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研究成果被別人先發了怎麼辦
這件事情就比較麻煩了。首先你不能確保他人是佛是竊取你的成果，如果可以確定你可以收集好相關證據起訴對方。
② 訴訟案件中，能夠被人民法院 採納或認定的 新證據 具體的指哪些
摘一文供參考，有點長： 「新證據」問題既是民事訴訟立法中的難點問題，也是法院審判實踐中的難點問題。如何准確界定「新證據」的科學內涵，使「新證據」在民事訴訟中得到有效的適用，是當前法院在審判實踐中中國待解決的問題。現行《證據規定》在「新證據」問題上雖然已突破《民事訴訟法》的局限，對民事訴訟中的「新證據」進行了具體化，並對有關程序性規定進行了明確，但由於法律條文的抽象性、原則性規定畢竟無法窮盡審判實踐中遇到的各種「新證據」問題，導致法院在民事審判中對相關條文的理解與適用上也產生諸多問題。本文從現行證據規則出發，結合案例，試對民事訴訟中「新證據」的理解與適用做一粗淺分析。 一、現行法源有關「新證據」的規定 （一）《民事訴訟法》對「新證據」的有關規定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可以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證據。」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也作出「當事人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裁判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的規定，同時，《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百五十三條對「新證據」問題也有闡述。 可見，「新證據」問題並不是新問題，在《民事訴訟法》中早已規定，但這種規定是籠統的，過於寬泛，對「新證據」並沒有作出明確界定，且對「新證據」的舉證期限問題也沒有作出規定。這就導致我國民事訴訟中，對「新證據」的適用采隨時提出主義，即當事人可以在訴訟進行的過程中提出前一階段沒有提出的證據，法官也必須任由當事人隨時提出新證據，而只要該新證據「足以推翻原裁判」。 （二）《證據規定》對「新證據」問題的新突破 《證據規定》第四十一條至第四十六條對民事訴訟中「新證據」進行了具體化，並明確了相關程序性規定，賦予「新證據」以新的更為科學的內涵，並就其例外「可視為新的證據」的情況作出解釋。 《證據規定》第四十一條規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新的證據』，是指以下情形：1.一審程序中的『新證據』，包括：當事人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後新發現的證據；當事人確因客觀原因無法在舉證期限內提供，經人民法院批准，在延長的期限內仍無法提供的證據。2.二審程序中的『新證據』，包括：一審庭審結束後新發現的證據；當事人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前申請人民法院調查取證未獲准許，二審法院經審查認為應當准許並依當事人申請調取的證據。」 《證據規定》第四十四條規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的『新的證據』是指原庭審結束後新發現的證據。當事人在再審程序中提供新的證據，應當在申請再審時提出。」 單從字面上看，《證據規定》對「新證據」問題做出較《民事訴訟法》更為具體明確的規定，且賦予「新證據」以科學的涵義，而其實質更在於克服《民事訴訟法》對「新證據」隨時提出主義的模糊規定，改「新證據」隨時提出主義為適時提出主義。 二、各審判階段「新證據」涵義的理解 盡管現行《民事訴訟法》對有關「新證據」問題作出立法層面上的規定，但原則性太強，難以掌握。《證據規定》對「新證據」的內涵加以具體明確，同時對「新證據」的適用程序問題也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定，但進入民事訴訟程序中的具體案件有時非常復雜，且「新證據」舉證問題可能貫穿於訴訟進程中的各個階段而對審判結果產生影響，所以有必要對整個訴訟時段進行分拆，具體到一審、二審、再審階段。在各審判階段，「新證據」的涵義是不同的，以下就各審判階段中「新證據」的涵義加以闡釋。 （一）一審程序中「新證據」的涵義 現行《民事訴訟法》只是籠統的規定「當事人可以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證據」，具體對「新的證據」作何理解，並不確定，而且該規定沒有從審判各階段對「新證據」問題進行明確，過於寬泛。 《證據規定》對一審程序中的「新證據」區分了兩種情形：一是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後「新發現的證據」。對這類證據應當理解為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前客觀上尚未出現，如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中，受害人身體遭受損害的後果或後遺症，在舉證期限屆滿前並沒有顯現，而在舉證期限屆滿後發現損害後果或後遺症，向法院提交的證據就屬於這一情形。