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试述涉外侵权法律适用及我国的立法
一般来说，国际私法上规定 侵权适用行为地法，目前大多数国家是这样规定的。对于具体的行为地则认定不同，有的国家采取侵权行为实施地，还有的损害结果发生地也算，不可一概而论。
判定的时候根据具体国家的冲突规范指引的实体法规则来确定适用。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这是一般规定。如果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这是国际习惯做法，最早可见我国唐代化外人相犯的规定。
我国《合同法》第126条规定：“涉外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当事人没有 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民法通则》第145条1款规定：”涉外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只有在法律另有规定时不使用的原则。法律对某几类涉外合同以及合同某些有关问题的法律适用另外做了规定。
如：
1、国际货物买卖合同适用订立时卖昂营业场所所在地法律。如果合同时在买方营业所所在地谈判订立的合同，或合同主要是依买方确定的条件，应买方发出的招标订立或者合同明确规定卖方须在买方营业所所在地履行交货义务则适用合同订立时买方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
2、银行贷款或担保合同，适用贷款银行或担保银行所在地法律。
3、保险合同，适用保险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
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1、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来处理合同争议，包括合同是否成立，合同成立的实践、合同内容的解释，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合同的变更、中止、转让、解除中止。
2、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可以使中国法、港澳地区法和外国法。
3、当事人作出的法律选择必须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
4、选择的方式必须是明示的。
5、选择的时间是订立合同起直到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之前。
2. 网站侵权问题
不算侵权。
[转帖] 网络侵权概念的界定
本文论述的主题是网络侵权案件的管辖权，因此在对网络的概念有一基本了解之后，对网络侵权的概念进行界定也是必要的，因为在这里所述的网络中的侵权行为，与传统国际私法中所指的侵权行为的范围有所不同。
1．传统国际私法中侵权的概念和类型
侵权行为是指不法侵害他人人身或财产权利，并造成损害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行为。
由此可见，在传统国际私法中，侵权一般只包括侵犯人身权，如侵犯隐私权、名誉权，以及侵犯财产权，如侵犯他人的所有权；而并不包括侵犯知识产权，因为知识产权被认为是一类特殊的权利，它不仅包含人身权也包含财产权，因此它往往被作为专门的一类研究对象单独列出，而不将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归为一般的侵权行为之中。 V2
2．网络侵权概念的界定 8\m1
在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网络中侵权行为的范围有别于传统国际私法中侵权行为的范围。它主要是指侵犯人身权，包括侵犯名誉权与隐私权，以及侵犯知识产权，这里的知识产权主要涉及到著作权和商标权。[11]而单独侵犯财产权的行为，在网络侵权的案例中几乎无法找到gU
3. 网络侵权管辖，什么是网络商标侵权，网络商标侵
网络侵权概念的界定
本文论述的主题是网络侵权案件的管辖权，因此在对网络的概念有一基本了解之后，对网络侵权的概念进行界定也是必要的，因为在这里所述的网络中的侵权行为，与传统国际私法中所指的侵权行为的范围有所不同。
1.传统国际私法中侵权的概念和类型
侵权行为是指不法侵害他人人身或财产权利，并造成损害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行为。
由此可见，在传统国际私法中，侵权一般只包括侵犯人身权，如侵犯隐私权、名誉权，以及侵犯财产权，如侵犯他人的所有权;而并不包括侵犯知识产权，因为知识产权被认为是一类特殊的权利，它不仅包含人身权也包含财产权，因此它往往被作为专门的一类研究对象单独列出，而不将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归为一般的侵权行为之中。
2.网络侵权概念的界定
