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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重大考古成果

發布時間:2021-08-10 13:24:10

『壹』 2013年我國取得哪些重大科技成果

首台全部採用國產CPU構建千萬億次計算機成功應用大亞灣實驗發回現新的中微子振盪我國首次答空間載人交會對接順利實現「蛟龍號」載人潛水器最大下潛深度達7062米空間環境監測網建成「子午工程」創世界第一我國首艘航母「遼寧艦」入列殲-15戰機完成航母起降飛行導航衛星成功發射16顆北斗完成亞太地區全覆蓋攻克國際三大技術難題首條高寒地區高鐵開通「嫦娥」成功面對「戰神」首次實現飛越探測

『貳』 我國將近一個世紀的考古成果是什麼

我國境內已知最早人類——元謀人已會使用天然火、狩獵、製造工具等技能。

北京人不但會使用火狩獵、和製造工具,還會管理火(保存火種)。

山頂洞人生活的集體是由血緣關系結合起來的氏族。他們已會用骨針縫制衣服,懂得愛美,死後還要下葬,他們還會打制石器,掌握了磨光和鑽孔技術。他們以採集、狩獵為生,還會捕魚和同別的原始人群交換東西。

河姆渡原始居民已會種植水稻,蒸米飯,使用磨製石器,並用骨制耒耜耕地,住著干欄式的房屋。他們已會挖掘水井、飼養家畜、製作簡單的玉器和原始樂器等。

半坡原始居民使用磨製石器,用磨光的石器和木製耒耜耕地,種植粟,飼養豬狗等動物,還用骨制箭頭、漁叉、魚鉤等打獵捕魚。主食為粟,副食為魚、肉、蔬菜等。住半地穴式的房屋,屋內有灶坑。能製造色彩鮮麗的彩陶,會紡線、織布、制衣等。

大汶口原始居民農具有磨製石鐮、石鋤等。陶器有黑陶、白陶。由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私有財產和貧富分化出現了。原始社會晚期的一些墓葬里還有陪葬的奴隸和戰俘。

『叄』 我國近年5大考古發現有哪些

20世紀中國考古領域有許多重大發現。這里主要是廣義上的考古發現。1925年王國維在題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發見之新學問》的講演中,集中介紹了前所未見的五項重大發現———即殷墟甲骨、塞上簡牘、敦煌遺書、大庫檔案、少數民族古文字。筆者認為,從今天來看,這個總結仍有現實意義,因為後來考古上的大的發現基本上是在這五個方面的基礎上展開的。

『肆』 考古成果再現甬城千年發展脈絡,古代寧波城啥樣子

中國古代有很多的歷史名城,這些城市中都有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在許許多多的考古研究中,這些歷史文化名城也像世人展現出不為人知的一面。近年來,隨著考古成果的不斷發掘,古代寧波的樣子就在大家的眼前展現出來。那麼,古代寧波城與現在相比有什麼變化?寧波城到底有著什麼樣的歷史?其實寧波早在7000多年以前就有了自己的文化。

可見,寧波城的歷史文化底蘊是相當豐厚的,從7000多年前到今天,都占據著極為重要的歷史地位,也給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發展帶來極為重要的財富和寶藏。如今的寧波城,依然時時刻刻都散發著自己的光彩,我們也能從中看出一道道歷史遺留下來的寶貴的印記。

『伍』 近二十年考古成果有什麼好看的

近一個世紀來(自20世紀20年代)中國考古把中國歷史從文獻史短短幾千年,而且有兩千年記回載不詳的歷答史,拓展到100多萬年的歷史,並且解決了很多歷史中的疑點。
中國整個歷史的框架已經建立起來。
在考古之前,西方以及很多接受西方思潮的中國學者本著求真務實的態度,對所謂的商代歷史提出質疑。
同時被質疑的還有,夏代以及西周。
所謂疑古辨古思潮,在他們看來中國古史是層層累積的歷史。
殷墟考古證明了商代的存在,同時也證明了中國古史的真實性

