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法的统一因果关系

② 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指各种现象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包括责任成立的因内果关系和责任范围容的因果关系。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与权益受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考量的问题是责任的成立。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是指权益受侵害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涉及的是责任成立后责任形式以及大小的问题。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的意义在于对侵权责任加以限定，一方面使受害人得到救济，另一方面又不至于无限扩大责任范围，限制行为自由。

③ 侵权责任法确定的归责原则有哪些

归责原则构建了侵权类型，即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严格责任类型。
归责原则对应着侵权责任的基本分类。三种归责原则对应了各种侵权责任的具体类型，它们在构成要件、免责事由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过错责任、过错推定和严格责任对行为人所强加的责任是有区别的，就行为人来说，严格责任最重，过错推定次之，过错责任最轻。对受害人的保护也不相同,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在责任的选择上应选择对其最为有利的责任。
现代侵权法出现了一般条款和类型化相结合的模式，适应此种发展趋势，我国《侵权责任法》采取了“一般条款+类型化”的模式。所谓一般条款，是指在成文法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成为一切侵权请求权之基础的法律规范。所谓类型化，是指在一般条款之外就具体的侵权行为类型作出规定。《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就在法律上确立了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
归责原则确定了不同的责任构成要件。例如，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是三要件或者四要件，严格责任的构成要件不能按照一般的责任构成要件来确立。
归责原则还确定了不同的减轻和免责事由。就一般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而言，其需要符合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如果不符合构成要件，就不构成侵权责任。如果具备了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如受害人的故意、第三人行为、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既可能表明行为没有过错，也可能表明没有因果关系，所以，也可以认定为侵权责任不成立。因此，法律规定的上述免责事由，都可以成为一般侵权责任中的免责事由。但是，在特殊侵权责任中，需要具备特殊责任的构成要件和免责事由才能减轻或免除责任。
侵权责任形态
侵权责任形态是指确定侵权责任在侵权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形式。由于承担侵权责任主体的复杂性，责任形态既有单独责任，又有多数人责任。在多数人责任中，又包括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补充责任、按份责任等。
(一)连带责任
所谓数人侵权中的连带责任，是指数个侵权人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共同危险行为、以聚合的因果关系表现的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人，依法应当向被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共同侵权行为而产生的连带责任是法定责任，不因加害人内部的约定而改变。加害人之间基于共同协议免除某个或某些行为人的责任，对受害人不产生效力，也不影响连带责任的适用。
我国侵权法在数人侵权行为的规则上非常有中国特色。
首先，《侵权责任法》从“共同”这两个字上区分了共同侵权行为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第8条的“共同”应当理解为主观的共同联系。
其次，关于共同危险行为。《侵权责任法》第10条规定是指数人实施的危险行为都有造成对他人的损害的可能，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但不知数人中何人造成实际的损害。我国《侵权责任法》修改了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抗辩事由方面，以确定具体侵权人为抗辩事由。
第三，吸取欧洲私法一体化进程中取得的最新经验，第11条规定了累积的因果关系(也有学者译为并存原因、原因力竞合等)。这就在法律上规定了以累积因果关系表现的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它是指数个行为人分别实施致害行为，各个行为均足以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
(二)按份责任
按份责任，是指数个责任人各自按照一定的份额对债权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在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情况下，行为人对外也可能承担按份责任。《侵权责任法》第12条规定了部分的因果关系，又称共同的因果关系，指数人实施分别侵害他人的行为，主观上并无意思联络，由加害人分别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三)补充责任
补充责任，是指在不能够确定实际加害人或加害人不能够承担全部责任的情况下，由补充责任人在一定范围内对受害人直接承担赔偿责任的责任形态。补充责任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补充责任具有次位性。在补充责任的情况下，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发生了分离，行为人承担责任的同时，还可能使行为人之外的人承担责任，责任主体不一定是直接的行为人。补充责任是一种第二顺序的责任。第二，补充责任具有从属性。第三，补充责任大多是一种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四)相应的责任
所谓相应的责任，是指根据补充责任人的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承担的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在多个条款中，规定了“相应”的责任。第一，相应责任一般是对外责任，即对受害人承担的责任。第二，相应的责任也可能是对外应负的责任份额。第三，相应的责任常常是对补充责任的限定。
相应的补充责任，首先应当确定相应的份额，如果需补充范围超过相应份额的，以相应份额为准;其次，如果需要补充范围小于相应份额的，以实际需要补充的份额为准;再次，需要确定在补充责任的范围内，应当承担多大的相应责任。
(五)补偿责任
所谓补偿责任，通常是指在侵权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基于公平依法由其向受害人承担的适当的补偿责任。所谓公平责任，就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根据当事人双方的财产状况等因素，由双方公平合理地分担损失。补偿责任主要特点在于：第一，补偿责任主要是一种公平责任。第二，补偿责任的责任范围是有限制的。第三，补偿责任主要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六)不真正连带责任
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数个责任人基于不同的原因而依法对同一被侵权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某一责任人在承担责任之后，有权向终局责任人要求全部追偿。我国《侵权责任法》在第43条“关于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连带责任”、第59条“关于医疗领域产品责任的连带责任”、第68条“关于因第三人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责任”、第83条“关于第三人过错造成动物致害的责任”等四个条文中规定了不真正连带责任。