在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网络中侵权行为的范围有别于传统国际私法中侵权行为的范围。它主要是指侵犯人身权，包括侵犯名誉权与隐私权，以及侵犯知识产权，这里的知识产权主要涉及到著作权和商标权。[11]而单独侵犯财产权的行为，在网络侵权的案例中几乎无法找到
4. 国际私法问题
、取消侵权行为地作为识别因素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网络侵权案件中侵权行为地很难确定。如果就扩大一国主权范围的角度来考虑，将网络中的行为直接解释进已有的规则是可以的，这是各国尤其是技术强国愿意采取的做法，但势必造成国际司法管辖权的冲突，不利于案件的解决，也不利于建立国际司法秩序。就国际社会司法秩序的维护来看，应当取消侵权行为地这一识别因素，而仅应以被告的国籍或住所地及可执行标的所在地确定一国直接管辖的国际司法管辖权。就国内司法管辖权来看，侵权案件更是如此。(9)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
这一管辖理论的立足点主要有二：其一，网络侵权的侵权行为地难以确定；其二，将网络行为直接解释进已有规则将造成过多的管辖冲突。其结论是应以被告国籍或住所及可执行标的所在地确定网络侵权行为的地域管辖。以下分别加以考察。
第一，该理论的立论基础并不充分。虽然在网络空间认定侵权行为地比较困难，但绝非意味着人们将对此无能为力。直接将传统侵权行为地的识别标准运用到网络侵权案件的管辖中，确实可能会造成司法管辖的冲突，但是问题似乎也可以通过改造和发展侵权行为地理论、重新确定侵权行为地的识别标准而解决，侵权行为地管辖原则并未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放弃侵权行为地管辖，既不符合人们长期以来的管辖观念，也抹杀了侵权行为案件与一般诉讼案件的差别，是否科学、合理有待进一步探讨。
第二，该理论所提倡的被告国籍、住所地及可执行标的所在地是否应当作为网络侵权案件管辖地确定的连结因素，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连结因素，仍是个问题。
笔者认为，被告的国籍不应作为确定网络侵权地域管辖的连结因素。理由如下：1、以国籍为连结因素的“法国模型”，(10)因缺乏对内外国当事人的平等保护而早已被多数国家摒弃。2、网络具有不确定性，国籍作为连结因素，其与管辖法域的联系比起网址、居所、侵权行为地等因素与管辖法域的联系还要弱得多。除了身份上的隶属关系之外，一个网络侵权案还应当与法院地具有实质上的某种关联 。3、由于缺乏对外国当事人的平等保护，根据“国籍管辖”确定的法院的判决很难得到外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从而不能达到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的目标。
被告住所地虽然是普遍认同的侵权管辖的基础，但是由于前文已加以说明的困难，该管辖基础是否仍然应当占有象从前那样的地位值得重新考虑。至于可执行标的物的标准，则完全不利于保护国家的司法主权而不应当采纳。假设一个网络侵权人是外国人，其财产或其他可执行标的均在国外，但对我国公民、法人实施了侵权行为，我国法院以“可执行标的”在国外为由而放弃对本国公民、法人的司法保护，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3、技术优先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网络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一些大城市的网络发展明显快于其他地方，像我国的北京、上海和广东的一些地区，ISP、ICP集中，网络技术比较发达，有能力处理有关的技术问题，因此，应当由这些城市和地区的人民法院优先管辖网络侵权案件。(11)但是，正如很多学者认为的那样，该理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网络侵权案件的审理，提高办案质量，但从长远上看，不利于网络在各地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造成对部分案件当事人的损害，剥夺了网络技术相对落后地区法院的管辖权，有失公平和公正。(12)
4、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论。该理论认为，对于网络侵权案件，由于侵权行为地难以确定，所以不宜也不能按照侵权行为地原则决定对案件的管辖权。而且，以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虽然可行却不合理。因为，在网络侵权案件中，被告往往与原告相距甚远，如果生硬地适用“原告就被告”的原则，将给受害人寻求司法救济制造障碍，不利于保护受害者的正当权益。因此，对网络侵权纠纷，应当且只能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13)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比较充分的意识到“原就被”原则的困境以及网络侵权案件中侵权行为地的不确定性特征，相对其他管辖理论，合理性更大一些，但是仅以原告所在地为确定网络侵权案件地域管辖的连结因素，似乎有些矫枉过正。不过总体上来讲，这一理论的确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5、“最低限度联系”理论。该理论是美国法院“长臂管辖权”理论中的基本理论。根据“最低限度联系”原则，如果一州与诉讼所及的事务有“最低限度联系”，则该州可以对位于该州边界以的人和组织行使管辖权。在实践中，不同法院对于“最低限度联系”有不同的理解，即“最低联系原则”、“有意接受原则”和“营业活动原则”。该理论本质上是扩张的域外管辖权。(14)笔者认为该理论不应支持，但有可资借鉴之处。现结合有关案例进行分析。
