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專報

❶ 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的科研成果

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在美國華盛頓國家新聞中心發布《CEFC中國能源焦點2014：清潔煤炭利用》英文報告。該報告收集、整理、翻譯了中國多位學界、業界專家對中國發展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意見和看法，就清潔煤炭技術未來在中國的推廣，及其將面臨的挑戰進行詳細分析，並通過大量一手材料，系統地為海外讀者帶來清潔煤炭利用在中國的最新發展及趨勢。
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聯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能源研究室共同出版《2015世界能源中國展望》英文版報告，並在美國紐約舉行新聞發布會。報告指出，2030 年將迎來一場極具影響力的全球能源消費結構的優化過程。基於中國的新能源政策調整趨勢，將直接推動全球（特別是亞洲地區）能源結構的優化。
頁岩氣革命令美國成為能源出口國，中國的頁岩氣儲量豐富，一旦成功開發，中國將徹底改變當前的缺乏能源的局面，引起世界廣泛關注。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在成功舉辦多場高端學術論壇之後，首次在美國用英文發表《中國能源焦點：天然氣2013》報告，匯聚了中國內地、香港以至海外的華人能源專家和業界翹楚，以最新的數據和最全面的角度，詳細勾勒出中國天然氣產業的結構和現狀。

2012年12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的總體要求，發改委、能源局發布《天然氣發展「十二五」規劃》，該規劃是「十二五」時期引導我國天然氣產業發展的重要依據。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就該規劃及中國天然氣發展問題采訪了中國能源領域多位專家，並將專家觀點整理匯編，形成了《中國天然氣「十二五」規劃調查訪談報告》。
國際學術期刊 《中國眼》以討論地緣政治、能源安全、經濟與文化等問題為主，並以英語編成。書中刊載的視點，從不同角度促進世界對中國的深入瞭解。
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與中國能源報社合作出版的中國首本英文能源雜志——《CEFC中華能源》成功登陸美國，並在美國紐約舉行首刊新聞發布會。《CEFC中華能源》是中國首本以能源產業內容為主的英文雜志，是首次以英文的形式，用最宏觀的視野，透視中國能源行業的前景，向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能源企業、能源研究專業以及新聞界全面展示中國能源市場發展的現狀和前景，提供中國能源產業的第一手信息，以響應國際社會對此類信息日益高漲的需求。

《國學新視野》旨在以更新更開闊的視野面對中國國學，結集國內外一流的國學家、漢學家，一流的文章，詮釋傳統、發布成果、拓展視域，以新的觀念與理解使傳統重新進入當代生活，力圖做到曲高和「眾」。
《世界能源形勢與國際關系研究2014年度報告》
《尼爾森報告》精選（2014）
《在平衡之旅——2014奧巴馬亞太之行》
《中美合作新篇章——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文集》
《新能源經濟與低碳發展論壇論文集》
《美中能源合作的潛力論文集》
《投資美國油氣市場》
《能源信息專報》
《南海諸島主權與國際爭端——兼論「和諧南中國海」建設》
《國際能源信息與研究》
《全球新動態》
《江蘇華信科技戰略研究院研究報告》
《江蘇決策咨詢國際智庫高層專家研討會論文集》
《華信科技戰略研究院研究報告匯編》
《跨越太平洋的合作——面向未來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2013亞太論壇文集》
《東海戰略萬言書》
《中國煤化工產業發展展望》
《變化中的俄羅斯能源戰略》
《解讀安倍戰略學》
《2013全球戰略形勢解析》
《面臨失衡的美國再平衡戰略》
《能源與烏克蘭危機》
《中國與網路安全》
《中國新走向——美國智庫中國兩會分析報告解讀》
《關於當前中日關系的報告》
《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中美日韓四邊合作會議」分析報告》
《兩岸關系與美國角色——2013年中美台三邊會議分析報告》
《上海市能源可持續利用及分布式發電相關建議的報告》

❷ 中央地質調查所抗戰內遷北碚史實

歐陽輝 侯江 張鋒

(重慶自然博物館)

一、引言(歷史契機)

抗戰時期，中央地質調查所為避戰亂，向西撤遷。1937年11月從南京撤退，12月到長沙，1938年7月從長沙內遷重慶，1938年秋到渝，並在滇、桂兩省設辦事處，1939年春在北碚建成辦公樓，開始了戰時相對穩定的科學工作，調查礦產、土壤、古生物，傾注全力於西南資源的研究，成為戰時國內礦產資源調查研究中心。地質調查所能在紛亂的戰時安定下來，直接得益於中國西部科學院。在此，「中國第一個名副其實的科研機構」繼續研究工作，使地質學這門中國近代率先興起、成就最大的自然科學的科研血脈得以傳承，並與其他內遷北碚的科研單位一道，形成科學事業中心，共同構成戰時內地科學之大觀。

北碚位於重慶市北部，地處江北、巴縣、璧山、合川4縣(民國時期行政區劃)交界，水陸通達，交通便利，自然條件、地理條件優良。1937年7月，抗戰發生，北碚劃為遷建區，戰區機關相繼西遷，紛至沓來，遍及八鎮。有學校、研究機關、工廠和其他機關，以學校和學術機關尤為眾多。僅在中國西部科學院舊址惠宇及其附近地區，就有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等多家單位。

1937年11月中旬，國民政府命令各機關遷移。地質調查所倉促奉令，全部動員，於16～18日3天內，將圖書館、陳列館、各辦公室、化學試驗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晝夜趕工裝箱，於18日將202個已裝箱件運赴南京下關。南京旋告緊急，代所長黃汲清組織地質調查所內遷武漢。長江航運吃緊，地質調查所緊急裝箱的202箱重要書刊積壓下關碼頭難以啟運。黃汲清求助於當時兼任行政院秘書長的翁文灝，翁文灝找到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中國西部科學院院長盧作孚商洽，使其迅速裝船，12月全部運抵長沙。1938年7月，武漢告急，地質調查所再次搬遷，先落腳在重慶市內，後因避免空襲，再度搬遷，最後落腳北碚，書刊、儀器暫時存放在中國西部科學院和其下屬機構兼善中學內。

地質調查所的內遷是奉1937年國民政府各機關遷移命令行事，而黃汲清選擇北碚，則完全出於盧作孚與其胞弟——北碚行政長官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區區長盧子英的熱情邀請。「回憶兩年前各機關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遷來北碚，並蒙假惠宇房舍以辦公，復借予地皮使建新屋。」1940年5月18日黃汲清致盧作孚的信函中談及此事。

對於地質調查所，盧作孚早有所見識和佩服，並一直保持密切聯系。1930年為籌建中國西部科學院而進行的華東、華北以及東北的組團考察活動中，在參觀了地質調查所後他對丁文江說：「我們覺得南北走了一圈，難得看出極有成績的事業，地質調查所總算有成績了」。1931年1月2日中國西部科學院在兼善中學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就把中央研究院、靜生生物調查所、中國科學社、地質調查所、美國芝加哥博物院、瑞典博物院等學術研究機關列為其聯絡事業。

鑒於多年的交往與支持，地質調查所遷入之後盧作孚對他所敬重的地質調查所傾力相助，借出西部科學院辦公樓作地質調查所辦公場所，同時又在西部科學院院內借予地皮新建辦公大樓，1939年初速建辦公樓，同年春建成。磨片車間在靠江邊的一排平房內。圖書館則建在距北碚1km的魚塘灣。建築新圖書館，是為圖書儀器安全起見，並因新建大廈(指辦公樓)不敷應用，特於北碚近郊青崗坡地方建一新樓，下層為圖書陳列及閱覽室，上層為土壤研究室及古生物研究室，1939年開建，1940年建成。1938年成立的昆明辦事處因滇越邊界時局日緊，1940年10月起取消並入北碚總所，重要標本、圖書、儀器和大部分工作人員遷碚，在天生橋租一小樓，為第三辦公室，計房屋六大間，樓上為新生代研究室和宿舍，樓下為化學試驗室。

關於遷址，在秦馨菱的回憶中是這樣敘述的：「1938年又遷往重慶復興觀巷與四川省地質調查所合署辦公。1939年春又從重慶城內遷往北碚在惠宇旁自建的新大樓內」。遷渝辦公時間是8月18日，詳細地址重慶小A子復興觀巷5號。

此時雖遠不及北京時期、南京時期那種良好的、國內一流的辦公環境，然而，從所設置的第一辦公處(惠宇)、第二辦公處(魚塘灣)和第三辦公處(天生橋)來看，在戰時的狀況下，還是達到了相當的規模，為科研工作的展開提供了硬體保障。

對於此次內遷，代所長尹贊勛在1941年12月14日地質調查所25周年紀念會上的工作近況報告中這樣提到：「黃汲清先生受命於抗戰之初，於艱苦之中，領導同人繼續工作，迄無間斷，又將大批圖書標本儀器材料，一再遷運，而達後方較為安全之地帶，厥功甚偉。」的確，因之地質調查所才得以在國難嚴重時期安身立命，不但老的機關還能維持，而且有不少新的機關相繼成立，20年來地質界的心血得以保存，科研工作的延續性得以保持，並繼續發揮其在地質科學上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調查科研合作 交往聯系密切

1.盧作孚對地質調查所的幫助

中國西部科學院院長盧作孚對於抗戰內遷北碚的地質調查所以及其他一些科研機構，給予了許多實際的幫助。除遷來之初的提供房舍安頓、提供地皮建房，到遷來後保證正常運轉的具體事項，可從1940年黃汲清與盧作孚的往來信函中略見一斑。

1940年5月18日黃汲清就大明染織廠停供惠宇各機關電力一事向盧作孚致函，懇請盧作孚勸告大明廠主持人繼續供電，設法維持惠宇各機關用電：

作孚先生大鑒：

在渝兩次趨謁，未獲晤面，至悵惘。

茲有一事欲為先生陳述者：爰北碚敝所辦公室及惠宇各機關所用電力，一向由大明染織廠供給，至為便利。乃自本月一日起，該廠即實行停止供電，所持理由為奉命增加生產，電力不足，該廠並囑惠宇各機關及敝所向北碚公共電廠接洽用電，以為補救之計。各機關聞訊之下，深同詫異，乃由工業試驗所顧所長毓瑔及清向該廠交涉，請其繼續供電。當與該廠主持人查、謝二君商討良久，卒不得要領。清等以北碚各種建設事業或由先生所提倡，或為先生所主持，而大明染織廠之組織亦由先生擔任董事長，故謹代表敝所及惠宇各機關呼籲於先生之前。

查惠宇各機關所需電力每月不過一百二十度，為量甚微，而需用則甚迫切。除夜間電燈外，西部科學院及中央工業實驗所均需要電力以供化學分析之用，今若停止供電，其影響所及必甚重大。回憶兩年前各機關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遷來北碚，並蒙假惠宇房舍以辦公，復借予地皮使建新屋，時至今日惠宇一帶已形成科學事業中心，外人且有北碚為中國戰時科學中心之說。今者吾人所需之自來水既被大明廠停供於前，必需之少數電力又被停供於後，科學中心勢必將瓦解。先生向來熱心科學事業，自不忍此種現象之發生，況西部科學院為先生所手創，更不忍使其正常工作有停頓之虞。

至大明廠方面所持理由為電力不足，而按之實際則並不如是。查該廠內裝安電燈不下數百，工人宿舍內電燈亦不下數十，均徹夜照耀，輝煌燦爛不關閉，若電力果感不足，何以不節省浪費。近聞該廠與江蘇醫學院定約，自本月份起供給該院制葯用電每月二百餘度，而以該廠員工赴該院免費診病為交換條件，此益證該廠電力充裕，乃厚於江蘇醫學院而薄於惠宇各機關，其故殊不解也。至北碚公共電力廠電力甚微，供給北碚市面已感不敷，且近來北碚新興事業甚多，如兼善公寓，如亞洲飯店等，均賴公共電力廠供電，是其供給市面用電已應接不暇，自無餘力供給惠宇各機關，而惠宇各機關之用電除仰給予大明染織廠外，別無辦法。

為此敬懇先生設法維持，勸告大明廠主持人繼續供電，則公私感激無涯矣。專此。

敬頌

勛祺!

黃汲清 頓首

五月十八日

對於5月18日黃汲清信中所反映的事情，盧作孚及時作了調查並作建議找盧子英幫助。1940年5月27日盧作孚復黃汲清函：

汲清先生：

五月十八日惠書奉悉。「大明」奉令增加生產，收回廠外供電，以致無法再供惠宇用電，殊為遺憾。科學研究與增加生產極應同時並重，以應抗戰需要。惠宇所需電力已另商北碚區署設法停一部分市場用電，挪以救濟惠宇之各事業，請先生就近洽商子英幫助。至該廠內部用燈，亦應節省，已提起廠中注意。至與江蘇醫學院定約供電一節，據廠中負責人言，系該院少數用電設備供裝廠中，而以優待職工診病為答謝，對該院內部用燈並未供給，等語。特並復聞。

敬祝

健康!

弟 盧作孚

五月廿七日

黃汲清為開展科研工作，曾向時任交通部常務次長盧作孚函索資料，如川滇、滇緬兩路路線圖等，盧作孚皆及時安排搜集，盡力幫助查找，在交通部重慶的案卷表冊中沒有的，又電告昆明敘昆及滇緬兩鐵路工程局代為查找。

1940年2月23日，盧作孚致黃汲清函：

汲清先生：

頃接本部路政司吳紹曾君函稱「昨經濟部地質調查所金耀華君來司交下鈞座介紹函一件，敬悉一是。地質調查所函索之資料，前已著手搜集，唯以需要者甚為廣泛復雜，而本部在渝所有之案卷表冊等項亦不完備，搜集頗感困難，是以迄未完竣，已將此情面告金君，俟搜齊後，當即送達」等語。特此函達，請煩察照。

並頌

時祺!

弟 盧作孚

二月廿三日

1940年10月3日，盧作孚致黃汲清函：

汲清仁兄惠鑒：

頃展九月二十二日手書，敬悉一是。矚寄川滇、滇緬兩路路線圖一節，查該項路線圖部中現無餘存，經已電昆明敘昆及滇緬兩鐵路工程局徑行檢寄，希屆時查收為荷。專復。

即頌

公綏!

