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律學成果

❶ 關於宋代的律法。

額，1、殺頭就是砍頭的意思，殺，你可以理解為砍。
2、秋後處決因為古代人比較迷信，認為秋季蕭冷，天地時肅，適合殺人，所以一般不會在春天這樣的時節殺人。
3建議你去看看中國法制史，對古代各朝刑法都有介紹，不解釋。。。

❷ 宋代文學的主要成就是

宋朝文學主要涵蓋了宋代的詞、詩、散文、話本小說、戲曲劇本等等，其中詞的創作成就最高，詩、散文次之，話本小說又次之。
宋代散文是中國散文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在三百多年間出現了人數眾多的散文作家。所謂「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人就佔了六位（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寫作了不少文學散文和帶有文學性的散文，也有許多議論文的名作。
詞作為新興的詩歌形式，從隋唐發軔，至宋代進入鼎盛時期。唐圭璋先生所編《全宋詞》收詞人千家以上，詞作二萬首。最近還陸續有所增補（如孔凡禮先生《全宋詞補輯》等）。雖因詞在開始時還未被承認為「正統」文學，亡佚很多，但目前搜集的成果就足以反映出宋詞的繁榮興盛和豐富多彩了。
宋詩方面則受到唐詩的巨大影響，北宋初期，主要沿襲中晚唐詩風餘韻，大致可歸為三體。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詩風的白體詩，主要詩人是李昉、徐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別關注民生疾苦，風格通俗，暗示了宋詩發展的新方向。
宋代小說和戲曲為元明清小說、戲曲的大發展准備了良好的條件。宋代的小說主要是「話本」，它原是說話人說書的底本，實即白話短篇小說。宋代的民間戲曲還處在戲曲的萌芽階段。如傀儡戲、影戲、歌舞戲等，前兩種不是由人來扮演的，後一種由人扮演，但還是敘事體而非代言體。
總之，由於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向文學提出新的要求，也由於文學本身發展的規律，中國古典詩、詞和散文逐漸度過了它的黃金時代，失去支配文壇的地位，小說戲曲等文學樣式正在醞釀著更大的文學高潮，進而成為文壇的重心。宋代文學正是處在這樣一個過渡的轉變階段。

❸ 宋代各類官學的實施情況是什麼

宋代各類官學的設置及其教學的實施情況大體如下：

第一，國子學與太學。宋代國子學(或稱國子監)是專收七品以上官僚子弟的學校，雖有生員定額，而無教學之實，實際履行管理教育的行政職責。國子學舊設判監事二人，分掌東西兩京國子監職事，太學創置後，也為太學最高行政長官，元豐改官制後，重置祭酒。祭酒多為著名的學者，也兼太學和經筵教學之職。國子學教學之職主要為直講，但直講稱職於監，而教學於太學。慶歷四年(1044)後，石介、孫復、胡援等學者雖任國子監直講，但教學活動完全在太學進行。元豐改官制後，直講改稱大學博士，教學職稱也完全轉入太學。按《宋史•職官志五》的記載，太學博士的職責是：主持分經教學，考校學生程文，並以德行道藝訓導學生。博士之下分設學正、學錄、學諭、直學等職，協助祭酒、博士管理太學的行政事務、課程輔導及監督執行學規。

國子學與太學教師的待遇，按照宋代官品俸祿情況的比較，處於中等偏下水平。最高的祭酒從四品，月俸45千，職錢35千。品位最低的太學正、錄為正九品，在行職錢18千，按當時的物價約可摺合小麥36石。五經博士月俸20千，約可摺合40石小麥，日俸666文。而一個普通的傭工，每日佣值僅為60文。將學官的月俸與職錢加起來，收入總數仍頗可觀。可見當時教師的經濟待遇還是比較優厚的。

宋代大學自慶歷四年(1044)創始以來，一直是中央官學實際的最高學府。太學專收八品以下及庶人的俊秀子弟入學。教學內容大體以儒經為主，兼習詩賦及策論。熙寧興學之前，朝廷雖未明確規定太學的經學教材，但官定的《九經義疏》為較權威的經學讀本；熙寧興學至北宋末年，大多數時間都以王安石父子的《三經新義》及《字說》為主要經學課本。大體而論，無論採用何種教材，太學的教學內容均隨科舉考試或太學舍試內容而定。取士重經義、策論，則士子趨心於經義、策論；取士重詩賦，則太學士子習詩賦。熙寧興學期間一度設明法科、任子出官也試律令，並詔進士及第者兼試律令，則太學也隨之兼學律令。

第二，各類專科學校。宋代專科學校以北宋最為齊備。專科學校用以培養各類專門人材，其分類大體如下：

一是隸屬於國子監的武學、律學。武學始置於慶歷二年(1042)，其後興廢無常，至崇寧興學期間又在諸州設置，宣和二年(1120)詔罷，南宋紹興十七年(1146)復置。主要培養軍事人材，學習內容大體為歷代兵書、弓馬、武藝，並學習操練陣法，編纂軍事書籍。律學始創於熙寧六年(1073)，學習斷案和有關律令的知識。

二是附於專職政府部門的學校，有書、畫、算、醫諸學。醫學始置較早，熙寧興學期間隸於提舉判局，後屢有興廢，隸屬關系多變，宋徽宗時改隸太醫局。學習內容大體依分科而定。方脈科習《素問》、《難經》、《脈經》等大經及《巢氏病源》、《龍樹論》、《千金翼》等小經；針灸、瘍科除去《脈經》，增習三部針灸經。算學始創於崇寧二年(1103)，大體歸太史局管轄，在職官及庶人均可選入習業。學習內容主要是《九章》、《周髀》、《海島》、《孫子》、《五曹》及張丘建、夏侯陽演算法，並習歷算三式和天文方面的知識。書學、畫學均與算學同年創置，分隸翰林院書藝局及畫圖局，培養相關專業的人材。

