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中有争议的点

㈠ 物权与债权关系的争议焦点是什么

物权与债权的关系
在财产权体系中，物权与债权的关系最为密切。物权规范财产的归属和利用关系，债权则规范财产的流转关系。而在财产关系的运作过程中，物权是债权的起点和最终归属，债权则是人们获得和实现物权的桥梁与手段。明确二者的关系，有利于把握民法中财产权体系的构造。
（一） 物权与债权的区别
1. 物权为支配权，债权为请求权
从权利的作用上看，物权为支配权，债权为请求权。物权的作用是保障权利人能够对标的物直接为全面支配或限定支配，并进而享受物的利益。物权可分为完全物权和定限物权，不同物权有不同的支配力。完全物权即所有权，保障物的所有人能够依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对自有物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全面的支配。除法律的限制外，其他因素都不能限制所有人对自有物的自由支配。定限物权即他物权，他物权人在法律或合同限定的范围内享有支配力，可自主地对他人所有物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中的某些权能。而债是特定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债权的实现都需要债务人的协助，只有通过债务人的给付，债权人的债权方可实现。所以，物权与债权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债权并未赋予权利人以对物的直接支配权，仅仅配备权利人以针对特定人的请求权。债务人对债权人负有给付的义务，但债务人并非债权人的支配客体。债权也没有给债权人以对财产的支配权。所以，有学者说，债权原则上说是以权利主体之间财产关系为内容的，是关系规范（Beziehungsnormen）；物权调整的是权利主体对权利客体的关系，是归属规范（Zuordnungsnormen）。
2. 物权具有排他性，债权具有相容性；物权具有优先性，债权具有平等性；物权具有追及性，债权没有追及性
从权利的效力上看，因物权为支配权，故物权具有排他性、优先性和追及效力，而债权为请求权，其具有相容性、平等性，无追及效力。依物权的排他性，在同一标的物之上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互不相容的物权存在，且物权可直接排除不法之妨碍；而按照债权的相容性，在同一标的物上，允许同时或先后设立数个内容相同的债权，不发生排他效力。依物权的优先性，当同一标的物上并存数个相容的物权时，先成立的物权一般优先于后成立的物权；而按照债权的平等性，各个债权不论成立先后，均平等受偿。依物权的追及效力，物权的标的物无论辗转落于何人之手，一般而言物权人都可追及其物之所在而行使权利；而债权则没有追及效力，债权人对其标的物没有直接支配权，当债权的标的物被第三人占有时，不论其占有是否合法，债权人一般不得直接向该第三人请求返还。
3. 物权为对世权，债权为对人权
从权利效力的范围上看，物权为对世权，债权为对人权。物权对世上任何人都有拘束力，某人对某物享有物权时，其他任何人都负有不得非法妨碍其行使物权的义务，其义务人是不特定的。而债是特定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债权只对某个或某些义务人有拘束力，债权人得向其请求给付，其他人则不受债权的约束，即债权的义务人是特定的。如果因第三人的行为使债权不能实现，债权人也不得依据债权的效力向该第三人提出请求。
虽然债属特定人之间的关系，不涉及债权人与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但随着交易领域的扩大和交易形式的多样化，特定人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会因第三人的行为而受到威胁。为加固债的关系，保护交易安全，债法理论对传统的债的本质作了某些修正，扩张了债对第三人的效力，其中就包括在第三人侵害债权时，由第三人来承担损害后果。在有的判例中也承认当第三人侵害债权时，债权人得直接向该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
4. 物权的客体是物，债权的客体是行为
从权利的客体上看，物权的客体是物，该物必须是在事实上、法律上能供民事主体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物，既可以是物质实体，也可以是自然力。此外，在某些情况下，一定的权利也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债权的客体则是给付，即债务人的某种特定行为。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1页。
5. 物权法定原则与契约自由原则
从权利的发生上看，物权法采取物权法定原则，即物权的种类、内容、取得等都需由法律设定，不允许当事人任意创设新的物权种类或变更物权的内容。而在债权的发生上，既有法定之债(如侵权行为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等)，也有约定之债(如契约之债)，且多为约定之债。法律对于约定之债的发生采取契约自由原则，只要当事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可通过合意自由创设债权。
6. 物权是静态财产权，债权是动态财产权
从权利的社会机能上看，物权是静态财产权，其社会机能是保护标的物的永续或恒常状态，明确对财产的归属和支配，侧重于财产的静态安全。而债权则是动态财产权，其社会机能是跨越时空障碍，实现财产的流转，保障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发生的商品交换得以实现，侧重于财产的动态安全。
（二） 物权与债权的联系
物权与债权虽有上述区别，但作为现代财产权的两大支柱，它们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二者相辅相成，彼此协力，共同实现对经济生活的调整。
1. 物权与债权关系的相对化。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债权物权化。即债权逐渐具有了物权的某些特征，如法定性、排他性等。其典型有二：一是租赁权的物权化使得“买卖不破租赁”；二是预告登记制度使得经预告登记的债权具有物权的效力。
(2) 物权债权化。即物权逐渐具有了债权的某些特征，如意定性、相对性等，例如物权的证券化就使这些证券所代表的物权的绝对性淡化。
2. 债权法对物权关系的类推适用。如债权请求权尤其是债务不履行所生请求权原则上可类推适用于物权请求权。即当物权法没有规定时，有关消除危险、排除妨害、返还原物等物权请求权的行使，可以类推适用同为救济权的债务不履行请求权。
3. 物权与债权具有功能上的互补关系。表现为二者的互用、互换、互动。由于物权法采取物权法定主义，对于那些法律没有规定的物权类型，常可以通过债权来满足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对于那些违反物权法定主义规定创设的“物权”，虽不发生物权的效力，但可以转换为相应的债权，产生债权的效力；此外担保物权与债权的联系最为紧密，二者互相促动，担保物权一方面旨在保障债权的实现，另一方面具有诱导债权发生的功能（例如最高额抵押权），同时债权又可以成为担保物权（如权利质权）的标的。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由此可见一斑。
物权与债权作为财产权的两大组成部分，二者之间血肉相连，物权和债权只是对财产权的一个分类，而任何分类都是对天然的伤害。一个分类并不能把物权和债权之间早已存在的联系割断，相反在二者的界限之间必然存在一个模糊区，这一区域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学者早已指出，理念型的物权与债权存在着截然的区别，而现实中的物权与债权却并非截然分开的。实际上，在物权内部不同类型的物权之间的物权性程度也各不相同。比较而言，所有权的物权性最高，其次是用益物权，其物权性高于担保物权，而担保物权内部的物权性也有高低之分，抵押权、质权的物权性高于留置权，而留置权的物权性则高于优先权，优先权更接近于债权。相反，债权中的租赁权由于物权化而更接近于物权。基于此，有人主张，谈论某种权利是物权或债权没有意义，最好是对该权利能够发生什么样的具体权利，发生那样的具体权利是否妥当，作个别的判断。甚至有学者认为：“事实上区分某种权利为债权或物权恐怕也无太大实益，重要的是该权利具备哪些权能，例如租赁权具有对抗继受人之效力，则将其归类为债权或物权显已不重要，而信托占有制度又系混合债权和物权，则应以债权或物权称之，强为区分恐亦系自寻烦恼而无实益。”这种看法虽然有些偏激，但它告诉我们，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是相对的，对待一项权利，重要的不是在物权与债权的框架中对其进行归类，而是要研究、分析其所具有的权能和效力，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㈡ 发生物权争议时应向谁申请确认权利行政机关还是人民法院