弟 盧作孚 拜啟

十月三日

2.地質調查所對西部科學院的支持

我國西部幅員廣大，四川及其鄰近地區，如雲、貴、陝、甘、西康各省，在西部佔有重要地位，而富含礦藏。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對於該區域的考察與研究，責任重大，且必須依賴先進的學術機關的指導與援助。

地質調查所對西部科學院多有支持。1930年夏在上海成立中國西部科學院籌備處，實業部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與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人黃炎培、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中國科學社社長任鴻雋、科學家丁文江、秉志(農三)等都表示大力支持，為籌備中的西部科學院交換標本、介紹人才。地質調查所在西部科學院建立初期及以後亦進行過經濟援助。西部科學院下屬的地質研究所，從1932年成立開始就與地質調查所合作，接受其經濟和技術上的支援。

1930年入地質調查所的常隆慶1932年離所，任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主任。

根據1950年4月22日的中國西部科學院、中國西部博物館人員名冊和同年北碚行政管理處制重慶市人民政府原政權人員簡明登記表記載，時任西南地質調查所所長的黃汲清於1949年受聘為中國西部科學院特約研究員。

3.調查科研合作與協作

地質調查所與中國西部科學院的合作，在內遷之前，多是由地質調查所主持、西部科學院派員參與，以四川及其周邊省區為主的西部地區的地質、石油等自然狀況和自然資源調查以及地質圖的編制等科研活動。內遷之後，則由西部科學院發起，邀請地質調查所共同完成。

1931年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尚未成立之前，西部科學院即派員同北平地質調查所特派調查員，在四川西部及西康東部調查地質。1931年地質調查所到松潘等地調查地質的是譚錫疇、李春昱。

20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頗注意四川建設，曾幾度派專員來川考察。1935年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又派人來川調查石油，西部科學院特派地質研究所主任常隆慶(兆麟)一同前往資中、自流井等處，作詳細觀察，每處至少須逗留一兩個月。

在由地質調查所承擔的中國本部地質圖編制工作中，中國西部科學院的科研人員參與其中。成立於1936年、由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兼任主任、黃汲清任副主任的中國地質圖編纂委員會，計劃在3年內完成懷寧南昌幅、上海杭縣幅、長安洛陽幅、長沙萬縣幅、桂林湘潭幅、貴陽昆明幅和西寧酒泉幅等7幅1：100萬地質圖幅，並命名29幅以待將來編制。其中的長沙萬縣幅由田奇

、謝家榮、西部科學院一人組成，貴陽昆明幅由黃汲清、譚錫鑄、李春昱、西部科學院1人組成。又計劃從速編制幾個重要區域1：100萬地質圖，其中成都巴縣幅由黃汲清、譚錫鑄、李春昱負責，並加入西部科學院1人。此項計劃由於戰爭的影響延至抗戰勝利後繼續進行。

1939年和1940年，西部科學院理化研究所接受地質調查所委託，進行四川各地的鹽水化驗。

1942年2月，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常隆慶等與中央地質調查所李善邦、秦馨菱等，再次探測攀枝花鐵礦。後由常隆慶主筆完成《攀枝花磁鐵礦探測調查》。

中國西部科學院在四川的早期地質調查研究成果，為後來該地區的地質科研工作打下基礎。無疑，文章被引用可以證明其學術價值，地質調查所研究人員的論著中引用到了這些成果。例如，1933年4月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印行的常隆慶著，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叢刊，第一號《重慶南川間地質志》被地質調查所章鴻釗所著《中國中生代晚期以後地殼運動之動向與動期之檢討並震旦方向之新認識》一文引用，並被王鈺著《關於半河系》參考。常隆慶1937年著《寧屬七縣(現西昌地區)地質礦產》(四川省建設廳出版的四川資源調查報告之一)被地質調查所李春昱的《四川運動及其在中國之分布》一文引用。1933年8月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印行的常隆慶、羅正遠著，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叢刊，第一卷第二號《四川嘉陵江三峽地質志》被地質調查所王朝鈞、關佐蜀、靳毓貴、李耀曾執筆的《北碚地質志》引用，並被李春昱《雅安期與江北期礫石層之生成》參考。

地質調查所內遷北碚以後，在西部科學院的協作下繼續其科研工作，科研成果豐碩，出版事業不斷。出版品有《地質匯報》、《地質專報》(甲、乙、丙三種)、《中國古生物志》(甲、乙、丙、丁四種)、《中國地質史》、《中國地質圖》、《特刊——中國地層史》、《燃料研究專刊》、《制圖匯刊》、《地球物理專刊》、《地震專報》、《土壤》(分〈土壤季刊›、〈土壤專報›、〈土壤特刊〉甲、乙兩種)以及雜項等共12類19種，非常成系列。1941年只出版了1～3號的《地球物理專刊》，刊載《湖南水口山鉛鋅礦區試用扭秤方法探測結果》(李善邦、秦馨菱)、《單極電力剖析》(翁文波)、《霓式地震儀原理計製造經過》(李善邦)，記錄了20世紀40年代物理探礦、地震記錄方面的早期成果，為中國地球物理學開創了基業。

據《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所載，地質所在抗戰其間已完成、發表科學論文、報告120篇。其中，《江西南部鎢礦地質志》(徐克勤、丁毅，1943)、《四川鹽礦志》(李悅言，1944)、《甘肅中南部地質志》(葉連俊、關士聰，1944)、《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黃汲清，1945，本書是經過長期大量的野外調查之後，總結國內外資料完成的一部中國大地構造的經典著作，使黃汲清成為中國歷史大地構造學無可爭辯的創始人和奠基人)等為開拓性重要調查、研究成果，今天仍具指導意義。

需要指出的是，地質調查所(後1941年被定名為中央地質調查所)在抗戰時期，為了探測抗戰和軍工所需要的礦產資源，在西部科學院的協助與合作下，地質調查所地質與礦產調查工作區域轉向大後方的西南、西北諸省，除找到了上述的攀枝花鐵礦外，還發現了諸如貴州鋁土礦、雲南磷礦、廣西鈾礦等一批重要礦產地。為抗戰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4.遷入後的一些活動

1938年1月，實業部改為經濟部，地質調查所改隸經濟部，更名「經濟部地質調查所」。後來，為與河南、湖南、兩廣等省相繼成立的地質調查所區別，1941年夏開始使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名稱。

地質調查所有正副所長各一人，分地質調查室、礦物岩石研究室、古生物研究室、地質采礦研究室、測繪室、土壤研究室、化驗室、陳列館、圖書館以及文書、會計、庶務、人事等室[見楊家駱主編《北碚志稿》(二)(1945年)「遷建志」，北碚，1980年油印本]。

1940年秋，中央地質調查所昆明辦事處撤銷，遷至重慶北碚。為防日軍空襲，地質調查所在北碚安置得比較分散。總所設在文星灣現重慶自然博物館北碚陳列館內，圖書館建在2km外的魚塘灣，在遠離鎮子4km的天生橋建造了一些簡易辦公室。

1941年1月5日，中國地質學會在文星灣地質調查所舉行丁文江逝世5周年紀念會，會後楊鍾健作「許氏祿豐龍之采修研裝」的講演，並引導與會者參觀許氏祿豐龍化石骨架。6～8日，許氏祿豐龍在地質調查所對外公開展覽。這是許氏祿豐龍在重慶的首次公開亮相，每天觀眾不下四五百人。1946年，中央地質調查所遷回南京，許氏祿豐龍也被轉運到了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在北京成立，許氏祿豐龍又被轉運到了北京。

1943年，中國西部科學院聯絡中央地質調查所等10餘家科研機構在北碚文星灣惠宇籌建中國西部科學博物館(即中國西部博物館)。1944年12月，中國西部博物館在北碚文星灣正式成立。中央地質調查所作為籌備單位之一，負責其地質館的布置。在此期間，亦完成了很多有意義的工作，例如上述的安裝許氏祿豐龍化石骨架活動。此外還有在黃汲清先生的指導下，中國西部博物館的十餘名工作人員完成了我國第一件地形浮雕——「中國地形浮雕」，此浮雕至今未作任何改動，足見其科學性，現陳列於館內發揮教育大眾的作用。還有抗戰勝利日益臨近，中國西部博物館將許氏祿豐龍翻制一套模型繼續陳列在展廳內，將正型標本替換下來。

三、內遷西部腹地，意義作用巨大

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到1937年抗戰爆發前的近10年時間里，中國出現了一個科學文化繁榮時期。而在抗戰時期，全國科研普遍受挫，西部內地卻因禍得福，獨樹一幟。中央地質調查所等科研院所的內遷，是一次「科學內遷」，是地質學等學科研究事業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的發展階段。科研機構、科技人員、儀器設備、圖書資料等紛紛轉移至大後方，使戰爭的損失盡量減少，為在大後方繼續科研工作，以及為戰後科研工作的開展，保存了必要的物質條件，民族科學的血脈得到保存。

1.改變了中國地質學等科技的空間分布

科學發展的時空分布受歷史、文化、政治、經濟、自然等等因素影響。抗戰即是一個顯著的因政治原因而改變了近現代中國地質等科技的時空分布的典型案例。抗戰時期，中國的地質等科技格局發生變化，地質等科技中心發生了轉移。重慶、昆明、成都等地成為中國地質科技的戰時主要分布區，而重慶作為戰時中國的陪都，政府各部門、中央各主要科研機關、重點大專院校等紛紛聚集於此，從而使重慶成為戰時中國科技力量最密集的城市和科技中心。在中央地質調查所遷碚期間，一批中央研究機關因同地質調查所一樣，在中國西部科學院的直接幫助下先後內遷北碚。除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外，分布在中國西部科學院惠宇的其他研究機構有，國立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動植物研究所1944年分開，植物所在金剛碑)、中國科學社及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等，與惠宇緊鄰的杜家街分布有國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經濟部中央工業試驗所等，其他院所如在水井灣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狀元碑的中國地理研究所、後峰岩的經濟部礦冶研究所等，北碚成為當時中國戰時科學中心之說——可謂學術諾亞方舟。抗戰勝利後，雖然大部分科研機關、高等院校回遷原地，但對我國地質學等科學技術的空間分布的影響卻永久地保留了下來，仍然在發揮作用。

2.又一次地質學等科學的本土化過程

盧作孚早年主動走出去、請進來，有意識地推行科學本土化，是一種文化自覺，其最終目標是為當地建設發展服務。抗戰時期，科研機構避禍而來，為適應當時所處環境的變化而把研究對象集中在西部地區，並從純粹理論研究轉向更多地服務於當地的實用研究，自然而然進行科學的本土化。這些科研院所內遷後不但傾力於本職工作，並積極參與到地方經濟文化的建設中，如受北碚管理局委託，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等家單位就參與了編修北碚志的重要工作。

作為國家級的學術研究機構，地質調查所在人才儲備、科研力量、儀器設備、圖書資料等方面在國內堪稱一流。地質調查所到碚研究人員，使內地擁有一批寶貴的高級研究人才。科學家群體在憂思國家民族的命運之時，以一種務實的姿態，堅守書齋，積極作為，除進行本身的研究工作以外，一些還直接加入到當地的研究機關、高校以及工廠等，領銜或參與當地地質等研究工作。例如，王炳章20世紀40年代曾在四川地質調查所工作；俞建章1936年回國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中央大學、重慶大學；侯德封1937～1945年在四川地質調查所工作，後任所長，兼重慶大學地質系教授；楊鍾健曾在重慶大學兼職任教；李春昱曾兼職於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1938年離開地質調查所，出任四川地質調查所所長；黃汲清兼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教授；方俊1943年在中國地理研究所工作；金開英1938年隨同沁園燃料研究室一同轉到重慶動力油料廠。202箱圖書館、陳列館、各辦公室、化學試驗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運往北碚，充實了基礎設施和研究材料。即使抗戰勝利後回遷原地，但移贈房舍、部分標本等仍然繼續發揮作用。中央地質調查所第一辦公樓(現中國西部科學院舊址內的地質大樓)1946年移交給中國西部博物館。

3.形成西部內地科研文化高潮

盧作孚1930年創辦的中國西部科學院，在開創之初，即為西部內地一面科學的領軍旗幟。後因經費等原因，地質研究所等相繼停辦。然而，盧作孚對科學的熱情並未削減。盧作孚「向來熱心科學事業」(黃汲清)，在紛亂的時局裡，為知識群體安放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用中國西部科學院這塊物質平台，搭建起內遷科研機構的避風港，使內遷機構研究工作的連貫性得到保障，傳承了科學文化的精、氣、神。在國土淪陷的危難之時，中央地質調查所等研究機構，在大後方堅持科研工作，進行「科學救國」。意雖不在改造當地相對落後的科學文化狀況，而實際上先進的科學思維、方法、人才、體制等，帶動和提升了西部地區科學文化的進步，出現空前的繁榮。以中央地質調查所為代表的中國大部分頂級科研機構內遷重慶、北碚，地質、生物、農林、工礦、醫葯、地理、物理、心理等形成較為完整的科研體系。內遷給遷入區的科研活動補充了新鮮血液，改善了遷入地區的科研條件，加強了科研力量，改變了科學技術在全國分布不均衡的局面，相對平衡了中國的科技分布。內遷科研機構的學術進程，與盧作孚一直以來在當地所探尋的現代化、科學化的過程相一致，成為抗戰時期以北碚為代表的西部內地近現代科學文化發展的主線，所從事的工作實踐、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使得內地認識自然現象和規律的知識體系變得豐富起來。外來的先進文化繁榮了當地科研文化狀況，呈現出全新的局面，形成西部歷史上不可多得的科研文化高潮。

四、結語

地質調查所在北碚的時間為1938年7月～1946年1月。經歷了整個八年抗戰時期。期間在中國西部科學院的無私援助和物質保障下，地質調查研究所等各個研究單位的共同努力，地質等科研資源得到了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既改善了地質等科研基礎條件，又促進了區域內科技資源的合理配置和開放共享。全國各科研機構雲集大後方，形成內地較為完整的科研體系，地質調查所與其他研究所間更為密切地合作交流，並且與當地社會經濟建設等各個方面的交流合作更為廣泛，在內地形成互為補充、相互結合的科技平台，改善了中國地質等科學資源分布的格局。內遷院所在原有的科研基礎上，根據戰時需要，調整研究重心於應用科學，注重實地科學調查，獲得大量西部地區第一手資料和標本，充實了該地區的學科研究。內遷給內地提供了強大的智力支撐，帶動了內地地質等學科科研實力的提升，推動了戰時大後方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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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黃立人.盧作孚書信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3]程裕淇，陳夢熊.前地質調查所(1916～1950)的歷史回顧——歷史評述與主要貢獻[M].北京：地質出版社，1996

[4]中國地質學會.黃汲清年譜[M].北京：地質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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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章鴻釗.中國中生代晚期以後地殼運動之動向與動期之檢討並震旦方向之新認識[J].地質論評，1936，1(1)：20

[7]王鈺.關於半河系[J].地質論評，1945，10(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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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張九辰.地質學與民國社會：中央地質調查所研究[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

[13]張祖林，王永，丁春旭.中國現代科學技術空間分布的形成與發展[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8，32(1)：118～124

[14]孫承烈.北碚聚落志[J].地理，1948，5(3～4)

