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聊齋

『壹』 《聊齋志異》是如何被譽為中國古代文言短篇小說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集

因為《聊齋志異》的寫作手法十分新穎，通過亂神鬼怪的事情反映出現實。

『貳』 《聊齋志異》有哪些藝術成就

魯迅曾這樣評價：《聊齋志異》雖亦如當時同類之書，不外記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寫委曲，敘次井然，用傳奇法，而以志怪，變幻之狀，如在目前；又或易調改弦，別敘畸人異行，出於幻域，頓入人間；偶述瑣聞，文多簡潔，使讀者耳目為之一新。

『叄』 結合作品分析《聊齋志異》的文學成就

《聊齋志異》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說集。原本可怕的鬼怪、狐仙在蒲松齡的妙筆下都被賦予了人性的善良和情感。作者寫了當時官場的黑暗，也寫了人民的反抗，還寫了許多凄婉纏綿的愛情故事。這篇文章的語言典雅優美，簡潔流暢，代表了古代文言小說的最高成就。

『肆』 聊齋志異是我國古代文言短篇小說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集 其中聊齋是指什麼志是指

「聊齋」是蒲松齡的書齋名，「志」<名>記事的書或文章，「異」<名>奇特的東西；特殊的本領；特別或意外的事。

『伍』 聊齋研究歷史及現狀

《聊齋志異》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興起，至今已走過了近30年的歷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筆者從評點文本的整理與考辨、評點的思想價值、小說理論價值、評點家、評點史等方面，對這30年的成果進行爬梳整理，力求作出客觀的評述，並提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需要解決的問題，希望對《聊齋志異》評點研究有所推進。

古代的文人墨客，讀書時經常在句里行間，書頭文尾，加以簡要的評語或施以丹黃圈點，用以品藻詩文，抒發體會，人們把這種形式稱作「評點」或「評注」，是中國特有的文學批評形式之一。由於其表現形式零碎、不成系統、故一直以來被遺忘在歷史塵埃里。直至20世紀80年代，隨著思想的解放和認識的逐步深入，隨著對「如何處理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問題」的深入討論，人們才將關注目光投射到評點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批評上來。《聊齋志異》評點研究就是隨著這股思潮湧現出的新的學術課題。

通行的是：將與作品連為一體的批評稱之為「評點」，其形式包括序跋、讀法、眉批、旁批、夾批、總批和圈點 [1] (P6)。可以看出，與文本緊密結合的批評是評點的主體，鑒於此，對於只以單篇形式獨立存在、沒有批語與之相呼應的序跋為對象的研究文章，本文暫不收錄。本文從評點文本的整理與考辨、評點的思想價值、評點小說理論價值、評點家、評點史、評點形式等方面，對近30年的《聊齋志異》評點的研究現狀進行爬梳整理，力求作出客觀的評述，並提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需要解決的問題，希望對《聊齋志異》評點研究有所推進。

一、

在古代，小說地位無法與正統的詩文相比，因而依附於它的「小說評點」，其處境可想而知。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有大量小說評點者的真實姓名湮沒無聞，能夠刊刻隨原著一起傳播的評點本畢竟有限。未被發現的評點本尚且不論，就是被公認為《聊齋志異》評點大家的馮鎮巒和但明倫等評點本的相關資料也十分有限。因此，對評點本的搜集、整理、考辨工作就顯得非常重要。[2] (P1-12)、[3] (P75-92)； [4] (P78-87)雖然王漁洋在《聊齋志異》的傳播及評點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但由於小說原著版本的復雜性及傳抄過程中的偏差，導致王漁洋評點也出現異文。如萬隆 [5] (P85-93)認為王漁洋批語為32條，而王清平 [6] (P111-115)則堅持是36條。後者立論翔實，論據有力，故較為可信。《〈聊齋志異〉「王評」考述》 [7] (P13-19)一文，對王漁洋評點寫作時間、蒲松齡抄錄王評的形式等加以考證。以上三篇文章無疑為我們認識王士禛評點之原貌有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張菊如《王批〈聊齋志異〉評價》 [8] (P120-128)發現有正書局排印出版的《原本加批〈聊齋志異〉》的付排印本是《王批〈聊齋志異〉》，只不過被增刪篡改過。楊海儒 [9] (P136-155)亦對「有正本」提出了質疑，認為有正本已非蒲著之原貌，而是經過書商的篡改。這兩篇文章均是經過細心考辨得出的結論，對正確認識「有正本」之發展演變有指導作用。

