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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訊逼供研究成果

發布時間:2021-10-20 13:06:33

㈠ 我是一名法律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准備寫刑法方向的,具體就是有關刑訊逼供的。

刑訊逼供行為嚴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使其在肉體

或精神上感到痛苦而被迫做出的某種供述,以致會造成被審訊對象重傷、死亡和冤假錯案的發生。這嚴重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破壞了社會穩定,造成了嚴重後果。這種行為也是為我國法律所禁止的。我國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專門規定了刑訊逼供的罪名,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也明確規定了嚴禁以刑訊逼供的非法手段收集證據。

然而,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刑訊逼供現象仍時有發生,屢禁不止,有些甚至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那麼,刑訊逼供如此難以禁絕的根源何在?它到底有哪些危害?為避免刑訊逼供行為的發生,我們又該採取哪些措施呢?本文試對此進行探討。

一、刑訊逼供的危害

刑訊逼供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對國家的刑事訴訟制度,對犯罪嫌疑人,對社會公眾都會造成各種各樣的危害,具體表現為:

(一)刑訊逼供極易造成冤假錯案。刑訊逼供造成的後果往往使一些人被屈打成招,從而形成冤案,放縱了真正的犯罪者,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損害司法機關的形象,損傷了法律的權威和嚴肅性。如佘祥林「殺妻」案,佘祥林,湖北省京山縣雁門口鎮何場村人。11年前,他涉嫌殺死妻子被判處死刑,後被法院以故意殺人罪改判有期徒刑15年。11年後,「亡妻」張在玉突然現身,使冤案得以揭開真相。2005年4月13日,京山縣人民法院再審佘祥林故意殺人案,當庭判決無罪,立即釋放,並告知他可在判決生效後依法申請國家賠償。又如:杜培武「殺妻」案,杜培武,案發前系雲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1998年,其妻與他人幽會時雙雙被殺,杜培武被列為首號犯罪嫌疑人,屈打成招,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所幸真凶落網,2000年7月,杜培武洗清冤情,重獲自由。刑訊逼供者受到法律制裁。

「我遭到了殘酷的毒打、體罰和刑訊逼供……」佘祥林的申訴材料長達數十頁。他說,自己曾經被連續審訊長達10天11夜。

幾乎所有的冤假錯案背後,都有刑訊逼供的影子。這一點,古今中外有無數實例可以證明。正如培根所說:「冤枉一個好人,比放縱十個壞人的危害更大」。

(二)訊逼供嚴重侵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傷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尊嚴。罪行法定和罪行相適應是我國修改後的刑法確定的基本原則,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也作了規定,明確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免遭不法侵害。然而,由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拷打,其基本人格尊嚴、意志自由和隱私權都被侵犯和剝奪,不但侵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同時也給當事人的家庭帶來了難以彌補的傷害。

(三)刑訊逼供的後果嚴重降低了刑事訴訟的效率。刑訊逼供可能冤枉無辜,從而增加案件的訴訟成本,並使以前的訴訟程序全部無效,同時導致刑事訴訟效率和效益的降低;嚴重挫傷了被追訴者對程序公正性的信任,引起抵觸情緒,必然導致上訴和申訴的大量增長,降低訴訟的效率;會使偵查人員過於依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殆於收集其他證據,當被刑訊者被證明是無辜的而不得不收集其他證據時,調查取證的有利時機可能已完全喪失;導致出現疑案和效益降低,使本來願意如實供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堅決不供述或做虛假供述,就會使刑事訴訟出現負效率和負效益。

(四)刑訊逼供還會造成人們對執行司法制度的對抗心理。這是因為刑訊逼供是以一種犯罪來對抗另一種犯罪,違反了程序理性原則,損害了人們對司法程序正義功能的預期,從而使無罪者處於比有罪者更壞的境地。因為,在刑訊下,老實交代肯定會被定罪處罰,而姦猾、狡詐者,特別是累犯、慣犯,受到打擊處理的人拒不交代卻有可能被宣告無罪。一些有經驗的慣犯在面對經驗不足的司法工作人員的審訊時,就會有意激怒辦案人員而對他進行刑訊,達到逃避司法追究的目的。

