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理學造就成果

⑴ 張宗炳的介紹

張宗炳(1914～1988)，中國近現代著名昆蟲毒理學家，教育家。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我國昆蟲毒理學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昆蟲抗葯性機制和治理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果，完成中國第一部《昆蟲毒理學專著》，他首先發現昆蟲體內產生神經毒素——酪胺，首先提出粘蟲遷飛假說，為中國昆蟲科研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

⑵ 羅萬春的個人成就

師從中國科學院院士、華南農大趙善歡教授學習並取得博士學位。為植保專業和制葯工程專業本科生開設植物化學保護和農葯學；為研究生開設昆蟲毒理學、農葯學、有害生物抗葯性原理、天然產物殺蟲劑和專業英。先後主持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農業部、國家民用航空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科委、衛生廳、山東省科技廳、教育廳下達和與企業聯合研究開發項目多項。在《Pesticide Biochemistry and Physiology》、《Biopesticides International》、《昆蟲學報》、《中國農業科學》、《植物保護學報》和《農葯學學報》等國內外重要學術刊物上發表科技論文百餘篇，重要論文被SCI收錄。獲國家知識產權局授權發明專利2項。主編世界新農葯與環境-發展中的新型殺蟲劑並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參編全國高等農業院校統編教材植物化學保護。
科研成果曾多次獲農業部、國家民用航空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山東省（部）級科技進步獎。獲新疆農業大學和山東農業大學優秀教師稱號；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等院校先進科技工作者、山東農業大學研究生心目中的良師益友和師德先進個人等榮譽稱號。

⑶ 趙斌的主要成就

獲獎情況：
代表性論文和專著：
[1]孔志明、趙斌。骨髓細胞微核試驗方法的改進。衛生毒理學雜志。1993,7（3）: 190。
[2]孔志明、趙斌、朱志義。應用大鼠G0期淋巴細胞核異常測試法評價鉻的誘變效應。遺傳。1994，16（6）: 4-6。
[3]趙斌、丁慶秋、吳志文。外源氮磷添加對太平湖水庫浮游植物群落結構影響的生態模擬試驗。水利漁業。1994,（5）: 18-20。
[4]趙斌。外源添加營養對安徽太平湖水庫藻類增殖影響的研究。湖泊科學。1996,8（2）: 125-132。
[5]趙斌。《疲憊的地球》。1997。武漢出版社。
[6]蔡慶華、趙斌、潘文斌。蘆葦生長格局分形特徵的初步研究。水生生物學報。1998，22（2）: 2。
[7]趙斌、蔡慶華。中國水生生物Web資料庫的建立。科學資料庫與信息技術論文集。1998。204-209。
[8]趙斌、蔡慶華、劉瑞秋、黎道豐。錫林河中游水體理化特徵的初步研究。中國草地。1999，（3）：77-封3。
[9]趙斌、唐禮俊、吳千紅、陳家寬。上海市生物多樣性信息管理系統的建立和應用。生物多樣性。2000，8（2）:233-237。
[10]趙斌、蔡慶華、劉瑞秋、黎道豐。岱海水質咸化過程中若干生態因子的變化。水生生物學報。2000,24（5）:502-508。
[11]趙斌、蔡慶華、黎道豐、劉瑞秋。岱海水質咸化過程營養狀況的變化。水生生物學報。2000,24（5）:509-513。
[12]趙斌、蔡慶華。分形理論對水生態系統空間格局研究初探。水生生物學報。2000,24（5）: 474-480。
[13]趙斌、蔡慶華。梅子埡水庫生態因子場的分形特徵。水生生物學報。2000,24（5）: 481-486。
[14]趙斌、蔡慶華。地統計學分析方法在水生態系統中的應用。水生生物學報。2000,24（5）: 514-520。
[15]趙斌、蔡慶華。梅子埡水庫生態因子場的地統計學分析。水生生物學報。2000,24（5）: 487-492。
[16]趙斌。《生物多樣性信息管理概論》。2002。四川教育出版社。
[17]Zhao Bin,Zhong Yang,Zhang Xiaoyan,Ren Wenwei,Chen Jiakuan.. Building a search engine for interoperability among taxonomic,phylogenetic,and molecular databases through the web. Journal of genetics and molecular biology. 2002,13（3）: 209-214.
[18]趙斌、陳家寬、孔令毅。淺析生物多樣性與城市環境。生物多樣性季刊（香港）。2002,（4）: 22-31。
[19]Zhao Bin,Nakagoshi Nobukazu,Kong Linyi and Chen Jiakuan. The impact of urban planning on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in Pudong of Shanghai,Chin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03,15（2）: 205-214.
[20]Zhao Bin,Li Bo,Ma Zhijun,Chen Jiakuan and Nakagoshi Nobukazu. Wise exploitation of the newly growing land resource -- An assessment of land use change of Chongming Island using GIS. Journal of Chinese Geographic. 2003. 13（2）:134-141.
[21]Ma Zhijun,Li Bo,Jing Kai,Zhao Bin,Tang Shimin & Chen Jiakuan,2003. Effects of tidewater on the feeding ecology of hooded crane (Grus monacha) and conservation of their wintering habitats at Chongming Dongtan,China. Ecological Research. 18: 325-333.
[22]Ma Zhijun,Li Bo,Zhao Bin,Jing Kai,Tang Shimin & Chen Jiakuan,2004. Are artificial wetlands good alternatives to natural wetlands for waterbirds? -- A case study on Chongming Island,China.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13: 333-350.
[23]Zhao Bin,Li Bo,Ma Zhijun,Chen Jiakuan and Nakagoshi Nobukazu. An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assessment on land use change of Chongming Island. Land use politics 21（2）: 139-148.
[24]Zhao Binand Cai Qinghua,2004. Geo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hlorophyll a in Freshwater Ecosystems. Journal of Freshwater Ecology. 19（4）:613-621.

