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考古

Ⅰ 判斷：考古學的成果，可以填補歷史學的空白。

可以這么說，但考古大多數的目的是印證歷史記載上的東西。是重要的佐證之一。

Ⅱ 近幾年有哪些著名的中亞考古成果

近年來隨著我國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絲路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我國考古工作也逐漸走出國門。
2018年3月23日我國正式啟動中國—沙特塞林港遺址考古項目。由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選派的5名中方隊員將於2018年3月26日奔赴沙烏地阿拉伯，開展為期20天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2018年4月5日，中沙聯合考古隊對塞林港遺址有了初步的了解。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已發現建築基址多處、墓地兩處，並發現了疑似水井、圍牆牆體等遺跡，初步判斷塞林港遺址存在明顯的功能化分區。從建築技術的考察來看，地表建築物多用磚塊、土坯和珊瑚石壘砌。兩處墓地中已發現墓葬超過百座，並發現碑刻數十塊，部分碑刻還可見清晰的碑銘，記述了墓主的身份信息。

吉爾吉斯斯坦楚河州坎特鎮紅河古城遺址的考古發掘
2018年9月3日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外公布，該院與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方面合作推進的聯合考古取得階段性成果。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吉爾吉斯斯坦科學院歷史與文化遺產研究所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對吉爾吉斯斯坦楚河州坎特鎮的紅河古城遺址的考古發掘已取得階段性成果，考古人員首次對整個紅河古城遺址進行了比較精確的測繪，並在古城西側發掘了一個佛寺遺址。

2016年9月26日絲路考古成果發布：發現古代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遺址中外考古人員深入西天山西端地區開展系統考古研究，全面了解古代游牧文化遺存的分布狀況，新發現大批遺址，包括一些古代游牧文化的大型聚落遺址，填補了學術空白。2013年12月，中國西北大學與烏茲別克共和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撒馬爾罕簽署了關於「西天山西端區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項目的合作協議。經過多年調查、發掘和研究，在烏茲別克蘇爾漢河流域及周邊山地的考古調查和已有考古發掘資料表明，公元前1世紀，在阿姆河以北的蘇爾漢河兩岸分布的一批古代城址為代表的農耕文化，應屬早期貴霜文化，與其後的貴霜帝國文化關系密切。在蘇爾漢河周邊的山前地帶，分布有同時期的古代游牧文化遺存，這些遺存可能與古代月氏有關。在薩扎干遺址所獲考古發掘資料表明，撒馬爾罕盆地南緣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帶分布的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世紀的古代游牧文化遺存，應屬古代康居文化，這與《漢書》等古代文獻的記載是相合的。這一發現為確認古代月氏文化的分布范圍提供了新資料。

