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我国最新的侵权责任法和以前的侵权责任法中关于产品责任法的区别以及对承担责任的影响
一、明确“产品责任”的性质为侵权责任
产品责任是指因产品有缺陷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我国民法学者一般认为产品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而不是一种违反合同的责任。《侵权责任法》首先规定了生产者的侵权责任，该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该法也规定了销售者的侵权责任，该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的上述规定比《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赔偿责任”更为明确。“侵权责任”与“违反合同的责任”不同，它不以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为前提，而是基于产品缺陷造成他人损害这一事实而产生的，它是对法定义务的直接违反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因此，无论是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有直接合同关系的消费者、用户，还是其他第三人，因使用缺陷产品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受害人均可要求赔偿。从举证责任上讲，只需要证明产品的缺陷、损害、使用有缺陷的产品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未规定排除适用“产品责任”的情形
《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生产者三种排除产品责任的情形，即生产者能够证明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等情形不承担赔偿责任。然而《侵权责任法》对这三种排除情形未作规定，从立法进程来看，最终颁布的法律成文删除了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依据法律，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内容。也就是说，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精神来看，只要产品缺陷确实造成了他人损害，生产者都不能免责。从法律适用的原则来说，同一层级的法律规定，“新法”优先于“旧法”。因此，从这一条款来讲，无论是否投入流通，生产者必须承担产品缺陷引起的侵权责任，加大了企业的责任，促使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意识。为了平衡受害人与生产者、销售者的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及时采取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补救措施不力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此，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生产者、销售者及时采取警示、召回等有力补救措施的，可以不承担侵权责任。这一条款也是“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依据。相比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经营者发现严重缺陷采取措施，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告知消费者，《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为消费者提供了更高层次的保护，更加符合产品质量状况“符合性标准”达标、“可靠性标准”不符合的新形势，鼓励企业在发现产品存在缺陷时采取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
三、第三者过错造成产品缺陷可追偿
虽然《侵权责任法》没有直接规定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产品责任，但是该法明确规定了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对第三人责任的追偿。《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因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这一新的规定明确了造成产品缺陷第三人的过错责任，保护了生产者、销售者的合法权益，也是对“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等规定的发展，体现了民事责任归责的新要求，符合当今产品生产制造分工日益复杂多样的实际情况。
四、“产品缺陷危险”可以预先介入
“产品缺陷危险”是指产品缺陷可能产生危害人身、财产安全的后果，但尚未发生损害后果的情形。《产品质量法》仅对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规定了救济措施。《侵权责任法》除了对已造成损害的情形进行调整，还对产品缺陷危险规定了承担责任的形式。按照《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因产品缺陷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通过及时排除、消除缺陷产品损害的危险，防范于未然，能够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五、惩罚性赔偿适用于“产品责任”
惩罚性赔偿，是由法院所做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惩罚性赔偿是严厉性程度最高的一种民事责任形式。惩罚性赔偿是在承担补偿性民事责任基础上承担的增加赔偿责任，其用意在于涉及责任人的精神痛苦，即国家通过强制性手段对责任人财产施加损失以达到惩罚的功效。《侵权责任法》新规定了“产品责任”的惩罚性赔偿，在对消费者给予补偿性赔偿之外，还对责任人处以惩罚性赔偿。该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一规定，一方面提高了受害人获取赔偿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样板作用，惩罚过去的行为遏制未来类似的行为。这无疑对一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经营者产生巨大威慑作用，使他们不敢肆意妄为。相比较之前我国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关于因欺诈产生退一赔一的惩罚性赔偿规定，《侵权责任法》的新规定作为立法的亮点，引发生产经营者、消费者的很大关注。从操作性上看，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关于“缺陷”的界定还要更谨慎，如何证明生产者或销售者“明知”，值得思考。