(五)刑訊逼供直接違反了我國法律以事實為根據,依法律為准繩的司法原則。因為在刑訊之下,最終決定一個人是否有罪的不是事實和法律,而是被刑訊者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

如上所述,刑訊逼供有著嚴重的危害性,「漫施笞仗之訊,致多枉縱之獄」,如若任其發展,其後果將是不可想像的。因此,探究刑訊逼供行為存在的根源更顯得尤為必要。

二、刑訊逼供屢禁不絕的原因

刑訊逼供之所以成為一個頑症而屢禁不絕有著主、客觀方面的原因,從當前來看,產生刑訊逼供的主要原因是:

(一) 思想根源和認識上的錯誤

封建特權思想的作崇。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一直走在重人治而輕人權的路上,透視樹千年中華文明史,積淀在歷朝歷代司法制度中的刑訊逼供的現象,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一直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封建社會實行「罪從供定」,「無供不錄案」,把口供當作「證據之主」。在法律上明確規定了採取刑訊的辦法逼取口供的制度。如我國《唐律》的「拷囚」制度等。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為了維護其腐朽反動的統治權力,對待革命者和同情、支持革命的無辜群眾更是大肆採取刑訊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多少仁人志士更是拋頭顱灑熱血,殘死在國民黨黑暗、殘暴的統治之下。新中國成立後,盡管在法律上刑訊逼供被加以嚴禁,但是其人治的思想依舊存在著並長期影響著人們的思維和生活。在文革期間,林彪、「四人幫」一夥大搞刑訊逼供,搞有罪推定和唯口供定論的法西斯審訊方式,流毒很深,貽害久遠。受這些思想和理念的支配,我們的一些執法人員常以管人者自居,大耍特權,面對被審對象,動輒大打出手,認為壞人該打,不觸及肉體就不能觸及靈魂。

(二)司法實踐中錯誤認識。一是「刑訊逼供必要論」,認為真正犯罪分子一旦交代罪行;二是「刑訊逼供利益論」,認為刑訊逼供雖會造成一定的消極後果,如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利、可能造成冤假錯案等,但卻有助於迫使犯罪分子交代罪行,有利於快速偵破疑案。只要沒有造成重大的人身傷亡,刑訊逼供還是利大於弊的;三是「口供論」,認為在目前我國現有偵查技術比較落後的情況下,沒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刑事偵查將很難進行。

(三)有罪推定思想的影響。封建社會實行糾問式訴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先入為主的推定為有罪,這是刑訊逼供得以產生的思想根源,也是刑訊逼供至今仍然難以禁絕的主要原因。在刑訊逼供中,具體辦案的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和審判人員對有些案件情況的認識和推定存在違反科學、不合邏輯,甚至出現撲風捉影,產生先入為主的問題,由此造成錯案。而當辦案人員在收集不到其他證據可供查明案件真相的時候,往往憑著個人的認識和判斷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符合自己已判斷的供述。當其不能如願以償的時候,就會認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老實」,並容易不由自主的進行程度不同的刑訊逼供。

(四) 刑事訴訟制度的缺陷

1、刑訊逼供的盛行與中國偵查破案的模式有直接的關系。長期以來,盡管刑事訴訟確立了一系列旨在防止誇大口供作用的證據規則,但是一旦進行審判仍然呈現出以口供為中心的格局。公安機關的偵查人員一旦遇到刑事案件,仍然採用原始的「摸底排隊」的破案方法,用提前擬訂的罪犯臉譜去尋找符合條件的犯罪嫌疑人,並將主要的力量用在訊問嫌疑人、拿下口供上面。破案的希望寄託於嫌疑人的交待。而一旦拿下口供,獲得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其他諸如贓款、贓物等證據也都會相應的找到。根據目前的狀況,這一傳統的工作模式,還將在一定的時期內長期存在下去,這也是刑訊逼供常常發生在公安機關偵查階段的主要原因。