在1996年的Maritz,Inc.V.Cybergold,Inc.案(案例1)中，原告是密苏里州的一家公司，被告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司。被告在加州拥有一个网址，并在其网址上创建了一个邮递列表，使访问该网址的用户可以通过该邮递列表收到公司服务的信息。原告于1996年4月向密州东区法院起诉，控告被告公司侵犯其商标权及进行不正当竞争。被告提出了管辖异议，认为密州法院无权管辖，但密州法院裁决对此案有管辖权。法院认为，被告网址的特性并非是被动的，因为用户可以通过邮递列表收到来自被告公司的信息。这种情况符合美国关于被告和法院所在州间“最低限度接触”的原则，密州法院有权管辖。(15)在Cybersell,Inc. V.Cybersell,Inc.案(案例2)中，原告是亚利桑那州的一家公司，被告是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公司，两公司的名称中都有“网络销售(Cybersell)”的字样。被告创建了一个网页，其中包含“网络销售”(Cybersell)的标识，一个本地的电话号码，一个发送电子邮件的邀请函以及一个超文本链接(用户能通过此链接介绍自己的情况)。原告向亚利桑那州地区法院起诉被告侵犯其商标权。地区法院以管辖权不充分为由驳回此案，联邦上诉法院第9巡回法庭维持了该裁决。法院认为，被告在亚利桑那州通过网络并没有任何的商业行为，被告在亚利桑那州没有“有意图地”谋求该州的利益和希望受该州法律的保护。法院最后总结说，“简单地将别人的商标作为域名并放置在网络上，就判定该人的居住地法院有管辖权，这种说法是缺乏依据的”。原告需要证明被告有意图地将他的行为指向诉讼管辖地。(16)这两个案例，充分反映了美国法院的“最低联系原则的”的发展轨迹：案例1的观点认为被动的网址不能作为确定管辖的基础，但“交互性”的网址可以构成“最低联系”；案例2认为除了网址之外，还应当具有“有意图地”即“有意接受”才能构成“最低联系”。除了上述两个观点之外，营业活动原则是美国法院在适用“长臂管辖权”时确定“最低联系”的又一标准原则。在Codt V. Ward一案(案例3)中，康涅狄格州法院就适用了这一原则，认为被告通过电话、E-MAIL和聊天室，采用虚假陈述的手段诱导了原告购买股票，构成了与康州的“最低联系”。(17)。
笔者认为，无论是“交互性网址”还是“有意利用”，司法实践证明，美国的“最低限度联系原则”标准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自由裁量权，不同的法官对于案件的理解不同，导致的结果也可能大不相同。因此，这两种观点，都不应加以推广，尤其在我国部分法官的法律素养、司法良心尚有待提高的情况下，更不应当接纳这一观点。另外，美国在网络侵权司法实践中的“最低限度联系”是一种“接触的管辖权”，这种虚拟的联系有别于现实的联系，使网络使用者可能时时受制于其从未接触的区域的管辖而导致过重的负担。而案例3中的“营业活动原则”，则实际上接近于传统侵权，网络因素所占比例已不那么明显。因此，笔者认为，“最低限度联系”理论仍不足以成为独立的网络侵权管辖原则。但是，笔者认为，该理论中的 “有意接受”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因此，在确定侵权行为发生地和结果地时，或可借鉴。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详述。
6、服务器所在地法院管辖论。该理论认为，服务器位置所在地相对稳定，其稳定性比网址更高；服务器位置所在地与管辖区域之间的关联度体现在“服务器”所在地是一种物理位置，与虚拟的“网址”相比，其关联度更高。因此，服务器类似于“居所”，由服务器所在法院管辖网络侵权纠纷案件，与传统的管辖权原则更容易融合。(18)
笔者认为，基于网络的虚拟性，受侵害人直观意识范围内，根本无法确定对方的服务器所在地究竟位于何处，确定起诉法院存在技术上的困难。比如，一个中国网站的服务器完全可能位于美国、英国或者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上，而且很多网站拥有不止一个服务器，而这些服务器很可能位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在一个诉讼案件中，要求原告具备网络技术人员的才能，是不切实际的。一个网络侵权行为的过程，又可能涉及不同的IAP和ICP服务器，因此服务器并不具有唯一性，从而有别于传统的居所。作为侵权的结果，比如一篇诽谤文章，可能被通过不同IAP上网的人读到，这样一来，选择服务器所在地就更加困难了。因此，在网络侵权案件中服务器所在地仍不能作为独立的确定地域管辖的连结因素。不过，由于IAP和ICP服务器在网络侵权中的作用不同，在确定侵权行为地时，可以作为参考的因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上述各种新管辖理论，尚不足以为网络侵权纠纷的地域管辖提供一种恰当的解决方案。
