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中外文化成果

⑴ 絲綢之路的文化成就是什麼呢

絲綢之路形成最原始的原因，是為了不在戰爭中處於劣勢地位，不想再遭受北方匈奴的長期欺負於是和相同境遇的西域小國談合作，這次成功的談判也使得中原與西域地區關系日益密切。不止於此，它在以後歷朝中逐步擴大了范圍，這使得中原與絲綢之路沿途的國家的交流變得更加方便也更加密切。通過與周邊國家的交流與合作，西漢時期我國邊疆地區額安全問題也得到了保障，百姓生活可以稱得上是安居樂業。

⑵ 絲綢之路對東西方文化交流起到了什麼作用

絲綢之路是溝通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中國文明沿著絲綢之路方嚮往西傳播，同時中國也從西方國家吸收了外來文明，迎來了中西文明交匯融合的時代。

首先是交換了物產，中國最早進人世界市場並運輸到歐洲的商品主要是絲綢。其次，中國從西域引進了許多動植物品種，如從大宛、烏孫引入汗血馬，從西域引進葡萄、著、石瘤、蠶豆、胡桃、胡芹等。

絲路歷史

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的要道，但為何在河西走廊上沒有「絲門」而有「玉門」？早在文獻記述絲綢之路之前2000年，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線路已經開通，但它不是為出口絲綢，而是為進口和田玉 。「絲綢之路」名稱是德國學者的「發明」。

19世紀末，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中國》一書中，把「從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中國與中亞、中國與印度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道路」命名為「絲綢之路」，這一名詞很快被學術界和大眾所接受，並正式運用。

其後，德國歷史學家郝爾曼在20世紀初出版的《中國與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根據新發現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即它是中國古代經過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交往的通道。

⑶ 絲綢之路的內涵,成果體現在哪些方面

"絲綢之抄路"是指起始於襲古代中國，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古代陸上商業貿易路線。狹義的絲綢之路一般指陸上絲綢之路。廣義上講又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1.多元性,絲綢之路已經成為東西方之間,以及中國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之間交往遷徙流動的大舞台. 2.開放性,開放性既表現在地理環境的開放上,更表現在民族心理 的開放上.任何一個民族和地域的文化藝術,都不是在與世隔絕的情況下產生和發展的,而是在於周圍的民族和地區先進文化藝術的交流融匯中繁榮昌盛起來的. 3變異性,絲綢之路的文化藝術不僅能兼容並蓄地接納各民族的補養,從而獲得自身的發展,同時也能無私地向外界輸出自己獨特 的文化藝術創造和優秀的 文化藝術人才,反過來推動其他地區人類文明的進步.

⑷ 「絲綢之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何作用

絲綢之路是歷史上橫貫歐亞大陸的貿易交通線。中國是絲綢的故鄉，在經由這條路線進行的貿易中，中國輸出的商品以絲綢最具代表性。19世紀下半期，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就將這條陸上交通路線稱為「絲綢之路」，此後中外史學家都贊成此說，沿用至今。

張騫通西域後，正式開通了這條從中國通往歐、非大陸的陸路通道。這條道路，由西漢都城長安出發，經過河西走廊，然後分為兩條路線：一條由陽關，經鄯善，沿昆侖山北麓西行，過莎車，西逾蔥嶺，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jiān，今埃及亞歷山大，公元前30年為羅馬帝國吞並），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另一條出玉門關，經車師前國，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蔥嶺，過大宛，至康居、奄蔡（西漢時游牧於康居西北即成海、裏海北部草原，東漢時屬康居）。

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是指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海上交通的路線。中國的絲綢除通過橫貫大陸的陸上交通線大量輸往中亞、西亞和非洲、歐洲國家外，也通過海上交通線源源不斷地銷往世界各國。因此，在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將橫貫東西的陸上交通路線命名為絲綢之路後，有的學者又進而加以引申，稱東西方的海上交通路線為海上絲綢之路。後來，中國著名的陶瓷，也經由這條海上交通路線銷往各國，西方的香葯也通過這條路線輸入中國，一些學者因此也稱這條海上交通路線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漢武帝之時。從中國出發，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線，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主線。與此同時，還有一條由中國向東到達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的東海航線，它在海上絲綢之路中佔次要的地位。