2、偵查活動未能受到有效的監督。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偵查機關除了偵查取證的職責外,還有對犯罪嫌疑人採取強制措施的權利,這使得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在客觀上處於一種嚴密控制的不公開情形之下。這時候,不僅犯罪嫌疑人的親屬、律師無法與其見上一面,就是負有法律職能的檢察機關也無法當場對此進行現場監督。所以,犯罪嫌疑人是否曾遭到過刑訊,外人根本無法知曉。即使遭到過刑訊逼供而當場翻供,也很難提供出證據加以證明。這客觀上為刑訊逼供的發生提供了有利條件。

3、證據制度的不完善。相關制度不明是導致司法實踐中刑訊逼供盛行的現實原因。這主要表現在:一是我國一直沒有明確無罪推定的原則;二是我國一直不承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權;三是我國法律沒有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定。

其他許多相關制度的缺失也是導致刑訊逼供盛行的重要原因。如偵押分離制度、人身檢查制度、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在場制度等等。

(五) 種種現實因素的制約

1、部分工作人員素質底下,法制觀念淡薄,缺少應有的職業修養。相對日益嚴峻的刑事犯罪形勢和日趨完備的執法環境,基層的辦案人員業務素質、專業技能和執法水平不能完全適應當前形勢的需要和法制的要求。我們的執法辦案人員由於沒有一身過硬的本領,不善於鬥智斗勇,運用嫻熟的偵查、審訊技巧去駕馭局面,加上不會也不善於做群眾工作,缺乏調查取證的細致耐心、工作作風浮漂。因此,面對頑固、狡詐的犯罪分子和復雜無序的偵查工作而無所適從,只能以簡單、粗暴的工作方法去搞刑訊逼供,施以「老拳」求得「捷徑」。

2、公安工作的體制不順,受到外界非理性因素的干擾。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我國從革命戰爭年代到新中國成立至今數十年的歷史進程,建立起來的公安工作體制已不能適應當前工作的需要。由於我們實行的是「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公安工作體制,公安工作的方方面面難以避免地受到外界各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在把強調能否「保一方平安」作為衡量幹部的重要標准之一的前提下,發生的一些性質嚴重、影響巨大的刑事案件,由於久偵不破、久攻不下,鑒於有關部門和領導的壓力以及提出不切合實際的要求,甚至限期破案。公安機關一旦面臨破案壓力,往往急於求成,過分追求破案速度,去迎合有關部門和領導的要求,從而導致刑訊逼供行為的發生,以致釀成嚴重的後果。

3、司法投入的普遍不足,偵查技術水平的相對低下。目前,我國國民經濟實力從總體上來看還比較落後,國家能夠給予公安司法機關支配的資源相對有限。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與勘驗、搜查、扣押、偵查實驗等措施相比,成本和耗費相對較小,在國家司法投入普遍不足的情況下,偵查機關千方百計地逼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就不足為奇了。同時,隨著犯罪組織性、技術性及隱蔽性的提高,刑事偵查的難度也越來越大,然而我國的刑事偵查無論是從人員素質、技術裝備還是組織管理來看,技術水平都非常低,此時偵查人員常常被迫採用刑訊逼供以突破疑難案件。

4、刑訊逼供處罰不力。雖然我國刑法已將刑訊逼供作為犯罪加以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對刑訊逼供的查處卻很少,即使不得不進行查處,也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是由於這種行為的隱蔽性所決定的,而且,一旦發生了問題,許多單位的領導往往會認為刑訊逼供是因為工作上的需要,而不是為了謀取個人的私利,處罰太嚴會挫傷工作人員的工作積極性等等。由於上述種種原因的存在,刑訊逼供這一屢禁不絕的問題及其造成的損害就日益彰顯出來。那麼,如何從根本上預防和制止刑訊逼供行為的發生,就成為當前擺在我國司法機關面前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刑訊逼供行為的預防對策和根治措施