❸ 誰是中國最早獲得世界聲譽的科學刊物

姜玉平
地質學、動植物學和生理學是中國近代最早興起並最先達到國際水準的科學，曾引起國際學術界的注意，我國最早獲得世界聲譽的科學刊物也產生於這幾個學科。
中國近代最早獲得世界聲譽的科學刊物非《中國古生物志》、《中國地質學會會志》莫屬，它們在中國近代科學史上的顯赫地位是不可動搖的。
《中國生理學雜志》不僅及時地報道了中國生理學界的成果，使中國在國際生理學界之聲譽因此增高，而且使中國生理學界與國際生理學界互通聲氣，促進了中外學術交流。引言
科學刊物是伴隨近代科學的興起而產生的，其主要職能是傳達和保存已經獲得的科學知識信息。近代以來各科學強國莫不重視科學刊物的建設，以致有「一國學術之盛衰，可於其雜志之多寡而知之」（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217）之說。
中國近代科學先驅對科學刊物的功能和地位也有較為透徹的認識，1915年《科學》雜志發刊例言曾雲：「文明之國，學必有會，會必有報，以發表其學術研究之進步與新理之發明。故各國學界期報實最近之學術發達史，而當世學者所賴以交通智識者也。」鑒於此，他們篳路藍縷建立科學體制時非常注重科學刊物的建設，把建設名刊視為推進科學在中國植根和體制化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經過幾十年的竭蹶經營，至1936年國內各種科學刊物數量已達187種（Buck,Peter，Americanscienceand modern China,1876－1936，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0，頁210），並在一些學科中涌現出具有一定世界影響的刊物，為中國在世界科學界爭得了地位，洵屬難能可貴！
那麼，誰是中國近代最早取得世界聲譽的刊物呢？於此問題，目前對中國近代科技期刊研究最為系統的《中國大學科技期刊史》（姚遠，中國大學科技期刊史，陝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未作探討。近日筆者細繹虞昊、黃延復二先生的大著《中國科技的基石——葉企孫和科學大師們》，發現他們在著中寫道：1930年7月18日，「理學院教授會決定發行《國立清華大學理科研究報告》（ScienceReportsof NationalTsing—HuaUniversity），是中國第一份獲得世界聲譽的學術刊物」（虞昊、黃延復，中國科技的基石—葉企孫和科學大師們，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頁124）。筆者對此觀點深不敢贊同，為澄清史實，略作鉤沉，以揭示誰是中國近代最早獲得世界聲譽的科學刊物。中國近代最早享有世界聲譽的科學刊物
我國雖自清末自強運動時期就開始輸入西方科技，但直至民初始終仍未能設立真正的科研機構從事研究活動，故這個時期近代科學一直未能在中國植根。此時期內，國內雖也有一些科技刊物但基本上是以宣傳和介紹近代科學知識為主。
中國近代真正開始進行自然科學研究活動還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地質學是中國近代率先興起的自然科學，1916年北洋政府農商部設立中央地質調查所，蔡元培稱其為「中國第一個名符其實的科研機構」（中國的中央研究院與科學研究事業，載《蔡元培全集》（8），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頁299），標志著中國近代科學研究的真正開始，地質學在短期內就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生物學步地質學之後塵迅速成長，以1922年8月中國科學社在南京設立生物研究所肇其端，聚集一批留學歸國學者從事動植物分類學、解剖學及遺傳學等研究，並使研究本土生物資源之風很快被及全國。這些學科率先發達之原因何在？主要是因為這些學科「既不要很復雜很精密的實驗儀器，又具有突出的地域性。因此他們都較早建立，並且在中國科學家的辛勤努力下，也都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就。」（周培源，六十年的中國科學，載《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頁49）此外，在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下，1922年北京協和醫學院改組，組織一批國外生理學家和歸國學者在生理科學（生理學、生物化學、葯理學、營養學等）領域進行有系統的研究，研究成績極為突出，使協和迅速成為世界知名的生理科學研究中心之一。
而1930年以前，國內的數理化科學雖已有少數科學家，但他們還「沒有機會將科學推進到展開研究的地步」（吳大猷，我的科學心路歷程，載《吳大猷文錄》，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頁7），尚未取得國際地位。地質學、動植物學和生理學是中國近代最早興起並最先達到國際水準的科學，曾引起國際學術界的注意，我國最早獲得世界聲譽的科學刊物也產生於這幾個學科。
評價一種科學刊物是否稱得上是世界名刊，目前學術界似乎並沒有一致的標准，筆者以為，最主要的標准至少應該具備這幾項：一是報道了許多重要的科學成就；二是刊物水平在國內外學術界得到一致公認的高度評價；三為國內外同行視為重要的參考文獻。以下是1930年代以前地質學、生物學領域中幾種頗有國際影響的國內刊物，因現在對其早期情形已知之寥寥，甚或模糊不清，故作述介並徵引國內外的評價以反映其聲譽。
1《中國古生物志》（Palaeontologia Sinica）與《中國地質學會會志》（Bulletin ofthe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創辦於1916年的中央地質調查所是中國近代地質學的中心，為了能及時刊印自身的研究成果，自1919年始先後辦有《地質專報》、《地質匯報》、《中國古生物志》（均為不定期）等刊物。其中，以《中國古生物志》（英文）最具影響，它由世界著名古生物學家葛利普（A.W.Grabau，1870－1946）協助丁文江於1922年創辦，專載中國古生物學研究成果，分甲（古植物）、乙（古無脊椎動物）、丙（古脊椎動物）、丁（古人類）四種。至新中國成立前夕，甲乙丙丁四種分別已出10冊、48冊、51冊、17冊（李春昱，前中央地質調查所對中國地質學事業的幾點貢獻，載《中國地質事業早期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頁39），此後改為中文版繼續出版至今。
中國地質學會於1922年1月27日正式成立，它是中國近代成立最早的學會之一。並於1922年創辦學會刊物《中國地質學會會志》，主要以西文來刊載地質學、古生物學等研究成果，基本上每年1卷4期，至1951年出至31卷，後改為《地質學報》（中文版）繼續出版至今。中國地質學會以地質調查所為掛靠單位，會員起初也以地質調查所的人員為主體，二者關系極為密切，故《中國地質學會會志》早期所刊論文也大部分來自地質調查所。
地質學是中國近代各科學領域中成就最大的學科，地質調查所、北大地質系、中研院地質所等機構在古生物學、地質學、古人類學等領域的大批高水平成果通過《中國古生物志》、《中國地質學會會志》等刊物公諸於世，蜚聲國際，也使這些刊物在世界地質學界佔有一席之地，漸露頭角，備受稱贊。
1924年，英國著名地質學家J.M.Gregory在NATURE上撰《中國的科學復興》，對地質調查所的工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並認為《中國地質學會會志》對中國地質學發展的貢獻甚大（J.M.Gregory，ScientificRenaissanceinChina，NATURE，1924，113（2827）：19）。1925年中國地質學會開年會時，有位法國地質學會副會長告訴翁文灝：「我們法國地質學會三年的貢獻，也沒有你們這一年的多。」（翁文灝，為何研究科學如何研究科學，科學，1926，10（11）1315）當然這不乏恭維之意，然絕非虛語。至1927年，地質調查所已與國外270餘處機構建立了刊物交換關系，到抗戰前，與中國地質學會交換刊物的國外機構也多達220處。所以，美國學者弗思在傳記《丁文江》中說，《地質匯報》、《中國古生物志》「這兩種雜志很快就在國際學術界中傳播開去」（（美）夏綠蒂·弗思，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湖南科技出版社，1987，頁45），中國地質學界的成就也為國際同行廣為知曉。
1932年，美國地質調查所重要地質學家戴維·懷特寫信給丁文江稱贊中國地質調查所「一系列高水平的刊物」，並說：「我們對您在那種即使不令人失望至少也使人沮喪的條件下所進行的工作表示驚奇」（同前，頁51－52）。這樣，《中國古生物志》、《中國地質學會會志》遍及世界各國，並「成了世界各國地質圖書館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資料」（黃汲清，三十年來之中國地質學，科學，1946，28（10）251－252）。鑒於它們的國際影響，一些外國學者也以在其上發表論文為榮。
《中國古生物志》、《中國地質學會會志》等刊物報道了中國地質學界的許多重要成就，為中國科學在世界科學舞台上樹立了國際地位和威望。如1934年，美國科學史家C.H.Peake在著名科學史刊物ISIS（《愛雪斯》）上撰文，認為：「中國地質調查所在國際科學界有著應有的地位，它的學者是知名的，它的雜志被廣泛閱讀，它的研究為增加地球的博物史知識作出了真正的貢獻。」（C.H.Peake，Aspectsofthe introction of modern scienceintoChina，ISIS，1934，XXII，173－219）1941年北平研究院副院長、物理學家李書華曾說：「近來中國各科科學論文發表後曾引起世界學者的重視，予以批評引用，而導其先聲並為各科中之最發達者，當推地質學。假定沒有地質學提倡在前，說不定中國的科學發達要遲若干年。所以地質學對於中國的學術進步的影響，意義尤為重大。」（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二十五周年紀念會紀略，地質論評，1942，7（1－3）91）1944年，中國科學社社長任鴻雋在回顧五十年來中國科學發展之成就時，也認為：「我們的地質學，不但在國內成了獨立的學問，即在世界上也能佔一位置。」（任鴻雋，五十年來的科學，載《科學救國之夢—任鴻雋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頁581）諸如此類之評價，不一而足。
所以，中國近代最早獲得世界聲譽的科學刊物非《中國古生物志》、《中國地質學會會志》莫屬，它們在中國近代科學史上的顯赫地位是不可動搖的。
2《中國生理學雜志》（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
1926年2月27日，中國生理學會在協和醫學院生理系成立，會員起初主要以協和醫學院研究人員為主，當年9月6日在該會第一屆年會上決定創辦《中國生理學雜志》。《中國生理學雜志》於1927年1月創刊，每年4期為1卷，每卷約450頁，所刊論文以英文為主，並附中文提要。它圖文並茂、蔚然可觀，「印刷和內容俱臻上乘，堪與學術先進諸國的學報比美」（吳襄，三十年來國內生理學者之貢獻，科學，1948，30（10）296），抗戰期間出至第16卷時被迫休刊，戰後續出，至1952年出至第18卷停刊，後改為《生理學報》（中文版）繼續出版。
該雜志是1949年前國內刊載生理科學研究成果最重要的學術刊物，它「取材殊為嚴格」，報道的成果水平很高，在國內外獲得極高的聲譽。神經解剖學家盧於道曾說：「北平協和出版之中國生理學雜志，在世界上頗有地位。」（盧於道，二十年來之中國動物學，科學，1935，20（1）46）生理學家柳安昌也認為：「在品質方面，總可以同世界有名的生理學雜志，並肩齊驅」（柳安昌，生理學，載《中華民國科學志》（二），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頁7）。它發行之後，海外同道「紛紛訂閱」，使其能長期以海外訂費收入來擔負刊物的出版費用，這在當時國內科學期刊界是十分罕見的，這也就「表示刊物內容之夠上學術標准了」（吳襄，中國生理學會，科學大眾，1948，4（6）：278）。
由於《中國生理學雜志》刊載的研究成果的水平舉世公認，很快就引起國際生理學界的關注，在國際上也同樣享有盛譽。在它問世半年之後，1927年6月出版的英國生理學會所編《生理學文摘》（PhysiologicalAbstracts）中就介紹了《中國生理學雜志》，並有它所刊論文的摘要。此外，它還被載入InternationalIndexMedicins中（胡傳揆，協和的創辦，載《過去的學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頁385）。生物化學家吳憲在該雜志上的文章還曾被著名的NATURE雜志介紹過。所以，心理學家汪敬熙稱贊說，它「每期內的論文，在英美德法的生物學、醫學和心理學的摘要雜志都有提要登出，並且許多的論文都能引起外國研究同一問題的學者的注意」。（汪敬熙，我們現在應該盡力提倡實驗的科學，獨立評論，1936，196號，頁7－8）可見，它在短時間內就成為世界生理學界的重要刊物，並被當時許多生理學者視為必備參考文獻，當時在澳大利亞的英國神經生理學家埃科斯（JohnEccles,1963年獲諾貝爾獎金）就常讀《中國生理學雜志》，美國生理學家CharlesCode也曾說過：「我們學生理的人，不能不讀《中國生理學雜志》」（引自曹育，現代生理科學在中國解放前的發展，中國科技大學科學史系碩士論文，1986，頁20）。
《中國生理學雜志》還是一種國際化刊物，它實行面向世界，只要夠論文標准，不論國籍和投稿國別，均予登載，但始終以國內論文為主。據統計，至1949年在該雜志上署名發表論文的共有47個機構，其中國外的就有16個，包括如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劍橋大學生化系等世界著名研究機構。此外，還有一些在國外深造的中國生理學者如陳克恢、歐陽翥等也爭相向其投寄論文。這說明該雜志對身處科學中心的中外學人均具有相當的吸引力。
所以，《中國生理學雜志》不僅及時地報道了中國生理學界的成果，使中國在國際生理學界之聲譽因此增高，而且使中國生理學界與國際生理學界互通聲氣，促進了中外學術交流。
除了以上幾種之外，至1930年代中期我國具有國際聲譽的刊物還有一些，如：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主辦的《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專刊》（ContributionsFromthe Biological Laboratory of the Science SocietyofChina，英文，1925年始刊）；靜生生物調查所主辦的《靜生生物調查所匯報》（Bulletin of FanMemorialInstituteofBiology，英文，1929年始刊）；清華大學主辦的《國立清華大學理科報告》（英文，1931年始刊）；中國物理學會主辦的《中國物理學報》（ChineseJournalof Physics，西文，1933年始刊）等。限於篇幅，此處不具論。結語
綜上所析，中國近代何種科學刊物最早獲得世界聲譽，也就昭然若揭了。《中國古生物志》和《中國地質學會會志》無可爭辯為最早，《中國生理學雜志》次之。《國立清華大學理科報告》固然於1930年代中期刊載了許多重要科研成果，引起國內外科學界的注意，也具有較高的聲譽，但將它定為「中國第一份獲得世界聲譽的學術刊物」，實在是缺乏依據。看來，在歷史研究中樹立「第一」是須謹之又謹的！回顧以上幾種中國近代享有世界聲譽的科技刊物的輝煌歷史，不僅會激發當前我們建設世界級名刊的熱忱和信心，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中汲取成功經驗，對當前科技期刊建設有所助益與啟迪。來源：《中華讀書報》

❹ 黃芳的科研成果目錄

專著
1、《走私犯罪的定罪與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
2、《國際犯罪國內立法研究》，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譯著
《國際刑事法院導論》（英文原著作者：威廉.A.夏巴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論文
（一）關於國際刑法問題的研究
1、《論國際刑法中的引渡問題》，載《刑法若干理論問題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2、《論國際犯罪及其刑事責任》，載《刑事法學要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論實現國際犯罪刑事責任的途徑和方式》，載《中國刑事法雜志》1999年第6期。
4、《國際犯罪的國內立法研究導論》，載《法學評論》2000年第2期。
5、《論罪刑法定原則與國際刑法的關系》，載《法學家》2002年第3期。
6、《香港與外國簽訂的移交逃犯協定概覽》（合作），載（澳門）《區際刑事司法協助研究》，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澳門檢察律政學會2002年出版。
7、《香港與外國簽訂的刑事司法協助協定研析》（合作），載《法學家》2003年第2期。另載（澳門）《區際刑事司法協助研究》，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澳門檢察律政學會2002年出版。
8、《香港與外國簽訂的移交被判刑人制度研究》（合作），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2期。
9、《如何開展區際刑事司法協助》（合作），載《檢察日報》2002年7月8日第3版。
10、《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法律研討會綜述》（合作），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2年第4期；另載（澳門）《區際刑事司法協助研究》，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澳門檢察律政學會2002年出版。
11、2002年刑法學年會論文：《論打擊恐怖犯罪國際合作的原則和方式》。
12、2002年死刑問題國際研討會論文：《論死刑適用的國際標准與國內法的協調》，載《法學評論》2003年第6期。
13、2003年國際刑事法院專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論中國刑法典中的國際刑法規范》（合作），載《法學》2003年第9期。
14、2003年國際刑事法院專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國引渡法及引渡條約研究》。
15、《國際刑事法院相關問題探索》（合作），載《人民法院報》2003年8月11日，法制時代B1。
16、《在積極探索中走向國際刑事法院--國際刑事法院專題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合作），載趙秉志主編：《刑法評論》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7、《國際犯罪國內立法的基礎理論問題》，載《國際區際刑法問題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8、博士論文摘要：《國際犯罪國內立法研究》，載《中國刑事法學》（第一卷），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9、《外國刑法中的國際犯罪立法模式探討》，載《現代刑事法治問題探討》，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0、《酷刑及酷刑罪的界定》，載《酷刑遏制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21、《中國現行引渡制度基本問題研究》，載陳澤憲主編《刑事法前沿》，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2、《歐盟成員國間引渡制度研究》（合作），載高銘暄、趙秉志主編：《刑法論叢》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3、《簡論酷刑罪的概念和特徵》，載《河南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復印報刊資料《刑事法學》2004年第6期全文轉載。
24、《懲治恐怖犯罪與人權保障問題》（合作），載趙秉志主編：《刑法評論》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5、《香港與外國刑事司法合作制度研究》（合作），載（台灣）《刑事法雜志》，2003年第5期、第6期。
26、《關於加強我國刑法與國際刑法協調與銜接的建議》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信息專報》2004年8月9日；另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領導參閱》、《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27、《論懲治恐怖主義犯罪中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載陳澤憲主編《刑事法前沿》，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28、《審判薩達姆的幾個法律問題》，載《法制日報》，2005年6月28日，第8版。
29、《關於破解期權腐敗司法難題的對策》，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信息專報》2007年4月9日第13期。
合著
1、《國際恐怖主義犯罪及其防治對策專論》，副主編兼作者，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2、《新編國際刑法學》，副主編兼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3、《中國刑法學》，副主編兼作者，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4、《香港特區的國際刑事司法制度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5、《比較法學》「俄羅斯法」部分，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學碩士教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6、《刑法學》「排除犯罪事由」和「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態」部分，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律碩士教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3、《中組部領導幹部公開選拔考試大綱學習讀本》，黨建讀物出版社2004年版。
7、《黑社會性質犯罪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8、《金融詐騙犯罪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9、《經濟法習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0、《經濟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1、《危害稅收征管罪》，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2003年版。
12、《危害稅收征管罪的認定與處罰》，中國檢察出版社1998年版。
13、《單位犯罪的認定與處罰全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14、《新刑法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中國檢察出版社1998年版。
15、《刑法適用手冊》，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16、《刑法新罪名通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
譯文
《論希臘婦女的犯罪》（俄文），載《法學天地》1989年第6期。
專業審校
《引渡與國際法》（合作），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如何破解腐敗期權的司法難題
愛爾蘭訪學見聞
評中國對《國際刑事法院規約》投反對票的五點理由
趙燕案審理的法律啟示
論打擊恐怖主義犯罪的國際刑事司法合作
審判薩達姆的幾個法律問題
關於加強中國刑法與國際刑法的協調與銜接的建議
酷刑及酷刑罪的界定
家鄉印象
思 父 親
外國刑法中的國際犯罪立法模式研究
懲治恐怖犯罪與依法保障人權
國際犯罪的國內立法導論
交通肇事罪中犯罪主體的認定
論國際犯罪及其刑事責任
論實現國際犯罪刑事責任的途徑和方式
論死刑適用的國際標准與國內法的協調
論中國刑法典中的國際刑法規范
論罪刑法定原則與國際刑法的關系
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外國移交被判刑人制度研究
中國引渡法及引渡條約研究