此外，宋徽宗在位時，濫崇道教方術，於政和四年(1114)詔諸路選送宮觀道士赴京居道錄院講習科修習道經，並詔諸路郡州縣學內另置齋舍收授道徒，興起道學。重和元年(1118)，又立道學升考名目，道學選人，增立七名，並置道學博士，至宣和二年(1120)廢罷。

第三，王宮宗室學校。宋代王宮宗室學校主要有諸王宮大小學，合稱宗學。宋代宗室教育開始較早。早在太宗至道元年(995)就曾為皇侄置師傅，名為教授。真宗咸平年間，詔由諸王府官分兼南北宅教授，教授宗室子弟。元豐六年(1183)籌建宗學後，屢有廢置，至南宋紹興十四年(1144)重建。諸王宮大小學為宗學的主要形式，宗學博士也即舊王宮大小學教授。宗學主要招收宗室子孫和諸王子孫，人學年齡在8—14歲之間。宗子在學初無定額，紹興十四年(1144)重建宗學時，始定生員名額：大學生50人，小學生40人。宗子屬於皇親國戚，在考課、入仕、推恩諸方面均享有一般國子、士子無緣涉及的特權。熙寧十年(1077)，立《宗子試法》，規定：宗子可直接參加國子監考試。試卷由禮部單獨審閱，解額限於50人，但十取其五，高出一般士子幾十倍或上百倍。宗子升上舍便可不經試直接命官，年及四十累舉不中者，也可疏名錄用。其後宗學條例雖屢經改動，但宗子的人解名額仍遠遠高出一般士子。不過，宗子的待遇，也隨親疏血緣關系而不同，按照《宗子試法》：凡五服之外已受命的宗子，須附鎖廳試，解額雖高，仍有一定難度。

第四，州縣地方官學。宋代州縣官學興起於仁宗景年間，其後經歷次興學，形成了遍布全國各地的學校網路，其規模之廣、數量之多，遠遠超過漢唐諸朝。州縣學校的教學內容大體與太學相同，內容的取捨及側重概隨科舉或太學舍試的內容而定。州縣學校的生員初無定製，崇寧興學時始定養士名額。此後因地制宜，學生的來源、就學年限，並無常制。州縣學校的學官，宋初有講書、說書、教授、講授諸稱，至慶歷四年(1044)統稱為教授。教授之職：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主持課試，監督執行學規，同時還兼領祭祀先聖先師的典禮、主持管理禮廟及圖書、禮器和學校財務。除教授之外，州學依次還設有講書、學正、學錄、堂長、學諭、典客、學計、直學、經諭和教諭等教學及教學輔助人員和雜務職事，宋初地方學官多請名儒擔任，聘自民間，並由地方官辟差。仁宗慶歷興學時，規定由在任官員兼任，地方官員無適當的人選，方取民間「宿學有道業者」充任。熙寧四年(1071)開始在部分地區實行中書堂除教授制，仍允許少數民間有經術行誼者權教授、或稱差補教授。熙寧六年(1073)將中書堂除教授制擴大到全國范圍。此後，對州學教授的資格要求更加嚴苛，元豐六年(1083)放罷所有補差教授。此後雖有變通，但最終在哲宗親政後確定了「中外學官非制科、進士、上捨生人官者並罷」的條制。此外，選拔學官還要進行嚴格的考試，學官考試以神宗熙寧、元豐間最為嚴密，有關法度也屢經調整。由於教師要求嚴格；至元豐元年(1078)，北宋州府學官也不過53人，但由於保證了教師的質量，教師人數雖少，一些名藩大府的州學仍能保持較高的教學質量。

❹ 先秦時期樂律學的發展有哪些重要成果

重要成果：

1、鍾律銘文。

體現了先秦時期樂律學發展的重要成果，編鍾上的2800個銘文，對中國的樂律學史和音階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

2、三分損益法

春秋戰國時期樂律學上突出的成就，是理論與實踐上均獲得證明的三分損益法的產生及應用。這種生律方法的記載，雖然晚見於《管子·地員篇》及《呂氏春秋·音律篇》，但是其實踐上的應用卻要遠早於文獻的記載。

「三分損益」是指把一個音管分為三份，「損減益加」，以此延續就產生了十二律。十二律呂是指 在十二律中，六個單數的伴音「律」和六個雙數的伴音「呂」 的總稱。 「旋宮」是指十二律中的每一律輪流作為宮音。

(4)宋代的律學成果擴展閱讀：

我國樂律學的發展過程及主要內容：

1、春秋時期產生了以弦長為計算基礎的樂律學理論——三分損益法。

2、漢代律學家京房因見古代三分損益十二律最後一律仲呂（F）依原法回不到黃鍾（C），提出六十律的理論。即在三分損益法的基礎上，利用第一律與第十二律之間存在的音差，繼續損益推算，將一個八度分成六十律，後世稱之為「京房六十律」。

3、南宋的蔡元定提出的十八律是宋代律學的重要成就。所謂十八律，就是用三分損益法生成十二正律之後，繼續往下生六律而構成的一種律制。這六律蔡元定稱之為變律，即「變黃鍾」、「變林鍾」、「變太簇」、「變南呂」、「變姑冼」、「變應鍾」，加上原有的十二律，共十八律。

4、明清時期的推朱載堉發明的「新法密律」科學地解決了三分損益法黃鍾不能還原的難題，是音樂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十二平均律」律學理論。朱載堉用八十一檔的打算盤，開平方，開立方，在 2 和1 之間，求出十一個數，形成了十三個數的等比數列。

❺ 試論宋朝明法消亡、律學消失與宋朝士大夫法律素養之關系 哪位大神能回答，定當感激涕零。😊

朋友，我認為設問中的「明法」消亡應是民法，如果真是民法，我想我應該能回答。
在訪談《民法的回顧與展望》中，講演人在初段論述了歐美民法的成長與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關系，我們可以舉一反三。
在宋代輕視小吏，地方政權被削弱，理學興起的背景下，道德的教條逐漸取代民法，律學逐漸式微，形成了道德驅逐、取代法律的局面，這種趨勢在明清趨於極盛。宋士大夫的法律素養也逐漸下降。
答得很吃力，我還是才疏學淺，有錯的地方請指正。