有的情況下，證據在訴訟程序開始前就已客觀存在，但通常情況下，由於諸多客觀因素的限制，當事人並無法知曉該證據已經存在而未掌握，可以稱之為「新出現和新發現的證據」，對該類證據中的「新出現」的情況，因其在界定基點上已明確為「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後」才發現的證據，客觀上不難理解。這種情況下，當事人需要提供證據證明未能在舉證期內提交證據是因為客觀原因所致。 另一種情形是，當事人確因客觀原因無法在一審舉證期限內提供，經人民法院准許延長舉證期限，在延長的舉證期限內仍無法提供的證據。此類「新證據」的涵義應理解為當事人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前已經知道該證據是客觀存在的，但在通常情況下，由於種種條件的限制，當事人經多方努力，在舉證期限內仍然無法向法院提交該證據，後由當事人在一審結束前提供的。 （二）二審程序中「新證據」的涵義 現行《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中有關「新證據」問題只是原則性地規定：「當事人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裁判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對此規定，當然也應理解為適用於二審程序，但在二審程序中究竟何為「新證據」、以及如何適用問題卻未明確。 《證據規定》對二審程序中當事人提交的「新證據」，也區分了兩種情形： 一是當事人在一審庭審結束後新發現的證據。根據舉證期限制度，當事人在一審庭審結束後才提交的證據可不予接受認可，但鑒於當事人可能的過錯或因某些確實存在的客觀原因的限制，有些具有證明力的證據並未在一審結束前提出，如果二審程序再不加以認定，不予以採信，那就有可能導致裁判失衡，有違當事人訴訟機會均等的訴訟理念，也有違司法裁判公正的價值追求，故採取這一措施是有必要的。當然，在這里，「新發現」的證據包括兩種，一種是在一審庭審結束後新出現的證據，如土地出讓合同糾紛中，一審結束後當事人依法辦理了土地使用權出讓手續的，應屬於二審中的新證據。另一種是在一審結束前已經存在的證據，但在通常情況下，當事人無法知道該證據已經出現的情形，當然，當事人無法知道該證據是由客觀原因所致。 第二種情形是當事人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前已經知道該證據客觀存在，但在舉證期限內無法完成舉證責任，經申請延長舉證期限，在法院准予延長的舉證期限內，仍無法完成舉證而在二審提交的證據情形。如人身傷害案件，受害人明知有目擊證人，但受害人對現場目擊證人都不認識，這樣在一審舉證期限內，受害人無法完成舉證，後經受害人多方努力，終於尋找到目擊證人，在二審中提交「新證據」。應當注意的是，該種情形下所講的二審法院經審查認為應當准許當事人申請法院調查取證的請求，僅指當事人在一審階段曾提出過的申請法院調查取證的請求，而在二審程序中再次提出申請的情況，而不包括當事人在一審程序中未曾提出過的申請法院調查取證的請求。 （三）再審程序中「新證據」的理解 再審程序不是法律規定解決當事人之間權益糾紛的必經程序，而是一種特殊的救濟程序。《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在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裁判的，人們法院應當再審。」這就是法院啟動再審程序的證據條件，該條件是「足以推翻原裁判」，至於能否推翻原裁判，則由法官綜合考量該「新證據」在整個案件審判中所起的作用來確定，在這一環節，法院佔主導地位。 「新證據」的提出是啟動再審程序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不對再審程序中「新證據」作出界定，舉證時限制度就會形同虛設，所以，《證據規定》第四十四條明確規定，「再審程序中新的證據是指原審結束後新發現的證據。」該新發現的證據應做兩種理解，一是在啟動再審程序前客觀上並不存在或已經存在，但當事人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並無從得知該證據存在，在原審程序中也就未提供的證據。二是在終審結束後新出現、新發現的證據。當然，懈怠舉證與主觀故意提供的所謂上述「新證據」，法院不應認定為「新證據」，當事人就承擔不利後果。 三、現行「新證據」制度中的困惑 現行證據制度在維護當事人訴訟機會平等，保護司法公正方面確實發揮了重大作用，但任何一種制度設置的初衷都是理想化的，「新證據」制度也是如此。以下對現行「新證據」制度在審判實踐中遇到的困惑分述之。 （一）一審程序中「新證據」適用困惑 《民事訴訟法》中，沒有對何為「新證據」作出明確界定，對「新證據」的舉證期限也沒有作出明確規定。實踐中，當事人在訴訟階段可隨時提出自認為是「新證據」的證據，並把「新證據」的認定工作交由法官。有些當事人自認為是「新證據」的證據，在整個案件證據鏈中所起的作用並不大，若法官對這樣的證據逐一認定，無疑會影響審判效率，況且這種認定工作完全由法官主導，行使自由裁量權，有時影響司法公正。 《證據規定》雖然結合《民事訴訟法》對「新證據」作出相應界定，但仍有許多適用中的困惑，對於一審中的「新證據」，困惑主要是如何正確適用「當事人在舉證屆滿後新發現的證據」，該「新發現的證據」常被當事人以「遺忘的證據」為借口所利用，對另一方進行突襲。在一審過程中，當事人提交出了沒有經過證據交換的證據，並稱是新發現的證據，屬「新證據」。 