『陸』 三星堆最新考古成果,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有何影響

引言:三星堆一直都是我國非常重大的考古項目,在1986年的時候,三星堆1號和2號祭祀坑被人發現。這一次的發現對研究古蜀文明提供了非常大的進展,在解決了我們對於古蜀文化的疑問之後,又添加了很多新的問題。隨著考古挖掘三星堆中大量的國之重器也隨之出土, 為了解歷史發展和演變帶來了更多新的認識。

三、冰山一角

現在國家對於三星堆的考古只是剛剛開始,在厚厚的土壤之下,還有更多沒有發現的文物。現在出土的這些文物不過是冰山一角,真正隱藏著古蜀文化的還未發掘出來。大家也都期待著,考古技術越來越成熟,將掩埋了多年的古文化重現天日。

『柒』 近兩年重大考古發現有哪些

其實近年還有很多考古發現,只列舉下面幾例:
2010年度古新發現:「南澳1號」明代沉船:
「南澳Ⅰ號」是我國沿海經過正式考古調查和發掘的明代沉船,它為解決中國海外貿易、航海、制瓷等諸多學術課題提供了翔實可靠的實證材料,研究明代中國經濟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和線索。以陶瓷為例,沉船中大量的漳州窯系產品極富特色。由於漳州窯的屬性,目前國內傳世與出土的器物均不多見,窯址發掘亦多為殘件;本次發掘不僅提供了品種極為豐富的成品,同時也填補了16-17世紀間大航海時代我國海外貿易政策轉變、東南沿海經濟結構變化等資料的空白。

2011年考古發現:河南鄭州老奶奶廟舊石器時代遺址:
老奶奶廟遺址位於鄭州市西南郊、二七區侯寨鄉的櫻桃溝景區內。在50平方米發掘范圍內,發現3000多件石製品、12000多件動物骨骼及碎片、20餘處用火遺跡,以及多層迭壓、連續分布的古人類居住面。這處新發現非常清楚地展示了當時人類在中心營地連續居住的活動細節,同時也發掘出土一系列與現代人行為密切相關的文化遺存。老奶奶廟遺址的發現進一步將近年來在嵩山東南麓調查及發掘的數量眾多的舊石器地點完整地連接起來。這些地點既有臨時活動場所,也有長期居住的中心營地,還有專門的石器加工場所,以及擺放石堆與大象頭骨的特殊活動遺跡。其分布明顯成群組聚集,構成多個以基本營地為中心,各類臨時活動地點成放射狀分布的遺址群。遺址群沿古代河流兩側分布,有各自相對獨立的活動領域。新發現確切證明,早在距今3~5萬年前中原地區已有繁榮的舊石器文化與復雜的棲居形態。

2012年考古發現:內蒙古遼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遺址:
遼上京城址位於內蒙古巴林左旗林東鎮東南,由皇城(北)和漢城(南)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西山坡是上京皇城西南的一處自然高地,也是全城的制高點,尚存三組東向的建築基址。其中北組的中部偏後,有三座地面保存較高的圓台形建築基址,編號為YT1、YT2和YT3。

根據發掘的遺跡形制和遺物可知,YT1應是一座磚木混合結構的六角形佛教建築基址。於遼代始建,至少進行過兩次大規模修築,金代以後才逐漸廢棄。YT2和YT3可確認是六角形塔基,二塔基的包磚、散水的做法和規格均與YT1相同。本次發掘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遼代都城遺址考古。根據考古發現的遺跡和遺物,可以確認西山坡是一處遼代始建的佛教寺院遺址,位置重要,規模龐大。佛寺北組為東向的長方形院落,四周有院牆。中軸線上的主體建築為大型的六角形磚木混合結構建築(YT1),左右兩側對稱布置小型的六角形磚塔(YT2、YT3),前有小型建築基址和廣場。YT1建築結構特殊,柱礎雕刻蓮花紋、龍鳳紋,出土刻畫寫實、彩繪貼金的泥塑造像,這些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座基址的等級和功能。這次發掘成果確認了西山坡建築遺址是佛教寺院的建築性質,對重新認識遼上京皇城遺址的形制布局將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同時本次考古新發現為研究遼代考古、歷史、佛教和建築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實物資料。

