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人類學家項飆:如何理解當代生活的「內卷」概念
2020年，可能沒有第二個人類學術語比「內卷」更加出圈了，它本來是人類學家解釋為什麼一個社會或組織既無突變式發展，也無漸進式的增長，只是在一個簡單層次上自我重復的概念發明。現在則意味著「白熱化的競爭」，人們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拼盡全力，以使自己在社會上獲取少量競爭優勢，擠占他人的生存空間，同時造成精神內耗和浪費。人們可以在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識別出內卷，可以說是從幼兒園一路「卷」到職場、連婚戀也可以「卷到天上去」。
項飆 來源：騰訊視頻《十三邀》
澎湃新聞請到了人類學家項飆來談談內卷，今天的內卷和它在被發明之初的含義有什麼區別？我們又如何描述當代生活中的內卷？
人類
Ⅱ 大工地怎麼樣
中國大工地 英國左派史學家E·P·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中，詳細描述了英國工人階級在1780-1832年的四十多年間從「青春到早期成熟」的歷程。E·P·湯普森所處的上世紀六十年代英國即將迎來全球化，距離工業革命時代已經過去整整一個半世紀，他重新發掘出「工人階級」的題目，究竟是因為身為勞動人民後代的知識分子「尋根熱」使然，對曾用汗水澆灌了工業革命之花的普通勞動者追憶緬懷、又充滿崇敬，同時又有一種神秘的好奇感，還是因為湯普森先生對全球化即將帶來的新一輪勞動分工浪潮，懷有一種學者的天生敏銳呢？ 我們沒有趕上工業革命，也沒趕上六十年代的全球化之初，但「趕早不如趕巧」，我們在全球化如火如荼發展的今天，趕上了自己的經濟奇跡。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長，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經濟總量上趕上了所有西歐國家。然而，在趕上發展速度之時，也趕上了速度不可避免的發展之殤：「資本和政府都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但同時也讓中國從一個相對平均主義的國家迅速變為貧富分化嚴重的國家」。 霓虹閃爍的都市，摩雲高聳的大樓，在大霧天里半身之上幾乎隱入雲端的魔幻都市，與證券交易所一路飄紅上揚的曲線一道，成為經濟發展的現實指標。可這每天都在長高的城市，似乎少了些什麼。 我們不用像E·P·湯普森一樣穿越將近兩百年，也不用後悔未能像馬克思那樣在十九世紀的國際工人運動中身先士卒，因為我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大工地」上。香港理工大學的潘毅教授在其新作《大工地———建築業農民工的生存圖景》一書中，把我們領入了平日里懸掛「施工重地，閑人免進」，打樁聲、機械聲轟轟隆隆，泥漿黑、粉塵灰飛飛揚揚(其實這些很多都是過去工地留給我們的刻板印象)的工地現場，走近我們頭腦中油污抹面無暇斂容(我們因此對他們或敬而遠之，或嫌避之不及)的工人中去，親眼觀察體驗一下「建築業農民工的生存圖景」。 他們必須經歷的社會與時代 「我想把那些窮苦的織襪工、盧德派的剪絨工、『落伍的』手織工、『烏托邦式』的手藝人，乃至受騙上當而跟著喬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從後世的不屑一顧中解救出來，」湯普森說道，「他們的手藝與傳統也許已經消失，他們對新出現的工業社會持敵對態度。這看起來很落後，他們的集體主義理想也許只是空想，他們的造反密謀也許是有勇無謀；然而，是他們生活在那社會劇烈動盪的時代，而不是我們；他們的願望符合他們自身的經歷。」 中國的工人們也生活在他們的社會與時代當中，「包產到戶」之後，「單家獨戶的小農生產造成農業產業化水平低，農民只能向城市提供附加值低的初級農產品」，造成「農業的收入已經遠遠不能滿足農村家庭的消費需求」。在這個日益市場化社會中，現金越來越取代傳統交換形式(以物易物、換工幫助)，成為消費的主要媒介；農村生活的人們在生產上並沒有下降，但在物質需求上卻越來越為「現代化」而背上沉重的債務，因為這些新的需求(新的住房、現代化設施、家用電器等等)無一不依賴現金，而無法再用傳統方式獲得。 