④ 请问侵权责任法第11、12条怎么区分呢即累计因果关系和共同因果关系

第一题选择B，第二题选择D
这两个问题分别对应的是侵权责任法的第专12条和第11条。11条是说的累属计因果关系，十二条说的是共同因果关系，区分二者的关键是看每一个行为能否单独造成全部损害的发生，如果说任何一个行为都能造成损害结果的发生的话那就是第十一条所说的累计因果关系，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就是你所问的第二个问题，如果说单个行为不能造成全部损害的话那就是共同因果关系，就要承担按份责任也就是你所问的第一个问题。

⑤ 如何认定民事侵权责任中是否有因果关系

案情：一天，黄某（26岁）在街上碰见高中同学韦某（26岁）一番寒暄之后，黄某邀韦某去黄家吃饭，席间韦某喝了许多酒，走时黄某见韦某有些醉意，要骑摩托车回家，但是黄某却不阻拦韦某，要韦某醉醒后再回家，结果韦某骑摩托车回家途中，不幸自己撞上路墩死亡，死者的亲属起诉黄某，要黄某承担一定的责任。 对于黄某是否要承担责任，有二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黄要承担责任，理由是该案中有损害结果，黄某有过错，同时黄某的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发生有因果关系。 第二种观点是黄某不应承担责任。因为韦某的死亡是自己的行为造成的。黄某明知韦某有些醉意，而不阻止韦某骑摩托车回家，充其量也不过是韦某死亡的一个条件，并不具有因果关系，因而不构成侵权责任，黄某不应承担责任。 我认为黄某是否应承担责任，认定因果关系成为一个关键。 （一）确定因果关系的理论 一是条件说。学说由德国学者弗·布里首创，主张只要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创造了条件，是引起损害结果发生的条件，就是损害结果的原因。该理论是从主观主义和社会责任论出发，“只注重研究从损害结果中反映出来的行为人的人身社会危险性，认为只要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能够认识到有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就不能以任何理由减轻其责任。” 二是必然因果关系说。学说认为，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发生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时，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该理论主要是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因果关系的影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在民法中的具体应用。 三是相当因果关系说。该学说认为，“不应要求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只要行为人对损害结果的构成适当条件，行为人就应负责。 ”②因为，损害结果是各个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缺乏任何一个条件，损害结果都不会发生。 以上学说，各有利弊，笔者倾向于相当因果关系说，理由如下：1、有利于保护受侵害人的合法权益。因为把适当条件作为原因看待，就扩大了必然因果关系说中因果关系的范围，避免开脱一些应负责任的行为人的责任。条件说把凡是造成损害结果发生的条件都看作原因看待，范围太广了。必然因果关系说，原因范围太窄了，不利于保护受侵害一方的合法权益。2、法官审判的理想境界当然是使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完全一致。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主观世界可以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但是有条件限制：就是认识时间、认识手段不受限制，但是诉讼总是受到时间、空间和现有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再加上因果关系的复杂化和多样化，要认定一个行为是否必然引起损害事实的发生，该行为与损害事实是否有必然因果关系是非常困难的，又因为条件说中的原因范围太广，因此，我倾向司法实践中应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 由于相当因果关系说，判断一行为是否为损害结果的发生原因标准是“可能性” ，而非“必然性” ，即该行为可能造成损失结果，同时认定“可能性”是依据社会的一般见解，而不像“必然性”是客观存在的，与人的主观认识无关。因此法官在确定行为与结果有无因果关系，“依行为时的一般社会经验和知识水平作为判断标准，认为该行为有引起该损害发生的可能性，而在实际上又确实引起了该损害结果，则该行为与该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笔者认为，本案中黄某的行为是导致韦某死亡的条件之一，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说，需要承担次要的法律责任。原因如下： 第一，韦某的死亡是由于自己的行为造成的。韦某已经26岁了，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完全能够预料到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后果。韦某明知自己已有醉意，却仍骑着摩托车回家，导致自己死亡，应承担主要责任。 第二，黄某看见韦某有醉意，骑摩托车回家，而不劝阻，构成相当因果关系中的适当条件。根据上述笔者所阐述的判断适当条件的标准，依行为时的一般社会经验和知识水平作为判断标准，认为该行为有引起该损害发生的可能性，而在实际上又确实引起了该损害结果，则该行为与该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具体到本案，依照一般社会经验，依照社会上通常人的理解，虽然韦某已经26岁了，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与照料者，完全可以预料到自己酒后驾车可以导致交通事故的后果，但是黄某不劝阻的行为是导致韦某出交通事故死亡的条件，具有引起韦某出交通事故死亡的可能性，而在实际上又确实引起了该损害结果，因此，构成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因果关系，黄某应承担次要的法律责任。 第三，判决黄某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能够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止酒后驾车事件的发生。 综上，我认为黄某需承担法律责任。

