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創新驅動發展 科技成果轉化有多種方式
創新是推動一個國家和民族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動整個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面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重大機遇和挑戰,面對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趨勢變化和特點,面對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任務和要求,必須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現提出如下意見。 一、總體思路和主要目標 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就是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破除一切制約創新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和創造潛能,提升勞動、信息、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效率和效益,強化科技同經濟對接、創新成果同產業對接、創新項目同現實生產力對接、研發人員創新勞動同其利益收入對接,增強科技進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度,營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 ——堅持需求導向。緊扣經濟社會發展重大需求,著力打通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通道,著力破除科學家、科技人員、企業家、創業者創新的障礙,著力解決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的制約,讓創新真正落實到創造新的增長點上,把創新成果變成實實在在的產業活動。 ——堅持人才為先。要把人才作為創新的第一資源,更加註重培養、用好、吸引各類人才,促進人才合理流動、優化配置,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更加註重強化激勵機制,給予科技人員更多的利益回報和精神鼓勵;更加註重發揮企業家和技術技能人才隊伍創新作用,充分激發全社會的創新活力。 ——堅持遵循規律。根據科學技術活動特點,把握好科學研究的探索發現規律,為科學家潛心研究、發明創造、技術突破創造良好條件和寬松環境;把握好技術創新的市場規律,讓市場成為優化配置創新資源的主要手段,讓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力量,讓知識產權制度成為激勵創新的基本保障;大力營造勇於探索、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文化和社會氛圍。 ——堅持全面創新。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統籌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領域改革,統籌推進科技、管理、品牌、組織、商業模式創新,統籌推進軍民融合創新,統籌推進引進來與走出去合作創新,實現科技創新、制度創新、開放創新的有機統一和協同發展。 到2020年,基本形成適應創新驅動發展要求的制度環境和政策法律體系,為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提供有力保障。人才、資本、技術、知識自由流動,企業、科研院所、高等學校協同創新,創新活力競相迸發,創新成果得到充分保護,創新價值得到更大體現,創新資源配置效率大幅提高,創新人才合理分享創新收益,使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真正落地,進而打造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創業的新引擎,構築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新優勢,推動形成可持續發展的新格局,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二、營造激勵創新的公平競爭環境 發揮市場競爭激勵創新的根本性作用,營造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環境,強化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對創新的引導,促進優勝劣汰,增強市場主體創新動力。 (一)實行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完善知識產權保護相關法律,研究降低侵權行為追究刑事責任門檻,調整損害賠償標准,探索實施懲罰性賠償制度。完善權利人維權機制,合理劃分權利人舉證責任。 完善商業秘密保護法律制度,明確商業秘密和侵權行為界定,研究制定相應保護措施,探索建立訴前保護制度。研究商業模式等新形態創新成果的知識產權保護辦法。 完善知識產權審判工作機制,推進知識產權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三審合一」,積極發揮知識產權法院的作用,探索跨地區知識產權案件異地審理機制,打破對侵權行為的地方保護。 健全知識產權侵權查處機制,強化行政執法與司法銜接,加強知識產權綜合行政執法,健全知識產權維權援助體系,將侵權行為信息納入社會信用記錄。 (二)打破制約創新的行業壟斷和市場分割 加快推進壟斷性行業改革,放開自然壟斷行業競爭性業務,建立鼓勵創新的統一透明、有序規范的市場環境。 切實加強反壟斷執法,及時發現和制止壟斷協議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等壟斷行為,為中小企業創新發展拓寬空間。 打破地方保護,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的規定和做法,糾正地方政府不當補貼或利用行政權力限制、排除競爭的行為,探索實施公平競爭審查制度。 (三)改進新技術新產品新商業模式的准入管理 改革產業准入制度,制定和實施產業准入負面清單,對未納入負面清單管理的行業、領域、業務等,各類市場主體皆可依法平等進入。 破除限制新技術新產品新商業模式發展的不合理准入障礙。對葯品、醫療器械等創新產品建立便捷高效的監管模式,深化審評審批制度改革,多種渠道增加審評資源,優化流程,縮短周期,支持委託生產等新的組織模式發展。對新能源汽車、風電、光伏等領域實行有針對性的准入政策。 改進互聯網、金融、環保、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等領域的監管,支持和鼓勵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發展。 (四)健全產業技術政策和管理制度 改革產業監管制度,將前置審批為主轉變為依法加強事中事後監管為主,形成有利於轉型升級、鼓勵創新的產業政策導向。 強化產業技術政策的引導和監督作用,明確並逐步提高生產環節和市場准入的環境、節能、節地、節水、節材、質量和安全指標及相關標准,形成統一權威、公開透明的市場准入標准體系。健全技術標准體系,強化強制性標準的制定和實施。 加強產業技術政策、標准執行的過程監管。強化環保、質檢、工商、安全監管等部門的行政執法聯動機制。 (五)形成要素價格倒逼創新機制 運用主要由市場決定要素價格的機制,促使企業從依靠過度消耗資源能源、低性能低成本競爭,向依靠創新、實施差別化競爭轉變。 加快推進資源稅改革,逐步將資源稅擴展到佔用各種自然生態空間,推進環境保護費改稅。完善市場化的工業用地價格形成機制。健全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實現勞動力成本變化與經濟提質增效相適應。 三、建立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制 發揮市場對技術研發方向、路線選擇和各類創新資源配置的導向作用,調整創新決策和組織模式,強化普惠性政策支持,促進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和成果轉化的主體。 (六)擴大企業在國家創新決策中話語權 建立高層次、常態化的企業技術創新對話、咨詢制度,發揮企業和企業家在國家創新決策中的重要作用。吸收更多企業參與研究制定國家技術創新規劃、計劃、政策和標准,相關專家咨詢組中產業專家和企業家應占較大比例。 國家科技規劃要聚焦戰略需求,重點部署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關鍵領域研究,競爭類產業技術創新的研發方向、技術路線和要素配置模式由企業依據市場需求自主決策。 (七)完善企業為主體的產業技術創新機制 市場導向明確的科技項目由企業牽頭、政府引導、聯合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實施。鼓勵構建以企業為主導、產學研合作的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 更多運用財政後補助、間接投入等方式,支持企業自主決策、先行投入,開展重大產業關鍵共性技術、裝備和標準的研發攻關。 開展龍頭企業創新轉型試點,探索政府支持企業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的新機制。 完善中小企業創新服務體系,加快推進創業孵化、知識產權服務、第三方檢驗檢測認證等機構的專業化、市場化改革,壯大技術交易市場。 