關於漢代絲綢之路的南海航線，《漢書·地理志》記載漢武帝派遣的使者和應募的商人出海貿易的航程說：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或徐聞（今屬廣東）、合浦（今屬廣西）乘船出海，順中南半島東岸南行，經五個月抵達湄公河三角洲的都元（今越南南部的迪石）。復沿中南半島的西岸北行，經四個月航抵湄南河口的邑盧（今泰國之佛統）。自此南下沿馬來半島東岸，經二十餘日駛抵湛離（今泰國之巴蜀），在此棄船登岸，橫越地峽，步行十餘日，抵達夫首都盧（今緬甸之丹那沙林）。再登船向西航行於印度洋，經兩個多月到達黃支國（今印度東南海岸之康契普臘姆）。回國時，由黃支南下至已不程國（今斯里蘭卡），然後向東直航，經八個月駛抵馬六甲海峽，泊於皮宗（今新加坡西面之皮散島），最後再航行兩個多月，由皮宗駛達日南郡的象林縣境（治所在今越南維川縣南的茶蕎）。
絲綢之路是個形象而且貼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國是最早開始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近年中國各地的考古發現表明，自商、周至戰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中國的絲織品迄今仍是中國奉獻給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產品之一，它流傳廣遠，涵蓋了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種種貢獻。因此，多少年來，有不少研究者想給這條道路起另外一個名字，如「玉之路」、「寶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 但是，都只能反映絲綢之路的某個局部，而終究不能取代「絲綢之路」這個名字。
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於公元前後的兩漢時期。它東面的起點是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或東漢的首都洛陽，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後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漢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兩道的分岔點就在樓蘭。北道西行，經渠犁(今庫爾勒)、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經且末、精絕(今民豐尼雅遺址)、於闐(今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從疏勒西行，越蔥嶺(今帕米爾)至大宛(今費爾干納)。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烏茲別克)、安息(今伊朗)，最遠到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的犁靬(又作黎軒，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另外一條道路是，從皮山西南行，越懸渡(今巴基斯坦達麗爾)，經罽賓(今阿富汗喀布爾)、烏弋山離(今錫斯坦)，西南行至條支(在今波斯灣頭)。如果從罽賓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轉海路也可以到達波斯和羅馬等地。這是自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以後形成的絲綢之路的基本幹道，換句話說，狹義的絲綢之路指的就是上述這條道路。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地理環境的變化和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不斷有一些新的道路被開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變化，甚至廢棄。比如敦煌、羅布泊之間的白龍堆，是一片經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當東漢初年打敗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遷，而中原王朝牢固地佔領了伊吾(今哈密)以後，開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從伊吾經高昌(今吐魯番)、焉耆到龜茲，就和原來的絲路北道會合了。南北朝時期， 中國南北方處於對立的狀態，而北方的東部與西部也時分時合。在這樣的形勢下，南朝宋齊梁陳四朝與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長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龍涸(今松潘)，經青海湖畔的吐谷渾都城，西經柴達木盆地到敦煌，與絲路幹道合; 或更向西越過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與絲路南道合，這條道被稱作「吐谷渾道」或「河南道」，今天人們也叫它作「青海道」。還有從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葉(今托克馬克附近)，進入中亞地區。這條道路後來也被稱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國和元朝時期最為興盛。
除了陸上絲綢之路外，從漢代開始，中國人就開通了從廣東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後， 隨著中國南方的進一步開發和經濟重心的南移，從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出發的海上航路日益發達，越走越遠，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人們把這些海上貿易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也這么說吧：
絲綢之路，指西漢（前202年-8年）時，由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從長安（今西安）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並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信道（這條道路也被稱為「西北絲綢之路」以區別日後另外兩條冠以「絲綢之路」名稱的交通路線）。因為由這條路西運的貨物中以絲綢製品的影響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於兩漢時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

廣義的絲綢之路指從上古開始陸續形成的，遍及歐亞大陸甚至包括北非和東非在內的長途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線路的總稱。除了上述的路線之外，還包括在南北朝時期形成，在明末發揮巨大作用的海上絲綢之路和與西北絲綢之路同時出現，在元末取代西北絲綢之路成為路上交流信道的南方絲綢之路等等。

絲綢之路（德語：die Seidenstrasse）一詞最早來自於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國》，有時也簡稱為絲路。