⑥ 作为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因果关系和过错的关系

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一般侵权责任所必需具备的条件。它包括：行为、过错、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四个构成要件。
1、行为
这里所谓的行为是指侵犯他人权利或者合法利益的加害行为本身。若无行为人的行为，就不会产生侵权责任。
2、损害事实
损害事实是指他人财产或者人身权益所遭受的不利影响，包括财产损害、非财产损害，非财产损害又包括人身损害、精神损害。
3、因果关系
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包括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与权益受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考量的问题是责任的成立。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是指权益受侵害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涉及的是责任成立后责任形式以及大小的问题。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的意义在于对侵权责任加以限定，一方面使受害人得到救济，另一方面又不至于无限扩大责任范围，限制行为自由。
4、过错
过错，是指行为人应受责难的主观状态。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侵害他人权益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状态。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侵害他人权益的结果，但却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主观状态。

⑦ 如何认定民法上的因果关系

当事人的民事违法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追究当事人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之一。但是，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问题，是法学家长期研究而至今仍颇有争议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远没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真正地加以解决。本文就民法因果关系的某些问题浅述笔者的认识。 一、民法上因果关系的特殊性 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有联系而又不同。 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因此，法学中的因果关系必然与哲学范畴中的因果关系有着一定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因果关系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个个单个现象都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为了了解单个现象我们就必须从普遍的联系中抽象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显示出来。一个为原因，另一个为结果。这就是说因果关系有先后顺序性。同时，因果关系又是客观存在的，它经过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可以认识的。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因果关系是人们对客观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的认识，它具有客观性。我们在法学上研究因果关系时，同样不能违背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和先后顺序性。 但法学上的因果关系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法学上的因果关系不是研究一般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而是研究一定的社会现象，是有人的行为参与的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并且一般地说主要是研究有一定法律意义的人的行为与特定的法律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也就决定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民法中的因果关系有一定的联系性。 然而，同样不能忘记，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同，其主要表现在： 第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一定的人的社会危害行为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它的目的是确认一定的危害行为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后果，即确认主体的特定行为是造成犯罪结果的原因；而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一定的人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确认某一特定的损害后果是由谁的行为造成的，以便确定应由谁来承担责任。