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成果

⑴ 布羅卡的人類學成就

布羅卡的名字也與現代人類學的發現緊密聯系著。他的研究涉及頭骨，為此，他發展了研究的技巧和方法，也研究了大腦比較形態學，以及大腦和頭骨的拓撲學。
布羅卡酷嗜人類學，創建了人類學會、人類學刊物，還創辦了人類學學校。這並不奇怪，因為當時人類學家所做的許多工作都涉及測量頭顱（頭蓋測定學）並且信奉雷濟厄斯根據這種測定以區分人種的方法。
布羅卡對頭顱的知識比當時其他任何人都多，他把他的知識實際應用到人類學上，設計出頭蓋測定的新工具。
同時在1856年，在尼安德特（位於聯邦德國萊茵蘭的迪塞爾多夫附近的一個山谷）出土了一個古代頭蓋骨，這顯然是人類的頭顱，但是比較原始，與現代人的頭顱相比更為象猿。從其所在的地層判斷，肯定是相當古老的，於是立即引起了一場爭論。這是否一個極原始的人類，後來進化成現代人了呢？赫胥黎認為是這樣；或者，這是否不過是古時候一個普通野蠻人，有先天的頭骨畸形或是患有一種骨病呢？魏爾嘯持有這種意見，他是個業餘人類學者。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發表後使爭論更為激烈，因為，如果這頭顱確是屬於原始的「前人」進化的觀念就在其最關鍵的一點上，就是人類能夠進化這一點上得到有力支持。這樣就不僅有布歇·德·彼爾特的古代工具，而且有了製造它們的古代人，甚至還不能說是完全的人，而是一種在發展的較早階段的人。
布羅卡，這位最傑出的法國科學家，成為達爾文的早期支持者，他堅決認為這個頭顱實際說明有一種原始的尼安德特人，並終於獲得勝利。然而這一爭論直到一代之後，杜布瓦在瓜哇發現比尼安德特人更為原始的類似於人骨骼殘骸，才完全停息。

⑵ 馬爾薩斯的貢獻或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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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科學界成就大小排名

