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院审理股份合作制企业纠纷

⑴ 请教法律专家：买断式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资产被上级主管部门擅自处分，如何救济

股东代表诉讼，又称派生诉讼、股东代位诉讼，是指当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公司却怠于起诉时，公司的股东即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而所获赔偿归于公司的一种诉讼形态。英美法系国家以及大陆法系国家对股东的此项诉讼权利均有规定，均赋予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权利。

1、公司法里授予股东有权利对侵害公司利益的人提起诉讼的制度。
2、在请求董事会得不到处理或处理不利时，可以直接起诉维护公司利益
3、由股东直接以公司的名义代表公司提起诉讼也可以股东代表的名义维护公司利益
4、诉讼请求就是请求返还公司财产并赔偿损失
股东权利救济的直接诉讼机制
董事、高管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⑵ 处理股份合作制企业纠纷的法律依据有哪些

1.治理结构的内生性缺陷，导致主张成员权益的纠纷增多
基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产权结构、组织结构和分配制度，忽视了共有资产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的界定，使共有资产没有明确的出资人和管理规章，股东身份与股权份额难以确认；在公共积累资产等企业收益中，对离退休人员（动态的、不断增加的群体）的利益分享，没有明确的操作办法；对股权转让的具体操作以及企业不同时期净资产的变化，缺乏有效的定价、转让机制。在不动产大幅增值的情况下，一部分退休、离职股东主张要求按增值后的潜在利润计入企业净资产，作为股东退股价的定价标准，从而使原本正常经营的企业面临着“卖厂——分钱——停产、破产——走人”的严峻局面，给企业正常发展、劳动力就业、社会稳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形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2.监管服务部门的缺位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政府机构改革和机构职能调整，目前没有专门的政府机构和职能部门牵头负责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政策制定、规范监管和服务机制。2001年下半年由市促进小企业发展协调办公室牵头完成的对暂行办法的修改草案，曾按有关程序上报，至今尚无下文。在全市范围内，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监管指导、跟踪服务、问题协调等处于缺位状态，企业出现的许多问题和矛盾在初期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3.政策的滞后、法律法规的缺失使司法审判陷于困境
长期以来，国家和地方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政策法规未能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作相应的修改和完善，原有政策已经滞后甚至是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上海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等政策法规，原则性强，操作性差，甚至是其中有注明将另行规定的，至今未有下文。国家体改委指导意见和市政府暂行办法不属于法律和行政法规，在法院的裁判文书中，不能作为裁判依据直接引用。与股份合作制企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严重缺失，法官在审理相关案件时无从依据、参照，使法官的司法裁判、法律适用处于两难境地。
目前本市现存的这些股份合作制企业生存能力强，职工就业、收入稳定。在资产价值增值的新形势下，由于其自身内生性缺陷所导致的司法纠纷，如果处理不当，极易产生“蝴蝶”效应，引发企业破产倒闭和大量在职人员下岗失业，形成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为了避免这一局面的出现，推动此类案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促进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建议：
1.解放思想，正确认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现实作用
股份合作制是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相结合为特征的新型合作经济，既坚持了合作制的基本原则，又引进了股份制的治理办法，既实行按劳分配，又实行按股分红，具有更大的兼容性。不能因为目前股份合作制企业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多是制度性缺陷和操作不规范等因素所致），而否定其历史作用和现实价值。要用科学的发展的眼光重新认识股份合作制的性质和特点，并赋予正常的发展空间。
2.尽快明确监管服务部门，完善政府服务
尽快明确相关职能部门，建立有效的市区联动协调监管和服务机制，维护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正常运行和有效发展，及时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困难和诉求。推动工商登记方面的改革，简化手续，提高操作性和执行效率，适应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股份变动频繁的现实要求。
3.完善现有政策，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发展提供政策扶持
由发改委牵头，组织相关政府部门，在原暂行办法基础上，结合实际，进一步修改和完善股份合作制的现有政策，明晰资产关系，明确产权主体，尽快出台适应新形式、新发展需要的新《股份合作制企业办法》，引导现有企业进一步规范运行或深化改革，并为国有、集体企业新一轮的改制提供一个有效载体，为司法审判提供具有操作性的法律依据。给予股份合作制企业在融资、税收等方面同其他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健康发展营造公平的政策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如对国有和集体改制的企业，可以以职工上岗率60％为起点，多上岗人员的比例，按照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政策执行，以鼓励企业减少对社会释放下岗人员。【启东律师】http://www.lawtime.cn/qidong

