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文化成果

1. 浙江有幾處文化遺產！不少於20處

非物質文化遺產太多了，2006年第一批認定的就有39類44項，07年又有第二批，今年又有第三批認定，好幾百項。 浙江省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原序號 名 稱 所 在 地 所 屬 類 6 白蛇傳傳說 浙江省杭州市 民間文學 7 梁祝傳說 浙江省寧波市 民間文學 杭州市 上虞市 10 西施傳說 浙江省諸暨市 民間文學11 濟公傳說 浙江省天台市 民間文學73 嵊州吹打 浙江省嵊州市 音樂74 舟山鑼鼓 浙江省舟山市 音樂 107 龍 舞 舞蹈 浦江板凳龍 浙江省浦江縣 長興百葉龍 長興縣 奉化布龍 奉化市 108 獅 舞 舞蹈 黃沙獅子 浙江省臨海市 119 餘杭滾燈 浙江餘杭區 舞蹈 145 昆 曲 浙江省 戲劇 151 高 腔 戲劇 西安高腔 浙江省衢州市 松陽高腔 松陽縣 152 新昌調腔 浙江省新昌縣 戲劇 153 寧海平調 浙江省寧海縣 戲劇 183 亂 彈 浙江省台州市 戲劇 浦江縣 197 越 劇 浙江省嵊州市 戲劇 235 皮影戲 戲劇 海寧皮影戲 浙江省海寧市 236 木偶戲 戲劇 泰順葯發木偶戲 浙江省泰順縣 戲劇 249 溫州鼓詞 浙江省瑞安市 曲藝 253 紹興平湖調 浙江省紹興市 曲藝 254 灘 簧 曲藝 蘭溪灘簧 浙江省蘭溪市 259 紹興蓮花落 浙江省紹興市 曲藝 274 杭州小熱昏 浙江省杭州市 曲藝 315 樂清細紋刻紙 浙江省樂清市 美術 331 金石篆刻 浙江省杭州市西泠印社 美術 332 青田石雕 浙江省青田市 美術 340 寧波朱金漆木雕 浙江省寧波市 美術 341 樂清黃楊木雕 浙江省樂清市 美術 342 東陽木雕 浙江省東陽市 美術 349 燈 彩 手工技藝 仙居花燈 浙江省仙居縣 硤石燈彩 海寧市 350 嵊州竹編 浙江省嵊州市 手工技藝 359 龍泉青瓷燒制技藝 浙江省龍泉市 手工技藝 387 龍泉寶劍鍛制技藝 浙江省龍泉市 手工技藝 388 張小泉剪刀鍛制技藝 浙江省杭州市 手工技藝 403 天台山乾漆夾紵髹飾技藝 浙江省台州市 手工技藝 410 紹興黃酒釀制技藝 浙江省紹興市 手工技藝 421 竹紙製作技藝 浙江省富陽市 手工技藝 422 湖筆製作技藝 浙江省湖州市 手工技藝 447 胡慶余堂中葯文化 浙江省 傳統醫葯 487 大禹祭典 浙江省 民俗

2. 浙江文化資料

浙江傳統文化與「浙江模式」的形成

新華網浙江頻道11月23日電 (《浙江經濟》雜志/張佑林) 現代社會，區域傳統文化對經濟發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現代工業社會與傳統農業經濟對人力資源的要求具有本質上的差別。一般來說，傳統的小農經濟要求的是那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民，只要做到循規蹈矩就行;而現代工業社會要求的是具有創新意識的人力資本和企業家，沒有創新意識要想在市場競爭社會立足簡直是不可能的。世界各國的現代化實踐經驗也表明，現代經濟增長或工業化，首先離不開人的思想觀念的更新或人的現代化。經濟學家英格爾曾經尖銳地指出:「當今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它的國民不經歷這樣一個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現代性的轉變，僅僅依賴外國的援助、先進技術和民主制度的引進，都不能成功地使其從一個落後國家跨入自身擁有持續發展能力的現代化國家的行列」。

在現代社會，傳統文化影響經濟發展的路徑是:傳統文化對工業化的作用主要是通過影響人的觀念進而實現的。傳統文化通過其長期積習而成的觀念，對生活在本區域內的人們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稟賦的人群。而這些具有不同文化稟賦的人群，適應現代經濟的能力是不一樣的，這也就決定了各區域的經濟選擇是不一樣的，進而決定了地區經濟發展的狀況。

一、浙江傳統文化的精神實質及其與現代經濟的兼容性分析

按照筆者的觀點，從人文地理學出發，可將中國文化劃分為"中原傳統農業文化區"和"東南功利文化區"兩大部分。中原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發源地和傳播中心，其輻射范圍遍及中西部廣大地區。由於深居內陸地區，自古以來，這里一直是以農耕經濟為主，小農思想根深蒂固，人們的觀念保守。這種傳統文化所以抵制現代化，不僅因為它是一種僵化的價值觀念、思維定式，制約著人們思想什麼，怎樣思想，而且還因為它是一種生活習慣、行為模式，制約著人們去做什麼，怎樣去做。在它的長期熏陶和習慣作用下，一切與之不符的說法和做法、倡導和實踐，都是不自然的，都是可疑的，甚至都是邪惡的，要麼受到溫柔的冷遇，要麼受到嚴厲的封殺。這種思維機制使人們思想僵化，觀念保守，不思進取，害怕創新。