雖然絲綢之路是沿線各國共同促進經貿發展的產物，但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張騫兩次通西域，開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並成功將東西方之間最後的珠簾掀開。從此，這條路線被作為「國道」踩了出來，各國使者、商人沿著張騫開通的道路，來往絡繹不絕。上至王公貴族，下至乞丐獄犯，最為有名的要算班超再次通西域和玄奘從印度取經回國。他們都在這條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這條東西通路，將中原、西域與阿拉伯、波斯灣緊密聯系在一起。經過幾個世紀的不斷努力，絲綢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廣義上絲路的東段已經到達了韓國、日本，西段至法國、荷蘭。通過海路還可達義大利、埃及，成為亞洲和歐洲、非洲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友誼之路。

進入漢代，著名的「絲綢之路」溝通了中外文化間的交流，中國逐漸被譽為「絲國」；進入中世紀後，伴隨著中國瓷器的外銷，中國又開始以「瓷國」享譽於世。從8世紀末開始，中國陶瓷開始向外輸出。經晚唐五代到宋初，達到了一個高潮。這一階段輸出的陶瓷品種有唐三彩、邢窯（包括定窯）白瓷、越窯青瓷、長沙窯彩繪瓷和橄欖釉青瓷（即廣東近海一帶的窯口生產的碗和作為儲藏容器的罐）。輸出的地區與國別有：東北亞的朝鮮與日本；東南亞的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南亞的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亞的伊朗、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東非的肯亞和坦尚尼亞。此時海上交通路線主要有兩條，一是從揚州或明州（今寧波）經朝鮮或直達日本的航線；二是從廣州出發、到東南亞各國，或出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經斯里蘭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灣的航線。當時有些船隻繼續沿阿拉伯半島西航可達非洲。前述亞非各國中世紀遺跡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經過這兩條航線而運輸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國瓷輸出的第二個階段。這時向外國輸出的瓷器品種主要是龍泉青瓷，景德鎮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紅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窯瓷，贛州窯瓷，福建、兩廣一些窯所產青瓷，建窯黑瓷，浙江金華鐵店窯仿鈞釉瓷，磁州窯瓷，定窯瓷，耀州窯瓷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鮮新安海底沉船經11次發掘，出土陶瓷器2萬余萬件，除極個別的為朝鮮瓷和日本瓷外，均屬中國所產，其中絕大多數已判明所屬窯口。宋元外銷瓷輸往的國家較前大為增加，有東北亞、東南亞的全部國家，南亞和西亞的大部分國家，非洲東海岸各國及內陸的辛巴威等國。宋、元、明初時期的航線，主要有航行到東北亞、東南亞諸國的航線及通往波斯灣等地的印度洋航線。這時期中國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現在印度洋航線上。一是可從波斯灣沿海岸向西行進而到達紅海的吉達港，然後上岸陸行至麥加；也可以在蘇丹邊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馱行至尼羅河，再順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開羅）；還可以從紅海口越曼德海峽到東非諸國。二是開辟了從馬爾地夫馬累港直達非洲東海岸的橫渡印度洋的航線。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餘年是中國瓷器外銷的黃金時期。輸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鎮青花瓷、彩瓷、廣東石灣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較精緻的外銷瓷多是國外定燒產品，其造型和裝飾圖案多屬西方色彩，還有些在紋飾中繪有家族、公司、團體、城市等圖案標志，稱為紋章瓷。這時期的外銷瓷數量很大，17世紀每年輸出約20萬件，18世紀最多時每年約達百萬件。輸出的國家有東亞的朝鮮半島和日本、東南亞及歐美諸國。運輸路線一條是從中國福建、廣東沿海港口西行達非洲，繼而繞過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達西歐諸國；另一條是從福建漳州、廈門諸港至菲律賓馬尼拉，然後越太平洋東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港，上岸後陸行，經墨西哥城達大西洋岸港口韋臘克魯斯港，再上船東行達西歐諸國。在17和18世紀，中國瓷器通過海路行銷全世界，成為世界性的商品，對人類歷史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⑸ 絲綢之路在歷史上對東西方國家的貢獻