總的看來，關於評點本的整理考辨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這只是冰山一角，有待解決的問題還很多，需要廣大學者同仁的繼續努力。

二、

該文將評點放到但明倫所處的歷史環境中去考察其價值，無疑有新穎之處。汪慶元《〈聊齋志異〉方舒岩評點初探》 [12] (P85-98)認為方評多是觸時事而發，他以強烈的愛憎贊揚了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批判了封建統治勢力、封建知識分子的軟弱，小市民的虛榮及其封建道德觀念等等。可見方評的批判力度與廣度要超過其他諸家。該文持論中肯，論證嚴謹，具有參考價值和認識價值。

21世紀以來關於思想方面的學術成果雖然比較少，但研究視角有所拓展。如張稔穰《馮鎮巒、但明倫等對〈聊齋志異〉思想內容的評點》 [13] (P75-83)認為但明倫、馮鎮巒等人的評點與金聖嘆的小說評點比較起來，更重視對作品思想內涵的挖掘。他們評點的依據是儒家的倫理道德，評點內容涉及作者立言本旨、作品中人物言行心理、作品寫到的社會現象等許多方面。陳昌茂、毛翔《論〈聊齋志異〉但明倫評點本中的孝悌思想及其現代價值》 [14] (P72-77)一文，從對但明倫其名的闡釋入手，對「孝」和「悌」進行分類並加以評述。文章的可貴之處在於作者試圖挖掘但明倫關於「孝悌」思想的現代意義。另外何金文、董玉洪、張文、張四妮等文，王先霈等人的專著中間偶有涉及，茲不贅述。

三、

從文學理論的角度觀照小說評點，是當今小說評點研究的重要領域，也是研究比較深入的部分。關注的焦點大致集中在評點包含的創作動機、篇章結構、藝術形象塑造等方面。對這些問題的討論有利於深化《聊齋志異》的研究，對中國古代小說理論、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亦有重要意義，也是我們當下建設有中國特色文學理論值得參考和借鑒的對象。如孫一珍 [10] (P282-310)總結出但評關於藝術創作的八大辯證關系、塑造藝術形象的十種筆法等，是較早進行《聊齋志異》評點研究的成果之一。盛瑞裕 [11] (P340-353)的《聊齋但評特色之我見》承襲了孫一珍的思路，他將藝術形式分為文法和章法兩種，與孫一珍的分法多有交叉。趙馥的《但明倫小說鑒賞體系之研究》 [15] (P93-98)一文，一改視評點零散瑣屑、無系統的觀點，從鑒賞家審美情感之再現、聊齋藝術美之升華、立體化的審美鑒賞體系、聊齋藝術客觀效應之反饋等四個方面闡述了但評的審美體系。這篇文章立論嚴謹，論據明晰，觀點新穎，深化了對但明倫評點的系統化研究。

《馮鎮巒評本〈聊齋志異〉初探》 [16] (P83-89)認為馮氏是把《聊齋志異》當作「小說」來分析和批評的，准確地把握到了生活真實與藝術虛構之間的關系，為馮鎮巒其人其事其評點的研究開了一個好頭。在《明清小說評點中的「另類」——馮鎮巒、但明倫等對〈聊齋志異〉藝術規律的發掘》 [17] (P123-130)中，張稔穰先生指出：在小說理論史上，馮、但等人對《聊齋志異》的評點第一次肯定了文言小說集體例駁雜的合理性及其審美意義。他們指出了《聊齋》故事的「虛構」特色，分析了「志異」產生的深層原因，挖掘出了蒲松齡塑造鬼狐形象的特點及主要方法，並對一些獨特的「文法」進行了分析和命名。該文材料豐贍，論述詳盡，是一篇有重要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四、評點之傳播價值研究