Ⅲ 古泗州城的考古成果

2004年以來，在江蘇省文物局的支持下，南京大學歷史系、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和盱眙縣文化局開展了古泗州城遺址的調查勘探工作。至今，考古人員在調查區內做了近7000個探孔，並利用當地農田水溝、魚塘等斷面做探溝解剖工作，相繼發現了埋藏於地下的古泗州城內、外城垣，內城垣的5座城門、1座馬面，城內的東西幹道和3條南北大路、流經城區的古汴河河道等，同時在汴河以西和東西向主要街道以北的范圍內發現3片大型建築區。
此次勘探發現的古泗州城內城垣平面布局大致呈橢圓形，呈東北—西南走向，其中東北一端稍寬大。另外，各城門位置突出於城牆牆體，尤以北門處突出更為明顯，同時在西垣的南部發現有一轉折彎點，香華門處有一「S」形彎。城址平面東西長約1900米，南北寬約1000米。牆體寬約10米至15米（城門處除外），現殘存高約4米（1680年洪水淹沒前的地面之上高度）。牆體橫斷面形狀呈底寬頂窄的梯形。牆體採用內、外砌磚石包牆並中部填土的建築方式。部分地段的城垣打破或利用了宋時期的夯土城牆。磚、石之間採用石灰與糯米汁摻拌作為黏接材料。城牆中部的填土一部分是由較遠地方運來的灰黃土夯築而成，一部分則為取之於附近的淤泥土。夯土中夾築多層碎磚石。
外城垣的平面布局形狀近似內城垣形狀。從目前已探明的結果分析，內外城垣之間距離約40米至330米，外城垣牆體寬約2米至4米。外城牆體是用較大的條石砌築而成，牆體黏接劑仍是用石灰、糯米汁，非常堅固。
鑽探發現的東門位於東城垣的中部，距現地表深約3.5米，平面由主城和瓮城組成，主城在此處較寬，瓮城平面呈月牙形，南北徑約50米，東西最大徑約22米，牆體寬度約4米。牆體同樣為內外兩側砌築磚石包牆、中部填土的結構。磚石包牆採用石灰、糯米汁混合黏接砌築。南門遺跡距地表深約3.2米，從鑽探結果看，該處地下埋藏著大片磚石建築遺跡，在東西寬約75米，南北長約93米的范圍內均有分布。西門位於馬面與城牆轉折點的中部，距地表深約2米至2.5米。北門距現地表深約3米，平面由瓮城和主城組成，主城在此處較寬，達22米，而且呈外凸現象，瓮城平面呈扇形，東西最大徑約60米，南北最大徑約33米。牆體寬約3米，同為塊石所築。香華門（該名稱據歷史文獻記載）位於南門的右側，地處古汴河旁，距現地表深約1.2米。該門的平面結構仍由瓮城和主城垣組成，瓮城平面呈扇形，東西最大徑約40米，南北約28米，瓮城牆體寬1.6米，仍是採用塊石砌築。據勘探資料可知，它們的建築關系為先築主城，後築瓮城。此段主城垣較為彎曲，城門設在較為凸出的部位。鑽探結果和文獻記載相吻合。
目前能夠確認的泗州城馬面遺跡僅有一處，分布於西城垣的中部偏北處，平面約呈長方形，與主城垣組合成一個「凸」字形平面結構。馬面凸出部分南北長約26米，東西寬約20米，其南、西、北面砌築石條包牆，中部填築灰黃色夯土，與主城垣連為一體。
古汴河遺跡位於北城門西側和香華門西側之間，呈南北走向。河道平面呈長條形，南北分別穿越南、北城垣，河面開口東西寬約50米，開口距地表深5.5米，河內堆積之上部3.5米主要為晚期沙土沉積，鑽探最深深度在11.5米以上，其中3.5米以下堆積有黑色泥炭層，含大量腐殖物；或為灰色淤積層，質地細軟，內含少許貝殼、腐殖物以及少量破碎的青花瓷和宋代青白瓷等殘片。
街道共探出4條，其中東西向1條，南北向3條。東西向街道為連接東、西城門的主要街道。此路東部以石塊鋪築為主，西部以碎磚石鋪築為主。
2條南北向街道分別位於汴河的東西兩岸，距地表深約5.5米。其中汴河東岸的道路（L3）為穿越香華門與北門的主要幹道，路面寬約8米，為土路，質地緊硬，土色變化較頻繁，有百葉狀層次感，上部路土內含砂粒較多，鑽探至8米深處因土層過於堅硬而無法下鑽。
南北街道（L4）位於古汴河西岸，路面距地表深約8米。道路寬約8米，由於該路為石塊鋪築，故厚度無法探出。另外，在此道路的上部、距現地表深約5米處遺有一條晚期道路，寬約5米。
在古汴河以西、靠近東西向主要街道北側范圍內鑽探發現3片大型建築區。這些建築區分別分布於現沿河村4組村莊東、西兩端及中部，編號由東向西分為1號、2號和3號。1號建築區位於沿河村4組村莊的東端，平面東西長約171米，南北寬約134米，總面積約23000平方米，地下發現有建築遺存。2號建築區位於沿河村4組村莊的中部，距1號建築區西約195米。建築區平面南北長約110米，東西寬約56米，面積約6100平方米，此范圍的四周遺有石砌牆體，牆體保存最高2米，寬約1米，距現地表深約2米。該區地下發現有建築遺存。其中在中部偏北的范圍內深約2米處有一大片磚石遺跡。3號建築區位於沿河村4組的村莊西端，距2號建築區西約55米。建築區平面東西長87米，南北寬約83米，面積約7100平方米，地下發現有建築遺存。鑽探發現的這些建築區與明萬曆年間《帝鄉紀略》所附「古泗州城圖」中的建築分布比較吻合。據有關跡象推測，2號建築區有可能是「大聖寺」所在位置。
在泗州城遺址的鑽探和探溝試掘過程中，出土了一批陶瓷片和磚石標本。陶瓷標本的年代最早為唐代，最晚為明末清初，與泗州城的建造及使用年代大體吻合。陶瓷片類型包括青花瓷、青白瓷、白釉瓷、青釉瓷、醬釉硬陶和紅陶片等。
依據鑽孔及探溝試掘資料分析，與城垣相關的遺跡主要分宋代和明代。從探溝中的夯土堆積被後期磚、石包牆打破的跡象及夯土中出土遺物的時代最晚到宋代的現象看，被磚、石包築的夯土城垣大部分應為宋代時期所築。而磚、石合砌的包牆既打破宋代時期的夯土城垣，其用磚的規格又與南京明代城垣用磚規格基本一致，兩者使用的黏接劑和黏接方法也大體相同。根據出土遺物最晚為清代早期分析，該城廢棄的准確時間應為清康熙年間泗州城被洪水淹沒之後。
盱眙古泗州城遺址是我國罕見的保存完整城市形態和結構的中古時代的城市遺存，其考古工作對研究我國古代城市建築、城市生活、淮河文化和運河文化等都具有重要價值。本階段調查勘探的最大收獲是：一、通過考古學方法，較為准確地肯定了古泗州城的結構布局，為將來進一步開展泗州城考古及泗州城遺址的科學保護和合理利用奠定了基礎。二、古汴河河道的發現及城垣勘探中發現的早於明代的遺存，為研究古泗州城的歷史變遷及唐宋時期南北大運河史提供了重要線索，對今後進一步探明古泗州城的結構和古汴河與淮河結合區的歷史演變具有重要意義。三、城址范圍內發現的街道遺跡、3片大型建築區等，為今後進一步尋找泗州城內的重要建築空間提供了工作基礎。