"東南功利文化區"主要集中在我國東南沿海一帶，其主體構成是吳越文化，其范圍包括江浙及其附近地區。遠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這里就有了河姆渡文化和良諸文化。春秋戰國時期，吳越文化獨具異彩。自唐宋以來，隨著我國的經濟政治中心從黃河流域轉向江南，文化中心也隨之移向吳越，其間經過了吳越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三次大融合。近代以來，東部沿海一帶一直受到西方工業文明的熏陶，形成了本地文化與西洋文化的廣泛交流，吳越文化終於從傳統的農業文化，轉化為商業氣息濃厚的商業文化，並在我國各文化副區中冠領群雄，水平最高。

吳越文化從縱向上看，是在傳統與現代的反復碰撞中發展的;從橫向上看，吳越處在我國傳統的大陸文明與西方現代文明兩大板塊的交鋒地帶，這就使得其文化具有海陸兩種成分，並進而發展成傳統的倫理本位主義與現實功利主義兩種性質的交流和融合。

作為吳越文化的主要構成部分，浙江文化除了擁有"東南功利文化區"的基本因素外，還有自己的獨特性。浙江地處我國東南沿海，素稱"文物之邦"，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以"永嘉文化"為主體的區別於其他地區的文化特色。浙江文化的主要特徵表現在:第一，具有鮮明的"善進取，急圖利"的功利主義色彩。第二，具有"富於冒險、開拓進取"的海派文化傳統。這主要是因為傍海而居、出海而航的生活生產環境，培育出了浙江人的頑強的生命力和開拓冒險的精神。第三，具有濃厚的工商文化傳統。浙江文化自春秋戰國范蠡大夫棄政從商以來，就形成了蓬勃的尚利文化，"工商皆本"的思想幾乎是自始至終一以貫之的。第四，具有"崇尚柔慧，厚於滋味"的人文情懷。江浙文化尊重人慾，重視家庭和家族的血緣親情關系，這與"存天理，滅人慾"的儒家文化導向很不一樣。由此可見，浙江文化與我國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是有區別的。

浙江文化具有內生的創新冒險精神，其總體特徵可以歸納為八個字:「勇於創新，注重功利」。創新冒險精神是浙江文化最顯著的特徵，巨大的生機和創造力是其文化的生命能量;功利主義和自然人性觀構成了浙江文化的人生觀基礎。浙江人講究實際、注重功利的價值取向，構成了浙江人致力於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自主創新、敢為天下先的思維品格，構成了浙江人在經濟改革中致力於制度創新，實現體制外增長的精神動力;善於經營、富於機變的文化性格，賦予浙江人在適應市場機制中勝人一籌的素質和優勢。

浙江文化蘊涵的自主創新精神與現代經濟具有內在的兼容性，它對浙江企業家階層的形成具有內源性的影響。正是這些潛藏在浙江人意識深處的獨特的傳統文化精神和價值取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復甦，造就了大批具有創新精神的民間企業家，使浙江大地在改革開放之後很短的時間內，涌現出成千上萬的農民企業家，從而為民營工業的發展做好了人力資本方面的准備。以浙江溫州為例，溫州市總人口為600多萬，其中有200多萬人在辦企業或從事市場交易活動，足跡遍及世界各地，以至形成了「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有溫州人」的說法，「溫州模式」的形成，正是溫州上百萬民間企業家勇於創新的傑作。改革開放以來，正是在大批企業家的主導下，形成了浙江「制度創新」的浪潮，從而推動了浙江工業化的進程。

二、浙江工業化道路的演進路徑:企業家主導下的誘致性制度變遷過程

從制度變遷的類型來看，主要包括兩種形式: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誘致性制度變遷指的是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創造，它由個人或一群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與此相反，強制性制度變遷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並實行。誘致性制度變遷能否產生的關鍵是，必須有一個新制度安排的「創造者」自發組織實施。從總體上看，一個社會的制度變遷是否發生，不僅取決於參與制度創新主體對制度創新成本-收益或損益的主觀評價，而且取決於他們的判斷能力和適應效率，也即一個社會只有存在一個具有強烈的創新精神的企業家群體時，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才會發生並不斷持續下去。