筆者認為，對於這種情況，法院就應看舉證的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是否提出過該證據因客觀原因未能提交的說明，是否申請人民法院延長對該證據的收集期限等，若不存在以上情況，就不應當認定為「新證據」，持有該證據的當事人就應當承擔逾期舉證對自己不利的法律後果。 一審中「新證據」制度適用中的困惑之二在於，依「客觀原因」的表述，賦予法官自由心證的權力，而區分是客觀原因還是當事人主觀過錯並無依據可循，法官又畏於二審改判發回的壓力，主要是時刻處於擔心裁判被改判的尷尬境地，就有可能在一審階段盲目懦從於當事人提交的「新證據」。所以，一審中法官應結合案情，對當事人提交的「新證據」進行慎重、嚴格地審查，如果是因為當事人不懂舉證期限的意義或者是因為當事人疏忽，造成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前未向一審法院提供證據的，不能認定為「新證據」。 （二）二審程序中「新證據」適用困惑 按照《證據規定》，二審中涉及到的「新證據」，可分兩種情況：1、庭審結束後新發現的證據；2、當事人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前申請法院調取未獲准許，二審法院經審查認為應當准許並經當事人申請而調取的證據。 「新證據」制度的價值目標在於賦予當事人平等的訴訟機會與訴訟權利，而若以當事人訴訟機會平等為由認定某證據屬於「新證據」，實際上就永遠不會有訴訟機會平等。按照學理解釋，二審程序中的「新發現的證據」主要首先從當事人過錯出發來界定，但當事人若因自己保管不善，在一審舉證期內未能向法庭提交相應證據，如會計賬冊，而在二審過程中整理資料時發現了該賬冊，似乎並不屬於「新發現的證據」，司法實踐中對此認識不一，交由法官自由裁量，有的法官認為不屬於「新證據」，有的法官認為屬於「新證據」，並據此作出裁判。 筆者認為，在司法實踐中，如果當事人所提供的證據確實是一審中因客觀原因而非主觀原因無法提供的「新證據」，對案件事實的認定確有重大影響，法官應認定為「新證據」，對方當事人應予以質證，若不屬於「新證據」，則對方可拒絕質證。 對於當事人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前申請法院調取未獲准許，二審法院經審查認為應當准許並經當事人申請而調取的證據，法院應認定為是「新證據」，但在該種情形，若第一審中被告未提出抗辯，但在二審中提出理由，形成二審中新的抗辯，那是否將一審中原告針對該理由提出的證據列入法庭調查范圍？筆者認為，這樣的證據並沒有涉及到證據的必要性、作用與地位問題，這就需要二審法官結合案情綜合作出判斷，只要符合上述「新證據」條件，法院就應當進行法庭調查。另外，在二審程序中，法官對整個案情及各證據的效力有了更為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對當事人申請調查取證的要求是否合理應能夠作出客觀判斷，須注意的是，該調查取證的請求是二審中對一審曾提出過的調查取證的要求再次提出申請的情形，並不包括二審中第一次提出的調查取證請求。 （三）再審程序中「新證據」適用困惑 針對一審、二審程序終結後確有錯誤裁判的情形，人民法院將啟動再審程序。由於我國現行審判監督程序未對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條件作出明確的限制，從而使得有些當事人借提出「新證據」達到拖延訴訟的目的。 為了改變無限再審的狀況，《證據規定》中規定了再審程序中「新證據」的范圍，按此解釋，即便是當事人因一般過失而未能在原審中發現證據或提出證據，判決生效後也不能再依據這些證據申請再審。這樣的解釋固然有助於維護生效裁判的穩定性，解決「終審不終」的問題，但與民事證據法規的價值目標是相沖突的。 筆者認為，在再審程序中對「新證據」做出限制性的解釋是必要的，但界定不宜過嚴，應限於當事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在原審中不提供的情形。如有的當事人在原審中就有了足以使自己勝訴的證據，但為了拖延訴訟，故意不提供，等到判決生效後再以這樣的證據申請再審，鑒於啟動再審程序難度極大,當事人一般是不願意冒這樣的風險的,這樣的當事人雖然不能說絕對沒有,但肯定是存在的。所以，法官應從案件實際包括當事人實際出發，綜合考量該類證據的「新證據」效力。 四、完善現行「新證據」制度的幾點思考 （一）現行「新證據」制度弊端之溯源 盡管《民事訴訟法》對民事訴訟中的「新證據」問題從立法層面作出了規定，但根據對相關規定的理解，《民事訴訟法》對「新證據」采隨時提出主義。《證據規定》對《民事訴訟法》中「新證據」問題作出了細化，作出了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定，如對「新證據」，賦予了更為明確的涵義，對「新證據」隨時提出主義進行了限制與修正，明確了「新證據」的舉證時限，對當事人舉證權利作出了界定，以保障新的證據不被忽視，以使當事人的舉證權在訴訟各個階段都能得到體現和保障。在舉證時限過後，允許當事人提供「新證據」，無疑是對舉證時限制度本身的一種沖擊，但該制度本身是科學的。 制度設置來源於理論指導。在司法理論上，兩大法系對新證據的認定與採信有著兩種不同的特點與適用規范。在大陸法系國家，對舉證時限的規定有較大彈性，當事人可提出新證據，法官對當事人提交的「新證據」的認定，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法官根據個案實際，運用自由心證進行彈性裁量，也即在「新證據」認定與採納的問題上，法官佔主導地位。