⑷ 陳君石的科研成就

陳君石為我國食品毒理學學科的創始人之一，是國內外享有盛譽的營養和食品安全專家。1968-76年從事硒與克山病研究，獲1984年施瓦茨國際獎；1983-1993年與康奈爾大學和牛津大學合作開展中國膳食、生活方式和疾病死亡率關系研究，專著作為Cancer Res. 1992年11期封面，獲衛生部科技進步一等獎（第一作者）；1990-2000年三次開展中國總膳食研究，被世界衛生組織譽為發展中國家開展總膳食研究的典範；1994-98年主持茶葉防癌研究重點項目，人群干預研究達國際領先水平。1998年至今系統研究和推廣NaFeEDTA強化醬油預防貧血，獲300萬美元國際基金。2001年以來作為《十五》國家重大科技專項《食品安全關鍵控制技術》專家組組長。在國際食品法典活動中捍衛我國利益，以充分的數據，挫敗了歐洲國家制定醬油中氯丙醇限量標準的動議；開創了由我國牽頭起草國際食品標準的先河，並為我國入世後應對食品進出口的非關稅壁壘措施做出重要貢獻。

⑸ 近年來在微生物的食品上的應用取得的成就有哪些

微生物用於食品工業在我國已有悠久的歷史。食醋、醬油、啤酒、泡菜、麵包等傳統發酵食品均已在人們的生活中佔有了重要的地位。隨著食品工業的興起以及微生物研究技術的飛速發展, 微生物在食品工業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就其在食品工業中應用的研究熱點進行了綜述。
1、現代微生物技術在食品上的進步
與傳統微生物發酵技術相比，現代微生物技術無論從應用范圍還是生產效率上都有極大的進步。 首先在對生產菌種的認識上，現代微生物技術有了更加科學的了解。傳統自然發酵中的微生物體系成分復雜，單一菌種發酵活力較低，不適合工業化大規模生產。而隨著微生物科學的發展進步，人類對發酵過程中的微生物有了科學的認識，能夠採用純種的菌株進行發酵，大大提高了產率，同時還運用基因工程技術選育新的菌種，利用輻射等理化因素進行誘變育種以及菌株雜交等手段來產生形狀更加優良的菌種。 在發酵技術上，現代微生物食品加工一般在發酵罐等發酵設備中，連續自動地進行，發酵的全部參數，如溫度、pH、罐壓、溶解氧、空氣流量、二氧化碳含量等均可自動記錄控制，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而且食品加工過程都有著良好生產操作規范，在容易發生食品安全問題的環節上，建立了相應的預防控制措施，充分保證產品的安全性。 同時現代發酵技術在獲取發酵產物的同時，還開始利用微生物產生的酶來生產食品，這也是較傳統發酵食品的一大進步。如澱粉酶、蛋白酶、脂肪酶、纖維素酶等已被廣泛應用於蘇打餅干、麵包、蛋品、乳酪等各類食品的生產。
2、微生物技術在食品工業的應用