2013年考古發現: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漢木槨墓:
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經國家文物局批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和荊州文物保護中心組成聯合考古隊對位於成都市金牛區天回鎮「老官山」地點一處西漢時期墓地進行了搶救發掘工作,共發掘了西漢時期土坑木槨墓4座。墓葬均早期被盜。墓葬為豎穴土坑木槨墓,分為有底箱和無底箱兩類。墓葬方向和大小相近。方向為南北向,槨室長5~7米、寬3~4.5米、高2~2.2米。共出土遺物620餘件,其中陶器有罐、鼎、盆、缽、瓮、壺、井、灶等;漆木器有耳杯、奩、幾、盤、盒、木俑、馬、璧、杖、器座、案、半圓形器、織機模型等;銅器有弩機、帶鉤、扣飾、錢幣有「半兩」和「五銖」;另有少量鐵器、竹編器、草(棕)編器等。重要收獲有M1出土的50餘支木牘、M2出土的玉質印章和4件竹木製織機模型、M3出土的920餘支(編號數量)竹簡及人體經穴漆人像等。M1出土木牘書寫內容為官府文書和巫術兩類。M3竹簡為醫簡,經初步整理,醫書暫定名為《五色脈診》《敝昔醫論》《脈死侯》《六十病方》《病源》《經脈書》《諸病症侯》《脈數》《醫馬書》。墓葬年代初步推測為西漢景帝、武帝時期。出土四部織機模型應是迄今國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多綜多躡織機,填補了中國乃至世界絲綢紡織技術研究的空白;首次在四川出土的醫簡是繼馬王堆之後出土的數量最多、規模最大的醫簡醫學文物。

2014年考古發現:廣東鬱南磨刀山遺址與南江舊石器地點群:
磨刀山遺址位於廣東省西部雲浮市鬱南縣。該遺址是廣東省首次發現並經科學發掘的舊石器時代早期曠野類型遺址。4個月的搶救性發掘取得突破性收獲——這里是廣東目前確認年代最早的古人類文化遺存。這一發現填補了廣東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空白,將該地區最早有人類活動的歷史由距今13萬年左右大幅提前至數十萬年前,是廣東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該遺址的發現既是嶺南及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的重大進展,為華南乃至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貴的新材料,同時也為深入研究華南—東南亞地區舊石器文化的關系、區域人類起源與演化歷史以及東西方文化比較等國際熱點課題提供了重要的新契機。

2015年考古發現:郭家廟曾國墓:
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郭家廟曾國墓地位於棗陽市吳店鎮東趙湖村,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國墓地,總面積120萬平方米以上,分為郭家廟曾國墓地和曹門廟墓區。郭家廟墓地分布在兩個相對獨立的山崗上,北崗為郭家廟墓區,南崗為曹門灣墓區,總面積達120萬平方米以上。墓地東距周台遺址、忠義寨城址1公里,西距九連墩戰國楚墓群1.5公里。2002年和2014年對郭家廟墓地的兩次發掘,證實這一墓地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國高等級貴族墓地。2014年的考古發掘,因其重大的學術價值被評為當年的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此次展覽是首次將2002年和2014年郭家廟墓地的發掘成果展出。郭家廟曾國墓地與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文峰塔曾國墓地、擂鼓墩曾國墓群共同構建了曾國考古學的年代序列,為研究曾國歷史與周代封國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考古發掘是指為了科學研究,經文物行政部門批准,根據發掘計劃,對埋藏文物的地方、對古文化遺址、古墓葬進行調查、勘探和發現、挖掘文物的活動或工作。考古發掘的文物,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侵佔。