所谓行政争议，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产生的争议。不动产物权申请人与登记机关之间由于申请物权登记而产生了行政管理关系，如果申请人与登记机关之间因为物权登记产生了争议，这应该属于行政争议。但是，利害关系人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的争议则不可能是行政争议。这是因为，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不是物权的设立、变动行为，而是行政机关对物权设立、变动结果的确认行为，或者说是物权设立、变动结果的公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动除特殊情形下由人民法院的裁判或仲裁机关的裁决产生外，一般由合法建造、买卖、继承、受赠等民事行为产生。由此可见，由于物权设立、变动而产生的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在物权设立、变动中产生的争议是民事争议。因此，如果利害关系人对物权归属和内容有异议，只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不是行政争议。也就是说，物权法第三十三条所说的物权归属、内容的争议是民事争议，不是行政争议。
那么，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应该向谁请求确认权利？即有权确认物权争议的机关是人民法院，还是行政机关？这将决定最终产生的诉讼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
物权法是关于物权规范的基本法，但不是关于物权规范的唯一法律。当不动产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时候，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之所以不明确指出利害关系人应以何种途径请求确认权利，就是因为在物权法出台之前，我国已有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担保法等多部法律涉及到对物权的规范，包括对解决物权争议的规范。因此，笔者认为，如果其他法律对解决物权争议有明确规定、且与物权法的规定无矛盾的，应优先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对于物权规范来说，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法律与物权法的关系是物权的专门法与物权的普通法的关系，而优先适用专门法的规定是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律。例如，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我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根据土地管理法、森林法的上述规定，因为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产生的争议，或因为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产生的争议，在协商不成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应该先向行政机关请求处理，对行政机关处理不服的，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而不能未经行政机关处理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矿产资源法等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上述规定，确定了先行政确认、后行政诉讼的解决物权争议的模式。这种模式也适用于已经进行了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及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
由于利害关系人对物权归属和内容的争议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因此，除土地管理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法律专门规定的行政确认程序之外，对于其他物权归属和内容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确认，由此产生的诉讼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确认之诉，显而易见，这是民事诉讼程序。例如，利害关系人对已经登记的房产所有权归属或共有权发生争议，其性质就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争议，相关当事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请求确认权利归属。当然，如果物权争议的各方达成仲裁协议，同意将争议提交仲裁裁决，那么，仲裁程序也可以成为确认有争议的物权归属的有效程序。
对于法律明确规定必须由行政机关确认的物权争议，当事人只能请求行政机关确认，对行政机关确认不服产生的诉讼是行政诉讼；对于其他物权归属和内容的争议，当事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也可以在达成仲裁协议后通过仲裁程序确认。由此可见，在适用物权法第三十三条有关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的规定时，对这种确认是行政程序还是民事诉讼程序，不能一概而论。但对于一个具体的物权争议，要么是先行政确认后行政诉讼，要么是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并无选择权。
那么，对于已经登记的物权，如果利害关系人与登记的权利人对物权的归属发生争议，利害关系人在请求确认权利之前，是否必须依照物权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更正登记和异议登记？即更正登记与异议登记是否是物权确认的必要前置程序？例如利害关系人对已经登记的房产所有权归属有异议，在提起诉讼之前，应否先申请更正登记和异议登记？
应该说，在不动产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而需要纠正时，物权法第十九条所规定的更正登记制度和异议登记制度，是一种简便可行的纠正不动产登记错误和保护不动产物权的法律途径，但不应该将这两种登记制度理解为不动产权利人及利害关系人申请纠正登记错误的必经程序。对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来说，如果发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已经造成不良后果，应该有权直接通过行政确认程序或民事诉讼程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对于利害关系人来说，如果发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且侵犯了自己的利益，既可以在申请更正登记无果后申请异议登记，然后通过行政确认程序或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争议；也可以绕过申请更正登记的程序，在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进行协商无果后，直接申请异议登记，然后通过法定程序确认权利归属以解决争议；还可以不进行异议登记而直接申请权利确认或提起诉讼。
异议登记制度的意义在于，在登记的有效期间，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对有异议的不动产不能行使处分权。例如对已登记的房产所有权有异议的利害关系人，如果没有申请异议登记而直接向法院起诉，该房产有可能在诉讼期间被登记的业主处分。当然，利害关系人可以援用诉讼中的财产保全程序或诉前财产保全程序，来达到异议登记制度所要达到的目的。可见，异议登记制度是利害关系人用于保护自己合法权利的法律制度，但不是申请权利确认的前置程序，因此，也不应该成为不动产利害关系人维护不动产权利的必经程序。蔡 晖 王瑞峰

㈢ 因物权的归属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 )

《物权法》（草案）第三十七条因物权的归属和内容发生争议的回，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答权利。

第三十八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不能返还原物或者返还原物后仍有损失的，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第三十九条造成不动产或者动产损毁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或者恢复原状后仍有损失的，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3)物权中有争议的点扩展阅读

当事人在物权归属发生争议或者权利状态不明时，请求有权机关确认物权归属、明确权利状态。在民事审判中，经常会遇到需要确认物权的案件，例如，在“一房两卖”情况下确认该房屋所有权究竟归谁；