從浙江工業化道路的實踐來看，其制度創新基本上可以說是一種內生型的誘致性制度變遷過程。即這種制度創新不是外部力量的強製作用，而主要是以企業家為主體在實踐中不斷探索、自願選擇，然後政府加以引導與規范的結果。筆者把這種內生於民間、通過自下而上的誘致性制度創新、最終實現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制度創新增長模式概括為:"自下而上的內生的誘致性制度變遷過程"。這種模式的動力來源於傳統文化和民間力量，其本質是一種自發的和內生的經濟發展模式。其運行原理是:在市場競爭社會，具有創新精神的民間企業家，通過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的途徑，不斷地模仿和創新，實現創造性的毀滅，最終推動了浙江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的實現。具體來說，這種自下而上的"浙江工業化模式"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首先，從工業化發動的主體看，這是由浙江成千上萬的企業家主導的。經過傳統商業文化長期熏陶的農民們，在改革開放後，不甘貧窮，勇於創新，勇於冒險，突破傳統農業的桎梏，依靠發展民間鄉村工業和相關產業，在其他人尚未覺悟的時候捷足先登，成為我國市場經濟的開拓者和先驅者。其次，從浙江工業化模式的演進路徑看，這是一種誘致性的制度創新過程。誘致性制度創新的一個前提，就是從事制度創新的主體必須具有強烈的自主創新精神，而這恰恰是浙江企業家的主要特點。改革開放後，浙江成為制度創新的"多發地區"，在每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都會產生新的內容，接連不斷，始終走在全國的前列。浙江的制度創新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其中鄉村工業，專業市場，股份合作制、農民城、塊狀經濟等均為全國首創，這些形式現在已經成為其它地區仿效和學習的對象。再次，從浙江工業化道路的類型看，其特點是自下而上民間發動的工業化。浙江的工業化從地域看，是民間工業發展壯大並逐漸包圍城市工業的過程;從所有制結構看，是民營經濟、個體經濟逐漸成長並沖擊國有大工業的過程;從市場發展看，是農村的大批專業市場逐漸擠壓城市商品市場的過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看，是農村工業率先進入市場系統參與競爭，結果是農村地區反而先於發達的城市實現了體制轉型。

由此可見，浙江傳統文化通過對本區域人們長期的熏陶和潛移默化，在民間沉澱了一大批具有創新開放意識的高素質人群。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他們掙脫了政治束縛，迅速轉化為具有創新精神的民間企業家。正是在他們的帶動下，形成了經濟活動中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的浪潮，並最終推進了浙江區域經濟的成功轉型。

3. 浙江精神是什麼

2006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發表《與時俱進的浙江精神》署名文章，將與時俱進的浙江精神概括為「求真務實、誠信和諧、開放圖強」12個字。浙江精神是浙江發展的動力，也是浙江地域文化個性和特色的表達。

浙江精神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動體現，是浙江人民在千百年來的奮斗發展中孕育出來的寶貴財富。

浙江精神世代傳衍，歷久彌新，始終激勵著浙江人民勵精圖治，開拓創新，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大力培育和弘揚與時俱進的浙江精神，進一步激發浙江人民的無窮智慧和偉大創造，必將有力推進「十一五」規劃起好步、開好局，推動浙江實現又快又好發展，開辟更加和諧美好的未來。

(3)浙江文化成果擴展閱讀：

浙江精神表現在：良好的文化基因、早發的市場經濟教育、不事張揚的個性等；在未來進程中，浙江精神應該是更加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以人為本」精神，應是浙江精神最根本、最核心之所在。

浙江精神是根植於浙江大地、反映全省人民意願、激勵全省人民奮勇前進的強大精神力量，是浙江人民代代相傳的精神基因。浙江籍改革先鋒將自己的理想寓於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推動著社會的進步和自身價值的實現，成為弘揚浙江精神的傑出代表。

源遠流長的浙江精神，始終流淌在浙江人民的血脈里，構成了代代相傳的文化基因。出生於浙江的改革先鋒繼承了浙江文化傳統中的優秀因子，如經世致用、義利並舉的理性精神，與時俱進、通變智巧的思變精神等。這些文化傳統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浙江人民。無論是企業家、科學家還是基層改革者，都緊跟時代、搶佔先機，在各自領域堅持不懈地進行探索和變革。

4. 浙江有哪些傳統文化，一種的簡介!

一、戲曲：浙江的婺劇、紹劇包括亂彈、高腔在內的多數戲曲文化為浙江獨有或輻射至周邊省份地區；
二、藝術：浙派繪畫、浙派箏藝、浙派琴藝、浙派書法都曾經是中國藝術的巔峰代表。
暫時就想到這兩條~以後想到了再補充~至於簡介，網路一大堆~

5. 浙江"正在消逝的文化"有哪些

據專家考證，把中國的文明史往前推進了2000多年的「河姆渡文化」的轉移就是「興於水環境的優越，衰於水環境的惡化」。河姆渡文化的興衰史警示我們：人與自然必須和諧相處，發展經濟不能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

http://www.gmw.cn/01gmrb/2002-01/06/01-.htm
河姆渡文化千古之謎破解

本報訊 1973年發掘的河姆渡遺址，把中國的文明史往前推進了2000年。河姆渡先民為什麼能在此繁衍生息？光輝燦爛的河姆渡文化為什麼在延續了2000年後逐漸消失？日前，邵九華、夏夢河和邵堯明三位學者的《河姆渡文化與水環境關系的研究》課題，通過了由浙江省和寧波市專家組成的評審委員會評審，從而使河姆渡文化興衰的千古之謎終於得以破解。

河姆渡遺址位於浙江省餘姚市姚江之畔。河姆渡遺址第四層以下為深達10餘米的青灰色淤泥層，經檢測發現有大量的海相微生物，證明河姆渡地區曾經是人類難以定居的淺海。1999年春，中國博物館學會會員、河姆渡博物館原館長邵九華與餘姚市水利局總工程師夏夢河、餘姚市規劃局高級工程師邵堯明一道，組成了《河姆渡文化興衰與水環境關系的研究》課題小組。三人通過衛星遙感技術成果，發現河姆渡的地貌原來是一個天然的「工」字形結構。這一結構與沿海地區人民為促淤圍塗，築丁壩、順壩的「工」字結構相似。正是由於這種特殊的地貌特徵，造成河姆渡地區不斷淤積，加上寧（波）紹（興）平原只有這樣一個「工」形地貌，從而使它在全新世海退初期最先變成陸地，成為原始人群的定居地。