❻ 魏晉北朝律學發展的主要成就

南北朝是中國古代律學的重要發展階段，其中南朝律學在魏晉律學的基礎上繼續發展，不僅指導了司法實踐，促進法制的創新，還對後世律學和法制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學界對南朝律學的研究極為薄弱，對其評價亦偏低。鑒於此，本文擬對南朝律學的成果進行梳理，對其特點進行歸納，並通過與魏晉及北朝律學的比較對之進行評價。
一、南朝律學的發展
南朝律學在魏晉律學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在律條註解、疑難案件的法律適用、法典體例和重要制度原則創新等方面都取得一些成果，現將其主要內容敘述如下：
（一）修訂《晉律》律注
南朝律學沒有對律典條文進行全面註解的新作，但在律條註解上卻有相當的研究，表現在對《晉律》律注進行修訂，解決了其所存在的問題。
西晉初年，《晉律》製成後，晉武帝命張斐、杜預為之作注，合稱「張杜律」。從張斐《注律表》的內容看，張、杜對律文的註解准確、詳盡，概括性強，其水平已達到相當的高度。但《晉律》律注有著嚴重的問題，即張、杜對《晉律》分別作注，內容不一致，而且輕重懸殊，存在「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的弊端。張、杜律注的不統一，不僅使司法審判無所適從，而且同罪異罰也對犯罪者造成嚴重不公，同時還為奸吏舞文弄法大開方便之門。兩晉一百餘年，對張、杜律注「惟斟酌參用」，未加改變。
南齊武帝時，統治集團意識到律注不統一所帶來的問題，遂決意加以解決。先由尚書刪定郎王植、廷尉監宋躬等人「取張注七百四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為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後由「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修訂以後的律注與律文合稱為《永明律》，廷尉卿孔稚珪奏請公布實施，但不知何故，「竟不施行。」{1}(P.835-836)《永明律》雖未公布實施，但在其制定過程中，南齊君臣對張、杜律注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永明律》這一律學研究的成果為《梁律》的制定奠定了基礎。
梁武帝登基後，即下令修訂律令，尚書刪定郎蔡法度等人在南齊《永明律》的基礎上制定了《梁律》20篇,2529條，武帝下詔公布實施{2}(P.700)。《梁律》之篇目絕大多數與《晉律》相同，但內容有大量增加。《晉律》律文620條，《梁律》2529條，增加了1909條，當是將張斐、杜預的律注統一後編入律條。《梁律》的制定，解決了張、杜「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的問題，厥功甚偉。統一張、杜律注，並將律注變成律條，《梁律》的制定者對張、杜之律注做選擇和改編時，對其進行了細致的研究乃毋庸置疑。
（二）對疑難案件的法律適用進行探討
由於對張、杜律注的沿用，南朝在律文不變的情況下，除解決兩注不一致的問題外，無須再對律文作新的全面註解。但隨著社會關系的變化，法律適用中必然出現新的疑難，南朝律學家對此多有研究，在對一些疑難案件法律適用的探討中，對律文作出新的闡釋，形成一些新的法律解釋，限於文章篇幅，擇其要者敘述如下：
1．東冶士朱道民立功案。宋武帝初年，東冶士朱道民擒獲三名逃犯，屬重大立功。主管部門尚書金部提出，朱道民按規定應當免刑釋放。對尚書金部的提議，黃門侍郎王韶之堅決反對，指出：
詐列父母死、誣罔父母淫亂、破義、反逆，此四條，實窮亂抵逆，人理必盡。雖復殊刑過制，猶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既獲全首領，大造已隆，寧可復遂拔徒隸，緩帶當年，自同編戶，列齒齊民乎？……愚謂此四條不合加贖罪之恩。
意即詐稱父母死、誣罔父母淫亂（該兩項後世歸於不孝罪）、破義、反逆屬重大犯罪，即使重大立功亦不得免刑釋放。王韶之的意見，得到侍中褚淡之的支持，最後被武帝採納{3}(P.1625-1626)。此案的討論形成「詐稱父母死、誣罔父母淫亂、破義、反逆等重大犯罪，立功不得免刑」的新解釋。
2．熊氏自質其身為子償債案。宋武帝時，尹嘉因欠債無力償還，母親熊氏以自身出質之錢為其償債，司法機關認為尹嘉的行為構成不孝罪，當處死刑。時任南蠻長史的何承天認為：尹嘉之母熊氏自求質錢，為子還債，目的是為了救兒子，而非殺兒子。尹嘉雖對其母敬恭有虧，熊氏並未請官府殺其子。官府認定尹嘉構成不孝罪、熊氏構成和賣罪，適用法律錯誤。建議免尹嘉死罪，赦熊氏之過錯。此事尚未判決，時值大赦，尹嘉母子被赦免{3}(P.1072-1073)。但此案的討論，形成「母自質其身為子償債，不構成不孝罪，不應處死」的新解釋。
3．薄道舉搶劫案。宋文帝時，吳興餘杭縣人薄道舉犯搶劫罪。法律規定：「（為劫者之）同籍期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薄道舉的堂弟薄代公、薄道生等都是大功親，不在補兵范圍內，但薄代公的母親為薄道舉之期親，依法則應補兵，其子宜隨母補兵。尚書右丞何承天認為：「劫制：同籍期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若薄道舉之叔活著，叔乃期親，依「既嫁從夫」之義，則其叔母也屬期親，依法皆應補兵；現道舉之叔已死，依「夫死從子」之義，應依叔母之子確定叔母之親等，而叔母之子乃大功親，依法不應補兵{3}(P. 1074)。此案的討論形成「搶劫罪犯之同籍期親補兵，若叔死則不及叔母、堂弟」的新解釋。