小說評點的興起和發展是以推動小說的商業傳播為其主要目的，評點幾乎成了小說傳播的一種促銷手段。《聊齋志異》評點的繁榮也離不開這個原因。以往人們只關注評點的理論價值，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研究視野的擴大，研究方法的增加，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進行除理論價值以外的其他價值的研究，如傳播價值。盛瑞裕 [11] (P340-353)先生獨具慧眼，他認識到了評點的傳播價值和商業價值，認為《聊齋》評點，往往能因評點家的真知灼見而一語中的，起到「傳作者苦心，開讀者了悟」的作用，成為溝通作者和讀者心靈的橋梁，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不容低估的存在價值。文章對這個問題雖著墨不多，但把握准確。這對《聊齋志異》評點的多視角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進入21世紀後，小說評點傳播價值的研究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時期。據譚帆先生認為，小說評點的傳播價值大致表現為內外兩端。就外在現象而言，表現為小說評點對小說的傳播和普及的促進；就內在形態而言，則表現為評點本身在欣賞層面上對讀者的閱讀影響和指導作用 [1] (P117)。張文 [19]主要著眼點是但明倫評點對讀者閱讀的影響和指導作用，是內在形態的研究。黃曉明 [30]則著眼於評點的外在現象，強調評點活動對《聊齋志異》的文本的改動，以及其地位的不斷攀升中所起的作用。

五、評點家研究

評點家研究是評點內容研究深化的表現之一。關於評點家的生平資料，疑問頗多，鮮有詳備者。故近年來，一部分學者致力於評點家其人其事的考證。八十年代，孫一珍和盛德瑞的文章中對但明倫其人其事有所涉及，但都未作深入考察。九十年代以後這種情況有所改變，如吳丕的《但明倫小傳》 [31] (P83-87)和寇金富的《著名聊齋評論家但明倫》 [32] (P35-37)，就是專門介紹但明倫的文章。吳先生以歷史的眼光，重新審視但明倫其人其事，在肯定他文學造詣的基礎上，對歷史上把但明倫譽為「名賢」和「了不起的軍事家」這一觀點提出異議，並舉出大量的事實證明其「交易退敵術」的荒謬，目的在於讓人們了解真實的但明倫。寇金富則恰恰相反，他是以贊揚為基調，對其所犯過的歷史錯誤則一筆帶過而著重肯定其評點《聊齋志異》所作的貢獻。在繼承了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山東師范大學張文 [19]又向縱深挖掘，他根據《清朝貢舉年表》、《清朝御史題名錄》、《廣順州志》、《清史稿》等文獻資料，撰寫的《但明倫論》一節，論據充足、可靠，論證邏輯嚴謹，可以看作是關於但明倫比較詳細、客觀、公正的考述，顯示了較高的學術功底。

何金文、胡邦煒的《馮鎮巒評本〈聊齋志異〉初探》 [16] (P83-89)是研究馮鎮巒評點的早期成果。關於馮鎮巒其人其事其文，有簡短介紹，認為「在四川清代的學術史上，馮鎮巒無疑是一個值得發掘的人物。」關於馮鎮巒的籍貫，學者們一般根據其在《讀聊齋雜說》「涪陵馮鎮巒遠村氏」的落款以及《喻序》推出：馮鎮巒，字遠村，涪陵人。涪陵究竟何指？研究者一般認為是今四川涪陵。據李勝、張勤 [26] (P134-137)考，馮鎮巒之籍貫「涪陵」，乃用隋唐及宋時古稱，實為當時之合州即今日之重慶合川。材料有據，考辨有力，表現出了其相當的學術功力。

《聊齋志異》方評的出現比較晚，關於其作者方舒岩，後人知之甚少。汪慶元的《〈聊齋志異〉方舒岩評點初探》 [12] (P85-98)，根據評點對其籍貫及其評點年代作出了初步推測：方舒岩，浙江淳安縣人，他評點《聊齋志異》應該是嘉慶十六年以後的幾年間中的事情。關於方舒岩的研究有待於史料的進一步發掘。呂揚、張菊如、劉世德及董玉洪、孫虎堂、黃曉明、張四妮等人論文中均對部分評點家生平有所介紹。