Ⅳ 信史的考古成果

2015年6月18日 ，中國社科院、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國新辦舉辦山西陶寺遺址考古成果新聞發布會，發布會上宣布，「堯都平陽」正在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堯舜古國文明不再是傳說，多年考古形成的一系列證據指向陶寺很可能就是堯的都城。
發布會上，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全面介紹了陶寺遺址37年來尤其是近10年的重大考古發現與部分研究成果。王巍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工作隊隊長何駑指出，陶寺是最初的「中國」。中國最早的國家社會不是夏朝，而是「帝堯邦國」，甚至更早。
何駑指出，中國歷史上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歷史懸案：堯舜禹時代是否存在？它是不是一個傳說時代，是不是信史？這在中國人的心中是揮之不去的。說陶寺很可能就是堯的都城到底有哪些證據？
何駑列出了幾大證據。
首先，陶寺遺址出土文字可以自證。陶寺遺址出土的一把朱書扁壺上有「文堯」二字，是陶寺城址為堯都平陽的文字自證。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資料可與文獻中關於堯都和帝堯的史跡系統對應。
還有《竹書紀年》傳說堯母慶都感於赤龍而生堯，堯曾夢攀天而上。陶寺早期元首墓中出土的龍盤，畫面中赤龍攀天而上，恰似相關傳說的生動寫照。
「初步形成的相對完整的考古與歷史文獻對應的證據鏈，不由得使我們相信，陶寺都城遺址就是堯都。」何駑說。
王巍指出，盡管目前還不到「一錘定音」的時候，但目前沒有哪一個遺址像陶寺這樣與堯都的歷史記載等方面如此契合。

Ⅳ 有關秦漢時期考古的主要成果有哪些

1、秦朝考古：兵馬俑（包括楊家嶺兵馬俑），秦公一號大墓，
漢朝考古：中山靖王墓（夫人：竇綰墓），居延漢簡，漢代長安城遺址，長沙馬王堆，陽陵考古，龜山漢墓，獅子山楚王陵，大雲山漢墓。

