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轉讓定價

① 我國政府管理跨國公司轉移價格的措施有哪些

轉移定價，外資稅收零增長的「原罪」
2004年度中國納稅500強企業排行榜公布的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納稅百強貢獻稅收為627.77億元，與2003年基本持平,稅收零增長的矛頭直指「外資稅收優惠」，一時間，取消「外資稅收優惠」的言論鋪天蓋地。
事實上，稅收零增長並不能完全歸罪於「外資稅收優惠」。中國財政協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財經經濟學院教授安體富接受采訪時說：「外資企業有一半虧損的現象是不正常的，他們通過價格的「高價進低價出」進行轉移定價是需要正視的問題。

轉移定價，業內不宣的秘密

有資料顯示，2004年度外資企業自報虧損額高達1200億元，60％在華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自稱虧損。面對這一難以置信的「巨虧」事實，安體富教授道出了早已是行業內心照不宣的秘密——「轉移價格」。
安體富指出，市場競爭因素固然使企業利潤下降成為必然，但是虧損幅度如此之大，與合資企業中外資的利潤轉移不無關系。
所謂轉移價格，也即「轉移定價」，指跨國公司內部母公司與子公司、子公司與子公司之間進行商品、勞務或技術交易時所採用的內部價格，它不受國際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只服從於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目標和跨國公司全球利益最大化目標。舉例來說，一家在華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從其國外的母公司購買原材料，加工成終極產品後返銷其母公司，這一交易過程中產生的價格就是轉移價格。在實踐中，相當多的外商投資企業通過「高進低出」、「低進高出」、甚至「主觀列支」，可以達到調節利潤、逃避稅收、享受優惠、優化資產配置、減少和避免各類風險，進而達到對公司進行戰略性總體調控的目的。
普華永道咨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總監、轉移價格專家狄書哲打了一個比方：假設一家美國企業來華投資設廠後，以10美元的價格從其母公司進口原材料，在中國又追加投資2美元，則其成本應為12美元。但是在華子公司以11.5美元的價格把產品返銷給其母公司，從賬面看這家美商在華投資企業就是虧損的，而其母公司很可能以14美元的價格把產品轉手銷售給其他消費者，這樣利潤就被截留在國外了。
一位在跨國公司北京總部擔任會計師的女士透露，外企通過轉移價格逃稅佔到避稅總金額的60%以上。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其他避稅的手法還有利用無形資產的特殊性，讓國內企業在需要使用跨國公司的技術、專利、商標時，支付巨額的特許使用費。同時，外資企業母公司拚命壓低其勞務成本，子公司則向其支付高額的勞務費用，利用利率來實現價格轉移，大面積地「製造虧損」。蘇州近一萬家外商投資企業中，虧損面竟達到70%。

預約定價反避稅最有效

從世界范圍來看，預約定價（APA）被認為是解決轉移定價反避稅的最有效方式。它目前已成為發達國家，如美國、經合組織國家、韓國、紐西蘭、墨西哥、香港等二十個國家普遍使用的反避稅調整方法。APA機制就是由納稅人與稅務機關就有關關聯交易的轉移定價方法事先簽訂的協議，用以解決和確定在未來年度關聯交易所涉及的稅收問題。最核心的原則就是企業通過與稅務機關進行協商討論，預先確定稅務機構和企業雙方同意的關聯交易定價原則，即將轉移定價的事後稅務審計變為事前約定。
作為國際通行的納稅方式，預約定價使得政府部門的漏征稅風險與審查成本減輕，跨國公司也可以減低被稽查後雙重征稅的成本。在事前約定和事後稽查的利益博弈中，跨國公司往往選擇前者，從而實現稅務機關和跨國公司的雙贏。
對於轉移定價問題，專家建議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完善：一是提高合資、合作企業中中方的自我保護能力。在與外商成立合資、合作企業前，中方應通過結構上的優化組合，使自己掌握對外購銷，控制營運企業的運營。另外，引進專有技術、商標使用權的轉讓價值應經過中國權威部門鑒定；二是加強稅收徵收管理。稅收征管應建立納稅人申報、稅務代理和稅收稽查三位一體的模式，可以適當借鑒國外的規定，切實制定反轉移定價稅法；三是加強會計師事務所和海關的作用。中國會計制度要與國際慣例接軌，熟悉跨國企業的財務會計做賬方法，建立和健全嚴格的審計制度。加強海關對外企進出口貨物的監督管理。發現價格嚴重偏離正常交易價格時，可要求對進出口貨物重新估價和征稅。四是注意多方面的配合、掌握信息。國內各部門應進行有效配合。海關、稅務、外經貿、工商、審計等部門應注意相互通氣，相互間協調工作，積極收集國際市場價格的情報，形成一個反對跨國公司濫用轉移定價的網路。
據悉，財政部綜合司司長王保安近日宣布，各個稅改方案都在加快報批中，進行最後的定型，明年動的可能性最大。看來，稅改勢在必行，而與國際接軌的APA付諸現實的規劃也不會太遠了。

轉移價格的四種方式

全球第一大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的一位會計師告訴記者，在普華永道的稅務及法律服務部門有一個專門的小組，職能就是為跨國公司提供專業的咨詢和服務，使其能夠證明其在自己關聯企業交易中的轉移價格處於合理的范圍之內。
稅務稽查人員向記者概括了跨國公司採用轉移定價的四種方式：
第一種是實物交易中的轉移定價。實物交易中的轉移定價具體包括產品、設備、原材料、零部件購銷、投入資產估價等業務中實行的轉移定價，這是目前轉移定價最重要、也是使用最頻繁的一種方式。其主要手段是採取「高進低出」或「低進高出」，藉此轉移利潤或逃避我國稅收。
第二種是貨幣、證券交易中的轉移定價。主要是指跨國公司關聯企業間貨幣、證券借貸業務中採用的轉移定價，通過自行提高或降低利率，在跨國公司內部重新分配利潤。例如，某中港合資企業向其香港關聯公司舉借年利率高達15%的高息貸款，超過同期香港市場商業銀行貸款利率一倍，貸款利息作為費用可免除所得稅，納稅時應予以扣除，藉此大量轉移利潤，還同時享受「開始獲利年度」的稅收時間優惠待遇，推遲納稅時間。
第三種是勞務、租賃中的轉移定價。勞務、租賃中的轉移定價存在於境內外關聯企業之間相互提供的勞務和租賃服務中，他們高報或少報、甚至不報服務費用。更有甚者，有的竟將境外企業發生的龐大管理費用攤銷到境內公司，以此轉移利潤，逃避稅收。
第四種是無形資產的轉移定價。主要指獲得專有技術、注冊商標、專利等無形資產過程中的轉移定價。跨國公司企業間通過簽訂許可證合同或技術援助、咨詢合同等，以提高約定的支付價格，轉移利潤。對關聯企業間的非專利技術和注冊商標使用權的轉讓，由於其價格的確定存在著極大的困難，我國沒有收費的明確規定，而且由於其專有性，無可比市場價格，其價格的確定更是難以掌握。