4．張江陵夫婦罵母案。宋孝武帝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子吳氏共同罵母親黃氏叫她去死，黃氏憤而上吊自殺，案發後，遇國家大赦。法律規定：「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婦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會赦免刑補冶」。但江陵夫婦罵母親致其自殺，較傷害及毆打情節為重，若按故意殺死父母科刑，則偏重；若按傷害及毆打父母科刑則偏輕。司法機關難以處斷。尚書比部郎孔淵之指出：「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人。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咒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吳（氏）原死補治，有允正法。」意即一個地方的地名惡心，仁者不入該地。對地名尚且如此，何況人的行為。所以對父母毆傷及詛咒，依法不得減罪；罵詈父母致其自殺，依理亦不得免罪。張江陵即使遇大赦，仍應依法梟首，吳氏若免死服勞役，與法意不合。孝武帝「詔如淵之議，吳可棄市。」{3}(P.1534)對張江陵夫婦未予原宥，仍依律懲治處。此案的討論，形成「罵詈父母情重者，遇赦不原」的新解釋。
（三）對律令體例及法律制度進行研究
1．對律典體例的研究。南朝後期的梁、陳均制定了新的律令法典，其篇目雖較多地沿襲晉律令，但仍有一些改作和創新。《梁律》最主要的創新是增設「倉庫」一篇，梁以前諸律均無此篇，梁以後的隋唐直至明清的律典都以「倉庫」為篇目之一，《梁律》對此有開創之功。其他改作還有刪去《晉律》中「諸侯」一篇；將「盜」篇改為「盜劫」，「賊」篇改為「賊叛」，「捕」篇改為「討捕」，擴大了各該篇目的內容和覆蓋面；改「請賕」為「受賕」，強調對官員受贓枉法犯罪的懲處{4}(P.227,309)。
《梁令》篇目結構和內容大量承襲《晉令》，但也有改作和創新，其中最主要的創新是刪去《晉令》中的「軍法」6篇，「雜法」兩篇，「軍水戰」、「軍戰」、「俸廩」、「贖」各一篇，共12篇，增設「劫賊水火」、「軍賞」兩篇，總篇目從40篇減為30篇，篇目較《晉令》簡約，並開後世令典30篇（卷）體例之先河。其他改作還有：將《晉令》中的「佃」改為「公田公用儀迎」，新設「劫賊水火」篇{4}(P.271,321)。
梁朝對律令法典體例進行改作時有過怎樣的討論，史書無載，但梁律令篇目的改作有律學依據則是必然的。由此可見，梁朝律學對律令法典體例有相當的研究。
2．對法律制度的研究。南朝律學還對魏晉以來的一些制度進行了探討，政府按相關律學觀點對這些制度的不合理之處進行了改革。這些制度主要有：
「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制度。晉朝有令子孫證父祖之罪的規定，東晉大理卿衛展在有關奏章中就曾提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4}(P.262)，這嚴重違反儒家「父子相隱」主張。劉宋初年對此制度進行討論，侍中蔡廓指出：「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為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為允」。經皇帝批准，廢除鞫獄「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制度{3}(P.1570)，確立鞫獄「不須責家人下辭』，之制，即子孫不作證原則。
民殺長吏之科。宋孝武帝時曾改定律令，有人提出：民殺長官「值赦宜加徙送」，即仍應遠徙。尚書右僕射劉秀之認為：「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民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意即律文對民殺長官規定的處罰過輕，建議民殺長官罪的處罰為：本人終身服役，家人充軍。皇帝同意劉秀之的意見，並按此意見對民殺長官遇赦條進行改革{3}(P.2078)。
測立制度。梁朝創立了訊囚的「測囚之法」，陳朝沿用。但陳朝范泉刪定律令時認為，梁朝測囚的時間自晡鼓（下午三點）起至二更（晚上九點）結束，測立過久，非人所堪，遂於律令中規定分其刻數再上。廷尉卿認為范泉所定新制過輕，請召集八座丞郎並祭酒孔奐、行事沈洙及舍人會同尚書省詳加討論。眾議以為宜依范泉前制。行事沈洙提出：
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為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愚意願去夜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舍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日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是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為捍，獄囚無以在夜而致誣，求之鄙意，竊謂允合。
左丞宗元饒也贊同沈洙之議，指出：「竊尋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兼斟酌其佳，以會優劇」，並「牒請寫還刪定曹詳議改前制」。當時擔任錄尚書事並主持討論的陳頊（即後來的陳宣帝）認為：「沈長史議得中」，並根據沈洙的意見對「測立之制」進行改革，完善了該制度{4}(P.325)。
宋文帝時，八座丞郎等還就「同伍犯法，士人是否同科」問題及「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是否「宜進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的立法建議進行了討論。參與討論者有尚書左丞江奧、尚書右丞孔默之、尚書王淮之、殿中郎謝元、尚書郎何尚之及衛將軍王弘。議者都提出不同的觀點，或進行了不同的論證，爭論異常激烈。王弘主張維持舊制，並對各方意見進行了駁論，言之甚詳。宋文帝贊同王弘之議，未作改革{3}(P.1312-1321)。因討論的內容較多，限於篇幅，本文於此對原文不作引述。