因此，如果说刑法上研究因果关系首先是以一定人的危害行为为基点截出客观现象之间的一定因果链条的话，那么民法上的研究因果关系则首先从一定的损害后果为基点截取因果链条，向前去追寻引起这一损害后果的特定原因。 第二、刑法上研究因果关系时，作为原因的行为多是积极的行为，即作为；而民法可作为原因的行为却相当一部分是不作为，即消极的行为形式。例如，违反合同的行为，多数是不作为的形式。一个人借了他人的一辆自行车放在门外，晚上另一个人损坏。从刑法上讲，该人的行为与自行车的损害没有因果关系的，但从民法上讲就不能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第三、刑法上作为原因的行为，只是犯罪主体一个人的行为，而民法上却往往是双方的行为。换句话说，如果说刑法上在多因一果的场合下考虑的只是犯罪者一方作为原因的行为的作用，而民法上则要考虑各个行为在诸多原因中的作用。例如，行人横穿马路，被驶来的车辆撞伤，对于追究驾驶员的责任来说，一般只考虑驾驶员的行为性质；在民法上则既要考虑行人的行为，又要分析驾驶员的行为。而且，民法上作为原因的行为往往是利益相反的人（例如债权人和债务人，受害人和加害人）的行为。 第四、刑法上的原因行为一般都是个人的行为，而民法上的原因行为则往往是集体（法人）的行为。就某一个人的具体行为说，在刑法上一般只能是他本人实施该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的原因，而在民法上这一行为会被看成是法人的行为，成为法人造成的损害后果的原因。 刑法上因果关系与民法上因果关系的区别决定了民法上不应当也不能照搬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对于研究民法因果关系有重要的无可争议的借鉴或启迪作用，但刑法上因果关系问题的解决不等于民法上因果关系问题的解决。 二、正确认定民法因果关系的关键 正确地认识条件与原因、必然与偶然是正确认定因果关系的关键。 关于因果关系的学说历来有条件说和原因说两大学派。条件说主张：凡属发生结果的条件都是原因，凡是原因，对结果的发生都有同等的原因力。按照这种观点，只要结果的发生与行为之间存在有逻辑关系的事实，就为有因果关系。按照原因说，在引起结果发生的诸因素中应区别原因与条件，其中之一是原因，其余则为条件，原因和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条件和原因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里涉及到原因和条件的关系问题。 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不起作用的原因不是原因。”反过来，起作用的原因都是原因。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这些原因就是对事物的变化发生作用的客观现象。在这里，没有原因和条件之别，只有内因和外因之分。内因是事物变化的内在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外在条件。显然，根据和条件是一对范畴，条件是相对根据而言的，条件和原因根本就不是一个平面的一对范畴。而是在不同平面的不同范畴。把条件和原因对立起来相提并论，至少是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对某一现象的出现起作用的诸事实都是该现象变化的条件或原因。诚然，这些原因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一般情况下，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是起主导的决定作用，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但是我们同样不应忘记，外因在一定的场合，也是极为重要的，正是它使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如果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导致忽视对违法者的责任追究。例如，甲患严重的高血压病症，乙大骂甲，致甲生气而引起血压上升致死。这里，无疑甲的死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患有高血病，但能说乙的行为与甲的死亡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吗？能说乙的行为不是死亡的原因吗？当然乙对甲的死亡负担民事责任还要看乙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主观上是否有过错，但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其原因性的。 主张区分条件和原因的人所持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如果把条件和原因等同起来，把任何条件都看成是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同等重要的原因，那就扩大了因果关系的范围，也就会扩大负法律责任的客观基础。这个理由是站不住的，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第一，不在原因中区别原因和条件，并不是把任何条件都看成是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同等重要的原因。一切条件对结果的发生都具有同等的原因力，这是条件论者的观点，从哲学上讲是机械唯物论的观点。但否定条件论的关键在于要区别各种条件对结果发生的不同作用，而不在于区分条件和原因。区分条件和原因的结果只能是走向形而上学。否认条件是原因，也就是否认条件对结果发生所起的作用，把原因和非原因的现象同等看待。第二，条件具有原因性，不是扩大了责任的客观基础，而正是恰如其分地划定了责任的客观基础的范围。否认条件的原因性必然会导致这种结局，即尽管一个人的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样只会主观地缩小责任的客观基础，这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 在社会主义民法学者中有人提出了必然因果关系说，主张违法行为在必然引起损害结果时，则为有因果关系。