六、評點史的研究

不容置疑，科學每前進一步，都是以繼承吸收前人成果為基礎的，因此對清人研究成果進行爬梳整理是十分有必要的。呂揚的《〈聊齋志異〉研究史話》 [33] (P90-94)、趙伯陶《讀〈聊齋〉札記——〈聊齋〉清人舊評芻議》 [34] (P71-83)、黃洽的《自出手眼，別開天地——清人〈聊齋志異〉的評點述說》 [35] (P72-75)等均是運用歷史研究的方法，宏觀介紹了清代《聊齋志異》的評點情況或研究情況，但論述各有側重。呂揚以宏觀的視野，把《聊齋志異》三百多年的研究史進行梳理，將其分為三個時期：一是為「志異」正名時期。如高珩、唐夢賚等人對「子不語」派的批判；二是從《聊齋志異》成書到馮評出現，這個時期的評點和評論大多是放在對蒲的創作意圖和小說藝術成就的探討上；三是評點期。這個時期評點本大量出現，對《聊齋志異》展開了全面的研究。黃洽則是從評點內容著手，將清人《聊齋志異》評點也分為三個方面，分別是為《聊齋志異》正名、對小說思想價值的揭示、對小說創作特色的分析。這兩種分法各有其合理之處，對我們系統了解《聊齋志異》評點的總體概況有一定幫助。

據盛偉 [36] (P75-80)先生統計，現存《聊齋志異》評本有十六、七家之多。其成就孰高孰低，人們議論紛紛。如何用一種較為合理的標尺為參照物，去衡量各家的成就與價值？趙伯陶找到了「小說評點派」這把尺子。他從小說評點派的角度觀照諸家評點，認為王漁洋與馮鎮巒、何守奇、但明倫三家不同，是文人興之所至下的筆墨，而三家評點亦各有軒輊。馮評重在宏觀把握，但評顯示了卓越的藝術鑒賞力，往往於微觀之處見精神。何評較馮、但二家為單薄，但其閃光之處也值得玩味。綜觀四家評點，作者可謂是抓住了它們的主要特色。亦有學者就某一家評點的研究情況進行梳理分析，比如張文的《但評研究綜述》 [37] (P8-11)，就是針對近30年但明倫評點研究成果的歸納總結。

七、評點形式的研究

近30年關於「評點」批評方式本身特徵的研究成果較少，主要集中在對評點形式、評點方法的探索與總結以及評點語言特色等問題。評點具體形式包含哪些，歷來觀點不一。如黃曉明 [30]認為《聊齋志異》評點的形式包括：1、序跋；2、邊緣批語；3、行間批語；4、本文後總批，包括作者自評；5、強調符號；6文後附錄；7、插圖等。筆者認為這種分法將評點的外延過度擴大，消解了「評點」之所以為「評點」的特性。孫樹木《淺談馮鎮巒對〈聊齋志異〉的評點》 [38] (P69-71)一文中，對馮評中大量的夾評予以觀照，並歸納出比較法、比喻法、借用法等馮鎮巒常用的評點方法。對於各家評點的語言特色，亦有學者關注，如張文 [19]對但明倫評點語言的特色的挖掘，認為但評有「評點細致、富有層次、語帶禪機、幽默風趣、擅長譬喻，有詳細的論述」等諸多優點。張四妮 [20]歸納總結了馮鎮巒敘事簡潔、喜用典故、語言容量大的特點。與其他問題相比較而言，評點形式的研究有待於進一步的拓展。

八、影響評點的文化因素的研究

文學是文化之花。文學的發展離不開孕育其的土壤——文化。因此，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研究和審視《聊齋志異》諸家評點，是研究走向深入的表現，也是研究向多元、現代發展的必然趨勢。這一視角較少為人注意，值得認真研究。