『捌』 近年考古有有大成就嗎

每年都有考古十大發現,感興趣的話可以網路一下,那些基本都是不錯的成就。所謂成就,不一定單看社會影響、是不是造成轟動、或者看挖到了什麼金銀財寶之類的,更多是從考古學本身的學術標准出發來考慮。有些東西一般人看著可能索然無味,但在考古學家眼裡就是無價之寶

『玖』 近幾年有哪些著名的中亞考古成果

近年來隨著我國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絲路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我國考古工作也逐漸走出國門。
2018年3月23日我國正式啟動中國—沙特塞林港遺址考古項目。由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選派的5名中方隊員將於2018年3月26日奔赴沙烏地阿拉伯,開展為期20天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2018年4月5日,中沙聯合考古隊對塞林港遺址有了初步的了解。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已發現建築基址多處、墓地兩處,並發現了疑似水井、圍牆牆體等遺跡,初步判斷塞林港遺址存在明顯的功能化分區。從建築技術的考察來看,地表建築物多用磚塊、土坯和珊瑚石壘砌。兩處墓地中已發現墓葬超過百座,並發現碑刻數十塊,部分碑刻還可見清晰的碑銘,記述了墓主的身份信息。

吉爾吉斯斯坦楚河州坎特鎮紅河古城遺址的考古發掘
2018年9月3日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外公布,該院與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方面合作推進的聯合考古取得階段性成果。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吉爾吉斯斯坦科學院歷史與文化遺產研究所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對吉爾吉斯斯坦楚河州坎特鎮的紅河古城遺址的考古發掘已取得階段性成果,考古人員首次對整個紅河古城遺址進行了比較精確的測繪,並在古城西側發掘了一個佛寺遺址。

2016年9月26日絲路考古成果發布:發現古代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遺址中外考古人員深入西天山西端地區開展系統考古研究,全面了解古代游牧文化遺存的分布狀況,新發現大批遺址,包括一些古代游牧文化的大型聚落遺址,填補了學術空白。2013年12月,中國西北大學與烏茲別克共和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撒馬爾罕簽署了關於「西天山西端區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項目的合作協議。經過多年調查、發掘和研究,在烏茲別克蘇爾漢河流域及周邊山地的考古調查和已有考古發掘資料表明,公元前1世紀,在阿姆河以北的蘇爾漢河兩岸分布的一批古代城址為代表的農耕文化,應屬早期貴霜文化,與其後的貴霜帝國文化關系密切。在蘇爾漢河周邊的山前地帶,分布有同時期的古代游牧文化遺存,這些遺存可能與古代月氏有關。在薩扎干遺址所獲考古發掘資料表明,撒馬爾罕盆地南緣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帶分布的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世紀的古代游牧文化遺存,應屬古代康居文化,這與《漢書》等古代文獻的記載是相合的。這一發現為確認古代月氏文化的分布范圍提供了新資料。