人類自古就喜歡搞排行榜，什麼「水泊梁山108將」、「金陵十二釵」之類的，至於「封神榜」、「詩壇點將錄」說到底也是排行榜。如今，科學界也來湊這個熱鬧了。近日，美國的一位科學作家搞出來一個「200年來科學家大排行」。讓很多人大跌眼鏡的是，人氣超高的達爾文在榜上居然僅居次席。
方法 文獻檢索呈現影響力
給科學家「排座次」的是當紅網路專欄作家約翰·伯漢農（John Bohannon），他的專欄「崗佐科學家」（Gonzo Scientist）受到眾多科學人士的追捧。「崗佐」是製作《青之六號》等經典動畫片的日本動畫工作室。這個伯漢農也是一個兼具科學控和藝術控的極客，專門研究當科學家搞藝術，或者藝術家搞科學會生出什麼「孽種」來。他搞的上一個項目是發動博士們用舞蹈的形式講述自己的理論，引起了不小的反響，最近他又搞了一個雄心勃勃的項目：在一個「科學家名人堂」里給200年來的科學人物排座次。相關榜單最終發布在《科學》（Science）雜志網站上。
伯漢農說，和一般的「名人堂」不同，這個排名並不是以一小群專家的主觀評價為依據的。他使用了「文獻計數」（literal measure）的「客觀」標准，具體方法是統計某位科學家的名字在200年以來的所有書籍中出現的次數。伯漢農在解釋這種方法的時候頗理直氣壯：衡量科學家的科學影響力需要看同行引用他們名字的多少，而從更大的范圍看，科學家的社會影響力就是他們的名字在各種書籍中出現的次數。這些書籍大多不是純科學的，而名字在其他領域書籍出現的次數不正說明科學家的「文化影響力」嗎？
伯漢農使用的軟體是米切爾（Jean-Baptiste）等人開發的，這個成果剛剛在去年12月在《科學》雜志上發布。米切爾等人把谷歌英文圖書的1500萬本書的數十億個字做成了一個資料庫以供檢索研究。1500萬本書占所有已出版英文圖書的12%，米切爾等人又把這1500萬本書做成的資料庫精選1/3放到網上，供所有人使用，這個資料庫的名字叫「Google文集」（Books corpus）。伯漢農正是使用了這個資料庫做了「科學家名人堂」。
單位 「毫達爾文」
那麼，誰是最有影響力的科學家呢？一般人第一個想起的是牛頓。不過，這里編訂的是近200年來科學家的排名，牛頓在近300年前就死了，顯然上不了這個排行榜。第二個被想到的應該就是達爾文了。確實，達爾文在「名人堂」里占據了一個顯赫的位置，在谷歌文集里從1839年（達爾文30歲時）到2000年的圖書文本中搜索達爾文的名字，可以在69048本書中看到128429個結果，也就是說，有2%的英文圖書里提到了達爾文。
再考慮到達爾文在科學領域中的成就與重要性，伯漢農決定把「達爾文」當一個單位使用來衡量科學家的影響力。他把達爾文的名字從1839年到2000年平均每年出現的次數設為一個「達爾文」。但是對於很多其他科學家來說，一年真的被引用不了幾次，「達爾文」這個單位對他們來說太大，於是他重新選擇「達爾文」這個單位的千分之一作為單位，這個單位叫「毫達爾文」，簡稱（mD）。
這里就出現了一個有趣的問題，達爾文自己的影響力有多少mD呢？答案是1000mD，也就是「1達爾文」———你答對了嗎？
那麼，達爾文的社會影響力一定是科學界第一嗎？答案讓人大跌眼鏡，他只能排第二。排名第一的是伯特蘭·羅素，他的影響力高達1500mD。
雖然出乎意料，但仔細想想羅素老師確實有這個實力。羅素是20世紀最傑出的數學家之一。他同懷特海合寫的《數學原理》用數學的方法來定義邏輯，在邏輯學和數學的發展史上都是劃時代的。他提出的最有名的理論是所謂「羅素悖論」。
羅素還是一個傑出的哲學家，可以說是古典認識論的集大成之人物，他對「人的認識」和「自然實體」關系的辯證看法對20世紀以來的科學研究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羅素還是20世紀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反對殖民主義，反對一戰，反對納粹，同情共產主義，同時對斯大林持批判態度。他還曾經訪問過中國……總之，羅素是一個特別能折騰的人物。相比起來，達爾文是個很低調的人，敗給羅素也並不冤枉。
排名 跌眼鏡和生面孔
排在第三的又是大熟臉———愛因思坦，影響力達到878mD。排在第四的又讓人跌了一次眼鏡———劉易斯·卡羅爾。卡羅爾曾長期在享有盛名的牛津大學任基督堂學院數學講師，發表了好幾本數學著作，專業領域主要是幾何學、線性代數和數學邏輯。卡羅爾死抱古典數學，反對「四元數」（Quaternions）、「連續性原理」等新的數學理論，可以說是數學上的反動分子，對科學本身沒有什麼貢獻，但憑借《愛麗絲漫遊奇境記》贏得了驚人的文化影響力，他的影響力達到479mD。
排在第五的是一個很生的面孔———克勞德·伯爾納（Claude Bernard）。伯爾納是19世紀法國偉大的生理學家和哲人。伯爾納曾自學寫劇本，後經一位批評家建議，放棄文藝而進入巴黎醫學校習醫，養成了勤於動手，勤於思考的作風。後世生理學家公認，在胰腺的消化功能、肝臟的糖原生成功能、血管運動機制、箭毒和一氧化碳等毒物的作用機制等方面的研究是與伯爾納的名字分不開的。他在晚年提出了「身體內所有的活命機制的目的是保持內環境恆定」的理論。伯爾納於1878年逝世，法國為他舉行了國葬。伯爾納的影響力達到429mD。
排在第六位的更是生面孔：奧利弗·洛奇（Oliver Lodge）。他是英國物理學家，對發明無線電話起到了關鍵作用，影響力達到394mD。排在第七至第十位的分別是：生物學家赫胥黎（Julian Huxley）；統計學之父卡爾·皮爾生（Karl Pearson）、量子力學的創始人之一玻爾（Niels Bohr）、電話的發明人貝爾。
排在後面的科學人物都是無名之輩嗎？非也！諾貝爾和霍金分別排在第57和58位，可見這個排行榜競爭之激烈。
在現在還活著的科學人物中，排名最高的是美國生物學家，環保鬥士康芒納（Barry Commoner）。1917年出生的康芒納排名第39位，影響力109mD。華人方面，物理學家楊振寧排名第486，影響力11mD，另一位華裔物理學家李政道排名第583，影響力9mD；中國台灣生物學家吳成文排名第610，影響力9mD（四捨五入結果9mD，但原始數字不同，所以排名有先後）；中國物理學家周光召排名第1969，影響力2mD；中國物理學家錢三強排名2287，影響力2mD；中國物理學家謝希德排名第2412,影響力2mD。

⑷ 陳景潤在哪個領域取得了顯著成果

陳景潤是我國現代著名數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在解析數論方面成果顯著，在對世界著名的數學難題——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陳景潤1935年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閩侯鎮的一個郵電職員家庭。家中子女多，經濟條件不好。小時候的陳景潤長得十分弱小，性格十分內向，顯得很不合群，因此遭到小夥伴們的嘲笑辱罵，甚至挨打。但他對數學卻有著濃厚的興趣，一進人數學的王國，就什麼都不顧了。

