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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鑒定風險點

發布時間:2020-12-23 12:59:18

① 技術密集型企業應當如何管理知識產權風險

隨著越來越多的小夥伴們開始進入創業開公司的領域,很多企業想通過申請高新認證享受優惠政策,但是對國家高新企業申報需要花費多少錢不了解。這類問題,深圳匯策hccxzx.cn為我們做了簡單介紹。

高新技術企業申報代理價格不是一開始就能明確定下來的。需要了解企業的實際情況,例如知識產權申請專利情況,有多少專利證書;有沒有進行實際的研發行為活動;企業人數,公司名下交社保的實際人數;企業的財務情況,是否呈成長狀態;再有企業是否有歷史遺留問題,是否被懲罰過等等。只有在了解企業的實際情況之後,代理機構才能給出較為准確的報價給到企業。
高新技術企業申報有8大必要條件,在某項條件不滿足的情況下都將導致失敗。高新技術企業申報是「企業創新體系」認證,所有企業進行高新申報後,仍然有許多持續改進和優化的空間,企業可以結合自身實際和高企認定要求,做好研發規劃、科技人員、知產規劃、研發部門建設、科技成果轉化、高企更名手續、財務數據等項目數據。實際上,相當一部分高新技術企業的具體情況是,這幾方面人員往往是交叉的,尤其是在具體研發工作中的作用是很難區分,這樣在具體認定評估中往往處於不利地位。
關於高新技術企業申報一般需要多少錢這個問題,一個高新企業如果滿足申請條件就可以申請高新企業認定,如果缺少科技成果轉化證明等,那麼是需要需要補辦費等。如果找中介機構幾萬到十幾萬,不同地域、不同的企業規模收費不一樣。
高新技術企業申報規性審查:
申報機構應建立高新技術企業認定評審專家庫;依據企業的申請材料,抽取專家庫內專家對申報企業進行審查,提出認定意見。認定、公示與備案:認定機構對企業進行認定。經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在「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工作網」上公示15個工作日,沒有異議的,報送領導小組辦公室備案,在「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工作網」上公告認定結果,並向企業頒發統一印製的「高新技術企業證書」。
科技成果轉化形式包括:
自行投資實施轉化;向他人轉讓該技術成果;許可他人使用該科技成果;以該科技成果作為合作條件,與他人共同實施轉化;以該科技成果作價投資、折算股份或者出資比例;以及其他協商確定的方式。 由技術專家根據企業科技成果轉化總體情況和近3年內科技成果轉化的年平均數進行綜合評價。同一科技成果分別在國內外轉化的,或轉化為多個產品、服務、工藝、樣品、樣機等的,只計為一項。
高新技術企業申報一般需要多少錢,國家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政策:
高新技術企業符合條件的技術轉讓所得免徵、減征企業所得稅。一個納稅年度內,居民企業技術轉讓所得不超過500萬元的部分,免徵企業所得稅;超過500萬元的部分,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高新技術企業固定資產加速折舊。
允許加速折舊的固定資產包括:1、由於技術進步,產品更新換代較快的固定資產;
2、常年處於強震動、高腐蝕狀態的固定資產。採取縮短折舊年限方法的,最低折舊年限不得低於本條例第六十條規定折舊年限的60%;採取加速折舊方法的,可以採取雙倍余額遞減法或者年數總和法。
研發費用加計扣除。
企業為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未形成無形資產計入當期損益的,在按照規定據實扣除的基礎上,按照企業研究開發費用的50%加計扣除;形成無形資產的,按照無形資產成本的150%攤銷
取得國家高新技術企業證書後可享受各區相應認定補貼,深圳市直接獎勵5萬元,重新認定3萬元,龍崗(高新復審10萬)大鵬新區各20萬,南山區10萬,福田區20萬(高新復審5萬),龍華新區(高新復審20萬)、寶安(復審10萬)、光明新區、羅湖、坪山、鹽田30萬。
高新企業認定是新三板上市的必備條件,優先批准符合上市條件的股份制高新技術企業股票上市。

② 中國最近的科技發展成就有哪些

中國近些年發展速度非常快,尤其是科技方面更是如此,成就較多,簡單舉幾個例子。

①超級計算機。在大數據廣為應用之下,超級計算機越來越受重視,而且應用場景越來越多,這使得超級計算機成為「國家科技體現的標配」,畢竟國家信息化是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准,而實現這個標準的物質基礎,就是超級計算機。近些年,我國的超級計算機發展速度極快,目前綜合實力僅次於美國,遙遙領先於第三名,在全世界范圍之內形成了中美爭霸的局面,這本身就說明中國科技的崛起。