優化國家實驗室、重點實驗室、工程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布局,按功能定位分類整合,構建開放共享互動的創新網路,建立向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有效開放的機制。探索在戰略性領域採取企業主導、院校協作、多元投資、軍民融合、成果分享的新模式,整合形成若干產業創新中心。加大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大型科研儀器和專利基礎信息資源等向社會開放力度。 (八)提高普惠性財稅政策支持力度 堅持結構性減稅方向,逐步將國家對企業技術創新的投入方式轉變為以普惠性財稅政策為主。 統籌研究企業所得稅加計扣除政策,完善企業研發費用計核方法,調整目錄管理方式,擴大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優惠政策適用范圍。完善高新技術企業認定辦法,重點鼓勵中小企業加大研發力度。
『貳』 我國科技成果轉化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通過多種途徑轉化科技成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總體情況並不樂觀,依然存在成果轉化率低、中試環節薄弱、風險投資機構不完善等問題。
(一)科技成果多,但成果轉化率偏低
科技成果轉化率是反映科技成果轉化的最直接的綜合性指標。但目前該指標缺乏一致的統計口徑和明確的計算方法。在反映科技成果轉化的指標中,存在著科技成果應用率、推廣率、轉化率等多種概念,不僅名稱多樣,而且統計方法不盡一致。目前相對一致的觀點是: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遠低於發達國家水平。據統計,我國目前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超過4萬項,但科技成果轉化率約為25%,真正實現產業化的不足5%,與發達國家平均80%轉化率的差距甚遠(王順兵,2011)。全國平均水平專利實施率僅為30%,高等院校中七成以上的專利,包括許多原創型的新技術、新材料、新產品、新工藝,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實施(王順兵,2011)。
從近年來公開發布的科技統計數據看,2004年以來,我國專利申請數量和技術市場成交額呈現持續增長的態勢,技術市場成交合同數則表現出波動特徵,變化不明顯。通過對比國內外技術合同成交額,發現國內技術合同平均交易額仍遠低於國外引進技術合同的平均交易額,進一步證實了科技成果轉化率低、轉化速度慢的現實。然而,國內科技成果轉化程度不高造成的危害是花費高昂的代價。國家花費大量經費支持的研發,成果並未得到充分應用,而是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不但造成投資-收益嚴重偏低的局面,也不利於國內企業的自主創新和本國核心技術研發,限制了國內相關技術的研發、推廣和應用。另外,還往往由於引進技術不適應國情等原因,使引進的技術無法發揮有效作用,造成盲目引進技術、浪費國家財力的結果。
(二)中試環節薄弱
科技成果是人們通過對客觀世界改造而獲得的具有理論、實用價值的創造性勞動成果,但從根本上來講仍是知識形態表現的生產力,需要通過中試進行篩選、驗證、改進、完善實驗室成果或理論成果,消除各種不確定性才能解決知識形態的隱性生產力與產業化的現實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圖4-5)。另外,在科技成果尤其是高新技術實現轉化的過程中,具有很大的技術風險、市場風險、資金風險,需要中試環節的放大、檢驗、試制、試銷,解決在成果研發階段考慮不到或不全的問題,為實現產業化鋪平道路。可以說,成果由試驗室進入中試放大試驗是高新技術成果轉化為商品的關鍵環節。然而,目前我國科技成果的中試環節缺失,全國每年列入中試的重大成果不到全年重大成果的5%,科研單位和企業也因為中試放大的風險性而不願意承擔中試工作。研究者以完成科研成果為目標,忽略了對原始科技成果的二次開發;企業則希望拿到成熟的技術投入生產,或片面追求經濟利益,將實驗室成果直接進入工廠生產,使很多沒有想到的問題在工廠開工中暴露,最終導致成果轉化以失敗告終。
(三)風險投資機構不完善
風險投資來源於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成為解決科技成果產業化資金短缺的最關鍵、最有效的手段。我國雖然早在80年代中期就開始發展風險投資,如1985年9月,國務院正式批准了我國第一家專營風險投資業務的金融機構: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1992年深圳風險投資基金成立,然而我國風險投資發展總體來說還是在起步階段,風險投資機制尚未完全建立與完善,資本市場發育不全,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甚至還比不上周邊的一些國家,風險投資在科技成果轉化中所起的作用並不明顯(萬金榮,2006)。