⑶ 高手请进： 股份合作制企业因股东矛盾无法自行清算能否提起司法强制清算申请，相关法律依据是什么

公司司法强制清算为：公司破产申请！原则上要有依据公司章程规定召开的合法有效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如果因股东矛盾无法召开合法有效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则需要先依照公司章程或公司法相应规定完成此项程序！至于如何完成需要了解具体案情才能对应策划！

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合伙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合伙型联营体和个人合伙对外债务纠纷案件应否一并确定合伙内部各方的债务份额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合伙型联营体和个人合伙对外债务纠纷案件应否一并确定合伙内部各方的债务份额的复函
1992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1）桂法（经）字第23号《关于审理合伙联营体和个人合伙对外债务纠纷应否一并确定合伙内部各方的债务份额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合伙型联营体和个人合伙的财产能够清偿联营或合伙债务的，应当以合伙型联营体或个人合伙的财产清偿。
合伙型联营体、个人合伙无财产清偿或者其财产不足清偿联营、合伙债务的，应当由联营成员或合伙人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合伙型联营各方，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协议约定负连带责任的，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联营体成员之间、合伙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联营体各成员、各合伙人承担债务的份额容易确定，各联营体成员、合伙人之间争议不大的，为简化诉讼程序，可以在审理合伙型联营体、个人合伙对外债务纠纷案件时一并确定联营、合伙各方承担债务的份额，但应在裁判文书中指明合伙型联营各方、各合伙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联营各方、合伙人之间对如何承担责任争议较大，将联营体、合伙组织对外债务纠纷与联营、合伙纠纷一并处理不利于案件及时审结的，可以分开审理。如果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协议的约定，合伙型联营各方对联营债务不负连带责任的，在审理合伙型联营体对外债务纠纷案件时，必须确定联营各方应当承担清偿债务的份额。

⑸ 1999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 几类民事案件的处理意见 的通知 完整内容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几类民事案件的处理意见》的通知
（沪高法[1999]528号）

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各区、县人民法院：

1999年7月23日，本市召开了《全市民事审判质量讲评会》，会议针对当前民事审判中需要明确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对一些具体问题达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形成了《几类民事案件的处理意见》。该意见于1999年9月15日由我院审判委员会第48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供你们在审判时参考执行，同时请你们将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有关问题及时报告我院。
几类民事案件的处理意见

目前新类型民事案件大量涌现，由于立法的相对滞后性和某些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给审判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鉴此，在国家和地方立法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明确之前，我们对以下几类民事案件的处理暂先提出如下意见，供参照实施。