多年來,各級司法機關在治理刑訊逼供違法違紀行為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但是,由於刑訊逼供現象是行為人思想認識、心理素質、法律制度、業務能力等各種因素的綜合反映。其形成原因的復雜性決定著要徹底根治這一頑症,必須多策並舉,實行綜合治理。

(一)擯棄司法工作人員的特權思想,消除實踐中對刑訊逼供作用錯誤認識。這就要求司法工作著端正執法態度、更新執法理念,革除錯誤的執法思想。要使司法工作人員認識到,從查清案件實體真實情況來看,刑訊逼供並不是促使犯罪分子如實交代罪行的最佳手段,反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只會引起被追訴者的對抗心理,從而拒絕如實交代。實踐中結果表明,在造成被追訴者未能如實陳述的諸多因素中,如審訊人員搞刑訊逼供,提問方法欠妥,用詞不當,有損被追訴者人格和自尊心;被追訴者信奉「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被追訴者有一定的反偵查和謊供經驗。審訊人員態度生硬、粗暴;被追訴人心存僥幸,矇混過關等諸多因素中,審訊人員搞刑訊逼供被認為是導致被追訴者不如實供述的最重要的因素。

(二)加強對司法工作人員的法制教育、紀律教育,提高偵查機關辦案人員的綜合素質。辦案人員特別是偵查機關的負責人應切實轉變刑事訴訟的價值觀念,正確理解公正與效率的關系,充分認識到辦案的高效率應以公正為首要前提,「如果公正無從保障,那麼效率和無罪一文不值」。同時,要牢固樹立程序法治觀念和無罪推定思想,充分認識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是刑事訴訟的主體,在偵查中特別是訊問中應注意保護他們的人格尊嚴和合法權益,防止刑訊逼供現象的出現。

「磨刀不誤砍柴工」,各級司法機關,特別是公安機關的偵查人員要注意搞好法制,公安業務以及具體工作方式,工作技巧的培訓、學習,讓執法辦案人員掌握依法辦案,克敵制勝的過硬本領,才能搶佔先機,立於不敗之地。

(三)加強相關法律制度建設,是杜絕刑訊逼供行為的中心環節

1、徹底確立無罪推定的原則,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也已表述了無罪推定的基本含義,但這一理念在廣大司法工作人員心目中一直未得到牢固確立,從而也為刑訊逼供久禁不止留下了隱患。為此,我們必須在立法上明確肯定無罪推定的原則,並要在實踐中真正貫徹無罪推定原則的各項要求,以此來教育廣大司法工作人,特別是偵查人員。只有這樣,才能最終消除刑訊逼供賴以存在的思想基礎。

2、提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主體地位,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這一制度的確立,將對刑訊逼供行為的預防和根治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沉默權說白了就是一個人面對警察的訊問是否陳述,陳述什麼取決於自願,任何人都不能施加壓力。沉默權的確立必將大大的提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地位,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在訊問當事人的時候不能強迫他說話,因此就沒有理由再採取逼供的方式,在法律審理中,當事人保持沉默的多了,就不會出現以偵查時期靠刑訊逼供得出來的口供為准了。

3、確立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將使刑訊逼供者被迫放棄刑訊手段。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實施刑事訴訟法的司法解釋都規定,凡經查證屬實確屬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利誘、欺騙等方法非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一方面要在將來進一步修正刑事訴訟法典時確立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以提高其權威性。另一方面,必須確立實施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所必須配套的制度,如非法證據的認定標准、認定程序等等。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使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實施中落實,從而為遏止刑訊逼供增加一道屏障。

(四)擴大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加強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的保護。建議我國在未來修改刑事訴訟法典時確立這一制度,那就是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律師在場制度,可以起到很好作用;監督並及時制止偵查人員的非法取證,特別是刑訊逼供行為和偵查人員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格尊嚴和人身侮辱的行為;作為證人向法庭提供口供是否系採用非法手段獲得的證據等等。

(五)建立並落實偵押分離制度。借鑒外國的經驗,可考慮由獨立於公安機關的中立機構專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關押,並由法律明確規定其以下職權,如對收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人身檢查的權力,對嚴重的違法取證行為,如刑訊逼供等行為向有關機關提出處理建議的權力等等。