1、有利於中西商品交流
中國的瓷器、絲綢、茶葉、鐵器、金器、銀器、鏡子和其他豪華製品等物傳到了西方。
葡萄、核桃、胡蘿卜、胡椒、胡豆、波菜（又稱為波斯菜）、黃瓜（漢時稱胡瓜）、石榴等的傳播為東亞人的日常飲食增添了更多的選擇。商隊從中國主要運出。

2、有利於中西文化交流
怛羅斯戰役中，阿拉伯人將中國戰俘沿著絲綢之路帶回撒馬爾罕，而這些戰俘中就有長於造紙術的中國工匠。最終造紙術就這樣傳播到世界各地。
自漢朝派遣軍隊囤積在西域發展農業時，流傳於山區的坎兒井和井渠技術被同樣需要水源的軍人使用在西域，並逐步流傳至更遠的國家。
中國古代印刷術也是沿著絲路逐漸西傳的技術之一。

3、有利於中西宗教交流
佛教自兩漢間傳入中國後，至南北朝開始大行於中國，並使之中國化—禪宗佛教。佛教文化對中國傳統哲學，宋明理學的發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佛教的韻律更給中國古詩歌帶來了四聲平仄的提高，增加音樂節奏的美。它的內容更豐富了中國語言的詞彙，象「大千世界」、「不二法門」、「恆河沙數」、「極樂世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些數以百計的成語，都成了各階層的流行語。今日尚存的北魏嵩山嵩岳塔，唐代長安的大雁塔，扶風法門寺，五台山南禪寺，佛光寺，遼代應縣木塔，杭州六和塔等等，它們的石砌與木質斗拱建築，精妙絕倫，鬼斧神工，堪稱國寶，至今國際友人無不嘆為絕止。這些建築，大大吸收了印度和西方（印度吸收西方）的建築技術。唐太宗時，高僧玄奘（602—664）由陸路經中亞往印度取經、講學，歷時十六年，所著《大唐西域記》一書，記載了當時印度各國的政治、社會、風土人情，至今仍為印度學者研究印度中世紀歷史的頭等重要資料。他取回佛教經典657部，唐高宗特在長安建大雁塔使其藏經、譯經。稍後，高僧義凈（635—713）又由海道去印度，又歷時十六年，取回佛經400部，所著《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向中國介紹了當時南亞各國的文化、生活情況，他們的艱辛活動，都是那時盛況一時的大事。
景教（亦是天主教派的東正教），唐初也由東羅馬帝國傳入了我國。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便是活的見證。盡管它後來並未象佛教、伊斯蘭教那樣產生過影響，但作為東西交往史上，卻是一件極有歷史意義的大事。唐中期自波斯傳入的摩尼教（亦稱襖教、拜火教），中國化後稱為「明教，」它相信光明必定戰勝黑暗，正義必定鏟除邪惡，深為不少勞動人民所信奉。唐宋後多次農民起義的領袖，都利用它的教義來組織貧苦農民與封建統治者戰斗。1368年建立的明王朝，其建國者便是個明教徒。盛唐時期傳入中國的伊斯蘭教，是中近東大食帝國統治區胡商們作為主要媒介的。它受到唐朝官方的尊重，廣州、長安等地開始出現了不少清真寺。中國的造紙術、盛唐時也傳入了大食帝國。不久便經它傳入了歐洲各國。

衍生知識點——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是指起始於古代中國，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古代路上商業貿易路線。狹義的絲綢之路一般指陸上絲綢之路。廣義上講又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陸上絲綢之路」是連接中國腹地與歐洲諸地的陸上商業貿易通道，形成於於公元前2世紀與公元1世紀間，直至16世紀仍保留使用，是一條東方與西方之間經濟、政治、文化進行交流的主要道路。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形成其基本幹道。它以西漢時期長安為起點（東漢時為洛陽），經河西走廊到敦煌。從敦煌起分為南北兩路：南路從敦煌經樓蘭、於闐、莎車，穿越蔥嶺今帕米爾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達條支、大秦；北路從敦煌到交河、龜茲、疏勒，穿越蔥嶺到大宛，往西經安息到達大秦。 它的最初作用是運輸中國古代出產的絲綢。因此，當德國地理學家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最早在19世紀70年代將之命名為「絲綢之路」後，即被廣泛接受。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該路主要以南海為中心，所以又稱南海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至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時期，轉變於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
隨著唐政府對絲路的開發，尤其是隋唐大運河的投入航運，極大地加強了江南富庶與中原地區的聯系，南方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源源不斷的通過大運河運送到洛陽、長安兩京並通過絲綢之路遠銷西方。唐與中亞諸國的聯系不斷增強，貞觀十四年（640年）粟特人將製造葡萄酒的技術傳人中國，大批猶太商人涌人中國，絲路上的通使及商業往來活躍起來。受到這條復興了的貿易路線巨大影響的國家還有日本。8世紀日本遣唐使節帶來了很多西域文物到日本首都奈良。這些寶貴古代文物現代也在奈良正倉院保存下來。日本最大的宗教佛教也是通過絲綢之路傳來的。