Ⅵ 我國有哪些重要的水下考古成就

我國的水下考古工作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非常迅速，二十餘年間，已經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

1988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學研究室與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聯合組成小型水下考古調查隊，首次在廣東省吳川縣沙角旋沉船遺址進行了實地調查、探摸，發現了沉船遺骸並採集到部分構件。

1990年，中澳合作舉辦的水下考古專業人員培訓班在福建連江定海進行實習，對這一地區的海域進行了水下調查。1995年，中澳水下考古工作者再次對福建連江定海進行水下調查。這次水下調查找到了一批宋元、明清時期的沉船遺址，並先後對屬於北宋時期的「白礁Ⅰ號」和屬於明清時期的「白礁Ⅱ號」進行了水下勘測和打撈。

1990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學研究室會同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省博物館以及文昌縣博物館組成水下考古調查隊，赴海南省文昌縣寶陵港調查，發現了一艘清初的沉船，船上滿載銅飾物、銅鑼、鐵鍋等日常用品，可能是從廣東運往海南而在寶陵港沉沒的。船上發現了永曆通寶銅錢，證實該船是清初的南明沉船。

1991～1992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學研究室聘請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工作人員，在廣東省新會縣官沖鄉，採用聲吶探測和潛水探摸相結合的方法，對銀洲湖奇石附近水域的河底進行了調查。結果在崖門炮台水域發現一處沉船遺址，採集到一塊船板。經14C年代測定，證實船板年代為距今690年±60年，與史料記載的海戰發生年代大致相符。199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與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會市博物館合作，將遙感物探、水下探摸和陸地勘察相結合，再次對以銀洲湖奇石為中心的區域，開展了宋元「崖門海戰」遺存的綜合調查工作。

1991～1997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學研究室、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省青島市文物局、福建省博物館、廈門大學歷史系等多家單位，組成「國家綏中水下考古隊」，先後對遼寧省綏中縣三道崗海域的元代沉船遺址進行了五次正式的調查和發掘。發掘面積達148平方米，獲得各類器物600餘件，並於2001年正式出版了該遺址的發掘報告——《綏中三道崗元代沉船》。時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教授在報告序言中這樣評價：「遼寧綏中縣三道崗海域元代沉船的勘查與發掘，是我國首次全憑自己力量來實現的一項正規的水下考古工作，歷時六年。該書全面記錄了此項工作，並詳細介紹了發現物，是我國第一本水下考古的正式報告。」此次水下考古工作被評為「1993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1996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學研究室、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汕頭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對位於廣東汕頭市達豪區廣澳港水深約10米的港池內的清初沉船開展了水下探摸和遙感物探調查，並推測其是一條南明時期鄭成功屬下的戰船。

1996年、1998年、1999年、2007年，海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和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開展了西沙水下文物的調查和試掘，發現13處分屬於宋、元、明、清不同時期的沉船遺址和遺物點，如「華光礁Ⅰ號」、「石嶼1號」、「北礁3號」等遺址。其間，還對「華光礁Ⅰ號」南宋沉船進行了發掘，打撈出水一萬余件陶瓷器。

2005年，由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牽頭組成「碗礁一號」水下考古隊，對遭到盜掘的福建平潭「碗礁一號」清代沉船進行了搶救性調查和發掘。出水清代康熙中期景德鎮民窯瓷器17 000餘件。

2007年12月22日，廣東省文物部門會同其他相關部門，成功地整體打撈了「南海Ⅰ號」宋代沉船。同年12月28日，「南海Ⅰ號」沉船被移入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水晶宮」保存，並於2009年9月和2011年3月先後進行了兩次試掘。

2009年9月26日，由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國家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實施的「南澳Ⅰ號」水下考古搶救發掘項目正式啟動。2010年7月21日，水下考古發掘和出水文物現場保護工作暫告一段落，出水文物進入實驗室保護階段。「南澳Ⅰ號」水下考古工作被評為「2010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2010年11月，中國國家文物局與肯亞國家遺產部簽署為期三年的「中國和肯亞合作實施拉穆群島地區考古項目」，水下考古工作進入實施階段。中國水下考古工作者開赴肯亞尋找鄭和船隊的遺跡，邁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2011年11月，中國水下考古隊員再次前往肯亞拉穆群島，開展了為期約兩個月的第二階段考古工作。