但是，全新世海退結束後形成的杭州灣喇叭口地形，使姚江平原的水流北排不暢，洪澇成災，造成溝頭沖刷。在特大洪水的切割下，「工」字形高地終於被沖出一個大缺口，姚江完成了改道東流的劇變，這時海水沿河道上溯，河姆渡變成一片水鄉澤國，環境嚴重惡化，先民們不得不背井離鄉，河姆渡文化最終在這里消失。

評委會主任、浙江省河口研究所熊兆隆教授和評委會副主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劉軍研究員對此項成果給予了高度評價，稱這是河姆渡文化研究領域最全面、最完整、最有說服力的研究成果。

去年11月12日，由南京大學完成的河姆渡遺址微古、孢粉檢測報告也印證了邵九華等3位學者的這一結論。

河姆渡文化興衰史警示我們：人與自然必須和諧相處，發展經濟不能以破壞環境為代價。

6. 浙江有幾千年的文化歷史

浙江是吳越文化、江南文化的發源地，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早在5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就有原始人類「建德人」活動，境內有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年的馬家浜文化和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是典型的山水江南、魚米之鄉，被稱為「絲綢之府」、「魚米之鄉」。

7. 隋唐時期浙江的文化成就

自隋唐開始，江南經濟持續發展。在五代十國時期，浙江屬於臨安人錢鏐建立的吳越國。當時境內社會安定，經濟發達。到了兩宋時期，隨著中國政治經濟重心的南移，浙江逐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最繁華富庶的地區之一。浙江的科學技術和文學藝術也呈現出勃勃生機。在學術思想方面，隋朝天台國清寺高僧智顓，融合中國南北佛學的特點，創立了中國佛學六大派之一的"天台宗"。南北朝時期，浙江的學術思想更是異常活躍，"浙學"便是當時最主要的學術思想之一。其中南宋永康人陳亮和永嘉人葉適，反對程朱理學，主張"因事作則"，提倡功利之學，是當時"浙東學派"的代表。而南宋學者呂祖謙，與朱熹、張拭並稱"東南三賢"。他開創的"呂學"，又稱"婺學"，曾作為浙東學派的中心而名傾天下，在中國文化史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科學文化方面，北宋時期浙東匠師喻皓以擅長設計建造木塔和多層樓房著稱。他所著的《木經》是我國古代有關木結構建築方面成書最早的一部專著。而北宋杭州書肆刻工畢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則是世界印刷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之後，杭州的印刷業開始興盛。北宋朝廷官刻的"監本"，有一半是在杭州刊印的，刊印的書籍，雕、印、裱、鐫，都極其精美。北宋杭州另一位著名科學家沈括更是博學多才。他所著的《夢溪筆談》不僅是一部科學史料總匯，而且也是一部具有很高史料價值的歷史典籍。

在文學藝術方面，自唐初始，浙江籍的文學家、書法家、美術家就代有其人，顯現出群星閃爍的可喜局面。以詞家而論，宋代有籍貫可考的詞人共計867人，浙籍216人，佔四分之一。在唐詩宋詞的年代，浙江涌現出許多傑出的詩人和詞家，如"初唐四傑"之一的駱賓王，與賈島齊名的孟郊，"大歷十才子"中的錢起，以及以詞體變革開其先河的張先，被譽為北宋詞家之冠的周邦彥，南宋愛國詩人陸游等。他們的創作對中國詩詞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兩宋時期，浙江又是中國戲曲的桑梓之鄉。都城杭州不僅宋雜劇演出空前繁榮，而且中國完整的戲劇形式--戲文，也在溫州誕生。

繪畫書法方面，唐代浙江繪畫燦爛奪目，最具影響的是孫位。他的《百逸圖》與松竹畫，都相當精巧，影響五代和兩宋。而唐代虞世南、諸遂良、孫過庭、賀知章、徐浩等書家，則各以其獨特的書法面貌和品格，贏得書壇盛譽。南宋時期，杭州建立畫院，浙江更成為全國美術活動的中心。如南宋四大名家中劉松年、馬遠、夏眭三人均為浙江人。

在工藝美術方面，追求恬淡、自然的審美情趣，追求藝術的個性化發展已成為以杭州為中心的宋代文化的一種時尚。這種藝術滲透到工藝美術領域，使宋代的瓷器、漆器、印刷、冶煉、建築等手工業產品具有鮮明的浙江特色。尤其是杭州的絲綢，溫州的漆器，處州的瓷器，明州的草席，是當時浙江對外貿易的重要商品。越州、溫州、台州等地的銅器鑄造業自唐宋以來就頗為發達，其工藝精巧，生產的銅器胎薄如紙，輕且耐用。而浙江自東漢以來，一直是中國瓷器的重要生產基地。唐代越窯的雕塑瓷和宋代龍泉等地的青花瓷，均以其造型和色澤著稱於世。它們分別代表著中國青瓷兩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其產品遠銷海外。此外，杭州南宋官窯也為宋代五大古窯之一，是世界碎紋藝術釉瓷之鼻祖。其造型端莊，獨具一格，在中國陶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唐宋時期，浙江文化除了上述這些之外，絲綢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等經濟文化，也呈現出繁榮興旺的態勢。