三、笔者的观点：原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有序管辖原则
笔者对于网络侵权地域管辖的观点如下：
1、原告住所地优先原则。
(1) 原告住所地管辖的合理性。
第一，与网络侵权有关联的参数诸如网址、服务器所在地、侵权人数量、终端设备所在的等很不稳定或难以确定，而如上文所述“原就被”原则面临的困难，被告住所地再作为确定管辖的连结因素的基础亦已不复存在，而原告住所地既是确定的，而且在实践中有利于保护受害者、节省诉讼成本。
第二，网络的全球性特点，导致网络侵权常常表现为跨国纠纷，在承认第一点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国家司法管辖权，维护本国公民利益，有必要将原告住所地确定为管辖的基础。
第三，原告住所地与网络侵权具有最密切的联系。从网络侵权的发生来看，侵权人实施侵权，明知该侵权行为将涉及被侵权人所在地，而被侵权人常常是原告，同时，网络侵权的结果往往在原告所在地表现得最为明显。
因此，笔者认为，将原告住所地确定为管辖基础是合理的。
(2) 原告住所地管辖的优先性。
笔者认为，网络侵权依靠网络技术实施，从选择起诉的便利上看，确定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可以避免寻找侵权行为发生地、结果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技术难题，因而最具效率，有利于案件的审理。而原告所在地在起诉时是唯一的，有利于节省诉讼成本，不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于原告住所地如何理解的冲突。另外，因为网络侵权的结果往往在原告所在地表现得最为明显，由原告所在地优先管辖，可以使受害者的权益损害得到最快最有效的弥补，有利于保护社会权利的平衡，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在网络侵权案件地域管辖中，原告住所地管辖应当作为优先的原则。
2、侵权行为地管辖。
(1)在网络条件下，由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侵权纠纷仍然实际可行。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关于“取消侵权行为地作为识别因素的理论”已有详细分析，不再详述。笔者认为，侵权行为地管辖作为传统管辖的普遍原则，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观念，同时法院审理案件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在没有更好的管辖基础的情况下，不应当轻易摒弃。因此，当原告住所地法院被认为是“不方便法院”(下文详述)时，侵权行为地可以被援用作为确定管辖的基础。网络侵权案件中，侵权行为地管辖的实施难度在于确定侵权行为实施地、结果地。
(2)确定网络侵权行为地的参考因素。
笔者认为以下因素可以在确定网络侵权行为地中作为参考因素：
①计算机终端和ICP服务器。根据前文关于网络侵权行为过程的分析，在一个侵权行为实施过程中，通常要涉及计算机终端、ICP服务器环节。在这两个环节中，网络侵权行为以数据复制或存储的形式被记录，并能通过技术手段被感知。从网络侵权行为的过程来看，IAP服务器、DNS域名服务器、节点计算机设备、网卡、MODEM等网络设备上的数据存储和复制是随机的、动态的和临时的，类似于计算机缓存，随时会被覆盖和更新，而在终端计算机上和ICP服务器中，除非有意识地删除，数据将保留较长的时间，因此相对稳定。而侵权人使用的终端计算机设备是侵权人积极实施侵权行为的必要工具，受害人使用的终端计算机设备是其感知侵权行为的必要工具，ICP服务器则是侵权行为在网络空间得以完成的终点，也是侵权结果在网络上被感知的起点，可见实施和发现网络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终端和ICP服务器与网络侵权行为存在实质性的关联。因此，将计算机终端和ICP服务器作为确定网络侵权行为地的参考因素是合理的。