而在英美法系國家，主要是通過正當程序觀念審視「新證據」問題，即把程序正當性與審判的公正性作為崇高的價值取向來看待。在英美法系國家，大多將舉證時限制度推到了與政治程序一樣的認識高度，認為程序正當性是審判公正進行的必要前提和有力保障。所以，在英美法系國家如美國，上訴法院很少接受新的證據。 我國民事訴訟證據規則既追求大陸法系國家追求實體正義，又循英美法系國家程序正當性，導致當前我國民事訴訟制度走入怪圈，也導致證據制度中「新證據」問題的混亂。我國法院裁判歷來奉行「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審判原則，而事實的再現要依靠證據來證明，證據又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這就可能使證據延伸到訴訟過程的各個階段，「新證據」不僅可能出現在一審、二審，還可能出現在再審階段。法院的審判是建立在對相對穩定的證據體系進行認定與考量的基礎之上，相對穩定的裁判與不斷變化的證據形態之間就產生了矛盾，這種矛盾也就是法院在實踐中對「新證據」認定與適用中產生困惑的困惑緣由。 （二）完善現行「新證據」制度之我見 1、加強對當事人舉證指導，強化當事人舉證意識 民事審判實踐中，加強法院對當事人舉證進行有效指導，強化當事人舉證意識，對推進訴訟活動順利進行，維護當事人證據權利具有重要意義。 《證據規定》雖然強化了當事人在各個訴訟階段提交「新證據」的權利，盡量突出當事人推動訴訟的主導地位，但盡管如此，由於《證據規定》的抽象性與原則性規定，在面對復雜的案件時，有時就顯得力不從心，而往往是當事人缺乏法律知識與證據意識，在訴訟中不能向法院提交最具有針對性的「新證據」，而是將所有證據材料，不管有無實際效力，都交由法官選擇，於是，如何引導當事人在訴訟各階段為保護自己的訴訟權益提供有力的「新證據」，便成為法官一項重要而必要的工作，而且，《證據規定》也明確規定了人民法院「應當」對當事人舉證進行指導。 由此可見，舉證釋明是受案法官應盡的義務，如果違反此義務而導致當事人貽誤舉證時機，上級法院可以原審裁判程序違法而發回重審。當然，法官的釋明義務是相對的，在面對具體案件時，如法官過多釋明，可能影響當事人訴訟主體地位，而釋明不力，又可能導致當事人盲目舉證，甚至無所適從。所以，法官在面對具體案件時，應考量當事人的訴訟能力，把握好釋明尺度，全面、適當地指導當事人舉證。 筆者認為，在審判實踐中，審判人員不能滿足於通過向當事人送達舉證通知書來完成對當事人舉證釋明，還應在訴訟過程中，向當事人講明利害關系，以強化當事人舉證意識，積極推動訴訟進程，而不僅僅被動舉證，從而更好地維護自己的訴訟權利。 2、完善各訴訟階段中「新證據」交換制度 作為當事人之間交鋒的「武器」，「新證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新證據」的交換是保證當事人之間充分了解對方證據，以保證當事人充分舉證，有針對性地提出「新證據」的有效途徑。由於我國《民事訴訟法》與《證據規定》中並未規定「新證據」的強制答辯制度，若法官不組織當事人對「新證據」進行交換，當事人在不了解對方證據鏈的情況下，勢必造成盲目舉證。 雖然《證據規定》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僅規定了法院可以組織當事人進行證據交換的兩種情形，並沒有將證據交換作為每案必經程序，但為了使當事人在訴訟各階段更有針對性地提供新證據，法官應盡可能地在訴訟各階段安排當事人進行證據交換，以便當事人相互了解對方證據情況，及時提交「新證據」。這樣以來，也使法官從許多無用的證據中解脫出來，對提高審判效率，提高審判質量來說意義重大。當然，在「新證據」交換環節中，法官的釋明引導不可或缺。 3、建立「新證據」適時舉證機制 如今，「權利人不應躺在權利上睡覺」這一理念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盡快從權利上覺醒，及時提出新證據，不僅是再現案件事實服務審判的需要，從更大方面來說，更是法官及時認定客觀事實，恢復不穩定的社會關系的需要。《民事訴訟法》與《證據規定》雖然都對當事人享有新證據舉證權加以明確，但對新證據舉證時限問題，並未規定具體舉證期限，造成審判實踐中，審判結果常因當事人提出新證據而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這種不穩定的狀態不僅存在於一審、二審，甚至延伸至再審。 設立舉證時限的主要目的之一在於提高審判效率，而證據突襲常使得訴訟不經濟，甚至二審中提供新證據，有使得一審程序被虛化之虞。筆者認為，如果當事人遲延舉證，就應使當事人承受遲延舉證的不利後果。這樣並不是僅僅追求訴訟效率，更多在於促使當事人及時在合理期限內提交新證據，以保證該新證據不致發生失權的不利後果。 「新證據」的合理理解與適用問題是「新證據」制度中的核心問題，如何有效適用「新證據」制度，使其在民事訴訟中充分發揮作用，以保證當事人訴訟權利，是該制度的價值目標所在。「立法也應與時俱進」，如何結合新情況及時完善現行「新證據」制度，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難題，對「新證據」問題的研究還需深入，希望本文對「新證據」制度的完善有所幫助
③ 課題驗收 成果影響證明材料有哪些
課題驗收抄成果影響證明材料主要襲包括：（1）.研究過程的科學性綜述；(2)實驗數據對比分析；（3）課題研究過程中撰寫的主要的研究論文、視頻、照片等文本、音像資料；(4)對課題研究取得的成效進行宣傳的各種媒體材料；（5）基於課題研究發表的論文、出版的專著和獲得的市級以上獎勵；（6）課題研究過程中對外交流材料（包含相互交流、縣級以上交流材料、縣境外前來參觀訪問及縣境外專題講座資料等）等支撐性資料。