後來，陳景潤進入了福州市的英華中學學習。有一天，老師給同學們講述了數論中的一道著名難題：1742年，德國數學家哥德巴赫發現，任意一個偶數都可以表示為兩個素數的和。他對許多偶數進行了檢驗，結果都是正確的。但他無法對此給出證明，因此只能稱之為猜想。他寫信給當時有名的大數學家歐拉，請他幫助證明，但歐拉一直到逝世，也沒有交給哥德巴赫想要的證明。二百多年來，許多數學家都試圖證明它，但都沒有成功。老師的話一說完，同學們便議論紛紛起來。老師接著說：「數論是數學的皇冠，而哥德巴赫猜想則是皇冠上的明珠，你們應該從小樹立遠大的理想，學好數學，長大以後去摘取數學皇冠上的明珠。」教室里立刻鴉雀無聲，同學們陷入了沉思，彷彿在思考著什麼。陳景潤也低頭陷入了沉思，這一切對他來說太神秘、太具有吸引力了。他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努力學習，長大以後去摘取這顆明珠。

此後，陳景潤更加努力地學習數學。他不僅努力完成數學老師留出的數學題，還自學大量的數學書籍。有一次，數學老師布置了33道題，讓同學們選做10道。可陳景潤不僅做完了33道題，而且每道題都給出了多種解答方法。他的數學成績在班上一直保持在第一名。

到了高二時，因為家裡太窮，陳景潤被迫輟學。可令人驚奇的是，到了1950年，他竟以「同等學歷」的資格考上了廈門大學。四年的大學數學系課程，陳景潤只用三年就學完了。1953年，陳景潤以高材生的身份提前畢業，並優先分配到北京某中學當教師。

可是，陳景潤內向的性格根本就不適合當教師。他失敗了，只得離開中學，來到福州的街口擺書攤度日。但他又是十分幸運的。廈門大學校長王亞南知道他的情況後，立即讓陳景潤回到廈門大學當了一名圖書管理員。這樣他就可以專心研究數學了。

來到廈門大學圖書館後，陳景潤如魚得水地在浩瀚的數學海洋中遨遊。他認真研讀了著名數學家華羅庚的《堆壘素數論》和《數論導引》，對於書中的每一個問題都進行仔細推敲，他發現，華羅庚的書中竟然存在一些細微的錯誤。於是他鼓起勇氣，寫了一封信給華羅庚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華羅庚收到陳景潤的信後，對他的觀點和才華極為欣賞。華羅庚肯定了陳景潤的觀點，並熱情邀請他參加1956年的全國第一次數學研討會，並在會上宣讀了他的論文。會後，華羅庚又將他調到北京的中科院數學研究所工作。

少年時代的夢想陳景潤一直沒有忘記，他下定決心，一定要努力去摘取那顆明珠。在調到中科院數學研究所以後，他更加努力地工作。為了跟蹤世界最新數學研究成果，他以驚人的速度在幾年之內學會了俄、英、德、法四門語言。在向哥德巴赫猜想進軍的過程中，他廢寢忘食，潛心思考，進行了難以想像的大量計算，甚至被別人看成是「獃子」。有一次，他一邊走路一邊思考，竟撞在一棵大樹上，還趕快向「對方」道歉。還有一次，他患肺結核住院，沒有痊癒就從醫院偷偷地跑了出來——他實在不能再呆下去了，不看數學書，不做數學題，簡直是要了他的命。

二百多年來，無數的數學家曾向哥德巴赫猜想發起沖鋒，直到1948年，匈牙利數學家恩易才有了較大的突破，他證明了每個大偶數都是一個素數和一個「素因子都不超過6個的」數之和即(1+6)。1962年，我國數學家潘承桐證明了(1+5)。同年，王元、潘承桐又證明了(1+4)。到1965年，布赫斯塔勃等三位外國數學家證明了(1+3)。

1966年，經過近十年艱苦的努力，陳景潤在中國科學院的《科學通報》第17期上宣布他已把哥德巴赫猜想的證明推進到了(1+2)!外國科學家證明(1+3)用的是先進的計算機，而陳景潤用的是筆和紙!

「文革」期間，陳景潤未能倖免，受到了造反派的批判，被稱為「吸血蟲、偽科學」。然而他克服重重困難，繼續進行研究。1973年，陳景潤找到了簡潔地證明哥德巴赫猜想的方法。他發表了《表大偶數為一個素數及一個不超過兩個素數的乘積之和》的學術論文，引起了國內外數學界的巨大反響。我國著名數學家華羅庚、閔嗣鶴等都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世界各國的數學家和權威數學刊物紛紛給予熱情的贊揚和肯定，他們稱陳景潤的研究是「世界上運用『篩法』的光輝頂點」。英國著名科學家哈勃斯丹和聯邦德國數學家李希特看到陳景潤的文章後，立即停止正在印刷的著作《篩法》，並推遲出版發行。他們決定把陳景潤的論文要點作為全書的最後一章補寫到書中，命名為「陳氏定理」。英國數學家赫胥黎給陳景潤寫信贊美道：「啊，你移動了群山!」直到今天，這一研究成果仍然保持著世界領先水平。

1996年3月19日，陳景潤因長期勞累及沒有規律的生活，病情加重而逝世。為他送行的一幅輓聯，精闢概括出了陳景潤不朽的精神和偉大的貢獻：

景星有意頑強拼搏移動數學群山摘取明珠光寰宇；

潤物無聲奮力奉獻攀登科技高峰掬捧丹心照汗青!