②侵权人的有意利用。“有意利用”即“有意接受”，但笔者认为“有意利用”的表述更能反映侵权人实施侵权和被侵权人发现侵权行为内容时与ICP 服务器的关联关系，具有主动性的特点。在美国的“最低限度接触”理论和实践中，“有意接受”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笔者认为，这一理论和实践值得各国立法予以借鉴。传统民法学的观点认为，普通侵权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以行为人存在过错为要件之一。只要深入理解，不难看出这一要件的内涵实质上可以表述为：侵权行为人只应当对自己意识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的行为负责。在网络侵权案件中，作为侵权行为形式的数据流可能在不同的ICP服务器中发生存储和复制，从而存在多样性和扩散性。假设存在这样一个案例：甲未经乙的许可，将乙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上传到A网站，后由丙转贴到B网站上，乙在B网站上读到被侵权的作品。这一假定的案例中，网络侵权行为的数据流同时在A和B的ICP服务器上被复制和储存。在这种情况下，甲对于A的ICP服务器上的复制和存储显然是积极的和有意指向的，因而应当是“有意利用”，而对于B的ICP服务器上的复制和储存，显然不是“有意利用”。乙在阅读作品时“有意利用”的ICP服务器则刚好相反。因此，笔者认为，在以服务器作为侵权行为地的参考要素是，是否“有意利用”是应当被考虑的因素。
(3)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结果地的确定、
①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是指实施网络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终端所在地或侵权人有意利用的ICP服务器所在地。“侵权行为是行为人所为，其所为通过一定的计算机设备进行。因此，侵权行为实施地的确定应当以被告为中心，以实施复制、传输等侵权行为的设备为线索，认定其所实施侵权行为的地点。”(19)笔者认为，以实施网络侵权行为的终端设备、ICP服务器为设备和技术参考因素，以侵权行为人中心，以“有意利用”作为主观状态的审查标准，把实施网络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终端所在地或侵权人有意利用的ICP服务器所在地认定为侵权行为地，是合乎逻辑的。
②网络侵权行为结果地，是指被侵权人发现网络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终怂
5. 国际私法中什么是程序问题，什么是实体问题。目前世界各国在区分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上主要有哪些做法
该理论认为，网络侵权案件中侵权行为地很难确定。如果就扩大一国主权范围的角度来考虑，将网络中的行为直接解释进已有的规则是可以的，这是各国尤其是技术强国愿意采取的做法，但势必造成国际司法管辖权的冲突，不利于案件的解决，也不利于建立国际司法秩序。就国际社会司法秩序的维护来看，应当取消侵权行为地这一识别因素，而仅应以被告的国籍或住所地及可执行标的所在地确定一国直接管辖的国际司法管辖权。就国内司法管辖权来看，侵权案件更是如此。(9)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
这一管辖理论的立足点主要有二：其一，网络侵权的侵权行为地难以确定；其二，将网络行为直接解释进已有规则将造成过多的管辖冲突。其结论是应以被告国籍或住所及可执行标的所在地确定网络侵权行为的地域管辖。以下分别加以考察。
第一，该理论的立论基础并不充分。虽然在网络空间认定侵权行为地比较困难，但绝非意味着人们将对此无能为力。直接将传统侵权行为地的识别标准运用到网络侵权案件的管辖中，确实可能会造成司法管辖的冲突，但是问题似乎也可以通过改造和发展侵权行为地理论、重新确定侵权行为地的识别标准而解决，侵权行为地管辖原则并未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放弃侵权行为地管辖，既不符合人们长期以来的管辖观念，也抹杀了侵权行为案件与一般诉讼案件的差别，是否科学、合理有待进一步探讨。
第二，该理论所提倡的被告国籍、住所地及可执行标的所在地是否应当作为网络侵权案件管辖地确定的连结因素，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连结因素，仍是个问题。
笔者认为，被告的国籍不应作为确定网络侵权地域管辖的连结因素。理由如下：1、以国籍为连结因素的“法国模型”，(10)因缺乏对内外国当事人的平等保护而早已被多数国家摒弃。2、网络具有不确定性，国籍作为连结因素，其与管辖法域的联系比起网址、居所、侵权行为地等因素与管辖法域的联系还要弱得多。除了身份上的隶属关系之外，一个网络侵权案还应当与法院地具有实质上的某种关联 。3、由于缺乏对外国当事人的平等保护，根据“国籍管辖”确定的法院的判决很难得到外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从而不能达到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的目标。