2010年11月22日，國家文物局和國家海洋局在北京簽署了「關於合作開展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框架協議」。我國的水下考古事業逐漸上升為水下文化遺產保護的國家戰略。

我國二十餘年來所開展的卓有成效的水下考古工作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為我們帶來了數以百萬計的珍貴水下歷史文化資料。早在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即有記載。當時，中國船隻從廣東、廣西及越南等地的港口出海，沿中南半島東岸航行，最後到達東南亞各國。唐宋之後，航海技術和造船技術顯著改進，使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線更加遙遠，貿易也愈益繁榮。不難理解，對於瓷器的運輸而言，再沒有比水運更加便捷和安全的了。鑒於海上絲綢之路運輸的貨物主要為陶瓷器，人們將其稱為「陶瓷之路」也似在情理之中。目前，在我國水下考古打撈出水的眾多文物中，陶瓷類文物的數量最為驚人，幾乎佔到了90%以上的比例。上述諸如「綏中三道崗元代沉船」、「華光礁Ⅰ號」、「碗礁一號」、「南海Ⅰ號」和「南澳Ⅰ號」等重大發現都伴隨有大量的陶瓷器物出水。從較為原始的低溫釉陶到精美的影青瓷、青花瓷和各種彩瓷，不但品種繁多，而且涵蓋了從北方河北的定窯、磁州窯到南方福建的建窯、德化窯等眾多窯口，地域分布范圍相當廣泛。無比豐富的水下考古資源，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我國水下考古專家二十多年持之以恆的努力，克服了無數困難，取得如此輝煌的成績，奠定了我國水下考古的堅實基礎。相信隨著科技方法全方位地介入，我國的水下考古事業必將走在世界前列。

Ⅶ 評價考古的成果是看獲取信息的多少

長期以來，考古作為一門較「冷」的專業，由於其專業性較強，很少有非專業人士去閱讀晦澀版的考古報告或是難權懂的專業性研究文章。許宏先生就曾談到：田野考古和研究的專業性、學科傳統上的封閉性，導致我們這個日益引人關注的學科在與社會的溝通上存在著缺乏透明度、信息不對稱、語言不易懂等問題。最大的問題，恐怕還是心態不開放。譬如考古與倫理這類話題，是西方公眾考古的議題之一，但在我們國家也還沒有展開充分的討論。公眾考古的真諦，應是公眾能夠深度地參與其中。這意味著所謂公眾考古，不是專家學者們抱著「施捨」的心態做單向度的「指教」和灌輸，而是與公眾進行真正平等的對話。公眾整體文化素養的提高，當然要靠包括考古人的努力在內的對民族歷史文化養分的發掘和汲取；與此同時，公眾的思想成果何嘗不應是考古學科發展的重要給養，甚至可以讓我們反思為何而考古的學科路向問題。

Ⅷ 建章宮的考古成果

考古隊在建章宮遺址小范圍區域進行了考古發掘，取得了可觀的成果。所發掘遺址為一號遺址，地處建章宮內太液池西岸。發掘面積2420平方米。遺址從南向北由三部分組成，即南部庭院、主體建築與北部庭院。南部庭院現發掘南北長32餘米，東西寬24餘米。地面平坦，推測原來地面應有鋪磚，現僅在東北部殘存少量方磚，其他地方局部殘存鋪磚泥痕。庭院的北部為一東西向廊道，東西現存10.98米，南北寬近2米，廊道地面鋪磚。主體建築位於發掘區的中部，現清理部分平面大致呈曲尺形，東西約26米，南北約73米。主體建築由南北兩部分組成。南部建築由五個房間和過廊等組成；北部建築所清理部分東西14.7~22.7米，南北28餘米。地面鋪磚，鋪磚多為素麵方磚，個別為小方格紋方磚。北部庭院位於北部建築西部，清理部分南北約24米，東西約10米。出土遺物多為漢代的磚、瓦及瓦當殘塊，並有大量的五銖錢范殘塊。
現今考古面積尚不足整個建章宮面積的十分之一，如果把整個建章 宮都發掘完，其考古成果必定很「驚人」。建章宮是漢武帝在位時所建，為顯示大漢的國威和富足，重新在城外修建朝宮，其「度比未央」，比未央宮還大。史書上記載有前殿、太液池、神明台、雙鳳雀等，這些建築遺址現已通過初步勘探都有所發現。如果進行徹底完整地考古勘探，必將有更多的發現，這已被漢城內宮殿遺址考古成果所證明。漢城中已發現的眾多皇家建築遺址，若無考古勘探則無從測定其具體地點，如皇家藏冰的「凌室」、儲兵器的「武庫」等。同樣，建章宮考古可以弄清皇家重要建築的規模、地址、形制等，為認識西漢皇宮建築布局和科學復原提供可貴資料。如能發現帶文字的錢幣、竹簡、銅鼎等，則是更直接的歷史文獻，其價值不可估量。