② .20世紀90年代以來，最大的凈資本輸入國是哪個國家

國際稅收競爭是指在經濟全球化的作用下，各國政府通過降低稅率，增加稅收優惠，甚至實行避稅制模式等方式，以減少納稅人的稅收負擔，從而吸引國際流動資本，促進本國經濟增長的國際經濟行為。國際稅收競爭最早表現在關稅方面，所得稅的國際競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開始的，一些發展中國家為了吸引外資，競相實行低所得稅政策，這可以說是所得稅國際競爭的開端。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世界性的所得稅降稅浪潮則標志著所得稅國際競爭了一個新的階段。 補充： 一、所得稅國際競爭及其影響20世紀80年代中期爆發的世界性降稅浪潮首先是從美國開始的。美國是擁有眾多跨國公司的資本輸出大國，1986年稅制改革以前美國公司所得稅的稅率較高，許多跨國公司利用美國政府的「推遲課稅」規定把利潤積累在海外的子公司，進行國際避稅，致使美國政府的公司所得稅收入受到很大影響。據美國有關方面統計，1984年，美國跨國公司的受控外國子公司，匯回美國母公司的利潤，只佔美國母公司應得利潤的40％。這表明，美國跨國公司大部分國外利潤被留在海外。當然，這部分未匯回的利潤有的是用於當地的再投資，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則是出於避稅而滯留在國外。另外，公司所得稅的高稅率，還促使跨國公司通過轉讓定價把利潤轉移到美國以外的低稅國關聯公司去實現，導致公司所得稅外流，這也大大削弱了美國公司所得稅的地位。1986年，美國為了克服公司所得稅「高稅率、窄稅基」帶來的一系列弊端，將公司所得稅的最高名義稅率由46%降為34%，這一改革使美國在國際資本和公司所得稅稅基的爭奪戰中處於一個十分有利的地位。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已由最大的資本輸出國變成凈資本輸入國。

③ 金融期貨與金融期權

歷史資料可以參考《期貨期權入門》第三版，和《日本蠟燭圖技術》，日本人首先開始交易稻米期貨．

④ 如何看待印尼將徵收10％的數字服務稅

首先，我們看看數字服務稅的影響。
一方面，工業4.0浪潮正席捲全球，數字經濟與傳統產業深度融合，在世界經濟體量中所佔比重越來越大、所發揮的作用日益重要；
另一方面，數字經濟具有虛擬化、跨地域、實時交易等特徵，給常設機構及常設機構利潤的判定帶來了困難，給稅收管轄權的劃分帶來了挑戰，給稅收公平帶來了嚴重影響。
實踐中，一些跨國互聯網巨頭通過在低稅地設立子公司，搭建復雜的避稅架構，利用轉讓定價等方式逃避稅收。歐盟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數字活動的有效稅率只有9.5%，而傳統商業則為23.2%，兩者相差巨大。無論是從組織收入、保護稅收主權，還是從維護稅收公平、調節經濟發展等角度看，徵收數字稅已是大勢所趨。

跨境電商稅收問題，一直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英國政府於2016年9月16日就已經正式出台法規，規定國外賣家通過亞馬遜等平台網站把產品銷售到英國的，需要在英國按法規進行稅號申請和登記，按期申報繳納增值稅，否則將要求銷售平台限制其在英國的銷售。在申報層面，英國稅務部門開發了專門的VAT智能稅務軟體（Making Tax Digital），並規定2019年10月1日起，符合條件的國外賣家，必須用專用軟體進行電子申報，所有進項抵扣文件需要電子存檔，並上傳到征管軟體中。在征管方面，英國稅務部門有權隨時調取第三方平台的銷售數據以及稅務電子系統的數據用於稽查，大大降低了稽查難度，提高了稽查效率，大幅減少了時間成本。
歐洲征數字稅 我國怎麼辦？
在這種大趨勢下，我國也應該加快數字經濟稅收研究步伐，尤其應盡快出台跨境電商稅收政策，維護國家稅收權益。跨境電商是數字經濟的重要部分，也是涉及各國稅收利益分配的熱點問題。對於跨境電商稅收問題，爭議最大的就是稅收管轄權問題——到底由勞務和貨物提供方管轄，還是由接受方管轄？過去，我國是「世界工廠」，可能主張貨物和勞務提供地征稅對我國比較有利。現在，我國還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應統籌考量數字經濟對我國稅收的影響，加快對數字經濟的研究、立法和實踐，發出我國的聲音。

⑤ 在資產證券化的浪尖起舞-中小銀行資產證券化

前言

華爾街有句名言：「如果你有一個穩定的現金流，就將它證券化。」

信貸資產的證券化可以給商業銀行發起人帶來諸多益處，比如轉移風險、降低資本准備金、提高利潤率、增強流動性和解決資產和負債的錯配問題等等。資產證券化的浪潮已經席捲而來，對於中小銀行而言，是選擇乘風破浪還是隨波逐流，主動出擊還是在市場火熱之後跟風？

▲ 資產證券化的多重益處

如今，資產證券化這個名詞已經耳熟能詳，信貸資產的證券化可以給商業銀行發起人帶來諸多益處。

資產證券化的過程可以幫助銀行把資產轉移出表，實現資產負債表的緊縮，從而降低資本金要求的基數，緩解資本金壓力。同時，把資產通過證券化轉化為現金後，銀行的流動性也得到提升。藉由證券化可以盤活銀行的中長期信貸資產，調節資產和負債的期限結構，緩解資產和負債錯配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而信貸資產證券化，有助於銀行貸款的風險得到市場化的全面定價。而對於部分期限較長的優質資產，銀行也可以發行資產支持證券，將其實現部分利潤的兌現，並將回收的資金用於其他投資，提高資產收益率。

▲ 我國資產證券化進程的飛速發展

2014年之前，資產證券化還只是一個小眾品種；根據Wind資訊數據統計，2013年，全市場資產支持證券共發行279億元，佔主流債券品種發行規模的0.79%，而如今，截至2016年7月底，資產支持證券發行規模已經達到3484億元。