六、“产品责任”作为侵权责任应当优先
《侵权责任法》在第一章“一般规定”中确立了“侵权责任优先”的原则，即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在法律实践中，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产品质量违法行为可能同时产生两种以上的法律责任，而有时数种法律责任又不能相互取代，当这些法律责任都要以财产支付为内容时，可能出现违法者财产不足以同时承担全部财产责任的情况，这时应当优先承担产品责任。这是对《产品质量法》规定的延续和发展。《食品安全法》也体现了民事赔偿责任优先的精神。产品责任优先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人为本，以消费者为本，以受害人为本的法治理念。通过违法者的损害赔偿弥补受害人财产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损害，真正体现法律的公正性。
七、“产品责任”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我国在现行法律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产品责任也适用这一精神损害赔偿规定。侵害人身权益包括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但不包含财产权。如果侵害了财产权益，就要根据财产的损失给予赔偿。《侵权责任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还比较原则，比如“严重精神损害”的标准，需要作进一步的具体规定，或通过案例指导进一步具体明确。然而，这一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明确规定将对追究产品责任产生积极的影响。当人们由于产品缺陷受到精神损害时除通过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获得救济外，受害人也可以请求经济赔偿来救济和抚慰。精神损害赔偿兼容了抚慰性、补偿性和惩罚性，既是对受害人精神权益的民事权利救济，同时也对侵权人彰显了一定的经济惩罚性，以示制裁和训诫。因此，精神损害赔偿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消费者的精神权益，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
⑵ 侵权责任法是什么
侵权责任法是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而制定的法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一条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法。
第二条 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第三条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第四条 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
(2)侵权责任法的历史发展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第三十三条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损害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没有过错的，根据行为人的经济状况对受害人适当补偿。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醉酒、滥用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对自己的行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⑶ 谁有侵权责任法的历史发展的论文
侵权行为是一种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因此侵权行为也可以称为一种侵害行回为，这可以从词源答学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在英语中，“侵权行为”一词称作“tort"，来源于拉丁文“tortus "，原意是指扭曲和弯曲，它也用于将某人的手臂或腿砍掉的情形，此种含义仍然能从德语（jemanden einen Tort antum；Tortur）和法语(avior tort;faire tortous)中找到，以后该词逐渐演化为错误(Wrong)的意思。在法语中，tortum和tort都是来源于拉丁语“delictum"，其原意是“过错”，“罪过”。拉丁语名词delictum派生于动词delinqere（偏离正确的道路），意思是一个违法、一个失误或者一个错误。中文的“侵权行为”一词“最早于清末编定《大清民律》草案时才开始应用。”但是在旧中国民法中对侵权行为的概念却缺乏明确的界定。
⑷ 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特点，详细一点，字数多一点，不要从其他知道上复制的。满意的话增加财富值。
中国《侵权责任法》的主要特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侵权责任法》是民主立法、开门立法的成果，其中凝结了广大立法工作者、司法工作者以及法学工作者的智慧和贡献，是民商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集体智慧结晶。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过程中，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广泛听取司法工作者的声音；司法界积极配合，为立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民法学界广泛讨论，各抒己见，为《侵权责任法》提供理论支持。《侵权责任法》的每一章节和条文都广泛征求了意见，是一次民主的立法，确确实实适应中国当前的情况。
第二，《侵权责任法》体现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是一部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一个民事权利宣言。在内容上，突出了现实生活的需要，重点解决20年来出现的突出问题，如“同命不同价”、网络侵权、建筑物倒塌责任、产品的警示召回、保险责任的分担等问题，在《侵权责任法》中都有了切实可行的规定。