Ⅸ 連雲港市博物館的考古成果

2002年7月8日，連雲港市博物館搶救性發掘整理了一座西漢晚期墓葬，古墓葬的地點為連雲港市海州區雙龍村花園路建設工地。雙龍漢墓的搶救性考古發掘，時間從2002年7月8日至7月19日，發掘墓葬兩處，清理面積為19.7平方米，編號為M1、M2。兩處墓葬分別出土了一批漢代遺物，特別是編號為M1出土了保存完好的漢代女屍「凌惠平」一具，震驚了考古界，此次出土的漢代濕屍，是我國繼湖南馬王堆西漢女屍，湖北荊州漢代男屍之後的第三具漢代濕型古屍，歷史價值和科研價值巨大。
2003年6月份，在來自上海、南京的古屍研究人員及醫學專家的主持下，對漢代女屍「凌惠平」進行了掃描和屍體解剖，為透視「凌惠平」提供了醫學上的依據。掃描表明其左眼球比較完整，腦組織盡管小了，但仍清晰可見。測量結果是身高1.58米，體重24公斤，頭發發根清晰，皮膚除局部有破損，大部分保存完好，肌肉牽拉有彈性和韌性，脊柱很直，足底紋路清晰。解剖結果表明，腦組織萎縮約1/2，但保存完整，大腦額葉溝回清晰，小腦呈碎塊狀，三*神經也保存得非常完好。女屍內臟器官保存完整，雖然都連在一起，但心、肺、肝腸都看得清楚。專家還截取了皮膚、肌肉、肌腱、坐骨神經等切塊或切片，以備進一步研究之用。女屍的肺部呈灰色，似乎存炭類物質，初步分析與她生存的小環境即家庭有關，如家中常用取暖手爐或生爐子等造成室內傳染所致。女屍牙齒保存完好的29顆牙齒，但磨損程度要比現代人大，可能與當時人們大多吃粗硬的食物有關。據對棺液樣本的測試，PH值為7.55弱鹼性，與PH值為5.18的長沙馬王堆漢代墓葬的發現的酸性棺液截然不同。「凌惠平」能在適合細菌生存的鹼性環境完整保存，其原因還需要醫學上更進一步的研究。
雙龍漢墓的發掘，尤其是古屍的發現，對我國及我省的考古有著重要的意義。雙龍漢墓古屍發現於黃淮地區，屬馬王堆類型的濕屍，屍身全部浸泡在棺液中，極為罕見。通過雙龍漢墓古屍及其出土文物的研究，對研究人類學、考古學、解剖學、病理學、植物學、環境保護等學科都有著重要意義。通過多學科綜合研究，能進行民族的遷移以及周邊地區的人種研究，探究古代人類的生存環境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實物資料。
雙龍漢墓的發現對連雲港市區域文化的研究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它大大地豐富了本地區漢代文化的研究內涵，拓展了研究空間，為我們研究漢代文化提供了新的材料。
藤花落遺址位於連雲港市國家級開發區中雲鄉諸朝村南部，西距新浦18公里，東距連雲港港口7公里，處於風景秀麗的南雲台山和北雲台山之間谷地的沖積平原上，東經119º20』30」，北緯34º41』00」，海拔高度6—7米。
1988年3月20日連雲港市開發區南經七路施工建高壓電塔挖塔基時發現兩個灰坑，出有石斧、石錛、箭鏃等原始物品，尤其是有件鳥頭狀灰陶鼎足，鳥頭造型雙目一睜一閉，栩栩如生。原中雲鄉文化站站長王繼澄懷疑此物與以鳥為圖騰的東夷少昊部落有關，遂立即通知了市文管會。1996年春在南京博物院主持下，由南京博物院、連雲港市文管會和市博物館組成藤花落遺址考古隊，進行了試掘，藤花落遺址大規模發掘的序幕由此拉開。確定其為一處保存較好的龍山至岳石時期（距今4500—4000年，中國國家文明形成前夜）的聚落遺址。
1998年—2000年又對其進行了大規模的大面積鑽探發掘，最終確定藤花落遺址為龍山時期古城遺址：雙重城垣，城內居住、生產、宗教性祭祀遺跡完備而且文化面貌比較單純。非常適合進行長期的聚落考古發掘研究。
遺址發掘期間，國家文物局專家組和考古學家俞偉超、張忠培、嚴文明、張學海等人蒞臨工地檢查指導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藤花落遺址因其重要性、代表性和特殊性，榮膺「2000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01年藤花落遺址考古發掘項目還在國家文物局召開的「田野考古評審會」上，獲得了唯一的一個二等獎（一等獎空缺）。