❺ 礦床學研究發展概況

人類在從事探採金屬和其他礦物原料過程中積累了有關礦產分布和性狀的知識。各個有古代文明歷史的民族都有關於礦產地和某些萌芽礦床成因概念的記載。中國利用銅、鐵的歷史都很早，夏商兩代青銅器製作已有相當規模和水平，春秋時期已能夠用鐵礦石煉鐵。公元前2000多年成書的《山海經》記載有數十種礦物、岩石和礦石的600多個產地，還把礦產分為金、玉、石、土4類。《管子》中已有關於采礦中金屬共生與分帶的描述。古代利用的金屬主要有鐵、銅、錫、銀、鉛、金、汞等，全國各地發現過很多古礦硐及其他采礦遺跡，有些地方採掘已有相當的規模。唐宋以來史書中有礦產產量的記載。明代(14、15世紀之交)鐵產量已達到2000萬斤，這大致相當17世紀歐洲國家產業革命後，英國年產量的數字(當代中國編委會，1990)。在這個時期內，也有幾種能反映當時有關礦產和礦床認識的著作。如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廣泛涉及到自然科學和生產技術，在地學方面他發現記錄了地磁偏角，也最先提出「石油」的命名。南宋的鄭所南早在14世紀就提出關於地下活動的水沿岩石裂隙脈絡流滲形成礦脈的推想，得到了現代科學史研究家的極高評價。明代李時珍在其《本草綱目》中記載有160多種礦物岩石的產狀和葯用價值。明代宋應星所著《天工開物》記述了許多工業農業領域的知識和經驗，其中包括不少古代金屬和非金屬礦產的尋找和采冶技術。但總的來說，中國封建社會中自然科學和生產技術的研究和總結不受社會主流的重視，以致長期得不到應有的提高和發展。

在歐洲，古希臘哲學家中有不少人的著述談到岩石礦物和礦石，關於這些自然界物質起源的認識成了後來地質學及礦床學思想的源頭。中世紀，中歐一些古老的采礦業中心積累了有關礦床的知識，一位捷克人Agricola經過在這里考察，於1546年寫成一本「金屬礦床成因」的書，提出了礦床中的物質來源於地殼，地表水滲透到地下深處受熱，溶解了岩石中的成礦物質，然後再沉澱在岩石裂隙中的認識，現在認為，出現在16世紀中葉的這一認識可以看作是近代礦床學的萌芽。到17世紀，哲學家笛卡兒提出了與此不同的認識，認為礦床是來源於地球深部，熾熱物質通過貫入作用或溶液攜帶進入已冷卻了的地殼岩石裂隙中沉澱而形成的。到18世紀，上面兩種不同的觀點，發展起來的「水成論」和「火成論」之間的激烈論戰達到了高潮。水成論的代表是德國的維爾納，認為所有岩石和礦床都是大洋水中沉澱形成的，大洋水中溶解有形成岩石和礦床的所有物質，當它們沿岩石裂隙滲透時，就在其中沉澱出礦石。火成論的代表是英國人赫屯，他認為礦石只能由深處上升的火成的熔融物質充填在地殼裂隙中形成。隨著大量事實材料積累，表明礦床既有與深處岩漿作用有關的，也有與地球外部的地質作用有關的，這種爭論自然就緩和下來。19 世紀是歐洲國家工業化後自然科學包括地質學發展的重要時期。19 世紀以來的科學由於有了更為正確的理論思維方法和科學研究方法，從而能夠更多地揭示出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從礦床學來看，這一時期重要的發展和成就集中表現在岩漿分異和熱液成礦理論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上。包括 E. de-Beamont，J. Von Cotta，J. H. L. Vogt 等歐洲礦床學家在這方面的研究都作出過貢獻。19 世紀末期，岩漿熱液理論也為大多數北美礦床學家所接受，他們中間的 Emmons，Lindgren，Bateman 等，還在岩漿熱液礦床的一些重要方面的研究中有所發展。應該提到同一時期內也仍然有 T. Sand berger 致力於側分泌成礦理論研究。並得到 T. S. Hunt 等的支持。F. Posepny 則提出在地殼中可能存在一個外層溶液區 ( 側分泌成礦) 和一個深殼區 ( 上升熱液成礦) ，並肯定後一種是主要的。因此可以說，現代礦床學理論基礎是在 19 世紀中葉到 20 世紀初期這段時間所奠定的。這顯然和兩方面的條件有關，首先是產業革命以來歐美資本主義工業迅速發展，極大地增加了對礦產的需求，從而推動了對礦床的調查研究和開發程度，也積累了大量的礦床地質資料。同一時期，物理學、化學等基礎科學取得了很多新成就，在 18 世紀首先在歐洲出現的地質學各有關學科也迅速發展，都為礦床學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撐。現代礦床學形成的標志是:

( 1) 結束了水成論、火成論的論戰，肯定了礦床非單一成因，不能企圖用任何一種成因來解釋所有礦床，提出了一個有廣泛影響的 W. Lindgreen ( 1933) 的礦床成因分類，這是一個包括了內生外生成因礦床，考慮了礦床形成的不同方式、不同形成溫度和壓力條件下的礦床大系統。

( 2) 肯定了金屬礦床與岩漿岩有成因關系，認為岩漿結晶分異到後期分異出含礦氣液相物質在地殼中活動形成了礦床，而金屬礦床可看作是岩漿演化的一個相，這種岩漿熱液成礦理論得到了普遍接受，並在 20 世紀前 50 年占統治地位，其影響達半個世紀之久。

( 3)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在礦床成因理論方面形成了若干個各有特色的科學學派。弗·衣·斯米爾諾夫認為美國學派重視地質構造對礦床形成和富集的控制，並致力於用大量實驗和計算資料力求恢復礦床形成的自然物理-化學條件。德國學派著重對形成礦床的礦物學、地球化學進行深入研究，並建立了各種成礦環境條件下礦物共生系列。前蘇聯礦床學派的優勢是全面研究礦床形成作用與地質介質的自然聯系，發展了礦石建造和成礦建造的概念，開創了褶皺帶成礦規律研究。

到了 20 世紀 50 ～60 年代以後，除了岩漿熱液成礦理論在有關地球結構、岩漿起源、區域構造發展演化研究成果基礎上得到充實和深化外，並有了新的突破，這就是證明了金屬成礦物質除由岩漿從深部帶出來外，在廣闊的沉積作用、火山作用和變質作用環境中也有使金屬發生遷移富集成礦的重要機制。層控礦床成礦的理論越來越受到廣泛的重視和討論。這一時期礦床成因理論水平得到顯著提高，與以下的地球科學重要進展有關:

( 1) 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礦床地球化學迅速得到發展，特別是同位素地質學被廣泛應用到礦床研究中，使礦床中金屬的來源遷移富集條件以及成礦年代的研究變得更為實際和深入。同時，其他新的實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在礦物流體包裹體的研究、礦物微區成分的研究中獲得了許多新的知識和信息。

( 2) 在這期間，人類第一次發現並研究了現在正在進行中的成礦作用，1963 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索爾頓發現上升熱液。1964 ～ 1965 年發現紅海海底熱水和含金屬沉積物。1971 ～ 1978 年以來，在東太平洋中隆很多地方發現含金屬熱水噴出口。隨後，載人潛艇到海底觀察了熱水噴出口及其附近的含金屬熱水沉積物。

( 3)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提出的板塊構造理論為研究礦床形成的區域地質背景和成礦作用動力學開辟了新的方向。大量資料表明，成礦作用與地球演化存在因果關系，對造山帶盆地和大陸地質先後開展了相關研究。

20 世紀最後 20 ～ 30 年，世界范圍內的找礦和成礦理論研究均取得了重要發展，其中包括新類型礦床的發現、超大型礦床的發現和研究、海底熱水沉積成礦作用的深入研究、成礦模式的成功應用、同位素、微量元素組成研究與流體包裹體研究的應用等。

中國近代地礦事業發展也已經有了百年的歷史，19 世紀以來，近代地質學傳入中國，當時有識之士把興辦地礦事業看作是社會發展、民族獨立的需要。首先致力於出版譯著、興辦學堂。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開始在政府機構實業部中設礦物司地質科，後遷北京改為地質調查所和研究所，所長章鴻釗先生領導下培養了第一批地質人才。1916 年十幾名畢業生分赴河北、山東開展地質填圖，並對龍煙、鄂城、井陘、大同等鐵礦和煤礦進行了調查，這是中國人在自己國土上進行地質工作的開端。此後，北京大學、中山大學等相繼開設地質系。河南、湖南、兩廣、江西、四川等省相繼成立地質調查所。幾十年中，中國地質工作者在基礎理論和礦產地質工作方面，都作了許多開創或奠基性的工作。例如，長江中下游鐵礦志、贛南鎢礦志、雲南東川銅礦、個舊錫礦研究報告等不少成果，就是刊載在這些調查所出版的 《地質匯報》、《地質專報》中。20 世紀三、四十年代發現或作過初步工作的一些礦床，如白雲鄂博鐵礦、攀枝花鐵礦、貴州鋁礦、雲南磷礦、大冶等長江中下游鐵銅礦床、白銀廠銅礦、東川銅礦、湖南鉛鋅礦等後來都成為我國第一批礦產勘探基地。孫建初等在玉門油礦的工作也使這里成為中國自己最早發現的油田。但總的來看在經費不足、裝備落後的限制下，像礦產勘查及研究這樣需要較大投入的工作和研究領域未能得到如其他基礎地質學科領域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1949 年新中國成立後，為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執行了地質工作大發展大轉變的方針。很短的時間內建起了各級地質機構，迅速擴大了地質隊伍。在從 1953 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集中主要力量進行勘探部署，保證了一批新建企業所必需的礦產儲量。隨著包括鞍山、包頭、大冶等鋼鐵基地，大同、開灤、撫順等重要煤田以及東川、白銀廠、銅官山、桃林、水口山等有色金屬礦山，個舊錫礦、贛南鎢礦、昆陽磷礦等重要礦產地勘探任務的完成又及時地提出加強對缺乏資源和分布不平衡資源的普查工作。在此後的兩三年中，包括鉻、釩、鈹、鉬、鈦、金、石膏、重晶石等幾十個礦產地被發現。在西北、東北、華北、西南等地區石油普查也發現了大量的儲油構造及油氣顯示。此外，還組織專門機構開展了鈾礦的普查。隨著礦床普查勘查工作的開展，礦床地質研究工作也得到了加強，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如程裕淇等關於鞍山式鐵礦，郭文魁、郭宗山等關於銅官山銅礦，宋叔和等關於白銀廠銅礦，黃懿、裴榮富等關於大冶鐵礦，葉連俊等關於中國錳礦等論文先後發表。在 1957 年的全國第一屆礦床會議上，對中國鐵、銅、鎢、錫、鉬、鉛鋅、金、鉻、鎳、磷、硫、煤、石油等礦產勘查成果進行了較系統的總結。在 20 世紀 50 ～60年代中，岩漿熱液成礦理論在國內研究工作中仍居主導地位。代表性的有徐克勤等對華南屬於不同時代的花崗岩及各自的成礦專屬性的認識，郭文魁對中國主要內生金屬礦產成礦條件和基本特徵的總結。同一時期內也有孟憲民對同生論的倡導，並圍繞長江中下游、雲南東川等地礦床的同生成因展開了討論。

1958 ～ 1965 年間，又有許多新礦產地發現，如金川鎳礦和大慶油田的發現引起世人的矚目。還有甘南鈾礦、狼山銅鉛鋅礦、德興銅礦、金頂鉛鋅礦等礦產地的勘查也取得了進展。西藏、內蒙古、甘肅、新疆鉻礦找礦工作得到加強。山東、貴州先後找到原生金剛石礦床。1975 年，河北任丘發現了特殊的油氣藏類型，黃海、東海、南海發現含油盆地。70 年代中期，還加強了黃金礦床地質工作，在許多省區找到金礦，發現新類型金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中國金礦成因類型和金礦集中區的概念。

1977 年以來，地礦工作在調整中發展。重點是開展了成礦區劃研究和進行了資源總量預測。先後完成了鐵、錳、鉻、銅、鉛鋅、鋁、鎳、錫、鉬、銻、金、鉑、鈾、磷、硫、鉀鹽、金剛石等重要礦產的區劃遠景的研究工作。在後面一輪的固體礦產普查中劃分出 29 個重點片，經過工作在鄂爾多斯、內蒙古、新疆准噶爾和哈密地區、豫陝邊境小秦嶺、湘南粵北、湘黔邊境及三江等成礦遠景區都發現了一批值得進一步工作的礦產地。這一時期內，礦床研究的方法手段得到了明顯的改善，如先後引進電子探針、掃描電鏡、紅外吸收光譜、穆斯堡爾譜、核磁共振譜等測試設備。完善了鉀-氬、銣-鍶、鈾-鉛、釤-釹、碳等同位素年代方法測定之後，又發展了氫、氧、碳、硫、鉛、鍶等穩定同位素方法。地質實驗測試新技術的應用和地質研究新領域的開拓，使這一時期內礦床類型和礦床理論研究都有了新的進步。

20 世紀 70 年代，不少國家出現了火山成礦作用研究的熱潮。我國礦床地質工作者在對長江中下游陸相火山岩中礦床的研究工作中，陳毓川等提出了玢岩鐵礦的綜合成礦模式。層控礦床研究也受到了普遍的持續的關注，在南嶺、秦嶺、華北、川黔、甘南、長江中下游等地開展了研究。1982 年以來連續三屆全國礦床會議中交流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塗光熾主持出版了 《中國層控礦床地球化學》。在區域成礦研究方面，從程裕淇等( 1973) 首先提出鐵礦成礦系列開始，隨後又綜合研究建立了包括各種成因礦床的 3 大類21 個成礦系列。這項工作在後來的成礦區帶研究 ( 陳毓川等，1998) 中又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關於成礦區劃研究方面，郭文魁 ( 1987) 首先根據中國內生金屬礦床的區域分布提出了中國境內存在泛西太平洋成礦域、特提斯成礦域和古亞洲成礦域三大成礦域的看法。陳國達在根據中國地質和成礦特徵提出地窪成礦觀點之後，更進一步發展為 「殼體演化遞進成礦」的假說。此外，能夠反映這一時期中國礦床研究整體水平的成果還有陳毓川 ( 1993) 、裴榮富 ( 1995) 對中國礦床成礦模式的總結，塗光熾等 ( 2000) 中國超大型礦床研究成果等。總的來看，正如郭文魁先生曾經說過的那樣，我國礦床理論研究水平幾十年來有了迅速提高，基本上能從追蹤國際研究方向，並不斷加深對中國區域礦床特色的認識，而發展到目前大體能與國際發展同步。這一時期內，通過參加國際會議，在國內外發表論文等，我們的礦床研究成果在國際交流中已日益受到重視。在新世紀里中國礦床學研究必將會有更大的進步。

❻ 中國陸相第四系周口店階綜合研究報告

張宗祜¹ 閔隆瑞² 朱關祥³ 張 靜¹

（1.中國地質科學院水文地質環境地質研究所，河北石家莊 050061；2.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北京 100037； 3.中國地質科學院，北京 100037）

1 周口店階階名及其名稱由來

1963年全國地層委員會裴文中、周明鎮、鄭家堅編寫的《中國的新生界》 中，將更新世中期含中國猿人、石器和梅氏犀、中國鬣狗、腫骨鹿等哺乳動物的周口店洞穴堆積名之為 「周口店階」。 1999年12月第二屆全國地層委員會第四系工作組在十三陵斷代工作會議期間再次提出建立周口店階。 2002年被正式列入中國區域年代地層表中。