『拾』 二十世紀以來有關秦漢時期考古的主要成果有哪些

秦漢時代的遺址,種類多,數量大,在地域上分布范圍廣。它們可分為都城、縣邑、聚落、長城、鄣塞、工礦、作坊等類,而各類遺址中又包含許多不同的遺跡。經過調查發掘的遺跡,有城牆、城門、溝渠、池沼、街道、宮殿、衙署、武庫、禮制建築物、住房、窖穴、水井、礦井、工場、煉鐵爐、陶窯等等。這些遺址及其所包含的各種遺跡,反映了當時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設施和規制,體現了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具體情形。 都城都城遺址的調查發掘,是秦漢考古的一項重大課題。秦的咸陽城、西漢的長安城和東漢的雒陽城是統一大帝國的都城,是當時全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特別是長安城和雒陽城為漢代所新建,其設計除適應作為大城市的經濟生活上的需要以外,還充分顯示了政治上和禮制上的規格,對此後中國歷代都城的營建有深遠的影響。 咸陽城遺址在陝西省咸陽市東。1959年開始勘察,1974年以後發掘。城址南部被渭河沖毀,城的全貌不明。宮殿區在城的北部,許多大型的殿址保存良好。咸陽的宮殿都建立在夯土台基上。每座建築物自成一獨立體,但相互之間又以甬道、復道等連接,成為一個組合體。從每座建築物的間次、門道的設計,到一個建築群的整體設計,都採用對稱式的布局。有的殿內用方磚鋪地,牆壁經粉刷,有時還有彩色的壁畫。秦宮的形制和構造,對漢代的宮殿建築有直接的影響。 長安城漢長安城遺址在陝西省西安市西北。1956年以來,已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狀、城牆和城壕的結構、城門的形制、城內主要街道的分布、市的位置、宮殿的范圍。武庫遺跡已全面發掘,究明了它的規模和結構。南郊的明堂辟雍和王莽九廟及西南郊的昆明池和上林苑的部分宮觀的遺跡,也經勘探或發掘。調查發掘證明,長安城的形制、布局基本上與《周禮·考工記》的規制相符合。城的平面形狀大體近於方形;城的四面各有3個城門;每個城門有3個門道,經由城門的主要大街都分成平行的3股;長樂宮和未央宮在城南部,東市和西市在城北部。 雒陽城遺址在河南省洛陽市東約15公里。1957年以來,經過長期的調查發掘,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狀、城牆的規模、城門和城內主要街道的分布、武庫和太倉的位置,並根據城門和街道的分布情形推定南宮和北宮的范圍。城南的明堂、辟雍和靈台,是中國古代都城特有的禮制建築物,自兩漢以降,一直為歷代所沿襲,靈台又是當時的天文台。太學的遺跡也經勘察和發掘,出土了許多石經的殘片(見漢魏洛陽城遺址)。 縣邑指都城以外的各地的縣城,有的是郡國的治所。據歷史記載,從西漢初年開始,全國的縣邑普遍築城牆。由於所在地域的不同,可分為內地的縣邑和北方邊境地區的縣邑。 內地的縣邑在陝西、河南、山西、山東、河北、北京、天津、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福建、遼寧等省、市的各地,發現秦漢時代的城址達80餘處,它們都有用夯土築成的城牆遺跡。結合文獻記載,可以推定陝西省臨潼的城址為櫟陽縣城,河南省洛陽的城址為河南縣城,山西省夏縣的城址為安邑縣城,山東省淄博的城址為臨淄縣城等。 北方邊境地區的縣邑漢代在長城沿線的內側廣建城邑,以充實邊境,支援邊防。在西起內蒙古自治區杭錦旗,東至遼寧省丹東市的地段內,已發現漢代城址近百處。