实际经验上必要的最善的注意义务。日本最高法院1969年2月6日在国立东京第一医院脚癣放射线皮肤癌一案中对前一判例中“最善的注意义务”作了进一步阐述：作为医师，对于患者的症状应予以注意，并在依当时的医学知识考虑效果及副作用的前提下确定治疗方法及程度，在万全的注意之下实施治疗。荷兰民法典7－453条规定，“提供救助者在其作业过程中必须遵守一个好救助者的谨慎，他的行为应当符合其源于救助者专业标准，并据此承担责任。”

诊疗环节的具体注意义务涉及问诊是否充分、诊断和治疗是否错误的问题。第一，关于问诊义务。在日本东大医院输血梅毒感染一案中，医师在对职业供血人（该供血人持有值得信赖的血清反应的阴性检查证明、健康诊断书、血液调供所会员证等材料）进行问诊时，依照惯例询问“是否身体健康”并得到供血人肯定回答后（当时供血人所患有的梅毒症尚无任何外在表现引起医师注意），实施了抽血输血，最终导致接受输血的患者感染梅毒。该案焦点在于医师是否进行了充分的问诊。日本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认为，虽然对持有上述证件的职业供血者，依照医学界惯例只需询问“身体是否健康”，在得到肯定回答后即可进行抽血，但医学界这一惯例仅是判定过失轻重的参酌因素，仅依这种医学界惯例本身不能否定医师违反了注意义务。本案中，如果医师对供血者血液有无危险的相关问题进行详细问诊，通过仔细观察他回答时的反应来诱导其作出真实回答，则并非不可能得到供血者感染梅毒这一事实。所以本案医师未尽“最善的注意义务”。日本最高法院1976年一例关于疫苗接种的案件曾在日本医疗界引起强烈反响。该案中，医师对上千名受种者接种，仅依照惯例询问“是否健康”后即加以实施，结果一些人第二天发生过敏现象，法院判决认为医师仅进行简单询问是不够的，应对每位受种者当时的身体状况进行具体详细的询问，因此法院判定医师存在过失。医界人士普遍认为在对上千人进行集体接种时要求医师对每个人进行分别询问是难以做到的，但司法界认为，为更切实保护患者利益，必须要求医师充分履行问诊义务。医界行业惯例是否可以作为抗辩事由，很多医师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提出自己省略某些问诊内容的做法是医学界的惯例，因此不应认定违反问诊义务。日本法院一般认为，行业惯例在法律上不具有直接的效力，法律判断问题的依据是法律规定与立法目的，是否存在医界惯例不能直接影响法律上是否违反注意义务的判断，但可在过失程度上予以考虑。这要求医界人士认真对待患者的利益，改变惯性思维，重新审视已有惯例的合理性。

第二，关于诊断过失。诊断过程中医师的过失行为主要是误诊，但并非所有误诊都可判定存在过失。因人体生理的复杂性及许多疾病在症状上的相似性常使医师难以一次性诊断正确。德国学者克雷斯蒂安在《欧洲比较侵权法》一书中介绍，欧洲法院在误诊案件中对过失的认定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瑞典最高法院在1974年3月15日一例误诊案件中仍适用传统的过失标准，认为要考虑未查出病症和其他诊断错误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认为是无法避免的。德国法院也持同样的态度，据德国法官介绍，德国法中只有在医师作出的诊断是极为严重和错误的情形下，才可认定医生作出了错误的诊断。错误可能源于应当做某项检查而没有做，如果患者描述了症状，但医师未作相应检查，或做检查后未做相应治疗，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可以认定医师过失的存在。而法国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在1987年11月24日的判决中也明确，只有当误诊是源于对当前医学知识的过失不知时，误诊才表现为过错。爱尔兰最高法院在数个医生同时疏忽了新生婴儿髓关节移位的案件中否认了医师过失的存在，并且将“一个理性的医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错误”认定为误诊责任的条件。

第三，关于治疗过失。各国法院对治疗过失的判定一般也采取谨慎的态度。如丹麦最高法院1985年6月25日在脊椎穿刺一案中明确，当某种医疗措施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险，只有当此种医疗措施无必要或者在施行过程中有严重错误时，方能认定医师的过失。丹麦最高法院在另一例案件中也判定医师无过失，该案中医师作了20次尝试，试图将管子插入病人的气管，但终未成功，由于病人被麻醉时间过长导致终身瘫痪。法院认为，麻醉过程过长并不表明医师具有错误，因为它是源于对极不寻常症状的错误估计。同时，治疗方法选择过程中的错误也不必然导致赔偿责任的产生，在这方面，法院倾向于给医师相当的自由空间。据德国法官介绍，德国在判断医生是否有过失方面，往往通过客观地评判医生采取的措施是否得当，是否应当知道但不知道该采取何种措施，或者应当采取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

⑥ 结直肠癌肝转移，有救吗

你对患者病情的描述太简单了！
结肠癌包括直肠癌多半属于腺癌或上皮细胞癌，而原发于直肠的癌症往往恶性程度普遍较低，正因为如此，这类癌症的治疗只要患者不是处于癌症的第四期，仍应采取以手术切除再加化疗的方式为主。但如果是直肠癌就必须做肛门再造，手术后对患者生活会带来不便，就此患者应提前有思想准备。
至于癌症肝内转移问题，这种情况在手术过程中医生应能直接检查到。届时手术医生会自行决定是否将其一并摘除：只要是独立的包块均应采取摘除，但如遇肝内多发广泛性的转移灶，则无法彻底摘除。这些转移的包块可以通过以后的化疗加以控制。而结肠癌其他脏器转移采用术后化疗控制的效果临床反映应不错。
医院选择问题道不一定非要去北京上海，因为就华东地区包括上海而言，治疗肛肠疾病最有经验的医疗机构是南京市的鼓楼医院。由于结肠癌并不是罕见疾病，因此建议患者选择当地就近的三甲医院肛肠外科就可以。但最好不要选择部队医院，原因一是部队医院收费偏高；二是部队医院内的许多科室都是由外人承包的，这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尤为普遍；三是患者在部队医院治疗过程中万一遇到医疗纠纷，由于部队医院并不接受国家相关法律和法规的约束，因此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以上所述仅供参考。