④ 主要研究成果與結論
（1）全面分析了全球地質環境驅動力、組成要素、環境問題時空變化及未來趨勢，表明經濟全球化促使世界資源環境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資源、環境與生態問題交織程度日益加深。
按照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DPSIR）的技術框架，分析了全球化大背景下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化等經濟活動對地質環境變化的驅動作用，研究了土地、水、礦產等地質環境要素隨時間變化規律和水土污染、滑坡、泥石流等地質環境問題走向，梳理了國際社會為加強地質環境保護所做出的政策響應，並對未來全球地質環境形勢進行了研判。
研究表明：各國經濟發展和全球化深刻影響和改變了世界資源環境格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分化明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環境污染與生態惡化形勢日趨嚴峻，各國之間的資源、環境與生態影響不斷加大，資源、環境與生態問題交織程度日益加深，全球經濟體面臨著傳統發展模式與可持續發展模式的艱難選擇。全球地質環境前景堪憂，對地質環境調查提出了新的課題：面向資源、環境與生態綜合管理構建地質環境研究新框架，加強地質環境科學對國土資源管理政策的支撐與溝通，加強全球化對地質環境變化驅動作用研究。
（2）梳理總結了新的世情下國際環境地質科學研究現狀與發展戰略，提出地球關鍵帶為資源、環境與生態問題解決提供了一種新的圖景，是地質環境研究的新框架，並對地球關鍵帶內涵、特徵、研究範式與進展進行了系統歸納。
通過梳理新的世情下美國、歐盟等經濟體環境地質科學研究現狀與發展戰略，勾勒出國際環境地質科學研究根據國際、國內需求轉變的發展路線和脈絡，提出地球關鍵帶為資源、環境與生態問題解決提供了一種新的圖景，是地質環境研究的新框架，在界定地球關鍵帶內涵與特徵的基礎上，分析了關鍵帶科學研究的DPSIR（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體系框架和3M（填圖—監測—建模）循環體系框架，從填圖、監測、建模三個方面總結了關鍵帶研究進展。
當今經濟社會所面臨的資源、環境和生態問題相互關聯、相互耦合，迫切需要打破傳統的學科界限，搭建一個新的技術框架，進行跨學科、多領域系統研究。地球關鍵帶將與經濟社會最密切的地球圈層作為獨立的開放系統，為這種需求提供了一個完整的系統框架。地球關鍵帶具有獨有的特徵：復雜的物理、化學和生物過程不斷變化、相互耦合；在空間展布上呈現出高度的非均質性；在垂向上呈現出明顯的分層特徵；在外在過程的作用下不斷發生著短期的變化和長期的演化。
地球關鍵帶科學有兩種研究範式：DPSIR體系框架，以環境問題的因果鏈為主線，從基礎研究通向管理措施；3M循環體系框架，以循環上升的認識過程為主線，從數據採集通向綜合分析。近年來研究進展表明，通過將地質學、水文學、土壤學、生態學等學科進行融合，地球關鍵帶科學為氣候變化、生態管護、水資源安全、自然災害防治等重大問題的解決展示了一種新的圖景。面向生態文明建設，我國地質環境工作應將地球關鍵帶作為重點靶區開展基礎地質和水工環地質綜合調查，建立近地表圈層三維地質框架；同時，選擇基礎條件較好的小流域建設關鍵帶觀測站，為地質學與其他學科的融合搭建一個開放平台。
（3）採用層次分析法構建了地質環境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對我國地質環境的空間變化與脆弱特徵進行了定量評價，深化了對我國地質環境脆弱性的認識。
中國地質環境總體上具有明顯的先天脆弱性。通過對地質環境脆弱性內涵與特徵進行分析，採用層次分析法綜合考慮地質構造、地表形態和組成物質等影響因素構建了地質環境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對我國地質環境的空間變化與脆弱特徵進行了定量評價，為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服務重大區域發展戰略實施和支撐生態國土建設提供基礎依據。
地質環境脆弱性評價結果表明：中度脆弱—極度脆弱區面積約佔全國土地面積的1/3，總體脆弱是我國地質環境的突出特徵；我國區域地質環境脆弱程度呈現西北高東南低、西南高東北低的總體空間格局，大致以賀蘭山—六盤山—邛崍山—烏蒙山一線為界，此線以西地區地質環境脆弱程度高，此線以東地區地質環境脆弱程度低。區域地質環境脆弱性對社會經濟發展空間布局具有框架性的制約作用，地質環境脆弱度與人口密度、GDP等呈負相關關系。
（4）集成物質流分析與生態足跡方法建立了地質環境壓力評價體系與模型，定量刻畫了經濟發展對地質環境壓力的時間變化與空間變化，提高了對我國地質環境走勢的研判能力。
經濟活動通過資源開發所形成的輸入物質流和廢棄物排放所形成的輸出物質流，對地質環境施加壓力。地質環境壓力的大小可採用單位生物生產性土地面積上物質流的數量來衡量。基於這一認識，集成物質流分析方法與生態足跡方法構建了地質環境壓力評價指標體系與評價模型，評價模型將區域經濟活動強度與區域生態承載力耦合在一起，能夠更准確地衡量經濟發展對地質環境所產生的壓力大小。採用所建立的模型，對1995～2013年國家尺度的地質環境壓力的時間變化進行了定量分析，對1997～2013年省域尺度的地質環境壓力空間分布與時間變化進行了定量評估。