被告住所地虽然是普遍认同的侵权管辖的基础，但是由于前文已加以说明的困难，该管辖基础是否仍然应当占有象从前那样的地位值得重新考虑。至于可执行标的物的标准，则完全不利于保护国家的司法主权而不应当采纳。假设一个网络侵权人是外国人，其财产或其他可执行标的均在国外，但对我国公民、法人实施了侵权行为，我国法院以“可执行标的”在国外为由而放弃对本国公民、法人的司法保护，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3、技术优先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网络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一些大城市的网络发展明显快于其他地方，像我国的北京、上海和广东的一些地区，ISP、ICP集中，网络技术比较发达，有能力处理有关的技术问题，因此，应当由这些城市和地区的人民法院优先管辖网络侵权案件。(11)但是，正如很多学者认为的那样，该理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网络侵权案件的审理，提高办案质量，但从长远上看，不利于网络在各地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造成对部分案件当事人的损害，剥夺了网络技术相对落后地区法院的管辖权，有失公平和公正。(12)
4、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论。该理论认为，对于网络侵权案件，由于侵权行为地难以确定，所以不宜也不能按照侵权行为地原则决定对案件的管辖权。而且，以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虽然可行却不合理。因为，在网络侵权案件中，被告往往与原告相距甚远，如果生硬地适用“原告就被告”的原则，将给受害人寻求司法救济制造障碍，不利于保护受害者的正当权益。因此，对网络侵权纠纷，应当且只能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13)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比较充分的意识到“原就被”原则的困境以及网络侵权案件中侵权行为地的不确定性特征，相对其他管辖理论，合理性更大一些，但是仅以原告所在地为确定网络侵权案件地域管辖的连结因素，似乎有些矫枉过正。不过总体上来讲，这一理论的确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5、“最低限度联系”理论。该理论是美国法院“长臂管辖权”理论中的基本理论。根据“最低限度联系”原则，如果一州与诉讼所及的事务有“最低限度联系”，则该州可以对位于该州边界以的人和组织行使管辖权。在实践中，不同法院对于“最低限度联系”有不同的理解，即“最低联系原则”、“有意接受原则”和“营业活动原则”。该理论本质上是扩张的域外管辖权。(14)笔者认为该理论不应支持，但有可资借鉴之处。现结合有关案例进行分析。
在1996年的Maritz,Inc.V.Cybergold,Inc.案(案例1)中，原告是密苏里州的一家公司，被告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司。被告在加州拥有一个网址，并在其网址上创建了一个邮递列表，使访问该网址的用户可以通过该邮递列表收到公司服务的信息。原告于1996年4月向密州东区法院起诉，控告被告公司侵犯其商标权及进行不正当竞争。被告提出了管辖异议，认为密州法院无权管辖，但密州法院裁决对此案有管辖权。法院认为，被告网址的特性并非是被动的，因为用户可以通过邮递列表收到来自被告公司的信息。这种情况符合美国关于被告和法院所在州间“最低限度接触”的原则，密州法院有权管辖。(15)在Cybersell,Inc. V.Cybersell,Inc.案(案例2)中，原告是亚利桑那州的一家公司，被告是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公司，两公司的名称中都有“网络销售(Cybersell)”的字样。被告创建了一个网页，其中包含“网络销售”(Cybersell)的标识，一个本地的电话号码，一个发送电子邮件的邀请函以及一个超文本链接(用户能通过此链接介绍自己的情况)。原告向亚利桑那州地区法院起诉被告侵犯其商标权。地区法院以管辖权不充分为由驳回此案，联邦上诉法院第9巡回法庭维持了该裁决。法院认为，被告在亚利桑那州通过网络并没有任何的商业行为，被告在亚利桑那州没有“有意图地”谋求该州的利益和希望受该州法律的保护。法院最后总结说，“简单地将别人的商标作为域名并放置在网络上，就判定该人的居住地法院有管辖权，这种说法是缺乏依据的”。原告需要证明被告有意图地将他的行为指向诉讼管辖地。(16)这两个案例，充分反映了美国法院的“最低联系原则的”的发展轨迹：案例1的观点认为被动的网址不能作为确定管辖的基础，但“交互性”的网址可以构成“最低联系”；案例2认为除了网址之外，还应当具有“有意图地”即“有意接受”才能构成“最低联系”。除了上述两个观点之外，营业活动原则是美国法院在适用“长臂管辖权”时确定“最低联系”的又一标准原则。在Codt V. Ward一案(案例3)中，康涅狄格州法院就适用了这一原则，认为被告通过电话、E-MAIL和聊天室，采用虚假陈述的手段诱导了原告购买股票，构成了与康州的“最低联系”。(17)。