⑦ 从社会上角度看为什么医患关系紧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社会和谐稳定，但由于医疗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医疗投入不够等诸多因素导致医疗纠纷急剧增加。不少医患纠纷演变成恶性事件，直接导致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受到重大威胁。有报道，“医患纠纷数量每年以20％到30％的速度递增”。“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对全国270家医院的调查显示：73.33%的医院发生过病人及家属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76.67%的医院发生过患者及家属在诊疗结束后拒绝出院且不交纳住院费用”。
医疗纠纷不仅会严重挫伤医务人员为患者服务的信念,也会严重影响医疗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矛盾尖锐的医患关系将会严重阻碍医学科学的发展，削弱人类与疾病作斗争的力量，使医患双方都成为受害者。调查表明，“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严重冲击医疗服务市场，医护人员流失现象越来越严重，转行的逐年增多”。
1 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
医患关系紧张是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其对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不容忽视，其成因是复杂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产权制度不完善导致公益性质弱化 目前我国公立医疗机构产权性质是国有资产，投资方是国家，其占有的资源占绝对主导地位，经济性质是具有一定福利性质的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然而，“目前，政府投入一般只占公立医院总收入的6％～8％，仅靠这些投入，无法保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公立医疗机构的管理者对国有资产拥有管理权和经营权，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模式，在理论上可以扩大经营自主权，使得政府投入取得的社会效益最大化。但作为医疗机构的举办者和投资者的政府对医疗机构所行使的权力和承担的责任则出现不平衡。财政不足部分则通过向社会提供有偿医疗服务以及收取药品批零差价等方式进行补充。因此，医疗机构的权利义务出现不平衡，承担的医疗风险与获得的回报之间存在着极大落差。为解决本单位的实际问题，医疗机构的管理者们必然想方设法规避风险，增加收入，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医务人员想尽一切办法避免风险、让患者多做没有必要的检查、开大处方等方式增加收入。实践证明，这种产权制度造成的最终结果就是公立医疗机构与人民群众在经济上的对立，运行机制出现市场化倾向，公益性质淡化。政府举办医疗机构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可靠、收费低廉的基本医疗服务，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损害了群众利益，是造成医患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原因。
1.2 政府对医疗事业投入不足 政府对医疗事业投入不足会对医患关系产生严重影响。“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一国卫生总费占GDP的最低标准是5％。2010年，中国的比例是4.3％，卫生总费中，中国政府投入只占25％，而世界卫生组织在2005年的统计表明，世界各国政府投入占卫生总费的比例是33％”。
“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发达国家一般占5％～7％，美国2003年为16％。2002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包含政府支出、企业支出和个人支出）虽已达到GDP的5.42％，但中央财政投入的卫生经费和公费医疗仅占卫生总费用的15.2％，社会卫生支出占26.5％；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58.3％”。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国家卫生经费占GDP的比值，“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网站显示，日本是8.1%、德国是10.4%、法国是11.1%、英国是9%、澳大利亚是8.8%、瑞典是9.1%、美国是16.1%。而2010年中国是4.3%”。
“国际社会提出，要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卫生体系，卫生支出应最少占政府总支出的15%。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2009年，中国的比例是10.3%，人均政府卫生支出是89美元，大大低于同收入组国家的平均值（312美元）。这种投入规模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不相称的。在卢旺达，人均收入只有500美元，政府却能将总开支的17%投入卫生部门”。