一方面，來自農村的人們需要更多能提供現金的渠道，另一方面，亟須經濟發展物質指標的大城市，也為這些需求提供了可能。城市在長高，城市在擴張，沒有一樣離得了體力勞動者，同時，這些源源不絕的大工地都提供現金來交換有償勞動，而這些有時無法保證的現金便成了農民工與投資者無法調和的矛盾之源。 除了無法保證的現金，建築者與他們建造的成果也有了深刻的疏離。「即使具有開放性的城市公共空間，當一個建築工人進入時，也往往在周圍人眼裡造成明顯不相配的感覺，並進而導致建築工人自身『不自在』的感覺。於是，在宏偉氣派的中央商務區、在富麗堂皇的大酒店、在人潮洶涌的購物街，甚至在市區的公交車上，總之在一切屬於城市的公共空間里，我們都很難發現他們的身影。」 城市擴張或長高的速度過於迅速，有時甚至等不及來自農村的人們走入城市，新修的柏油公路便將碩大的廣告牌送到了他們的地頭，把城市塞到了他們的身邊。當他們還不習慣城市的時候，便已不得不面對「周圍人眼裡明顯不相配的感覺」，可這依然是他們自身需要經歷的「社會與時代」。既然他們無法選擇逃避時代的進程，那麼努力嘗試適應這種變遷帶來的挑戰，或許成了最佳方案，盡管這些適應的過程在同時代的善良人們眼中、多了幾分心酸、多了一些殘酷。 他們不是永恆的失敗者 兩百年後的英國工人研究者，或許會把十九世紀之初的英國工人「看成勞動力，看成移民，看成一系列統計數字的原始資料」，而另一些則將他們視為「福利國家的先驅、社會共和國的前輩、以及(最近流行的)理性工業關系的早期實例」，但湯普森卻理性地告訴我們，研究者們「很容易忽視工人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忽視他們在創造歷史的過程中自覺作出的貢獻」。 城市的迅猛發展送來了現代化的方向和模板，但我們很難說清參與城市建設的工人們究竟願不願意加入這場無法逃避的歷程———他們是「被現代化」了嗎？答案還不確定，可能時間是最好的實證研究者。 不過在檢驗這些之前，工人對現金回報的需求，和資金分配過程中的不規范發生了根本的矛盾。「2005年初，包工頭老李帶著幾十號工人到北京的一處別墅工地上追討工錢。2004年他帶著五六十號工人分包了七棟別墅的主體工程的勞務工作，工錢一共10萬塊錢。按照當初的協議，老李作為包工頭要先墊付工人的生活費，等工程完工之後再結清工程款。但是直到工程驗收結束，工錢一直都沒有發放。」毫無疑問，這又是一個耳熟能詳的討薪故事，像所有的同類故事一樣，這是勞動者與僱傭者之間的一場斗爭，但這卻不是一個關於「黑心」包工頭的刻板印象。 「包工頭本人也經常被建築公司拖欠工程款。建築工人能不能順利拿到工資，關鍵並不在於包工頭會不會剋扣工資，而在於他是否有能力墊付工資。」敏銳的作者沒有陷入「欠薪/討薪」的困境，而是把問題延伸到分包勞動體制下的資本積累。在分包勞動體制下，「資本通過下放責任、捲入資本、消減抗爭勢力等方式對分包勞動制加以利用，既實現了靈活積累，也將勞動關系遮蔽在人際關系之中」。換言之，包工頭本身成為資本轉移風險的替罪羊，怪不得，在工人們拿出記工本和陳年的白條訴說時，「許多包工頭也紛紛透露了自己多年被欠工程款的心酸經歷」。 「大工地」上的人們還有很多辛酸，糟糕的住房條件，苛刻的罰款條件，不靠譜的勞動保險，用工安全和勞動培訓的不足，工人們在城市高樓背景下的「消失」，當然，還有我們耳熟能詳的「留守兒童」問題，等等。雖然，我們可以把這些問題歸咎於籠統的資本主義，歸咎於不完善的體制，抨擊分包勞動體制對工人的剝削，但是我們或許應該問問工人們，他們又從大工地上獲得了哪些體驗、哪些積累，因為，是他們與我們一同在建設這個有待建設的社會。 半個世紀前的湯普森或許是對的，「今天這個世界，大部分地區仍存在工業化帶來的種種問題，存在著為建立民主而帶來的各種問題，這些問題，和我們在工業革命中的經歷何其相似———那些在英國失敗了的事業，說不定會在亞洲或非洲取得勝利。」 「我們不應該僅僅把工人看作是永恆的失敗者，他們的五十年歷程以無比的堅韌性哺育了自由之樹。我們可以因這些年英雄的文化而感激他們。」他們留給我們的，除了那些高聳的寫字樓、富麗堂皇的購物廣場，還有一面文化的鏡子，映照出我們在制度與價值上並不完善的一面，也照亮了我們前行的方向。 延伸是異化，還是陣痛？ 