城址平面多為方形,面積比中原地區的縣城為小。 聚落指縣城郊外的市鎮和村落,其數量遠比縣城為多。由於遺址面積小,堆積薄,周圍又無城牆,所以發現甚少。經過正式發掘的,僅有遼寧省遼陽三道壕遺址和江蘇省高郵邵家溝遺址2 處。 長城、鄣塞和烽燧秦漢時代,為了在北方和西北邊境防禦以匈奴為主的游牧民族入侵,修築了長城,並在沿線建鄣塞,設烽燧,以加強守衛。因此,對長城、鄣塞和烽燧遺址的調查發掘,是秦漢考古的一項特殊任務。其成果主要在於究明當時的國防和軍備。 秦代長城秦始皇時修建的長城,主要是利用戰國時代秦國、趙國、燕國的長城而加以連接,有的地段則為當時所新建。秦代長城起自甘肅省岷縣,經寧夏回族自治區境內北上,穿越烏蘭布和沙漠北邊的雞鹿塞。進入內蒙古自治區後,逶迤在狼山北面的崗巒間,由石蘭計北口東經固陽縣北部,又經武川縣南,沿大青山北,過集寧市境,由興和縣北部進入河北省圍場縣境。然後,又往東至內蒙古的赤峰市、敖漢旗、奈曼旗和遼寧省的阜新縣一帶。 漢代長城西漢時,主要是沿用內蒙古自治區境內至遼寧省遼河以西的秦代長城而加以修繕。據文獻記載,並結合實地勘察,可以說明漢武帝時在遼東又直接利用戰國時代燕國長城的東段,而加以恢復。其線路是自遼寧省阜新市一帶往東,經障武、法庫、開源各縣,然後折而向南,經新賓、寬甸縣境,直至當時的□水。另一方面,漢武帝以後又新築了從內蒙古居延海附近到甘肅、新疆交界處的長城,其走向是沿額濟納河南下,然後沿疏勒河向西;在敦煌以西,長城的城牆基本上與當時通往西域的大道並行。漢代和秦代一樣,城牆的修建因地制宜,平地用土夯築,山間用石塊壘砌,有的地段則是土石混合。漢代新築的極西長城,多在夯土中夾蘆葦。 鄣塞和烽燧漢代在長城沿線普遍設鄣塞和烽燧。從新疆的羅布泊、甘肅的敦煌至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到西起內蒙古潮格旗、東至奈曼旗的漫長地帶上,已發現鄣塞和烽燧的遺跡達數百處之多。其中以內蒙古居延地區的發現為最重要。從居延海附近的索果諾爾沿額濟納河向南,至於金塔、毛目附近,在長近300公里的地段上,至少分布著鄣塞遺址十餘處,烽燧遺址一百數十處。
編輯本段墓葬的調查和發掘
秦漢墓葬的特點是墓的種類復雜,墓主人的身份各異,等級甚多,而墓的形制和構造等又因時期、地區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別。統治階級實行厚葬的墓設施講究,隨葬品十分豐富,而貧民和刑徒的埋葬則極為草率。因此對墓葬的調查發掘,不僅能為研究秦漢時代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大量的資料,而且可以充分揭露當時貧富懸殊、階級對立的情況。 帝陵在中國古代的喪葬制度中,帝陵有其特殊的規格。秦始皇陵是中國第一座帝陵,兩漢帝陵繼承秦陵的制度而又有新的演變。它們對此後歷代的陵制有長遠的影響。 秦始皇陵在陝西省臨潼縣,南靠驪山,北臨渭水。現已進行全面勘察。陵園平面呈長方形,有內外兩重圍牆。墳丘在陵園的南部,寢殿在陵園的北部。墓室在墳丘之下,已探明東西兩面設墓道。陵園內外,有許多陪葬墓和殉葬坑,有的已經發掘。墳丘西側的車馬坑埋置銅質的車馬模型,製作異常精緻。陵園東門外有規模巨大的秦兵馬俑坑,埋置大量的陶質兵馬俑,其形體大小與真人真馬相等。 漢帝陵除文帝的霸陵在陝西省西安市東郊、宣帝的杜陵在西安市東南郊以外,其餘9帝的陵都在渭水以北咸陽市至興平縣的境內。1962年以來,進行了調查。除霸陵「因山為藏」以外,其餘10陵都有墳丘。陵園以墳丘為中心,周圍築牆垣,平面呈方形;四面各設一門,門外立雙闕。