第三，《侵权责任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是第2条采用开放式列举的方式规范了本法保障的权益范围，广泛全面地对各种私权以及各种利益提供了保护；二是自始至终都贯彻体现了对人和生命健康的最重要、最首要的关怀，把它放在首位来进行保护；三是按照归责原则建立了一个独特且完整的侵权法体系，非常科学、严谨；四是巧妙地做到了一般条款和具体列举的结合；五是在《侵权责任法》第15条全面规定列举了各种侵权责任形式，而且在责任形式的规定方面也实现了一般规定和具体列举的结合。
学者从历史角度阐释了中国侵权责任法的发展，认为《侵权责任法》是外国立法经验借鉴与本土国情的密切结合，它体现了立法者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立法风范，以及中国民法学者既有学习他人的胸怀，也有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勇气，因而形成了鲜明中国特点，已经受到各国民法学家的重视，将会对外国侵权法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中国《侵权责任法》独具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侵权责任法》单独立法。《侵权责任法》采用单独立法的形式，是成文法国家第一部以侵权法的名称制定的法律，这是对传统民法典体系的重大突破，是对各国民事立法的重大贡献。这部法律的制定之所以能够广泛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就是因为制定这部法律所具有的创新和重大突破意义。
第二，规定了独具特色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有的专家认为《侵权责任法》第2条是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有的专家认为《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是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有学者指出，《侵权责任法》第2条和第6条第1款都是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是一个大小搭配的双重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是独创性的立法模式。在成文法国家的侵权法中，只有一个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或者是小的一般条款，或者是大的一般条款，而中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两个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第2条是大的一般条款，全面概括全部侵权责任；第6条第1款是小的一般条款，规范一般侵权行为；二者相互结合，构成《侵权责任法》的完整逻辑结构。
第三，突出强调私权优先规则。《侵权责任法》第4条规定私权优先规则，赋予侵权请求权以优先权保障，当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同时承担侵权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而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首先支付侵权责任。有了优先权的保障，就能够保证第3条规定的侵权请求权得到担保物权的保障。这表现了中国立法的昌明，表达了私权的尊崇地位，体现的是国家、政府不与民争利的思想。
第四，着重解决死亡赔偿的“同命同价”问题。学者认为，城乡体制是一种客观存在，但立法是要维护这种体制还是消除这种体制，有一个立场问题。在死亡赔偿金的问题上不自觉地维护二元体制，“同命不同价”的结果就是歧视农民。《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校正了这种做法，抛弃了按照城乡居民户口确定赔偿标准的做法，实现了城乡居民的平等保护。
第五，在具体制度构建方面，与会专家学者指出以下侵权责任制度具有中国特色。
（1）医疗损害责任。《侵权责任法》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综合平衡受害患者利益、医疗机构利益和全体患者利益的关系，借鉴各国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经验，对医疗损害责任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打破了世界各国侵权法都不规定医疗损害责任的传统做法，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2）环境污染责任。《侵权责任法》把《民法通则》以及环境保护法中关于侵权法规范进行整合，协调了《侵权责任法》与《环境保护法》以及其他环境保护单行法的关系，补充了新的责任规则。
（3）饲养动物损害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十章专门规定饲养动物损害责任，除了规定一般性条款之外，还专门规定违反安全措施饲养动物、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动物园饲养的动物以及遗弃、逃逸的动物造成损害的责任，有助于消除社会危险因素，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4）物件损害责任。有学者系统解析了《侵权责任法》第85条、第86条、第87条的规定，认为既借鉴了罗马法的历史传统，又体现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内容有重大突破。特别是《侵权责任法》第86条规范建筑物倒塌造成损害，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规范豆腐渣工程，警戒不法开发商，保障建筑物的质量安全，意义重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⑸ 王利明：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纳了违法性要件吗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侵权法从行为法到责任法的发展趋势，认为其是对违法性要件的否定。我国《侵权责任法》适应侵权法充分救济受害人的需要，构建了未严格区分权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从而与违法性要件不相容。该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实际上采纳了以过错吸收违法性的制度选择。在减轻或免除责任的事由规则中排斥了违法性要件，严格责任的制度设计更强调否定违法性要件。