1932年，茅盾寫成了後來著名的「農村三部曲」中的第一篇，《春蠶》。這篇短篇小說講述了環太湖流域南部的浙江嘉興由於蠶絲業蕭條所引起的農村破產，傳統手工業者在席捲中國的資本主義面前陷入了種種變遷之苦。 1935年，夏衍的報告文學《包身工》「真實地描述了包身工的苦難生活」。農村傳統經濟與生活方式遭到破壞的農民們，被新興的城市輕工業所吸引，等待他/她們的卻不是豐裕的城市生活，而是紗廠中日日幾乎失去自由的辛苦勞作。 1938年，人類學家費孝通以《中國農民的生活》(就是後來中外馳名的《江村經濟》)通過了倫敦大學的博士論文答辯，翌年出版。這位來自環太湖流域東部江蘇吳江的學者在書中專辟第十二章「蠶絲業」，他雖然深刻體會到「蠶絲業的衰落深深地影響了農村人民的生活」，但他也同樣看到了「政府和其他機構已經作了各種嘗試來控制這個變化，以減輕或消滅其災難性的後果」。其實，早在1920年代，費先生的姐姐費達生等一批知識婦女看到傳統蠶絲業的萎縮，就開始興 辦蠶業學校 ，開設「 蠶業指 導所」，建立「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力圖幫助傳統工業走出困境。正是這種身體力行的努力，讓人類學家看到了變遷的力量，社會變革在短時期內的陣痛，不會磨滅人們對未來的希望。 一個世紀過去了，百年恍如一個輪回，今日的中國又走在了經濟變革之際，資本的湧入比上個世紀來得更加洶涌，激起的驚濤駭浪也更加猛烈。在「少數人先富起來」之後，剩下的大部分並沒有迅速跟上，反而在前進的路程中，漸漸與領頭者拉開了越來越大的距離。人們沒有如期成為「共富者」，卻成了「工廠流水線」上他人富饒的提供者。那麼這究竟是一個文學家茅盾或夏衍眼中「異化」的世界，還是社會人類學家費孝通眼中變遷的陣痛？近年來多位關心當下，關心民生，富有良知的海內外作者，都把目光聚焦到了(中國)勞工身上。 我們無法繞開的自然是以《中國女工》、《失語者的呼聲》、《大工地》、《富士康輝煌背後的連環跳》聲名鵲起的潘毅教授。在工地上、工棚中，與女工共同生活的參與觀察，讓她面對種種糟糕的住房條件、苛刻的罰款條例、不靠譜的勞動保險、用工安全和勞動培訓的不足，工人們在城市高樓背景下的「消失」，以及項目投資方對男/女工人在薪酬、生活條件等方面的苛刻待遇，體現了學者的良知。 在《富士康輝煌背後的連環跳》一書中，她直視了這個全球化時代世界最大電子代工廠的繁榮之殤。泰勒制的發明者是為了提高生產銷率，但沒有想到一個代工企業能將這種「人的碎片化」發揮到極致，「用工、宿舍、生產」周而復始，流水線從生產車間延伸到了工人的日常生活。如果說福特製的發明體現了新教企業家人性的一面，那麼他的中國繼承人，卻完全將工人變成了機械的一部分，當人的主體性徹底被工具化取代，人們唯一有自主權的，或許就只有結束這一切的權力了。 潘毅並不是感受到發展之痛的唯一一人，《工廠女孩：巨變的中國，從鄉村到城市》(Factory Girl：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的作者張彤禾懷著和前者一樣的善良，記錄了尚未成年、便被資本的力量吸引到新興企業中來的年輕女孩。她們是中國1 .3億外出打工者之一，與十多個姑娘共同分享狹小的工廠宿舍；她們面對工廠的剝削，為城市創造驚人財富的同時，自己卻連這個棲身城市的全貌也沒有看過。同時，故鄉的家庭仍等待著她們源源不斷的匯款。 善良的觀察者為工人的不幸感到更大的不幸，然而，是包工頭、投資者，還是消費者，更應該背負這道義的原罪呢？或者是消費主義與資本主義？ 也許研究者們應該換個角度，跳出「發展受害者」的角色，看待這個全球化帶來的新問題。 牛津大學的社會學者項飆在《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和印度的技術勞工》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跨文化比較的視角，帶給我們南印度的技術白領。再一次，跨國資本主義將印度農民，變成了現代「碼工」，他們編寫的應用程序代碼被安裝到了中國流水線上生產的電子產品中了么？我們並不清楚。然而，我們知道他們的確是同一條資本流水線上的另一群技術工人———等著前往歐、美換來一份能帶來妻子和姊妹巨額嫁妝的工作。