(六)積極探索對司法體制的改革,不斷加大刑事訴訟的司法投入。建立符合「依法治國」方略的司法體制,改革當前我國司法體系中不合理的部分,在執法辦案中,注入更多理性的、法制的成分,盡量減少盲目、蠻乾的因素,力求公正司法。同時,要進一步為司法人員提供查明犯罪所需要的物質條件和先進技術設備。包括提供充足的辦案經費,快捷安全的交通工具和通訊工具,中等偏高的生活條件。進一步提高公安司法工作的技術含量,從而大幅度提高公安司法工作人員的取證能力,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過分依賴口供的情況。

(七)建立並完善監督機制

建立規范、完善的監督的制約機制,是預防刑訊逼供案件發生的重要措施。因此,建立健全的偵查監督體系,如人大監督、黨紀監督、檢察監督等是預防和消除刑訊逼供的有效手段。

一是要強化公安機關內部對偵查活動的監督,如警務督察對偵查辦案部門審訊活動場所的現場督查以及對工作情況進行備案等,可在公安機關內設專門的審訊場所,設置先進的電子監控設備來對訊問進行全程監控。

二是建議將來在修改刑事訴訟法時增加檢察機關對偵查活動的監督手段,如對重特大案件有權派員參與偵查,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有權派人在場等。

三是對訊問人提出刑訊逼供指控的案件,一律實行由檢察機關通知偵查機關負責人另行指派辦案人員承辦等。

(八)建立健全對司法人員刑訊逼供行為的法律追究制度。對於被控涉嫌刑訊逼供的案件,應依法審判,從而形成一種刑罰威懾;對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控被刑訊逼供的,可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制度;落實對刑訊逼供人的行政責任追究;嚴格執行刑訊逼供的賠償制度,並由國家負責對行為責任人的追償制度,並由國家負責對行為責任人的追究。通過對有關責任人的處罰,以收到良好的威懾作用。綜上所述,嚴禁刑訊逼供,任重道遠。我們堅信,在「依法治國」方略的指引下,通過各級司法機關以及社會各界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刑訊逼供這一固疾必將根除,司法機關的執法工作也必將納入法制的軌道,從而保障在新世紀、新階段,公安司法機關更好地擔負起維護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維護國家他治久安,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的歷史重任。必將更好地建設一支政治堅定、業務精通、作風優良、執法公正的政法隊伍。

㈡ 中外對於刑訊逼供的研究現狀如何

中國,刑訊逼供已經是千年傳承下來的啦,只要把你當嫌疑人了,肯定是要來套全程松骨服務了。好像我們國家現在都不是很重視證據吧,一般大多都以嫌疑人口供為主吧。

要不怎麼會出來那麼多人冤假錯案呢。

㈢ 刑訊逼供的性質,原因,危害及杜絕的方法

刑訊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為。

就其性質而言,刑訊逼供是一種違法行為,甚至是犯罪行為,它不僅侵犯到公民的人身自由,而且屬於濫用職權的行為。

刑訊逼供最直接的危害就是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權利;容易造成積案、疑案;對於查明案件事實也是弊大於利,容易造成冤案假錯案;並且嚴重損害司法機關的威望。

要杜絕刑訊逼供,目前可見的有效方法是將對公民權利的重視提到政府的權力之上,在個案偵查過程中嚴格限制警方的權力、程序性地保障處於弱勢地位的犯罪嫌犯的基本權利,比如《刑事訴訟法第二修正案(學者擬制稿)》中就提出了要確認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權」。
社科院的研究成果指出:杜絕刑訊逼供須具備三個要素,
1.大幅度提高辦案人員素質;
2.完善法制建設,限制甚至取消以非法方法取得的證據具有的證據效力;
3.強化硬體設備。

㈣ 如何刑訊逼供問題能不能根除

一定能根除!
當民主高度發達的時候,當受審人員也享有人身保護相關權利時,當警方的工作人員素質全面提升之後,就能根除樓主提到的問題。
現在的辦法有:
1、進去之後,家屬迅速聯系律師,讓律師與警方交流,如果一旦誤關將向警方追討名譽損失費,精神損失費,給警方壓力;
2、無家屬的情況下,盡可能保存受刑訊的證據,出來後尋求法律幫助。
3、許多勝訴的例子證明,現在公安隊伍里用暴力逼供的人也可以被揪出來,也會受到法律的治裁!