綜合考察目前我國已轉化的科技成果中,靠風險投資的不足5%。可以說,風險投資已成為嚴重製約我國高新技術成果產業化的因素。此外,由於風險投資意識薄弱,缺乏風險防範機制,不少企業蒙受重大損失,導致部分企業傾向於短平快的項目開發,重大高新技術成果極少有人問津;對一些轉化周期長,技術風險和市場風險大的項目,銀行的積極性也不高。因為傳統的商業銀行運行的基本原則是經營的安全性,而科技成果產業化最突出的三個特點就是高投入、高風險、高效益,由於資金的投入在科技成果產業化過程中,特別是在中試階段,需求量很大,傳統的商業銀行遠遠不能滿足科技成果產業化對資金的需求。金融機構貸款對科技活動支持作用與國外相比相距甚遠。民間資本由於沒有好的回報機制,投入科技成果轉化的資金很少。總體上看,風險投資機構不健全,運行機制不完善,運行環境不完備,成為我國風險投資資金匱乏、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
圖4-5 中試環節示意圖
『叄』 科技成果轉化主要有哪些方式
改革開放以來,通過科技人員、管理工作者和企業家的大量探索、試驗,科技成果轉化已經逐他形成了「政府計劃推動和技術市場擴散」相結合的兩條腿走路的雙重模式。政府計劃推動主要體現在由政府組織實施的各種國家級、省級科技開發與成果商品化及推廣計劃,其中大部分也是指導性計劃。市場擴散主要是根據市場的需求,在產、學、研之間進行,形式有:自主開發、技術轉化、聯合開發以及組成科技經濟聯合體等。隨著市場體制的發展和完善,成果轉化的市場擴散作用將越來越大,形式也會更加多樣化,效果會更加顯著。『肆』 如何完善成果轉化激勵政策
《實施意見》提出「健全完善技術入股、股權期權激勵、分紅獎勵等激勵政策,允許高校、科研院所和國有企業的科研人員、高技能人才參與技術入股」。這是對去年省委、省政府《關於建立集聚人才體制機制激勵人才創新創業若干政策的意見》有關激勵政策的進一步深化和拓展。周昊表示,正在重新制定的《黑龍江省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條例》,將運用國家實行科技成果管理改革試點的成功經驗,全面改革科技成果轉化收益管理,調動單位實施科技成果轉化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比如:利用財政資金設立的研究開發機構、高等院校和國有企業轉化科技成果所獲得的收入全部留歸本單位,在對完成、轉化職務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貢獻的人員給予獎勵和報酬後,主要用於科學技術研究開發與成果轉化等相關工作。職務科技成果轉化後,由科技成果完成單位對完成、轉化該項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貢獻的人員給予獎勵和報酬。科技成果完成單位可規定或與科技人員約定獎勵和報酬的方式、數額和時限。周昊說,一方面,對科技成果轉化收入的用途作了規定,另一方面,兼顧單位的自主性,促使單位合理利用留歸本單位的轉化收入,服務於科研開發及成果轉化工作。
周昊說,關於高校、科研院所領導人員科技成果轉化取酬,將體現市場經濟條件下「約定優先」的原則,維護單位和科技人員雙方在科技成果轉化活動中的合法權益。比如,利用財政資金設立的研究開發機構、高等院校等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事業單位的正職領導是科技成果的主要完成人或對科技成果轉化做出重要貢獻的,可獲得現金獎勵;以科研工作為主的副職可以獲得現金獎勵或股權激勵;其他以科研工作為主的管理人員,按照幹部管理許可權審批後,可在科技成果轉化企業兼職,獲得一定的現金獎勵或股權激勵。
《實施意見》明確「繼續深化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分配改革,實行職務科技成果權屬混合所有制,職務成果知識產權由所在單位和發明人共有」。周昊認為,「職務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核心內容是職務科技成果知識產權由職務發明人和單位共同所有。具體實現路徑有兩個:既有職務科技成果知識產權的分割確權以及新知識產權的共同申請。周昊說,根據國家及我省有關政策,我省應大力發展多種所有制形式科技成果轉化實體。省政府計劃要調整現有行業和地方的科研機構,充實企業研發力量,要與駐省央企、中直研究開發機構探索二級、三級單位的多元股權合作機制。深化以生產經營活動為主的研究開發機構市場化改革,做好研究開發機構與資本市場有效對接,鼓勵實行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試點,鼓勵並支持研究開發機構、高等院校將現有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重點(工程)實驗室與科技成果轉化相關的儀器設備等固定資產,以及科技成果等無形資產的所有權或使用權入股組建科技成果轉化實體。