2 周口店階層型和副層型剖面位置

周口店階命名地點是北京西南59 km處的房山縣周口店，地理坐標：北緯39°42′東經116°。層型剖面位於周口店龍骨山奧陶紀石灰岩洞穴，其編號為周口店第一地點，即中國猿人化石產地，乘坐公交車即可到達（圖1）。

圖1 北京房山周口店階層型剖面交通位置圖

為了能更廣泛地進行區域性對比，2006～2007年間，張宗祜、閔隆瑞等在距北京200多千米的河北陽原泥河灣盆地郝家台台兒溝泥河灣階之上建立了一個河湖相周口店階副層型剖面。宣大高速公路和秦大鐵路可到達化稍營鎮（圖2）。

圖2 河北陽原化稍營郝家台台兒溝副層型剖面交通位置圖

3 周口店階的層型剖面描述

3.1 北京房山周口店第1地點層型剖面。

第1地點的洞穴東西長140餘米，南北最寬處約20 m，向西漸漸變窄。堆積層基本上是由凍裂物理風化形成的角礫層與非角礫層相間互層組成，洞內剖面厚度有一定的差異，但自上而下統一分為13層，總厚35.00 m。

中國主要斷代地層建階研究報告（2006～2009）

3.2 河北陽原化稍營郝家台台兒溝周口店階副層型剖面。

剖面描述見圖3。

圖3 河北陽原化稍營郝家台台兒溝周口店階副層型剖面柱狀圖

4 周口店階的底界界線定義

4.1 岩性特徵

（1）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點層型剖面底部第13層的岩性是：紅色粉砂質粘土角礫層，角礫風化較強，厚2.0 m。

（2）河北陽原化稍營郝家台台兒溝周口店階副層型剖面底部的岩性是：淺紅色粘土層夾1層淺黃綠色砂質粘土層，厚1.6 m。

從（1）、（2）岩性可見，周口店期開始是處於氧化較強的環境，故岩性均呈紅色。

4.2 磁性地層和同位素年齡

（1）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點層型剖面屬古地磁布容正向極性時，第13層底約距今0.78 Ma（B/M界線）；第12層年齡：（0.641±0.032）Ma（ESR）。

（2）河北陽原化稍營郝家台台兒溝副層型剖面底是在古地磁極性柱B/M界線之下1.6 m處，約0.80 Ma。

從（1）、（2）磁性地層分析，周口店階底部年齡為0.78Ma（B/M）左右。

4.3 古生物標志

（1）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點層型剖面孢粉分析結果表明，第13層（即剖面底）為孢粉貧乏帶，僅個別樣品見少量Artemisia（蒿）和Selaginella sinensis（中華卷柏）。

（2）河北陽原化稍營郝家台台兒溝副層型剖面周口店階底部孢粉分析結果表明，孢粉含量少，以Artemisia（蒿）、Gramineae（禾本科）為主。介形類分析結果表明，主要分子有：Limnocythere biosa（疑湖花介）、Limnocythere sancti-patricii（單瘤湖花介）、Ilyocypris gibba（隆起土星介）、Limnocytherebinoda（雙瘤湖花介）、Leucocythere plethora（豐滿白花介）等，而其中以Limnocythere biosa 占絕對優勢，可作為古生物標志。

5 周口店階的單位層型內年代地層和生物地層特徵描述

5.1 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點周口店階年代地層和主要古生物特徵

5.1.1 同位素年齡及磁性地層

1）氧同位素測定結果：非角礫層可與太平洋V28-238氧同位素奇數段對比，代表間冰期；角礫層則可與偶數段對比，代表冰期。

2）鈾系測年結果

第2層年齡值為： Ma

第3層年齡值為 Ma和 Ma

第7層年齡值為：0.37～0.40 Ma

第8～9層年齡值為： Ma

第10層年齡值為：（0.462±0.054）Ma

3）熱釋光測年結果

第4層年齡值為：（0.292±0.026）Ma和（0.312±0.028）Ma

第10層年齡值為：0.417～0.592Ma

4）裂變徑跡測年結果

第4層年齡值為：（0.306±0.056）Ma

第10層年齡值為：（0.46±0.045）Ma

5）ESR測年結果

第4層年齡值為：（0.306±0.056）Ma

第10層年齡值為：（0.462±0.045）Ma

6）氨基酸外消旋法測年結果

第8、9層年齡值為：0.390Ma

7）古地磁測定

整個剖面屬布容（Brunhes）正向極性時，第13層底約距今0.73Ma

5.1.2 哺乳動物化石

以北京猿人、腫骨鹿為代表，主要組成分子是：

北京猿人 Homo erectus pekingensis（1929～1933年發掘時稱中國猿人 Sinanbhropus pekinensis Black）

腫骨鹿 Megaloceros pachyosteus Young

中國鬣狗 Hyaena sinensis Zdansky

楊氏虎 Felis youngi Pei

三門馬 Eqnus sanmeniensis Teilhard et Pivetean

劍齒虎 Megantareon inexpectatus Teilhard

披毛犀 Coelodonta antiquitatis Blumenbach

居氏大河狸 Trogontherium cf.cuvieri Fischer

梅氏犀 Rhinoceros merki J?ger

巨駱駝 Paracamelus gigas Schlosser

洞熊 Ursus speaeus Blumenbach

德氏水牛 Bubalus teihardi Young

納瑪象 Palaeoloxodon cf.namadicus Falconer et Cautley

獵豹 Cynailurus sp.

豪豬 Hystrix subcristata Swinhoe

北京麝 Moschus moschiferus ver.Pekinensis Young

裴氏轉角羚羊 Spirocerus peii Yoang

碩獼猴 Macacus robustus Young

竹鼠 Rhizomys sp.

鼴鼠 Scaptochirus primitivus Zdansky

狼 Canis lupus L.

狐 Vulpes cf.corsac L.

豹 Felis pars L.

5.1.3 孢粉組合帶特徵

第13層：孢粉貧乏，僅個別樣品見少量蒿（Artemisia ）及中華卷柏（Selaginella sinensis）。

第12～10層：溫帶落葉闊葉林-草原的胡桃楸（Juglans m andshurica）-榆（Ulmus）-櫟（Quecus）-蒿（Artemisia）組合。

第8、9層：中華卷柏（Selaginella sinensis）-薄葉卷柏（Selaginella delicatula）-樺（Betula）-榆（Ulmus）組合。

第7層：薔薇科（Rosaceae）-葎草（Humulus）-禾本科（Gramineae）組合。

第6層：中華卷柏（Selaginella sinensis）-翠雲草（Selaginella unicinata）-錢苔（Riccia）組合。

第5層：未采樣。

第4～1層：藜科（Chenopodiaceae）-蒿（Aremisia）-蓼（Polygonum）-中華卷柏（Selaginel-la sinensis）-松（Pinus）組合。

5.2 河北陽原化稍營郝家台台兒溝周口店階年代地層和主要古生物特徵

5.2.1 周口店階底界之上1.6 m處為古地磁B/M界線，故其底界接近B/M界線，約0.80 Ma

周口店階頂界在圖3中，143層（118.0±25.7）ka年齡采樣點下1 m處，約120 ka，接近更新統上部128 ka的界線。

5.2.2 介形類組合特徵

周口店階介形類化石較豐富，為 Limnocythere（湖花介）-Ilyocypris（土星介）-Eucypris（真星介）組合，主要分子有：Limnocythere biosa，Limnocythere sancti-patricii，Ilyocypris cornea，Ilyocyprisnschanensis，Eucypris inflata 等化石。沉積環境為湖相，氣候較暖干，水體較咸。

5.2.3 孢粉組合段特徵

以圖3中138層底（深19.45m）為界，劃分為2個組合段。

下組合段：孢粉含量少，孢粉濃度為0.9～22.3粒/克，木本植物花粉以Pinus（松屬）為主，還有Picea（雲杉屬），Abies（冷杉屬）； 草本植物花粉以Artemisia（蒿屬），Chenopodiaceae（藜科）為主，不能確切反映本段植被面貌。

上組合段：孢粉濃度為3.2～24.8粒/克，木本植物花粉佔0～66.7％，有Pinus（松屬），Picea（雲杉屬），Cupressaceae（柏科）； 草本植物花粉佔33.3％～100％，以Artemisia（蒿屬），Gramineae（禾本科）為主，偶見蕨類植物孢子Polypodiaceae（水龍骨科），此孢粉組合特徵反映出由針葉闊葉樹種組成的疏林草原植被面貌，氣候較溫干。

6 對比關系

6.1 北京房山周口店階在周口店地區對比性較好

第1地點10～13層，可與周口店第9、13地點對比。

第1地點第4～9層可與周口店8、6、5和2地點對比。

第1地點第1 ～3層可與周口店15、4、21、23、24和20地點對比。

第1地點北東的太平山北坡西地點堆積層之（4）與（5）層也可與本階對比。

6.2 河北陽原化稍營郝家台周口店階在泥河灣盆地東部對比性較好

經古地磁測定，陽原縣郝家台小渡口剖面、小長梁剖面、官亭村西鹿角梁剖面、洞溝剖面和蔚縣東窯子頭剖面與紅崖剖面等，均測到B/M界線，即周口店階底部界線。其界線在壺流河東一般埋深22～34 m，壺流河西則埋深10餘米。可見，周口店階在陽原盆地東部，包括壺流河下游兩側普遍存在。在官廳村附近，周口店階頂面之上我們發現10多枚古人類牙齒及古人類頭蓋骨碎片，其年齡約11萬年。在紅崖村周口店階中與郝家台台兒溝一樣含有介形類Limnocythere biosa（疑湖花介）-L.sanctipatricii（單瘤湖花介）-L.binoda（雙瘤湖花介）組合。

6.3 與國內其他地區對比

（1）中國北方渭河流域陳家窩組相當於周口店期早期堆積；大荔組相當於周口店期晚期堆積。

（2）中國南方四川鹽井溝洞穴堆積、桂北筆架山洞穴堆積和雷州半島北海組等均與周口店期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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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中國上三疊統土隆階綜合研究報告

姚建新¹紀占勝¹武桂春¹王彥斌¹王立亭²

(1.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北京 100037; 2.貴州省地質調查局，貴陽 550004)

中國上三疊統分為兩個階，下部亞智梁階，上部土隆階。亞智梁階大致相當於國際地層表中的卡尼階，土隆階大致相當於國際地層表中的諾利階至瑞替階(楊遵儀等，2000)。

1 中國土隆階建階

土隆階階名源於西藏聶拉木縣土隆村。命名剖面位於土隆村附近的山坡上。在土隆剖面上，土隆階的底界定義在菊石 Nodotibetites nodosus 帶之底，以菊石 Tropitidae 的消失和 Tibetitidae 及 Juvavitidae 的興起為界線處的重要標志。此菊石帶大致相當於牙形石 Epigondolella abneptis 帶。在北喜馬拉雅地區，土隆階自下而上包含 5 個菊石帶: Nodotibetites nodosus 帶，Criesbachites-Gonionotites 帶，Indojuvavites an-gulatus 帶，Cyrtopleurites socius 帶和 Himavatites columbianus 帶(楊遵儀等，2000)。在黑龍江省那丹哈達嶺地區，土隆階自下而上含 5 個牙形石帶: Epigondolella abneptis 帶，E.multidentata 帶，E.bidentata帶，Parvigondolella andrusovi 帶和 Misikella posthernsteini 帶(王成源等，1986)。

既然土隆階大致相當於國際地層表中的諾利階至瑞替階(楊遵儀等，2000)，那麼，土隆階的底界最好與諾利階底界相一致。目前，國際地層委員會建議，諾利階的底界以菊石 Klamathites macroloba-tus 或 Stikinoceras kerri，牙形石 Metapolygnathus communisti 或 Epigondolella primitius 出現為標志。

2 土隆階建階剖面

在土隆階命名剖面上，土隆階厚 123.5 m，下部地層為較深水相的頁岩、灰岩及生物灰岩; 上部地層漸變為濱岸相的粗碎屑岩。由於岩性不太合適的原因，目前在土隆剖面上還沒有發現諾利階最底部的標志化石———牙形石 Epigondolella primitia。我國晚三疊世地層主要分布在西藏、雲南和黑龍江地區。由於牙形石是晚三疊世地層劃分與對比的重要標准之一，三疊紀牙形石帶的劃分和古生物地理分區問題已經引起一些研究者的關注(王成源，1991; 楊守仁等，1999，2001)。在西藏拉薩市達孜縣唐嘎區麥龍崗村的麥龍崗組中諾利階最底部的標志化石 Epigondolella primitia 已被發現(毛力和田傳榮，1987; 紀占勝等，2003)。因此，我們選擇了拉薩市達孜縣唐嘎區麥龍崗剖面進行土隆階的建階研究(圖 1)。

「麥龍崗組」1962 年由西藏拉孜地質隊建立，建組剖面位於西藏拉薩地區達孜縣麥龍崗村(N29°56ག″，E91°27ཱི″)，該組為一套碳酸鹽岩與碎屑岩沉積。原 「麥龍崗組」 代表西藏拉薩附近的一套灰岩、碎屑岩和火山岩地層，時代被定為晚三疊世。1979 年西藏區調隊將其更名為麥龍崗群，同時將時代定為晚三疊世至侏羅紀。1983 年王乃文等重新釐定了麥龍崗群的含義，將其限定為含晚三疊世海相化石、以灰岩為主的地層，並將其上以碎屑岩為主的地層劃歸下侏羅統甲拉浦組。饒榮標等(1985)將麥龍崗組的時代確定為晚三疊世卡尼期至諾利期; 根據牙形石的研究，紀占勝等(2003)將麥龍崗組的時代確定為晚三疊世晚卡尼期至諾利期。

在西藏拉薩地區達孜縣麥龍崗村剖面，麥龍崗組主要由碳酸鹽岩、碎屑岩組成，未見底。在研究剖面上，麥龍崗組與下伏地層下—中三疊統查曲浦組(T₁₊₂ch)呈假整合接觸，與上覆上三疊統—下侏羅統甲拉浦組(T₃－J₁j)整合接觸;出露總厚度為1787～1895m;產有大量厚珊瑚(Procycloitid-ae)化石(夏金寶，廖衛華，1986)，另外還發現了雙殼類、水螅類、腕足類和腹足類及牙形石;其中重要的雙殼類有Halobiacf.beyrichi，Nuculanayunnanensis，Costatoriasp.等(劉世坤等，1988)。依據牙形石、珊瑚和雙殼類化石研究，麥龍崗組的時代為晚三疊世卡尼期晚期—瑞替期早期。拉薩市達孜縣唐嘎區麥龍崗村剖面描述如下。

圖1 拉薩市達孜縣唐嘎區麥龍崗剖面交通位置圖

中國主要斷代地層建階研究報告:2006～2009

中國主要斷代地層建階研究報告:2006～2009

3 土隆階界線標志

根據 Orchard ＆ Tozer(1997)和 Krystyn，et al.(2002)研究，卡尼階與諾利階的界線位於上和下Epigongdolella primitius 之間; Orchard et al.(2000)還曾建議將卡尼階與諾利階的界線放在菊石 Kla-mathites macrolobatus 帶和牙形石 Metapolygnathus communisti 帶的底部。另外，Channell，et al.(2003)認為傳統的拉丁階與諾利階的界線是在上、下 Epigongdolella primitius 之間，如果將卡尼階與諾利階的界線置於 Epigondolella abneptis 底部可能更為合適。在我國 Epigongdolella primitius 不夠發育，難以劃分出上、下 Epigongdolella primitius 帶，只能以 Epigongdolella primitius 的出現為諾利階的底界。如果將土隆階底界與國際地層年表中諾利階底界置於相同層位的話，土隆階底界應定義在菊石 Klamathites mac-rolobatus 或 Stikinoceras kerri，牙形石 Metapolygnathus communisti 或 Epigongdolella primitius 首次出現的位置。在西藏拉薩市達孜縣唐嘎區麥龍崗村剖面，土隆階底界可暫時放在第 12 層頂部的砂岩過渡為砂質生物碎屑灰岩層中 Epigongdolella primitius 首次出現的位置。通過進一步工作，如果能發現更多牙形石化石的話，E.primitius 首次出現的位置有可能下移。