我国人口占全世界的22％，而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政府投入占整个社会医疗卫生支出的百分比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医疗机构收支难以平衡，创收的重要手段就是卖高价药物和高档仪器检查，这就造成了“看病贵”的情况。医疗费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由医生控制，医疗费用的高低又直接或间接与医生的收入和其他利益挂钩，其结果必然导致医患间的利益冲突。
1.3 市场化的经营模式 公立医疗机构市场化使得医疗服务对于患者而言成为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医疗机构盈利色彩越来越浓烈的一个直接原因是由于政府对医疗机构的主导及投入少，医疗机构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失去宏观调控，其结果就是为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的基本需求。由于医疗资源的相对不足,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医疗机构的管理者通常会采取一些以科室为单位的经济承包、核算以及通过不断提高医药和医疗服务价格，销售环节暗箱操作等方式创收。从而把医疗行为变成商业行为。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而在假牙的安装上，“在烤瓷牙中，镍铬合金的最便宜，平均为400～700元左右，钴铬合金的平均为1500元左右，纯钛的2500元左右，含有黄金等贵金属的平均为3500～6800元。全瓷牙中，二氧化锆全瓷冠又因种类不同，价格从2500元～1万元一颗不等……一家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义齿加工有限公司发来的报价单让人瞠目结舌。在“义齿制作价目表”中，二氧化锆全瓷牙不含税的价格为200元一颗，镍铬合金烤瓷牙的价格为40元1颗，钴铬合金烤瓷牙的价格为70元一颗，钛合金烤瓷牙的价格为60元一颗，纯钛烤瓷牙的价格为160元一颗。公司还表示，如果长期合作肯定还会给最优惠的价格。这些假牙的价格和记者了解到的市场价格平均都相差了10倍以上。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举例说，与香港医院相比，在内地医院的收入中，技术性收费只占很小的比例，主要是通过加价卖药、过度医疗和过度检查来体现其“价值”。这些行为在医疗过程中造成过度医疗行为使患者经济负担加重，甚至因支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而放弃治疗，造成对医院不满而寻找医疗过失、过错以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和心理上的平衡。
1.4 医患双方自身及其他因素 医疗机构自身原因有：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未尊重汉字的知情权，未向患者说明情况，医疗过失，医疗意外，医疗资料记录不全、遗失，医疗药品、器械存在质量问题，医疗服务不到位，医疗机构内部不协调，服务态度不好，患者享受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差，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合理等原因都会使患者产生不满情绪。“全国5省市30所医院随机调查显示,患者对医院整体服务质量满意度为51.3%,对治疗效果的满意度为56.92%,对医务人员服务态度满意度为44.76%,由此可见有一半左右的患者在就医过程中有不满情绪”。
来源于患方的主要原因有：患者对医学常识缺乏，对医学技术的期望值太高，超出医学科技的现状，患者身体基础条件不良，患者就诊时隐瞒实情。患者在就医过程中不遵医嘱，违反医院的管理规定甚至无理取闹，更有甚者是出于经济动机。还有就是“医闹”，他们名义上打着患者家属、朋友的幌子，以聚众闹事的手段达到从医院获得经济赔偿的目的，并从中抽取提成或拿到“报酬”，这种行为严重妨碍了医院正常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除上述因素外，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因素还包括：医疗和药品广告的误导、人民法院对个别案件的误判以及不当行政干预等，加之舆论媒体过度倾向弱势群体，报道医疗事故及获得医院巨额赔偿的事例较多，宣传救死扶伤及医务人员奉献精神较少，使不少人对医疗行业失去信任感，即便出现正常的医疗并发症也往往会被患方误认为是医疗差错或事故要求索赔。
2 破解医患关系困局的对策
2.1 完善医疗机构产权制度，改革医疗管理体制 “一个有效的、能够平衡各方利益关系的、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制度对于引领社会和谐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医疗机构产权制度或产权结构的调整，已经成为深化卫生改革和贯彻卫生改革政策不可回避的问题。推进医疗体制改革是我国深化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点，而医疗机构产权改革更是医改的重中之重。现有的医院体制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造成看病贵、看病难这一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医院必须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和配套的治理结构改革，建立起不同产权形式的医院和完善的医院体系，让公立医院、私立非营利性医院和私立营利性医院各司其职，给不同需求的患者以合适自己的选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必要将现有国家财力无法支撑的公立医院进行改制，通过合适的途径转变为私立非营利性医院和私立营利性医院，同时建立起与各自产权模式相适应的治理结构。