⑹ 絲綢之路對中外文化交流的影響

絲綢之路

古代橫貫亞洲大陸的交通要道。自公元前119年張騫出使西域後逐漸出現。東起我國古都長安（今西安附近），沿渭水西行，經過河西走廊（今甘肅省狹長地帶），到達敦煌，出玉門關和陽關，進入「西域」（今新疆及以西地區）。南路出陽關沿昆侖山北麓西行，北路出玉門關沿天山南麓西行，翻越蔥嶺（今帕米爾高原）進入今中亞地區，再往西，經今伊朗等國到達大秦（羅馬帝國在中東的領地）境內。漢代多走南路。唐代多走北路。「絲綢之路」全長約7000公里，因運輸西方視同珍寶的中國絲綢而得名。通過絲綢之路，中國的絲綢、鐵器、打井技術等傳到西域，西域的土特產、樂器，印度的佛教等也傳入中國。絲綢之路是漢唐千餘年間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⑺ 絲綢之路是怎樣促進中西文化的發展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是司馬遷在《史記》中講出的「名言」，大意是天下喧攘紛雜，人們東奔西走，無非都為一個「利」字而動。太史公不僅講出這句「名言」，而且專門撰寫了《貨殖列傳》，像對待同時期的王侯將相一樣，為先秦到漢初的名商大賈樹碑立傳。這些商賈們都藉助互通有無而富比王侯，既有助越王勾踐復國的名臣范蠡、孔子的學生子貢，又有冶鐵而致富的卓氏、孔氏。其實，從先秦到近代，盡管中國的王朝、政權多「以農立國」，但商業在互通有無、促進農業和手工業發展方面始終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既形成了國內的商業系統，又通過絲綢之路、海上貿易等溝通中外。在古代的中國，為治理、開發邊疆，統一王朝的統治者都在內地與邊疆經濟貿易往來方面採取了政策、措施，分立對峙時期內地與邊疆也往來不斷，並出現了多種形式。

絲綢之路開通於西漢武帝時期。但中國與歐洲、中國內地與邊疆的絲綢貿易卻比這早得多，至少在公元前5世紀時，古羅馬文獻中就稱中國為「賽里斯」，意思是「產絲之國」。而當時中國內地與西北邊疆的絲綢貿易在先秦時期就已開始，1977年在新疆阿拉溝等地發現的戰國時期的絲織物就說明了這一點。當然，這些都為絲綢之路的貫通創造了條件，張騫出使西域後橫貫歐亞大陸的古代絲綢之路才正式開通。

1世紀到6世紀，絲綢之路得以鞏固和發展，這與歐亞大陸上幾個強大的政權，如羅馬帝國、安息王國、薩珊王朝、貴霜王朝、東漢王朝的興起有很大關系，它們管理著大片的領土，有利於商旅的往來。在當時的中國境內，盡管3世紀之後中國出現了分立政權對峙的時期，但西域、河西走廊和青海等地區相對穩定，這些地區的邊疆民族政權都十分重視對外交往和貿易，中國西部的絲綢之路並未中斷。7～9世紀，由於隋唐王朝的大統一，和拜占庭帝國、阿拉伯帝國在中亞、西亞、歐洲的強大，絲綢之路進入頂峰時期。9世紀以後，中國的政治、經濟重心開始南移，又由於海上貿易的發展，歐亞大陸上的陸路絲路有被海上絲路取代之勢。元、明時期，歐亞大陸上的絲綢之路一度繁榮，但其規模已經沒法與漢唐時期相比，逐漸被海上貿易取代了。新航路開辟以後，歐洲的殖民者和商船直接駛入太平洋，歐亞大陸上的絲綢之路才徹底衰落了。