在买卖合同中确定所有权是否已转移给买受人；以及在复杂的抵押合同中分辩抵押物的所有人究竟为谁，谁的权利优先等等。

通过登记将不动产物权的设立、转移、变更的情况向公众予以公开，使公众了解某项不动产上所形成的物权状态。登记制度对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的作用在于，确定物权的归属，解决物权的冲突和保护交易安全。

具体来讲，就是通过登记能确定某项不动产物权归谁所有，登记记载的权利人实际上就是对物权的归属主体在法律上的认定。

㈣ 房屋漏水，物权纠纷问题

一、解决的法律路径
房屋发生渗漏时，解决的思路为：查找分析渗漏的成因——确定法律关系——适用相关的法律规定————明确责任，这样，便能有针对性地适用法律寻求到正确的解决方法。
二、常见的房屋渗漏原因
1、开发商建房时因质量问题造成的;
2、楼上住户因装修房屋、改建管道、不当用水等造成对楼下住户的侵害;
3、楼下住户装修中对其楼顶造成损害而导致渗漏;
4、房屋使用久远造成防水材料自然老化而导致渗漏。
不同的渗漏原因，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这就影响到适用法律的选择和诉讼的路径。如果确定法律关系错误，就会导致确立案由和适用法律的错误，判决结果就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三、不同的渗漏原因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
针对上述常见的渗漏原因，可以形成以下相关法律关系：
1、开发商建房时因质量问题造成的渗漏，形成商品住宅质量纠纷法律关系。
2、楼上住户因装修房屋、改建管道、不当用水等造成的渗漏，形成财物损害的侵权法律关系。
3、楼下住户装修中对其楼顶造成损害而导致渗漏，形成相邻法律关系。
4、房屋使用久远造成防水材料自然老化而导致渗漏，也是形成相邻法律关系
5、共用设施、设备导致渗漏且已过保持期，则应适用物业管理纠纷法律关系。
四、不同的渗漏原因适用不同法律
1、对商品住宅质量纠纷法律的适用
《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5年。”
适用该规定的前提条件是要确定开发商建造的房屋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如果渗漏给受害人财物带来损害的，开发商则还要按照《民法通则》承担侵权的民事赔偿责任。
如果渗漏是受害人及其相邻关系人造成的，即使在五年的质保期内，开发商也不应承担责任。
如果渗漏既有开发商建造房屋的质量问题，又有渗漏受害人和其相邻关系人装修不当的原因，则应相应减轻开发商的责任并让有过错的一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2、楼上住户因装修房屋、改建管道、不当用水等造成的渗漏时的法律适用
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3、楼下住户装修中对其楼顶造成损害而导致渗漏、房屋使用久远造成防水材料自然老化而导致渗漏时的法律适用
楼下住户装修中对其楼顶造成损害而导致渗漏，是受害者自已的过错，而房屋使用久远造成防水材料自然老化而导致渗漏，则相邻各方均无过错，在这样的情况下，应相邻关系立案的目的仅是寻求解决的途径，至于责任的承担，则要依据查明的渗漏原因来确定。
《民法通则》的第八十三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9条规定，“相邻一方必须使用另一方的土地排水的，应当予以准许;但应在必要限度内使用并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排水，如仍造成损失的，由受益人合理补偿。相邻一方可以采取其他合理的措施排水而未采取，向他方土地排水毁损或者可能毁损他方财产，他方要求致害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应当予以支持。”
《物权法》第八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第八十六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应当为相邻权利人用水、排水提供必要的便利。 对自然流水的利用，应当在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之间合理分配。对自然流水的排放，应当尊重自然流向。”第九十二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 ”
根据以上相邻关系的规定，房屋用水与排水的相邻关系归纳为：
(1)一方应为另一方提供便利。
(2)相邻的一方要为另一方提供便利，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辞的义务。
(3)相邻关系中责任的承担，应当根据物权侵权原理和《民法通则》中侵权规定来处理。如果相邻人主观上没有过错，客观上也不存在任何过错行为，或者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依然不能构成物权上侵权行为，也就不能因相邻关系的存在让相邻关系人承担责任。
(4)因为有相邻关系，所以就要承担责任，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但因为有相邻关系，所以要提供便利，这是一个符合情理法理的正确认识。
(5)处理相邻关系纠纷应遵守公平原则，互助兼顾相邻权利人的利益，防止损人利已妨害社会公共利益。
4、共用设施、设备导致渗漏且已过保持期时的法律适用
共用水管的维修，除了人为破坏的情况由破坏人承担修理责任外，在开发商保修期满后，应当有专项维修资金来承担。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住宅物业、住宅小区内的非住宅物业或者与单幢住宅楼结构相连的非住宅物业的业主，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纳专项维修资金”。
“专项维修资金属业主所有，专项用于物业保修期满后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更新、改造，不得挪作他用”。
2008年2月1日起施行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商品住宅、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交存、使用、管理和监督，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是指专项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的资金。”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住宅共用部位，是指根据法律、法规和房屋买卖合同，由单幢住宅内业主或者单幢住宅内业主及与之结构相连的非住宅业主共有的部位，一般包括：住宅的基础、承重墙体、柱、梁、楼板、屋顶以及户外的墙面、门厅、楼梯间、走廊通道等。 本办法所称共用设施设备，是指根据法律、法规和房屋买卖合同，由住宅业主或者住宅业主及有关非住宅业主共有的附属设施设备，一般包括电梯、天线、照明、消防设施、绿地、道路、路灯、沟渠、池、井、非经营性车场车库、公益性文体设施和共用设施设备使用的房屋等。”
该《办法》没有明列上下水管道、落水管是共用设施，那么，上下水管道、落水管是否属于共用设施呢?一是从法条看新办法不但用了“一般包括”的文字，同时明确 “由住宅业主或者住宅业主及有关非住宅业主共有的附属设施设备”均属于共用设施，可见该办法没有采用列举穷尽的方法，不存在除此之外，不得认定的情况。二是上下贯通的排水管、进水管虽然经过业主房内，但权利属于该楼一侧单元的共有人，性质属于共用设施。如果否认其具有共用的性质，那么就要承认业主对其拥有物权，物权的特征是对世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开发商提供的《商品房屋质量保证书》中就明确对上下贯通的排水管、进水管不允许随意修理拆卸，可见，业主是不能对其行使支配和排他的权利的。三是说上述管道是共用设施，还可以从户外的落水管得到印证，户外的落水管同样未列入新办法之中，但它作为共用设施无人置疑，否则，户外的落水管一旦毁损将无人修理。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更新、改造费用，按照下列规定分摊：(一)商品住宅之间或者商品住宅与非住宅之间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更新、改造费用，由相关业主按照各自拥有物业建筑面积的比例分摊。(二)售后公有住房之间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更新、改造费用，由相关业主和公有住房售房单位按照所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比例分摊;其中，应由业主承担的，再由相关业主按照各自拥有物业建筑面积的比例分摊。(三)售后公有住房与商品住宅或者非住宅之间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更新、改造费用，先按照建筑面积比例分摊到各相关物业。其中，售后公有住房应分摊的费用，再由相关业主和公有住房售房单位按照所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比例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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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存在争议的物权,是不是谁先占有谁有利