今之學者蔣玉斌 [39] (P95-98，111)打破以往研究「只關注評點本身的拘囿」，將關注的目光擴展到整個清代的文化史，特別是清代的學風。認為清代的經世致用、考據、崇尚古文之風深深影響了《聊齋志異》的評點。他指出「在清代學風的文化背景之下觀照《聊齋志異》評點，有利於我們更加深入地把握《聊齋志異》評點的理論價值，並進一步探討小說評點(尤其是文言小說評點)在理論史上的獨特地位。毋庸諱言，這也有利於我們准確而深入地理解飽含蒲松齡『孤憤』之情的《聊齋志異》的深刻內涵。」文章視野寬廣，闡釋精深，論述詳密，考證謹嚴，達到了很高的學術水平，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董玉洪 [40] (P86-87)亦是從文化層面上去探索影響《聊齋志異》評點勃興的文化背景及原因，他指出：小說評點形式的成熟和《聊齋志異》本身批判現實和崇尚真情的題材魅力共同促成《聊齋志異》評點的勃興及廣泛傳播。將《聊齋志異》評點放在小說評點史、清代的文化史、思想史的三維坐標上去予以定位，這樣的嘗試有利於正確認識和評價《聊齋志異》的價值。除此之外，黃曉明、張四妮等人的文章也涉及到了這一問題。

九、回顧與展望

近三十年來，《聊齋志異》評點雖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其中不乏見解新穎、學術價值較高的論著。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研究中存在著明顯的不足，有些論文缺乏對研究的推進作用和對他人的啟發意義。研究中存在的許多問題還有待深入探討，甚至有待於新的突破。

1、新資料的發現和整理。文獻資料的挖掘、整理和利用是學術研究的基礎，資料的突破往往會帶來研究的新進展。《聊齋志異》一些評點本尚有許多相關基礎資料不詳，存在大量可以挖掘的空間，因此還需要學者們進一步的努力。

2、研究范圍的進一步拓展。探究范圍的大小與研究的深度與廣度有直接的關系。既有的成績並不表明我們的研究范圍已經窮盡了。因為客觀方面，有許多材料有待發掘或正在被不斷發現；主觀方面，與研究者的思維、視野的轉變和拓展有關系。以現有成果來看，新世紀以來，研究者們往往將目光鎖定在馮評、但評上。而其他各家有的僅僅是整理出來而沒有人去研究，有的至今為止只有一篇概括性介紹的文字，我們理應發掘其有價值的資源。

3、更新和改進研究方法。已有成果大多從小說理論角度看評點，對其豐富的文化內涵缺乏關注。評點在中國小說史上雖然是以「批評」的面貌出現的，但其實際所表現的內涵遠非文學可以涵蓋。今之學者應當建立在對新學科、新方法吸收的基礎上，把小說評點從以往純作理論批評研究的狹隘視角中解放出來，研究影響《聊齋志異》評點產生的文化、社會、經濟等因素，把握其多重的文化價值。

十、結語

小說評點是中國特有的文學批評形式，對其進行系統的梳理和研究必定會推進中國小說理論的建設和特色文學理論的建設。《聊齋志異》是中國古典名著之一，在國際上也有重要的影響。關於它的評點理應得到重視。

『陸』 聊齋志異有什麼藝術成就

『柒』 《聊齋志異》的藝術成就是什麼

《聊齋志異》在藝術上兼采眾體之長，不僅繼承了魏晉志怪和唐人傳奇的優秀傳統，而且還從史傳文學、白話小說中吸取了有益的營養，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代表了我國古代文言小說所已經達到和能夠達到的最高水平。 一、作者有意將幻異境界與現實社會聯結在一起，以寄託自己的孤憤和理想，使作品既馳騁天外，充滿濃郁的浪漫氣息；又立足現實，蘊含有深厚的生活內容。幻想性與真實性的相反相成，對立統一，構成了《聊齋志異》的突出特點。 二、大量的非現實性藝術形象的塑造成功，是《聊齋志異》的主要藝術成就。這些形象塑造的基本方式是：以他們作為「人」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性為核心，巧妙地融合進他們作為「物」的自然屬性或幻想屬性，使之成為一種人性和物性復合統一的藝術形象。這樣，這些花妖狐魅既多具人情，和易可親，使人忘其為異類；又蘊含著他們本體的固有氣質和超現實的神異性，讓人覺得可望而不可即，大大增強了形象的美感。 三、《聊齋志異》的情節離奇曲折，幻誕詭譎，但在作品提供的特定情境之內，卻又順理成章，是按照某種固有的邏輯必然出現的。其情節的內在邏輯，主要包括人物性格邏輯和幻想邏輯，二者往往蘊含在同一個情節系列中，達到了高度的和諧統一，構成了作品幻中有真、真中有幻的藝術特色。 四、《聊齋志異》採用的是優美、典雅、精煉、傳神的文言，又做到了文言體式與生活神髓的高度統一，因此形成一種既典雅工麗又清新活潑的語言風格。無論是人物語言還是作品的敘述、描寫語言，都在文言形式中蘊含著強烈的生活氣息，極富描摹力和表現力，大大增強了文言小說的小說性和趣味性。