⑸ 陳景潤在數學上的成果是什麼

陳景潤是我國現代著名數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在解析數論方面成果顯著，在對世界著名的數學難題——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陳景潤1935年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閩侯鎮的一個郵電職員家庭。家中子女多，經濟條件不好。

小時候的陳景潤長得十分弱小，性格十分內向，顯得很不合群，因此遭到小夥伴們的嘲笑辱罵，甚至挨打。

但他對數學卻有著濃厚的興趣，一進入數學的王國，就什麼都不顧了。

後來，陳景潤進入了福州市的英華中學學習。有一天，老師給同學們講述了數論中的一道著名難題：1742年，德國數學家哥德巴赫發現，任意一個偶數都可以表示為兩個素數的和。他對許多偶數進行了檢驗，結果都是正確的。

但他無法對此給出證明，因此只能稱之為猜想。他寫信給當時有名的大數學家歐拉，請他幫助證明，但歐拉一直到逝世，也沒有交給哥德巴赫想要的證明。二百多年來，許多數學家都試圖證明它，但都沒有成功。老師的話一說完，同學們便議論紛紛起來。

老師接著說：「數論是數學的皇冠，而哥德巴赫猜想則是皇冠上的明珠，你們應該從小樹立遠大的理想，學好數學，長大以後去摘取數學皇冠上的明珠。」教室里立刻鴉雀無聲，同學們陷入了沉思，彷彿在思考著什麼。陳景潤也低頭陷入了沉思，這一切對他來說太神秘、太具有吸引力了。

他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努力學習，長大以後去摘取這顆明珠。

此後，陳景潤更加努力地學習數學。他不僅努力完成數學老師留出的數學題，還自學大量的數學書籍。

有一次，數學老師布置了33道題，讓同學們選做10道。可陳景潤不僅做完了33道題，而且每道題都給出了多種解答方法。他的數學成績在班上一直保持在第一名。

到了高二時，因為家裡太窮，陳景潤被迫輟學。可令人驚奇的是，到了1950年，他竟以「同等學歷」的資格考上了廈門大學。四年的大學數學系課程，陳景潤只用三年就學完了。

1953年，陳景潤以高材生的身份提前畢業，並優先分配到北京某中學當教師。

可是，陳景潤內向的性格根本就不適合當教師。他失敗了，只得離開中學，來到福州的街口擺書攤度日。但他又是十分幸運的。

廈門大學校長王亞南知道他的情況後，立即讓陳景潤回到廈門大學當了一名圖書管理員。這樣他就可以專心研究數學了。

來到廈門大學圖書館後，陳景潤如魚得水地在浩瀚的數學海洋中遨遊。他認真研讀了著名數學家華羅庚的《堆壘素數論》和《數論導引》，對於書中的每一個問題都進行仔細推敲，他發現，華羅庚的書中竟然存在一些細微的錯誤。於是他鼓起勇氣，寫了一封信給華羅庚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華羅庚收到陳景潤的信後，對他的觀點和才華極為欣賞。華羅庚肯定了陳景潤的觀點，並熱情邀請他參加1956年的全國第一次數學研討會，並在會上宣讀了他的論文。會後，華羅庚又將他調到北京的中科院數學研究所工作。

少年時代的夢想陳景潤一直沒有忘記，他下定決心，一定要努力去摘取那顆明珠。在調到中科院數學研究所以後，他更加努力地工作。

為了跟蹤世界最新數學研究成果，他以驚人的速度在幾年之內學會了俄、英、德、法四門語言。在向哥德巴赫猜想進軍的過程中，他廢寢忘食，潛心思考，進行了難以想像的大量計算，甚至被別人看成是「獃子」。

有一次，他一邊走路一邊思考，竟撞在一棵大樹上，還趕快向「對方」道歉。還有一次，他患肺結核住院，沒有痊癒就從醫院偷偷地跑了出來——他實在不能再呆下去了，不看數學書，不做數學題，簡直是要了他的命。

二百多年來，無數的數學家曾向哥德巴赫猜想發起沖鋒，直到1948年，匈牙利數學家恩易才有了較大的突破，他證明了每個大偶數都是一個素數和一個「素因子都不超過6個的」數之和即（1+6）。

1962年，我國數學家潘承桐證明了（1+5）。同年，王元、潘承桐又證明了（1+4）。到1965年，布赫斯塔勃等三位外國數學家證明了（1+3）。

1966年，經過近十年艱苦的努力，陳景潤在中國科學院的《科學通報》第17期上宣布他已把哥德巴赫猜想的證明推進到了（1+2）！外國科學家證明（1+3）用的是先進的計算機，而陳景潤用的是筆和紙！