但在如何理解必然原因上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往往把原因性和必然性、偶然性交织在一起。 唯物辩论法认为，偶然性和必然性是对立的统一，是事物发展的表现形式。一个事物、一个关系、一个过程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偶然性是必然性的特殊表现，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必然性决定于事物发展的内在根据，偶然性取决于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一个人的不法行为所引起的结果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我们不能认为某一事物就是偶然的，也不能认为任何现象的出现都是必然的。 因果性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原因和结果是如同偶然性和必然性一样的对立范畴。原因和结果之间也是相互转化的，任何一个现象，它既不是原因，又不是结果。一定的现象必然也引出另一个现象，那么这个两个现象之间就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性。但仅仅根据一个现象在另一个现象之后发生就作出二者有因果关系的结论是错误的。例如不能因为乙骂了甲，甲后来死了，就说骂人和人的死亡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就其实质来说都是事物之间的必然的因果关系。 因为我们所研究的客观现象并不是单一的自然现象，而是有人的行为在内的社会现象。我们在研究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时，从客观现实的普通联系抽出来的是损害后果和发生这一后果的原因之间的关系。发生这一后果的原因如果不能说全部，至少可以说大多数场合并不是唯一的排他性的一个原因，而是几个原因的结合。这几个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单独地出现时，可能都不会引起该后果的发生，但它们结合在一起时就要发生这种后果。而当这些原因中包含有当事人的行为时，我们就有理由说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这可以说是指二者的必然联系。当然我们这样讲是舍弃了其他的条件（原因）的。如果单纯就这一行为的发展过程看，该结果的出现是偶然的，但正如我们已指出的，在该场合，在其他因素的配合下，该结果的出现却又有必然性。我们所说的因果关系中的必然联系，不是别的，就是指恰是该行为或包括该行为的作用在内的诸事实的综合引起了该结果的发生。后者例如当事人双方的行为，第三人行为的介入，不可抗力的影响作用等，在这种情况下，既可看作是多因一果，有的也可看作是几个因果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叉或复合。 三、确认因果关系应当注意的问题 民事确定因果关系不能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作客观的具体分析。 由于客观世界是复杂的，当事人的行为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客观的，因果关系既有先后顺序性、又有连锁性。因此，我们在分析某一具体损害后果和当事人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时，不能从主观意念出发，不可用一成不变的模式去套，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根据法律的规定，不扩大也不缩小抽出来的联系面。具体说来，应当做到： 第一，要重视因果关系的时间的连续性。因果关系的时间连续性表现为原因在前，结果在后。前一现象是原因，后一现象是结果。从因果性上说，总是一定的原因引出一定的结果的，但从我们分析案件的具体情况说，一般是从损害事实开始，将损害事实作为结果，去探索引起这一结果的原因中有无当事人的行为。这时我们应当注意，不能把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实施前已存在的现象作为结果。 第二，要注意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由常人的观念所决定的。所以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必须建立在对实际情况的客观调查研究上，反映事实的真相，而不能建立在主观臆断上。 第三，要注意因果性表现的多样性。所谓多样性是指损害结果原因包括当事人行为在内的诸因素引起的，当事人行为作为原因力的表现是不同的。 应当注意：1、在合伙责任中，如果违反合同属于权利人和义务人双方的过错，双方应按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2、在某些场合，无法确认谁的行为造成了损害的后果，或者不能确认谁 的行为造成了损害后果，或者不能确认共同实施行为的当事人行为的原因力，各当事人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例如连带义务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共同侵权行为等。共同侵权行为和共同犯罪不同，共同犯罪的共犯，要求犯罪者之间须有共同犯意。而民法的侵权行为则不以共同过错为必要条件，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当事人没有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也能构成共同侵权，也应承担连带责任。例如，甲厂、乙厂排出的污水，使丙的农作物绝收，甲、乙的行为就构成侵犯丙之权利的共同侵权行为，虽然他们并没有共同侵害的故意，甲、乙仍应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