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藍佩嘉筆下的《跨國灰姑娘》身上，這群來自東南亞跨國勞工的「海外旅程可以說是一場『穿越國界的賭博』；為了滿足個人慾望、實現自我改造，她們面對的風險與機會一樣大。這些女人離鄉工作，不僅為了賺取金錢報酬，她們也想到海外探索自主空間、擺脫家庭束縛，以及尋求一張探訪全球現代性的門票。」 張彤禾的丈夫、在中國享有盛名的何偉在《尋路中國：從鄉村到工廠的自駕之旅》中，駕著租來的汽車，走在越來越平整的道路上。他在中國的十多年經歷中見證建築工地喧鬧聲的同時，也看到「過去的歲月使他們變得堅強———工人們足智多謀，目的明確，創業者們更是無所畏懼。」值得思考的是，他留給了我們一個「個體僅憑著意志力能走多遠的問題」？ 美國人類學家康拉德·科塔克用他對巴西漁村四十年的觀察寫成了《遠逝的天堂：一個巴西小社區的全球化》。這個南美洲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上世紀後半程率先走上了現代化之路與全球化之路，走在了中國的前列。曾經擺在巴西社會面前的問題，今天同樣擺在了追求現代化的中國人眼前。工業開發對農村土地的利用、工業進程與環境污染、農村勞動力如何通過工廠工作獲得教育機會，分享現代化的成果，一切都似曾相識。巴西曾經走過的發展之路，或許是科塔克從南半球為我們帶來的一塊「他山之石」。 今天的我們不必太早下結論，是茅盾還是費孝通更加正確，但相信理性主義的智慧和對這片土地的熱愛，終能幫助身處變遷之潮中的每一分子隨機應變(而非格格不入)，將自己與世界的潮流融為一體。 張經緯（人類學者，上海） 版次:GB18 版名:南方閱讀 南都推薦 稿源:南方都市報 2012-05-06 http://gcontent.oeeee.com/6/e0/6e007f295ed3142b/Blog/4c1/52ccfc.html
Ⅲ 人類學家項飆:如何理解當代生活的「內卷」概念
」更加出圈了，它本來是人類學家解釋為什麼一個社會或組織既無突變式發展，也無漸進式的增長，只是在一個簡單層次上自我重復的概念發明。現在則意味著「白熱化的競爭」，人們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拼盡全力，以使自己在社會上獲取少量競爭優勢，擠占他人的生存空間，同時造成精神內耗和浪費。人們可以在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識別出內卷，可以說是從幼兒園一路「卷」到職場、連婚戀也可以「卷到天上去」。
項飆 來源：騰訊視頻《十三邀》
澎湃新聞請到了人類學家項飆來談談內卷，今天的內卷和它在被發明之初的含義有什麼區別？我們又如何描述當代生活中的內卷？
人類學家項飆非常擅長使用比喻和日常觀察來深化和細化我們對於概念的理解。他把內卷描述為一種「不斷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環」，他更是站在人類學視野下競爭的大框架內理解「內卷」，指出內卷現象是人類社會的例外現象，它的背後是高度一體化的缺乏退出機制的競爭。
今天的內卷是一個陀螺式的死循環
澎湃新聞：內卷最開始就是人類學家用的術語，就是格爾茨先在他的研究里用到，然後杜贊奇也有個術語叫政權內卷化。 所以我覺得我們請一位人類學家來談內卷來澄清這個概念，是非常合適的。內卷的英文是involution，我查到一個自然科學家的科普，說內卷這個詞源是描述貝殼，有一種貝殼的尖尖是會伸出來的，而內卷的貝殼，它不是往外長的，它是在內部越來越卷，有很多的構造，但是你從外觀上完全看不出來這些彎彎繞繞的構造。
項飆：內卷這個概念最早是格爾茨通過對爪哇島的農業經濟的總結裡面提出來。他要解釋的是為什麼農耕社會長期沒有大的突破。農耕經濟是越來越精細化的，在每個（土地）單位上投入的人力越來越多，我們可能會想像說投入的人力越多，你的產出也會是高的，可實際上這一點的提高，因為人力多投入而增加的產出，就也只夠人力本身的消費了，就是說你多了一張嘴就被這張嘴消費了，如此而已。所以就造成了一種平衡狀態，多少年一直如此。
為什麼叫內卷？是說你在耕作的時候，大家對每一個細節都越來越關注，可是到最後產出跟你投入是沒有關系的，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