2.2 加大政府对医疗机构的投入降低个人医疗费用 只有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医务人员能不用通过收费来增加收入，实现医疗服务的公益性，这样才能真正减少患者的医疗费用。政府增进和保障公共利益的基本职责以及保证医疗卫生事业“社会福利性”的特征都决定了政府必须加大对医疗机构的财政投入。参照其他国家投入医疗事业的比例，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财政收入大幅提高的现在，我国应该考虑将政府投入增加到占整个社会医疗卫生支出的34％，以后再逐步增加，至少增加到大于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平均值。在降低个人医疗费用方面，十二五期间的目标是，平均个人支付比例要一步降低，达到30％左右甚至以下，这样才能让人民群众满意，让他们享受更多实惠。
2.3 建立健全医患关系第三方管理模式 “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引起医患关系不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60.29%被调查的医生和28.57%的患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医患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目前，我国医疗机构开始推行一种解决医患关系的新做法，即“医患关系第三方管理”。“医患关系第三方管理，是指由独立于医患双方的健康管理组织或保险代理公司，隶属于卫生行政部门以外的机构管理。运用医学、法学、保险等手段，以医疗责任保险为载体，对医疗行为风险实施的一种事先预防、事中调解、事后补偿的新型保险服务、保障机制。这是对医疗风险实施一种‘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补偿’的新型医患关系管理系统”。建立医患关系第三方管理模式非常必要，比如，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应该和其他行业一样由保险公司出面调解并承担赔偿。有了保险公司的介入，当医疗纠纷产生时，患者及其家属不会直接找医疗机构或医生个人，他们只需要和保险公司交涉即可，这就有效减少了医患双方直接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医疗机构也可以无干扰地投入到对疾病的研究和治疗中去。而且由于“医疗质量和收费与医疗保险公司的利益密切相关，保险公司会雇佣专业人士对医疗卫生行为中的质量问题和收费问题进行有效的监管”。目前，全国许多医疗机构都已经在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探索和尝试，甚至外资公司也在对中国医疗保险第三方管理业务进行介入，卫生部也已在全国推行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2.4 医疗机构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升从业水平 医学界前辈吴阶平教授在总结从医经验时说，做一名好医生，一须有高尚的医德，二须有精湛的医术，三须有服务的艺术。要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一是要提高医务工作者的医学伦理道德水准。医务工作者要以维护患者利益为最高准则，自觉提高为患者服务的职业道德水平，端正服务态度，及时与患者和家属沟通，取得理解，减少误解。医疗机构要加强正面教育，纠正行业不正之风。要坚决杜绝“吃请”、“红包”和“药品回扣”等不良现象，努力打造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良好形象。二是医疗机构应加大对医务工作者的教育培训力度以提高其综合素质。选派优秀人才去国内外进修深造，提高专业水平。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关于如何有效预防和处理误诊漏诊，医疗纠纷等各类专题讲座。组织本单位医务工作者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进行经验交流，互通有无。三是医疗机构要规范自己的医疗行为。如：医疗费用要公开透明，合情合理，病案书写要规范等。病案管理对防范和妥善解决医疗纠纷具有重要意义，病历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是处理医疗纠纷时重要的举证资料，病案等医疗文件的法律地位更加重要，由于病历及其他医疗文件的书写不合格而导致的医疗纠纷发生的事例已不在少数。
2.5 新闻媒体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近年来，不难看出新闻媒体在医患关系中的一边倒立场，无论是个案报道，还是综合评论，“弱者”倾向明显，感情色彩比较浓厚，为医患关系的紧张化推波助澜。“有统计机构曾对涉及医疗机构的报道进行了统计，在47篇涉及医院的报道中，45篇是负面报道”。这些报道的消息来源大致是这3个渠道：媒体工作人员主动采访、患者及其家属投诉和人民法院的承办庭室。消息来源于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的不多见。由于部分媒体往往没有向医疗机构核实求证这些消息来源，加之缺乏专业背景，很容易在报道中造成情节失实或夸大其辞，结果这些报道的矛头往往直指医疗机构或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部门，挑起医患双方对立情绪。作为负社会责任的媒体，应该客观中立地报道社会事件，尤其是在对待类似医患关系等敏感问题时，必须以事实本身的是非曲直作为报道取向的依据，不能人为地偏向于任何一方。报道务必要做到准确、全面、客观，不去刻意夸大，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也会让公众产生认识偏差，甚至激化医患矛盾。媒体理应成为社会和谐的稳压器，成为医患沟通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