一、精神损害赔偿
目前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赔与不赔的尺度，赔多赔少的标准等缺乏统一明确的规定，实践部门认识也不尽一致，法律权威性和社会效果不好，我们认为：
1．精神损害赔偿具有补偿性与惩罚性双重特征。公民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生命健康等权利遭到侵害时，必然会造成财产上的损失。同时也会导致精神上的创伤，引起痛苦等感受，运用法律手段，尤其是民事救济手段，责令侵害人向受害人支付一定数额的赔偿费，能使受害人精神上得到安慰，物质上得到补偿，同时责令侵害人支付一定的赔偿费也是对侵害人应有的制裁，能够使其从错误中汲取教训，遵纪守法，尊重他人，如果偏重于其中一项而忽视了另一项，那么对于公民的保护就是不完整的，不充分的。
2．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不应随意扩大。从目前《民法通则》第120条和最高法院公布的案例看，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可予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仅限于对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生命健康权五项权利造成侵害而引发的案件，对于侵犯公民其它人身权利的，法律、司法解释均未明确。因此，我们倾向于在法律、司法解释允许的范围内给予当事人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不明确的，先不考虑。
至于在一些相邻纠纷、合同纠纷案件中，当事人提出诸如噪音污染引起精神焦虑，合同期待利益丧失引起精神痛苦等损害赔偿请求的，一是没有法律依据；二是后果一般不严重；三是通过责令停止侵害或赔偿经济损失等其他民事救济手段足以弥补损害，所以此类纠纷一般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3．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人一般仅限于受害人本人，只有当侵权行为致本人死亡时才可由其直系亲属行使。在公民人身权利遭受侵害时最痛苦的通常应是受害人本人，其他人的担忧、悲伤、焦虑等精神反应都是建立在受害人本人的痛苦、愤怒、失落等情绪之上的，并会随着本人生理、心理活动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如果受害人本人的精神权利得到了补偿，其他人的精神反应也会减弱。而当侵权行为致受害人死亡的情况下，由于受害人已不可能得到物质补偿和精神利益补偿，与他生活密切相关的直系亲属如果也不能获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的话，那么他所产生的对亲人遭受痛苦的同情及自己失去亲人的悲哀等精神创伤就会叠加却无法弥补，这是不公平的。所以应当允许受害人的直系亲属在侵权行为致受害人本人死亡时，独立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直系亲属有多人的，赔偿金在多人中平分。
4．是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应视具体案情确定。《民法通则》第120条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条文中用的是“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表述，说明对于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存在着或然性，如果侵权行为手段、方式不恶劣，受害人的损害程度不严重，社会影响不大，或者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不深，用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非财产性民事责任方式或者收缴非法所得等民事责任制裁方式足以填补损害，抚慰受害人并制裁违法行为的，可以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5．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不能脱离国情。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当在受害人主张的范围内酌定。人民法院无权责令加害人承担超出受害人主张范围的赔偿数额。至于具体的数额除了要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的手段、方式，受害人的损害程度，侵权行为的社会影响等因素外，还应当与当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相适应，盲目地追求高额赔偿而不加以限制，只会贬低精神损害赔偿的意义，误导人们追求不当利益。因此我们考虑就目前上海市实际生活水平而言，精神损害赔偿额以一般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万元为宜（上海人均GDP的二倍），不考虑外国人与本国人、法人与自然人、获利与未获利情况。因为精神损害赔偿虽有对精神利益进行补偿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一种加罚措施，受害人的其他损失可以通过经济赔偿弥补，加害人的获利也可以通过制裁方式收缴，侵权人和受害人的特殊身份不应成为确定赔偿额的因素。当然如果加害行为特别恶劣，受害人的损害程度特别严重或者社会影响特别大，需要提高赔偿额的话，也可以适当提高，但为谨慎和统一起见，判决前须报高院民庭复核。
二、人身损害赔偿