事實上,核電技術是我國未來要發展的方向,也是未來「出海」的主力產品之一,我個人認為他要比超級計算機更具變現力和戰略性。

③ 基於制度變遷理論的科技成果轉化研究現狀

合理的、有效的制度安排是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保障。目前,國內學者從科技成果轉化的風險投資機制創新、知識產權制度創新、體制創新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風險投資機制創新

趙達薇(2004)借鑒發達國家發展經驗,提出只有加快發展風險投資體系,才能彌補科技成果轉化階段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籌資能力、國家財政支持、私人資金投入和銀行貸款之間的空白。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完整健全的投資機制來保證風險投資資金充足。張興隆(2000)進一步認為風險投資體系的建立能夠激活資本運作市場,疏通融資渠道,使風險與權益有機結合,變過去那種單純的融資形式為投資、監管、參政議政有機融合的機制。這樣一來,對重大科技成果的轉化工作,論證更充分,評估更客觀,結論更准確。項目各方一旦達成共識,成果的轉化就得到了根本的保證。

張璞、張學東(2001)認為風險資本是適應高新技術高風險、高收益的特點而成長起來的融資工具,通過風險投資機制的建立可以解決我國科技成果轉化資金不足的問題。建議從以下幾方面著手建立風險投資機制:以風險投資基金為主要形式,充分發揮民間力量,使風險投資來源社會化,鼓勵銀行、保險公司、企業集團向風險投資公司參股,活躍風險投資資本市場。提高項目評估、會計審計、法律咨詢和產權界定等機構的服務質量和信譽,發揮他們在風險投資活動過程中的作用。除證券市場和產權交易市場以外,我國還應建立一個全國性集中管理、統一監管、規范運作的第二板塊市場用以風險投資基金的投資,為風險資本提供多層次的上市與退出投資渠道。政府應加強對風險投資的宏觀調控和引導,通過特別法形式,為風險資本運作提供特別的法律依據。政府還應運用稅收杠桿和優惠信貸等手段,引導社會資金進入風險投資領域,為風險投資營造一個良好的政策環境。胡薇薇(2006)對此持相同的意見,但在此基礎上,提出建立一套切實可行的針對高新技術產品的科學評估體系,評估非上市高新技術企業的風險和收益,以減少風險投資企業的盲目性。

鄒東俊(2002)則從促進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角度指出,高校應與風險投資公司建立起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夥伴關系。這樣,在合作過程中,雙方可以揚長避短,優勢互補。高校在成果產業化過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公司在融資、人才、信息等方面的優勢。

(二)構建合理的知識產權制度

鑒於知識產權在制度變遷中的重要地位,對於知識產權的研究較豐富,各位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給出了對策建議。

曹欽潤、蔣美仕(2004)認為知識產權制度障礙的本質是人為的社會體制或制度與科技發展內在客觀規律之間沖突的具體體現,可以綜合運用《財政法》、《產權法》及其他相關政策配合引導和開拓市場,通過市場自動合理配置科技研發資源和推動研發過程的良性運行,促進資本與技術、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從而實現官、產、學、研、商的一體化。

楊萍、張源(2010)指出科技成果的轉化需要建立在科技成果產權邊界清晰的基礎上,科技成果的產權邊界清晰將有助於科技成功產權所有者獲得合理的回報,增加科技項目研發的投入,也更有助於風險資金的進入。在科技成果的產權界限明晰以後可以通過科技成果的產權登記程序,完成科技成果的產權信息公布,這必然有助於科技成果信息平台的形成,使科技成果信息平台成為有源之水。

李序南(2004)認為我國在專利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主要存在兩大問題:一是缺乏專利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和對專利戰略知識的了解和研究;二是沒有建立良好的科技成果轉化運行機制和形成較強的科技成果轉化能力。專利知識產權制度創新的關鍵,就是要提高整體的專利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和對專利戰略的運用能力以及建立以市場為核心的企業自主技術創新體系。具體來說,就是加強專利戰略管理的組織建設專業人員的配備和培養,以促進企業專利運作機制的形成和完善;有選擇性地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業,並改造一批傳統產業;對高技術研究成果的評價要從以發表論文數量與水平為主轉變為以獲得發明專利為主;將使用權和收益權更多地讓利給承包單位和發明人,以利益機制調動專利發明人和實施人的積極性;建立支持海外專利申請的政府基金制度,使我國民族工業在國際市場上得到保護,通過採取一系列稅收減免制度和專利產品的政府采購制度,帶動企業開展自主知識產權創新的活力;建立產學研合作和企業合作共享機制,實現創新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與使用;通過產權流動組合機制,推動資本、技術、人才等創新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促進多渠道、多投資主體參與技術創新合作和科技投入動力機制的形成;加強專利信息發布和交流制度建設,促進專利信息資源的有效利用和專利流通。