對於史前文明，考古學習慣上以一種文化或一種文化典型類型的首次發現地現代地名來命名一系列相同、相似文化。藤花落遺址屬於龍山文化，它的晚期是聚落發展的高峰，而後國家也是在這種發展中孕育而出的。因此，藤花落古城的發現無疑對原始社會末期聚落研究以及國家形成前的最後過渡期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目前，藤花落遺址已揭露面積約4000平方米,鑽探面積逾30萬平方米。發現龍山文化城址、大型台基、居住房址、生活垃圾用灰坑、灰溝、水溝、防護環城壕、水稻田及緊隨龍山文化之後的岳石文化的環壕、灰坑等遺跡200多處。出土玉器、石器、陶器2000多件及發現炭化水稻數百粒。藤花落古城已比較充分反映了史前當地社會組織結構（如等級差別）、人們的精神信仰（如祭祀）、社會生產方式與日常生活等諸多方面豐富的內涵。
尹灣漢墓位於東海縣溫泉鎮尹灣村西南約兩公里的高嶺上。
在清理男性棺陪葬品時，由於棺底淤泥的附著，未見大的錯位和移動現象，但多數木質遺物和漆器早已散亂，無法見其原先放置情形。屍體已經高度腐爛，在清理足部時，一堆散亂的木牘和竹簡暴露出來，根據其上有粘連的織物纖維，我們估計入殮時，它的外面應有方緹包裹。部分竹簡上還有殘留的編繩痕跡,少數竹簡已經斷裂為數節。木牘字體十分清晰,木牘的表面上還呈現出一層淡淡的油光。木牘雖然迭壓在一起,取出時仍有彈性,寫在兩面的字並沒有磨損和粘連的現象。我們十分小心地將這批簡牘一件一件取出,盛在水中。經登記,計木牘23件, 竹簡113枝，這是此次發掘中獲得的最有價值的文物。
經過後來的整理,這些簡牘內容包括: 1、東海郡政府文書檔案:《集簿》、《東海郡吏員總簿》、《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簿》、《東海郡屬吏設置簿》、《武庫永始四年車器集簿》等六種簿集； 2、術數歷譜:包括《神龜占》、《六甲占雨》、《博局占》、《刑德行時》、《行道吉凶》和元延元年歷譜和元延三年日書等； 3、私人文書:包括贈錢名簿、隨葬譴策、元延二年日記和名謁； 4、漢賦佚篇: 《神烏傅》等。
從出土木牘記載的內容及隨葬的名謁判斷,6號墓男性棺主人姓師名饒,字君兄，生前為東海郡功曹史,卒於西漢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 在漢代郡政府職官中,功曹雖屬百石少吏.但卻居功曹史、五官掾、督郵、主簿居屬吏之首。《漢官儀》曰：「督郵、功曹，郡之極位」。其職責《百官志》本注曰：「主選署功勞」，即職司選舉，掌握人事大權。從出土的郡級政府的主要文書檔案如《上計簿》、《武庫集簿》等皆掌握於其手並帶入墓中的情況判斷，功曹史的職權可能正如《論衡·遭虎篇》所記：「其意以為功曹，眾吏之率」。他可能統領諸曹，不僅掌握職官選舉，甚至也執掌包括上計、武備、錢谷、賦稅等大權。陪葬的名謁中，上自東海、沛郡、琅琊郡守以及容丘、良成諸候，下至五官掾、卒史都遣吏奉謁問疾問安，正顯示其墓主人生前位寵職尊。
發掘工作完全結束後，立即轉入室內對簡牘進行整理和釋讀，從1994到 1996年歷時三年。尹灣漢墓簡牘，從發現到成書出版歷時三載，文易六稿。張政烺先生在鑒定書中的評價是：「從我94年8月初見到這批文物照片到今年結集成書出版，時僅三年，是我多年來所見簡帛書整理中速度最快的高水平的著作」，原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徐蘋芳教授認為：「此書釋文准確，達到當前的高水平。」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教授認為此書「在已有的關於漢代簡牘釋文和整理工作中，是一項高水平的成果，完全達到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所要求的標准。」 李學勤先生在《尹灣墓簡牘》出牘鑒定會上指定：「這次《尹灣漢墓簡牘》的出版，屬於整理的成果。研究工作不是一代人兩代人所能完成的。」是的，將這些資料公布於社會，為專家學者的研究活動提供第一手資料，促進歷史和相關學科的發展，就是我們工作的目的和意義。
另外，由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主編的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尹灣漢墓簡牘綜論》也於1999年2月出版發行，其中收集了國內27位學者有關尹灣簡牘研究的專論。1999年4月，由日本國社團法人日本書藝院，編輯發行的《尹灣漢墓簡牘》，選取了尹灣簡牘中有重要書法藝術價值的《神烏傅》等重要簡牘，作為1999年日本書藝院展的特別紀念品，在日本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Ⅹ 秦皇陵里到底有什麼奧妙，最新考古成果告訴你真相