A方案：

順德農商認購全部次級檔份額，總共融資為優先A、B兩檔共計12.58億元。發行信貸CLO的綜合成本約為1%（其中包括評級機構費用、會計師事務所費用、律師事務所費用、券商承銷費等）。

融資所得=發行規模-風險自留-發行綜合成本=15.337-2.757-15.337×1%=12.43億

總收益=融資所得×（1+投資年化收益率）+風險自留部分收益=12.43×（1+3.7112%）+15.337×（1+7.39%）-11.2×（1+5.45%）-1.38×（1+6%）=16.08億

其中投資年化收益率按照2014年8月6日一年期國債收益率3.7112%計算。如此運作，使得順德農商降低了12.58億元的信貸資產規模，提升了資本充足率。同時獲得了約4.8%的年化收益。

此方案下，順德農商通過分級包裝，自己認購次級檔獲得了超額收益。但對資產池有著嚴格的要求，絕大部分風險都是由自身承擔。方案A明顯適用於銀行最為優質的信貸資產發行，通過ABS結構化的設計，來放大收益。同時，盤活存量資產，進行再投資，改善資產配置。而在利率下行的背景下，浮動利率發行的優先檔利息隨著基準利率下行，次級檔可獲得更高的收益。

B方案：

順德農商按照監管要求的風險自留比例，認購最低發行總規模5%的權益層份額（次級檔）。

融資所得=發行規模-風險自留-發行綜合成本=15.337-15.337×5%-15.337×1%=14.42億

風險自留部分收益=[15.337×（1+7.39%）-11.2×（1+5.45%）-1.38×（1+6%）]×15.337×5%/2.757=0.89億

總收益=融資所得×（1+投資年化收益率）+風險自留部分收益=14.42×（1+3.7112%）+0.89=15.84億

此方案下，順德農商可以獲得相比A方案更多的融資額，同時在僅支出兩百多萬的情形下，即可實現信貸資產真實出售的需求。對比一下通道業務往往需要約1%的成本，且不說通道業務的合規性問題，完成15.337億的信貸資產出表至少需要一千萬。並且，發行資產支持證券後實質性完成了風險和收益的轉讓。這對於亟待改善資產配置的銀行而言十分重要。

▲ 普蘭觀點

宏觀經濟的下行使得企業的盈利能力減弱，銀行貸款違約風險陡增；利率市場化使得銀行存貸利差收窄，銀行業的利潤減少；資產荒的大背景下，銀行的投資業務舉步維艱。過去依靠存貸利差有恃無恐，如今的做法是依靠金融市場高杠桿率維持生計，未來則是依託資產證券化提高周轉率。

由圖可見，大型商業銀行的總資產增速基本圍繞著名義GDP增速波動。在經濟增速放緩時，總資產增速也持續下降。而農村金融機構卻逆勢擴張。這是因為農村金融機構的負債端成本相對較高，存貸利差的縮窄大幅壓縮了利潤空間。只得通過期限錯配、提高杠桿率來投資金融市場業務，保持利潤增長。事實上，與之對應的是成倍的風險。農村金融機構的擴錶速度是大型商業銀行的3.5倍。

對農村金融機構而言，盡快在金融市場部設專人專崗，研究、分析ABS產品，將其列為資產組合中的一項。不僅可以降低資產整體久期、提高周轉率，而且可以獲得比同評級債券更高的收益。同時梳理行內資產情況，研究資產支持證券產品的發行，盤活存量，優化資產結構。

⑥ 財務管理的五次發展浪潮可分為哪幾個階段

財務管理的五次發展浪潮：

1、籌資管理理財階段（二十世紀初——第二次世界大戰） 特點：資金市場不成熟，金融機構不發達，籌集資金困難。 理論和方法：籌資理論和方法迅速發展，為現代財務管理理論的產生和完善奠定了基礎

2.資產管理理財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60年代初） 特點：企業內部普遍進行有效的內部控制，內部的財務決策被認為是財務管理的最主要問題。理論和方法：各種計量模型的應用。

3．投資管理理財階段（60年代中——70年代中） 特點：投資管理受到空前重視。

理論和方法：建立了科學的投資決策指標、科學的投資決策方法、投資組合理論和資本資產定價理論。

4．通貨膨脹理財階段（70年代後——80年代中）

特點：大規模的通貨膨脹，使企業資金需求不斷膨脹，貨幣資金不斷貶值，資金成本不斷升高，成本虛降，利潤虛增，資金周轉困難。 理論和方法：根據通貨膨脹的狀況調整籌資決策、投資決策、資金日常調度決策、股利分配決策的方法。

(6)浪潮轉讓定價擴展閱讀：

成本費用：成本項目。

1、製造成本。製造成本是工業企業生產過程中實際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工資、製造費用等。

2、期間費用：期間費用是企業為組織生產經營活動發生的、不能直接歸屬於某種產品的費用。包括管理費用、財務費用和銷售費用。期間費用直接計入當期損益,從當期收入中抵消。

3、管理費用：管理費用指企業行政管理部門為組織和管理生產經營活動而發生的各項費用,包括工資和福利費、工會經費、職工教育經費、勞動保險費、待業保險費、研究開發費、業務招待費、房產稅、土地使用稅、技術轉讓費、技術開發費、無形資產攤銷、壞賬損失等。

4、財務費用：財務費用是企業為籌集資金而發生的各項費用,包括利息支出、匯兌凈損失、金融機構手續費以及為籌資發生的其他費用。

5、銷售費用：銷售費用是指企業在銷售產品、自製半成品和提供勞務等過程中發生的各項費用以及專設銷售機構的各項經費，包括應由企業負擔的運輸費、裝卸費、包裝費、保險費、展覽費、廣告費、銷售服務費用、銷售部門人員工資、職工福利費和其他經費等。

⑦ 如何籌劃轉讓定價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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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並購重組已經成為現代投資一種主流形式，經濟全球化浪潮下，跨國企業間的並購重組業務迅猛增長。在企業重組過程中，為了實現集團稅負最優，利潤最大化，通過有效的轉讓定價籌劃可以實現不同稅負的企業間利潤的流動，但「獨立交易原則」和「獲取的利潤應與其承擔的功能風險相匹配」是在轉讓定價籌劃中特別需要遵循的兩個核心理論。