当然不是，存在争议往往就是有主物，权利归属只是不明确而已，本身性质是固定的。
先占是原始取得所有权的一种方式，指无主物、动产，先占先得。
当然，如果你说的争议物就是无主动产，那可以先占先得。

㈥ 急！当今学界物权法领域内的争议有哪些

物权法106的物权善意取得问题，物权法出台后规定不动产也可以善意取得。还有就是物权行为无因性和又因性的争议。

㈦ 物权中有可能产生哪些财产上的权利冲突

物权法上的权利冲突规则2008-11-2 【大 中 小】
——中国法律经验的总结和评析

关键词: 物权/债权/权利冲突/优先效力

内容提要: 物权法中的权利冲突表现为物权和债权的冲突以及物权之间的冲突，解决前一冲突的规则通常是物权优先于债权，但根据法律的特别安排，租赁权等特定债权能优先于物权；解决后一冲突的规则通常是顺位，即根据物权设定先后次序来排列同一财物上负担的限制物权的实现顺序，此外，还有限制物权优先于所有权等根据物权特性以及当事人意思表示来决定物权地位的特殊规则。

由于物权的客体通常可反复利用，但又具有稀缺性，在负载某特定物权之外，它还可能成为债权或者其他物权的标的物，一旦客体的价值有限，就会导致这些权利产生冲突，物权法学理中所说的物权优先效力就是解决这些冲突的基本规则，其重要意义毋庸赘言。物权法上的权利冲突，主要表现为物权与债权的冲突以及物权与物权的冲突，由于物权和债权存在本质上的差异，这两类冲突的性质也完全不同，分别要适用不同的规则，解决前一冲突的规则属于外部规则，后一规则是内部规则。不过，任何一部物权法都没有集中规定这些规则，它们分散于同一物权法的不同部分、甚至于不同的法律中，我国同样如此。本文主要根据我国法律文本和实践，总结相关经验，以供适用和检讨。

一、解决权利冲突的外部规则

物权是权利人直接支配特定物的权利，债权是特定人之间的请求权，没有直接支配物的权能，正是因为物权的直接支配功能，导致其与债权无法两立时，能排斥债权而优先实现，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物权优先于债权”。但这并不绝对，法律中的权利无非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当特定债权被赋予特殊价值时，它将排斥物权，从而形成例外。

（一）原则：物权优先于债权

学理上一般把物权优先于债权的规则细化为以下两种情形：（1）在某财产既为债权给付的标的物，又为物权的客体时，无论物权成立时间先后，物权优先于债权；（2）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上存有限制物权，就出卖该特定物所得的价金，限制物权人有优先于一般债权人受偿的效力。[1]情形一又可以细分出以下规则：

第一，当非同一权利人的所有权和债权共同指向某物时，只要所有权人不受该债权约束，由于所有权是完全物权，具有强烈的对抗力和排他性，而相对性的债权只能约束特定当事人，要承受所有权的排斥，故所有权优先于债权。

第二，某特定财产既是不以租赁为内容的债权给付（如买卖、借用）的对象，又是限制物权的客体，则无论成立时间的先后，限制物权优先于债权，债权人既不能请求除去该物权，也不能请求物权人交付或者移转该财产。

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担保法解释》）第66 条、《物权法》第190 条第2 句，某特定财产既是限制物权的标的物，又是租赁合同的客体，由于租赁合同具有物权化的特点，此时，应参照物权之间的内部效力规则，成立在先的物权能排斥成立在后的租赁债权。

第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0 条，在一物两卖等同一财产被处分数次的情形，先通过公示取得物权者，即使其债权成立时间在后，也能排斥成立时间在前的债权。

情形二之下的规则大致包括：

第一，根据《担保法》第56 条、《物权法》第170 条、《企业破产法》第109 条，债务人的财产设定了担保物权，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担保物权人就标的物变价后的价金，优先于一般债权而受偿。

第二，在某不动产上设定抵押权后，又设定典权等限制物权，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若无人应买或者所出价金不足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执行法院可除去典权，重新估价拍卖，所得价金于清偿抵押权所担保债权后，如有余额，典权人可以优先于一般债权人而受偿。[2]

（二）例外：债权优先于物权

在特定情形，法律为了维护债权人的群体利益，给予特殊保护，使其优先于物权，形成债权优先于物权。

1．租赁权

租赁权是承租人基于租赁合同而对标的物进行使用、收益的债权。在传统民法中，出租人是独立的物权人，与其相比，要依赖于他人之物才能生存和发展的承租人被视为弱势之人，特别是为了保护住房承租人的生存利益，不至于让其承租利益因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而受新主的排斥，遂有“买卖不破租赁”制度的产生，这也是租赁权物权化的标志。

在我国，该规则早先表现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下称《民法通则意见》）第119 条第2 款：“私有房屋在租赁期内，因买卖、赠与或者继承发生房屋产权移转的，原租赁合同对承租人和新房主继续有效。”该规定非常贴切地表达了买卖不破租赁的意旨，体现出对承租人生存利益的特别保护。之后，《合同法》第229 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这使得无论何种标的物的租赁权均可物权化，如此一来，反倒模糊了买卖不破租赁的政策定位，因为与住房租赁等不动产租赁相比，动产租赁并不包含保障承租人安身立命的价值，让它与不动产租赁权一样被物权化，难言合理。[3]