「文革」期間，陳景潤未能倖免，受到了造反派的批判，被稱為「吸血蟲、偽科學」。然而他克服重重困難，繼續進行研究。

1973年，陳景潤找到了簡潔地證明哥德巴赫猜想的方法。他發表了《每一個大偶數都是一個素數及一個不超過兩個素數的乘積之和》的學術論文，引起了國內外數學界的巨大反響。我國著名數學家華羅庚、閔嗣鶴等都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

世界各國的數學家和權威數學刊物紛紛給予熱情的贊揚和肯定，他們稱陳景潤的研究是「世界上運用『篩法』的光輝頂點」。英國著名科學家哈勃斯丹和聯邦德國數學家李希特看到陳景潤的文章後，立即停止正在印刷的著作《篩法》，並推遲出版發行。

他們決定把陳景潤的論文要點作為全書的最後一章補寫到書中，命名為「陳氏定理」。英國數學家赫胥黎給陳景潤寫信贊美道：「啊，你移動了群山！」直到今天，這一研究成果仍然保持著世界領先水平。

1996年3月19日，陳景潤因長期勞累及沒有規律的生活，病情加重而逝世。為他送行的一幅輓聯，精闢概括出了陳景潤不朽的精神和偉大的貢獻：

景星有意頑強拼搏移動數學群山摘取明珠光寰宇；

潤物無聲奮力奉獻攀登科技高峰掬捧丹心照汗青！

⑹ 費孝通有什麼成就值得我們敬仰

個人成就
1、經濟年鑒
1998年中國非國有經濟年鑒創刊，費孝通任名譽主編。刊名由費孝通題寫。

2、民族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費孝通積極從事民族工作，曾率領中央訪問團在貴州和廣西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訪問、調查。1952年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1955年到貴州進行民族識別，1956年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組織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深入民族地區。1957年以後主要從事翻譯和邊界問題研究。1979年當選為社會學研究會會長。1980年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他還歷任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顧問、中國社會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副主席。1983年6月，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50年來，費孝通一直致力於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堅持深入實際從事社會調查。為表彰他在人類學研究中作出的傑出貢獻，1980年3月，國際應用人類學會授予他該年度馬利諾夫斯基名譽獎。1981年11月，英國皇家人類學會向他頒發1981年度赫胥黎獎章，成為第一位接受這項榮譽的中國學者。1982年12月，英國倫敦大學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榮譽院士推選委員會推舉他為該校榮譽院士。1988年獲美國大不列顛網路全書獎。1993年獲亞洲文化大獎。
3、人物簡介
費孝通出生於江蘇吳江。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費孝通從事社會學、人類學研究，寫下了數百萬字的著作。費孝通在其導師馬林諾夫斯基的指導下完成題為《江村經濟》的博士論文，該書成為歐洲一些學院人類學學生的必讀參考書，費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獲得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授予的人類學界的最高獎──赫胥黎獎。他被譽為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

⑺ 赫胥黎都有哪些研究成果

生物方面：達爾文進化論最傑出的代表，提出生源論，認為一切細胞皆起源於其他細胞。其著作《進化論與倫理學》中的部分被嚴復翻譯成《天演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及「優勝劣汰」等進化論觀點傳入中國。他發表的第一篇科學論文描述了毛發內鞘中迄無人發現的一層構造，此後該層構造被稱為「赫胥黎層」。還發現由雙層膜所包圍形成的中央空腔或消化道是刺胞動物門的共同特徵。
教育方面：對於19世紀後半期的英國教育改革具有決定性影響。他積極提倡科學教育和自由教育，尖銳批判傳統的古典教育，他一生追求促進自然科學知識的發展，推動科學研究方法在生活諸多方面的應用，以及普及科學知識，發展和組織科學教育。另外強調一點，他與斯賓塞所提倡的科學教育有很大區別，他批評當時的教育實踐重視科學教育而忽視人文學科教育，他比斯賓塞更注重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平衡

⑻ 閱讀下面的語段，做練習。早在19世紀，英國學者赫胥黎就注意到恐龍和鳥類在骨骼結構上有許多相似之處

⑼ 求達爾文的主要成就！（希望有概括性的～）

《物種起源》這部著作的問世，第一次把生物學建立在完全科學的基礎上，以全新的生物進化思想，推翻了「神創論」和物種不變的理論。《物種起源》是達爾文進化論的代表作，標志著進化論的正式確立。

《物種起源》的出版，在歐洲乃至整個世界都引起轟動。它沉重地打擊了神權統治的根基，從反動教會到封建御用文人都狂怒了。他們群起攻之，誣蔑達爾文的學說「褻瀆聖靈」，觸犯「君權神授天理，」有失人類尊嚴。