（1）益生菌，是指通過改善腸道菌群微生態平衡而對宿主動物的健康產生有益作用的活體微生物。益生菌具有可以控制腸道感染，減緩乳糖不耐症，抗腹瀉降低血漿膽固醇的含量，增強免疫力，防癌抑癌等功效。目前應用於人體的益生菌有雙歧桿菌、乳桿菌、腸球菌、大腸桿菌、枯草桿菌、蠟樣芽胞桿菌、地衣芽胞桿菌、酵母菌等。在這些益生菌當中研究最多的要屬乳酸桿菌屬和雙岐桿菌屬等。對於芽孢桿菌屬的研究相對較少。有研究表明芽孢桿菌屬有著很強的營養特性, 並且具有耐高溫, 耐酸鹼的良好穩定性和優良的產酸、產酶、產維生素等性能, 能保持較高活菌數, 並且能夠較好地發揮生理生化作用。
（2）微生物風味劑，酵母抽提物被譽為第三代調味劑，是以新鮮的酵母為原料，採用生物酶解技術，將酵母細胞內的蛋白質、核酸等進行生物降解精製而成的復合型天然調味料。其富含多種氨基酸、肽類物質、維生素等營養成分，已被廣泛地應用於食品工業。國內在酵母抽提物方面的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由於其口感好，鮮度高，營養豐富等多方面的優點，將具有廣闊的前景。
（3）微生物防腐劑，防腐劑是食品工業生產中最重要的添加劑之一，添加劑的安全性始終是一亟待解決的問題。隨著對微生物研究的不斷深入，各種天然防腐劑相繼發現，這類防腐劑不僅安全無毒甚至對人體有保健作用。隨著人們健康意識的提高，用微生物防腐劑代替化學防腐劑已成為食品保藏技術的發展趨勢，對各種微生物防腐劑抑菌物質的鑒定，抗菌譜的確立，食品毒理學分析等將成為研究的重點。另外，通過生物工程技術對抑菌物質的遺傳調控進行研究，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有廣泛的應用前景。在應用微生物防腐劑時可以同時使用幾種或與來自動植物的防腐劑配合使用，利用他們之間的協同效應增強效果。
3、有害微生物的預防及食品的保藏
在食品貯藏過程中，會發生微生物滋生使食品變質的現象。可以通過微生物學知識結合數學模型對食品產品中的微生物危害，和食源性病原微生物的危害情況進行預測。 除了食品的保藏，食品安全問題也已成為國際組織、各國政府、工商企業和消費者關注的焦點和目前研究的熱點。各國政府有權採取強制性衛生措施保護本國人民健康、免受進口食品的危害，同時要求各國政府採取的衛生措施必須建立在風險評估的基礎上。因此，風險評估是各國制定食品衛生標准和實施食品安全管理的基礎。開展食源性微生物風險評估，對有效管理食品的安全問題，保護消費者健康，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此背景下，食品風險評估技術近年來也得到充分發展。
4、微生物學在食品領域應用的展望
從微生物食品的發展來看,可食用微生物作為未來開發的食源,尚處於「幼稚」期,但優勢明顯,開發潛力巨大,具有產業化發展前景。 隨著生物技術的飛速發展，利用基因工程對微生物進行菌種改造從根本上解決發酵食品生產工藝中的問題，已在食品工業中開展試用。功能性食品及食品添加劑等各方面的生產都將與微生物緊密相連，微生物將為食品工業的發展開辟更廣泛的前景。微生物在食品工業中的應用也遠遠不僅如此，今後將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⑹ 張德禮的學術成就