研究表明：1995～2013年，我國地質環境壓力指數經歷了緩慢增加、快速增加和平穩增加3個階段，說明經濟活動對地質環境的壓力從緩慢加大、急劇加大開始向高位趨穩過渡；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資源需求增速放緩、節能減排力度加大，我國地質環境壓力可能將接近峰值，在高位趨穩後會緩慢下降。1997～2013年，省域地質環境壓力總體呈上升態勢，東部地區省域地質環境壓力較大，但近年有所減弱；西部地區地質環境壓力較小，但上升較快；地質環境壓力大的區域以京津冀地區為中心逐步向中部、西部地區擴展，其空間分布重心有從東部京津冀地區向中部、西部轉移的趨勢。2013年地質環境壓力的總體格局表現為以山西和京津冀地區為中心由東向西、由北向南遞減態勢。
（5）在分析經濟新常態下地質環境形勢、需求、問題與挑戰的基礎上，提出了邁向生態文明的地質環境調查戰略框架，明確了地質環境調查工作轉型方向、戰略重點與對策措施。
在論述地質環境調查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作用和理論基礎的基礎上，從驅動力、地質環境問題、地質環境管理等3個方面分析了經濟新常態下地質環境形勢發展趨向，剖析了生態文明建設對地質環境調查的需求與挑戰，對1999年以來地質環境調查工作進展與取得的成果進行了歸納總結，提出了邁向生態文明的地質環境調查戰略框架，明確了地質環境調查工作轉型方向、戰略目標、戰略重點與對策措施。
新的歷史時期，地質環境調查要以生態文明建設及其重大戰略實施為核心，突出水資源安全、地質災害防治、空間格局優化、地質環境健康等四類問題，抓好水文地質調查、地質災害調查、環境地質調查、地質環境健康調查、地質環境管理研究、地質環境監測體系建設等六大戰略任務，夯實填圖、監測與建模三個基礎，構建地質環境信息系統平台，不斷深化區域地質環境的認知程度與規律把握，促進地質環境與生態系統交互作用過程耦合，服務與支撐生態文明建設不斷走向深入。面向生態文明建設，地質環境調查需要實現六個轉變：在研究對象上，實現從特定的地質實體向地球關鍵帶轉變；在研究模式上，實現從偏重於填圖向填圖—監測—建模一體化轉變；在效用評價上，實現從偏重資源價值向資源價值與生態價值耦合方向轉變；在問題應對上，實現從偏重事後應急向事前預警轉變；在組織實施上，實現從單純依賴地質部門向聯合大地學部門轉變；在國際視野上，實現從偏重解決國內問題向積極參與全球地質環境治理轉變。
（6）針對國家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需要，通過地質環境問題、地質災害分布和礦產資源開發現狀及前景分析，提出了主體功能區地質環境調查總體布局與宏觀部署方向。
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是我國優化國土開發格局的重要戰略舉措，目前已全面進入實施階段。根據全國與省級主體功能區規劃梳理了全國主體功能區分布總體布局，統計分析了各類主體功能區地質環境事件分布、礦產資源開發現狀與前景，研究提出了主體功能區地質環境調查總體思路與布局方向。
研究表明：優化開發區域和重點開發區域地質環境事件分布相對密集，農產品主產區和生態功能區分布相對稀疏，重點生態功能區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地質災害威脅，重點開發區域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水土污染；金屬礦產資源開發與重點生態功能區在空間分布上具有重疊性，煤炭資源開發與重點開發區域在空間分布上具有重疊性；我國重要礦產資源西移的分布格局初步形成，西部地區是我國生態服務供給的主陣地，資源開發是重點生態功能區建設面臨的重要問題。服務主體功能區戰略實施，地質環境調查總體思路是：按照區域主體功能定位，確定城市化地區、農產品主產區和生態功能區的地質環境調查服務方向和重點任務，形成與城市化、農業發展和生態安全格局相適應地地質環境調查工作布局，推動制約主體功能區建設的重大地質環境問題的解決，推進各地區主體功能的強化和提升。
（7）針對國家實施重大區域發展戰略需要，通過對重要經濟區資源環境形勢進行深入分析，提出了重要經濟區地質環境調查總體思路與工作布局。
在總結重要經濟區布局與發展方向的基礎上，對重要經濟區水資源、土地資源、污水與廢棄物排放、地質環境事件等資源環境形勢進行了深入分析，系統梳理了面臨的主要地質環境問題，回顧總結了地質環境調查工作進展、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問題，研究提出了重要經濟區地質環境調查總體思路與工作布局，以期為推進重要經濟區和城市群地質環境調查計劃提供決策參考。
圍繞不同需求，循序漸進推進地質環境調查。服務國土空間開發規劃編制，服務水土資源開發、工程建設與城市管理，服務地質環境精細化管理，服務資源、環境與生態綜合管理，由面上1∶25萬調查尺度向重點區1∶5萬調查尺度、由重點區向完整的地質單元、由靜態的地質框架向動態的地質環境過程不斷推進、拓展和深化。圍繞四大區帶，布局地質環境調查工作。環渤海及京津冀協同發展地區加強含水層及地下水開發引發的地質環境問題、環渤海海岸帶、活動斷裂調查。絲綢之路經濟帶加強水文地質、城市與重大工程建設區工程地質、突發性地質災害調查。長江經濟帶加強地下水與土壤污染、突發性地質災害、礦山地質環境、重大工程建設區工程地質、活動斷裂調查等。泛珠江三角洲地區加強地下水與土壤污染、地質災害、海岸帶重大工程建設區工程地質調查。