郭洪波(2005)通過對比國內外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制度,發現相對於經濟發達國家而言,中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在激勵科技創新與成果轉化方面還有完善空間。建議從下列幾個方面完善:完善知識成果產權歸屬制度,對《專利法》、《著作權法》中「職務成果」與「非職務成果」做出明確、具體的界定,並增加可操作性,以解決科研單位與科技人員在知識產權方面的權益平衡機制。降低申請和授權發明專利的期限,切實改變申請專利人的時間成本過高的問題。建立健全知識產權股權化的法律制度,對知識產權投資的定義、種類、作價方式、出資比例、出資方的權利義務等做出規定,以激勵科技知識成果的迅速轉化。在科技成果轉化法律制度中增設懲罰性損害賠償規定,為科技創新主體及權利人提供更充分的司法保障。

趙達薇(2004)從分配的角度討論產學研聯合中的知識產權保護,指出在產學研聯合的實踐中,多以技術轉讓的一次支付方式為主,這種分配方式難以體現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原則,不利於產學研聯合的良性發展,建議逐步建立起產學研合作創新利益與風險共擔的責任制度,實現分層次、分階段分解風險責任,使收益的大小取決於投資的多寡、項目進展主動權的控制等因素。

冷俊峰、李明生(2008)從知識產權發明者的角度出發,指出大學、科研院所和企業要建立專利等知識產權管理制度,對科研成果要多方籌集經費,積極申請專利,形成專利創造、保護、應用體系。考慮到專利等知識產權對科技人員具有高度的依賴性,可以根據《合同法》和《專利法》的規定,約定單位與科研人員個人知識產權的權屬比例,進行有效的產權分割,通過明晰產權,為專利成果的有效轉化打下基礎,還可以防止科技人員對分配方式的不滿意所造成的成果流失。

錢鋒(2011)則從專利權質押融資的角度建議政府建立專業權威的技術評估機構以防止不同機構對專利權價值評估的結果差距較大。盡快制定專利權質押貸款政策及其相關的評估、流轉、擔保、貼息等政策,構建相應的運作平台、操作規程和專家庫並設立專利權質押貸款風險補償基金,對銀行發放的專利權質押貸款進行風險補償。

郭百濤等(2003)則指出了專利文獻的重要性,強調專利文獻是集技術信息、法律信息、經濟信息於一體的信息載體,蘊藏著巨大的戰略信息資源,充分利用這些信息,可為國家的科教興國和技術創新工程提供戰略決策依據,促進科技成果信息流通,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推廣應用。

(三)科技成果轉化體制創新

制度會形成一種外在的壓力,促使相關各方開展科技成果轉化,對於創新科技成果轉化體制,主要有下列觀點:

伍湘(2002)認為我國科研和生產兩分離的現狀使高技術成果難以迅速轉化為生產力,應實行政研分開,鼓勵科研院所以合理的方式進入企業,或按企業化方式運作,以縮短科學、技術、生產彼此之間的距離,促進潛在生產力迅速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張璞、張學東(2001)也指出目前科研院所所屬的企業存在股本結構過於單一、企業體制運作不夠規范、企業資產界定不清等問題。建議按現代企業制度要求把科研院所向企業轉制,少數大型科研院所可組建成控股公司,行使國有資產經營與產權管理。對於中小型科研院所,可轉製成科技型企業,或直接進入大企業集團,或轉變成面向企業面向市場進行技術轉讓、技術服務和咨詢、技術培訓的知識密集型企業,或成為中介服務機構,實行企業化管理。

梅昌超(2003)認為我國的科技體制改革相對滯後,忽視科研成果市場開發前景的評價體系導致科研與市場脫節。建議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科技體制;改革科研經費撥款制度,對大多數應用研究和技術開發機構,減少政府撥款,實行技術合同制,迫使其科研工作更多地面向市場;發展技術市場,推動技術成果的商品化;改變科研機構與企業相脫離,研發、中試和成果的產業化相分離的現狀,推動科研機構和科技人員的分流與重組,鼓勵科研機構轉制或進入企業;國家直接評價體系范圍縮小,主要用於「直接控制項目」,鼓勵理論型研究;建立市場評價體系,用於「市場主導型項目」,主要以成果轉化收益和社會評價形式出現;激發科技成果轉化的積極性,把科技成果的經濟效益作為研究機構的科研立項、經費投入和評估的重要指標。