1．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问题。《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等是处理人身伤害案件常用的几个法律、法规。
其中两个“处理办法”虽为行政法规，但内容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侵害他人身体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三者之间并不矛盾。因此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应当依照《民法通则》、《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运用，妥善处理。
2．人身损害案件的赔偿标准。人身损害案件按什么标准进行赔偿是审判实践中的又一难点。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制定的赔偿标准存在着一些差异。《民法通则》、《消法》比较原则，只有赔偿项目，没有具体的赔偿标准；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146条虽规定了“侵害他人身体致使其丧失全部或部分劳动能力的，赔偿的生活补助费一般应补足到不低于“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的标准。”但其中的“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标准”又很难把握。市统计局、民政局每年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均没有基本生活费的统计参考值，而他们列出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居民平均生活费，贫困扶助线”数据与基本生活费相比，似乎又有区别。《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等实行的又是限额补偿的办法。
在《民法通则》缺乏具体赔偿标准的情况下，我们意见可以参照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确定的计算期限和计算方式，《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用的是“当地居民平均生活费”标准，这一标准是在统计居民年消费额的基础上得出的，反映的是居民的年消费状况，对此统计局每年公布参考值。与其他两项指标相比，这一数据更接近居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更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3．学校在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赔偿纠纷中的责任。
（1） 学校对在校的未成年人负有管理责任，非监护责任。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其年龄、智力和认知水平的限制，在校学习和生活期间，学校应承担对他们进行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责任，但是学校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因为，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0条规定：学校等只有在“单位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显然与民法上的监护责任有别，监护人责任并不以监护人的“过错”为构成条件。因此学校责任仅仅是管理上的，而非监护性质。
（2） 对伤害事故，学校承担过错责任。
确定学校在未成年人伤害赔偿案件中的过错责任，首先要以学校具有应当履行的特定职责为前提，学校违反了该职责，就应承担过错责任；其次还应看学校是否尽到了注意义务，应该注意却未注意的，应承担责任；最后学校作为未成年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有义务保证学校设施的安全、可靠，如果设施存在危及人身安全、健康的可能，并发生伤害情况的，就应承担过错责任。第三人或者受害学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学校的民事责任。
（3） 当事人对损害都没有过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公平责任原则，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存在过错是学校承担责任的前提，但并不意味着排斥公平责任原则，在一定范围内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不但是合理的、必要的，而且还能起到补充、完善过错责任原则的作用。
（4）赔偿标准《民法通则》有规定的，按《民法通则》规定处理，《民法通则》不明确的，参照其他损害赔偿法律法规。
三、消费者权益纠纷
1．《消法》第49条的适用。从立法精神来看，《消法》立足于保护消费者权益。如果机械地理解“消费者”的概念，考察消费者购物动机，很容易给已实施欺诈行为的商家以口实。这不仅不能体现《消法》特别保护消费者的立法精神，也会削弱《消法》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方面的作用。《消法》第49条首开惩罚性赔偿制度之先河，就是鼓励人们与制假卖假的制造者和销售者、服务者进行斗争。因此，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无论是知假也好不知假也好，凡是确认经营者构成欺诈的，就应当适用《消法》第49条，给购买人以加倍赔偿。