與此相反，以赫胥黎為代表的進步學者，積極宣傳和捍衛達爾文主義。指出：進化論轟開了人們的思想禁錮，啟發和教育人們從宗教迷信的束縛下解放出來。

緊接著，達爾文又開始他的第二部巨著《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的寫作，以不可爭辯的事實和嚴謹的科學論斷，進一步闡述他的進化論觀點，提出物種的變異和遺傳、生物的生存斗爭和自然選擇的重要論點，並很快出版這部巨著。晚年的達爾文，盡管體弱多病，但他以驚人的毅力，頑強地堅持進行科學研究和寫作，連續出版了《人類的由來》等很多著作。達爾文本人認為「他一生中主要的樂趣和唯一的事業」,是他的科學著作。還有一些在旅行中直接考察得到的最重要的科學成果，如：達爾文本人所寫的著名的《考察日記》和《貝格爾號地質學》、《貝格爾號的動物學》等。在他的著作中，具有特別重大歷史意義的是《物種起源》，表明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和自然選擇理論的逐步發展過程。《物種起源》的出版是一件具有世界意義的大事，因為《物種起源》的出版標志著十九世紀絕大多數有學問的人對生物界和人類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看法發生了深刻的變.
進化論

⑽ 赫胥黎和杜威.前者教先生怎樣懷疑，不信任一切

文明的奠基石

——胡適思想淺談

[關鍵字] 胡適 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 實驗主義 存疑主義 漸進主義

[摘要] 胡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啟蒙，由他首倡的「文學革命」掀起了新文化運動的，在思想界開辟了中國近代歷史的新。然而奇存疑主義、實驗主義、漸進主義等思想卻未能與當時激進的五四時期的中國現狀相契合，成為了主義者批判的對象，最終未能成為近代中國思想界的主流。但是胡適的思想遺產並沒有因為其上的「退敗」而退色隱沒，相反胡適思想正隨著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和思想的開放一點一點的被重拾。

一、胡適與其時代背景

自從戰爭的炮火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西方文化就以一種強制的方式涌進古老封閉的。從此我國就開始了由被動到主動的「西化」（現代化）過程，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科學、思想文化點點滴滴地向中國的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滲入。在我國近一百五十年的「西化」過程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是個分水嶺。五四之前我們的現代化重點是「漢族中心主義」向「歐洲中心主義」被迫讓位的問題。而作為「五四運動」的先導並與「五四運動」相伴生發展的新文化運動則使這個「讓位」過程在文化上一讓到底——新文化運動中提出「打倒孔家店」，傾向於全面反傳統，是一個「全盤西化」的文化運動。如果說五四之前，中國思想界爭論的焦點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孰體孰用以及應否西化的問題，那麼，五四之後，中國思想界爭論的中心就在於如何西化和選擇那樣西化的問題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原是一個「為了而文化」的文化啟蒙運動，則繼之而來的就是「啟蒙後」真正的直接的改良或革命救亡的問題了。「五四運動」拉開了現代中國救亡運動的序幕，也是中國「西化」（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轉折。

在這樣一個啟蒙與救亡雙重變奏的轉折時期，胡適兼具著一個啟蒙思想家與一個近於被多重誤解的愛國救亡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他立足學術但關注並干預；他竭力推動全盤西化的新文化啟蒙運動，但反對激進的運動，認為「五四」的運動干擾了思想啟蒙，「五四」啟蒙運動因運動而夭折，為完成其應有的歷史使命。觀其在啟蒙、救亡的雙重變奏下的前半個世紀的歷程，胡適始終在學術與、思想啟蒙與運動的矛盾之中探索行走。他企圖「二十年不談，先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但最終還是由學術而，由思想啟蒙而捲入「主義與問題」的論戰。學術與、思想啟蒙與運動，剪不斷，理還亂，將胡適牢牢地困於其中，交織成胡適起起落落的一生。

二、胡適思想及其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貢獻

（一）宏觀上看胡適之於現代中國思想啟蒙的貢獻

年一月《新青年》刊出了胡適的論文《文學改良芻議》，沖決了舊文學數千年的提防；隨之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推波助瀾，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學革命運動由此而始。而文學革命背後真正的實質卻是一場思想的革命，這場思想的革命與眾運動相結合，開辟了中國現代化歷史的新。胡適也因此而成為一個時期文化思想界之名流。