为了在担保关系中体现出租赁权的物权化，《担保法》第48 条规定：“抵押人将已出租的财产抵押的，应当书面告知承租人，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这与《民法通则意见》第119 条第2款和《合同法》第229 条规定的租赁权只要有效成立即可对抗新主所有权的规则不同，抵押人是否履行书面告知承租人义务，似乎成了租赁权能否物权化的前提，租赁可否破除买卖完全控制在抵押人之手，这就失去了“买卖不破租赁”的意蕴。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看来，抵押人书面通知承租人的义务是为了落实《民法通则意见》第118 条规定的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而为的制度措施，并非影响租赁合同效力的因素，[4]故而，《担保法解释》第65 条将《担保法》第48条修改为“抵押人将已出租的财产抵押的，抵押权实现后，租赁合同在有效期内对抵押物的受让人继续有效。”其实，如果着重考虑租赁权的物权化特色，当它与抵押权共存于同一财物上时，应适用权利冲突的内部规则，成立在前的租赁权当然可以对抗成立在后的抵押权，反之亦然，《担保法解释》第65－66 条体现了这一点，值得赞同。

这一立场同样反映在《物权法》第190 条：“订立抵押合同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抵押权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

不过，它不是《担保法解释》第65 条至第66 条的翻版，其特点在于：（1）明确了租赁权对抗抵押权的时间点，即抵押合同的订立，此时，依据不经公示，物权不变动的规则，抵押权并未设定，成立的仅仅是抵押合同之债，而从抵押合同成立到抵押权通过登记而设定之间还有一段时间，这样，即使租赁权在抵押登记之前存在，但只要它后于抵押合同成立的时间，也不能优先于抵押权，这对租赁权的物权化限制得更为严格；当然，依据不经公示，物权变动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则，抵押权因抵押合同的成立而设立，之前的租赁权可以优先于抵押权。（2）明确了可优先于租赁权的抵押权范围，即已经登记的抵押权，虽已成立但没有登记的抵押权纵然设定时间在前，也不能对抗租赁权，其原因应当是登记为承租人提供了相关信息，让其明知抵押权存在的事宜，进而在信息完全充分的基础上作出是否承租的判断，一旦判断肯定，承租人就要承受抵押权存在的事实，这实际上将因抵押合同成立而设立的、同时也没有登记的抵押权排除之外。这样一来，将租赁权优先于抵押权的时间点设置为抵押合同成立之前，反倒没有什么道理，因为只要没有登记，租赁权就能对抗抵押权，抵押合同其实对租赁权的优先效力不产生实质影响，实不如将该时间点设定为抵押登记之前。

2．职工劳动债权

劳工在近现代社会也被视为典型的弱势群体，法律给予特殊保护，其中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优先保护劳动债权，比如，根据《海商法》第22 条第1 款第1 项和第25 条第1 款，船长、船员和在船上工作的其他在编人员根据劳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劳动合同所产生的工资、其他劳动报酬、船员遣返费用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给付请求权优先于船舶留置权和船舶抵押权。不过，在《企业破产法》颁布之前，职工债权和担保物权在破产清算时，何者为优，存在相当激烈的争论，因为优先保护前者是以人为本，优先保护后者则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如何取舍，难以决断，这可谓是《企业破产法》最难以选择的难题。[5]《企业破产法》第132 条最终确立了担保物权优先的一般规则，但也有例外。

3．购房消费者的债权

购房消费者是另一个弱势群体。鉴于我国房地产价格与居民收入不成比例，房地产市场交易不规范，房地产商占据了强势地位，购房消费者难以知悉所买房屋的具体负担情况等现实，最高人民法院特别保护购房消费者对房地产商享有的请求移转房屋所有权的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下称《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批复》）第1 条至第2 条，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买受人的请求权可以对抗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以及其他债权人就该房屋所享有的抵押权。据此，只要购房消费者交付了全部或者大部分购房款，其请求权即可对抗其他物权，至于其是否占有房屋，在所不问。不过，该房屋上的抵押权应没有通过登记公示，否则，视为购房者自愿承受该权利，或者购房者懈怠保护自己的利益，根据《担保法解释》第67 条，购房消费者的债权不得对抗抵押权。

4．预告登记的债权

预告登记的对象是债权，它是债权物权化的重要表现。[6]《物权法》第20 条明确规定了预告登记，此前，我国一些地方性法规也规定了该制度，比如，《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中预告登记的对象是预购商品房和房屋建设工程的请求权，经过预告登记，债权人能排除其他人取得将来的房屋物权。需要说明的是，预告登记债权之所以有优先效力，基本上是为了防范原因行为和物权变动之间的时间差对物权受让人的风险而设，这不同于以上几种优先性债权所蕴涵的保护弱者的社会政策考量。

5．其他债权

在我国，法律赋予优先效力的债权至少还有：（1）《海商法》第22 条第1 款第2 项至第5项、25 条第1 款规定的船舶营运中的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船舶吨税、引航费、港务费和其他港口规费的缴付请求、海难救助的救助款项的给付请求以及船舶在营运中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财产赔偿请求等债权；（2）《民用航空法》第19 条第1 款、第22 条规定的援救该民用航空器的报酬、保管维护该民用航空器的必需费用等债权；（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 条规定的被拆迁人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请求权。

二、解决权利冲突的内部规则

一物上存有数个有冲突的物权时，物权法通常采用“时间早者权利先实现”的规则，[7]我国也不例外。当物权公示能决定物权变动时，物权的标志就是不动产登记或者动产交付，它们出现的时间将影响物权的实现顺序，公示在前的物权具有优势地位，该规则被称为顺位，主要适用于同一物上的数个限制物权之间、或者限制物权与预告登记之间。一般规则通常伴随例外，顺位规则也不绝对，比如，不同特性的物权之间会遵循其他规则，限制物权即可优先于所有权而实现。

（一）顺位规则

顺位的基本内涵，就是在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情况之外，按照限制物权设定的前后顺序决定其实现顺序。在不动产物权（如房屋抵押权）和权利物权（如专利权质权），顺位以登记为标准，在动产物权则以交付为标准。[8]至于当事人约定的设定物权的合同，在其内容尚未被登记之前，仅仅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拘束力，不能影响第三人的权利义务状况，不能成为确定顺位的标准。由于不动产物权之间的冲突在实践中更常见，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基础的顺位更富有法律技术含量，本文以下主要讨论不动产物权的顺位规则。