作為絲綢之路的出發地，中國境內的局勢變化和各王朝、政權的政策，對於歐亞大陸上絲綢之路的發展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總體說來，無論是統一王朝時期，還是分立政權並存時期，都對絲綢之路採取了一定的保護措施，但力度、作用仍有一定差異。在兩漢、西晉、隋、唐、元等統一王朝時期，國家較為強大，西北邊疆雖然也發生戰爭，但相對安定，絲綢之路較為暢通，在內地的貿易也比較方便。這也受到了過往中外商旅的歡迎，促進了中外貿易、中國內地與邊疆的經貿往來。兩漢時期，西域都護維護著西域地區政治安定，並保護著過往商隊和西域「胡商」的商業活動。隋朝打通絲綢之路河西段時，西域各國首領和「胡商」們都意識到這是有利於發展商業的重要事件，紛紛向隋朝官員表示歸誠之心，商路打通後四十多個西域小國遣使「朝貢」。唐朝初年，西突厥控制著西域，太宗派軍平定西突厥之後，使西域各國「胡商」感到十分高興，他們對安息國使者講：「西突厥已經平定，商旅可以通過了!」其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及至安史之亂發生，戰亂不利於商旅的往來，唐朝收復河隴之地後就規定，如果商旅往來、販運貨物，「任擇利潤，一切聽從」，沿途關隘不得無故阻攔。

唐代絲綢之路示意圖在三國兩晉南北朝和宋遼夏金時期，多個政權並存於西北邊疆，這些政權為增加賦稅，一般都對商旅加以保護，但商隊要穿過幾個政權的轄區，各政權之間又發生過多次戰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當然，即使如此，絲綢之路依然通暢，不少政權、官吏還著力保護絲路，吸引國外商人來華貿易，且成效明顯。比如三國時期，倉慈擔任敦煌太守期間極力保護西域「胡商」，他們對他十分感激，在他死後為他建立祠堂進行紀念。又如北宋時期，不少中亞、西亞和歐洲的商人通過絲綢之路來到開封，宋朝以優惠的政策加以鼓勵。1017年(宋天禧元年)，阿拉伯商人麻利思等人經絲綢大道進入宋朝轄區，北宋政府特許他們在沿途出售所帶商品，並減免一半的商稅加以鼓勵，此後阿拉伯、印度的商人接踵而至。11世紀後期，東羅馬帝國的使者、商人在20年內三次到開封，他們都是越蔥嶺、經新疆進入中國的，帶來了鞍馬、刀劍、珍珠、玉石等，宋朝也回贈錦、緞等絲織品。

⑻ 絲綢之路對中外文化交流和發展的意義

絲綢之路是歷史上橫貫歐亞大陸的貿易交通線。中國是絲綢的故鄉，在經由這條路線進行的貿易中，中國輸出的商品以絲綢最具代表性。19世紀下半期，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就將這條陸上交通路線稱為「絲綢之路」，此後中外史學家都贊成此說，沿用至今。

張騫通西域後，正式開通了這條從中國通往歐、非大陸的陸路通道。這條道路，由西漢都城長安出發，經過河西走廊，然後分為兩條路線：一條由陽關，經鄯善，沿昆侖山北麓西行，過莎車，西逾蔥嶺，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jiān，今埃及亞歷山大，公元前30年為羅馬帝國吞並），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另一條出玉門關，經車師前國，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蔥嶺，過大宛，至康居、奄蔡（西漢時游牧於康居西北即成海、裏海北部草原，東漢時屬康居）。

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是指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海上交通的路線。中國的絲綢除通過橫貫大陸的陸上交通線大量輸往中亞、西亞和非洲、歐洲國家外，也通過海上交通線源源不斷地銷往世界各國。因此，在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將橫貫東西的陸上交通路線命名為絲綢之路後，有的學者又進而加以引申，稱東西方的海上交通路線為海上絲綢之路。後來，中國著名的陶瓷，也經由這條海上交通路線銷往各國，西方的香葯也通過這條路線輸入中國，一些學者因此也稱這條海上交通路線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漢武帝之時。從中國出發，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線，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主線。與此同時，還有一條由中國向東到達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的東海航線，它在海上絲綢之路中佔次要的地位。