⑤ 課題研究成果被黨委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門採納後的佐證材料指什麼
課題研究成果被黨委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門採納後的佐證材料，指課題立項，開題，結題的有關材料，調研，實施記錄。以及黨委政府，教育行政部門採納的證明材料。
⑥ 我一篇未公開發表的研究成果論文，被別人私自發到了網上，他的行為構成什麼後果
因為文章沒有發表，而對方私自公布於網上，這侵犯了你的發表權。其次，如果對方並回未答對文章予以署名，或者署他人姓名，則侵犯你的署名權。此外，如果對方還因此而獲取相應利益，會侵犯你的其他著作財產權。
總而言之，行為人的行為已經構成對你的著作權的侵犯，你有權要求他停止侵害，然而，發表權是一次性的權利，一經行使就不復存在，所以無法恢復原狀，你可以要求行為人賠償。
如果你因此而受到損失，那麼有權要求他賠償相應損失，如果損失不好計算，而對方因此得利的，你可以要求他返還所得利益，如果難以計算的，那麼著作權法規定可以提出50萬元以下的賠償額，你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做出請求。當然，由於署名，發表一類的權利屬於著作人身權，你也可以要求行為承擔賠禮道歉這類精神撫慰性質的責任。
僅供參考，希望能幫到你，如果有疑問可以提出，有不妥之處還望指正
⑦ 已取得研究成果的證明材料是指什麼
這個包括各級科技部門頒發的項目獲獎證書、成果鑒定證書，權威機構的評價報告、鑒定結論，論文、專利、專著，研發的裝置、設備等等。只要是能客觀反映、證實研究取得成果的各種材料都可以作為證明材料。
⑧ 哥德巴赫猜想的具體內容目前的研究成果證明到哪個階段了
當年徐遲的一篇報告文學，中國人知道了陳景潤和歌德巴赫猜想。
那麼，什麼是歌德巴赫猜想呢？
哥德巴赫是德國一位中學教師，也是一位著名的數學家，生於1690年，1725年當選為俄國彼得堡科學院院士。1742年，哥德巴赫在教學中發現，每個不小於6的偶數都是兩個素數（只能被和它本身整除的數）之和。如6＝3＋3，12＝5＋7等等。公元1742年6月7日哥德巴赫寫信給當時的大數學家歐拉，提出了以下的猜想:
(a)任何一個>=6之偶數，都可以表示成兩個奇質數之和。
(b) 任何一個>=9之奇數，都可以表示成三個奇質數之和。
這就是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歐拉在6月30日給他的回信中說，他相信這個猜想是正確的，但他不能證明。敘述如此簡單的問題，連歐拉這樣首屈一指的數學家都不能證明，這個猜想便引起了許多數學家的注意。從哥德巴赫提出這個猜想至今，許多數學家都不斷努力想攻克它，但都沒有成功。當然曾經有人作了些具體的驗證工作，例如: 6 = 3 + 3, 8 = 3 + 5, 10 = 5 + 5 = 3 + 7, 12 = 5 + 7, 14 = 7 + 7 = 3 + 11,16 = 5 + 11, 18 = 5 + 13, ……等等。有人對33×108以內且大過6之偶數一一進行驗算，哥德巴赫猜想(a)都成立。但嚴格的數學證明尚待數學家的努力。
從此，這道著名的數學難題引起了世界上成千上萬數學家的注意。200年過去了，沒有人證明它。哥德巴赫猜想由此成為數學皇冠上一顆可望不可及的"明珠"。 人們對哥德巴赫猜想難題的熱情，歷經兩百多年而不衰。世界上許許多多的數學工作者，殫精竭慮，費盡心機，然而至今仍不得其解。
到了20世紀20年代，才有人開始向它靠近。1920年挪威數學家布朗用一種古老的篩選法證明，得出了一個結論：每一個比大的偶數都可以表示為（99）。這種縮小包圍圈的辦法很管用，科學家們於是從（9十9）開始，逐步減少每個數里所含質數因子的個數，直到最後使每個數里都是一個質數為止，這樣就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目前最佳的結果是中國數學家陳景潤於1966年證明的，稱為陳氏定理：「任何充分大的偶數都是一個質數與一個自然數之和，而後者僅僅是兩個質數的乘積。」通常都簡稱這個結果為大偶數可表示為 「1 + 2」的形式。
在陳景潤之前，關於偶數可表示為 s個質數的乘積 與t個質數的乘積之和(簡稱「s + t」問題)之進展情況如下:
1920年，挪威的布朗證明了『「9 + 9」。
1924年，德國的拉特馬赫證明了「7 + 7」。
1932年，英國的埃斯特曼證明了「6 + 6」。
1937年，義大利的蕾西先後證明了「5 + 7」, 「4 + 9」, 「3 + 15」和「2 + 366」。
1938年，蘇聯的布赫夕太勃證明了「5 + 5」。
1940年，蘇聯的布赫夕太勃證明了「4 + 4」。
1948年，匈牙利的瑞尼證明了「1 + c」，其中c是一很大的自然數。
1956年，中國的王元證明了「3 + 4」。
1957年，中國的王元先後證明了 「3 + 3」和「2 + 3」。
1962年，中國的潘承洞和蘇聯的巴爾巴恩證明了「1 + 5」， 中國的王元證明了「1 + 4」。
1965年，蘇聯的布赫 夕太勃和小維諾格拉多夫，及 義大利的朋比利證明了「1 + 3 」。
1966年，中國的陳景潤證明了 「1 + 2 」。
從1920年布朗證明"9＋9"到1966年陳景潤攻下「1＋2」，歷經46年。自"陳氏定理"誕生至今的30多年裡，人們對哥德巴赫猜想猜想的進一步研究，均勞而無功。