⑧ 试述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因果关系应当采取怎样的判断标准

侵权责任法中因果关系的相关学说
（一）条件说
条件说又称等值说，该说认为所以引起结果发生的原因都是损害结果的原因，因而所有为损害结果发生提供条件的行为都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条件说的优势在于它使用起来比较容易，按照该学说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较容易发现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学者们对条件说的批判也很多，认为其缺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它把所有的条件都同等看待，没有区分不同条件之间的不同作用，这样在共同侵权的案件中便不能确定各侵权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大小和范围。
第二，该学说认为所有为损害结果发生提供条件的因素皆为损害发生的原因，这就将许多无关紧要的因素牵扯进来从而扩大了责任主体的范围，造成真正有责任行为人的难以确定。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很多学者认为条件说在认定因果关系上缺乏灵活性，在稍微复杂的因果关系认定中往往出现不合理的认定结果。因此，现在仅在一些简单的案件中适用，已被排除在主流学说之外。
（二）原因说
原因说认为导致损害事实发生的众多条件中并非所有的条件都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只有那些对损害结果在时间、空间上距离最近，或对损害结果的发生起有效作用的原因才是损害发生的真正原因，才能使行为人承担责任。
该说在理论上把对损害结果作用不同的条件区分开来，单从理论上来看有其进步性。但是该说也产生了两个新的问题：
第一，原因说只提出要把条件跟原因区分开，但是其并没有明确说明该如何将两者区分开，只是给了一个主观、相当宽泛的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损害发生的条件往往错综复杂，对损害结果的作用难分轻重，所以原因说在审判实务中适用的难度会很大。
第二，原因说把众多条件中所谓的“原因”认定为与损害结果的发生唯一具有因果关系的因素，而排除其他条件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在事实上可能造成当不能认定“原因”时，所有条件都与损害的结果没有因果关系，从而受害者无法获得赔偿的不合理情况发生。
（三）法规目的说
法规目的说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应以法规的目的来决定。行为人就其行为所引发的损害是否应承担责任，基本上是法律问题，依照法律规定来确定，是理所当然的事。
虽然法规目的说在解决一些与立法目的相牵连的案件的时候，能够发挥比其他学说更为明显的优势。但是法规目的说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并不是所有的权利都被法规目的所包括，也并不是所有的侵权行为都有法律来规制。依照法规目的说，在某些特殊侵权行为发生的时候，权利的保护就毫无希望可言。并且以法规目的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事实上会造成法律漏洞，使得侵权人在法规目的的掩盖下逃避法律责任。例如，如果侵权人知道某一法条是为保护某一权益而设的，那么他就可能将受害人的其它权益置于该法条规定的情形之下，从而使得该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第二，从实践中看，法规目的说对因果关系解决也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法规的目的在法律条文中并没有直接的规定，而法规目的说却舍弃了因果关系认定的标准，直接以法规的内容与目的来衡量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这样就缺乏明确的标准，最终仍然由法官来判断法规的目的，使法官成为了法律的解释者，有“法官造法”的嫌疑。[6]
（四）盖然因果关系说
盖然因果关系说发源于日本，是因果关系证明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理论。盖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对受害者所要求的因果关系证明．应该只要就因果关系的存在表示出相当程度的盖然性程度即为充分，所以，应当将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从受害人转换到加害人身上。有学者将盖然性因果关系学说的理论要点归结为：第一，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形式上仍为原告承担；第二，证明责任在实质上进行转换，即只要被告不能证明因果关系的不存在。因果关系就应该被肯定；第三，“盖然性证明”是指“超越了大致明确的领域。但尚未到达证明的程度的举证。”从价值方面分析，盖然性因果关系学说减轻了被害人的证明负担，有利于社会弱者利益的保护。[7]
（五）相当因果关系说
所谓相当因果关系说，系以行为人之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存在事实为观察的基础，并就此客观存在事实依知识经验判断，通常均有发生同样损害结果之可能者，该行为人之行为与损害结果间即有因果关系。冯·克里斯认为，只有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原因和结果之间才有因果关系：(1)它必须是损害的必要条件；(2)它必须在相当量方面增加损害的客观可能性。由此可知，并非引起某个事件的每个条件都是原因，只有使这一事件在一般的情况下会导致某种结果发生的条件才是该结果的原因，才会承担责任；如果该条件在一极其特殊的，或者极可能小的情况下导致了结果的发生，并且该条件是一种事物在一般进程中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则该条件不属于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台湾著名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以行为时存在而可为条件的通常情事或特别情事中，于行为时依吾人知识经验一般可得，而且其情事对于其结果，为不可或缺的条件，一般的有发生同种结果的可能，其条件与结果为有相当因果关系”。换言之，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要依行为时的一般社会经验和知识水平作为判断标准认为该行为有引起该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而在实际上该行为又确实引起了该损害结果，则该行为与结果之间有因关系。
大陆法系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的德国，是大陆法系在侵权法因果关系认定中适用最广泛的理论。作为大陆法系的通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因为有其存在合理性和研究价值，所以在其产生的一百多年里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