關於漢代絲綢之路的南海航線，《漢書·地理志》記載漢武帝派遣的使者和應募的商人出海貿易的航程說：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或徐聞（今屬廣東）、合浦（今屬廣西）乘船出海，順中南半島東岸南行，經五個月抵達湄公河三角洲的都元（今越南南部的迪石）。復沿中南半島的西岸北行，經四個月航抵湄南河口的邑盧（今泰國之佛統）。自此南下沿馬來半島東岸，經二十餘日駛抵湛離（今泰國之巴蜀），在此棄船登岸，橫越地峽，步行十餘日，抵達夫首都盧（今緬甸之丹那沙林）。再登船向西航行於印度洋，經兩個多月到達黃支國（今印度東南海岸之康契普臘姆）。回國時，由黃支南下至已不程國（今斯里蘭卡），然後向東直航，經八個月駛抵馬六甲海峽，泊於皮宗（今新加坡西面之皮散島），最後再航行兩個多月，由皮宗駛達日南郡的象林縣境（治所在今越南維川縣南的茶蕎）。
絲綢之路是個形象而且貼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國是最早開始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近年中國各地的考古發現表明，自商、周至戰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中國的絲織品迄今仍是中國奉獻給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產品之一，它流傳廣遠，涵蓋了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種種貢獻。因此，多少年來，有不少研究者想給這條道路起另外一個名字，如「玉之路」、「寶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 但是，都只能反映絲綢之路的某個局部，而終究不能取代「絲綢之路」這個名字。
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於公元前後的兩漢時期。它東面的起點是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或東漢的首都洛陽，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後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漢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兩道的分岔點就在樓蘭。北道西行，經渠犁(今庫爾勒)、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經且末、精絕(今民豐尼雅遺址)、於闐(今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從疏勒西行，越蔥嶺(今帕米爾)至大宛(今費爾干納)。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烏茲別克)、安息(今伊朗)，最遠到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的犁靬(又作黎軒，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另外一條道路是，從皮山西南行，越懸渡(今巴基斯坦達麗爾)，經罽賓(今阿富汗喀布爾)、烏弋山離(今錫斯坦)，西南行至條支(在今波斯灣頭)。如果從罽賓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轉海路也可以到達波斯和羅馬等地。這是自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以後形成的絲綢之路的基本幹道，換句話說，狹義的絲綢之路指的就是上述這條道路。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地理環境的變化和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不斷有一些新的道路被開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變化，甚至廢棄。比如敦煌、羅布泊之間的白龍堆，是一片經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當東漢初年打敗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遷，而中原王朝牢固地佔領了伊吾(今哈密)以後，開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從伊吾經高昌(今吐魯番)、焉耆到龜茲，就和原來的絲路北道會合了。南北朝時期， 中國南北方處於對立的狀態，而北方的東部與西部也時分時合。在這樣的形勢下，南朝宋齊梁陳四朝與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長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龍涸(今松潘)，經青海湖畔的吐谷渾都城，西經柴達木盆地到敦煌，與絲路幹道合; 或更向西越過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與絲路南道合，這條道被稱作「吐谷渾道」或「河南道」，今天人們也叫它作「青海道」。還有從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葉(今托克馬克附近)，進入中亞地區。這條道路後來也被稱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國和元朝時期最為興盛。
除了陸上絲綢之路外，從漢代開始，中國人就開通了從廣東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後， 隨著中國南方的進一步開發和經濟重心的南移，從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出發的海上航路日益發達，越走越遠，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人們把這些海上貿易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也這么說吧：
絲綢之路，指西漢（前202年-8年）時，由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從長安（今西安）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並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信道（這條道路也被稱為「西北絲綢之路」以區別日後另外兩條冠以「絲綢之路」名稱的交通路線）。因為由這條路西運的貨物中以絲綢製品的影響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於兩漢時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

廣義的絲綢之路指從上古開始陸續形成的，遍及歐亞大陸甚至包括北非和東非在內的長途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線路的總稱。除了上述的路線之外，還包括在南北朝時期形成，在明末發揮巨大作用的海上絲綢之路和與西北絲綢之路同時出現，在元末取代西北絲綢之路成為路上交流信道的南方絲綢之路等等。

絲綢之路（德語：die Seidenstrasse）一詞最早來自於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國》，有時也簡稱為絲路。