4 土隆階生物地層序列

根據對西藏林周地區麥龍崗組的牙形石的研究，自下而上可識別出 Epigondolella primitia 帶，E .spiculata 帶，E.tozeri 帶，E.postera 帶，E.bidentata 帶 5 個牙形石帶(表 1)，這些牙形石帶可與西藏、青海、雲南和黑龍江等地晚三疊世牙形石帶進行對比(表 2)，具體情況如下:

表 1 麥龍崗組生物化石分帶的劃分與對比

4.1 Epigondolella primitia 帶

本帶以 Epigondolella primitius 首次出現為底界，以 Epigondolella spiculata 出現為頂界。這個帶化石賦存於林周地區麥龍崗組下部碎屑岩為主地層的灰岩夾層中。在毛力等(1987)測制的林周地區麥龍崗剖面麥龍崗組的 18 層頂部和 20 層中也報道了這種類型的分子。由於下部地層中碎屑岩逐漸增加，含碳酸鹽岩夾層逐漸減少。除在 12 層的 P5H27 號樣品中，產出較多的 E.primitia 的個體外，目前在其下的地層中還沒有發現更多的 E.primitia 個體。因此，暫時將 E.primitia 的底界置於本項目測制的麥龍崗剖面的 12 層上部。Epigondolella primitius 帶底界位置有待於進一步研究。另外，田傳榮(1982)在聶拉木土隆剖面報道的 M .multidentata 由於其齒台後部光滑，齒脊由瘤狀齒組成，主齒不達後邊緣等特徵不同於典型的 M.multidentata，而符合 E.primitia 的特徵，建議應該歸入 E.primitia 中。E.primi-tia 帶還發現於黑龍江饒河(王成源等，1986)。因此，E.primitia 帶在我國西藏和黑龍江地區有一定的地理分布。

根據 Krystyn(1977)，Orchard(1991)，Meco(1999)，Krystyn et al.(2002)和 Channell et al.(2003)研究，E.primitia 帶代表上卡尼階頂部至下諾利階的地層。Channell et al.(2003)將卡尼階—諾利階界線劃在下 E.primitia 帶與上 E.primitia 帶之間。牙形石 E.primitia 在歐洲的阿爾卑斯地區、加拿大和美洲的西北部、澳大利亞西北部、中國的西藏地區和日本中部廣泛存在，是諾利階底部良好的對比標志。

4.2 E.spiculata 帶

Orchard(1991)建立了牙 形 石 E.spiculata，並 將其作為 E.spiculata 帶 的代表 分 子。同時將 他(1983)定名為 Epigondolella sp.C，Orchard 的分子也歸入此種。毛力等(1987)報道了此種的分子。在麥龍崗剖面的麥龍崗組中發現了數量較多的 E.spiculata 化石。本帶以 E.spiculata 出現為底界，以E.tozeri 的出現為頂界，共生分子有: Epigondolella cf.spiculata，Epigondolella sp.，延伸范圍包括諾利階中、下部的地層。E.spiculata 帶在國外還見於北美和特提斯地區的上三疊統諾利階(Channell，etal.，2003; Katvala，et al.，2008)。

表2 搖中國上三疊統土隆階牙形石帶對比表

4.3 Epigondolella tozeri 帶

本帶以 Epigondolella tozeri 出現為底界，以 Epigondolella postera 的出現為頂界，共生分子有: Epigo-ndolella spiculata。在 Orchard(1991)的劃分方案中並沒有將 E.tozeri 作為帶化石提出，而是包含在 E.elongata 帶中，並指出 E.tozeri 貫穿於這個帶。在麥龍崗組 E.tozeri 產出較多，其延續的地層范圍內並沒有發現 E.elongata。因此，我們將與 E.elongata 伴生的 E.tozeri 作為 E.tozeri 帶的代表分子。E.toz-eri 帶分布於麥龍崗剖面的 P5H100 － P5H115 號樣品中，代表了諾利階中部的地層。

4.4 Epigondolella postera 帶

本帶以 E.postera 出現為底界，以 E.bidentata 出現為頂界。共生分子有: Epigondolella cf .spicula-ta，E.violinformis sp.nov.，E.cf .triangularis uniformis，Epigondolella sp.。E.postera 帶在國內外分布最廣泛，已經在我國雲南保山(王志浩等，1985)、西藏林周(毛利等，1987; 紀占勝等，2003)、黑龍江饒河(王成源等，1986)、西藏阿里(趙錫文等，1991)、川西藏東(王驪軍，1993)、西藏羌塘盆地(李勇等，1999)、西藏改則(貴州省地質調查院，2005)被報道。E.postera 帶在國外還見於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Sweet，et al.，1971)、日本的 Mino-Tamba 地區(Isozaku and Matsuda，1982)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Orchard，1983)、美洲的西北部(Katvala，et al.，2008)等地的上三疊統諾利階中上部。目前在 E.postera 化石的鑒定方面存在意見分歧，具體情況可參考紀占勝等(2003)意見。

4.5 Epigondolella bidentata 帶

本帶以 Epigondolella bidentata 的出現和消失為底界和頂界，共生分子有: Epigondolella postera，Hindeodella sp.，Priniodella libita，Xaniognathos sp.，L onchadina muelleri，Metalonchodina mediocrisa，Enantiognathus sp.，Enantiognathus ziegleri。E.bidentata 帶代表諾利階最頂部的牙形石帶，具有廣泛的國際對比意義。該帶在西藏拉薩達孜地區(毛力等，1987; 紀占勝等，2003)、雲南保山地區(王志浩，董致中，1985)、黑龍江饒河(王成源等，1986)、西藏改則(貴州省地質調查院，2005)和西藏烏麗(朱同興等，2005)都有發現。E.bidentata 帶在國外還見於北美(Katvala，et al.，2008)和特提斯地區的上三疊統諾利階上部(Meco，1999; Channell，et al.，2003)。由於樣品採集間距較大，目前尚不能確定 E.bidentata 帶的准確延限范圍，需要進一步加強 E.bidentata 帶延限范圍的研究。

5 土隆階地層的對比

與土隆階大致同期的岩石地層單位包括: 西藏南部聶拉木地區的達沙隆組至曲龍貢巴組和德日榮組，定日縣達沙隆組(王成源和王志浩，1976)和康馬縣涅如地區涅如群上部，西藏北部雙湖地區西亞爾崗組上部; 西藏東部地區的波里拉組和巴貢組，雲南麗江地區松桂組和保山地區上三疊統大水塘組(王志浩、董致中，1985); 青海西南部結扎群波里拉組上部及巴塘群中組、川西曲嘎寺組及圖姆溝組相當的地層(趙政璋等，2001)，川西北龍門山地區上三疊統垮洪洞組至小塘子組和須家河組，以及白玉地區下逆松多組碳酸鹽岩段(王驪軍，1993)。南祁連山地區的尕勒得寺組。在東南沿海沉積區，與土隆階大致同期的岩石地層單位主要由海陸交互相的碎屑岩夾煤層組成，如大坑組上部和文賓山組、小水組和頭木沖組。黑龍江省東部那丹哈達嶺地區與土隆階大致同期的岩石地層單位為上三疊統勝利組(王成源等，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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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前中央地質調查所區域地質調查及成果

劉 松

陳寶國

(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摘 要: 前中央地質調查所 ( 1916 ～ 1950，簡稱地調所) 在新中國成立前總領和規劃全國的地質調查工作，在中國的地質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地調所進行了大量野外地質調查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尤其在地質人才的培養方面，為新中國輸送了一批優秀的地質學者。本文從地調所所處的社會環境入手，介紹了其區調概況、在地質理論方面及人才培養方面的貢獻。

關鍵詞: 地質調查所 區域地質調查 地質學 科學技術史

一、地調所成立背景及發展沿革

前中央地質調查所 ( 其前身是 1912 年初成立的南京臨時政府實業部礦政司地質科)由民國北京政府工商部礦政司於 1913 年 9 月設立，因專業人才缺乏，1916 年 7 月才真正開始了全面的地質調查與研究工作。該所先後由北京政府農商部，南京國民政府農礦部、實業部、經濟部直轄。1950 年全國地質科學機構進行了調整重組，地質調查所之名從此成為歷史。

二、地質調查所區域地質調查概況

1. 准備時期 ( 1913 ～ 1915)

1913 ～ 1915 年，這段時期可稱為中國早期區域地質調查的准備時期。由於缺少地質調查人員，這一時期的地質調查主要是丁文江、翁文灝、章鴻釗等幾位奠基人及其地質研究所學員進行的野外調查。此期間簡單區域地質調查情況見表 1。

這一時期，中國近代地質科學和地質事業在中國剛剛起步，學科分化不細，受經費緊張、技術落後、地質人才缺乏等條件限制，地質調查所沒有條件開展系統的、大規模的地質調查與研究。因此，地質調查所開展地質調查的主要目的是勘探礦產資源和積累地質資料。

表 1 1913 ～1915 年區域地質調查簡表

2. 草創時期 ( 1916 ～ 1927)

1916 ～ 1927 年是地質調查所區域地質調查的創業階段。這一時期是北洋軍閥統治中國最黑暗的時期。地質調查所幾經改制，勉強維持，地質資料一片空白，此時期野外地質調查規模很小，每年有 2 ～5 個地質調查隊在野外工作，每個調查隊由 2 ～3 名地質學者組成。野外調查隊一般是由一位經驗豐富的專家帶領一兩位年輕的學者，或是幾位年輕學者組成調查隊到各調查區域調查地質礦產情況。其調查任務主要是應工商部、省實業廳及一些煤礦公司的要求來進行。其調查區域和內容大多在華北、華南和東北各地考察礦產資源和地震災害情況，且以煤田地質調查為主。主要區域地質調查見表 2。

表 2 1916 ～1927 年區域地質調查簡表

3. 大發展時期 ( 1928 ～ 1945)

1928 ～ 1945 年是中國早期地質調查的大發展階段。

進入 20 世紀 20 年代後期，地質調查所已經發展成為國內研究和調查能力最強的地質調查機構。無論從人力、物力還是技術上都有能力組織大規模的野外地質調查工作。進入30 年代後，地質調查所經濟情況開始好轉，不但政府的撥款增加，基金會和社會的資助明顯增多。同時隨著地質科學的進步，越來越多的青年人進入地質學領域，涌現出一批新的地質學家，如李春昱、孫健初、王曰倫、尹贊勛、趙亞曾、田奇雋、計森榮、潘鍾祥、楊鍾健、謝家榮、王竹泉、裴文中、賈蘭坡、李善邦、侯光炯、馬溶之等。他們為促進我國地質科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1935 年地調所遷到南京，所內環境優美，學術氛圍良好，組織機構完善，科技人員不斷充實加強，各學科涌現的權威專家和周口店 「北京人」的發掘，為地調所贏得了較高的聲譽。

隨著人才儲備和科研能力的增強，這一時期地調所小規模的區域地質調查明顯增多，同時也開始組織大規模的野外考察活動。如翁文灝、黃汲清、朱森、李春昱、楊曾威調查熱河北票附近地質構造 ( 1928) ; 趙亞曾、侯德封、李春昱調查開平盆地及其附近地質( 1928) ; 王竹泉、黃汲清調查熱河阜新煤田地質 ( 1928) ; 丁文江領導的西南地區地質調查 ( 1929 ～1931) ; 趙亞曾、侯德封、李春昱調查開平盆地及其附近地質 ( 1929) ; 譚錫疇、李春昱調查四川地質 ( 1929 ～ 1931) ; 王竹泉、潘鍾祥調查陝北石油地質 ( 1932 ～1933) ; 孫健初調查綏遠及察哈爾西南地質 ( 1930 ～ 1933) ; 黃汲清、王曰倫領導的南嶺地區地質調查 ( 1936 ～1937) ; 葉連俊、關士聰1940 ～1941 年到甘肅西秦嶺進行的地質礦產調查; 1941 年程裕淇等在西康開展區域地質調查; 1942 ～1943 年黃汲清、楊鍾健、程裕淇、周宗浚等到甘肅、新疆進行油田調查等。這些比較重要的野外地質調查成為當時區域地質調查發展的標志。

此期間地質調查所組織了兩次大規模的地質調查———西南地質大調查和南嶺地區地質調查。這兩次調查稱之為舊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兩次野外考察。1929 年，由丁文江領導的對中國西南地區的地質考察工作，幾乎動用了所中的全部骨幹力量、配置了良好的野外考察設備。歷時一年的野外考察成果豐富，考察隊採集了大量地質標本，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1943 年建立西北分所後，由王曰倫領導有計劃地開展西北地質礦產的調查。首先開始甘肅省比例尺 1∶ 20 萬的地質填圖，同時路兆洽、陳夢熊進行了靖遠、景泰地區的煤田調查; 畢慶昌、何春蓀等進行了隴東地區的煤田調查; 1945 年，組織了以王曰倫為隊長的祁連山地質礦產考察隊，主要有李樹勛、黃劭顯、陳夢熊、劉增乾等，自西寧經門源、俄博等地進入河西走廊，成為我國第一個橫跨祁連山的地質調查隊。

當時外有戰爭的困擾，內有所長的數度更換，經費緊張，生活艱苦，野外治安險惡，要冒著生命危險去考察。在這種情況下，地質調查所的學者們仍勵精圖治，積極組織野外調查。調查主要局限於西南、西北各省，地質調查工作還是取得了較大發展。表明地質學者的愛國主義篤誠與艱苦奮斗的作風，對於發展地質學具有重要的意義。

4. 停頓時期 ( 1946 ～ 1950)

1945 年抗日戰爭勝利，地質調查所遷回南京。這時北平分所恢復了工作，接收中國台灣地質調查所，設立了長春辦事處，地調所又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劉東生、楚旭春、姜達權、李廣源、張咸恭、沈永和、周慕林、劉秉俊、章元龍、沈其韓、朱福湘、程伯容、張瑞錫等在這一時期入所。因內戰爆發，經費困難，野外地質調查幾乎陷於停頓，不得已轉入以室內研究為主。這一時期所中學者只做了為數不多的小規模野外調查，主要對北京和西北地區進行了局部的地質考察，主要的區域地質調查有: 1946 年 4 ～ 11 月劉增乾、張爾道、劉乃隆、喬作栻調查酒泉、張掖、高台間祁連山、合黎山地質礦產 ( 與玉門油礦合作) ; 1946 年 12 月黃劭顯、喬作栻測繪甘肅成縣黑峪鄉銀洞灣重晶石礦區地形地質圖; 1947 年 4 月至 1948 年 2 月喬作栻、靳毓貴、王瑗負責開采銀洞灣重晶石礦，並調查礦區外圍地質 ( 與玉門油礦合作) ; 1948 年 5 ～11 月王曰倫、喬作栻、靳毓貴、王瑗調查青海東北部地質礦產。

三、地調所在地質制圖及地質理論方面取得成果

從 1913 年成立到 1950 年結束的近 40 年間，地質調查所在地質學一些重要領域取得了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重要成果。

( 一) 地質圖的繪制

1. 分區地質填圖

分省或分區地質圖多見於地質調查報告中，是全國地質總圖填制的基礎，尤其是中比例尺 ( 1∶ 20 萬、1∶ 25 萬) 地質圖的覆蓋程度與工作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地質工作總體水平的標志，具有重要的地位。

1913 年底由丁文江與梭爾格繪制的 《1∶ 10 萬井陘煤田地質圖》、《正太鐵路沿線部分地質圖》，是中國人進行系統的地質填圖的開端。在大比例尺地質圖繪制方面有特殊意義。

中國測制第一幅詳細地質圖件是 1∶ 10 萬北京西山地質圖，附在 1920 年出版的由葉良輔主編的 《北京西山地質志》中。

具有代表性的內容詳盡、准確，而且採用了科學的繪圖程序的地質圖，是由丁文江率領地質調查隊填繪的 1∶ 20 萬地質圖。還有王竹泉的 1∶ 10 萬大青山全區地質圖; 正太鐵路沿線地質圖 ( 王曰倫，1∶ 40 萬) ; 膠濟鐵路沿線地質圖 ( 譚錫疇，1∶ 10 萬) ; 浙江西部十一縣地質圖 ( 趙亞曾、劉季辰，1∶ 50 萬) ，等等。