『捌』 聊齋志異共近多少篇,代表中國古代什麼小說的最高成就

朱其鎧版《全本新注聊齋志異》得494篇，張友鶴版《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得491篇。

『玖』 李時人的研究成果

一、主要著述
《西遊記考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3月版。
《金瓶梅新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年8月版。
《古訓新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版。
《中國旅遊文學大觀·詩詞卷》（上下冊），（陝西）三秦古籍出版社，1998年8月版。
《全唐五代小說》（五冊），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
《李汝珍及其〈鏡花緣〉》，（遼寧）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版。
《中國古代禁毀小說漫話》，（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9年3月版。
《古代短篇小說名作評注》（與何滿子合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8月版。
《古今山水名勝詩詞辭典》（主編），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版。
《中國古代禁毀小說大全》（主編），黃山書社，1992年5月版。
《明清小說鑒賞辭典》（與何滿子合作主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版。
二、主要論文
《也談〈狂人日記〉中的狂人形象》，《徐州師院學報》1981年3期。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成書時代考辨》（與蔡鏡浩合作），《徐州師院學報》1982年3期。
《金瓶梅》中「金華酒」非「蘭陵酒」考辨，《徐州師范學院學報》1983年2期。
《〈西遊記〉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文學遺產》1983年3期。
《賈三近作〈金瓶梅〉說不能成立──兼論考證的態度與方法》，《徐州師院學報》1983年4期。
《〈西遊記〉鬧天宮故事形成考辨》，《徐州師院學報》1984年2期。
《關於〈說岳全傳〉》，《中國通俗小說閱讀提示》，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西遊記〉的成書過程和孫悟空形象的淵源》，《西遊記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中國古代小說的主題問題和研究方法》，1985年1月22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
《關於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主題研究」的思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5年1期。
《「百丈」也是人名》，《讀書》1985年1期。
《談〈金瓶梅〉的初刻本》，《文學遺產》1985年2期
《寫情入物，蒼涼凄動——〈詩經·秦風·蒹葭〉欣賞》，《名作欣賞》1985年2期
《關於〈金瓶梅〉的創作成書問題——與徐朔方先生商榷》，《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3期。
《朱鼎臣〈西遊釋厄傳〉考》，《明清小說論叢》第3輯，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
《「說唱詞話」和〈金瓶梅詞話〉》，《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年5期。
《日本學者關於孫悟空形象來源的探索》，《中國社會科學·未定稿》1985年18期。
《〈聊齋志異〉與〈池北偶談〉》，與於盛庭合作，《明清小說研究》2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12月版。
《元代社會思想文化狀況和雜劇繁盛》，《光明日報·文學遺產》1985年12月31日。
《「詞話」新證》，《文學遺產》1986年1期。
《〈萬曆野獲編〉「金瓶梅」條寫作時間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1期。
《中國古代小說的仿作和續書問題思考》，《光明日報·文學遺產》1986年7月1日。
《〈四游記〉版本考》，《徐州師范學院學報》1986年2期。
《〈談金瓶梅初刻本〉補正》，《文學遺產》1986年3期。
《關於〈紅樓夢〉及其他古代小說研究問題的思考》，《雲南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3期。
《美人圖及其人體美觀念——讀〈衛風·碩人〉》，《詩經鑒賞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
《文化意義的〈文心雕龍〉和對它的文化審視》，《學習與探索》1987年1期。
《李汝珍「河南縣丞之任」初考》，《明清小說研究》6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2月版。