2．个人向开发商购买房产倾向不适用《消法》。倾向认为，房屋买卖不同于一般的消费品买卖。房屋为不动产，房地产管理法有很多特别规定（如登记、过户等等），故房屋买卖应适用房地产法。
3．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的纠纷一般不宜适用《消法》。医疗机构治病救人不同于一般服务行业所提供的服务。我国的医疗制度总体上还是福利性质的，医疗机构本身不是盈利性单位，治病救人既是医院专属的职权，也是它的义务，不同于其它消费领域，双方的权利义务可以协商；加之医疗这一特殊服务受科学水平、技术手段的限制，以及由于患者个体的临床差异，治疗检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对此一般并无欺诈或隐瞒的故意，因此应把此类纠纷界定为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而不是适用《消法》。
至于美容、整容、健身减肥等非治疗疾病，具有经营性、盈利性的服务项目，发生纠纷后是否适用《消法》可以另行研究。
4．如何认定《消法》第49条中的欺诈行为？欺诈是主观故意。从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的原则出发，如果经营者能够证明自己确实“不知”、“差错”，可不认定欺诈。反之经营者就应该承担责任。因为欺诈故意的心理状态，只要经营者否认，消费者就无法举证，坚持要消费者证明经营者的故意心理状态，对消费者是苛刻的，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在消费者完成一般的举证（如购物发票、损失依据、标识与产品不符）后，应由经营者证明自己并非故意欺诈消费者。有的销售者认为出售假冒伪造，是“无意售假，属工作差错，不属欺诈行为”。销售者售假，有可能不知实情，但不能推卸其过错责任。根据《消法》有关规定，销售者理应做好进货验收工作，杜绝假货进店。经营者还应依法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和服务的真实信息，经营中销售假货，就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所以，应让销售者先行承担加倍赔偿责任，销售者承担责任后再向生产者追偿。消费者诱导营业员在购货发票上作虚假记载、错误说明后向法院起诉的案件，经营者如有确切证据证明发票上的虚假（不实）记载系消费者诱导而作出的，也不应认定经营者的行为构成欺诈，宜作为无效民事行为处理。
四、车辆在停车场所丢失，如何承担责任
车辆在停车场所丢失引发的赔偿案件近来倍受社会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建议此类案件宜从保管关系是否成立，当事人对于车辆丢失是否有过错，两个角度进行审理。根据这一精神，我们认为，保管关系是否成立，必须符合：一、当事人之间就车辆的保管达成过具有保管法律特征的协议（包括书面、口头或其他形式）。二、保管人实际控制委托人所委托的车辆。对于那些封闭式的，具有现代设备、现代管理方式，收费较高的商业性停车场，可以推定保管关系已经成立。而那些在开放式的，不需办理特别手续的停车场发生的纠纷，一般不认为保管关系成立。如果保管关系不成立，法院应考虑当事人对车辆丢失有无过错，有过错的，按过错大小承担赔偿责任，无过错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系争车辆如果投过保，保险公司理赔后主张代位追偿权的，法院应依照《保险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从当事人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无直接责任出发，有直接责任的，支持代位追偿权，无直接责任的，不予支持。
五、劳动争议
1．如何认定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劳动关系与一般的民事关系相比有一定的特殊性。它的建立、终止，根据劳动部门的有关规定应履行一定的招工、退工手续。但办理退工手续的前提是劳动关系已经终止，从因果关系说先有劳动的终止，然后才有办理退工手续、开具退工单的问题。
对劳动关系的解除，劳动法根据解除原因的不同，规定了好几种情况，因而确定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应因案而异，不能一概而定。对协商一致解除以及期限届满、条件成就而解除的，应当以协商一致的日期及期限届满之日，条件成就之日为劳动关系解除的日期；对用人单位因劳动者具有违纪等劳动法第25条规定的原因而解除劳动合同的，属用人单位行使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权利，其性质是单方行为，不需要对方（劳动者）同意，只要用人单位合法地行使法定解除权，其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劳动者），该行为即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可以解除通知到达对方的日期为劳动关系解除的日期；劳动者根据劳动法第31条规定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亦应当依法行使该权利，劳动关系的解除应是在书面通知单位满30天后才发生效力，未以书面通知单位，以及通知未满30天的，均不发生劳动关系的解除。