笔者认为，应当采用违反注意义务作为统一的标准来判断过错，从而正确认定责任。 【关键词】违法性要件；结果不法说；过错；严格责任 违法性概念为德国民法所特有，并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继受。[1]德国法上，构成一般侵权责任必须具备损害、因果关系、行为的违法性、过错四个要件，违法性是其中之一。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已采纳了德国法的违法性要件说，但笔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不仅表现在其独立成编的体例特征，也表现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上，并未完全采用德国法的四要件说，而是从中排除了违法性这一因素。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侵权法从行为法到责任法的发展是对违法性要件的否定 严格来说，违法性是德国侵权法独有的概念，德国法采纳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罗马法中曾经将侵权行为分为私犯和准私犯。19世纪后半期的耶林（Rudolph Jhering）在其于1867年出版的《罗马法中的过咎因素》一书，[2]对不法问题做了专门研究，提出了“客观违法与主观违法”的概念。他认为，只有存在过错的不法才能够产生损害赔偿的义务，而一个客观不法仅仅产生返还原物的义务。[3]在《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过程中，负责起草债法条文的屈贝尔（Kübel）曾为侵权法起草了如下一般条款：“故意或者过失以违法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致他人损害的，有义务赔偿该损害。”据此，《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Erste Entwurf）第704条第1款规定：“如果某人因故意或过失通过作为或不作为而做出不法行为（widerrechtlicheHandlungen）致他人损害，且其已预见或必然会预见此损害的产生，则他有义务向该他人赔偿其行为所导致的损害，无论损害的范围有没有被预见。”言下之意是尽管造成了他人的损害，但是只要行为不为法律所禁止，即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的行动自由。[4]按照这一逻辑，侵权责任的成立，仅有损害并不充分，还必须有一个法律不允许的行为（违法行为）。后来，在《德国民法典》正式文本中，对侵权行为的类型采用了三阶层结构。根据该法典，构成不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类：①侵害绝对权的行为，基于客体的特殊性而当然不法（第823条第1款）；②故意违背善良风俗致他人损害，因其行为的特征（违背善良风俗）而具有不法（第826条）；③以故意或过失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直接列明违法性的要求（第823条第2款）。可见《德国民法典》区分了侵权法的三种基础事实构成（侵害权利，违反保护性法律以及违背善良风俗）。[5]在这三阶层结构中，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和违反善良风俗明显是行为导向的违法性，这是德国判例学说采纳违法性要件的重要法律依据。[6]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国法中，侵权法被称为侵权行为法（Deliktsrecht），其中，“Delikt”一词来自于拉丁语名词“delictum”，其派生于动词“delinqere”（偏离正确的道路），意思是一个违法、一个失误或者一个错误。自公元前287年前后的《阿奎利亚法》将不法性规定为私犯的构成要件以来，在大陆法国家，常常将侵权行为称为不法行为，将侵权法称为不法行为法，[7]这对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对不当行为的谴责和非难。这也为违法性要件的采纳提供了依据。从法典编纂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德国学者所指出的，“侵权行为法”（ Deliktsrecht， Rechts fur uner-laubte Handlungen）的提法存在缺陷。按照德国学者von Bar教授的观点，侵权行为采用tort或者Delikt均不甚妥当，准确的表述应当是“合同外致人损害的责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others） ”，[8]因为tort或者Delikt都表达出一种具有过错或者不法性的行为，而在当今社会许多的侵权行为都没有这两个因素，所以采用“合同外责任”这样的用法，才能够把几乎所有的侵权责任概括其中。[9] 我国侵权法在制定时，究竟采行为法还是责任法的概念，本身是存在争议的。但是，后来立法者选择了责任法的概念，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它还带来了理念上的改变，尤其是价值判断上的变化。如前所述，将侵权法作为行为法的概念中，强调了对行为本身的非难。以传统社会作为整体图景的侵权法中，其理念重点是对行为的可非难性，而违法性恰恰着眼于对行为是否违法的判断，这种法律技术与侵权法的整体理念是相适应的，因此，传统侵权法的整体分析框架中注重违法性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法行为的核心问题就是对于违法性的确定。”[10]早期的侵权行为法强调行为的不法性，顾名思义，侵权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法行为，强调的是行为的可非难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大量的侵权行为中（如高度危险责任），行为人本身的行为并没有可非难性，行为本身都是合法的。例如，在环境污染的情况下，即使排放是符合相关标准的，造成了环境损害，也应当承担责任。这就说明仅仅通过不法行为难以概括所有的侵权责任。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不法性要件尽管仍然受到强调，但在各国法律体系中含义并不相同，有些国家认为这一内容包含于过错之中，另一些国家认为其包含于损害结果之中。[11]而在现代社会中，侵权责任法的理念重点转变为对受害人的救济，由行为法逐渐变迁为救济法和责任法，侵权法由“以加害人为中心”转变为“以受害人为中心”，相应而言，法律技术的中心对象就并非侵权人的行为，此时，以行为作为判断重点的违法性要件就无法完全符合现代侵权法的整体理念。法技术受到法理念的指导，法理念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法技术的变化，因此，侵权责任法的上述整体理念变迁必然会对于侵权法的法技术发生重要影响，我国侵权法采用《侵权责任法》的名称，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其在内涵上也包含了对违法性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否定。 