受律學影響，南朝還創立了常赦所不免原則、緣坐婦女免死制度、測囚制度、官當制度、死刑行刑制度、會審制度、公罪輕罰原則，完善了贖刑制度、直訴制度。此外，梁朝律學家蔡法度編纂了《晉宋齊梁律》20卷{2}(P.972)，由於史料所限，後人對此書的性質及內容無從得知。清末律學家沈家本認為：「《隋志》別有《梁律》20卷，此四代之律為20卷，疑係比較之書。」{5}(P.900)
二、南朝律學的特點
與秦漢及魏晉律學相比，南朝律學具有以下特點：
（一）研究領域更為寬泛
南朝律學繼承秦漢及魏晉律學的內容和研究方法，又有重要發展，其研究領域進一步擴大。
中國古代律學產生於秦，其標志是官方編制的法律解釋和律學著作《法律答問》的問世。《法律答問》通過「問」和「答」的形式，對秦律中的一些條文、術語、罪名及對具體行為如何定罪量刑進行解釋，並在解釋中對法律條文加以補充。比如對「不直」和「縱囚」這兩個罪名，《法律答問》解釋曰：「罪當重而端輕之，當輕而端重之，是謂『不直』。當論而端不論，及偒其獄，端令不致，論出之，是謂『縱囚」,{6}(P.191)。意即司法官在審理刑事案件時故意罰不當罪，如罪重故意輕判或罪輕故意重判，均為「不直」；應當對行為人論罪而故意不論罪，使其逃脫法律的制裁，則構成「縱囚」。又如，《法律答問》曰：「女子甲去夫亡，男子乙亦闌亡，相夫妻，甲弗告請（情），居二歲，生子，乃告請（情），乙即弗棄，而得，論可（何）也？當黥城旦春」。這是對一女子「去夫亡」並與他人「相夫妻」行為如何處罰的解釋，即：女子甲私自逃離丈夫，與一亦是逃亡的男子乙結為夫妻，當時甲未告知實情，兩人共同生活兩年並生下兒子後，甲才告知乙實情，乙亦未拋棄甲，後甲被抓獲，對甲該如何論罪？《法律答問》解釋為：當處黥為城旦春之刑。《法律答問》中解釋法律概念有70餘個，解釋法律條文187條，目的是指導司法實踐，使法律得以正確適用。由此可見，秦律學是以法律正確適用為目的的應用律學。
漢朝因文化環境寬松，加之統治者的重視和提倡，律學有長足的發展。按研究內容的不同，漢代律學可分為兩支：一支是以律令的正確適用為主旨的應用律學，一支以經注律文、闡明律意為要務的理論律學。應用律學是對秦律學的繼承。自武帝時起，漢朝出現了聚徒授律的傳律世家，如南陽杜氏、穎川郭氏、沛國陳氏等。史載：杜周任廷尉，撰《大杜律》，其子杜延年亦任廷尉，撰《小杜律》；郭弘習《小杜律》，其子郭躬「少傳父業」，造詣極深，曾聚徒講律，徒眾常數百人，朝廷有法律疑難問題，亦常召郭躬應對。《後漢書·郭躬傳》載：東漢永平年間，有兄弟兩人共同殺人，明帝認為兄不訓弟，故應處兄死刑。中常侍孫章誤傳詔書，說兄弟均處死刑。尚書認為孫章犯了「矯詔殺人」罪，主張處以腰斬刑。章帝召郭躬問之，郭躬認為，孫章應處以罰金，理由是「法令有故誤之分，孫章傳命之謬，於是為誤，誤者，其事則輕。」明帝採納了郭躬的意見。郭躬以後，其「中子晊亦明法律」，弟子鎮亦「少修家業」，鎮次子禎「以能法律至廷尉」。「郭氏自弘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甚眾」。另外，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生在司法中「引經折獄」，以儒家經典對法律進行解釋，也是應用律學的一部分。
理論律學興起於東漢，儒學大師叔孫通、郭令卿、馬融、鄭玄等人，以訓詁等經學研究方法，對儒家經典及史籍中的法律概念進行解釋。如鄭玄對《周禮》的「過失」這一概念有過三次解釋：「過，無本意也。」{7}(P.1024)「過失，若舉刀欲斫伐，而軼中人。」{7}(P.2084)「過失，亦由邪惡酗（酒）、好訟，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而麗於罪者。」{7}(P.1021）文穎對《漢書·文帝紀》所載「聯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中的「酺」字解釋曰：酺，「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應劭對《漢書·惠帝紀》所載「（四年）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中的「挾」字解釋曰：「挾，藏也」。從上述內容看，他們對法律概念、術語的解釋基本上是准確的，但理論律學只對法律概念等進行解釋，不涉及刑罰，是典型的注釋律學。理論律學是漢代律學的主流。
魏晉律學繼承秦漢律學的內容，繼續對律條進行註解外，其研究領域又有重大擴張，增加了對法典編纂體例、律令等法律形式的區分、重要法律原則和制度進行研究的內容。魏晉時期律令法典的編纂有長足的進步，法律制度多有創新，便是在其時律學的指導下取得的，如《晉律》20篇始於「刑名」而終於「諸侯」的順序安排及「刑名」篇的性質、作用，其律學依據為：
律始於『刑名』，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刑名』所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眾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為之心舌，捕系為之手足，斷獄為之定罪，名例齊其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於法律之中也{8}(P.928)。
對於法律的適用，律學家劉頌則提出「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8}(P. 928)的罪刑法定原則。律學家杜預則對律、令作了區分：「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9}(P.2859)。故而，魏晉時期的律學已超出兩漢注釋律學的范圍，不僅研究律文的含義，而且注重研究各種形式的法律，內容涉及律令法典編纂體例、各種法律形式的區別及其相互關系、法律的原則和制度設計等