笔者认为，无论是“交互性网址”还是“有意利用”，司法实践证明，美国的“最低限度联系原则”标准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自由裁量权，不同的法官对于案件的理解不同，导致的结果也可能大不相同。因此，这两种观点，都不应加以推广，尤其在我国部分法官的法律素养、司法良心尚有待提高的情况下，更不应当接纳这一观点。另外，美国在网络侵权司法实践中的“最低限度联系”是一种“接触的管辖权”，这种虚拟的联系有别于现实的联系，使网络使用者可能时时受制于其从未接触的区域的管辖而导致过重的负担。而案例3中的“营业活动原则”，则实际上接近于传统侵权，网络因素所占比例已不那么明显。因此，笔者认为，“最低限度联系”理论仍不足以成为独立的网络侵权管辖原则。但是，笔者认为，该理论中的 “有意接受”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因此，在确定侵权行为发生地和结果地时，或可借鉴。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详述。
6、服务器所在地法院管辖论。该理论认为，服务器位置所在地相对稳定，其稳定性比网址更高；服务器位置所在地与管辖区域之间的关联度体现在“服务器”所在地是一种物理位置，与虚拟的“网址”相比，其关联度更高。因此，服务器类似于“居所”，由服务器所在法院管辖网络侵权纠纷案件，与传统的管辖权原则更容易融合。(18)
笔者认为，基于网络的虚拟性，受侵害人直观意识范围内，根本无法确定对方的服务器所在地究竟位于何处，确定起诉法院存在技术上的困难。比如，一个中国网站的服务器完全可能位于美国、英国或者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上，而且很多网站拥有不止一个服务器，而这些服务器很可能位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在一个诉讼案件中，要求原告具备网络技术人员的才能，是不切实际的。一个网络侵权行为的过程，又可能涉及不同的IAP和ICP服务器，因此服务器并不具有唯一性，从而有别于传统的居所。作为侵权的结果，比如一篇诽谤文章，可能被通过不同IAP上网的人读到，这样一来，选择服务器所在地就更加困难了。因此，在网络侵权案件中服务器所在地仍不能作为独立的确定地域管辖的连结因素。不过，由于IAP和ICP服务器在网络侵权中的作用不同，在确定侵权行为地时，可以作为参考的因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上述各种新管辖理论，尚不足以为网络侵权纠纷的地域管辖提供一种恰当的解决方案。
三、笔者的观点：原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有序管辖原则
笔者对于网络侵权地域管辖的观点如下：
1、原告住所地优先原则。
(1) 原告住所地管辖的合理性。
第一，与网络侵权有关联的参数诸如网址、服务器所在地、侵权人数量、终端设备所在的等很不稳定或难以确定，而如上文所述“原就被”原则面临的困难，被告住所地再作为确定管辖的连结因素的基础亦已不复存在，而原告住所地既是确定的，而且在实践中有利于保护受害者、节省诉讼成本。
第二，网络的全球性特点，导致网络侵权常常表现为跨国纠纷，在承认第一点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国家司法管辖权，维护本国公民利益，有必要将原告住所地确定为管辖的基础。
第三，原告住所地与网络侵权具有最密切的联系。从网络侵权的发生来看，侵权人实施侵权，明知该侵权行为将涉及被侵权人所在地，而被侵权人常常是原告，同时，网络侵权的结果往往在原告所在地表现得最为明显。
因此，笔者认为，将原告住所地确定为管辖基础是合理的。
(2) 原告住所地管辖的优先性。
笔者认为，网络侵权依靠网络技术实施，从选择起诉的便利上看，确定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可以避免寻找侵权行为发生地、结果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技术难题，因而最具效率，有利于案件的审理。而原告所在地在起诉时是唯一的，有利于节省诉讼成本，不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于原告住所地如何理解的冲突。另外，因为网络侵权的结果往往在原告所在地表现得最为明显，由原告所在地优先管辖，可以使受害者的权益损害得到最快最有效的弥补，有利于保护社会权利的平衡，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在网络侵权案件地域管辖中，原告住所地管辖应当作为优先的原则。
2、侵权行为地管辖。
(1)在网络条件下，由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侵权纠纷仍然实际可行。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关于“取消侵权行为地作为识别因素的理论”已有详细分析，不再详述。笔者认为，侵权行为地管辖作为传统管辖的普遍原则，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观念，同时法院审理案件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在没有更好的管辖基础的情况下，不应当轻易摒弃。因此，当原告住所地法院被认为是“不方便法院”(下文详述)时，侵权行为地可以被援用作为确定管辖的基础。网络侵权案件中，侵权行为地管辖的实施难度在于确定侵权行为实施地、结果地。