轉讓定價籌劃是基於重組後的業務架構及整個集團的發展策略，合理地籌劃安排其業務鏈條、設計必要的關聯交易，通過功能風險的合理安排等多種轉讓定價工具實現集團利潤最大化、稅負最小化。對於大型集團性企業來說，隨著其業務類型的不斷發展，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轉讓定價籌劃已成降低集團整體稅負和轉讓定價風險的重要手段。

案例實錄

以下將通過實際案例的分析，闡述在重組中如何應用轉讓定價籌劃，最終有效降低集團稅負。

該跨國企業是一家總部A設在丹麥的公司，上市主體B位於BVI群島，其在丹麥和波蘭分別設有3家公司C、D和E負責生產和銷售。該集團在中國設有一家獨資公司F負責技術的本地化和市場營銷，收購了一家專門郵輪圃斕鬧泄こ。

該集團為擴大全球業務，希望把歐洲和亞洲作為擴大業務的窗口。通過了解和分析亞洲及歐洲各國稅收情況差異及對該集團業務的適用性，我們建議了如下架構模式：通過在香港建立持有中國公司股份的中間持股公司，以及在比利時或盧森堡建立持有丹麥公司股份的中間持股公司，對集團稅負的積極作用在於：降低從中國匯出股息的預提所得稅;降低從比利時或盧森堡匯出股息的預提所得稅;降低丹麥匯出股息的預提所得稅。

規劃供應鏈

從轉讓定價籌劃的角度而言，供應鏈其實就是由研發機構、供應商、製造商、分銷商、倉庫、配送中心和後台服務中心等構成的企業網路。同一企業可能構成這個網路的不同組成節點，但更多的情況下是由不同的企業構成這個網路中的不同節點。供應鏈規劃時，通常在低稅負國家或地區設立「核心企業家」公司：通過在低稅負或與相關國家有稅收協定的國家或地區設立「核心企業家」公司，作為全球供應鏈的核心，承擔供應鏈的主要功能(包括采購、生產、銷售、管理、研發方向的確定等)和風險(包括質量風險、市場風險、研發風險等)，獲得供應鏈的大部分利潤，適用較低的所得稅稅率，從而降低整體稅負。

非「核心企業家」公司通過提供服務獲得利潤：總部、研發機構、契約製造商、有限風險分銷商等關聯或非關聯方向「核心企業家」公司提供各種服務等，獲得合理利潤。

設立中間公司控股公司：通過設立中間控股公司，將海外投資產生的利潤保留在中間控股公司的層面，暫時不匯回國內，用作海外再投資，以達到稅收遞延的效果。通過合理選擇中間控股公司所在地(低稅率國家)，降低利潤分配在項目所在地的預提稅稅負，降低海外投資的整體稅負。

據此，為了充分利用籌劃後架構下各個公司的優勢，該跨國公司供應鏈下各公司可初步被規劃為下圖的方式。

籌劃關聯交易

結合企業的實際經營需要，以及上述確定的業務鏈條的規劃模式，為實現該跨國公司業務的真正開展，需要對企業間的各項業務進行關聯交易的籌劃。通過對集團各項關聯交易的設計，能夠更好地滿足實現籌劃目標多方面的需要，達到優勢互補。在上述供應鏈條中，為實現業務最終實現，可考慮的關聯交易安排包括：研發中心根據「核心企業家」的要求提供產品或項目的研究開發服務，並收取相應的研發服務費;「核心企業家」公司擁有委託研發過程中形成的重大技術類無形資產，並授權給集團內需要產品技術的製造商進行產品的生產，並收取相應的特許權使用費;契約製造商按照「核心企業家」的銷售訂單提供契約製造服務，通過完全成本加成獲取相應的利潤;核心企業家向分銷中心提供生產管理、市場調研、銷售渠道開拓、客戶關系維護、物流管理等服務，並收取相應的服務費;核心企業家向分銷中心銷售產品，由分銷中心實現最終銷售。

定位供應鏈各環節

在供應鏈的各個環節，每一個公司由於其所在國家或地區的不同以及當地稅負情況的差異，通過增加或減少其履行的功能以及承擔的風險，就可以實現利潤在不同國家或地區間的流動，從而達到稅收籌劃的目的。相應地，確定了各項關聯交易的性質後，根據每項關聯交易向對應的業務實質對交易各方的功能和風險進行重新定位，並對每項交易下的功能和風險進行分析，以實現各公司功能和資產利用最大化及充分享受各項稅收優惠政策。

選擇製造商

根據製造商所承擔的功能和風險情況，一般可以分為契約製造商、許可製造商和完全製造商，其差別主要體現在不同的製造商類型所承擔的功能和風險。

契約製造商不擁有與產品有關的專有技術，而是被許可使用與產品有關的專有技術，按照委託方要求控制產品生產進度以及按照委託方要求控制產品品質。其承擔較小的生產風險(主要是存貨風險)。

許可製造商不擁有與產品有關的專有技術，而是被許可使用與產品有關的專有技術，可以靈活安排產品的生產進度，直接控制產品的品質，從事各階段產品的生產以及進行市場開拓和營銷渠道的開發。

其承擔所有生產風險和市場風險。

完全製造商擁有產品的自主知識產權，可以靈活安排產品的生產進度，直接控制產品的品質，從事各階段產品生產，進行市場開拓和營銷渠道的開發，同時承擔研發風險、所有生產風險和市場風險。

製造商的收入水平是由其所履行的功能和所承擔的風險決定的，不同類型的製造企業，由於其功能、風險上的差異，收入水平也各不相同。因此，在確定製造企業關聯交易價格時，需要充分考慮其所承擔的功能與風險。通常情況下，企業所履行的功能越多，所承擔的風險越大，其收益水平相應地就越高。

可以看出，對不同類型製造商收益的影響會隨著其承擔功能和風險的多少發生變化，而其中對收益影響最大的是研發和市場，這兩種較高價值的無形資產使得企業面臨很大的風險，但同時也可以獲得較高的收益。在本案例中，為了實現核心企業家利潤最大化，C、D、G公司作為契約製造商，不擁有核心技術僅承擔簡單的生產功能和生產風險，並獲得相應的利潤水平。

區分銷售企業類型

在跨國企業中，除了承擔製造功能的環節外，還有承擔產品銷售功能的企業。根據銷售企業承擔的功能與風險的不同，可以分為3類，銷售代理商、承擔有限風險的分銷商和完全分銷商。