在不动产物权，顺位得以建立的物质基础是登记簿，为了使物权能够有序地在登记簿中得以表现，就必须整理物权在登记簿中的存在空间，相同性质的物权应在同一栏目之中，这样，就可以按照栏目簿页空间上的前后位置，来排列物权实现的顺序，即物权登记空间位置在前者，有优先顺位，反之，顺位在后。

不同类型的物权则应位于不同的栏目，这导致它们之间不存在物理意义上的登记空间前后排列顺序，而应依登记时间顺序为标准来确定顺位。登记时间通常以登记簿记载的登记时间为准，而且，基于物权公示的推定效力，无论登记簿中记载的时间是否真实，法律都推定其真实可靠，这样，登记时间在先的顺位优于登记时间在后的顺位；记载时间相同的，顺位相同，此时，要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来公平衡量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关系。[9]虽然登记簿记载的时间存在先后顺序或者相同，但是，如果登记簿注明登记申请日期或者登记机关收到登记申请日期先后的，或者提出顺位主张的当事人能够证明登记申请日期先后的，则应以登记申请日期的先后顺序为准。[10]这一标准是对顺位更为细致的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登记时间和申请时间的计算单位，但根据《担保法解释》第58 条第1 款，当事人同一天在不同的法定登记部门办理抵押物登记的，视为顺序相同，由此，该计算单位应是“天”，即同一天递交的登记申请如果都符合法律要件，则应在同一天登记，这些权利的顺位相同，根据《担保法》第54 条第1 项、《物权法》第199 条第1 项，抵押权顺位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然而，这种规则并不符合客观上存在的先来后到的顺序，即使两项登记申请在同一天，但只要申请到达登记机关的时间有先后，就将导致顺位也有先后之别，不宜用“天”为基本计时单位来模糊处理。对此，我们宜借鉴德国的经验：两项登记申请虽在同一天，但在不同时间到达土地登记局，应在登记簿中通过顺位附注方式清楚标明，先提出申请的权利优于后申请者；[11]或者借鉴瑞士经验，登记机关在接受登记申请时，宜清晰标注申请到达的钟点并按照先后顺序编号。[12]

（二）特殊规则

根据物权的不同特性以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可以适用不同于顺位规则的特殊规则，主要为：

1．限制物权的优先效力

限制物权的有效存在，是所有权实现的一种方式，也是所有权人自愿承受负担的表现，故而，所有权要受到限制物权的限制，只有在限制物权消灭后，所有权才能恢复其本有状态，因此，所有权总是滞后于限制物权。

2．登记物权的优先效力

当某物上有数个物权存在，其中有登记外观的物权优先于无登记外观的物权，具体而言：

第一，基于登记的对抗效力，原因行为成立即导致物权变动，但不登记者不得对抗第三人，那么，根据《担保法》第54 条第2 项和《物权法》第199 条第2 项，登记的物权能对抗没有登记的物权。另外，尽管同一物上的数个未登记物权的原因行为的有效成立时间会有先后顺序，但由于未登记的物权不具有对抗力，无论成立时间先后，它们相互之间不能对抗，而是处于同等地位，就此而言，《担保法解释》第76 条和《物权法》第199 条第3 项修改《担保法》第54条第2 项按照抵押合同生效时间排列未登记抵押权的先后顺序的规定，改为各抵押权人按照债权比例受偿，值得赞同。

第二，与登记的公开性、稳定性和公信程度相比，动产占有显得更隐秘、不稳定，也不那么公信，动产物权的设定也不如登记物权那样明确，当事人完全可以在设定登记物权后再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以移转占有的动产物权的设定在先为由，对抗登记物权，[13]故而，在同一物上既有登记抵押权也有质权时，根据《担保法解释》第79 条第1 款，登记的抵押权人优先于质权人受偿。不过，基于登记的对抗效力，未登记的物权不能对抗第三人，据此，未登记的抵押权不能对抗动产质权，而不宜按照权利产生的时间先后来排列它们之间的顺序。

3．法定物权的优先效力

法定物权是无需当事人约定，只要符合法律规定要件即可当然产生的物权。与意定物权包含的由私人进行计划安排的特性不同，法定物权则是立法者根据社会公益或者特定社会政策而作出的强制性安排，具有优先效力，比如，根据《物权法》第239 条、《海商法》第25 条第1款和《担保法解释》第79 条第2 款，留置权优先于抵押权和质权。

法定的不动产物权属于非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的产物，适用登记的宣示效力规则，故而，无需登记即可设定，并能排斥登记物权，比如，根据《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批复》第1 条，建筑工程承包人的法定抵押权优于抵押权，这也是学理上通常所谓的费用性担保物权优先于融资性担保物权。但是，费用性担保物权虽然无需登记就直接排斥他人利益，而无论先前已经存在物权是否登记，这将使既有的融资性抵押权失去意义，并导致其他物权人或债权人采用措施来排除风险，从而产生诸多经济成本。[14]为了摆脱这种困局，可能比较好的出路，还是借助登记，将费用性法定抵押权公示于众，使得其他人能获取较充分的信息来决策安排计划。[15]

4．意定顺位的优先效力

前述的顺位为依据法律规定的标准和规则确立的法定顺位，意定顺位则是按照当事人的意思排列的物权顺序，它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能排除法定顺位规则。我国法律没有直接规定意定顺位，但从《物权法》第194 条第1 款第2 句，也可推导出相关意思，即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可以协议变更抵押权顺位，从而打破抵押权原有的顺位。当然，意定顺位要发生效力，意思表示必须有效，而且，意定顺位必须在登记簿中显示出来。

此外，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81 条和《瑞士民法典》第813 条第2 项，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不动产所有权人可在登记簿上为先设立的限制物权提供一个后顺位，为将来设定的其他限制物权保留一个先顺位，这被称为顺位保留，它也打破了法定顺位规则。顺位保留之所以产生，源于实践中的客观需求，比如，不动产物权人在为土地开发借贷而设定抵押权之前，要为另一项较为次要的利益设定另一物权（如为购买汽车贷款设定抵押权），为了保障重大利益，就要为前者保留优先顺位。我国交易实践同样存在这样的需求，故我国将来的《不动产登记法》宜借鉴和规定顺位保留制度。