㈤ 劉曉東的主要科研、教研成果

(一)學術論文
1.「品格證據排除的理論基礎探析」,載《五邑大學學報》(社科版),2012第2期。
2.「規制刑訊逼供的域外法視角」,載《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科版)2011年第5期。
3.「刑事二審程序若干突出問題的法經濟學解析」,載《審判研究》2011年第2輯,獨撰。
4.「簡論有效辯護」,載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重點問題研究》,刑訴法學研究會年會論文集(2011),獨撰。
5.「證人出庭作證的困境與出路」,載《建言獻策:刑事訴訟法再修改》,刑訴法學研究會年會論文集(2010),獨撰。
6.「普通程序簡易的通融變異」,載《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重點問題研究》,刑訴法學研究會年會論文集(2009),獨撰。
7.「刑事訴訟模式的比較法經濟學分析」,載《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科版)2009年第6期,獨撰。
8.「簡論訴訟效率與程序公正之契合」,載《黑龍江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獨撰。
9.「刑事審判諸原則之經濟學解析」,載《審判研究》2008年第4輯,獨撰。
10.「刑事訴訟程序價值的成本收益分析」,載《臨沂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獨撰。
11.「議價買賣的正義——認罪協商制度之經濟分析」,載卞建林主編:《中國訴訟法判解》第6卷,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版,獨撰。
12.「簡論刑事審判程序成本轉嫁政策」,載《法大評論》第4卷,獨撰。
13.「酌定不起訴中被害人的『二元化困境』」,載張鴻巍主編:《刑事被害人保護問題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3月版。
14.「證據關聯性研究」,載《審判研究》2006年第1輯。
15.「未成年人案件取保候審、酌定不起訴問題的實證研究」,載陳光中主編:《中國司法制度基礎理論專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16.「取保後審保證人制度之探討」,載《訴訟法理論與實踐》(2005年卷),中國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9月版。
17.「未成年人案件特徵的實證分析」,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5年第4期。
18.「有罪推定基本問題研究」,載《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
19.「略論降低刑事審判程序成本的政策」,載《學海》2004年第3期,獨撰。
(二)教研論文
1.「法律診所學生參與法律援助問題研究」,載《法學實踐教育論叢》2010年第1卷。
2.「診所法律教育持續發展問題研究」,載《中國法學教育研究》2009年第4期。

㈥ 刑訊逼供罪法律問題研究畢業論文提綱

刑訊法律問題提綱
多少字的

㈦ 跪求 法學研究生論文開題報告 刑訊逼供的原因與對策

你好,聯系我可代完成好

㈧ 刑訊逼供罪

關於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
一、一般規定
第一條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
第二條採取毆打、違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變相肉刑的惡劣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苦而違背意願作出的供述,應當予以排除。
第三條採用以暴力或者嚴重損害本人及其近親屬合法權益等進行威脅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苦而違背意願作出的供述,應當予以排除。
第四條採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應當予以排除。
第五條採用刑訊逼供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該刑訊逼供行為影響而作出的與該供述相同的重復性供述,應當一並排除,但下列情形除外:一)偵查期間,根據控告、舉報或者自己發現等,偵查機關確認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而更換偵查人員,其他偵查人員再次訊問時告知訴訟權利和認罪的法律後果,犯罪嫌疑人自願供述的;
(二)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和審判期間,檢察人員、審判人員訊問時告知訴訟權利和認罪的法律後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願供述的。
第六條採用暴力、威脅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
第七條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刑訊逼供罪,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含公檢法、紀檢、監察、及一切國家公職人員,總之,這里的「司法權」是「泛司法權」)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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