正是因为侵权法从行为法转向责任法，从而突出了侵权法的救济功能，而不是制裁功能。这种变化对于违法性要件的采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来看，不区分法益和权利。即便在侵害法益的情况下，也并不如德国法那样必须以故意作为要件，[12]过失侵害法益也可能构成侵权责任（例如，在过失侵害商业秘密的情况下，也同样构成侵权责任）。在法益保护范围上，侵权责任法呈现了一种开放的体系，不仅权益本身是一种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范围本身也是无限开放的，其立法体现就是侵权责任法在第2条第2款采用了“等”这一表述作为兜底。第二，从责任主体来看，侵权责任法采用了侵权人的概念，这一概念包含了侵权行为人和侵权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人，后者虽然并非直接行为人但仍需承担侵权责任（例如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承担的责任），这些人并未实施违法行为，但仍然需要依据法律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第三，从归责形态来看，侵权责任法采取了多元归责体系，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违法性要件的弱化。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条，在严格责任中，并不考虑行为本身的违法性要件，但行为人仍然负有赔偿责任，尤其是公平责任的情况下，实行的是一种“百万富翁”和“深口袋”理念，本质上是因财产产生的责任，这与传统侵权法中的因违法行为产生的责任大相径庭。在侵权责任法中，这些规定包括：《侵权责任法》第4条规定的公平责任；第31条关于紧急避险人对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险而承担的适当补偿责任；第32条关于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的规定；第87条关于高空抛物致人损害，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权人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第四，从具体侵权责任来看，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实现救济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在根本无法找到侵权行为人的情况下，同样可能产生侵权责任，例如，《侵权责任法》第87条所规定的高楼抛物致人损害找不到具体侵权人的责任。这种侵权责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化对受害人的救济，这同样与违法行为的判断没有太大联系。我认为，强调侵权法从行为法向责任法的转化，实际上强调了从制裁加害人向救济受害人转化，因而，违法性要件的功能在大大减弱。 二、未严格区分权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与违法性要件不相容 考察我国侵权法是否采纳了违法性要件，除了上述的历史分析及侵权法发展趋势的分析外，还要进行技术层面的分析。首先，要考虑我国侵权法是否严格区分了权利和利益，法律是否针对不同的保护对象而规定了不同的构成要件。 德国民法系以违法性为核心概念，建构了《德国民法典》第823条、826条所规定的“三个小的概括条款”侵权行为法架构，其特色在于以违法性对权利及利益做区别性的保护。[13]就《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的设计而言，其违法性要件的内涵，是采取了结果违法说（Erfolgsun-rechtslehre）。该说植根于《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对一般侵权行为保护对象的列举。该说认为，应从损害结果中判定违法要件是否满足：凡侵害《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列举的各项法定权利，则该加害行为就是“违法”的。结果违法实际上就是以权利遭受侵害代替行为违法性的判断。在采纳结果违法论时，必须判断行为人是否侵害了权利或者违反了保护他人的法律，从而认定行为的违法性。此种观点为德国大多数学者所采纳，并且对德国的司法判例产生了重大影响。[14] 按照德国法上的结果违法理论，在侵害《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列举的“生命、健康、身体、自由”等“绝对权”的情况下，则构成结果违法。[15]这一论断实际上是以区分权利和利益，进而提供不同的保护为基础。《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在起草第823条第1款时，就是以结果不法说为基础的。他们认为，任何侵害绝对权的行为只要没有违法阻却事由，就是违法的。此举的目的在于为这些权利提供尽可能广泛的保护。[16]在结果违法的情况下，受害人不必举证证明行为是否违反了某个法律规定，只要侵害了绝对权，就推定行为是违法的。而在侵害利益的情形中，由于并不存在侵害法定权利的结果，侵害行为本身并不足以表明其违法性，而应当借助其他标准来判断违法性的存在，例如，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26条，以行为本身是否违背善良风俗作为侵害利益的行为违法性判断的标准；而且，只有在主观上是故意的情形，侵害利益才应承担责任，这样就加重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益的保护范围，从而维护了人们一般的行为自由。[17]据此可以确定，违法性的功能主要是为了限制和确定侵权法的保护范围，避免一般的过失责任对纯粹财产利益和非人身利益的保护。[18]结果不法说的优点在于，确立了绝对权的保护范围，体现了绝对权不可侵害性，根据此种学说，只要侵害了绝对权，原则上都受到侵权法的保护。[19]不过，我们认为，此点并不构成我们应当采纳违法性要件的充分依据。的确，在十九世纪的传统民法框架中，行为自由是法律的出发点和目标，并认为在此之后蕴含了基本的正义内容。[20]德国民法典在债法中注重维护行为自由，这符合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为此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众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德国学者从维护行为自由的角度来构建出违法性要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宣示作用。但是，当今侵权法在发展方向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传统民法典制定时期所面临的“保护自由，反对封建强权束缚”的社会任务已有所不同。可以说，现代社会正日益转变为“风险社会”，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如何保护个体行动自由，而是如何有效保护个体免受外部风险所造成的损害，这也是高度危险责任、严格责任等制度兴起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这一背景下，强调违法性要件，很可能与侵权法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此外，是否规定独立的违法性要件，也不应忽视技术层面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若多数情形下，违法性可被包含在过错、损害等要件之中，(