注释:

[1]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34－35 页；温丰文：《台湾民法典物权优先效力规定之施行经验》，载《月旦民商法》第3 期，2004 年3 月，第132 页。

[2]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35 页。

[3]参见苏永钦：《关于租赁权物权效力的几个问题》，载《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338 页以下；张双根：《谈“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客体适用范围问题》，载《中德私法研究》2006 年第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16 页。

[4]李国光、奚晓明、金剑锋、曹士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252－253 页、第284 页。

[5]参见余力：《新“企业破产法”面临最后抉择》，《南方周末》2004 年12 月23 日，第21 版；李曙光：《破产法进入三审关键之争：担保债权与职工债权孰优先》，《21 世纪经济报道》2005 年5 月30 日，第34 版。

[6]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418 页以下、第341 页。

[7] Vgl. Schmid/Huerlimann-Kaup， Sachenrecht， 2. Aufl.， Verlag Schulthess， 2003， S.18.

[8] Vgl. Rey， Die Grundlagen des Sachenrechts und das Eigentum， 2. Aufl.， Verlag Staempfli， 2000， S.141.

[9] Vgl. Mueller， Sachenrecht， 4. Aufl.， Verlag Hezmanns， 1994， S. 398－399.

[10]参见《瑞士民法典》第972 条第2 项；《日本不动产登记法》第6 条第2 项第2 句、第47 条；《澳门物业登记法》第6 条第1 款；《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第11 条第2 句、第13 条第3 款第1 句。

[11]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418 页以下、第341 页。

[12] Vgl. Schmid/Huerlimann-Kaup， Sachenrecht， 2. Aufl.， Verlag Schulthess， 2003， S.92.

[13]李国光、奚晓明、金剑锋、曹士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252－253 页、第284 页。

[14]参见苏永钦：《法定物权的社会成本》，载《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65－271 页。

[15]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审理商品房按揭合同纠纷案件的几个问题》，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14 卷，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114－117 页。（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常鹏翱

㈧ 发生争议的物权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法律不溯及来既往，即新颁布的法律源不适用于之前发生的法律关系（法律纠纷），只适用于法律实施之后的法律关系。
物权法没有规定对其实施之前法律关系的具有法律效力，所以，物权法不适用于其实施之前的法律纠纷。
立法法
第八十四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㈨ 房产物权纠纷案件

您好，
不动产物权归属可提民事诉讼
现实中，围绕房产归属而产生的纠纷非常多。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
实践中，有观点认为，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未经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就不能取得及享有不动产物权。已经登记的不动产产生权属争议的，应当提起行政诉讼撤销或者变更登记。这种观点受众颇广，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实践中出现了民事、行政审判部门互相推诿以及民事裁判与行政裁判冲突的现象，不仅徒增当事人讼累，也有损司法的权威和公信。
对此，《解释》规定，因不动产物权的归属，以及作为不动产物权登记基础的买卖、赠与、抵押等产生争议，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依法受理。当事人已经在行政诉讼中申请一并解决上述民事争议，且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除外。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
未经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 转移不动产所有权无效
老百姓买房最怕交付房款之后，房却拿不到。“一房两卖”甚至“多卖”的现象并不鲜见。而物权法规定的预告登记制度，是保障尚未获得物权的买房人等债权人权益的一项制度。根据物权法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
实践中，对于现实登记权利人针对不动产的何种处分，会因违反法律规定而不发生物权效力，存在模糊认识，一些案件中甚至出现不当扩大预告登记效力的倾向。
为此，《解释》第四条明确，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转移不动产所有权，或者设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地役权、抵押权等其他物权的，应当依照物权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其不发生物权效力。