❼ 宋代律學出現衰落的原因有哪些

1、學科的興盛與衰微，與學問本身無關，而是決定於社會大環境
2、宋代兩個原因造成「律學」的衰微：
3、宋代科舉制度及官員磨堪（官員考核、提拔）制度，決定了律學不受重視。明法科出身的官員，只能擔任司法專業職務，在這個專業中轉任升遷。不能擔任其他更有前途的職務。
宋代優待「進士科」，進士科出身官員磨堪是「一年一考一遷轉」，也就是說一年考核一次，調整一次職務，只要不出事，一年能提拔一次。就算是考核不通過，最差的三年也能按部就班升職一次。
而「明法科」是「三年一考一遷轉」。最優秀的也只能3年提拔一次。也就是說：最優秀的律學人才的待遇，等同於最差的進士。待遇相差太遙遠。
因此優秀人才都去考進士科，律學欠缺優秀人才參與。
4、宋代階級矛盾不激烈，統治者手段溫和，平均18個月大赦一次。因此對法律的研究、解讀、運用顯得不重要。就算是錯判誤判，只要不是「十惡」，一年半載就會被赦免了。因此律學的重要性也就低了。
《宋史》神宗本紀，熙寧元年十一月，大赦；四年九月，赦天下；五年十二月，赦亡命荊湖溪洞者；七年八月，赦天下；八年十月，赦天下；十年，赦廣州囚罪一等，徒以下盡釋之；赦廣南東路、荊湖南路繫囚，余各降一等，徒以下釋之；十一月，赦天下。宋神宗在位時期平均三年大赦一次，這還算是少的。總體平均下來，宋代18月大赦一次。

❽ 西周到宋朝時期出現的樂律理論

六樂 亦稱六代樂舞。即原始氏族社會傳為黃帝之樂的《雲門》、傳為帝堯的《咸池》、傳為帝舜之樂的《韶》和奴隸社會禹的《夏》、商湯的《濩》、周武王的《武》。周代制定禮樂，六代樂舞用於郊廟祭祀。以《雲門》用於祭天、《大咸》用於祭地、《大韶》用於祭四望、《大夏》用於祭山川、《大濩》用於享先妣、《大武》用於享先祖。

律呂 即十二律中的六律、六呂，律呂也是十二律的又稱。十二律中的單數律位，稱作律，又稱陽律；十二律中的雙數律位，稱作呂，又稱陰呂。因雙數的六呂位於單數的六律之間，故六呂又稱作六間；又因金文（殷、周鍾鼎等器物所鑄文字）的「同」字寫法與後世的「呂」字寫法相同，而有了六呂和六同兩種寫法並存的情況。

八音 中國傳統樂器分類法。西周出現的按八種製作樂器的材質歸並眾多樂器的分類方法，稱之為八音。金—鍾、鐃，石—磬，土—塤、缶，革—鼓、鞀，絲—琴、瑟，木—柷、敔，匏—笙、竽，竹—簫、篪。

旋宮轉調 是指宮調系統中的調高（宮）轉換和調式（調）轉換。《禮記•禮運》有：「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即十二律以此作為宮音構成不同音高的音階。「旋相為宮」就是旋宮。旋宮是指調高的轉換；轉調是指調式的轉換。

、《聲無哀樂論》 三國魏嵇康的音樂美學論著。認為音樂只有形式美，如：大小、單復、高埤、猛靜、舒疾的變化、對比；並不表現人的思想、道德和哀樂之情，人的感情是出自客觀的外物影響。他說：「心之於聲，名為二物。」「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而後發，則無系於聲音。」他否認音樂是人的精神產物和音樂對人的思想影響，顯然是片面的。但他重視音樂的形式美和美感作用，重視表現人的自然性情，反對儒家禮樂對人的束縛和把音樂作為名教的工具，則是有積極意義的。是中國古代重要的一部音樂美學論著。

燕樂二十八調 隋、唐至遼、宋間宮廷燕樂及民間俗樂所用的宮調。亦稱俗樂二十八調，簡稱二十八調。歷史上二十八調就存在兩種解釋，一種解釋為隋唐燕樂是四均（四種調高），每均七調（七種調式）而得二十八調；另一種解釋為七均，每均四調而得二十八調。由於有關理論不存，隋唐時燕樂二十八調的音位不能確知。

《樂書》 宋陳暘撰，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大型音樂網路著作。始編於北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1068－1085），歷時近40年成書，南宋寧宗慶元五年（1199）首次刊行。全書200卷，分前後兩部分。前一部分共95卷，摘錄《禮記》等10種經書文字，並作解釋；後一部分共105卷，有律呂、樂器、聲樂、歌舞、百戲及典禮音樂等，附插圖540幅。全書有1124個條目，內容宏富，對俗樂和胡樂給與一定重視，保存了大量史料，至今仍具使用價值。