獲得兩項重要標志性鑒定成果：（1）京科登字20040602號：安全高效的水貂腸炎病毒細胞培養滅活疫苗的首次研製成功和長期廣泛應用；（2）總後鑒證2002121008號：惡性橫紋肌樣瘤（MRT）在模型動物體內的首次發現和成功復制，為闡明其起源之謎提供了機會；從染色體遺傳變異角度初步闡明了MRT的發生、發展規律，從比較醫學角度揭示了MRT的組織細胞起源；解決了傳代細胞（CCL）致癌毒理實驗的難題，揭示了遺傳變異率與致癌（瘤）的關系。
在生物循環選育領域，初步建立了病毒細胞遺傳進化的優劣環境交替性生物循環選育作用的理論與技術體系並得到實際應用，它正是聯系高效水貂細小病毒疫苗研製、痘苗病毒重組質粒轉染技術創新、細胞系致癌毒理學安全性評價、異類腫瘤在體實驗轉化現象確立與橫紋肌樣瘤起源之謎初步揭示的紐帶與橋梁，具有廣泛的科學指導和實用意義。
在基因識別新方法與功能基因分離方面取得重要進展：建立了從計算機軟體分析、人工干預分析及與實驗生物學相結合角度來發現人類新基因的方法，並證明它是加速基因克隆和鑒定的一條有效途徑；合作者對新基因識別及調控區預測的演算法研究，顯著提升了基因預測和啟動子預測的精確度，初步合作建立了人類新基因的自動化電子克隆軟體；電子克隆百餘人類新基因，還用計算機識別800個人類新基因候選對象，部分基因編碼序列已被實驗證實和引用，其中幾個新克隆基因已在動物實驗中顯示出明顯的生物學功能活性；發現了美國NCBI基因組注釋項目公布的人類基因模式參考序列（REFSEQ）存在各種類型的多種/處錯誤，這一結果提示應慎重使用NCBI的REFSEQ資料庫。
在分子病毒學與反義基因治療領域，負責「反義RNA阻斷鴨乙型肝炎病毒（DHBV）復制及多聚酶區(P區)基因表達的研究」, 構建並純化出幾株針對DHBV P區或核心區(C區)不同片段基因的反義和正義重組病毒，為乙型肝炎鴨體實驗模型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對痘苗病毒重組質粒轉染技術和重組痘苗病毒蝕斑純化方法的探索性研究取得良好結果，前者首次簡化了基因轉染技術，後者首次大大降低了主要實驗費用並被實際引用證明行之有效。

⑺ 生態毒理學的內容簡介

《生態毒理學》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可供環境類、生態類及資源類專業本科教學使用，也可供相關專業的學生、科研工作者及管理人員學習參考。全書分三大部分，共十三章。第一部分為第一至六章，系統闡述生態毒理學的基礎理論，包括生態毒理學概念與任務、環境污染與生態系統基本理論、毒物毒性作用的概念與基本機制、污染物的生物吸收與轉化規律、生物富集及不同水平的生態毒理學效應等。第二部分為第七至九章，論述動物、植物及微生物生態毒理學，主要闡述實驗室內的研究成果和理論。第三部分為第十至十三章，其中第十至十二章對陸地、淡水、海洋與河口生態系統生態毒理學進行介紹，主要闡述野外研究的成果和建樹。第十三章對生態風險評價在理論和應用方面作了論述。

⑻ 生態毒理學與環境毒理學的研究對象一致嗎

隨著1950年代以來，環境污染事件，尤其是八大公害事件的發生，引起人們對一些環境化學物如汞、鎘和二氧化硫（SO2）等對健康危害的關注。但是大多數科學家仍然沒有充分認識到科學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對環境化學污染物的危害只停留在局部的、個別化學物對人體中毒作用的研究和預防階段，對環境污染及其危害還沒有足夠地認識。由此可知，1950年代是環境毒理學產生的萌芽期。美國Rachel
Carson的著作《寂靜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的出版使人們充分認識到環境污染的廣泛性及環境污染物對人群和生態環境危害的嚴重性。這期間，醫學和生物學家對殺蟲劑、重金屬等環境污染物危害人體健康和危害野生生物的問題開始進行大量研究。1966年，美國國家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成立了環境健康科學研究室（Division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並於3年後獨立成所（NIEHS）。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在1968年成立了環境毒理學系。由此可知，環境毒理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產生於1960年代。從上述環境毒理學早期研究內容及其產生根源可知，環境毒理學從產生的那一天起，就把環境污染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和對野生生物、生態環境的影響綁在了一起，均作為該學科的研究范疇。可以說，環境毒理學一開始就把生態毒理學涵蓋於自己的領域之中，使這兩個學科的產生和發展具有共同的歷史淵源，導致時至今日仍然有人把生態毒理學研究論文和成果歸屬於環境毒理學的范疇，或者相反。

盡管薩豪特（Truhaut
R）在1969年提出了生態毒理學這一術語及其內涵，國際環境安全學會於1975年9月成立了國際生態毒理學和環境安全協會（ISEES），1977年學術刊物《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生態毒理學和環境安全）創刊[2,5-6
]。但是，由於這兩個學科發展的歷史淵源太深了，生態毒理學的內容一直被包括在環境毒理學的著作和教科書中。例如，在Cockerham and
Shane的《基礎環境毒理學》（1994）一書把生態毒理學導論和原理作為該書的開篇之章，把野生生物毒理學、外源化學物對河口生態系統的危害等作為環境毒理學的分支學科。