⑹ 侵权责任法的历史发展、渊源和意义
（1）《宪法》，我来国《宪法》中自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某些规定，涉及公民的财产和人身权的保护，应当成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的渊源。
（2）《民法通则》，是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主要渊源，它规定了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性原则和绝大部分侵权行为的种类以及相应的民事责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出台前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3）《民法总则》，是我国新制定的、统帅民法的基本法律，于2017年10月1日起生效，是侵权责任法的重要渊源。
（4）《侵权责任法》，是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主要渊源，它不仅规定了侵权责任的一般原则和规则，而且广泛列举了特殊侵权责任。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法律的绝大部分内容与《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是一致的，但也有少数规则存在差异。
（5）单行民事法律，包括单行民事法规，其他法律部门的单行立法文件。此外，产品质量法、道路交通安全法、铁路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中均包含侵权责任法规范。
（6）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涉及侵权行为案件的司法解释包括一般性的解释和针对具体的侵权行为案件所作的解释、批复、复函等。
⑺ 杨立新:如何理解侵权责任法中网络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网络侵权责任的基本规则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实施侵权行为的责任，第二部分是网络用户利用网络实施侵权行为网站承担连带责任的两种情况。 (一)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是一般侵权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与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不同。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是指网络用户利用网络实施侵权行为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法定情况下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的网络侵权责任形式，《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了两种规则: 1.提示规则。《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对此，也有的将其叫做“通知与取下”规则。 提示规则的要点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不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实施侵权行为，被侵权人知道自己在该网站上被侵权，有权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示，通知其网站上的内容构成侵权，要求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该提示之后，应当按照其提示，及时采取上述必要措施。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构成对网络用户实施的侵权行为的放任，具有间接故意，视为与侵权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因此，就损害的扩大部分，与侵权的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提示、或者经过提示之后即采取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就不承担责任，即为“避风港”规则。 2.明知规则。《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明知规则，就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实施侵权行为，而未采取删除、屏蔽或者断开链接必要措施，任凭网络用户利用其提供的网络平台实施侵权行为，对被侵权人造成损害，对于该网络用户实施的侵权行为具有放任的间接故意，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网络侵权责任应当理解和解释的主要问题 依笔者所见，《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网络侵权责任，尤其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规则，在下述十个问题上需要进行正确理解和解释。 1.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确定侵权责任范围的做法是确定侵权行为所侵害的客体即民事权益的范围。在第三十六条规定网络侵权责任的规定中，也使用了“民事权益”的概念，即“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对于此处的“民事权益”应理解为凡是在网络上实施侵权行为所能够侵害的一切民事权益，包括人格权益以及知识产权特别是著作权。 2.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发布的信息有无审查义务。