諸宮調 產生於北宋時期的大型說唱形式。為汴京（今開封）勾欄藝人山西澤州（今晉城）孔三傳所創。諸宮調表演的是情節曲折復雜的長篇故事，有說有唱，與之相配合的音樂是由多種宮調構成的多種曲牌聯綴形式。一個宮調組成一個套曲，整個諸宮調的表演是由若干個不同宮調的套曲完成的，體現了多調性的運用，諸宮調因此特點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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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詩歌」是不分的，即文學和音樂是緊密相聯系的。現存最早的漢語詩歌總集《詩經》中的詩篇當時都是配有曲調，為人民大眾口頭傳唱的。這個傳統一直延續下去，比如漢代的官方詩歌集成，就叫《漢樂府》，唐詩、宋詞當時也都能歌唱。甚至到了今天，也有流行音樂家為古詩譜曲演唱，如蘇軾描寫中秋佳節的《水調歌頭》還有李白的《靜夜思》。
中國古代對音樂家比較輕視，不像對待畫家，因為中國畫和書法聯系緊密，畫家屬於文人士大夫階層，在宋朝時甚至可以「以畫考官」（其實也是因為宋徽宗個人對繪畫的極度愛好）。樂手地位較低，只是供貴族娛樂的「伶人」。唐朝時著名歌手李龜年也沒有什麼政治地位，現在的人知道他也是因為他常出現在唐詩中，受人贊揚。
中國古代的「士大夫」階層認為，一個有修養的人應該精通「琴棋書畫」，所謂的「琴」就是流傳至今的古琴。不過古琴只限於士大夫獨自欣賞，不能對公眾演出。古琴音量較小，也是唯一地位較高的樂器。
總結：中國古代的音樂理論發展較慢，在「正史」中地位不高，沒有能留下更多的書面資料。但音樂和文學一樣，是古代知識分子階層的必修課，在古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無疑有著重要地位；民間則更是充滿了多彩的旋律。
夏、商時期音樂
夏商兩代是奴隸制社會時期。從古典文獻記載來看，這時的樂舞已經漸漸脫離原始氏族樂舞為氏族共有的特點，它們更多地為奴隸主所佔有。從內容上看，它們漸漸離開了原始的圖騰崇拜，轉而為對征服自然的人的頌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於是便出現了歌頌夏禹的樂舞《大夏》。夏桀無道，商湯伐之，於是便有了歌頌商湯伐桀的樂舞《大蠖》。商代巫風盛行，於是出現了專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覡（男巫）。他們為奴隸主所豢養，在行祭時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樂為職業的人。奴隸主以樂舞來祭祀天帝、祖先，同時又以樂舞來放縱自身的享受。他們死後還要以樂人殉葬，這種殘酷的殉殺制度一方面暴露了奴隸主的殘酷統治，而在客觀上也反映出生產力較原始時代的進步，從而使音樂文化具備了迅速發展的條件。 據史料記載，在夏代已經有用鱷魚皮蒙制的鼉鼓。商代已經發現有木腔蟒皮鼓和雙鳥饕餮紋銅鼓，以及製作精良的脫胎於石樺犁的石磐。青銅時代影響所及，商代還出現了編鍾、編鐃樂器，它們大多為三枚一組。各類打擊樂器的出現體現了樂器史上擊樂器發展在前的特點。始於公元前五千餘年的體鳴樂器陶塤從當時的單音孔、二音孔發展到五音孔，它已可以發出十二個半音的音列。根據陶塤發音推斷，中國民族音樂思維的基礎五聲音階出現在新石器時代的晚期，而七聲至少在商、殷時已經出現。
西周、東周時期音樂
西周和東周是奴隸制社會由盛到衰，封建制社會因素日趨增長的歷史時期。西周時期宮廷首先建立了完備的禮樂制度。在宴享娛樂中不同地位的官員規定有不同的地位、舞隊的編制。總結前歷代史詩性質的典章樂舞，可以看到所謂"六代樂舞"，即黃帝時的《雲門》，堯時的《咸池》，舜時的《韶》，禹時的《大夏》，商時的《大蠖》，周時的《大武》。周代還有采風制度，，收集民歌，以觀風俗、察民情。賴於此，保留下大量的民歌，經春秋時孔子的刪定，形成了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入樂詩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詩經》中最優秀的部分是"風"。它們是流傳於以河南省為中心，包括附近數省的十五國民歌。此外還有文人創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詩性的祭祀歌曲"頌"這幾種體裁。就其流傳下來的的文字分析，《詩經》中的歌曲以可概括為十種曲式結構。作為歌曲尾部的高潮部分，已有專門的名稱"亂"。在《詩經》成書前後，著名的愛國詩人屈原根據楚地的祭祀歌曲編成《九歌》，具有濃重的楚文化特徵。至此，兩種不同不同音樂風格的作品南北交相輝映成趣。
周代時期民間音樂生活涉及社會生活的十幾個側面，十分活躍。世傳伯牙彈琴，鍾子期知音的故事即始於此時。這反映出演奏技術、作曲技術以及人們欣賞水平的提高。古琴演奏中，琴人還總結出"得之於心，方能應之於器"的演奏心理感受。著名的歌唱樂人秦青的歌唱據記載能夠"聲振林木，響遏飛雲"。更有民間歌女韓娥，歌後"餘音饒梁，三日不絕"。這些都是聲樂技術上的高度成就。
周代音樂文化高度發達的成就還可以一九七八年湖北隨縣出土的戰國曾侯乙墓葬中的古樂器為重要標志。這座可以和埃及金字塔媲美的地下音樂寶庫提供了當時宮廷禮樂制度的模式，這里出土的八種一百二十四件樂器，按照周代的"八音"樂器分類法（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幾乎各類樂器應有盡有。其中最為重要的六十四件編鍾樂器，分上、中、下三層編列，總重量達五千餘公斤，總音域可達五個八度。由於這套編鍾具有商周編鍾一鍾發兩音的特性，其中部音區十二個半音齊備，可以旋宮轉調，從而證實了先秦文獻關於旋宮記載的可靠。曾侯乙墓鍾、磐樂器上還有銘文，內容為各諸侯國之間的樂律理論，反映著周代樂律學的高度成就。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論已經確立。五聲階名（宮、商、角、徵[三聲]、羽）也已經確立。這時，人們已經知道五聲或七聲音階中以宮音為主，宮音位置改變就叫旋宮，這樣就可以達到轉調的效果。律學上突出的成就見於《管子－地員篇》所記載的"三分損益法"。就是以宮音的弦長為基礎，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宮音下方的純四度征音；征音的弦長減去三分之一（損一），得到征音上方的純五度商音；以次繼續推算就得到五聲音階各音的弦長。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內十二個半音（十二律）的弦長，就構成了"三分損益律制"。這種律制由於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這樣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發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謂"黃鍾不能還原"，給旋宮轉調造成不便。 但這種充分體現單音音樂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續至今。
秦、漢時期音樂
秦漢時開始出現"樂府"。它繼承了周代對采風制度，搜集、整理改變民間音樂，業績終了大量樂工在宴享、郊祀、朝賀等場合演奏。這些用作演唱的歌詞，被稱為樂府詩。樂府，後來又被引申為泛指各種入樂或不入樂的歌詞，甚至一些戲曲和氣越也都稱之為樂府。
漢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從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漸次發展為有絲、竹樂器伴奏的"相和大麴"，並且具"艷--趨--亂"的曲體結構，它對隋唐時的歌舞大麴由著重要影響。漢代在西北邊疆興起了鼓吹樂。它以不同編制的吹管樂器和打擊樂器構成多種鼓吹形式，如橫吹、騎吹、黃門鼓吹等等。它們或在馬上演奏，或在行進中演奏，用於軍樂禮儀、宮廷宴飲以及民間娛樂。今日尚存的民間吹打樂，當有漢代鼓吹的遺緒。在漢代還有"百戲"出現，它是將歌舞、雜技、角抵（相撲）合在一起表演的節目。漢代律學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損益的方法將八度音程華劃為六十律。這種理論在音樂實踐上雖無意義，但體現了律學思維的精微性。從理論上達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音樂