銷售代理商不擁有銷售產品的所有權，只進行買家和賣家間的聯絡與溝通，無信用風險、存貨風險、市場風險和外匯風險。

承擔有限風險的分銷商擁有銷售產品的所有權，負責產品采購，並管理存貨，承擔較小的信用風險、較小的存貨風險、較小的市場風險和有限的外匯風險。

完全分銷商擁有產品的所有權，負責采購和銷售，管理存貨水平，進行市場開拓和營銷渠道開發，開具發票並負責收款，承擔信用風險、存貨風險、市場風險和外匯風險。

承擔不同功能和風險的銷售企業的收益水平是不同的。通常情況下，企業履行功能越多，承擔風險越大，它的收益水平相應地就越高。

可以看出，對不同類型銷售商收益的影響會隨著其承擔功能和風險的多少發生變化，而其中對收益影響最大的是對產品的所有權和市場，相對應的就是存貨風險和市場風險。在本案例中，為了實現核心企業家的利潤最大化，分銷中心將作為承擔有限功能的分銷商，擁有貨物所有權，但通過核心企業家開拓的銷售渠道最終實現產品的分銷，並獲得與其承擔的功能和風險相匹配的基礎利潤，而剩餘利潤則應歸整個供應鏈中承擔最多功能和風險的核心企業家所擁有。

確定定價政策

根據功能風險定位的結果，選擇每項關聯交易的驗證對象，分析每一項關聯交易所適用的轉讓定價方法，並針對每項關聯交易確定一種最適合的分析方法，通過一系列的經濟分析，確定合理利潤區間作為各項關聯交易制定定價政策的基礎和參考。

企業在進行轉讓定價籌劃時，需要特別關注以下幾點：首先，應考慮並購重組後的集團整體架構，對所籌劃交易實施的可行性、合理目的性以及是否具有商業實質等問題進行分析確認。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從轉讓定價法律法規的角度籌劃業務框架，規劃最優的業務鏈條模式，並根據企業的實際經營需要為關聯交易進行籌劃安排。與此同時，在關聯交易開展過程中，為了降低因缺乏業務實質而可能導致的風險，需要特別注意核心企業家開展業務的實質性，以及承擔功能與風險的經濟實質。

其次，關聯交易籌劃應以功能風險與利潤水平相匹配為原則。利潤的轉移應以承擔較多的功能風險為前提。功能風險的籌劃應考慮其實施的可行性，需在充分了解企業現有組織結構的基礎上利用現有資源進行籌劃安排。

最後，轉讓定價籌劃時，除關注傳統交易形式外，更應考慮中國稅務當局關注的熱點話題。如，近期中國稅務機關提出了維護發展中國利益的成本節約、營銷性無形資產、市場溢價等新理念，強調中國作為新興市場國家在市場購買力、廉價土地和勞動力等方面的優勢，要求發達國家認同並尊重這些特殊經濟因素對企業創造價值的貢獻。企業在進行轉讓定價籌劃時，應一並將上述因素考慮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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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金融期權的形成發展

18世紀，英國南海公司的股票股價飛漲，股票期權市場也有了發展。南海氣泡破滅後，股票期權曾一度因被視為投機、腐敗、欺詐的象徵而被禁止交易長達 100多年。早期的期權合約於18世紀90年代引入美國，當時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剛剛成立。19世紀後期，被喻為現代期權交易之父的拉舍爾·賽奇 (Russell Sage)在櫃台交易市場組織了一個買權和賣權的交易系統，並引入了買權、賣權平價概念。然而，由於場外交易市場上期權合約的非標准化、無法轉讓、採用實物交割方式以及無擔保，使得這一市場的發展非常緩慢。
1973年4月26日，芝加哥期權交易所(CBOE)成立，開始了買權交易，標志著期權合約標准化、期權交易規范化。70年代中期，美洲交易所(AMEX)、費城股票交易所(PHLX)和太平洋股票交易所等相繼引入期權交易，使期權獲得了空前的發展。1977年，賣權交易開始了。與此同時，芝加哥期權交易所開始了非股票期權交易的探索。
1982年，芝加哥貨幣交易所(CME)開始進行S&P 500期權交易，它標志著股票指數期權的誕生。同年，由芝加哥期權交易所首次引入美國國庫券期權交易，成為利率期權交易的開端。同在1982年，外匯期權也產生了，它首次出現在加拿大蒙特利爾交易所(ME)。該年12月，費城股票交易所也開始了外匯期權交易。1984年，外匯期貨期權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國際貨幣市場(IMM)登台上演。隨後，期貨期權迅速擴展到歐洲美元存款、90天短期及長期國庫券、國內存款證等債務憑證期貨，以及黃金期貨和股票指數期貨上面，幾乎所有的期貨都有相應的期權交易。?
此外，在80年代金融創新浪潮中還涌現出一支新軍新型期權 (exotic options),它的出現格外引人注目。新型之意是指這一類期權不同於以往，它的結構很奇特，有的期權上加期權，有的則在到期日、協定價格、買入賣出等方面含特殊規定。由於結構過於復雜，定價困難，市場需求開始減少。90年代以來，這一勢頭已大為減弱。90年代，金融期權的發展出現了另一種趨勢，即期權與其他金融工具的復合物越來越多，如與公司債券、抵押擔保債券等進行雜交，與各類權益憑證復合，以及與保險產品相結合等，形成了一大類新的金融期權產品。?

⑨ 我國會計全球趨同的發展方向和改革方向

一、問題的提出

經濟全球化作為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正在對當今國際經濟關系和各國經濟活動產生著日益深刻的影響。自2世紀8年代以來，在經濟全球化推動下，同時存在著的稅收國際協調和會計准則全球趨同這兩大趨勢就是明顯的例證。

所謂稅收國際協調（InternationalTaxCoordination），或者更全面意義上的「稅收國際競爭與協調」（）是指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各國一方面通過稅收政策和稅制設置來達到吸引流動性生產要素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在國際稅收關系中進行多方位協調與合作這樣一種經濟現象。所謂會計准則全球趨同（）則指受經濟全球化的推動，各國國內會計准則在不斷的國際比較和協調中，在國際強勢集團的推動下，向建立全球通用的會計准則目標發展這樣一種動態過程。如何理解經濟全球化對這兩個並行趨勢的影響，把握兩者之間存在的內在聯系，這是本文要研究的第一個問題。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面對兩大趨勢的發展，我國應如何在稅收制度設置和稅收政策運用、在會計制度安排和會計准則制定等方面有所回應，如何協調稅收制度與會計安排之間的關系，從而有利於我國競爭力的提高，這是本文要研究的第二個問題。