8. 浙江省文化廳的文化特色

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主要因素，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對於鞏固黨的執政基礎，推動先進文化佔領農村陣地，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農民群眾文化素質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深入，農民的思想觀念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一些群眾中也出現了公德缺失、是非觀念模糊、價值觀變異等不容忽視的問題。沒有新農民，就沒有新農村；沒有農民文化素質的提升，就不可能取得新農村建設的成功。加強新農村文化建設是提高農民素質的有效之舉，文化建設必須滲透在新農村建設的全過程中。只有文化建設抓好了，新農村建設才有後勁和活力；只有文化建設抓好了，農民的綜合素質提高了，鄉風文明、社會穩定和諧的目標才能實現。
（2）加強新農村文化建設，既是當前農村實現持續健康科學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構建農村和諧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農村原有的文化資源本來就嚴重不足，特別在鄉鎮以下的農村基層文化基礎設施、文化活動、文化教育更為貧乏，需要填補這方面的短缺；很多傳統的、落後的、腐朽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解體或走向消亡，適應新時期的文化還沒有發展起來，新農村急需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新文化。因此，從社會轉型的角度看，加強新農村文化建設是順應歷史發展和以人為本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浙江是戲劇大省，被譽為「中國戲曲的搖籃」。中國戲劇新紀元的第一縷曙光，就在浙江東南沿海城市溫州閃耀。中國最早成熟的戲劇樣式--南戲，就在這方山明水秀、鍾靈毓秀的沃土上孕育誕生。在悠久而綿長的戲曲發展史中，浙江譜寫了耀煌的篇章。浙江戲曲人才輩出，佳作迭現。高則誠、徐渭、王驥德、李漁、王國維等一批傑出的浙江籍劇作家、戲曲理論家，如巨星閃耀，彪炳史冊，四大南戲「荊劉拜殺」、《琵琶記》、《長生殿》等一批不朽的傳世之作至今仍流播舞台，幽香襲人。浙江聲腔劇種資源豐富。明傳奇四大聲腔中，浙江的海鹽腔、餘姚腔即占其二。越、京、昆、紹、婺、姚、甌、湖、木偶等地方劇種爭奇斗妍，奼紫嫣紅。越劇以其清新優美的藝術風格，在戲曲百花園中一枝獨秀，已躋身全國性大劇種之列。新時期以來，隨著越劇「小百花」的崛起和《西廂記》、《五女拜壽》等藝術精品的涌現，浙江戲劇舞台生機勃勃，風景這邊獨好。
浙江文化發達，文物薈萃，音樂歌舞非常昌盛。早在夏代，即有塗山女歌「候人猗」曲的記載，被後人稱之為「南音之始」。周代仍在浙江流行的越人歌即是其中的一首。漢唐時期，浙江人傑地靈，物阜民豐，音樂、歌舞、百戲大興，品種豐富，尤其是參軍戲主要盛行於浙東一帶，長期流傳的歌舞百戲、巫覡活動，為浙江戲曲藝術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終於形成了包含文學、音樂、舞蹈、美術、武術、雜技以及人物扮演等各種素質的綜合藝術。 浙江音樂源遠流長。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發掘出土的160件骨哨及陶塤，足以反映早在7000多年前，我們的祖先就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播下了音樂的種子。浙江地理環境優越，繁榮的經濟，發達的文化，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名人，也為浙江音樂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逐漸形成了自己富有獨特鄉土味和濃郁生活氣息的鮮明特色，並在歷史上曾產生了「浙江古琴」、「浙江鑼鼓」、「江南絲竹」等一批豐富多彩的音樂門類及各自的代表人物。
浙江的民族民間音樂，就其表現形式和演奏演唱內容劃分，主要有民間歌曲、民間樂曲，以及戲曲音樂、曲藝音樂等。 浙江先民口頭文學的產生，遠在漢字產生之前。不過，浙江的文人創作起步較晚，不及中原地區，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後起之秀。六朝以後，浙江文學逐步興起。晉室東渡，王謝貴族遷居浙東，中原文化隨之深入浸染，浙江文學蔚然勃興。謝靈運開創了中國古代山水詩派，對後世影響頗巨。隋唐、北宋，浙江代有其人，如駱賓王、賀知章、孟郊、羅隱、周邦彥等。白居易、元稹、杜牧、范仲淹、王安石、蘇軾等大文豪先後任職浙江，文采風流，代代相傳。
南宋時期，浙江文學蔚為大觀。陸游作品眾多粹美，史所罕見。南渡的李清照和世居錢塘的朱淑真乃宋代女作家的雙子星座。陳亮、吳文英、王沂孫、周密、張炎等均為南宋詞壇大將。而古代的白話小說和戲劇文學，也都發源於這一階段的浙江。
元明清時期，浙江文學繼續繁榮，趙孟頫、楊維楨乃元之大家，杭州更是後期的雜劇中心。晚明張岱的小品，徐渭、袁枚的詩文和以朱彝尊、厲鶚為代表的浙西詞派，影響很大。清初洪升的《長生殿》是戲劇瑰寶，晚清龔自珍、王國維等皆一代之傑。
浙江對於現代文學的貢獻可謂犖犖大觀。1918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狂人日記》，開創了現代小說的先河，他的《吶喊》、《彷徨》是非常重要的白話小說集。魯迅還是現代雜文的開拓者。茅盾等則是文學研究會的干將。而郁達夫則是創造社的主將，其《沉淪》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本白話短篇集。1922年在杭州成立的湖畔詩社是我國第一個新詩社，其他如徐志摩、戴望舒、夏衍、施蟄存、艾青等都是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
新中國成立後，浙江文學進入了嶄新的階段。50年代前期，許欽文、陳學昭、冀汸等均有建樹。文革時期文學凋敝。新時期文學復甦，80年代的中篇小說和90年代的長篇小說，皆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如張廷竹的《五十四號牆門》和葉文玲的《無夢谷》、王旭烽的茶文化三部曲《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築草為城》。這一時期的浙江詩歌、散文和雜文，以及文學理論、兒童文學，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2002年，孫建江（筆名雨雨）的寓言集《美食家狩獵》榮獲中國作協第五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
浙江文學是輝煌燦爛的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