由相和歌發展起來的清商樂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權的重視，設置清商署。兩晉之交的戰亂，使清商樂流入南方，與南方的吳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時，這種南北融合的清商樂又回到北方，從而成為流傳全國的重要樂種。漢代以來，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西域諸國的歌曲以開始傳入內地。北涼時呂光將在隋唐燕樂中佔有重要位置的龜茲（今新疆庫車）樂帶到內地。由此可見當時各族人民在音樂上的交流已經十分普及了。
這時，傳統音樂文化的代表性樂器古琴趨於成熟，這主要表現為：在漢代已經出現了題解琴曲標題的古琴專著《琴操》。三國時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書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記載。這說明當時的人們已經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產生。當時，出現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繼出現，如嵇康、阮籍等，《廣陵散》（《聶政刺秦王》）、《猗蘭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問世。
南北朝末年還盛行一種有故事情節，有角色和化妝表演，載歌載舞，同時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戲。這已經是一種小型的雛形戲曲。
這一時期律學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晉代荀瑁找到管樂器的"管口校正數"。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損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辦法，創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決了三分損益律黃鍾不能還原的難題。
隋、唐時期音樂
隋唐兩代，政權統一,特別是唐代，政治穩定，經濟興旺，統治者奉行開放政策，勇於吸收外城文化，加上魏晉以來已經孕育著的各族音樂文化融合打基礎，終於萌發了以歌舞音樂為主要標志的音樂藝術的全面發展的高峰。
唐代宮廷宴享的音樂，稱作"燕樂"。隋、唐時期的七步樂、九部樂就屬於燕樂。它們分別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國的民間音樂，主要有清商樂（漢族）、西涼（今甘肅）樂、高昌（今吐魯番）樂、龜茲（今庫車）樂、康國（今俄國薩馬爾漢）樂、安國（今俄國布哈拉）樂、天竺（今印度）樂、高麗（今朝鮮）樂等。其中龜茲樂、西涼樂更為重要。燕樂還分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據白居易的《立部伎》詩，坐部伎的演奏員水平高於立部伎。
風靡一時的唐代歌舞大麴是燕樂中獨樹一幟的奇葩。它繼承了相和大麴的傳統，融會了九部樂中各族音樂的精華，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結構形式。見於《教坊錄》著錄的唐大麴曲名共有46個，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為著名的皇帝音樂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風格，為世所稱道。著名詩人白居易寫有描繪該大麴演出過程的生動詩篇《霓裳羽衣舞歌》。
唐代音樂文化的繁榮還表現為有一系列音樂教育的機構，如教坊、梨園、大樂署、鼓吹署以及專門教習幼童的梨園別教園。這些機構以嚴密的考績，造就著一批批才華出眾的音樂家。文學史上堪稱一絕的唐詩在當時是可以入樂歌唱的。當時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詩為快；詩人也以自己的詩作入樂後流傳之廣來衡量自己的寫作水平。在唐代的樂隊中，琵琶是主要樂器之一。它已經與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無幾。現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還保留著唐琵琶的某些特點。
受到龜茲音樂理論的影響，唐代出現了八十四調，燕樂二十八調的樂學理論。唐代曹柔還創立了減字譜的古琴記譜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宋音樂
宋時期音樂文化的發展以市民音樂的勃興為重要標志，較隋唐音樂得到更為深入的發展。隨著都市商品經濟的繁榮，適應市民階層文化生活的游藝場"瓦舍"、"勾欄"應運而生。在"瓦舍"、"勾欄"中人們可以聽到叫聲、嘌唱、小唱、唱賺等藝術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說唱類音樂種類崖詞、陶真、鼓子詞、諸宮調，以及雜劇、院本的表演；可謂爭奇斗艷、百花齊放。這當中唱賺中的纏令、纏達兩種曲式結構對後世戲曲以及器樂的曲式結構有著一定的影響。而鼓子詞則影響到後世的說唱音樂鼓詞。諸宮調是這一時期成熟起來的大型說唱曲種。其中歌唱佔了較重的分量。
承隋唐曲子詞發展的遺緒，宋代詞調音樂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這種長短句的歌唱文學體裁可以分為引、慢、近、拍、令等等詞牌形式。在填詞的手法上已經有了"攤破"、"減字"、"偷聲"等。南宋姜夔是既會作詞，有能依詞度曲的著名詞家、音樂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減字譜的琴歌《古怨》傳世。這些作品多表達了作者關懷祖國人民的心情，描繪出清幽悲涼的意境，如《揚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宋代的古琴音樂以郭楚望的代表作《瀟湘水雲》開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現了作者愛戀祖國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樂器的發展長河中，宋代出現了"馬尾胡琴"的記載。

❾ 簡述宋代瓷器發展的主要成就。

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
第一: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徹底.
第二: 宋代是我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巔峰時代。哲學、倫理、教育、科學、文學、藝術、醫學、工藝可謂是百花齊放，並且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三:宋代學校教育異常發達，京師設有國子學，太學等等，另外有專業性很強的武學、律學、算學、畫學、書學、醫學.從而活躍了師生的思想，推動了學術的繁榮和進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發展的重要標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第四:宋朝的經濟,當時佔世界的60%.工商業極度繁華.
第五:宋朝的經濟，尤其是第二，第三產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
綜合所有都是社會尊重科技、重視科技氛圍,造就了宋代瓷器發展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