2．劳动争议案件中，许多劳动者因单位未开退工单而要求赔偿损失的问题。开具退工单主要是用人单位的义务，同时劳动者也应予以一定的配合。对未开具退工单，应分析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过错大小。对劳动者来说，没有退工单无法建立规范、正式的劳动关系，这实际是对劳动者就业权的侵犯。为体现保护劳动者的精神，促使单位尽快按规定履行义务，高院在去年的沪高法［1998］168号文中明确，参照劳动部［1995］223号文，以退工前劳动者的工资作为标准，而不是以失业救济金作为标准。因为失业救济金本身就是劳动者因失业所应享受的社会保障权利。当然如果是因劳动者不配合而造成无法开具退工单的，劳动者也应承担适应的责任。
六、婚姻家庭纠纷中的有关问题
1．如何处理老年人要求子女尽赡养义务的案件。一些老年人虽有固定的经济收入，但尚不能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要，例如老年人因病需要支出医疗、护理等费用，而子女本身由于下岗等因素生活也有困难，这时如果老年人起诉要求子女及其他赡养义务人履行赡养义务，人民法院应着重考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因为老年人年老体弱，已经没有能力通过劳动获得收入了，相对而言，他的子女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他们有义务帮助父母渡过难关，方式可以是物质帮助，也可以用劳务代替。
2．夫妻分居期间子女抚养费的给付问题。夫妻分居，但在法律上婚姻关系仍然存续，双方的收入仍然是夫妻共同财产，子女抚育费应当在共同财产中支出，但是实践中负责照顾子女的一方常常无法从另一方手中得到子女抚育费，这样离婚时照顾子女方就会提出要求对方补付分居期间未付的子女抚育费。我们认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时子女的生活教育需要确定一个抚育费标准，然后按分居时间，由未付方用分割所得财产抵偿另一方，不足以抵偿的，可以通过形成债权的方式加以解决。离婚后子女的抚育费数额由人民法院依据子女的实际需要另行酌定。如果夫妻分居一段时间后，又和好的，一方起诉要求对方补付分居期间未付的抚育费，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3．离婚案件如何处理股权。一方或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按比例出资设立公司或分别投资于不同的公司，取得的税后利润为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分割股权时，人民法院应当依公司性质，首先征求公司董事会的意见，如果董事会同意转让股权，其他董事或第三人愿意受让股权的，转让所得财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如果董事会不同意改变原有的股权或出资状态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股权与出资的现值财产权利进行评估，尽可能维持原有的股份或出资状态，而以其它夫妻共同财产抵偿另一方，不足以抵偿的，可通过形成债权的方式加以解决。
七、诉讼时效
1．相邻权纠纷的诉讼时效问题。相邻纠纷中当事人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损害赔偿的，不适用诉讼时效期间规定。因为建立时效制度的目的无非是三项，一是稳定法律秩序；二是便于举证查证；三是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从而更好的发挥财产的效用。而相邻纠纷无需引用时效制度就能够达到这三项目的，主要理由有三点：首先，相邻关系的存在是以不动产所有人或使用人相互毗邻这一事实状态为基础的，相邻各方必须为照顾邻人的通风、采光、通行、安全等，而对自己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作适当限制。互谅互让，互为便利是处理相邻关系的重要原则，所以我们在处理相邻纠纷案件时也应当从公平合理的原则出发，对于一方基于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的毗邻关系所作的某些忍让，例如一定期间内默认邻人安装铁门，忍受邻人的空调热气等，应当本着支持与鼓励的态度，而不必用时效制度催促相邻方锱铢必争、恶化邻里关系。其次，相邻纠纷中的排除妨碍，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等请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物上请求权的特征，这是因为相邻关系是在对不动产行使所有权使用权时产生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都具有相当的支配性和排他性，只要所有权或使用权没有让渡，权利人就可以直接请求妨碍人排除妨碍，或消除可能发生妨碍的因素，所以无需用时效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再次，相邻妨碍的事实状态是构成相邻纠纷的唯一要件，这一事实状态一般情况下，是持续存在的，不会产生证据湮灭、证人死亡的困难。因此我们认为在相邻纠纷中可以不必适用时效。
2．关于94方案购房后产权纠纷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鉴于94方案本身存在严重缺陷，造成了购房时的购房人、职级人、原同住人、具有购房资格的出资人等未作为共有人登记在房屋所有权证书上，虽然以后的95方案对这一缺陷作了更正，但是94方案遗留的纠纷和矛盾没有解决，上述人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有些家庭中的权利人向法院提出主张房屋产权，有些家庭至今相安无事，权利人尚不知道自己不享有共有人的权利，由于这些人自身并无过错，为了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我们考虑诉讼时效从发生争议时起算，有利于矛盾真正解决。