9. 浙江歷史文化相關問題

吳越爭霸情況概述

大國爭霸是春秋時代的顯著特徵。在齊桓公首霸之後，晉、楚兩國相繼而起，逐鹿中原，爭當盟主，但終因旗鼓相當，勢均力敵，在春秋中葉以後，出現並霸的局面。在這樣的形勢下，晉景公採納申公巫臣的意見，開始聯合吳國，企圖利用吳國牽制楚國的右翼，使楚國不能騰出手來招駕晉國的攻勢，從而謀利。

吳國偏居東南沿海地區，與越國為鄰，有斷發文身之俗。據《吳越春秋》記載，當時吳國「險阻潤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御，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嚴格地說，它還不能算是一個國家，只是一個部落群體。在中原列國眼裡，吳是一個經濟、文化十分落後的蠻夷之國。公元前五八四年，晉景公派申公巫臣到吳國傳授車戰射御的技術，並唆使吳國背叛楚國。於是吳國不斷侵伐楚國，又攻打巢、徐等吳楚之間的小國，弄得楚國忙於應戰，疲於奔命。在晉國的扶植下，吳國的軍事力量發展得很快，國土日益擴展，聲望日益提高。中原諸侯國家和吳國開始建立了聯系。公元前五二二年，伍子胥從楚國逃到吳國，做了相國。他教給吳王闔閭「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府庫」等「安君治民，興霸成王」之道（《吳越春秋》），使吳國由極為落後的蠻夷之邦，一躍而成為軍事強國。公元五○六年，吳王闔閭以孫武為大將伍子胥為副將，聯合蔡、唐兩國興師伐楚。孫武是傑出的軍事家，為了切斷楚國本部與方城之外的聯系，他採取中間突破的戰略，率領吳軍從淮河流域西進，至淮汭舍舟登陸，翻越大別山，與此同時，唐軍東進襲取大隧、直轅、冥厄三隘（在今武勝關一帶），蔡軍循汝水至淮河、南下直取訾梁（在今固始縣）。這兩支偏師堵住了楚軍北上中原，東通齊、魯的要道，從側翼牽制住楚軍，使楚軍不敢正面迎擊吳軍，而吳軍卻乘機掃盪楚國東境沿途的城鎮，從容西進，跟蔡、唐兩路軍隊會師，將楚國攔腰截為兩段，隔漢水同楚軍對峙。楚司馬沈系戍發現問題的嚴重性，向令尹子常建議：「請令尹封鎖漢水，自己以方城外人毀掉吳軍舍棄的舟船，回過頭來封住大隧、直轅、冥厄三隘，然後夾擊吳軍，一定能勝利。」令尹子常接受了這個建議。可惜，當他聽楚大夫史皇說：「現在楚國人都怨惡令尹，喜歡司馬，假使採取司馬的建議，那麼戰勝吳國的功績就全歸司馬了。」就斷然改變主意，輕率地領兵渡漢水，與吳軍對陣於柏舉（今湖水麻城），結果一敗塗地。吳軍乘勝窮追猛打，五戰五勝，攻古了楚國的郢都。

楚國的慘敗有內外兩方面原因，外因是晉、吳聯合力量超過楚國；內因是楚國政治腐敗。而起決定作用的是內因。楚國的政治腐敗突出表現在用人問題上。楚國出人才，可楚平王專信姦邪，加害賢良，後來楚昭王上台，也胸無大志，只勉強立國，致使大批人才有的消沉，有的流走。象范蠡，出身於布衣之家，有匡世奇才，而「時人盡以為狂」（《越絕書》）。他琢磨，楚國不用，自己不能直接報效於父母之邦，不如東去助越，以越制吳，消除楚國東顧之憂，將全部的才智曲折地貢獻給生養自己的故國。於是，他邀好友文種一起告別了家鄉，踏上東去越國的道路。

越國是古代越族建立的國家。傳說其先祖乃大禹的後裔，被封於會稽（今浙江紹興），「文身斷發，被草萊而邑」（《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歷二十餘世而至允常。公元前五一○年，吳王闔閭攻越，正是允常在位時。吳王闔閭攻佔郢都後，慶功作樂，流連忘返，國內很空虛。越王允常乘機襲吳國。吳王闔閭之弟夫概也悄悄溜回吳國，自立為王。恰巧這時，楚大夫申包胥哭秦庭七日，求來救兵，吳王闔閭被迫跟楚國講和，匆忙回師，趕跑夫概，保住王位，而楚國也僥幸復活。楚昭王接受了痛苦的教訓，開始勵精圖治。為了解除吳國對楚國的威脅，他採取聯越制吳的策略。