譚華等人(2010)認為科技成果轉化的先決條件是科技成果本身是優質的,為提高科技成果的質量,應對那些技術先進、應用性強、有明顯經濟效益並能自創條件盡快完成研究任務的選題在立項、申報予以傾斜;在項目研究進程中,進行定期的檢查和督促;在成果鑒定時,嚴格按程序執行成果鑒定,保證鑒定質量。除此以外,要正確確定科研投資的比例並逐步形成制度化,既要加強應用研究和科技開發,促進成果轉化,又要保證基礎研究工作的科研後勁。要徹底改革科技立項、科研選題、課題組織、成果評審及職稱評定的一系列管理制度。科技項目立項選題,要立足和面向市場,一切以市場競爭力、市場效益、自主創新和自主知識產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科技成果的評審,要拋棄完全由「專家評審」的弊端,建立起「專家評審」與「市場評審」,「用戶評審」和「管理評審」相結合的新機制,真正實現科技成果評價、管理與生產應用和市場經營的內在結合。

(四)其他相關研究

除了以上提到的各種制度創新外,很多學者還從其他角度給出了制度變遷的建議。

王水平、蔣寒(2005)等學者指出,當前我國的技術市場發育仍不夠完善,科技服務中介機構成長不力,經紀技術從業人員綜合素質較低,使得技術市場的交易規模及成交率受到嚴重製約,要改變這種現狀,應該進一步完善對技術市場的宏觀管理,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競爭秩序,並促進技術市場在規模、結構、水平和管理上的發展。推動技術市場與信息、勞務、金融、產權等市場對接,構造全國性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並通過政策、資金上的支持,重新配置,合理利用高校的科技資源,不斷完善技術市場,建立市場領域和公共領域的社會化服務體系。

楊萍、張源(2010)從信息平台的角度指出,科技成果信息平台的缺失會導致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時候無法適時地根據供求制定引導性的政策,從而致使科技成果轉化的「官產學研」一體化鏈條無法建立的惡性循環。通過交易市場的建立,企業可以採取多種方式尋求資金、技術成果,應用多種組合,始終在科技成果產權流轉與整合中保證獲得最大收益。

④ 科技成果轉化主要有哪些方式

改革開放以來,通過科技人員、管理工作者和企業家的大量探索、試驗,科技成果轉化已經逐他形成了「政府計劃推動和技術市場擴散」相結合的兩條腿走路的雙重模式。政府計劃推動主要體現在由政府組織實施的各種國家級、省級科技開發與成果商品化及推廣計劃,其中大部分也是指導性計劃。市場擴散主要是根據市場的需求,在產、學、研之間進行,形式有:自主開發、技術轉化、聯合開發以及組成科技經濟聯合體等。隨著市場體制的發展和完善,成果轉化的市場擴散作用將越來越大,形式也會更加多樣化,效果會更加顯著。
科技成果轉化是一項高風險、高投入、高收益且周期長的活動,這就決定了難以從常規的商業渠道中獲得足夠的資金支持。對於不少科研機構來說,自身並不具備自我轉化的資金實力;對於金融機構來說,出於安全性的原則,大多願把資金借給一些有名氣、實力雄厚的大公司。
對一些轉化周期長,技術風險和市場風險大的項目,銀行的積極性不夠;對企業來說,面對承擔高風險的巨大壓力,往往對很多高新技術小成果望而卻步,或者對於大多數科技成果的轉化工作,企業願意承擔部分風險,但不願承擔全部風險,希望國家通過有關政策(如補償)或風險投資機構、金融機構介入共同承擔風險;另外,政府資金對於科技成果轉化的投入也是十分有限的。
因此,能否有風險投資資金介入科技成果的研究開發、中試、商品化和產業化活動中,是成果能否轉化成功的重要環節。在發達國家的研究開發、中試、成果的商品化三項經費一般比例是1:10:100,我國的該項比例是1:1.1:1.5。歐美發達國家的實踐證明:風險投資是科學技術向生產轉化的主要推動力量,樹立風險投資意識和建立風險投資機制是科技成果產業化的必要條件。
科技成果轉化要選擇專業的機構,廣東文華氏可以根據政府出台的有關政策,作出的科學公正的技術成果評價報告,成為客戶財政科技經費支持的重要依據。