⑹ 股份合作制企业不适用公司法适用什么法律呢

股份合作制企业不适用公司法，适用《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股份合作制企业既不是股份制企业也不是合伙企业,与一般的合作制企业也不同, 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的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

根据这条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一种独立的、新的商事主体类型。既然股份合作制企业不是公司，也不是合伙企业，就不能适用《公司法》或者《合伙企业法》。

(6)上海高院审理股份合作制企业纠纷扩展阅读：

中国股份合作制企业有以下特点：

一、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独立的企业法人。股份合作制企业必须符合《民法通则》规定的企业法人的必备条件，依法定程序设立，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主要是本企业的职工，原则上不吸收其他人入股。但是企业职工入股实行自愿，应鼓励和采取优惠办法吸引职工投资入股，不得强行要求职工入股。

三、股份合作制企业依法设立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等现代企业的管理机构，企业职工通过职工股东大会形式实行民主管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职工股东大会既是企业的股东大会，又是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是股份民主和劳动民主的适当结合，是企业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最有效的形式。

四、股份合作制体现了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的有机结合。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职工既是企业的劳动者，又是企业的出资者，这种企业在合作制的基础上吸收了股份制的做法，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之一。

⑺ 关于公司股份利益分配是否合法问题

按约定，没有约定的就按照出资比例分

⑻ 有谁知道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上海两级铁路运输法院受理其他经济纠纷案件的意见(试D