吳王闔閭決心打敗越國。公元前四九六年越王允常死，其子勾踐繼位。吳國起兵攻越。吳越兩軍戰於檇李（今浙江嘉興南）。吳國的軍隊陣列整齊嚴肅，越王勾踐派敢死隊沖鋒失敗，就改用罪人在陣前集體自殺，吸引吳軍的注意力，然後空襲吳軍，越將靈姑浮揮戈刺傷吳王闔閭，吳軍敗退，闔閭死於途中，其子夫差繼位。夫差派專人侍立宮門，每逢夫差出入，便發問：「夫差，越王殺害你父親的仇恨你忘掉了嗎？」夫差則回答：「是，不敢忘！」過了兩年，吳國出動精兵攻越國。夫椒（古山名，在今江蘇吳縣西南太湖中）一戰，越軍大敗。越王勾踐僅剩五千人，被吳軍包圍於稽山。文種、范蠡說服勾踐忍辱圖存，厚賂吳王夫差的寵臣伯嚭，向吳王求和。吳相國伍子胥表示反對，他舉夏代少康中興的故事，勸告吳王，消滅越國，以絕後患。吳太宰伯嚭既貪圖越王勾踐的財貨，又嫉妒相國伍子胥的功勞，極力慫恿吳王答應越國的請求。吳王夫差終於允許求和，但條件是越國必須臣服於吳國，並要勾踐到吳為奴三年。勾踐帶范蠡來到吳國當馬夫。每天早上喂馬擦車，以備夫差田獵，遊玩；晚上棲身於石屋，守在闔閭的墳旁，期待三年一過，重返越國，最使勾踐君臣提心吊膽的伍子胥，他常常勸吳王殺掉勾踐。因此，勾踐必須裝出萬分忠於吳王的表現，而且不能讓吳王發覺半點矯飾做作。范蠡為此煞費苦心，他聽到夫差病了，就動員勾踐為吳王嘗溲辨疾，以感動他。這招果然靈驗，夫差誤以為勾踐確實屈服了，便如期放他回國。勾踐回國後，身邊總放著一個苦膽，坐卧飲食不忘先嘗苦膽，藉以牢記會稽之辱。范蠡為勾踐制定一套保民、富國、強兵的方針。勾踐親自耕田，夫人親自織布，食不加肉，衣不重彩，禮賢下士，賑貧恤死，深得民心，越國很快富起來。相反，吳王夫差因勝利而驕傲自滿，腐化墮落，偏信奸佞術宰伯嚭，殺害忠誠的相國子胥，政治日趨腐敗。吳王夫差看不到越國是自己的心腹之患，一心想北上爭霸。公元前四八年，他乘齊景公新死之機，伐齊，在艾陵打敗齊軍。公元前四八二年，吳王夫差通知中原諸侯到黃池（今河南封丘縣西南）開會。會上，吳、晉兩國爭當盟主，結果歃血時，先吳後晉，魯、邾等小國也分別「賦於吳八百乘」和「六百乘」（《國語·楚語》）。黃池之會使吳國達到了北上稱霸的目的，但也標志著吳國霸業的終結。 就在吳王夫差參加黃池之會的時候。越王勾踐率兵攻進吳都，俘虜了太子友。夫差聞訊後，急忙從北方撤軍回國。但吳軍長途跋涉，疲勞不堪，無法抵抗越軍的進攻。夫差只得派伯嚭攜帶豐厚的禮物去越國求和。越王勾踐估量眼下還不能滅掉吳國，就答應同吳國講和。公元前四七八年，越國再次攻吳國。兩國軍隊在笠澤夾水對陣。夜裡，越軍左右兩小隊兵卒或左或右，擊鼓吶喊，佯攻吳軍兩翼。吳軍分兵防禦，而越國三軍主力暗暗涉水，猛攻吳國中軍，吳國大敗。公元前四七三年，越軍第三次大規模進攻吳國，將夫差包圍在姑蘇山上。吳正派公孫雄肉袒膝行，向越王勾踐求和。勾踐想答應，范蠡說：「過去天意叫吳國滅掉越國，可吳國偏偏不幹；現在天意叫越國滅掉吳國，難道大王要違背天意嗎？」吳使聞聽淚如雨下。勾踐遂說：「請夫差遷到甬江以東，讓他管理一百戶人家。」夫差羞愧交集，對勾踐說：「我老了，不能服侍大王了。我真沒臉見子胥呀！」說罷，蒙面自殺。越滅吳後，范蠡就逃跑了。 這時，越國已成為地跨江、淮的東方大國。起王勾踐率領軍隊北渡淮河，在徐州（今山東滕縣）與齊、宋、晉、魯等國諸侯會盟。各國都聽越的號令。周元王正式派人賜給勾踐祭肉，命他為霸主。此後，勾踐為長期稱霸中原，遷都琅琊（今山東諸城縣）。直到戰國中期，越國才被楚國打敗。