2. 全國地質總圖繪制———1∶ 100 萬與 1∶ 300 萬地質圖

編制大區域小比例尺地質圖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大比例尺地質圖是繪制小比例尺地質圖的基礎。地質調查所始終把繪制 1∶ 100 萬地質圖作為主要的工作，並制訂計劃實施。

但由於地質資料缺乏、人員少、技術落後等各種原因，1∶ 100 萬地質圖的編制十分緩慢。1924 年譚錫疇主編完成了 《北京—濟南幅地質圖》; 1926 年王竹泉等編制完成了《太原—榆林幅地質圖》; 1928 年李捷等編制完成了 《南京—開封幅地質圖》。

為了加快制圖進度，1936 年，專門成立了由翁文灝、黃汲清負責的中國地質圖編撰委員會。主要任務是編制 1∶ 100 萬小比例尺的地質圖。因戰爭的爆發制圖工作不得不中斷。

1945 年春，地質調查所繼續 1936 年制定的地質圖繪制計劃。利用長期積累的野外地質調查工作的資料，投入了較多的人力、物力，先後有朱夏、王超翔、秦鼐、姚瑞開、陳夢熊、楚旭春、宮景光、曾鼎乾等人參加制圖工作。

經過數十年不懈的努力，地質調查所在 20 世紀 40 年代末完成了 1∶ 100 萬的區域地質圖和 1∶ 300 萬的中國地質總圖的編繪，這不僅填補了國際地質學界的空白，而且為以後的研究和經濟建設提供了重要依據，更為 1949 年以後大面積地質普查工作奠定了基礎。

( 二) 礦產資源勘探

中國近代區域地質調查工作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礦產資源的調查，也是中國地質學者開始最早、投入最多的一項研究工作，因此在這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地質調查所在煤、鐵、石油以及其他金屬礦產和非金屬礦產資源的調查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重視煤、鐵等礦產資源的勘測。僅在 1916 ～1921 年，這 5 年間所發現的鐵礦就有 1 萬 t 之多。地質調查所對所有北方的重要煤田做了科學的調查研究，第一次對中國煤鐵儲量做出了比較可靠的估計。據統計，僅經地質調查所調查過的煤田就有 200 余處，其中新發現的有10 多處，1949 年以前全國開採的煤礦中，有 80% ～ 90% 都是經地質調查所的學者調查勘定的。其中既有 20 世紀 20 年代初期翁文灝、謝家榮等人的礦產地質理論研究成果，更有對玉門油田及白雲鄂博、攀枝花、淮南煤田等許多重要礦藏的發現。特別是在 40 年代初期，地質調查所的學者通過對西北部進行的多次石油地質調查，提出了陸相地層生油論。在鐵礦資源調查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貢獻，發現有六七處鐵礦。地質調查所 1923 年印行的翁文灝的 《中國鐵礦志》，反映了對中國鐵礦生成年代和開采利用情況的綜合性調查研究成果。所中先後 7 次編印了 《中國礦業紀要》，對江西的鎢礦，湖南的銻、鉛、鋅和汞，貴州的汞、銻均有專題報告，詳述了中國重要的礦產資源的儲量、地理分布以及礦業情況，是中國近代第一套詳細系統的礦產資源分布資料。此外，在雲南昆明、昆陽、呈貢等地發現豐富的磷礦是一個重要的貢獻，其意義不只是找到一個大型的磷礦床，而是為此後在其他地區沿著同樣的地層層位———寒武系下部尋找磷礦，提供了一條線索。

( 三) 地層、古生物及古人類學研究

在地層研究方面，由於古生物學的發展，中國古生界各系地層的存在及其在中國東部的大致分布得到確認，在生物地層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進一步的劃分和對比。1920 年葉良輔發表 《北京西山地質志》，建立了北京西山的地層系統; 1924 年劉季辰發表 《江蘇地質志》與 《浙江西部之地質》，建立了江蘇與浙江兩省的地層系統; 1931 年趙亞曾、黃汲清合著 《秦嶺山及四川之地質》，建立了秦嶺及大巴山的地層系統; 高平、徐克勤所著《江西西部地質志》，譚錫疇、李春昱所著 《四川西康地質志》，及葉連俊、關士聰的 《甘肅中南部地質志》，多對該區的地層、古生物進行了深入研究。

由於丁文江等人的重視，地質調查所從 20 世紀 20 年代即開始了古生物學研究。為了彌補古生物學研究的不足，1920 年地質調查所邀請美國著名古生物學家葛利普( A. W. Grabau，1870 ～1946) 來華領導古生物及地層研究。丁文江請他擔任地質調查所古生物學研究室主任，並兼北京大學地質系古生物學教授。實踐證明這種智力引進的方式是十分有效的。不僅加強了與西方學者的合作，還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古生物學者。古生物學研究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十多年的時間里發展很快，尤其是楊鍾健、孫雲鑄等人的脊椎與無脊椎古動物學研究領域碩果累累，並在短期內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裴文中、賈蘭坡等古人類學的研究更是產生了廣泛的學術和社會影響。周口店 「北京人」的發掘與研究工作成為 20 世紀上半葉中國最重要的科學成果之一，被譽為中國科學界獲得的第一枚世界金牌， 「北京人」的研究 「劃地成方，記石具數，搜羅鴻博，記載精詳，其工作之精細，為世界所少見，故其記錄之成績，殆可為世人研究之模範。」

「北京人」的發現使 「現在國際科學界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中國地質調查所工作的重要。」

( 四) 造山運動與大地構造理論

章鴻釗、翁文灝、丁文江都十分重視造山運動的研究，完成了許多開拓性的工作。1926 年，翁文灝先生分析研究了當時所知的中外地質學者野外調查和室內研究成果，對中國東部、盤山以東的華北地區的區域構造特徵和構造運動時代進行了總結，得出了一些重要結論，其中他所創立的 「燕山運動」及與之有關的岩漿活動和金屬礦床形成理論，糾正了李希霍芬等人的錯誤之處，「是對中國地質學的重大貢獻，其影響是深遠的」。燕山運動的發現是 20 世紀中國和太平洋區域地質學的重大成果，它使 「環太平洋構造」這個全球概念，獲得了完整而現實的內涵。「燕山運動」一詞為國際地質學界接受和認可，至今沿用。1929 年，丁文江在 《中國造山運動》一文中首次引進 「造山旋迴」概念。1936 年章鴻釗提出震旦運動，並發表 《中生代晚期地殼運動之動向與動力之探討並震旦方向之新認識》的論文，把構造作用與地質動力聯系起來。

黃汲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於 1945 年發表 《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採用地槽 －地台說，對中國大地構造特徵進行初步總結，提出多旋迴構造理論，並編繪了一系列大地構造 － 古地理圖。他的這一理論，在有關中國地質構造領域具有重要而廣泛的影響。

( 五) 土壤調查與研究

地質調查所自 1930 年開始接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委託，從事中國土壤調查與研究，並成立了土壤研究室。在此之前， 「就現代土壤科學來說，在我國不論是學科理論、研究方法和專業人才都還是空白」。

所里從美國聘請了潘德頓 ( R. L. Pendleton) 和梭頗 ( J. Thorp) 等土壤學家來華協助土壤調查工作。先後在山東、河北、陝西、甘肅、廣西、廣東及江西等省展開展了我國近代規模最大、范圍最廣的土壤資源分布調查，發表了大量的調查報告和研究成果。出版了《土壤季刊》、 《土壤專報》和 《土壤特刊》等雜志，發表了大量調查報告和研究成果。為中國早期的土壤研究取得了大量的基礎資料，僅 《土壤專報》上就刊出了 2000 多個土系和 18 個土類的分類系統，同時還編制了土壤圖上百幅、採集土壤標本上萬個、撰寫調查報告和論文上百篇。在此基礎上，1935 年，梭頗編制了 1∶ 750 萬的 《中國土壤概圖》，1936 年他編寫的 《中國土壤地理》 一書集中反映了地質調查所土壤研究室的成績。對很多土壤科學問題，作了有創建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且培養造就出中國第一代土壤學家，為我國土壤科學的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 六) 地震考察與研究

我國是個多地震的國家，地質調查所對此項工作非常重視。1920 年，翁文灝關於甘肅地震的地質調查與研究，在國際上率先將斷層與地震災害聯系起來，開辟了地震地質研究的方向。在考察與研究地震的同時，還向社會普及地震知識，1929 年翁文灝出版了《地震》一書。該所開創了中國最早的地震考察工作，並建立了當時世界一流水平的地震研究室──鷲峰地震台。作為當時東亞唯一的地震觀測機構，其成立之初就備受國際學術界的重視。

四、地調所在地質人才培養方面的貢獻

地質調查所在中國地質學界，乃至中國學術界的聲望，使它匯集了全國最優秀的地質人才，堪稱是中國地質學界高層次的科研機構和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人才是科學發展的首要條件，與那些具體的科研成果相媲美，甚至價值和影響遠超過這些成果的是，地質調查所不僅聚集了當時中國地質學界最傑出專家的絕大部分，還不斷地培養造就出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中國地質學四大奠基人中，除李四光外，其餘三人均是地質調查所的創辦者。被當時中國學術界譽為地質學界 「領袖人才」的謝家榮、王竹泉、葉良輔、李捷、譚錫疇、朱庭祜、李學清等人，是地質調查所自己培養的學者，並長期在地質調查所工作。

我們還可以從所中人員的社會任職和獲得的學術榮譽上見到其人才培養方面的成果。

1949 年以前，中國地質學會 25 屆會長中有 18 任曾在地質調查所工作，如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謝家榮、葉良輔、楊鍾健、尹贊勛、孫雲鑄、黃汲清、李春昱等。在1948 年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中，地質學領域有 6 人，其中有翁文灝、黃汲清、楊鍾健、謝家榮 4 人正在或曾在地質調查所工作過。新中國成立後，曾在地質調查所工作過的科研人員當中，就有 49 人先後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及中國工程院院士。地質調查所為新中國的地質事業培養了基本的研究隊伍。

五、結束語

中國早期較大規模的地質調查基本上是由地質調查所完成的。地質調查所不但組織了幾百次的地質考察、繪制了中國東部地區的地質圖、出版了中國大部分地區的區域地質專著和礦產資源的考察報告，還開拓了許多地質科學的基礎工作。

前中央地質調查所區域地質調查雖取得了豐碩成果，代表著當時中國區域地質調查工作的水平。但在區調發展史上其工作仍是開創時期，為新中國的區調工作奠定了基礎，是中國地質學史上重要的一部分。其在人才培養、科學工作管理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不僅對地質學，對其他自然科學的研究都很有意義。相信其區域地質調查歷程，也是其他成功的科學曾經經歷的，對其他科學有著重要的借鑒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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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綜合性大地構造（構造地質學）的調查與研究有哪些

主要側重於中國早期造山運動研究。

從大量區域地質礦產調查，在一批區域地質礦產志撰成的基礎上，對中國南方各省區區域構造、框架及其理論進行了初步的探討，其中特別對中國造山運動有較系統的研究與論述。

1926年李四光發表《地球表面形象變遷之主因》（《地質會志》3卷3-4期）本書已有專題論述，這里就不贅述。

1927年翁文灝發表《中國東部中生代以來之地殼運動及火山活動》（《會志》4卷1期），文中論述了中國中生代以來地殼運動激烈，造山作用和造山活動強烈，並與歐洲同時代地殼運動相對比，發現中國中生代以來地殼運動的特點，故命名為燕山運動，文中試圖以燕山為標准區，代表侏羅紀末期、白堊紀初期產生了不整合、火山岩活動和成礦作用。1929年在發表《中國東部中生代造山運動》（《會志》8卷1期）時，將燕山運動劃分為A、B兩幕，代表前髫髻山組、前王氏組的不整合。後為謝家榮所補充，並在1936年、1937年劃為五期。

1929年丁文江在《地質會志》8卷2期上發表《中國造山運動》，他十分重視造山運動的研究，並傾向於施蒂勒造山運動同時性的觀點，文中強調把燕山運動劃分為三幕，其中把晚三疊世瑞替剋期後的印支運動為燕山運動的第一幕，他在研究廣西地質時，也曾提出過廣西運動和越南運動的術語和概念。燕山運動雖為中國地質學家普遍應用，但各自都有不同劃分原則。

1931年李四光發表《中國東南部古生代後期之造山運動》（《會志》11卷2期），文中對中國東南部造山運動做了精闢的論述，由於他多年從事造山運動的研究，系統的劃分出若干運動系列，並對所劃分的運動均給以科學概念和命名，諸如：懷遠運動（O1-O2），柳江運動（D3-C1），淮南運動（C-C2），昆明運動（C2-C3），東吳運動（D1-D3），金子運動，淮陽運動（T2-T3），南象運動（T3-T1），寧鎮運動（T3-K1）等。

1936年謝家榮在《地質會志》15卷1期發表《中國中生代末第三紀後期造山運動》及《北京西山地質構造概說》（《會志》16卷）把中國造山運動劃為五幕，即：前門夾溝組，前九龍山組，前東嶺台組，前仕它里組，前長辛店組的不整合或假整合為代表，張文佑1941年劃分為三幕，三次地殼運動，1945年在黃汲清的《中國地質構造基本單位》中，劃分為5期，等。

在筆者引述李四光教授所著《中國東南部古生代後期之造山運動》（《地質力學方法》第119頁），文中列有中國東南部造山運動，與歐洲對比表，特抄錄之以供參考。

中國北部中國西南部中國東南部歐洲中部（丁文江的雲南運動）（H?史蒂勒）青龍灰岩三疊系蘇皖運動法爾琴運動山西系龍潭系蔡希斯坦（Zechstein）上羅廷根（Oberotliegend）第三幕東昊運動薩爾運動棲霞灰岩中羅廷根（Mitelrotliegend）太原系臭灰岩下羅廷根（Unterotliegend）船山灰岩沃特維爾系（OtwelSeries）

中國造山運動與歐洲對比表

中國北部中國西南部中國東南部歐洲中部（間斷）第二幕昆明運動阿斯突里運動本溪系黃龍灰岩薩爾布雷克系（SarbrückSeries）瓦爾敦堡系（WaldenburgSeries）（間斷）淮南運動蘇台德運動和州灰岩維憲第一幕高驪山系建康運動金陵灰岩七里台頁岩㊣╭╰烏桐石英岩杜內艾特羅約江南運動布銳東運動奧陶系志留系泥盆系

燕山運動具有長期性，多幕性的地殼運動與構造變動，燕山期為我國重要的形變期與成岩、成礦期，是我國基本構造格架的形成期和改造期。

老一輩的地質學家十分關注燕山運動，還是因為燕山運動不僅是我國地質結構的極為重要的地殼運動，對整個環太平洋帶，以致對整個東部特提斯帶都具有重要影響，因此，除上述幾位以外，我國許多地質學家一直對整個中國造山運動（包括黃山運動）都做過系統的觀測與研究。

1927年程裕祺在《地質會志》上發表《中國造山運動》，此文是程先生1938年在英國利物浦地質學會會報上發表的短文，文中闡述了中國之造山運動：

（1）前震旦紀運動之二幕；（2）古生代前期喀里多運動（廣西運動）；（3）古生代後期海西運動（天山運動）；（4）中生代燕山運動之五幕；（5）第三紀喜馬拉雅運動之二幕。

文中還指出毛理士（F.K.Morris）對中國造山運動的錯誤論點。

1932年朱森在《地質會志》上發表《安徽南部古生代後期造山運動之一幕》。

1936年章鴻釗在《地質論評》創刊號上發表《中國中生代晚期後地殼運動之動向與初期之檢討並震旦方向之新認識》及《中國中生代初期之地殼與震旦運動之異點》，前一篇論文是綜述性的，主要對翁文灝之燕山運動和丁文江造山運動的一些評述，同時探討了震旦方向與地殼運動方向之關系，火成岩及其震旦運動的關系，最後還論及震旦向及震旦運動的成因、性質等；後一篇論文主要論及到地殼運動中的造山運動，認為運動方向與震旦向之間是直角相交的關系。