施工企业进场保证金被骗案件的诉讼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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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事实
二、法理分析
1997年10月，铁道部第四工程局南京工程处（以下简称“南京工程处”）获悉南京国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武公司”）将综合开发江苏溧水县石臼湖，经协商，当月与国武公司签定了一份《工程施工承包协议》和《关于“进场保证金”的协议》南京工程处依约支付给国武公司进场保证金人民币200万元。进场后，被告未按协议约定返还进场保证金和支付工程预付款。此时，南京工程处才发现国武公司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履行合同，即要求退还进场保证金200万元。被告仅退还40万元。余款经多次催讨，一直未还，故诉至法院。
律师调查后获悉：
国武公司注册资本为600万元，由安华公司和刘晓艳共同出资组建，其中：安华公司出资539万元；刘晓艳出资61万元。并委托江苏信海审计事务所（以下简称深海事务所）验资，出具《验资报告》。国武公司的注册资本金自始至终没有全额到位。安华公司实际出资仅30万元人民币现金，两个股东的所谓实物出资均系虚假。1998年9月12日和15日，《金陵晚报》以《记者破案》一文，曝光了国武公司虚假投资和注册资本不实等一系列问题，1998年11月23日《人民公安报》和《今日商报》分别以《揭开面纱现原形》和《还我50O万元！》一文，揭露国武公司职员团伙诈骗问题。南京市公安局对本案开展刑事侦查，将国武公司职员杨维明等人悉数刑事拘留。
1、南京铁路运输法院对本案拥有管辖权
被告信海事务所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根本不属于铁路运输合同纠纷；合同履行地是溧水县，不是南京市；第一被告安华公司在海南省海口市，本单位在南京市鼓楼区；本案是刑事案件，经办人杨维明的行为已被南京市公安局认定为个人诈骗行为，已构成个人合同诈骗罪，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本案应遵循“先刑事案，后民事案”的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铁路运输法院对经济纠纷案件管辖范围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指定铁路运输法院受理的其他经济纠纷案件。”上海、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等六省一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上海两级铁路运输法院受理其他经济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为铁路企业的购销合同、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由合同履行地或签订地铁路运输法院管辖。”“铁路运输法院受理上述第一、第二条案件，以铁路所经过的地、市及其所管辖的行政区域为限。”本案原告是铁路企业，性质为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合同签订地和履行地均为南京市。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根据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的指定，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并无不当。至于本案讼争的合同纠纷是否属于经济诈骗犯罪，是否应当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的问题，均不属于程序性问题。
2、本案的刑事与民事交叉问题
国武公司职员杨维明持着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以公司的名义与南京工程处签订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和《关于“进场保证金”的协议》是职务行为，进场保证金也是国武公司收取的。依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国武公司对它的工作人员所进行的经营活动承担经济责任。杨维明等人以国武公司的名义进行的诈骗犯罪，与个三、诉讼抉择和企业管理的建议
人进行诈骗不能等同，其诈骗所得不一定全部为罪犯所侵吞。杨维明因个人行为被公安机关立案审查，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与本案讼争的事实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无论杨维明的个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均不能免除其职务行为而应由公司法人承担的民事责任。
3、签约主体资格及合同效力问题
本案的合同的当事人是南京工程处和国武公司，由于国武公司的注册资金一直没有到位，致使其不具备法人成立的要件。因此，不具备履行经济合同的能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注册资金投入未达到法规规定的最低限额的企业法人签订的经济合同效力如何确认问题的批复》的规定：“为了稳定经济秩序，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对这类企业法人被依法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之前签订的经济合同，不宜因其注册资金投入未达到法规规定的最低限额而确认为无效。”本案所涉及的合同有效。
4、歇业企业的开办企业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
本案的原告南京工程处提起诉讼时，并没有将合同当事人国武公司列为被告，只是将国武公司的开办企业安华公司列为被告，这样做是否不当？是否应当将国武公司列为第一被告、安华公司列为第二被告更为严谨妥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开办的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的第一条第三项规定：“企业开办的企业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没有投入资金，或投入的自有资金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七项或其他有关法规规定的数额，以及不具备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应当认定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开办该企业的企业法人承担。”据此，可认定安华公司开办的国武公司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依法应由开办企业安华公司承担。故直接列安华公司为被告是准确和妥当的。
5、验资机构出具虚假《验资报告》的法律后果
被告信海事务所办理验资过程中，在未验证财产权归属，未见到实物的情况下，凭空为国武公司出具了虚假的《验资报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13号〕《关于会计事务所为企业出具虚假验资证明应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的批复》规定，首先应由被告安华公司负责清偿债务，不足部分再由被告信海事务所在其提供的虚假注册金额内（567．3万元）承担赔偿责任。
6、公证机构出具虚假《公证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国武公司的注册资本中的实物出资部分，是购销红木家具协议和7张购买红木家具发票复印件，江苏省常熟市公证处为安华公司出具了一份《公证书》用以证明出资实物业已办理移交。国武公司被媒体曝光后，常熟市公证处立即决定将《公证书》撤销。对于公证处出具虚假《公证书》造成相关利害关系人误信并导致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但是，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尚无先例，司法部办公厅曾于1993年7月5日，对河南省司法厅《关于公证处能否作为民事诉讼中被告一事的请示》作出《关于洛阳市公证处不应成为经济（民事）诉讼被告的批复》对于公证不当或错误，应按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有关规定办理。
法院受理后，被告信海事务所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被法院裁定驳回后又提出上诉。1999年11月 17日，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法院审理后采纳了本律师的代理意见，判决被告安华公司向原告南京工程处返还进场保证金160万元，并赔偿原告南京工程处经济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被告信海事务所对被告安华公司清偿债务不足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在法定上诉期内未上诉，该一审判决生效。
1、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
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其根本宗旨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对政府来说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是根本。本案可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解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但是企业的经济利益得不到赔偿（因为刑事责任人与民事责任人并不对应），同时相关民事责任人也会因刑事诉讼的特殊性而逃避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2、投标或者履约保证金的安全与监管
现今建筑市场竞争激烈，招标时要求交纳投标保证金，中标后交纳履约保证金，已成为业主占用投标人或者承包人资金的惯例。投标和履约保证金的安全和监管对投标人和承包人来说特别重要。可采用银行保函的方式变通。
3、企业对重大经济合同应建立法律顾问跟踪服务机制
企业对重大经济活动的决策、重大工程的投标、重大经济合同的签订和履行，都应当建立法律顾问跟踪服务机制，随时察觉到企业面临的风险，及时收集合同文本及其附件资料，及时挽回或者避免企业的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