其一，相当因果关系说将“条件判断”和“相当性判断”有机结合了起来。合理的确定了责任的范围。相当因果关系的构造可分为“条件关系”和“相当性”两个组成部分。其要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首先确定造成该损害结果的条件，而后再借助一般社会经验对这些条件进行判断，进而断定造成该损害结果的原因，确定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从而避免了单纯采取条件说所造成的因果循环，牵连范围过宽，一概而论使每一个有牵连的加害人均承担责任的责任范围过宽现象的发生。
其二，相当因果关系说将“可能性”纳入判断因果关系中，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因为“可能性”判断一般取决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经验与见识，所以在依据相当因果关系说判断某侵害行为是否为某损害后果的原因时，并不要求受害人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达到精确和绝对的地步，只需证明该侵权行为依一般社会经验极大的增加了损害的可能性即可。如此则极大地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突出表现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在该类案件中一般采用“盖然性”的方法确定原因和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例如，某化工厂污染了某居民区的水源。该居民区大部分居民喝了该水之后均呈现出不同轻重的中毒情况，则该居民区居民只需证明该化工厂侵权的“极大盖然性”即可，而无须亲自证明该盖然性已经达到了确定性的程度。
虽然相当因果关系说已逐渐被大陆法系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相当因果关系说亦有其固有的理论缺陷：
其一，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可能性理论易造成使用的差异性。由于因果关系说的可能性理论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行为人对极大增加损害结果的可能性理论并不能提出精确的认定标准，因此即使是在同一国家或同一地区，同样适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其判决也有可能截然不同。另外，法官在裁案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可能会出现法官因同情被害人而认定因果关系之存在，造成裁判不公现象的出现。
其二，相当因果关系说缺少必要的法律价值取向。美国著名的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认为“价值判断在司法过程中会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价值判断在法律制度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在于它们被整合进了作为判断客观渊源的宪法规定、法规以及其他种类的规范中。”由此可见，价值无论在司法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借助数学及社会统计学理论对因果关系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是科学的。可是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毕竟是法律问题，而法律问题的解决就必须注意到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取向，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对此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
其三，相当因果关系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并不能对社会中发生的所有的侵权案件判断其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且有些案件并不适宜采纳相当因果关系说，如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等侵权案件。
其四，相当因果关系说对所谓的因果关系“相当性”的判断在理论上有混淆“过错”判断的嫌疑。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所谓的相当性表现在，“凡是一般人所能预见到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条件关系，不论行为人是否能预见，都认为存在因果关系；凡是为一般人所不能预见但是行为人能预见的，也认为存在因果关系。”这实际上就是对当事人的“过错”的判断。一般人所能预见，而行为人却没有预见，此为行为人之“过失”；一般人不能预见，行为人预见了仍然追求损害结果的发生而为之，此为行为人之“故意”，只不过这种故意隐藏得更深，若无有力证据很难证明而已。相当因果关系说把本应当在过错中进行的法律判断搬到因果关系的认定中，并称之为“相当性”的判断，这种做法在理论上忽视了过错在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中的地位。支持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学者们在讨论因果关系的问题时，往往高估了因果关系认定在侵权责任认定中的作用，给人一种“相当因果关系的成立即等于侵权责任成立”的感觉，把过错放在一边，这种做法，诚不可取。
侵权责任法中因果关系认定问题的实质与解决
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无论其如何科学、如何合理，均无法解决所有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某一理论学说在此类侵权案件中具有应用价值，而在另一类型的侵权案件中则可能无法适用。所以，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主要是一个司法问题而不是一个立法问题。因此，如何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侵权因果关系认定规则，乃是摆在所有民法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在构建侵权责任法因果关系认定规则时，应当坚持司法主义的逻辑进路。不宜在侵权责任法中将因果关系认定问题复杂化。而是应当将主要问题留待司法实践中去解决．赋予法官在判断因果关系时以必要的自由裁量权。

⑨ 侵权责任中因果关系的认定

因果关系是构成侵权的基础要件，因果关系不成立，就不能要求行为人内对损害后果承担侵容权责任。因果关系的学说有必然因果关系说和相当因果关系学说，目前，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因果关系判断理论采取的是相当因果关系学说，成立相当因果关系，即有因果关系。那么，相当因果关系如何判断呢？根据相当因果关系学说，只要法官依照一般社会见解判断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在通常情形下存在可能性，即行为通常能够引起损害的发生，即可认定有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的判断公式为：无此行为，虽不必生此损害，有此行为，通常即足生此种损害者，是为有因果关系。无此行为，必不生此种损害，有此行为通常亦不生此种损害者，即无因果关系。故，可以将相当因果关系理解为实际上通过“通常不发生”对条件因果关系的限缩，通过“通常发生”（通常）对必然因果关系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