1937年謝家榮在《地質論評》2卷5期上評述黃汲清等的《江西萍鄉煤田中生代造山運動》，同年陳國達發表《廣東境內燕山運動的構造的型相》（《論評》2卷1期），同年田奇雋發表《湖南造山運動》（《論評》2卷1期）。

1938年邊兆祥在《地質論評》3卷6期上發表《安徽南部海西運動之末相》。

1942年葉連俊、關士聰在《地質會志》上發表《隴南龍山造山運動之性質》（22卷3-4）。

1942年郭文魁在《地質論評》上發表《滇北之造山運動》（7卷1-3）。

1944年劉國昌在《地質會志》上發表《湘西之造山運動及其地理》（24卷3-4）。

1945年米士（西南聯大教授）在《地質會志》上發表《雲南構造史》中，曾提出澄江運動和晉寧運動（《地質會志》25卷）。

1945年喻德淵在《地質會志》上發表《淮陽山脈主要造山運動——淮陽運動》（《會志》25卷），淮陽運動原為李四光於1939年提出創用，指三疊紀末期的褶皺運動，後為馬鞍山、安慶的黃馬青組與青龍群之間的角度不整合，有人認為與金子運動相當。

1947年李四光發表《關於震旦運動及華夏式構造線三個名詞》（《評論》12卷5期）。

1948年李樹勛在《地質會志》（38卷3-4）上發表《祁連山區地層及造山運動之幾個問題》。

1947年黃汲清在《地質論評》（12卷1-2期）上發表《關於震旦運動》。

以上屬於中國造山運動研究及其論文列舉，顯示出中國地質構造研究發展歷史中一段對中國造山運動理論的探討與理論成就概括，個別論文雖與上文論述有些論題有重復舉例之處，為集中反映中國造山運動系統理論研究之全面，僅此致歉！

正是由於中國早期地質基礎雄厚，為新中國地質科學的迅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得以使新中國在較短的時間里，在資源保障上，從資源大國過渡到資源強國，在當代地質理論上也進入了世界先進行列。

其中中國大地構造學現已是中國地質科學理論突破的亮點，這學科共同的特點是學說繁多，學派林立，學術氣氛濃厚，可以說是繁花似錦、異彩紛呈，形成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喜人的形勢。

除上述中國造山運動理論性探討外，其他帶有綜述性的成果，也有著不同廣度和深度的反映：諸如：1924年葛利普在《地質會志》上發表《地槽的遷移》（3卷3-4）。1936年高平在《地質論評》1卷4期發表《中國東南部中生代末期花崗岩之分布與地質構造之關系》，文中認為中國東南部在中生代末期花崗岩侵入繁多，其分布與東南部之地質構造格局密切相關，認為地殼活動常以地下岩漿之移動而起波動作用，基本論點正符合於曾流行的地殼波動論和地殼均衡理論，認為地殼運動完全與中生代末期之花崗岩侵入是同步同時，並作為其原動力，文中附一幅中國東南部中生代末期花崗岩之分布與地質構造之關系圖，頗有參考價值。

1936年趙金科在《地質論評》1卷4期上發表《震旦紀地層之分布及其古地理意義》，文中首先肯定了德國魏格納大陸漂移理論並運用葛利普的地極控制論研究震旦紀北半球的海陸分布及古地理，在《震旦紀大地槽及聯合古陸中之位置》一文中論及亞洲東部的古亞洲大地槽，北美西部考得蘭瑞大地槽，與南美安底斯大地槽相互銜接、圍繞北半球大陸周圍的環形狀大地槽：其論點即認為當時大地槽均在陸之邊緣，而環繞分布與理念不同，而當時之大陸為一體，南北美、歐亞非澳各洲均屬相連，即大家所熟悉的聯合古陸（Paugoca）。

1937年謝家榮繼葉良輔等之《北京西山地質志》後，在《地質論評》2卷上發表《北京西山地質構造》，文中認為北京西山地質構造自西北向東南有兩個背斜層，其間有清水尖廟安嶺之向斜層為最高峰，北嶺的向斜層及房山周口店背斜層等，都是這個區域的重要構造，文中也論及到陳凱所發現的逆掩斷層。

1941年李四光在《地質會志》上發表《廣西台地構造之輪廓》（21卷1期）。

1944年劉國昌在《會志》上發表《貴州威寧水城之地質構造》，曾繁印在《會志》上發表《瓦山峨嵋山區之地質構造》（1940年）。

1944年張壽常在《地質會志》（24卷1-2）上發表《談小型構造》及《岩石解理之生成及其在地質現象上之應用》（《會志》26卷，1946年）。

1944年張文佑發表《X及T式節理初記》（《會志》24卷3-4期），文中論及X型節理的生成，論述了大量模擬試驗工作和數據，相繼還發表《測量節理應注意的幾點》（1948年）以及《劈理節理發育初步探討》（《地質論評》15卷1-3期），反映出他在李四光老師指導下所取得地質力學方面的成果。

1945年黃汲清在《地質專報》第20號上發表名著《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On Major Teatonic Forms of China）。黃先生在多年前研究的基礎上，採用地槽—地台單位的內涵，按歷史分析和建立起的獨道的分析法，對中國大地構造特徵進行了總結，提出幾個前寒武紀地塊，特別中朝地塊等。

地塊概念系1922年阿爾崗（E.Argand）所創用，諸如：印度地塊（Serindia）和震旦地塊等；在闡述褶皺中論及到加里東褶皺、華力西褶皺、印支褶皺，燕山褶皺和喜馬拉雅褶皺及其分布特徵，論述中著重強調新中生代的基底褶皺的影響和作用，認為這是形成中國東部獨特的多旋迴構造，並創造性把亞洲劃分為：太平洋式和特提斯、喜馬拉雅式三個主要構造型式，以活動論觀點論述了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文中編繪有《中國及鄰區大地構造圖》。

該文後來以專著形式出版，是一部流傳廣遠的中國地質構造名著，是國內外賦有盛名的論著，有英文版和俄文版，俄文版由著名大地構造學家沙茨基院士作「序」，做了高度評價。

1944年王超翔在《地質論評》上發表《雲南東北地質構造及其與雲南弧之關系》（9卷1-2）。

1948年徐鐵良在《論評》上發表《「秦嶺弧」構造之我見》（13卷1-2）。

1948年孫殿卿、徐煜堅在《地質論評》上發表《豫皖邊境長山一帶東西向構造帶與南北向構造線之反接現象》（13卷1-2）。

1948年李春昱在《地質論評》上發表《褶皺現象和動力來源的關系問題》（14卷4-6）。

1949年梁文郁在《地質論評》上發表《祁連山西段之近代運動》（14卷4-6）。

1948年李四光發表《新華夏海之起源》（第18屆國際地質大會上的論文集，第53-62頁，《地質論評》13卷5-6）。

1949年李四光發表《中國的造山歷史和構造輪廓》（第7屆太平洋科學會議錄第2卷，26-44頁，紐西蘭出版）。

總之，從以上所述，中國地質學家經過半個世紀以來對造山運動，特別是燕山運動傾注過大量精力的研究，取得新的認識。燕山運動（Yanshanian movement），翁文灝於1927年以燕山為標准地區創名，原義代表侏羅紀末期，白堊紀初期產生的不整合、火成岩活動和成礦作用。1929年翁文灝又將燕山運動劃分為A.B兩幕，分別代表前髫髻山組、前王氏組的不整合。丁文江（1929年）把燕山運動分為三幕，其中把晚三疊世瑞替剋期後的印支運動稱為燕山運動的第一幕。謝家榮（1936年、1937年）將燕山運動分為五期，分別以前門頭溝組、前九龍山組、前東鄰台組、前坨里組、前長辛組的不整合或假整合為代表。李四光（1939年）在燕山運動名下分為六個幕，它從中三疊世末，一直延續到白堊紀末。張文佑等（1941年）將燕山運動包括寧鎮、興安、閩浙三次地殼運動。黃汲清（1945年）認為謝家榮的燕山運動第一幕應屬印支旋迴，並將北京西山區的燕山運動分為前九龍山組與髫髻山組、前坨里組、前長辛店組三個幕。後來（1960年）黃汲清又將中國東部的燕山運動分為五期，並認為燕山運動是中國東部、蘇聯遠東和西伯利亞的主要造山運動，甚至波及到中國西部。李春昱（1948—1951年）把燕山運動只作為侏羅紀晚期，或侏羅紀末、白堊紀初的一個幕，後來（1964年）他又將其限定是侏羅紀—白堊紀間的地殼運動。趙宗溥（1959年、1963年）先後將中國東部的燕山運動劃分為三個和六個造山幕，並認為此運動延續到始新世。

燕山運動為整個侏羅紀、白堊紀期間廣泛發生於我國全境的重要構造運動，主要表現為褶皺斷裂變動、岩漿噴發侵入活動及部分地帶的變質作用；在不同的構造部位，燕山運動的強度表現形式有著明顯的差別，如就我國東部以至整個西濱太平洋帶來說，燕山期的構造變動與岩漿活動有著愈向太平洋方向愈加強烈的演變規律。燕山期的地殼運動與構造變動具有長期性與多幕性相統一、漸進與激化相交替的特點，與此相應，燕山期的岩漿噴發與侵入活動具有多期次性的特點。燕山期為我國重要的形變期與成岩、成礦期，也是我國基本構造格架的形成期與改造期。目前看來，燕山運動不僅為我國的重要地殼運動，而且這一時期地地殼運動對整個環太平洋帶以及部分特提斯帶等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因而燕山運動應屬洲際性的重要構造運動。

【說明】以上主要內容取錄自《地質辭典》（一）392頁，地質出版社，1983年。

根據最近，中國地質學院研究員董樹文先生對「燕山運動」的定義進行了重新釐定，並發表《「燕山運動」新定義重塑東亞大陸構造演化史》專題，有關專家認為，這項研究重塑了東亞大陸構造演化歷史，重新釐定了燕山運動的定義，是我國近年來中新生代構造演化研究的新成果，深化了對東亞大陸力學過程的新認識。

「燕山運動」是翁文灝先生1927年在東京泛太平洋科學大會上最早命名的，作為陸內造山的典型記錄，「燕山運動」已經成為中國地質學家對世界地質科學理論貢獻的經典。幾十年來，燕山運動的概念在我國廣泛應用，並在構造運動波及范圍、精細過程與定年和動力學起因等方面不斷發展和進步。但在學界也明顯存在許多，甚至根本性的分歧。但董樹文先生在文中表示：

「隨著近年華北地塊周邊和中國東部構造地質研究的重要進展和高精度同位素測年數據的累積，以及東亞深部地球物理探測計劃的實施，我們能更加全面審視侏羅紀構造演化及其區域動力學機理，從多層面詮釋燕山運動的內涵及其動力學本質。」

根據董樹文的研究，在1.65億年中—晚侏羅世前後，東亞構造體制發生了重大轉換，西伯利亞板塊向南、太平洋板塊向西、印度洋板塊向北東同時向中朝板塊匯聚，形成了以陸內俯沖和陸內多向造山為特徵的「東亞匯聚」構造體系。在這一過程中，晚侏羅紀大陸內匯聚，導致岩石圈急劇增厚，隨之引發早白堊世岩石圈垮塌和大規模岩漿火山作用，中侏羅紀燕遼生物群向早白堊世熱河生物群發生更替，成為中國大陸和東亞重大構造變革事件，這是燕山運動的基本內涵。

據了解，燕山運動時期是我國最重要的成礦期，伴隨著大規模構造運動導致岩漿侵入—火山爆發作用，約80%的大中型金屬礦床在這一階段形成。同時構造作用形成地質環境的巨變導致燕遼生物群的更替，「燕山期」也成為生物進化的激變期。因此「燕山運動」在我國甚至在東亞具有特殊的地質意義，是全球中生代構造演變的重大事件。

【致謝】有關上述引文，參考了中國地質科學院網站。

❿ 吳尚民的研究成果

1．理論文章
·《試論鄧小平對科學發展觀的歷史性貢獻》 9600字獨著摘編收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一書 社科文獻出版社2005年2月全文收入《光輝的一生偉大的理論》一書 四川美術出版社2004年
·《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2600字獨著《光明日報》2004年8月4日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根本指導方針》 2600字獨著《經濟日報》2004年4月2日
·《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25周年優秀科研成果報告》21000字合著（執筆）收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一書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3月
·《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的若干思考》2300字獨著《經濟日報》2003年9月16日，後收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經濟日報社共同編輯的《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一書，中國發展出版社2004年出版
·《科學的論斷 重大的決策--關於增強黨的階級基礎的若干思考》2700字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報》2002年4月30日
2．調研、考察報告
·《瑞典解決失業問題的經驗教訓及下世紀初的再就業計劃》4000字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1998年8月1日第65期
·《北歐一些學者分析發行歐元後可能出現的經濟政治風險及其前景》3300字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1998年7月30日第64期
·《雲南西雙版納州根除境外毒源的探索及應注意解決的若干問題》3000字合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專報》1996年第46期 院1996年度優秀對策研究成果·優秀信息三等獎
·《在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中我國應當盡快擺脫大國小角色的狀況》 3200字 合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專報》1996年第47期 院1996年度優秀對策研究成果·優秀信息二等獎
·《坤沙投降後，中緬泰老邊境毒品可能泛濫》 2100字 合著 （執筆） 《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專報》1996年第48期 院 1996年度優秀對策研究成果·優秀信息三等獎
·《日本基層農協的農村社會化服務及其對我的啟示》 4600字 合著（執筆） 《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1995年8月2日第56期
·《中國應從日本發展農業的失誤中得到借鑒》 4000字 合著（執筆）《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1995年第35期 中央政策研究室《簡報》1995年7月3日第93期 中國社科院1995年度好信息三等獎
·《日本學者以本國農業的失誤提出忠告：工業高速增長農業嚴重滯後--此路不通》 3300字 合著（執筆） 《經濟日報》1995年8月14日
·《新形勢下的日本農政與農協》 5000字 合著《中國農村經濟》1995年第7期
·《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幹部群眾思想動向值得重視》 2500字 合著（執筆）中央政策研究室《簡報》1994年11月2日第81期 院1994年度好信息三等獎
·《國家重大宏觀調控舉措應持續向貧困地區傾斜》 2900字 合著（執筆） 《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1994年7月8日第65期
3．觀點綜述
·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為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做出貢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2006年7月20日第54期
·《對當前財政形勢的判斷及對策》4000字合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2000年10月30日第129期
·《四中全會〈決定〉的若乾重要特點及進一步加快國企改革與發展的建議》5400字合著（執筆）《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1999年10月28日第118期
·《澳門回歸後的經濟發展與文化建設趨向及若干建議》4200字合著（執筆）《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1999年10月20日第116期
·《對兩國論的分析與對策建議》5400字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專報》1999年7月30日第100-101期
·《當前農業改革與農村發展面臨的若乾急需解決的矛盾和問題》4500字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1998年3月24日第20期
·《對現階段文化立法的理論思考和政策建議》3700字合著（執筆定稿）《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1997年7月25日第48期
·《劃清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是非界限》6200字合著（第一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1996年11月13日第76期
·《劃清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同消極頹廢生活方式的界限》3300字合著（第一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1996年10月21日第73期
·《九五期間加強禁毒斗爭的若干對策建議》3500字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1996年7月13日第51期
·《林則徐禁毒思想的借鑒與新形勢下禁毒斗爭新特點》4200字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1996年7月11日第50期
·《將農民引向市場的基本思路》 5000字 合著《中國農村經濟》1995年第5期
·《今年上半年通貨膨脹的原因》 3300字合著（執筆） 《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專報》1994年第16期 中央有關部門內部刊物採用 院1994年度好信息三等獎
·《近期物價走勢及通貨膨脹問題》 3500字 獨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專報》1994年第15期 國務院有關部門內部刊物採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1994年度好信息二等獎
·《當前農業經濟形勢與農村改革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及若干對策建議》 9700字 合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1994年第60、61、63期
·《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與對策建議》 4400字 合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1994年5月27、30日第51、52期
·《對今年物價走勢的判斷及抑制通貨膨脹的若干建議》 6200字 獨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1994年3月15-19日增刊第5、6、7期?
·《我國當前經濟形勢的判斷、分析與對策》 7800字 合著（第一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1993年第6、7期，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作出批示；後刊載於《改革》雜志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