雖然絲綢之路是沿線各國共同促進經貿發展的產物，但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張騫兩次通西域，開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並成功將東西方之間最後的珠簾掀開。從此，這條路線被作為「國道」踩了出來，各國使者、商人沿著張騫開通的道路，來往絡繹不絕。上至王公貴族，下至乞丐獄犯，最為有名的要算班超再次通西域和玄奘從印度取經回國。他們都在這條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這條東西通路，將中原、西域與阿拉伯、波斯灣緊密聯系在一起。經過幾個世紀的不斷努力，絲綢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廣義上絲路的東段已經到達了韓國、日本，西段至法國、荷蘭。通過海路還可達義大利、埃及，成為亞洲和歐洲、非洲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友誼之路。

進入漢代，著名的「絲綢之路」溝通了中外文化間的交流，中國逐漸被譽為「絲國」；進入中世紀後，伴隨著中國瓷器的外銷，中國又開始以「瓷國」享譽於世。從8世紀末開始，中國陶瓷開始向外輸出。經晚唐五代到宋初，達到了一個高潮。這一階段輸出的陶瓷品種有唐三彩、邢窯（包括定窯）白瓷、越窯青瓷、長沙窯彩繪瓷和橄欖釉青瓷（即廣東近海一帶的窯口生產的碗和作為儲藏容器的罐）。輸出的地區與國別有：東北亞的朝鮮與日本；東南亞的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南亞的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亞的伊朗、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東非的肯亞和坦尚尼亞。此時海上交通路線主要有兩條，一是從揚州或明州（今寧波）經朝鮮或直達日本的航線；二是從廣州出發、到東南亞各國，或出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經斯里蘭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灣的航線。當時有些船隻繼續沿阿拉伯半島西航可達非洲。前述亞非各國中世紀遺跡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經過這兩條航線而運輸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國瓷輸出的第二個階段。這時向外國輸出的瓷器品種主要是龍泉青瓷，景德鎮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紅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窯瓷，贛州窯瓷，福建、兩廣一些窯所產青瓷，建窯黑瓷，浙江金華鐵店窯仿鈞釉瓷，磁州窯瓷，定窯瓷，耀州窯瓷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鮮新安海底沉船經11次發掘，出土陶瓷器2萬余萬件，除極個別的為朝鮮瓷和日本瓷外，均屬中國所產，其中絕大多數已判明所屬窯口。宋元外銷瓷輸往的國家較前大為增加，有東北亞、東南亞的全部國家，南亞和西亞的大部分國家，非洲東海岸各國及內陸的辛巴威等國。宋、元、明初時期的航線，主要有航行到東北亞、東南亞諸國的航線及通往波斯灣等地的印度洋航線。這時期中國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現在印度洋航線上。一是可從波斯灣沿海岸向西行進而到達紅海的吉達港，然後上岸陸行至麥加；也可以在蘇丹邊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馱行至尼羅河，再順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開羅）；還可以從紅海口越曼德海峽到東非諸國。二是開辟了從馬爾地夫馬累港直達非洲東海岸的橫渡印度洋的航線。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餘年是中國瓷器外銷的黃金時期。輸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鎮青花瓷、彩瓷、廣東石灣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較精緻的外銷瓷多是國外定燒產品，其造型和裝飾圖案多屬西方色彩，還有些在紋飾中繪有家族、公司、團體、城市等圖案標志，稱為紋章瓷。這時期的外銷瓷數量很大，17世紀每年輸出約20萬件，18世紀最多時每年約達百萬件。輸出的國家有東亞的朝鮮半島和日本、東南亞及歐美諸國。運輸路線一條是從中國福建、廣東沿海港口西行達非洲，繼而繞過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達西歐諸國；另一條是從福建漳州、廈門諸港至菲律賓馬尼拉，然後越太平洋東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港，上岸後陸行，經墨西哥城達大西洋岸港口韋臘克魯斯港，再上船東行達西歐諸國。在17和18世紀，中國瓷器通過海路行銷全世界，成為世界性的商品，對人類歷史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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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 絲綢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影響

絲綢之路的開辟，有力地促進了中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對促成漢朝的興盛產生了積極的作用。這條絲綢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條重要通道，在中國當今的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中仍然發揮著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