笔者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上发表的信息不负有事先审查义务，除非是自己发布的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网络用户在网络上发表言论没有事先审查义务，这是与传统媒体的根本区别。 3.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的条件。根据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笔者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的条件是被侵权人通知，或者是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而不是经过法院确认侵权。 4.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的时间要求。被侵权人提示之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这里的所谓及时，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被侵权人通知后的适当时间内，或者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侵权通知后的合理时间内。具体是否构成及时，需要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例如技术上的可能性与难度具体分析确定。 5.对采取的必要措施的选择问题。《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必要措施是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例如停止服务的措施)。所谓必要，就是能够避免侵权后果，且不限制他人的行为自由。这就是“必要”的界限。超出这个界限的，构成新的侵权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自己决定采取何种必要措施。如果对必要措施是否必要发生争议，则由法院在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中作出裁决，由法官判断。 6.被侵权人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应否设置必要的门槛。笔者主张在被侵权人提出通知要求采取必要措施的时候，应当设置必要的“门槛”，一方面可以限制无端主张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的人的滥用权利，妨害互联网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增强被侵权人的责任感。 7.被采取必要措施的网络用户提出侵权责任请求的反提示规则。反提示规则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被侵权人的提示而采取必要措施之后，发布信息的网络用户认为其发布的信息不构成侵权，而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予以恢复的规则。如果确认该网络用户发布的信息不构成侵权，没有侵犯提示人的人格权、著作权等权益，给反提示人造成损害的，提出提示的“被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0.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的连带责任的性质。 第一，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与谁承担连带责任？这个问题是明确的，就是与利用网络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但本条只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实际上利用网络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也是连带责任人。如果被侵权人起诉两个被告，即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法院应当一并确定各自的赔偿责任份额。但由于网络侵权行为的特点，被侵权人一般只知道侵权的网站，很难确切知道侵权的网络用户是谁，在实践中，被侵权人通常只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而不起诉或者无法起诉直接侵权人。这并不违反《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规定的连带责任规则。 第二，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何与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有的学者解释网络服务提供者因为实施了间接侵权行为。这样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的性质是正确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行为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行为是一个间接行为，并非直接侵权。 第三，一方的侵权行为为直接行为，另一方的侵权行为是间接行为，是否构成共同侵权？换言之，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是基于共同侵权吗？依我所见，并非是共同侵权行为，而是基于公共政策考量而规定的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由于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的隐匿性，被侵权人不易确定直接侵权人身份的特点，才规定为连带责任，使被侵权人可以直接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给网络服务提供者苛加的一个较为严重的责任。 第四，既然是连带责任，那么就一定要有赔偿责任份额的问题。对此，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根据责任大小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由于只是间接行为，因而其承担责任的份额必然是次要责任，而不是主要责任，应当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的原因力和过错程度，确定适当的赔偿份额。 第五，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承担了连带责任之后，有权向利用网络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追偿。 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⑻ 侵权责任法