⑤ 我國科技成果轉化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通過多種途徑轉化科技成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總體情況並不樂觀,依然存在成果轉化率低、中試環節薄弱、風險投資機構不完善等問題。

(一)科技成果多,但成果轉化率偏低

科技成果轉化率是反映科技成果轉化的最直接的綜合性指標。但目前該指標缺乏一致的統計口徑和明確的計算方法。在反映科技成果轉化的指標中,存在著科技成果應用率、推廣率、轉化率等多種概念,不僅名稱多樣,而且統計方法不盡一致。目前相對一致的觀點是: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遠低於發達國家水平。據統計,我國目前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超過4萬項,但科技成果轉化率約為25%,真正實現產業化的不足5%,與發達國家平均80%轉化率的差距甚遠(王順兵,2011)。全國平均水平專利實施率僅為30%,高等院校中七成以上的專利,包括許多原創型的新技術、新材料、新產品、新工藝,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實施(王順兵,2011)。

從近年來公開發布的科技統計數據看,2004年以來,我國專利申請數量和技術市場成交額呈現持續增長的態勢,技術市場成交合同數則表現出波動特徵,變化不明顯。通過對比國內外技術合同成交額,發現國內技術合同平均交易額仍遠低於國外引進技術合同的平均交易額,進一步證實了科技成果轉化率低、轉化速度慢的現實。然而,國內科技成果轉化程度不高造成的危害是花費高昂的代價。國家花費大量經費支持的研發,成果並未得到充分應用,而是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不但造成投資-收益嚴重偏低的局面,也不利於國內企業的自主創新和本國核心技術研發,限制了國內相關技術的研發、推廣和應用。另外,還往往由於引進技術不適應國情等原因,使引進的技術無法發揮有效作用,造成盲目引進技術、浪費國家財力的結果。

(二)中試環節薄弱

科技成果是人們通過對客觀世界改造而獲得的具有理論、實用價值的創造性勞動成果,但從根本上來講仍是知識形態表現的生產力,需要通過中試進行篩選、驗證、改進、完善實驗室成果或理論成果,消除各種不確定性才能解決知識形態的隱性生產力與產業化的現實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圖4-5)。另外,在科技成果尤其是高新技術實現轉化的過程中,具有很大的技術風險、市場風險、資金風險,需要中試環節的放大、檢驗、試制、試銷,解決在成果研發階段考慮不到或不全的問題,為實現產業化鋪平道路。可以說,成果由試驗室進入中試放大試驗是高新技術成果轉化為商品的關鍵環節。然而,目前我國科技成果的中試環節缺失,全國每年列入中試的重大成果不到全年重大成果的5%,科研單位和企業也因為中試放大的風險性而不願意承擔中試工作。研究者以完成科研成果為目標,忽略了對原始科技成果的二次開發;企業則希望拿到成熟的技術投入生產,或片面追求經濟利益,將實驗室成果直接進入工廠生產,使很多沒有想到的問題在工廠開工中暴露,最終導致成果轉化以失敗告終。

(三)風險投資機構不完善

風險投資來源於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成為解決科技成果產業化資金短缺的最關鍵、最有效的手段。我國雖然早在80年代中期就開始發展風險投資,如1985年9月,國務院正式批准了我國第一家專營風險投資業務的金融機構: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1992年深圳風險投資基金成立,然而我國風險投資發展總體來說還是在起步階段,風險投資機制尚未完全建立與完善,資本市場發育不全,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甚至還比不上周邊的一些國家,風險投資在科技成果轉化中所起的作用並不明顯(萬金榮,2006)。綜合考察目前我國已轉化的科技成果中,靠風險投資的不足5%。可以說,風險投資已成為嚴重製約我國高新技術成果產業化的因素。此外,由於風險投資意識薄弱,缺乏風險防範機制,不少企業蒙受重大損失,導致部分企業傾向於短平快的項目開發,重大高新技術成果極少有人問津;對一些轉化周期長,技術風險和市場風險大的項目,銀行的積極性也不高。因為傳統的商業銀行運行的基本原則是經營的安全性,而科技成果產業化最突出的三個特點就是高投入、高風險、高效益,由於資金的投入在科技成果產業化過程中,特別是在中試階段,需求量很大,傳統的商業銀行遠遠不能滿足科技成果產業化對資金的需求。金融機構貸款對科技活動支持作用與國外相比相距甚遠。民間資本由於沒有好的回報機制,投入科技成果轉化的資金很少。總體上看,風險投資機構不健全,運行機制不完善,運行環境不完備,成為我國風險投資資金匱乏、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

圖4-5 中試環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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