勾踐卧薪嘗膽

吳王闔閭打敗楚國，成了南方霸主。吳國跟附近的越國（都城在今浙江紹興）素來不和。公元前496年，越國國王勾踐即位。吳王趁越國剛剛遭到喪事，就發兵打越國。吳越兩國在槜李（今浙江嘉興西南，槜音zuì）地方，發生一場大戰。
吳王闔閭滿以為可以打贏，沒想到打了個敗仗，自己又中箭受了重傷，再加上上了年紀，回到吳國，就咽了氣。
吳王闔閭死後，兒子夫差即位。闔閭臨死時對夫差說：
「不要忘記報越國的仇。」
夫差記住這個囑咐，叫人經常提醒他。他經過宮門，手下的人就扯開了嗓子喊：「夫差！你忘了越王殺你父親的仇嗎？」
夫差流著眼淚說：「不，不敢忘。」
他叫伍子胥和另一個大臣伯嚭（音pǐ）操練兵馬，准備攻打越國。
過了兩年，吳王夫差親自率領大軍去打越國。越國有兩個很能乾的大夫，一個叫文種，一個叫范蠡（音lí）。范蠡對勾踐說：「吳國練兵快三年了。這回決心報仇，來勢兇猛。咱們不如守住城，不要跟他們作戰。」
勾踐不同意，也發大軍去跟吳國人拼個死活。兩國的軍隊在大湖一帶打上了。越軍果然大敗。
越王勾踐帶了五千個殘兵敗將逃到會稽，被吳軍圍困起來。
勾踐弄得一點辦法都沒有了。他跟范蠡說：「懊悔沒有聽你的話，弄到這步田地。現在該怎麼辦？」
范蠡說：「咱們趕快去求和吧。」
勾踐派文種到吳王營里去求和。文種在夫差面前把勾踐願意投降的意思說了一遍。吳王夫差想同意，可是伍子胥堅決反對。
文種回去後，打聽到吳國的伯嚭是個貪財好色的小人，就把一批美女和珍寶，私下送給伯嚭，請伯嚭在夫差面前講好話。
經過伯嚭在夫差面前一番勸說，吳王夫差不顧伍子胥的反對，答應了越國的求和，但是要勾踐親自到吳國去。
文種回去向勾踐報告了。勾踐把國家大事託付給文種，自己帶著夫人和范蠡到吳國去。
勾踐到了吳國，夫差讓他們夫婦倆住在闔閭的大墳旁邊一間石屋裡，叫勾踐給他喂馬。范蠡跟著做奴僕的工作。夫差每次坐車出去，勾踐就給他拉馬，這樣過了兩年，夫差認為勾踐真心歸順了他，就放勾踐回國。
勾踐回到越國後，立志報仇雪恥。他唯恐眼前的安逸消磨了志氣，在吃飯的地方掛上一個苦膽，每逢吃飯的時候，就先嘗一嘗苦味，還自己問：「你忘了會稽的恥辱嗎？」他還把席子撤去，用柴草當作褥子。這就是後來人傳誦的「卧薪嘗膽」。
勾踐決定要使越國富強起來，他親自參加耕種，叫他的夫人自己織布，來鼓勵生產。因為越國遭到亡國的災難，人口大大減少，他訂出獎勵生育的制度。他叫文種管理國家大事，叫范蠡訓練人馬，自己虛心聽從別人的意見，救濟貧苦的百姓。全國的老百姓都巴不得多加一把勁，好叫這個受欺壓的國家改變成為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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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浙江的歷史

早在5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浙江就有原始人類"建德人"活動；境內已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100多處，有10000-1300年代上山文化、距今8000年的跨湖橋文化、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年的馬家浜文化和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春秋時浙江分屬吳、越兩國。秦朝在浙江設會稽郡。三國時富陽人孫權建立吳國。唐朝時浙江先後屬江南東道、兩浙道，漸成省級建制的雛形。五代十國時臨安人錢鏐建立吳越國。元代時浙江屬江浙行中書省。明初改元制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轄11府、l州、75縣，省界區域基本定型。清康熙初年改為浙江省，建制至此確定。
「浙江」是錢塘江的古稱，意為曲折的江水。唐代時，分江南東道設立兩浙道，是為「浙」字第一次成為地方政府的名稱，「浙江」之名由錢塘江流域，延伸至北起長江，南至平陽，西倚茅山、天目山，東濱大海，囊括太湖、錢塘江、甬江、靈江、甌江、飛雲江、鰲江等幾大流域的共同的政治和文化地理名稱。
這一區域在春秋戰國以前為越人聚居地，也是越國的本部，又曾被吳國佔領，後又成為楚國的一部分。秦統一中國後，即在這里設立會稽郡，屬揚州。三國時屬於東吳，兩晉南北朝時期屬於南朝。唐宋之際又相繼為兩浙道、吳越國和兩浙路的轄區，因吳越國內設13個州級行政區，故並稱「兩浙十三州」。吳越國主要范圍均為今天的浙江全境，以及上海市和福建省北部的建甌、寧德、壽光，江蘇省南部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地。即為今天吳越文化和吳語的占據主導的區域。
明朝初年，設置「浙江布政使司」（初期不含太湖地區的湖州府、嘉興府），治杭州，而一些靠近福建的地區以蒼南金鄉為界，劃入福建行省。自此大致形成了延續至今的浙江省轄區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