胡適是推動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成為整個舊勢力的公敵。「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反傳統文化的運動，胡適在這場反傳統文化的運動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要求「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呼籲個性解放，反對傳統偶像，倡導文學革命，這些既是胡適的思想認識，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主體內容。站在這場新文化運動之上，從宏觀上看胡適對這場運動的貢獻，主要有兩點：首先，胡適打破了孔孟和儒家在中國文化中「唯我獨尊」的地位，使人們頭腦中儒術的權威形象解體破碎，成為了與諸學平等且可供討論批判的一種經學，從而使人們的思想從孔孟儒學的禁錮中解放了出來，開始對舊道德舊傳統提出質疑否定直至批判。其次，胡適突破了「漢族中心主義」這項自我束縛的民族文化的瓶頸，而代之以「歐洲中心主義」宇宙觀。「漢族中心主義」以一種扭曲了的「自豪」與「自尊」禁錮了人們的思想，蒙蔽了人們的眼光，中國人因此對西方先進文化不屑一顧，做著泱泱大國的迷夢，即使戰爭的炮火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人也未從「漢族中心主義」中走出，而深深困擾於中學西學誰體誰用的問題之中。胡適在文化思想上以人類大同為基準的「世界主義」觀念代替以「國家本位」的民族主義意識，將中國思想界的眼光引向了一個更加廣闊的世界，而不再受錮於「漢族中心主義」 。總的來講，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是開放的，各種不同的聲音相互撞擊相互包容。當然，以上兩個貢獻並不是胡適一人單獨做到的，開啟思想文化界開放之風氣也不是胡適一人能做到的，但他在其中的貢獻是突出的，是不能不提的。

（二）胡適思想特點

胡適之所以毫無愧色地稱為二十世紀中國的大學者，之所以在學術界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之所以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更多的取決於他的思想體系中那些特殊的，為同時代學人所不具備的，唯有他個人首倡或獨創的學術文化思想及其相應的學術研究成果。

「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這兩個人使我明了科學方法的性質與功用……」[①] 可以說，這段話是胡適對自己的思想的總結，從這段話中不難看出，胡適的思想和科學方法主要來自西方，一為是偉大的自然科學家，一位是實驗主義的集大成者。

較同時代的學士而言其思想最大的特質在於存疑主義和實驗主義。胡適曾說，達爾文和赫胥黎在哲學方法上的最重要的貢獻是他們的「存疑主義」，他從進化論那裡所真正接受的也就是這個「存疑主義」。而存疑主義和實驗主義又是相互的。正因為存疑，所以主張實驗。「在這些文字里，我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度，一點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在於尋求事實，尋求真理。科學態度在於撇開成見，擱起情感，只認得事實，只跟著證據走。科學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②]在胡適看來，一切可信的東西都必須經過科學的證明，凡是沒有經過檢驗的東西，都不可信，而當先置一邊，等待「實證」。

由存疑主義和實驗主義這兩個主體思想延伸的其它思想特質主要還有：

漸進主義：「達爾文的生物演化學說給了我們一個大教訓：就是教我們明了生物進化，無論是自然的演變，或是人為的選擇，都由於一點一滴的變異，所以是一種很復雜的現象，決沒有一個簡單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會有一步跳到之後可以一成不變。」[③]基於這樣的進化論認識，胡適在文明進化與變革的主張上也一直是主張漸進的，體現出一種穩健性，他說：「文明不是籠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籠統解放，改造也不是籠統改造。解放是這個那個制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那個人的解放：都是一點一滴的解放。……」[④]

反教條主義的：反教條主義可以說是其存疑主義和實驗主義的另一個表現。因為存疑，所以不盲信一切主義，主張驗證一切主義。胡適說：「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待證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漸漸養成人類的創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漸漸使人類有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方才可以漸漸解放人類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⑤]他這樣論述「主義」的危害：「『主義』的大危害，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⑥]這也是胡適之所以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思想根源所在。

重具體的：胡適主張從具體的問題下手，「多研究一些具體的問題」，而反對高談或者說空談「主義」，他說：「凡是有價值的意思，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⑦]

另外還有主義、個人本位主義等在當時也是其主要思想特點，這種種特點構築成了胡適的學術文化思想體系。

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所持的路線方式、主張、所實踐的行動都深深地反映出其思想特點，深受其內在思想的指導。如：在新文化的認識路線上，胡適認為整治中國社會之病的葯方在於「樹人」，在於發展教育，提高國民的文明素質，他認為這個文化運動應撇開，有意識地為中國打下一個非的文化基礎，走為文化而文化的路線；在文化革新的方式上堅持「嘗試」的、「實驗」的態度，希望大家平心靜氣討論「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在處理傳統文化的方式上，胡適從疑古出發，提出要「整理國故」、破壞舊文化、建設新文化這一文化轉型是一個歷史過程，不能一蹴而就，必須要經歷一番「篩選、改造、利用和吸收的功夫；在上，胡適主張漸進。

（三）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具體的主要貢獻

理解了胡適的思想特點，也就找到了其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路線方式、主張等的內在根源。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具體的重要的貢獻是基於胡適內在思想觀念的指導和一份熱烈而理智的民族心而產生的。胡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作出了其特殊的重要的貢獻，到現在則成為了一份珍貴的遺產。

一是，胡適倡導「文學革命」，把中國文學傳統引入了現代化。胡適的「文學革命」論，是在中西文化沖突最嚴峻的關頭，在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轉折時期，以深邃的歷史眼光和清醒的歷史使命感，為順應辛亥革命帝制後中國社會和思想文化界出現的大變動，尋找到了一個切實的突破口。