布朗篩法的思路是這樣的：即任一偶數(自然數)可以寫為2n，這里n是一個自然數，2n可以表示為n個不同形式的一對自然數之和： 2n=1+(2n-1)=2+(2n-2)=3+(2n-3)=…=n+n 在篩去不適合哥德巴赫猜想結論的所有那些自然數對之後(例如1和2n-1;2i和(2n-2i),i=1，2,…;3j和(2n-3j)，j=2,3,…;等等)，如果能夠證明至少還有一對自然數未被篩去，例如記其中的一對為p1和p2，那麼p1和p2都是素數，即得n=p1+p2，這樣哥德巴赫猜想就被證明了。前一部分的敘述是很自然的想法。關鍵就是要證明'至少還有一對自然數未被篩去'。目前世界上誰都未能對這一部分加以證明。要能證明，這個猜想也就解決了。
然而，因大偶數n（不小於6）等於其對應的奇數數列（首為3，尾為n-3）首尾挨次搭配相加的奇數之和。故根據該奇數之和以相關類型質數+質數（1+1）或質數+合數（1+2）（含合數+質數2+1或合數+合數2+2）（註：1+2 或 2+1 同屬質數+合數類型）在參與無限次的"類別組合"時，所有可發生的種種有關聯系即1+1或1+2完全一致的出現，1+1與1+2的交叉出現（不完全一致的出現），同2+1或2+2的"完全一致"，2+1與2+2的"不完全一致"等情況的排列組合所形成的各有關聯系，就可導出的"類別組合"為1+1，1+1與1+2和2+2，1+1與1+2，1+2與2+2，1+1與2+2，1+2等六種方式。因為其中的1+2與2+2，1+2 兩種"類別組合"方式不含1+1。所以1+1沒有覆蓋所有可形成的"類別組合"方式，即其存在是有交替的，至此，若可將1+2與2+2，以及1+2兩種方式的存在排除，則1+1得證，反之，則1+1不成立得證。然而事實卻是：1+2 與2+2，以及1+2（或至少有一種）是陳氏定理中（任何一個充分大的偶數都可以表示為兩個素數的和，或一個素數與兩個素數乘積的和），所揭示的某些規律（如1+2的存在而同時有1+1缺失的情況）存在的基礎根據。所以1+2與2+2，以及1+2（或至少有一種）"類別組合"方式是確定的，客觀的，也即是不可排除的。所以1+1成立是不可能的。這就徹底論證了布朗篩法不能證"1+1"。
由於素數本身的分布呈現無序性的變化，素數對的變化同偶數值的增長二者之間不存在簡單正比例關系，偶數值增大時素數對值忽高忽低。能通過數學關系式把素數對的變化同偶數的變化聯系起來嗎？不能！偶數值與其素數對值之間的關系沒有數量規律可循。二百多年來，人們的努力證明了這一點，最後選擇放棄，另找途徑。於是出現了用別的方法來證明歌德巴赫猜想的人們，他們的努力，只使數學的某些領域得到進步，而對歌德巴赫猜想證明沒有一點作用。
歌德巴赫猜想本質是一個偶數與其素數對關系，表達一個偶數與其素數對關系的數學表達式，是不存在的。它可以從實踐上證實，但邏輯上無法解決個別偶數與全部偶數的矛盾。個別如何等於一般呢？個別和一般在質上同一，量上對立。矛盾永遠存在。歌德巴赫猜想是永遠無法從理論上，邏輯上證明的數學結論。
「用當代語言來敘述，哥德巴赫猜想有兩個內容，第一部分叫做奇數的猜想，第二部分叫做偶數的猜想。奇數的猜想指出，任何一個大於等於7的奇數都是三個素數的和。偶數的猜想是說，大於等於4的偶數一定是兩個素數的和。」（引自《哥德巴赫猜想與潘承洞》）
關於歌德巴赫猜想的難度我就不想再說什麼了，我要說一下為什麼現代數學界對歌德巴赫猜想的興趣不大，以及為什麼中國有很多所謂的民間數學家對歌德巴赫猜想研究興趣很大。
事實上，在1900年，偉大的數學家希爾伯特在世界數學家大會上作了一篇報告，提出了23個挑戰性的問題。歌德巴赫猜想是第八個問題的一個子問題，這個問題還包含了黎曼猜想和孿生素數猜想。現代數學界中普遍認為最有價值的是廣義黎曼猜想，若黎曼猜想成立，很多問題就都有了答案，而歌德巴赫猜想和孿生素數猜想相對來說比較孤立，若單純的解決了這兩個問題，對其他問題的解決意義不是很大。所以數學家傾向於在解決其它的更有價值的問題的同時，發現一些新的理論或新的工具，「順便」解決歌德巴赫猜想。
例如：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是：素數的公式。若這個問題解決，關於素數的問題應該說就不是什麼問題了。
為什麼民間數學家們如此醉心於哥猜，而不關心黎曼猜想之類的更有意義的問題呢？
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黎曼猜想對於沒有學過數學的人來說，想讀明白是什麼意思都很困難。而歌德巴赫猜想對於小學生來說都能讀懂。
數學界普遍認為，這兩個問題的難度不相上下。
民間數學家解決歌德巴赫猜想大多是在用初等數學來解決問題，一般認為，初等數學無法解決歌德巴赫猜想。退一步講，即使那天有一個牛人，在初等數學框架下解決了歌德巴赫猜想，有什麼意義呢？這樣解決，恐怕和做了一道數學課的習題的意義差不多了。
當年柏努力兄弟向數學界提出挑戰，提出了最速降線的問題。牛頓用非凡的微積分技巧解出了最速降線方程，約翰·柏努力用光學的辦法巧妙的也解出最速降線方程，雅克布·柏努力用比較麻煩的辦法解決了這個問題。雖然雅克布的方法最復雜，但是在他的方法上發展出了解決這類問題的普遍辦法——變分法。現在來看，雅克布的方法是最有意義和價值的。
同樣，當年希爾伯特曾經宣稱自己解決了費爾馬大定理，但卻不公布自己的方法。別人問他為什麼，他回答說：「這是一隻下金蛋的雞，我為什麼要殺掉它？」的確，在解決費爾馬大定理的歷程中，很多有用的數學工具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如橢圓曲線、模形式等。
所以，現代數學界在努力的研究新的工具，新的方法，期待著歌德巴赫猜想這個「下金蛋的雞」能夠催生出更多的理論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