㈩ 物权行为无因性的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无因性理论妨害了交易的公正，理由有：
（1）在买受人将物出卖给第三人，而第三人为恶意时，出卖人也无法要求第三人返还原物，而只能返还不当得利，这一点违背公正原则。
（2）买受人如果以此物为其债权人设置担保物权，按照物权优于债权的原理。出卖人也无权取回原物 ，而只能要求赔偿损失，这对出卖人不利。
（3）法院如果对该物强制执行，出卖人也不能提出执行异议，这也对出卖人不利。
（4）如果买受人被宣告破产，那么出卖人也无法提出别除权。
（5）如果继承人为上述处分后，第三人根据继承人的处分取得了物权。根据无因性理论在继承有错误的情况下，财产无法从第三人处适用。
（6）如果物权在第三人处灭失，买受人也可不负责任。
他们认为，物权行为无因性在保护交易中第三人的同时，过度损害了出卖人的利益，违背交易活动中的公平正义原则。在他们看来，善意取得制度能够达到无因性保护第三人合理信赖的目标。善意取得制度的基本原理是，对交易中的第三人是否进行保护，取决于第三人对前手的交易瑕疵是否知情，不知情的则为善意取得，否则不能。
物权行为理论的支持者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本身有许多固有的缺陷难以克服，是不能替代“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他们提出了以下理由：
（1)主观善意的要求与物权公示原则的基本功能不协调。物权行为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的首要缺陷是在于它弱化了物权公示的效力，弱化了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交付在现实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根据物权公示原则建立的物权，在客观上具有正确性推定的效力，即以登记的物权为正确的不动产物权，以占有的物权推定为正确的动产物权，从而实现对物权上权利秩序的司法保护，并达到保护第三人利益的目的。根据这一原则，第三人在取得物权时对前手交易的瑕疵不负担保责任。但善意取得制度恰恰违背了这一规则，要求第三人对其前手交易的瑕疵负担保责任。这一责任对物权公示原则损害很大，它使得不动产登记，动产交付的推定作用基本上无从体现。
实际上在善意取得制度中，判断“善意”与否，一项重要标准就是是否存在可合理信赖的占有或登记表象。对于物权变动需登记的财产，只要存在登记表象，则除非对真正权利状况明知，均为善意。对于不需登记的财产，如果存在占有表象，则除非对真正权利状况明知或有其他交易上的重大疏失，也为善意。这比物权行为理论支持者主张的“客观公示完全等同于实际权利”的僵化规则要合理得多。因此，上述理由明显不能成立。
（2）不动产物权变动不适用善意取得规则。物权行为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不动产物权制度中的不动产登记簿，建立起了对一切人公开的法律基础。因为不动产登记簿是国家建立的法律文件，而且它同时是一个公开的法律文件，在这样的法律基础上的权利取得，当然是一种善意的取得。既然登记簿是向社会上所有的人公开的，那么任何人都不能以没有看到登记作用为抗辩理由。因为善意制度是以第三人不知情为抗辩理由的。现在登记簿已经向社会公开了，第三人因此失去该抗辩事由。法律就是以此为基础来建立不动产交易次序，即使登记过程有瑕疵或登记的权利有错误，那么针对第三人而言是应该发生法律效力的。所以在建立了完善的登记制度后，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以不复存在，善意取得制度在不动产物权法制度中间不再发挥作用。
该论点实际上是对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判断标准完全不了解的结果，在第一点里已有充分说明，兹不赘述。应当指出的是，所谓“善意取得不适用于不动产，不动产适用公信原则”的论断，系源自中国台湾省《民法典》和《土地法》对动产善意取得和不动产登记“绝对效力”的分别规定，本无丝毫法理根据，顾为两岸学者辗转注释，竟成共同的学术教条，汉语法学界理论能力之有待提高，可见一斑。
（3）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实践作用逐渐消退。物权行为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善意取得实际上是依法赋予第三人一个针对原所有人追夺的抗辩权，然而第三人抗辩是否能成功，则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其善意。但第三人依照什么标准来确定呢？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正是根据这一点，德国法学家认为，虽然善意取得原则曾经发挥过很好的作用，而且在当代社会有时还要利用这一原则的价值，但该原则在当代社会的作用只能越来越小，它必须从以往广泛适用的角度中退出来。在动产制度中，有些场合下虽然要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达到强化对第三人利益保护的目的，或者说以此为出发点的话，就必须强化动产交付的公信力，或者说强化占有的推定作用。依次观点，善意取得制度在动产物权变动中的作用肯定会越来越小。法律只能按照“占有的权利正确性推定作用”原则来处理无权处分问题，即使处分人无处分的权利，但在第三人根据其占有的情景取得物上权利时,法律应该保护第三人的取得.这就物权行为理论的作用。
该观点对于善意取得制度在现代民法中作用退化的论断，纯属主观臆断，不足为凭。除开存在具有公信力的登记的情况，第三人善意的判断，本来就必须按照不同情形具体判断，没有一刀切的模式，这正是善意取得制度灵活性、合理性和公平性的根源，强行要求善意第三人的判断必须有“统一标准”，不过是概念法学“法律自动售货机”思维模式的残余。
（4）善意取得制度自身不周密的缺陷。物权行为论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设计中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它不能把依据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与事实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最终区分开来。比如，甲将一物出卖给乙，而乙又将其出卖给第三人丙，各自均以发生交付。在甲和乙之间的合同有瑕疵，而甲提出撤消合同并主张返还原物的情况下，第三人丙因为其物权取得为善意取得，丙所取得的所有既受到保护而不受甲的追夺。善意取得对丙的保护的缺陷恰恰就发生在其保护的理论基础上：丙此时取得物权的法律基础是事实行为而不是法律行为。如依次说，则中断了丙取得物权的法律关系，即丙与乙之间的法律关系，这样，就在法律上剥夺了丙在其与乙之间的法律关系有瑕疵时的撤消权。因为，丙的取得是事实行为取得，而事实行为是不能撤消的。所以善意取得制度对第三人的利益保护的设计是不周密的。但是，如果坚持丙与乙的法律关系仍然的存在，就能够保护丙的利益。在坚持该法律存在的情况下，就又恢复到了物权行为理论的交易结构分析，即按照区分原则和无因性原则处理上来：丙与乙之间债法上的法律关系存在，其瑕疵仍然可以救济。救济的方式。即根据无因性原则确定的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方式。
该观点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必然会导致取得人与无权处分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无效，这是不正确的。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和善意取得适用与否的问题没有丝毫联系。在承认善意取得的情况下，既可以认为无权处分合同因前权利人不追认而无效（如中国现行法），也可以认为其无效仅可由取得人主张（法国法），也可以认为其完全有效（德国法、日本法、英美法），还可以认为其部分有效（违约责任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物权变动部分无效）。
（5）善意取得制度只能在物权公示原则下发挥作用。如上所述，善意取得制度具有一定得积极意义，但是其根本缺陷是根据第三人的主观心态来确定其应否得到保护，这一点在法理上和实践上均有所不足。因此，在德国民法典以及后来的一些民法典中，均在首先明确物权公示原则的大前提下，肯定了善意取得制度；同时这些法典还根据公示原则对罗马法以来的主观善意的标准进行了更新，使其能够符合公示原则的要求。
该观点指出了善意取得原则和公示原则存在密切联系，是正确的，但认为善意取得只能在公示原则下发挥作用，则夸大了公示原则的功能。实际上，善意信赖所涉及的不仅有权利表象的“公示”，还有权利表象在具体交易情境下的可信赖度，即“私示”，只有既考虑公示又考虑私示，一般和个别兼顾，才能设计合理的规则。
对无因性理论的支持者进一步认为，对无因性的上述批评是不合理的，违背了物权变动的基本规则，理由如下：
（1）违背了物权公示原则，企图绕过物权公示的法律事实，将债权变动当作物权变动的直接原因，其本质仍然是把债权法上的原因当作物权变动的原因。
实际上，这一反批评意见是明显不合理的。在债的内容为变动物权义务的条件下，债权意思表示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物权变动的意思内容，将债权变动作为物权变动的直接原因、决定性原因，无任何不妥之处。倒是不分情况不分场合，纯从概念分割出发，硬要在任何情形下都搞一个“独立”的物权变动原因的思维方式，不可理喻。
(2)这些批评忽略了对没有任何过错的第三人的保护。他们看不到第三人常常没有过错而原权利人常常有过错的客观事实，对第三人保护提出了违背交易常规的要求。原权利作为物权的所有权人，应当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
该反批评意见将“第三人”等同于“善意第三人”，并以某些主观臆断的“事实”（第三人在交易中“常常”没有过错而权利人“常常”有过错）为由，将交易中的注意义务和交易风险全部从第三人身上转嫁到权利人身上，实际上使物权人处于比非物权人还劣的地位，极不合理。
综上可见，物权行为理论的硬伤甚多，无法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