二是，創造性地介紹宣傳實驗主義學說，傳播了科學的思想方法，傳輸西方先進思想和思維方式。胡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曾大力介紹宣傳杜威的實驗主義學說，同時在其新文化路線、主張過程中始終貫穿著其漸進主義、實驗主義、存疑主義等思想，其思想啟蒙與主張中的理性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中國激進的思想氛圍，也傳輸了西方的理性主義，引發人們思考。

三是，從改良主義和思想主義出發，有力地倡導個性解放和思想，推動了「五四」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化。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近現代中國的第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高舉了「」的旗幟，其中重要的內涵之一是倡導個性解放和思想，主張樹立新的觀念和倫理道德規范。在這方面，胡適的許多著述言論比別人更有力，更深刻，代表了時代思想的最高水平。

四是，「整理國故」的理論及其實踐具有相當的示範意義。「整理國故」是胡適提出的中國新文化建設的綱領中的重要一條，其主旨在於提倡「用科學的方法來作整理的工作」、「打倒一切成見，為中國學術謀解放。」與此同時，胡適又提出了一條學術研究的基本原則——「為真理而求真理」。在實踐上，胡適也身體力行。可以說，胡適「整理國故」的理論與實踐為中國現代學術建立了範式。

三、胡適思想的歷史與現實意義

可以說，在新文化運動中，胡適是一個全盤反傳統的思想啟蒙，然而正如胡適自己所言，「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的決心，是先要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⑧]，所以，胡適破中國傳統文化根本上說是為了建立中國的新文化。但是文化上的「立」往往比「破」要難得多。在那樣一個民族危亡和危機深重的中國，「救亡」壓倒了「啟蒙」，新文化運動只草草地完成了對舊文化的「破」，五四運動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歷史舞台，阻斷了新文化運動對新文化的「立」。也可以說，這樣的結果是作為一場「為了而文化」的新文化運動的必然，而這樣的必然就造就了一心想「要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建築一個革新基礎」的胡適的悲劇。歷史現實不容給胡適足夠的時間去建築一個新的文化基礎。

胡適存疑的、實驗的、漸進的、反教條的、重具體的等等思想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是非常理智的思想。處於國家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中國的仁人志士出於救亡圖存的根本目的掀起新文化運動，這樣一種「為了而文化」的運動不免產生許多過激的思想，而胡適思想給中國注入了新的思想血液，也恰恰像是給高燒的中國帶來了一針清醒劑。然而，在那樣的環境下，胡適存疑的、實驗的、漸進的、反教條的、重具體的等等思想又顯得不合時宜，水深火熱的中華民族沒有時間去懷疑去漸進去實驗。因此，胡適上改良主義的主張也沒有被接受，反而成為了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批判的對象。在當時的中國胡適思想沒有合適的土壤和氣候得以生根發芽長大，隨著化的主義湧入中國，胡適派的思想不斷地遭到「正統的」中國知識分子批判，最終退出了中國的舞台。

我們說，胡適的思想帶有資本主義改良派的色彩，但是實際上胡適並不是一個黨派分子，胡適思想的形成和提出更不是出於黨派利益，而是單純的對西方先進思想的認同，並且出於愛國心而想要將這些思想作為醫治中國文化與弊病的處方。胡適的思想遺產並沒有因為其上的「退敗」和20世紀50年代對胡適的大批判而退色隱沒，相反，胡適思想在隨著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和思想的開放一點一點地被重拾。

年之後，中國社會進入了「時代」，從「真理標准討論」到「改革開放」，中國走著一條實驗探索的路，即中國式的。「真理標准」問題在「五四」時代已被胡適作過明確的解答，可是到了年之後，我們才真正接受這一答案。胡適當年反對空談、反對盲從、反對教條主義的態度，本身是一種務實的思想方法，即實事求是的意義。「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待證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漸漸養成人類的創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漸漸使人類有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方才可以漸漸解放人類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胡適的聲音還在警示現在的我們，誰違背了這起碼的認識邏輯，就會陷入追求真理征途中的泥淖里，置整個民族於危難之中；誰順應和駕馭這一起碼的認識邏輯便會獲得現實的真理的絕對賜予。

當代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已昭示了這一基本學理的合理性。胡適的主張社會改革，主張思想解放，特別是不迷信，一切學理必須通過實踐驗證的思想，正是我們日趨遵循並走著的路。可以說，胡適在20世紀初的理性呼喚，到了20世紀末真正得到了實踐上的回應，21世紀的中國應繼續循著這條理性的路走下去。

參考書目：歐陽哲生 《主義之累》

歐陽哲生 《新文化的傳統 五四人物與思想研究》

沈衛威 《傳統與現代之間——尋找胡適》

《重尋胡適歷程 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

朱文華 《再造文明的奠基石 五四新文化運動三大思想家散論》

易竹賢 《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

高力克 《五四的思想世界》

胡適 《胡適作品集》

《胡適思想批判》 論文匯編 第一輯 三聯書店輯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