起初，我們在《環境毒理學》[2]一書中也把生態毒理學囊括於環境毒理學之中，認為：「環境毒理學是研究環境污染物，特別是化學污染物對生物有機體，尤其是對人體的損害作用及其機理的科學。環境毒理學的任務不僅要研究環境污染物對生物個體的損害作用，而且要研究對生物群體、生態系統、甚至特定環境下的整個生物社會的損害作用及其防治對策。生態毒理學是環境毒理學的一部分，也是生態學的分支學科」。隨著對生態毒理學研究范疇的進一步研究，三年後出版的《環境毒理學基礎》[3]考慮到生態毒理學除了研究環境污染物的作用之外，還應當研究環境污染物之外的其他毒物對生態系統的作用，並提出環境生態毒理學概念，認為只有環境生態毒理學才是環境毒理學的一部分。於是在這一階段，作為環境毒理學分支學科的大氣環境毒理學也把大氣污染物對所有生物的損傷作用作為其研究范疇[2-3]。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生態毒理學著作[7,8]認為，生態毒理學是研究有毒物質引起生態系統損傷、破壞、甚至消亡的科學，不僅研究環境污染物對非哺乳類生物可能產生的影響，而且要研究對哺乳類動物包括人類的影響。有的還以生態毒理學是研究生物（包括人類在內）群體的，而環境毒理學是研究人體個體的說法來區分這兩個學科。更有的學者認為，這兩個術語的定義正在趨於一致，把二者合而為一[9-10].

自2000年以來，我國環境毒理學和生態毒理學的教學和科研的發展非常迅速，《生態毒理學》、《生態毒理學概論》、《生態毒理學原理與方法》等三本生態毒理學專著相繼出版[5-6,11]，同時，教育部環境科學與工程教學指導委員會建議在生態學本科專業開設生態毒理學課程。繼之，2005年，教育部審核批准山西大學孟紫強編著《生態毒理學》以作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該書於200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成為國內第一本生態毒理學大學教材[12]。學科發展的新形勢，迫使對這兩門學科的定義、研究范疇和教學目的和內容等科學問題深入研究和重新審度[4,12-13]。通過多年的教學實踐和對這兩門學科概念的進一步研究，我們認為，依靠研究對象的數量是「個體」或是「群體」並不能區分這兩門學科的差異，因為環境毒理學所進行的流行病學調查和生態毒理學所進行的生態或生物調查都是以群體為研究對象和目標的；而生態毒理學對珍稀動物個體研究的價值觀並不遜於環境毒理學對人群中個體研究的重要性。個體生態學（autecology，indivial
ecology）就是以個體生物為研究對象，研究個體生物與環境的關系，特別是生物體對環境的適應規律的科學。與此相聯系，個體生態毒理學也將脫穎而出。此外，雖然人類的生存對生態環境的依賴遠遠不如野生生物那樣密切，但是人類的健康與其生態環境也不可分割，環境毒理學也一直把污染物在生態系統中的轉化如生物富集對人體健康的危害包括於其中。更重要的是，個體是寓於群體之中，而群體是由個體所組成的，二者是辨證統一的，毒物也是通過對個體的直接損傷而導致對群體或生態系統的危害的[4,12-13]。因此，二者最大的區別是研究對象的質的差異，而不是量上的不同，環境毒理學是以研究環境污染物對人體健康的危害為主，而生態毒理學是以研究污染物對非人類生物的影響為主；但由於人類和非人類生物都同時生活在同一個開放的生態系統或生物圈中，彼此發生物質和能量的交流必不可少，所以這兩個學科的研究領域有時難免有發生重疊的可能性。由此，我們將兩個學科定義為：環境毒理學是研究環境污染物對人體和人群及相關生物的損害作用及其規律的科學，生態毒理學是研究物理、化學及生物因素特別是環境污染物對非人類生物及其生態系統的損害作用及其規律的科學,環境生態毒理學是研究環境污染物對非人類生物及其生態系統的損害作用及其規律的科學[4,12-13]。在這些概念中的生態系統其尺度可以小到一個池塘，也可以大到一個景觀、半球、生物圈。必須指出的是，不論人類自我保護得如何完善，他也不可能不與生態系統中其他成員發生物質交流，也不可能不受生態環境的制約，所以環境毒理學有時也要探討人體健康危害與生態毒理學的關系，例如污染物的生物轉化和富集問題；同時，生態毒理學在必要時也要研究生態系統的損傷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兩個學科的研究內容就有發生相互難以區分的可能。也就是說，這兩種學科各有自己的研究核心或中心，但有時彼此又會發生部分重疊，即所謂它們的研究任務和內容是「中心清楚、邊緣模糊」[13]。由此可知，對於環境毒理學和生態毒理學上述定義的理解要避免絕對化。實際上，環境毒理學研究絕大多數是由從事醫學之環境衛生學專業的人員進行，而生態毒理學研究基本上是由從事環境科學、生態學和生物學專業的人員進行，二者的研究隊伍涇渭分明。在科學研究的實踐中，很少有生態毒理學家進行環境污染物對人體健康的毒理學作用及其機制的研究，也很少有環境毒理學家進行污染物對生態系統危害的研究。這些分析均說明，在研究工作的實踐上，這是兩個在研究內容和研究目標上一般不會發生重疊的、不同的毒理學學科。