《金瓶梅：中國16世紀後期社會風俗史》，《文學遺產》1987年5期。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發微》，《徐州師范學院學報》1988年2期。
《蘭陵笑笑生》，《中國十大小說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版。
《李汝珍》，《中國十大小說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版。
《站在新的時代文化的高度觀照〈金瓶梅〉》，《學習與探索》1990年3期。
《論〈金瓶梅〉的性描寫》，《中國小說中的性描寫》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蕭兵的楚辭研究及有關問題》，《文學遺產》1992年4期。
《中國古代禁毀小說泛論——中國小說與中國文化談片之一》，《北方論叢》1993年3期。
《中國古代小說的美學新風貌——談〈金瓶梅〉的藝術新創造》，《河北師范大學學報》1994年3期。
《三國演義：亞史詩和亞經典》，《光明日報·文藝觀察》1994年11月9日。
《三國演義縱橫談》，《文匯報》1994年11月27日。
《西門慶：中國「前資本主義」商人的悲劇象徵》，《光明日報·文藝觀察》1995年7月19日。
《孫吳政權與江南世族》，《明清小說研究·1994年增刊》。
《出入乾嘉：李當珍及其〈鏡花緣〉創作》，《國學研究》4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李漁小說創作論》，《文學評論》1997年3期。
《「世紀之交∶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研討會」綜述》，《文學評論》1997年5期。
《中國古代小說在韓國的傳播與影響》，《復旦學報》1998年6期。
《小說觀念與〈全唐五代小說〉的編纂》，《文學評論》1999年3期。
《20世紀唐五代小說研究的回顧——「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史」之一》，《零陵師專學報》1999年4期。
《20世紀宋元小說研究的回顧——「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史」之二》，《零陵師專學報》2000年1期。
《20世紀《金瓶梅》研究的回顧——「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史」之三》，《零陵師專學報》2000年4期。
《越南漢文古籍〈嶺南摭怪〉的淵源成書》，中華書局《文史》53輯，2001年4月。
《新羅崔致遠生平著述及其漢文小說雙女墳記的創作流傳》，中華書局《文史》57輯，2001年12月。
《〈三國演義〉：史詩性質和社會精神現象》，《求是學刊》2002年4期。
《一部有開拓意義的研究力作——聶付生〈馮夢龍研究〉序言》，《浙江廣播電視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年1期。
《古代文學研究的現代道路與理論建設》，《光明日報·文學遺產》2003年3月26日。
《唐代女冠詩人：女性文學中的特殊現象——〈唐代女冠詩人研究〉代序》，《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2003年4期。
《卓然不群：〈何滿子學術論文集〉》，《中國圖書評論》2003年8期。
《唐代文言小說與科舉制度論略》，《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6期。
《中國古代小說與古代朝鮮半島漢文小說》》，《人民政協報·學術版》2004年1月12日。
《論古代文學的「地域研究」與「流派研究」 ——兼評邱昌員〈歷代江西詞人論稿〉》，《贛南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1期。
《中國古代小說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與楊彬合作，《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3期。
《〈遊仙窟〉的日本古鈔本和古刊本》，與詹緒左合作，《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3期。
《〈水滸傳〉的「社會風俗史」意義及其「精神意象」》，《求是學刊》2007年1期。
《〈遊仙窟〉古鈔本、古刊本勘誤與質疑》，與詹緒左合作，《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6期。
《唐代文言小說「詩化」的文學史意義——兼評邱昌員〈詩與唐代文言小說研究〉》，《贛南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5期。
《中國古代小說與朝鮮半島古代小說的淵源發展》，與聶付生合作，《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1期。
《中國古代小說與越南古代小說的淵源發展》，《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2期。
《關於古代小說研究的一點思考》，《北方論叢》2009年3期。
《越南古代漢文詩敘論》，與劉廷乾合作，《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