顯然，本文討論的是一個關於稅收與會計國際發展趨勢關系的跨學科問題。雖然有關這方面的專門研究在國內外稅收和會計理論界都較少，但卻已有相當的基礎：一是關於稅收與會計在微觀層面上的密切聯系，學界已有深入的研究（馮淑萍，1999；曲曉輝，23；魏長升等，23）；二是在宏觀層面上，財稅學者對稅收國際協調已進行了較長期研究（靳東升，1994；鄧力平，2，23；鍾曉敏，21），會計學者則已在會計准則國際協調和全球趨同方面取得了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葛家澍，21，22；馮淑萍，21，22；曲曉輝，21；曲曉輝等，23）。筆者認為，現在要進一步探討的是兩個方面：一是宏觀層面上的交叉研究，這是一種把稅收與會計相關國際化趨勢聯系起來的探討，是為國家制定政策提供理論支持的探討；二是將宏觀與微觀層面結合起來的研究，既為有關部門制定規制提供導向支持，又為企業提供應對之策。本文僅就宏觀層面的交叉研究進行初步嘗試，以期為相關研究提供一個新角度。

二、稅收國際協調與會計准則全球趨同的並存

對兩大趨勢並存的把握必須建立在對經濟全球化進程及其主體了解的基礎上。概括地說，經濟全球化具有四種形式：貿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投資國際化、生產要素流動國際化。經濟全球化的微觀主體是跨國公司（企業），宏觀主體則是主權國家（鄧力平，2）。在研究稅收國際化和會計國際化時，必須考察經濟全球化對此的影響，必須分析跨國公司和主權國家在這一進程中的作用。

（一）稅收國際協調及其表現形式

綜觀當今世界，各國稅制改革的基本趨勢是減稅。而在經濟全球化的視野中，各國的減稅就形成了稅收國際競爭。稅收國際競爭是經濟全球化下國際稅收關系的主權及其協調這一對矛盾的外在表現形式（鄧力平等，21），並具有正反兩方面效應。一方面，適當的稅收國際競爭可以促進資源向稅負低的國家流動；另一方面，過度稅收國際競爭將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以致各國之間持續地降低稅負，最終導致各國稅收主權的喪失。這樣，適當的稅收國際協調就成為必要。

概括地說，稅收國際協調採取五種依次遞進的形式：其一，稅收合作（TaxCooperation），即國家間通過交換各自稅制結構和納稅人信息，防止和打擊國際逃避稅行為；其二，稅收協定（TaxAgreements），指國家之間通過簽訂國際稅收協定，尋求解決稅制之間相互沖突引起的重復征稅問題；其三，稅制趨似（TaxSystemApproximation），指的是經濟發展水平和體制相近的國家，通過規則的約束，使各自稅制具備相似的特徵；其四，區域稅收一體化（RegionalTaxIntegration），指區域經濟組織成員國之間通過部分經濟主權讓渡，相互協調以縮小各自稅制的差異。這是以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為背景，稅收國際協調的較高層次；其五，擬議中的國際稅收組織（WorldTaxOrganization，WTOⅡ（1））（Tanzi，1994），這是最高層次的稅收國際協調，顯然須與較高的經濟全球化水平相對應。

自2世紀8年代中期以來，有兩個趨向值得注意。一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按照「低稅率、寬稅基、簡稅制、嚴征管」的原則進行了稅制改革，這一稅改浪潮迅速波及全球，從而使各國稅制呈現主動和被動性趨似；二是區域性稅收協調是以一國主權的部分讓渡為前提，是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的國家間協調的內在要求。從目前的情況看，在全球范圍內，要求各國在稅制設置與稅收政策運用方面進行更大讓渡，由於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而不大可能在短期內取得較大進展。

（二）會計准則全球趨同及其表現形式

與稅收國際協調相似，會計准則全球趨同也源於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依次遞進的形式對會計准則全球趨同提出升級的要求。貿易自由化引發各種國際會計業務，客觀上要求有適當准則與之相對應；金融全球化促進了跨國融資及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要求會計國際合作以建立相應的規則；投資國際化對特定會計方法、會計信息生成及其可比性提出要求；而在生產要素流動全球化下，跨國公司內部及其與關聯公司的定價在很多場合下難以找到市場參照，需建立相應的會計規范，跨國經營活動也需相似乃至統一的會計准則（曲曉輝，21）。

從目前的情況看，會計准則全球趨同存在依次遞進的三種形式。一是會計准則的國際比較（InternationalComparison），這是資本市場國際化與跨國公司發展的結果，是會計准則全球趨同的最初形式；二是會計准則的國際協調（InternationalHarmonization），這是以提高財務信息可比性為基礎的會計准則全球趨同的必經階段，1973年成立的國際會計准則委員會（LASC）經過不懈努力，為會計准則國際協調制定了《國際會計准則》（IAS），並推動其在全球范圍內的認可和實施，此外，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也做了大量工作；三是會計准則全球趨同（GlobalConvergence），這是會計准則國際發展的最高層次，也是LASC在21年實施了重大改組後會計准則國際化發展的方向。

然而，與稅收國際協調相類似，會計准則全球趨同的主導力量和基本特徵是發達國家利益導向和國際資本市場的財務信息需求，這里同樣存在國家經濟主權的讓渡問題。國際會計准則理事會（IASB）所設立的會計准則全球趨同的目標（IASB，22）能否實現尚需時間來檢驗；以歐盟（EU）為代表的會計准則區域協調在取得進展的同時，也面臨著諸多挑戰。

三、稅收國際協調與會計准則全球趨同的關系

兩大趨勢的發展軌跡表明，二者在發展動因、影響范圍、表現形式等方面存在內在聯系，主要體現為六個方面：一是經濟全球化是兩大趨勢並存的時代背景；二是現代世界市場經濟是兩大趨勢並存的體制基礎；三是微觀主體的利益要求兩大趨勢之並存；四是宏觀主體的活動促進了兩大趨勢之並存；五是會計准則全球趨同對稅收國際協調的基礎作用；六是稅收國際協調對會計准則全球趨同的制約作用。