皇後陵在帝陵之旁,一般是在帝陵的東側。漢承秦制,設寢殿於陵園。惠帝時在長陵設原廟,以後成為定製。各陵都有許多臣僚的陪葬墓(見漢代帝陵)。 東漢帝陵除獻帝的禪陵以外,其餘11陵都在河南省洛陽市的附近地區。光武帝的原陵被認定在洛陽東北的孟津,尚待證實。其餘諸陵,雖經多次調查,都未能確定。據文獻記載,從明帝的顯節陵開始,陵園周圍不築牆垣而改用「行馬」。墳丘之前建石殿,以供祭享。從顯節陵開始,陵園附近不再建廟。各陵都有許多臣僚的陪葬墓。 貴族、官僚和地主的墓秦漢時代貴族、官僚和一般地主的墓,從墓的構造上可以分為木槨墓、土洞墓、空心磚墓、崖墓、磚室墓、石室墓等不同的種類,它們又各有規模大小的差別。各類的墓,有的流行於不同的時期,有的則同時並存。由於墓主人的身份和財富的差異,他們的墓在種類和規模方面亦各不相同。 木槨墓主要流行於秦和西漢前期到中期,在長江流域及邊遠地區則延續至西漢後期和東漢。從高級貴族、大官僚到一般地方官和鄉吏等人都使用。墓室為長方形豎穴式土坑,坑內築木槨。墓的規模因人而異,往往大小懸殊,所用棺槨有一定的等級制度。地面上都有墳丘,大墓還有墓域,設祠堂。已經發掘的重要的墓有湖北省雲夢睡虎地秦墓、江陵秦漢墓,湖南省長沙馬王堆漢墓等。 土洞墓從秦、西漢到東漢始終流行,但地域上只限於黃河流域及北方和西北地區。墓的規模都不大,墓室為橫穴式土洞,往往設耳室。在已經發掘的大量的墓中,甘肅省武威磨嘴子漢墓和旱灘坡漢墓甚為重要。 空心磚墓流行於秦和西漢,東漢時已告絕跡。在地區上只限於中原和關中一帶。在豎穴式的土坑或橫穴式的土洞內用空心磚堆砌墓室,磚上印有各種花紋,少數的墓施彩色壁畫。這種墓與木槨墓同時並存,墓主人一般多為中下層地主。比較重要的有河南省洛陽西漢壁畫墓。 崖墓開始出現於西漢,在河北、山東、江蘇等省的少數地點有發現。東漢時四川省境內特別流行。在山崖和岩層中開鑿橫穴式洞穴,以為墓室。墓的規模大小不一,從大貴族到一般的地主都有使用。已經發掘的重要的墓有河北省滿城漢墓、山東省曲阜九龍山漢墓等。 磚室墓西漢中後期開始出現於關中和中原地區,不久便迅速普及,東漢時在全國范圍內普遍盛行。墓室用小型長方磚砌成,有時有彩色壁畫。四川境內的墓,流行在墓壁另嵌畫像磚。從高級貴族、大官僚到一般官吏和地主都使用。墓的規模因人而異,大小懸殊,地面上多有墳丘。大墓有墓域,建墓闕,設祠堂,立墓碑,置人物和動物的立體石雕像。已經發掘的重要的墓有山西省平陸漢壁畫墓,河南省密縣打虎亭漢墓,陝西省潼關吊橋楊氏墓,河北省望都漢壁畫墓等等。 石室墓開始出現於西漢後期至王莽時期,主要流行於東漢。其分布以山東省到江蘇省北部、河南省到湖北省北部、陝西省北部和山西省西部、四川省中部等地區為最多。墓室用石材構築,有的為磚石混合結構。因大多數有石刻畫像,故稱畫像石墓。墓的規模一般都很大。地面上除墳丘以外,在墓域內立石闕,設祠堂,樹墓碑,並有人物和動物的立體石雕像。墓主多為大貴族、大官僚。已經發掘的墓,以河南省密縣打虎亭漢墓、唐河漢墓,江蘇省徐州漢墓,陝西省米脂漢墓等為重要。 貧民墓和刑徒墓貧民墓多為小而淺的土坑,易受破壞,故甚少發現,一般葬具都很簡陋,隨葬品極為貧乏。刑徒墓迄今發現的秦漢刑徒墓共有3批。1979年在臨潼秦始皇陵附近發現的秦代刑徒墓共有100餘座,發掘了其中的30座。墓坑都為長方形豎穴,大的埋十餘人,小的埋一、二人。屍體上蓋瓦片,所刻文字記明死者的籍貫或原監獄所在地、刑名、爵名和姓名,可以判定他們是被征調來修築驪山的陵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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