《實施意見》提出,到2020年,依託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型企業建設15個省級中試中心,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所謂中試,就是將科研成果先小規模的進行實驗性生產,成熟以後再到工廠生產線實現大規模生產。任何一項科研成果的轉化,中試是必經階段。時澤遠說,要注重做好「抓兩頭帶中間」。抓兩頭:就是一頭抓成果研發培育,另一頭抓成果產業化,在這兩個方面我省一直支持力度較大。帶中間:即是抓中試中心建設,這方面的支持還要加大力度。所以,為進一步提升我省的自主創新能力,要加快科技成果的培育、轉化和產業化,將依託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企業院士工作站等科技創新平台,建設省級中試中心。具體將通過有效整合相關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才和儀器設備的科技資源,建設省重點實驗室,以聚集和培養優秀科技人才、開展高水平學術交流、利用先進的科研裝備,突破重大科技關鍵技術瓶頸。將依託科技型企業建設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承接和熟化大學和院所的科技成果,對科研成果進行系統化、配套化和工程化研究開發,為企業規模生產提供成熟配套的技術工藝、技術裝備和技術標准,不斷推出技術含量高、經濟效益好的系列新產品,實現科技成果落地轉化和產業化。將以企業創新需求為導向,以院士及其團隊為核心,包括院士助手和學生,聯合搭建進行科學技術研究和科技成果轉化的高層次科技創新平台,研究行業和企業發展中的重大關鍵性和共性技術問題,為產業整體技術的提升和科技成果產業化提供技術支持和服務。
『伍』 科技成果轉化模式
縱觀發達國家的科技成果轉化,各國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選擇了不同的模式。美國主要通過管理創新和建立風險投資機制的途徑來推動科技成果轉化。風險投資強調的是整體投資回報率,藉助於風險投資方高水平的專家,能夠較為准確地判斷實驗室項目的未來前景。因此,建立風險投資機制是美國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途徑。德國通過建立「科研創新體系」來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科研創新體系」很好地實現了政府、企業和科研人員的統一。科研人員出成果,企業出資本,國家出政策,並且負責在企業界和科技界之間進行溝通。它不僅包括科研開發工作,而且包括科研成果轉化為市場產品的增值過程、科技成果及科技知識的傳播和人才資源的培育培訓。英國模式與德國模式有些類似,主要是通過加強高校與企業界的合作來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日本通過改革研究開發體制及研究開發戰略來實現科技成果轉化。法國通過改革法律、機制、稅收來鼓勵科技成果轉化(唐宏力等,2003)。無論採取何種模式,國外的科技成果轉化大多以企業作為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載體,通過信息平台與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依託「官產學研」聯合形成科技成果轉化的產業鏈條。
我國由於國情因素,科技成果轉化起步晚,起點低。但改革開放以後,國家在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方面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制定了一系列發展計劃,如:星火計劃、火炬計劃、國家重點新產品計劃等,建立服務功能社會化和網路化的技術創新服務中心和生產力促進中心,許多高校和企業也已經意識到科技成果的潛在市場價值,開始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的聯動合作,選擇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模式。可以說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呈現出了百花齊放的發展態勢。
『陸』 「三權下放」讓成果轉化有多快
「三權下放」讓成果轉化有多快?
將科技成果的使用權、處置權、收益權由國家下放到科研院所和高校等事業單位,以推動科技成果轉化速度和成效。去年9月,財政部會同科技部、國家知識產權局印發了《關於開展深化中央級事業單位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試點的通知》。同年11月,20家中央級事業單位正式啟動了試點。
這一被稱為「三權改革」的科技成果轉化新政施行1年來究竟效果如何?又有哪些難點還需進一步破解?在日前舉行的由上海市科協主辦、上海市電子學會和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中科院上海葯物所共同承辦「科技成果三權改革」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就此進行了一番熱議。