（一）經濟全球化是兩大趨勢並存的時代背景

從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經濟全球化是兩大趨勢並存和發展的時代背景。這里僅從投資國際化角度舉兩例加以佐證。其一，資本市場國際化使資源配置超越一國限制而納入國際范圍。資本市場的原則是公平和效率，運作基礎是信息披露制度，而財務信息則是最重要的信息。由此，會計准則全球趨同在資本市場國際化下更顯其重要性。同時，會計確認和計量作為稅務體系的微觀基礎，其國際化進程勢必對稅務體系運作發生影響。而稅收法規的剛性及其與財務會計規范的大量重合，又使國家稅收不可避免地制約會計國際化的進程。其二，作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一種方式，在跨境資產重組中，對有關企業的財務信息進行整合十分重要，這其中必然涉及不同國家間的會計制度安排和會計准則協調問題。另一方面，各國的稅收制度和政策的協調對跨境資產重組也具有重要影響：不同國家對跨境資產重組的不同稅收取向直接影響資產的國際配置；而一國稅收政策直接決定著跨境資產重組中資產定價、股息政策等內容，因稅收政策不同而造成的跨境資產重組決策中的分歧須通過稅收國際協調進行緩解。

（二）現代世界市場經濟是兩大趨勢並存的體制基礎

市場經濟與稅收和會計之間的密切聯系是顯而易見的。這里強調的是，經濟全球化下的市場經濟具有兩個新特點：一是世界性，即是在開放條件下的市場經濟；二是現代性，即是政府調控下的市場經濟。了解這一點，有助於把握兩大趨勢的內在聯系。

就現代世界市場經濟與稅收國際協調的聯系來看，稅收國際協調的發展依託於現代世界市場經濟的體制基礎。理想稅制原則是市場經濟對一國稅制內在要求的體現。市場經濟下稅制設置主要遵循效率、公平、易於管理三原則，而現代世界市場經濟更強調經濟的開放性和宏觀調控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反映在稅制原則方面，效率和公平被賦予了新的內涵，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更加凸現，要求通過對稅收杠桿的運用有效吸引流動性較強的生產要素（如資本）。此外，如果各主權國家的稅制都遵循規范、透明、易於管理的要求，稅收國際協調將更具有操作性。總之，稅收國際協調趨勢的發展同時也是各國稅制不斷按照現代世界市場經濟內在要求進行調整的優化過程。

同樣地，現代世界市場經濟也為會計准則全球趨同提供了體制基礎。會計信息作為對經濟活動的反映和表述，直接影響著信息使用者的經濟決策，引導著社會經濟資源的流向。從這一意義上看，會計准則的制定是一種宏觀經濟行為和政治程序，政府的介入在所難免。政府通過會計准則對會計信息的「生產」進行管制，以配合宏觀政策的實施，繼而與其他國家的會計准則協調，並最終演進為會計准則全球趨同的趨勢。從實踐看，無論是發達國家（如美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如中國），政府對本國國內會計准則的制定及國際會計准則的協調均施加一定的政治影響（馮淑萍，1999）。

（三）微觀主體的經濟利益（活動）要求兩大趨勢之並存

跨國公司參與國際市場的最根本動機是謀求其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在這一過程中，會計是企業經營的「語言」，而稅收則是進行跨國決策時的重要因素。因此，從企業的立場出發，會計准則與稅收制度之間協調一致是理想狀態，這樣，企業以會計標准進行處理後無需再進行納稅調整。當企業在經濟全球化下拓展時，如能建立起全球通用的會計准則，將降低企業活動的交易成本；如果各國稅制之間的差異可以完全被克服，企業將無需進行基於全球的稅收籌劃；進而，如果兩大趨勢共同發展甚至完全重合，企業的跨國財務和納稅的調整成本也將大大減低。由此可見，稅收國際協調和會計准則全球趨同代表了跨國企業經濟利益的要求，並且從企業利益出發，企業傾向於將這兩大趨勢發展至極致。然而克拉尼斯基定律存在的必然性（魏長升等，23）決定了在一國內部，會計准則與稅收制度之間存在分離的必然性，這種分離只可調節不可消除；進而在國際范圍內，會計准則全球趨同與稅收國際協調之間也存在著無法消除但在程度上可以緩解的分離。因此，跨國公司的切身利益要求（進行調和的動力）和克拉尼斯基定律的客觀約束（分離的硬約束）共同決定了會計准則全球趨同與稅收國際協調互相兼顧，既協調又非同步的發展歷程。事實上，作為企業對不同國家會計准則與稅收制度之間差異進行調節的應對之策，跨國公司採取了全球范圍的財務（納稅）籌劃，進行了各種轉讓定價操作，這些都是明證。

（四）宏觀主體活動和利益促進了兩大趨勢之並存

一國稅制設置和稅收政策運用、會計制度安排和會計准則制定最終都將體現國家利益。會計准則（無論是一國的或國際的）具有協調經濟利益的作用，在國際層面上則隱含著各國的主權和利益，會計准則全球協調和趨同過程中的討價還價及各種阻力實質上是各國利益之爭（馮淑萍，21；葛家澍，22）。而稅收是一國稅收主權的直接表現，稅收國際協調下的國際稅收關系代表了世界經濟利益在各國之間的分配和調整。因此，兩大趨勢之所以有許多共同之處，源於兩者都與國家主權和利益有著深刻的聯系。轉貼於 看準網 http://www.kanzhun.com

但是，會計准則全球趨同和稅收國際協調同國家主權利益之間的聯系程度又不盡相同：會計准則通過微觀主體經濟活動與國家主權發生間接聯系，因此國家利益對會計准則全球趨同發展步伐的制約相對疏鬆；而以稅制和稅收政策為表現的稅收主權，直接關系本國對全球經濟利益的分配，是一國經濟主權中最難讓渡的部分，其受經濟全球化的波及往往最小或最遲。因此，較之會計准則全球趨同，稅收國際協調所面臨的阻力更大。與此相對應，二者的國際化進程（即發展的步伐）也將有所區別，可以預計會計准則國際協調的發展步伐會快於稅收國際協調：會計准則的國際化在經歷了國際比較、國際協調之後將有望實現某種程度的全球趨同；而稅收國際協調從稅收合作、稅制趨似到區域稅收一體化已近極致，全球稅收一體化似是一個難以企及的願望。