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法律又总是需要解决社会发展来带的总总问题，所以你想问我国法律的现状，也无外乎是发展速度太快所以法律更新速度跟不上，人口太多所以闲散劳动力过剩从而容易引起治安不良，机构太庞杂所以管理制度不完善也无法全面推广，百姓权利得不到保障甚至更多人想不到要去主张。
在一个权利极容易受到侵害的时代，侵权责任法的出台无疑是顺应历史的产物，它内容涉及产品缺陷、交通事故、医疗损害、环境污染、网络侵权、动物致人损害等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对更好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减少民事纠纷，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及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资料：
http://zsq2101.blog.163.com/blog/static/12897105120091127101346822/
⑼ 制定侵权责任法有何重要意义
法治的价值在于规范公权、保障私权，侵权责任法作为规 范侵权行为应当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的法律工具，作为确保民事 主体合法权益在受到损害后得到合理弥补的重要法律形式，集中 体现了法治的重要价值——保障私权。它是法治<div class="dib hot-words pr" "=""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社会中一部重要 法律，也是构建法治社会的基础。侵权责任法越发达的国家，法治 就越健全。所以，侵权法在世界各国的民事法律体系中都占据重 要地位。我国民法通则中将侵权行为法独立列为一节，也说明了 其在我国民法体系中的重要位置。
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物质财 富的不断丰富，以救济私权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侵权责任法，在现 代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明显和重要。尤其是第三次技术革命' 之后，很多新的情况被纳入到侵权法的调整范围内，无论是大陆法 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对侵权法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和 更加与时倶进的立法跟进，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需求。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带动人们的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也不断增 强，要求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同时，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高度危险作业问题、网络 侵权问题、非法披露他人隐私问题等都越来越受社会公众的关注， 受害主体的维权诉讼大量增加。这些都对我国现行侵权法方面的 既有规则提出了挑战。
我国关于侵权行为以及侵权责任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民法通 则，但民法通则中关于侵权行为一节的规定过于简单、过于原则。 除民法通则之外，国家赔偿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 法、产品质量法等单行法律法规也有一些关于侵权责任的补充规 定或特别规定，但这些规范又过于分散。
为进一步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需要，保护民法所确定的各种 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不断完善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体系，全国人大 在经过四次审议之后，通过了这部侵权责任法。使其成为继物权 法之后，我国民法典中另一部重要的支架性法律，对保护公民、法 人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化解社会矛 盾，减少民事纠纷，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⑽ 急求《民法原论》于延满，《民法》魏振瀛，《物权法原理》李石山，《侵权责任法》张新宝的电子版
内容简介《民法原论》(第3版)为民法学科构建了新的理论体系，在完整严谨的体例框架下，详尽透彻地阐释民法基本理论和制度，列举并分析不同理论学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例以及相关国际条约、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具体内容、国内外民法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等。此次新版，作者根据新颁布的《物权法》及近两年的学术和立法新动态，对相关内容进行全面补充和更新。同时，作者结合立法过程中的争议及遗留问题，就完善现行立法提出见解。举报目录第一编民法总论
第一章民法概述
第一节民法的概念
第二节民法的本位与性质
第三节民法与邻近法律部门的关系
第四节民法的历史发展
第一编民法总论
第一章民法概述
第一节民法的概念
第二节民法的本位与性质
第三节民法与邻近法律部门的关系
第四节民法的历史发展
第五节我国民法的渊源
第二章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民法基本原则概述
第二节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
第三节自愿原则
第七编民法的适用
1986年4月12日民法通则制定于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87年1月1日起施行。共9章，156条。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对民法通则中明显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规定作出修改，修改如下：由其他原因引起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监护关系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