由於對環境毒理學和生態毒理學概念的模糊不清，我們常常看到一些科研論文和一些文獻檢索刊物往往把那些採用非人類的模式實驗生物為研究對象的環境毒理學方面的研究論文錯誤地歸屬到生態毒理學的目錄之下；同樣，把生態毒理學方面的研究論文錯誤地歸屬到環境毒理學范疇者更為多見。為此作者提出，至少可以從以下7個方面來判斷科研項目、科研工作、論文及成果是屬於環境毒理學的領域還是屬於生態毒理學的領域：（1）其觀察和研究對象是人，還是非人類生物；（2）其研究目標是研究環境有毒有害因素對人群和人體健康的影響，還是研究對動物、植物、微生物的個體和群體的毒害作用；（3）其所研究的環境有毒有害因素的主要直接危害對象是人體或人群，還是非人類生物；（4）其所觀察或研究的生物是實驗室模式生物，還是野生生物（包括實驗室臨時養殖的）；（5）其所觀察或研究的實驗動物是哺乳類動物如小鼠、大鼠、兔、豚鼠、狗及猴等，還是非哺乳類動物如魚、蝦、貝、蚤等；（6）其所觀察或研究的實驗生物是環境毒理學常用的實驗室模式生物如紫露草、蠶豆（根尖）、擬南芥及Ames試驗採用的標准菌株-鼠傷寒沙門氏菌株TA98、TA100等，還是生態毒理學常用的實驗室模式生物如赤子愛勝蚓、大型水蚤及草魚、青魚、鰱魚及鱅魚等；（7）其採用非人模式生物所獲得的結果主要是用於外推到人以探討環境污染物對人體健康的危害作用，還是直接用於探討環境污染物對非人類生物的危害作用[13]。

目前一些研究者對於生態毒理學與污染生態學兩個學科概念也存在模糊不清的問題，對此我們提出：污染生態學是從生態學的角度，採用生態學的理論和方法，探討環境污染物與生態系統交互作用而導致生態危害及其規律的科學；而生態毒理學是從環境毒理學的角度，採用環境毒理學的理論和方法，探討環境污染物與生態系統交互作用而導致生態危害及其規律的科學。這可能是為什麼《污染生態學》一類著作的作者多為生態學家，而《生態毒理學》一類著作的作者多為環境毒理學家的一個重要原因。

⑼ 周莉的主要成就

主持葯理毒理學研究項目近70項；參與其他安全性評價項目25項；獲得2010年上海市人才發展資金資助；以主要參與人身份，參加國家級和部委級課題研究6項，包括：十二五「重大創新葯物創制」專項《建立符合國際新葯研究規范的臨床前安全評價技術平台》（「三致」試驗、毒性早評價體系建立總負責）；上海市研發公共服務平台《建立並完善抗前列腺疾病葯物臨床前評價技術服務平台》（前列腺炎研究專題負責人）；上海市「創新行動計劃」實驗動物研究《替代前列腺疾病動物實驗方法規范技術平台的建立及應用》（前列腺炎研究專題負責人）；上海市實驗動物科技創新行動計劃《建立並完善前列腺疾病模型及其效果評價體系》（前列腺炎研究專題負責人）；國家863專項基金《臨床前安全性平價關鍵技術及平台研究》生殖毒性機制研究；CIPRA《中國綜合性艾滋病研究項目》（艾滋病DNA疫苗和NTV-C疫苗恆河猴急性毒性和長期毒性研究）；在國內外發表論文20餘篇；參與編寫《毒理學替代法》和《前列腺葯理毒理學》專著2本參加國家級GLP培訓10餘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