釋放驚人創新活力
「試點單位和科研人員對『三權下放』的期待非常高,積極性也很高。」 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曉軒說。作為該項政策的評估專家,李曉軒對試點一年的「三權下放」有一個全面的認識。他在走訪相關試點單位時發現,不僅是不少科學家們都在討論新的政策,還有一些高校教師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員也開始准備帶著成果去創辦公司,「原來大家都還有一些後顧之憂,現在膽子大了。」
伴隨科研人員積極性大增的是試點單位對科技成果轉化管理機制體制流程的優化。李曉軒說,在尋求具體操作方法與政策之間的配套方面,各家單位都下了很多功夫。「『三權下放』之前,成果轉化採用多種方式規避上報國家的流程,造成了很多灰色地帶,這次下放可謂『開前門、堵後門』,把灰色東西變白了,將其納入制度化、規范化軌道。」
按照李曉軒的說法,「三權下放」後,轉化的科技成果如同雨後春筍一般冒出來了。中科院上海葯物所合作與成果轉化處處長關樹宏列舉的一組數據成為最好的證明:該所在2010年到2014年的5年中,一共完成了15個項目的轉化或專利轉讓,總合同額約8億元;而在2015年1月改革試點以來的半年多里,已經有11個項目實現轉化或專利轉讓,總合同額超過4.6億元,另有5個項目正在履行轉化的程序,其中2個項目合同總額達2.3億元,使得總合同額已經接近7億元。
中科院上海葯物所科技成果轉化在改革的半年裡的成果直逼5年總和。即使考慮到上海創建科創中心和相關22條出台所帶來的影響,依然能從一個側面清晰地展現出「三權下放」在科技單位所釋放出的令人驚嘆的創新活力。
還有難題需破解
「三權下放」能否根治我國科技成果轉化難的頑疾?似乎還不夠。李曉軒坦言,在試點中,也發現了這一政策難以解決的轉化難題。「首先是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考核壓力,所有權沒有下放,科技成果依然屬於國有資產,需要保值增值的考核,這與成果轉化的高風險性相違背,不利於釋放積極性。」他說,「還有,作為領導幹部的科研人員兼職獲取報酬或股份,以及是否鼓勵單位辦企業等問題上,現有政策規定都與成果轉化有所沖突。」
另一個不合理的是成果轉移轉化稅收問題。「我們有的團隊拿著個人的資產出資。剛剛出完資,還什麼收益都沒有,因為項目作價400萬元就需要交20%即80萬元的稅。這個對科研人員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的積極性打擊很大。」中科院微電子所院地合作與產業化處負責人介紹說。
李曉軒表示,成果轉化相關權利從完全國有到部分下放單位,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到今天已經算是很大的跨度了。而造成難題的原因之一在於我國成果轉化的所有權還沒有下放,「單位是國有的,科技成果所有權也在國家手上,即使科技成果完成轉化,科研人員依然會發現自己是打工的,而不是老闆。」 李曉軒說,「可以採用分類管理的辦法加以解決:把無形知識產權從傳統國有資產中分離出來,在管理上加以差別對待。」
『柒』 企業如何做好科技成果轉化
回顧十幾年來我國科技改革,在科技與經濟的關繫上,總的情況是科學技術回面向經濟建設的局面已經基本形答成,而經濟建設依靠科學技術的機制還沒有建立。我國經濟現在正處於轉軌時期,有利於科技成果順利轉化的體制與機制的建立與完善,還需要一定時間,與之相關的問題很多,短時間內也不可能都解決。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一方面要繼續深化科技體制的改革;另一方面,可以從一兩個重要問題的解決著手,帶動其他問題的解決。目前,政府可以通過加強以科技需求為導向的行為,促進經濟建設依靠科技進步機制的形成和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的建立。
具體措施,如:
1、制定大型政策購買計劃,類似於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西歐的「尤里卡計劃」,主要依靠國內科技力量和企業單位完成,以科技需求引導科技供給。
2、政府購買業務和各種旨在激勵科技進步的政策,要與企業、科研單位近幾年的科技行為掛鉤,尤其是將科技投入行為作為企業享受各種優惠政策的一個重要指標,從而刺激整個經濟界對科技的需要,促使企業自主地提高科技投入,重視科技進步,改善經營者短期行為。
『捌』 科技成果轉化是什麼意思
科研成果轉化是指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已轉化成成品、樣機、技術得到全面推廣應用等,證明一般是如轉化為新產品,可以用該產品新產品證書、生產批文(葯類的)、銷售合同、訂單、銷售發票等一種或多種材料證明;若轉化為新設備,則用該設備說明書、設備備案文件、發票等證明;轉換為新技術,一般是要多個使用單位的推廣應用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