（五）會計准則全球趨同對稅收國際協調的基礎作用

會計准則全球趨同對稅收國際協調的基礎作用主要涉及稅基的確定、應稅金額的核定、稅款計算的正確性和確認及解繳時間的合規性。如前所述，稅收國際協調不僅體現在稅制的協調上，而且涉及稅收征管問題。這樣，財務會計的確認和計量就會影響到稅收國際協調的效果。譬如，在我國現行稅收實務中，財產稅的計算就是以財務會計的折余價值為基礎的，因此財務會計的折舊方法的選擇、折舊期間和預計殘值的估計，都會對財產稅負的計算產生決定性影響。在這種情形下，如果討論財產稅的國際協調，與財務會計確認密切相關的稅基的計算就比稅率顯得更為重要。再如，雖然在當前稅收實踐中，所得稅是嚴格據稅法計算的，而財務會計稅前收益與應稅收益之間由於會計准則與所得稅法的不同而存在的差異，是在企業申報所得稅時通過納稅調整來確定的，因此財務會計中有關所得稅稅基的確認就成為所得稅的計算基礎。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納稅金額的計算是以財務會計為基礎的。實際上，在存在財務會計系統的情況下，在實務中並不存在一個獨立的稅務會計體系，納稅數據的生成是財務會計信息產出後的局部再加工而已。這樣，財務會計理論和實務中存在的問題會在稅務計量上反映出來。同理，國家財政收入的計量和稅收公平原則的維護在一定程度上受財務會計理論、准則和實務的制約。從這個意義上說，稅收國際協調勢必受制於會計准則全球趨同。同時，應當承認，以稅收中性化為目標的稅收國際協調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稅種的簡化和稅率檔次的縮小，但仍只是一種潛在的趨勢。各國對稅基的不同處理方式構成了稅收競爭的主要手段，而且形式更為隱蔽，足以抵銷稅收中性化的效果。而恰恰在稅基的具體確認上，稅收與會計的交叉和融合幾乎達到極致。

（六）稅收國際協調對會計准則全球趨同的制約作用

稅收國際協調對會計准則全球趨同的制約作用主要表現為兩大層面：首先，與國家主權聯系的緊密程度決定了國家政府在稅收國際協調和會計准則全球趨同兩大趨勢中的不同參與程度。稅收國際協調是以各國政府為參與主體推進的國際趨勢，而會計准則全球趨同的推動力量主要為國際職業組織和強勢集團，其背後隱含了國家主權和利益（特別是涉及稅收和保護本國投資人的合法利益等政策方面）。從這一意義上看，稅收國際協調通過直接影響國家主權利益對會計准則全球趨同產生制約作用。其次，從制度運作層面上看，稅務對會計的制約作用在稅收國際協調方面主要表現為對會計准則全球趨同的進程、范圍、程度和效果的影響。鑒於絕大多數國家政府把會計准則歸結為法規和主權范疇以及基於成本和效益的考慮，稅務確認和計量對會計准則的影響是必然存在的，稅收國際協調的內容將會影響會計准則全球趨同的內容；稅收國際協調范圍的擴展也將進一步充實會計准則全球趨同的內容。

四、結論與啟示

（一）「一體化三難」：兩大趨勢並存與聯系的本質

上述兩大趨勢之間的種種聯系，就本質而言，是所謂「經濟一體化三難」問題（EconomicIntegrationTrilemma）在國際稅收和國際會計領域中的表現。「經濟一體化三難」指的是存在於經濟全球化、政府對經濟的管理和國家主權三者之間相互競爭、難以完全彼此兼顧的關系，即一種矛盾發展中的狀態。在現實中，同時滿足或兼顧其中兩項目標而忽略第三項目標是可能的，而同時實現三項目標卻極其困難，甚至是無法企及的（Summers，1999；Bagwell＆Staiger，21）。

將對「經濟一體化三難」問題的認識思路擴展到稅收國際協調和會計准則全球趨同領域，有助於認識這兩大趨勢並存和發展的本質。稅收國際協調是經濟全球化下的趨勢，但稅收主權又因其是國家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無法完全讓渡，稅收制度和政策必須體現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與此相似，會計准則全球趨同迎合了經濟全球化的要求，體現了市場經濟對微觀主體經濟活動的要求，一國會計標准與國際會計准則的協調間接體現了國家利益與主權。因此，「一體化三難」在稅收國際協調和會計准則全球趨同領域既有明顯的共性，又因其覆蓋領域而各具特點。兩大趨勢中的「三難」在一定「度」的范圍內可能得到調和，對這種「度」的把握程度決定了「三難」三個目標之間在這兩個關聯領域的協調程度。

簡言之，無論是研究稅收國際協調，還是探討會計准則全球趨同，都應該在經濟全球化的前提下，審慎地把握維護政府管理和國家主權的程度，致力於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目前，稅收國際協調的難點在於稅基的協調，會計准則全球趨同的核心問題是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因此，進行稅收國際協調必須考慮會計准則全球趨同的特點、程度和趨勢，實施會計准則全球趨同則必須考慮稅收國際協調的宏觀約束作用，二者的進展又必須以主權國家的活動和利益為基本前提。

（二）應對兩大趨勢之啟示

面對稅收國際協調和會計准則全球趨同進程，我國應採取積極與穩妥相結合的態度，「順勢而為，與時俱進」（馮淑萍，21）。這里，筆者僅談談對政府、學界與企業的三點啟示。其一，政府在制定國內政策時應把握趨勢並注意協調。稅收國際協調、會計准則全球趨同與國家主權之間存在的密切聯系，決定了政府對這兩大趨勢參與和干預的必要性。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經濟轉軌國家，不能夠無條件接受以發達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稅收國際協調和會計准則全球趨同。這兩大趨勢不是純粹的技術性問題，實質是各國利益之爭，是各國博弈的過程（賈亞鋒，23）。我國應找准位置，研究稅收規范和會計准則二者之間的相互關系，既要利用趨勢以增強本國的競爭力，又要確保本國利益的最大化。我國還應聯合與我國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和地區，與強勢集團和國家討價還價，使這兩大趨勢最終沿著符合絕大多數國家利益的方向發展。其二，學界應加強在宏微觀層面對稅收與會計的交叉學科研究。如前所述，本文僅基於宏觀層面對兩大趨勢的交叉研究進行初步探討，而就兩大趨勢的宏微觀層面之結合，本文尚未涉及。因此，未來之研究還需要學界，特別是稅收和會計相關領域的學者進行開創性思考和研究。其三，企業應充分了解趨勢，把握規則，更好地應對全球化挑戰。稅收法規和會計准則對企業經營具有重要作用，企業作為經濟全球化的微觀主體，是兩大趨勢效應的最終承擔者，因此，對此進程的把握，直接影響著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特別對中國企業而言，要與外資企業開展業務往來，必須有效了解外資企業居民國的稅收制度和會計准則；而要走出去，則更要充分了解投資目的國的稅收制度和會計標准。總之，當企業經營活動突破國界時，要密切關注稅收國際協調和會計准則全球趨同的發展，以獲取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利益。