(2)确定网络侵权行为地的参考因素。
笔者认为以下因素可以在确定网络侵权行为地中作为参考因素：
①计算机终端和ICP服务器。根据前文关于网络侵权行为过程的分析，在一个侵权行为实施过程中，通常要涉及计算机终端、ICP服务器环节。在这两个环节中，网络侵权行为以数据复制或存储的形式被记录，并能通过技术手段被感知。从网络侵权行为的过程来看，IAP服务器、DNS域名服务器、节点计算机设备、网卡、MODEM等网络设备上的数据存储和复制是随机的、动态的和临时的，类似于计算机缓存，随时会被覆盖和更新，而在终端计算机上和ICP服务器中，除非有意识地删除，数据将保留较长的时间，因此相对稳定。而侵权人使用的终端计算机设备是侵权人积极实施侵权行为的必要工具，受害人使用的终端计算机设备是其感知侵权行为的必要工具，ICP服务器则是侵权行为在网络空间得以完成的终点，也是侵权结果在网络上被感知的起点，可见实施和发现网络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终端和ICP服务器与网络侵权行为存在实质性的关联。因此，将计算机终端和ICP服务器作为确定网络侵权行为地的参考因素是合理的。
②侵权人的有意利用。“有意利用”即“有意接受”，但笔者认为“有意利用”的表述更能反映侵权人实施侵权和被侵权人发现侵权行为内容时与ICP 服务器的关联关系，具有主动性的特点。在美国的“最低限度接触”理论和实践中，“有意接受”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笔者认为，这一理论和实践值得各国立法予以借鉴。传统民法学的观点认为，普通侵权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以行为人存在过错为要件之一。只要深入理解，不难看出这一要件的内涵实质上可以表述为：侵权行为人只应当对自己意识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的行为负责。在网络侵权案件中，作为侵权行为形式的数据流可能在不同的ICP服务器中发生存储和复制，从而存在多样性和扩散性。假设存在这样一个案例：甲未经乙的许可，将乙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上传到A网站，后由丙转贴到B网站上，乙在B网站上读到被侵权的作品。这一假定的案例中，网络侵权行为的数据流同时在A和B的ICP服务器上被复制和储存。在这种情况下，甲对于A的ICP服务器上的复制和存储显然是积极的和有意指向的，因而应当是“有意利用”，而对于B的ICP服务器上的复制和储存，显然不是“有意利用”。乙在阅读作品时“有意利用”的ICP服务器则刚好相反。因此，笔者认为，在以服务器作为侵权行为地的参考要素是，是否“有意利用”是应当被考虑的因素。
(3)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结果地的确定、
①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是指实施网络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终端所在地或侵权人有意利用的ICP服务器所在地。“侵权行为是行为人所为，其所为通过一定的计算机设备进行。因此，侵权行为实施地的确定应当以被告为中心，以实施复制、传输等侵权行为的设备为线索，认定其所实施侵权行为的地点。”(19)笔者认为，以实施网络侵权行为的终端设备、ICP服务器为设备和技术参考因素，以侵权行为人中心，以“有意利用”作为主观状态的审查标准，把实施网络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终端所在地或侵权人有意利用的ICP服务器所在地认定为侵权行为地，是合乎逻辑的。
②网络侵权行为结果地，是指被侵权人发现网络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终怂
6. 有关于网络侵权的书吗
网络侵权与国际私法——胡晓红,梁琳,王赫 软件与网络侵权案例.学理精解——屠振宇,范雪莹,王锰 互联网的理性与秩序(网络侵权法律适用与典型案例精析)——靳学军,宋鱼水 网络时代的版权法律保护——段维 互联网上的侵权问题研究 网络侵权行为法/网络法丛书——屈茂辉等著 网络侵权中的国际私法问题研究/国际法前沿问题研究丛书——朱子勤
7. 网络侵权的概念
网络侵权目前是比较难以处理的，这是一块死角，因为此领域内的相关的法律法规目前还不健全，甚至是空白，法官只能引用民法和刑法的通用准则来审理，而那些通用准则往往是比较含糊的，主要看法官本人的理解，所以要打赢官司，还要请个好律师搞定法官。
8. 国际私法法律选择的过程
间接调整也就是我国法律规定一个冲突规范（寻找准据法的法规） 根据冲突规范找到准据法（做出判决的实体法） 我国有特殊规定，冲突法只找实体法，不找新的冲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