秦皇陵現存墳丘東西長345米，南北寬350米，有76米高。這么大的體積，在當時堆積起來，其難度可想而知，何況還經過2000多年的風吹雨淋，原來一定更雄偉。這些封土被夯土鑄成的牆圍擋起來，夯土牆很結實，乾燥後堅固程度與磚牆差不多。
近年來，國家組織考古隊對秦始皇陵進行了高科技探測。秦皇陵考古隊的考古結果發現，秦皇陵下面確實有水銀，這也意味著司馬遷的描述可能是真的。他們採用的是地上發射彈性射波、脈沖雷達、電磁波、電波、熱紅外線等技術，能根據波、線反射推斷裡面的空間構造和物體密度。探測的結果是，地宮東西長170米，南北150米。地宮中央深30米，東西約80米，南北約50米，高約15米。
大家估計這一系列數字，就可發現這是一個相當恢宏的結構。在2000年前，向地下挖30米，是什麼概念？排水問題怎麼解決，泥土怎麼運上來？因此，修建秦皇陵累死了不知多少民夫。
探查的結果認為秦始皇的棺材在地下30米處。這個位置的溫度基本是恆溫，冬暖夏涼。棺材周圍填充的有木炭，可以起到防腐作用，同時也能防潮。而且，據說在這種溫度和濕度下，屍體不會腐爛。這也就意味著，如果有一天秦皇陵真的發掘了，也許我們可以看到秦始皇的真面目。不過，考慮到他是在沙丘巡遊時候死的，可能運到咸陽已經腐爛一部分了。而且到下葬中間又隔了很久，我們如今再見其真面目的可能不是很大。
但這個考古結果起碼為我們揭示了一部分秦皇陵的真面目，再結合司馬遷在《史記》中的描寫，我們大概可以想像到秦皇陵地宮的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